跟皇帝也可以说一声“拜拜”

李纲与高宗这一对君臣，从建炎元年六月初六起，开始共同操控朝政，一直很默契。高宗对李纲尊敬有加，凡事无不请教，视若老师。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七月中也没有太大变化。两人每日见面所议，有很多都是在探讨靖康之败的原因，以作为将来图大举的经验教训。

七月某日，在议事时，高宗突然出示了一件绢背心，对诸大臣说：“道君皇帝自燕山密遣使臣，带来此物，领子中有他亲书‘便可即位，来救父母’几字。”

睹物思人，在场大臣无不深深震撼！

李纲与执政们看了背心，都流泪拜奏道：“此乃陛下受命于道君的明证！应藏之太庙，以示后世。道君皇帝远幸沙漠，寄厚望于陛下如此，臣等敢不竭尽全力措置边事，以实现陛下的孝思？”

等诸执政退下后，高宗的心情也很难平复，就与李纲探讨起靖康年间的得失来。

在高宗印象中，钦宗皇帝在位时，处理政事相当勤奋，所以他很奇怪：“渊圣（指钦宗）批阅奏章，有时终夜不寝，而结果有播迁之祸，这是为何？”

李纲深知问题出在哪里，于是答道：“渊圣皇帝早年当太子十余年，美德闻名天下。即大位后，勤劳恭俭，虽古之贤主，也胜于他不多。但他处在国家艰危之时，勤俭有余而英明不足，不能分辨忠邪。一旦议论纷纷，则为小人所惑，所以最终误大事。人主之职，只要能知人而善任，近君子而远小人，虽不亲自处理细务，而大功也可成。不然，即使在批阅奏章时每日定量，吃饭由卫士传餐，亦无益也！”高宗听了精神一振，觉得这“抓大放小”之说甚有道理。

李纲接着分析靖康之败的缘由：“靖康初，金人犯阕时，中国的应对之策，做对了的有二：一是道君禅位（使金人出师无名，并挽回民心），二是渊圣皇帝固守京城（稳定军心）。假如其后再做对了一件事，也就是做出正确的决策，中国就可无事。可惜战与和两者皆错，以至出了大变故。和之失在于，对金人所提出之条件，不能答应的应坚执不许，但我方一切皆允诺，这是向敌人示弱。一旦不能兑现，金人当然要再次入寇。战之失则在于，当时勤王之师集于京城四周三十余万，臣献策说不宜分兵，而应以重兵与金军对峙，待其无粮，围而击之，一举可破。可惜当时不以为然，将兵权分开，所以姚平仲才得以冒险出击。而后又因劫寨小败而不敢再战，贼退又不肯追击，遂使金人有轻视中国之心，而中国之势日弱。臣以为，机会之来间不容发，一失机会，悔不可追。愿陛下以靖康为鉴，审处而决断，方可成功！”

高宗还是不大明白：“靖康之初能守，而金人再次来犯，遂不能守，何也？”

李纲当然也想过这问题，早就归纳出了五条，当下逐一道来：其一是，金人第一次入寇，不知中国虚实，也没想到要“犯京阕”，只是因为中国失备，被他们钻了空子，才打到了汴京城下。宗翰兵又失期未至，所以宗望攻城的愿望并不强烈。而第二次，金人则是抱定了吞噬中原之心，战争目标清晰，这就很不同了。

其二是，第一次金军至城下，不数日，勤王之兵已至，对金军构成了很大威胁。而第二次是城被围住了，朝廷才发蜡书募天下兵，事不及矣！

其三是，第一次金人驻扎在城外西北隅，而京城守备的主力——行营的军队也驻扎在城外的要害地区防守，京城与四方的音信络绎不绝，城并没被围死。勤王兵一到，“贼”即敛兵不敢出。而第二次是朝廷为制止金军驻扎，决开水口，淹没了城外西北数十里，而对东南方向却不派一兵，结果让金军占据了东南，把一座城完全包围住，城中音信不通于外，勤王兵也进不了城。这是自己把自己给困死了。其四是，第一次被围，正逢钦宗刚即位，人心振奋；将士们看到了新的希望，所以肯用命。第二次是钦宗执政了一段时间之后，赏罚失当，人心背离，战斗力随之大减。

其五是，第一次围城时城内防守措置有序，号令严明，昼夜检查，毫不松懈。而第二次在关键岗位上无人负责，“贼”至，造桥渡濠，竟然听之任之。结果金兵数十人登城，城上将士即溃，基本等于没有防守。

对汴京两次被围不同后果的缘由，李纲已经分析得很透彻了，除了一些具体的因素之外，从总的战略、策略上分析的确就是如此，即便后世的人也没有什么更多的文章可做。当时以及南宋后来的有识之士，也都看得很清楚——“李纲在，汴京在；李纲去，汴京失”，因果分明，铁案如山。所以，在李纲身后，对他的评价一度达到很高的程度。

