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精神千秋万古不灭

应该说，在南宋的初年，一直到绍兴十年，关于南宋以何种对外策略立国的问题，朝廷始终处在战与和的摇摆之中。高宗本人也一直是对国事抱着苟且态度。

对于恢复失地高宗不敢有妄想；但面对金人的咄咄逼人，他又深感屈辱。且金人周期性的入侵，也使得南宋常年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无法向国人交代。

多年赋闲在家的李纲，在深山老林里也并未忘记国仇。对于南宋这个多难之邦，他是一个头脑极为清醒的“国医”。

绍兴五年时，李纲曾应高宗垂询，上过一道奏章，对南宋的国防之弊有过深刻的剖析。他认为大宋的衰弱是因为“上下偷安、不为长久之计”所致。

李纲毫不客气地警告说，朝廷一味采取的退避之策，“可暂而不可常，可一而不可再，退一步则失一步，退一尺则失一尺”。他告诫高宗：“勿以敌退为可喜，而以仇敌未报为可愤；勿以东南为可安，而以中原未复、赤县神州陷于敌国为可耻；勿以诸将屡捷为可贺，而以军政未修、士气未振、而强敌犹得以潜逃为可虞。”

他建议，朝廷应将淮南、荆襄建成东南的屏障，在两淮及荆襄置三大帅，各领重兵，以图恢复。有了这些措置，则大宋中兴之期，指日可待。

可惜，这些透彻之论不可能入高宗之耳。

这位胆小皇帝即使偶尔挺起了腰板儿，也是为挣脱一时的困境，从来没有收复幽燕之志。

既然如此，李纲的苦口婆心也就完全无用。

绍兴六年正月，李纲在赴洪州之任前，应召前往临安行在，高宗要见见他。

二月二十四日，高宗一日之内，三次召对。李纲不失时机，分两次递进三个札子，纵论国事，催促高宗拿出点儿祖宗的勇武之概来，进兵江北。高宗对李纲当然已全无猜疑，但是仍是不愿意听他唠叨，对“恢复”二字没有任何兴趣。

四月一日，李纲到了洪州上任。

这一年，又是南宋的好年景。十月，伪齐感觉宋军有可能大举渡江，于是纠集三十万民兵，分三路南下，准备与宋决战。开战前，刘豫担心实力不够，向金求援，但大金君臣已开始厌恶伪齐的无能，不愿意出手相助。

刘豫无奈，只得硬着头皮，让自己的儿子刘麟、侄子刘猊等率军击宋，结果又是大败。

李纲在战事紧张时，又有《论击贼》等两道札子呈上，献计献策，而高宗照例又是下诏表扬。

在洪州的这一年，李纲可是没有闲着，他积极赈济饥民，招抚流亡，增补军额，修建营房，催发钱粮，招捕盗贼，忙了个不亦乐乎。为长远计，他还募集工匠造了战舰数十艘，以巩固江防。

到了绍兴七年，洪州已经治理得像模像样，高宗又再次表扬。李纲对高宗的用人心理，摸得透透的。这种“大材小用”式的用法，不是大气君主之所为，李纲甚为失望。管理江西一路，他当然不会敷衍，但是他也不屑于长期给高宗充当这种“救火队员”。

年初，李纲看到边疆无事，用不着他在洪州继续张罗了，就准备“请祠”。所谓请祠，是大宋官员的一种退职请求，即：以年老多病为由，请求给个“提举宫观”的虚职回家养着。

在这期间，李纲的老朋友、左司谏陈公辅，以辨冤为由，向高宗提出辞职。陈公辅在靖康年间被李邦彦等人诬为煽动“民众闹事”，至今犹未昭雪。如今时过境迁，陈公辅觉得，如果不采取较为激烈的行动，在有生之年怕是要永远说不清了。李纲紧跟着也提出“请祠”，算是对老朋友表示了一种声援。李纲说：“臣当年遭谤尤甚，虽蒙渊圣皇帝下诏澄清，宣示四方，但仇怨者至今以为借口。”

高宗不愿翻这个陈年老账，只是下诏不允李纲辞职，并安慰了一下：“伏阕之往事皆无根之浮辞。朕力排邪议而用卿，卿也请守夙心而自信，无虑人言。”

这一年初，道君皇帝赵佶在两年前病死的消息传到朝廷，高宗给道君上的庙号，就是“徽宗”。

徽宗在做了俘虏后，一路迁播，颠沛流离，辗转四年后被安置在金国北方边境的五国城。这个地方，在今天的黑龙江省依兰县西北，是当时黑龙江、乌苏里江下游“生女真”五个部落的会盟之城。徽宗的晚年再也无法浪漫，在囚禁生活中常常衣食不继，连金人都有所怜悯。他的郑皇后，在迁入五国城后三天病累而死；他的一群女儿——大宋朝的帝姬( 公主)，被金国贵族哄抢一空。宗室八百余人在迁移路途中多有因饥饿而死的。

如此悲惨不算，还要不时向金国皇帝上表，感谢金帝的“深恩厚泽”。

——亡国之君的苦酒，他喝得是太多了！

落魄后的徽宗异常悔恨，成了一个沉默寡言的人。

绍兴五年的四月二十一日，他在拘押地病死，终年五十四岁。他死后，仍有一批被囚禁在各地的北宋旧臣坚持不降金，宁愿一世流落在金国做贱民。宋旧臣洪皓为徽宗写了一篇祭文，字字泣血。大宋旧臣们读了，无不流泪。

“五国城”从此成了历史上永久的隐痛！后世民间一直传说，徽宗父子在这里是被拘押在一口井里的，每日只能坐井观天。以至五国城遗址至今仍有一景叫做“坐井观天遗址”。

笔者幼年时曾经看过《岳飞传》的连环画，里面徽、钦二帝最后的形象，就是他们蓬头垢面坐在一口枯井里发愁的样子。

一旦归为臣虏，沈腰潘鬓消磨。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垂泪对宫娥。

南唐后主的这一曲悲歌，徽宗在他生命的尽头，怕是吟味得最多的一段文字吧？

李纲听到这个消息，自是悲不自胜；当年任调解使、迎回道君的往事一如昨日！他上了个札子，建议高宗化悲痛为力量，“推广孝思，益修军政”。

绍兴七年春，高宗巡幸建康，对伪齐做出一个强硬的姿态。李纲借此机会，接连上了四个札子，请求皇帝加强战守之备、建立中兴之功、任用直谏之士等。

直到这时，李纲也还没放弃对高宗的说服，企图以利害打动高宗，雪国家之耻，报父兄之仇，免蹈靖康之覆辙。

高宗是徽宗的第九子，是钦宗的弟弟。靖康巨变中，他不仅父兄被俘，而且亲生母亲与妻子也都落入金人之手。父母、兄长及其他亲属的悲惨命运，理应在高宗心中激起强烈的复仇情绪。不要说贵为天子，即使一般平民遭此厄运，也会奋起雪耻。可惜，做了十年皇帝的高宗，到此时大志全无。近些年虽然对伪齐的态度比较强硬，但实际上只想保住现有地盘。他一直在寻找一个对金人永久妥协的机会。李纲的中兴之论，在他不过是东风吹马耳罢了。在高宗看来，一个前任宰相