李纲的上述分析，高宗给予首肯，他命李纲把第一次围城时的措置写成札子，留中研究。

君臣俩到现在还看不出有什么嫌隙。从当年七月中旬的有关记载来看，导致李纲后来罢相的导火索，起与李纲与黄潜善、汪伯彦之辈的理念与权力冲突。

一般来说，中国这么大，外部力量一时是打不垮的；事情搞不好往往是出于内争。在皇权体制下，科学、客观、实事求是的理念不可能长久占上风，最终决定是非、胜负、宠辱的，说到底就是权术。仁人志士们再怎么叹息也没有用！

最初产生争议的是关于李纲提议的“买马”一事。李纲曾建议：“金人专以铁骑取胜，而吾以步军对阵，容易溃散。今行在之马不满五千，其中可披甲上阵者无几。为权宜之计，非在民间购买不可。请先下令，下级将校不许乘马；然后令州内之官民有马者，按等级给价取之。不得将马隐寄在权贵家中不报，也不准借买马骚扰民间。则数万匹马还是可以搜罗到的。买马之资，国家无力出，须劝募民间出财以助，有捐资多者，可授给官职以作为补偿。”

这个建议是强军之策，高宗自然同意，有诏让三省按步骤施行。诏书按照李纲的建议，明确规定：“文臣允许养马一匹，其余官吏士民有马者，一并交给官府，各地长官负责查清马的数目、等级，以钱偿付。限半月查清，有隐匿者以违制论。”同时还规定，国家鼓励从军，白身平民从军，被服用具由国家全给。良家子弟自带弓马从军，国家每月发给钱米。官吏、寺观、民户愿以私财助国者，按财物多少推恩。

这些措施刚一实行，就有谏议大夫宋齐愈跳出来，上疏弹劾李纲说：“民财不可尽括，西北之马不可得，东南之马又不可用。至于兵数，每郡增二千，岁用千万缗，费将安出？”

这种说法，如果不看背景，似乎很有道理。可是，在南宋百废待兴、尤其需要加强防务以立国的背景下，这种貌似公允的调子，其隐含的意义就不止是对一两项政策的否定了。

高宗居然也就听信了这种说法，让三省不要再推行原来的买马政策了，每州买百匹即可。东南不产军马，因此免于施行。此外劝民出资的政策也一律停止。高宗解释说，更改政策是由于“恐致骚扰”。李纲的权威第一次受到挑战。

可巧这个宋齐愈，在这时自己出了问题——有人弹劾他在围城期间有立场问题。

宋齐愈，字文渊，号迟翁，籍贯及生年均不祥。宣和中为太学官，当时徽宗召见，命作梅词，要求必须是前人所未道之语。宋也算个很有才气的词人了，立刻写了一首《眼儿媚词》，内有“霏霏疏影转征鸿，人语暗香中。小桥斜渡，西亭深院，水月朦胧”之语，清新可读，徽宗见了，不由连连叫好。

在钦宗朝时，他为右司员外郎。战乱后从围城中逃出，来到行在，自报在靖康年末请了病假，因而没有参与伪楚之事。后高宗授予他谏议大夫。

现在，有臣僚揭发：他是立张邦昌为“皇帝”的首倡者，且证据确凿。李纲与执政将这个检举奏疏呈了上去，高宗震怒，命交给御史台审问。审问结果其罪行无误，宋齐愈自己也服罪。

当时，为他说情的人颇多，但是高宗却不能释怀：“齐愈奸佞悖逆如此，岂可不正典刑！假使邦昌事成，置朕何地？”

皇帝发了火，于是大家再不敢言。这位政治不过关的才子，最终被推出西门斩首（一说腰斩），罪行张榜于街巷。

宋齐愈在甄别运动中被揪出，纯属咎由自取。但是由于李纲是“议伪命”的倡导者，所以宋的被杀，有人就把账算在了李纲头上，在稍后引发了一场政潮。

与此同时，还有御史台审结的陈冲、余大均、洪刍、王及之等案也一并报高宗处理。这些人都是在围城中诱惑宫女为妾，或把犒劳金军的金银占为己有的罪臣。高宗在公文上批道：“此何等时，乃敢如此！”愤怒之情，溢于言表。

起初，这四人也有可能掉脑袋，众人连忙解救，高宗松动了一步，批示：罪重者流放登州（今山东牟平）沙门岛，永不放回，其余的编管岭南。

此外，龙德宫华国夫人李春燕也被逮，由京城留守司等衙门会审。查实张邦昌在结束“皇帝”生涯回府时，李春燕送他出禁中，告别时的谈话涉及高宗当藩王时的隐私，按律为“指斥乘舆”，也就是骂皇帝。

还有张邦昌当时住在福宁殿，李春燕曾让自己的养女——宫女陈氏为张邦昌侍寝。后来张邦昌很中意这位小娘子，就用姐姐的一个丫环将陈氏替换出来，收在了府中。这个问题就更严重了，是他狗胆包天睡了皇帝的宫女！ 事情一审出来，高宗又震怒了：“邦昌竟敢住宫禁寝殿，私奸宫人，可见其何等猖狂！”

——叛国的事情不恼，睡了个小保姆却要大光其火。上级有时候对事物的判断常常让下级摸不着头脑。

李纲并不像有些人想象的那样，对这一系列罪臣在处理的时候非要置他们于死地，就连对宋齐愈，他也曾以大赦为名力救，尽管他知道宋与黄潜善私交甚好。这次对张邦昌也是一样，李纲提醒高宗道：“邦昌既敢僭窃位号，陛下已特恩宽宥，此乃细故（小事）耳，似不须加罪。”

然而高宗不这么看，卖国不要紧，侮辱了皇家的面子才是大事！他大笔一挥，赐张邦昌自裁！之后，就派了殿中侍御史马伸，急赴潭州监督执行。

张邦昌欠大宋皇朝的一切，就此全部偿清。据说，他临死时曾大呼冤枉，后世也有人为他鸣不平。不过，他的所谓“冤或不冤”的问题，一句话就可以说清楚——难道卖国还有什么苦衷么？

宋齐愈跳出来阻挠李纲的备战计划，他命不好，自己找了死。但是，朝中对李纲的攻击并未停止。

黄潜善营垒里又蹦出一个河北转运使张益谦来，指责张所的河北招抚司扰民。他说：“自从招抚司设立以来，盗贼越招越多，白昼杀人，不如罢之，将此事交给地方帅臣去办。”

李纲十分愤怒，对高宗说：“张所目前仍留在京师招集将佐，尚未及行，益谦何以知其扰民？朝廷以河北民无所归，聚而为盗，所以才实施招抚，要借其力而用之，岂因置招抚司而有盗贼乎？今京东、京西群盗横行，攻掠郡县，又岂是招抚司之过？目前局势艰危，朝廷欲有所振作，张益谦一个小臣，却以非理阻止，此必有主使者。不惩之，无以戒妄议！”

但是高宗多少受了张益谦的影响，下旨招抚司：一旦就绪，马上渡河，不得抽调京城守兵，一切装备由朝廷供给。招抚来的河北兵民要严加管束。同时又让张益谦做个详细的报告呈上来。

黄伯彦把持的枢密院绕开尚书省，将张益谦的申诉状直接呈递皇上，取了旨，痛批了一顿招抚司，并行文河北各州县。文件下发数日之后，才跟尚书省打了个招呼。

李纲见了这个，差点气晕了，立刻拿了这份文件，与汪伯彦等在廷上展开了一场激辩。

先前高宗对招抚司的告诫，尚书省已有公文发下，传达了圣上意旨。现在这个枢密院公文，内容与尚书省的不同，你叫下边听谁的？ 李纲奏道：“张益谦所奏都是细故，且有待考察，尚书省得旨后已发文，而枢密院又另外取旨痛批之，此何理也？不过欲与张益谦互为呼应，以细故害大计、压制张所罢了！朝廷委派张所招抚，措置刚刚就绪，即将成功，却遭打压如此。州县知道朝廷有不同意见，如何还肯努力？弃事功于垂成，真可惜也！臣不知朝廷对于张所，是欲其成呢，还是欲其败？欲其成，则不当打压之如此，欲其败，则不如罢去算了，不要这样挟私害公了！打压一张所又何所难？但是误了国家大计，使河北兵民、州县尽为金人所得，中原不能保，何人能负其责？靖康间，就因朝廷意见不同遂致大祸，今日岂可复蹈前车之辙？”

这一番痛斥酣畅淋漓，且不管你什么君主尊严、大臣体面，把“潜规则”撕破了说话。直说得汪伯彦脸上红白不定，无言可对，只得咬定不知道尚书省已有公文下发。

高宗当然也无话，只得让枢密院改正，还是以尚书省的公文为准。对张所问题的处理，可以说是李纲在朝中与黄、汪第一次公开爆发冲突，此前他与两位执政起码还保持着表面上的和谐，所有朝中大事都是经过商量才报呈高宗的。黄、汪这次的背后捣鬼，换了别人，也许会忍让一下就过去，或者也报以阴柔之术，但李纲行事向来不愿委琐，所有意见都是直通通地说出来。

这些话高宗听了会作何感想？李纲全不予考虑。承平时期，玩玩权术猫腻尚可以理解，国家危殆如此，还在把国事当儿戏，翻三覆四，是不是不想要这个国家了？

李纲想的是：事情就这么明明白白，我也就把话说得明白。若不相信的话，金国的大军立刻就能让我们大家都相信。

这种直率，导致他与高宗的关系骤然变得紧张。

建炎元年的七月十二、十三日前后，李纲听到朝臣们有议论，说高宗还是想巡幸东南，一点儿回驾汴京的意思也没有。对此，李纲颇感震惊。如果高宗要向东南转移是实，那么就不仅仅关乎李纲个人的命运了，而是将直接影响到宋、金今后的关系，影响到南宋今后立国的格局和命运。

皇帝往东南走，南宋就将永远是个偏安的小朝廷；皇帝若能返京，金人退出大宋全境则是指日可待的事！

两种前途命运，就在皇帝的一念之间。

李纲平复了一下心情，决心当面说服高宗不要走。

七月十四日，李纲上朝，很从容地奏道：“近来朝廷对外经营两河，对内修治政事，都已逐渐就绪。惟独陛下将巡幸何处尚未定，中外人心不安。中原者，乃天下形势根本，一离中原则人心摇、形势倾矣！假使今冬无虞，陛下还阕，天下之势遂定。而今外界议论纷纭，都说陛下将巡幸东南。果真如所言，臣恐中原非复我所有，还阕无期，而天下之势遂倾，难复振矣！”

高宗没想到，李纲会直截了当地提出这个问题，当场闹了个大红脸，连忙解释说：“只是想送元裕太后（即张邦昌找寻到的废后孟氏）、六宫往东南而已。朕当与卿等独留中原，训练将士，增兵聚马。如此，都城可守，虽金贼亦可灭！”

皇帝如此信誓旦旦，李纲便没二话说，连忙拜了两拜，赞道：“陛下英明如此，虽汉之高祖、光武，唐之太宗，不过如此也！”接着又道：“高祖、光武、太宗皆亲自带兵，披甲胄，冒矢石，天下于马上得之。今日当然不须如此，但陛下车驾不离中原，则将士奋勇，金贼不敢窥伺。经营两河，虽稍劳苦，而后享安逸。倘若取一时之安，后患怎生了得！只是中外臣民未知陛下意图，还请公开告谕之。”

李纲的立论无懈可击，逼得高宗只好答应，向天下臣民表态。有关诏书很快公布在汴京和南京，读过的人无不感泣。

李纲也令有关部门安排元裕太后及六宫去东南的事宜，准备好护卫士卒、粮草和舟船等。

七月十七日，高宗又有旨，表示接受李纲的建议，今冬巡幸南阳，让观文殿学士范致虚去知邓州（今属河南），负责修理城池、宫殿。又安排了粮草储备事宜，似乎是万事俱备的样子。随后，高宗又任命黄潜善之兄、户部侍郎黄潜厚为巡幸提举。此后，皇帝巡幸南阳的准备工作也就加紧开展起来。

如果事情就此发展下去，高宗立足南阳，作为恢复中原的前进基地，倒也可能有一番大作为，即使比不上汉光武帝，其历史地位怕也要超过那位兵败后坐了驴车逃跑的宋太宗。

可是，皇帝自有皇帝的价值观念。谁也想不到，七月下半月时，高宗忽然下了一道手诏，说要巡幸东南，以避夷狄，令三省和枢密院共同写一个准备方案上来。

这可真是晴天霹雳！连皇帝也可以说话不算数。

谁不知道东南好？但是现在不是去享受的时候，而是得先想法保住残存的江山再说。

可是皇帝不是这样想。他想的也许是：反正鸡一时还死不光，就先放开手杀鸡取卵吧！做人、特别是做了皇帝，不图快活图什么呢？所谓的“为民”、“保国”等等，不就是一些千年的套话么？——孺子不可教竟至于此！李纲也狠了心，断然扣下了手诏不发，写了札子，极言不可去东南。

他说：“自古中兴之主，起于西北，则足以据中原而占有东南，汉光武、唐肃宗是也。起于东南，则不足以复中原而占有西北，晋元帝是也。因为天下的精兵健马，皆出于西北，一失西北，兵马无所取之。且金人将乘机扰我陕西，盗贼蜂起，朝廷号令不行，精兵健马全都白白留给了金贼。加之道路梗塞，人心惊溃，陛下虽欲还阕而不可得，更何况治兵取胜、迎还二圣哉！惟有南阳，汉光武据以中兴之地，山高城坚，四通八达，可暂时驻跸。待度过冬春，两河措置就绪，即可还汴京。此为最佳之策！”

高宗看了札子，无话可说，派人从李纲那里取回了巡幸东南的手诏，叫李纲与执政再商量一下。

高宗为什么会忽然变卦，这成了一个千古谜案！

他的变卦是南宋初期战略取向的一个重大转折。其后，“恢复大业”虽经几代人努力，终成泡影，仅仅为南宋的豪放词人提供了无尽的抒情素材而已。

后人多半把高宗的变卦，说成是李纲的恢复计划中“迎还二圣”的字样刺激了他。为了避免二圣归来后他自身地位的尴尬，所以最终选择了对金妥协。但我以为，这个问题在此刻尚不成为一个问题。有关的史料记载上，没有任何一个疑点说明这时的高宗已很忌讳“迎还二圣”了。

而且，如果高宗真的使南宋强大到能够“迎还二圣”，那么他作为中兴之主，在全国军民的心目中必定威望空前。两位丧权辱国的战俘皇帝即便归来，也不具备重新登台的民意基础。徽宗误国，自身早就无意于皇位；钦宗失国，大宋人无不耿耿于怀。这两人有什么资本能威胁到打败了金人的高宗？

所以，这期间高宗在发出了巡幸南阳的公告之后，又不顾信誉公然变卦，显然是价值观起了决定作用——他根本就不想做一个雄才大略之主。在东南繁华之地，当个半壁河山的皇帝不是也很舒服么？

当然，也不排除高宗在十几天内的大转弯，是由于受了黄潜善、汪伯彦之流的鼓动。这一类人的观念不问可知——现成的福不享，干嘛要去亲冒矢石、冲锋陷阵呢？

天下者，皇帝的天下。这个当了皇帝的人就要享受人间至福，就是要过一天算一天，当时的人有什么办法能制止得住呢？

中国的历史，就是由无数这样的遗憾所写成。

第二天，李纲抱着尽最后一搏的决心，又写了一札，援引楚汉荥阳、成皋之战，曹操、袁绍官渡之战以弱胜强的例子，纵论天下形势。又与执政议政于御前，李纲说：“今乘舟顺流而到东南，固然安便，但一离中原，势难复还。中原安，则东南安；失中原，东南岂能无事？一失机会，形势削弱，将士离心，变故将不测，且后事艰难。欲保一隅，恐亦非易！陛下既已下诏独留中原，人心悦服，奈何墨迹未干，失大信于天下？”

李纲的这些担心到后来都一一被验证。后来南宋果然有“后艰”，在“难保一隅”的战战兢兢中被挤压了一百多年。高宗被李纲说得汗颜，只得同意还是巡幸南阳，令李纲负责筹备出行事宜，一至初冬，便择日起程。

但是此后的几天内，黄、汪之流不甘心他们的“大计”被李纲所阻挠，私底下仍然鼓动高宗巡幸东南，外间对此也有不少传闻。有友人对李纲说：“士大夫议论汹汹，都说有人提出密议，东幸已决，去南阳不过是应付你。何不从其意算了，不然，事情将不测！”这是一句委婉的警告，意为李纲若坚持下去，很可能在政治舞台上失势。

李纲并不以为意，他答道：“天下大计，在此一举。国之安危存亡于此为分水岭。皇上虽有成命，也可改易，我当以去留（不惜以辞职）争之！怎可为保身计，而受天下之责？”

从这以后，高宗虽然不再提巡幸东南的事了，但是对李纲先前所做的决定，往往做出否定或者修改，明显地看出对李纲已有所不满。比如，高宗指责买马扰民、指责改制新军“有害军政”等，都是在这时提出来的。

黄潜善为打击李纲，干脆从人事方面下手，以李纲的姻亲、江宁知府翁彦国做靶子，意图掀起倒李纲的风潮。高宗听信了谗言，批出旨来，说翁彦国在修复江宁城池时花费太多，骚扰东南。

对此，李纲上奏解释了情况。

派翁彦国去江宁任知府，负责修城，还是在李纲赴行在之前就下的任命，与李纲无关。翁到位后，朝廷批给十万贯钱做经费，翁彦国后来上了个札子说不够，于是高宗就有“骚扰东南”的批示出来。李纲争辩说：“十几年前，赐给大臣一座宅子，尚须费钱百万。今日令修城，十万贯岂不是太少？”

高宗听了这个解释，先是增批了四十万贯作为补充，而后过了不久，忽然又有旨下来，仍说翁彦国“修城骚扰”，要求严厉处分。恰好在同一日，江宁府有公文上来，说翁彦国病死了。高宗便说：“彦国已死，不须处分了。”但仍下令免去翁的职务待遇，又降旨“抚慰东南”。

皇帝的这些姿态，满朝的人都能看出来：李纲不大灵了！

李纲当然看得更清楚，以前奏事或者拟的公文，很快就能批出，现在则多不批出。李纲知道，黄、汪等人没少进谗言，且“其入已深”。他也不想装傻，一日，在朝议过后留下，对高宗说：“近日屡次劳烦圣心，下令改正已行事务，臣已逐一辩明，幸蒙谅解。又所拟各项事务文本，多未批出。乃是因臣特立独行，又蒙陛下特殊恩遇，嫉妒者多，必有暗中离间者。”

高宗不承认有小人告状，只是敷衍说：“无此，所批改正事务，只是朕偶尔想到。其余未批奏章正在细读，并非不批。”

君臣俩以往的默契到此已荡然无存，虽然尚未决裂，但双方已是勉强在维持关系了。

到八月五日，形势更趋明朗化，高宗的倾向公开了。有旨升李纲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而提拔黄潜善为右仆射兼中书侍郎。这样一来，从过去的仅李纲一相，变成了李纲与黄潜善“两相同朝”的局面，反对李纲的势力大大增强。

黄、汪一伙欣喜若狂，弹冠相庆。六月初以来，他们与李纲搏弈近两个月，心计用尽，战战兢兢，如今大功告成，接下来就要放手一搏，非要搞垮李纲这个不合时宜的老顽固不可。

按中国官场的潜规则，整人要从对手的下属整起，否定人要从否定其主张做起。“两相”的任命一下来，黄潜善立刻开始破坏李纲的两河战略。先打压张所不成，马上又开始算计傅亮。

管他什么战与和？整人不讲道理，就讲如何把你的人给整下去！李纲知道他这招毒辣。黄潜善这是把国防大计与人事关系搅到一起了，让你撇不清、道不明。如果李纲听之任之，则恢复中原之策势必胎死腹中；如果李纲出面解救傅亮，则恰好被黄潜善说成是拉帮结党。

但李纲就是不听这个邪。国家命运高于天，为保住河北河东大好局面，豁出来辞职也要争！

忠直之人，一般都是偏向虎山行的人。他在事后回忆道：当时“虽知堕潜善策中，盖势不得不然也”。李纲实在是痛惜两河的大好局面就要被这帮小人断送掉！

当时，张所与傅亮分别负责在河北、河东招兵买马，工作做得有声有色，极大地牵制了金军的力量。特别是在河北，张所携带千余份空名告身（委任状），携三千兵卒前往河北，一时间义兵云集，“应募者十七万人”。义军“八字军”王彦等人纷纷投效旗下，岳飞也来向张所报到，被任为中军统领。

张所曾问岳飞：“你一人能敌几个敌人？”

岳飞答道：“勇不足恃，用兵专以计谋取胜！”

张所很惊讶：“看来你并非粗人！”于是对岳飞甚为器重。岳飞的军事天才也从此得以施展，最终成长为南宋赫赫有名的抗金将领。傅亮这一边势头也很好。先前傅亮见河东经制司下属兵员才万人，且多为乌合之众，其中还有一些招安来的盗贼。这样的武力一过黄河大概就要被金军吃掉。于是上奏，要求先去陕西招募正规的西兵、民间弓箭手和将家子弟，估计可招到二万人。然后再联系河东各个山寨豪杰，伺机策反已失陷的州县，待时机成熟即渡河作战，收复沿河一带后，再伺机深入，逐步收复泽、潞两州和太原。

得到高宗批准后，傅亮便雄心勃勃地上了路。可是走了才十余日，枢密院忽然取旨，命宗泽在汴京节制傅亮，让傅亮即日渡河，深入金军腹地。

傅亮在途中得旨，知道这是朝中小人要置他于死地——带领一万名刚收容来的地痞流氓，渡河去干什么？不是送死么？

他上疏申辩说：“此令与以前指令不同，何也？即令我即日渡河，也无不可。但河彼岸皆金人地面，我司措置全未就绪，过河后，何地可为家？何处可以得粮？乌合之众假若为金人所溃败，何处可以得兵？亮死不足惜，只怕是有误国事！”

李纲跟着也有奏章上呈，质问这马上渡河的昏招：“河东今日之势不同河北，河北所失，不过数州，其余皆自愿为朝廷所守。王师（宋军）渡河，犹有驻扎和得粮之处。河东州县则大半沦陷，今经制司人马不齐，猝然驱之渡河，遂为孤军。倘若全军覆没，不知朝廷更从何处再觅将佐士卒，来全面经略河北？古人将帅在外，不由中央驾御。请仍照前议，任由将帅发挥才智，假如旷日持久而无功，则朝廷可以法治之，何必驱之如此之急？”

黄潜善、汪伯彦现在已不怕李纲了，毫不让步，瞪着眼睛说瞎话：“不令他们急渡河，则将失机会，傅亮只是想逗留不进而已！”

李纲争辩道：“兵事怎能坐在堂上遥想猜度？且目下也未见有什么机会。委任了将帅，就让他们择有利时机而动即可。今不顾其措置未齐，而驱之渡河，正是为贼之饵食，哪有什么好处？”

高宗见黄、汪之流固执己见，也很犹豫，数日之间徘徊不定。几天过去，见皇帝没什么动静，李纲又极言力争：“潜善、伯彦先是极力打压张所，幸赖陛下明察，使其不得逞。经营两河，乃臣所建议，而张所、傅亮又为臣所举荐。打压二人，就是要让我李纲丢面子，令我不安于职。我素以靖康间大臣不和之事为教训，凡事都与潜善、伯彦商议而后行，不想二人却有心计如此。我以为，傅亮这人明白事理，愿陛下耐心观察，则情状自见。”

高宗眼睛望着天棚，憋了一会儿，说：“朕今晚批吧！其余都不变，只是让经制司改设在陕府。”

高宗说完，其余人都没话了。黄潜善则要求独自留下来，要与皇帝对话。

这个征兆不好。果然第二天，圣意就批出来，说：“傅亮兵少，不可渡河，可以罢经制司，令傅亮本人赴行在报道。”

不用问，这是黄潜善操纵皇帝又一次成功！

李纲知道：这世上，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大宋之明日，将永无朗照！不知他此刻心情是如何地绝望，但他决定不愤怒、不哀戚，只把要说的说了、要做的做了，无愧于己心、无愧于后世，也就行了。

天要倾，地要陷，就算做了一个屈原大夫，又能如何呢？

他把皇帝的御批压下没发，上奏道：“臣昨日论傅亮事，已经蒙陛下宣谕：傅亮职务不动。刚才收到御批，却还是罢了傅亮的经制使。不知圣意是何意？”

高宗淡然道：“傅亮兵少，不可渡河，不如就这样吧！”

李纲寸步不让：“臣昨日争不可立即过河，今日就因臣争论之故，将傅亮与经制司一并罢之，此必潜善等以私害公，暗中惑乱圣听，欲迫使臣去职。臣蒙圣恩，只知一意为国家，凡可以持危扶颠者，知无不为。以傅亮经营河东，乃今日所为之大事，潜善等欲破坏之。此若可罢休，其他还有何事可为？”

他直截了当表明：请皇上收回成命，否则，他这宰相也干不了啦！这是李纲第一次明确地提出辞职的意向。

高宗却没把问题看得太严重，说：“像傅亮这样的人才，难道如今很难得么？”

李纲说：“臣曾与傅亮款语（详聊），观其谋略，真可以为大将。询问士大夫，亦以为然。让他做了经制使，姑且试之，假以岁月，必有可观。而今未曾使用，遂罢之，则不可！古之用将，恐不如此。昔日汉高祖怎知韩信？只因萧何荐之，遂为大将。萧何所以知道韩信，亦因屡与之语。如今人才难得，而将帅之才尤为难，偶得一二，诸事未成，遂以寸纸罢之。待将帅之轻如此，谁不寒心？且潜善之流意不在亮，乃以此排挤臣。陛下若不察，臣又怎敢安于职守？怕是终无助于陛下中兴之功！”

这下子又说得高宗无语。

古之君相，有各种不同的组合模式，有的如主仆，有的如父子，有的如兄弟。还有的就是李纲与高宗这种，酷似严师与学生的关系。高宗想不听老师的话，但道理上又讲不过老师，于是就玩花样，能哄就哄过去。

李纲见高宗态度还是不明朗，就从袖中拿出御批，说道：“圣意如一定要罢傅亮，请降旨，可令潜善办理此事，臣请乞骸骨归田里（请求退休）。臣并非敢于轻易离职，望陛下深思，假使傅亮不罢，臣哪敢决意要走？”说罢，上前几步，再拜于龙椅之前。

高宗赶忙安慰说：“不须如此！”

可是等李纲退下之后，马上就听到消息说，罢免傅亮的圣旨已正式颁下。于是李纲想也不想，写了个札子求去，也不赴都堂办公了。高宗闻讯，派了御药官去宣李纲，“押解”着他到都堂办事，但是刚一到都堂，李纲转身又回了寓所。

他在寓所中，接着又写了第二道札子，请求辞官。高宗很快把两个札子都批出来了，就是不允。

君臣俩就这么僵住了！

翌日，高宗又派御药官“押解”着李纲，来到后殿起居室奏事。众宰执奏事完毕，高宗命李纲留下来，对他说：“卿所争事小，何必非要去职？”

李纲说：“人主之职，在用一相；宰相之职，在荐人才。今人才以将帅为急，恐不可谓之小事。倘若陛下以为小，臣即便以去职相争！”

想到此，李纲不禁一阵心酸。他一是恨：君臣之间，为何对战略问题认识差距如此之大；二是恨：好端端的抗金大局，竟被一二个不入流的佞臣几句话就给颠覆了！他想，皇上把他留下，也就是要给他一个缓和的余地。如果自己退让一下，无非就是撤掉了一个河东经制司，其他的事还可以徐图。

但他不这样想。他认为：抗金大计是一个整体性的“规模”，环环相扣，先后有序。把河北、河东经营好，竖起人民战争的屏障，是保住现有国土、以图反攻的第一步。这起初的一步，都走得这样难，还何论其他？

黄潜善、汪伯彦之流，在“二帝”时期，不过是些微末角色，因缘际会，从州官一步成了皇帝的宠臣，他们不可能有经邦济国的头脑与胸襟。他们的从政理念无非就是攀附与整人。巴结上司、打击同僚，培植亲信——这三件事，是他们从政活动的全部内容。就是这样的一伙无知小人，居然能屡屡影响国家的大政方针，那么这个国还能有什么希望？抗金大业千头万绪，即便没有掣肘尚且费力，谁还能禁得起他们事事死打烂缠？圣人说得对：“道不同，不相为谋。”李纲的退隐之心，已是斩钉截铁！

想到此，他来到龙椅前跪下，索性说出了掏心窝的话：“臣蒙陛下眷顾，登极之初首命为相。而潜善、伯彦自以为有攀附之功，窥伺相位，自不待言。而陛下却虚位以召臣（留着空位子给我），两人必对臣切齿痛恨，嫉妒无所不至。臣曾建议，议伪命、料理两河、巡幸勿离中原等，此二人偏要处处与臣不同。黄潜善尚未为相时，之所以进谗言指摘臣，不过欲为相而已。今既已为相，仍打压不止，不过欲逼迫臣去职而已！

“臣生性直，却立于群枉之中，唯有赖陛下明察。臣以世俗之事做比喻，今有人患病，众医不能治，而请来草泽之医。待草医开好药方，众医皆阻拦，使之不得用药。草医只能辞别，岂敢负医疗之责？又如大厦之将倾，请来良匠修理之，必换栋梁，而以木柱暂做支撑。众工匠却百般诋毁，主人不察，既不许换栋梁，又将木柱全部撤去，则良匠亦只得告去。何也？倒塌之责不能担也！

“朝廷承平无事之时，宰相犹可尸位素餐、冒受荣宠；今艰难多故之秋，臣自料终不能当陛下之厚望，怎敢久居此位？臣曾建议：车驾巡幸不可以离中原，潜善等欲往东南，所以必打压张所、傅亮而迫臣去职。臣东南人，岂能不愿跟随陛下去东南为安？但车驾巡幸所至，实乃天下人心所系，中国重心之所在，一离中原，则后患不堪设想！所以臣不敢雷同众说。

“愿陛下以宗社为心，以生灵为意，以二圣未还为念，留心恢复大业，勿以臣去而改原议。臣虽离左右，岂敢一日忘陛下？惟有不胜依恋之至！”

说罢，李纲忍不住泪流满面。待到拜辞高宗，退下后又上了第三道辞职札子。

李纲的友人们对他的仕途前景非常担忧。有人对他说：“公决然退去，于大义相合！然而谗言不止，将有祸患不测，奈何？”李纲略作思考，铿然答道：“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则止。我已尽事君之道，不可，则全节而退，祸患非我所惧。天下自有公议，此不足虑！”

第二天，八月十八日，果然有公告发布：免去李纲宰相职，降为观文殿大学士、提举杭州洞宵宫，这两个职务都是虚衔，后一个只是挂名的道观主管，不必到任。降职的同时，又加了食邑实封，算是一个安慰。

高宗从表面上，自始至终都对李纲很客气，在最后一刻仍想挽留。但是李纲的三上表章辞职，使得高宗最终下了决心，要甩掉这碍事的老臣。

这个结局是必然的。只要李纲在，高宗就去不了东南。高宗要想享福，就只能牺牲掉李纲。

公告为了使宰相去职有更冠冕堂皇的理由，罗列了李纲的一大堆罪状。譬如，说李纲募兵买马、劝民出财是扰民之罪；议伪命是为报私怨；扣住御批不发是轻慢君命；不处分翁彦国是包庇姻亲；对傅亮渡河有异议是阻挠王师北上……林林总总，竟归纳了十多条！

高宗不可能有闲心去罗织这些，不用说，这都是黄潜善拟好了稿子，密付给词臣，让词臣照抄出来的。

李纲立即上表，连观文殿大学士也要辞去，只求净身一个回归故里，但高宗不允。

滑稽的是，原先将李纲升为左仆射的任命，至此李纲还没来得及正式接受呢。高宗不管荒唐不荒唐，叫人把两个任命书一起发下。李纲不得已，只得接了这一褒一贬两个任命书，拜谢后，立即收拾行装，回了无锡梁溪。

他这一去，从此就永远离开了政治舞台中心。

在黄潜善扳倒李纲的政潮中，有一个人值得一提，这就是张浚。张浚，字德远，汉州绵竹（今属四川）人，后来成为南宋非常有名的一位宰相和抗金统帅，但他在当时还仅仅是一个文职官员。在高宗即位前夕，张浚自京师投奔南京，参加了高宗的登基仪式，被任为枢密院编修官。后来受到新任右相黄潜善的赏识，升为殿中侍御史。

张浚这人在思想上是坚定的主战派，按理说是应该赞成和同情李纲的。但历史的诡吊无处不在：张浚不单是被黄潜善看中，偏巧那位被清算的宋齐愈又是他的好友。宋齐愈被杀本是高宗自己的意旨，可是张浚却迁怒于李纲——他恨，没有李纲的所谓“议伪命”，我这好友能掉脑袋吗？

于是，李纲刚一提出辞职，张浚就附和黄潜善，奏论李纲独擅朝政、私改圣旨、任用亲信，包庇姻亲等罪，攻击甚力。在李纲被罢相后，张浚仍然心有愤恨，继续攻击不已。

但是到了第二年，张浚就因积极主张“修备治军”，而和黄潜善闹翻了。几年之后，他与李纲之间的恩怨过节，也在李纲的主动努力下终于消解。这都是后话了。

在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群体和官员群体绝大多数是同一群人，在意识形态上信奉的是孔孟之道。但是在皇权体制下，官员有官员的一整套潜规则，不服从不行，孔孟之道不过是华丽的幌子和说词。真正能践行孔孟之道的人，数量上微乎其微。做到了宰相这样高的官职仍能坚守孔孟之道的，就更属凤毛麟角。

李纲就是一位真正意义上的孔孟之徒。他不是伪君子，也没有作秀的成分，虽然还不至于“舍身”，但坚定地做到了“取义”。在“民”、“社稷”与“君”的利益发生冲突时，他视皇帝的恩宠若粪土，在体制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位置上，说不合作就不合作。

这才是一个脱离了名缰利索的、纯粹的人！

中国古代的高洁之士，其风节是货真价实的，足令后人敛息而仰视！

九月八日，李纲在归途中，乘船渡淮河。眼望长淮渺渺，不禁心事苍凉，援笔赋诗一首，其中有云：

嗟余涉世诚已拙，

径步不虞机阱设。

空余方寸炳如丹，

北望此时心欲折！

宝剑入鞘，马放南山。壮怀激烈之梦，就此永成泡影。

——这悲凉心境，谁能知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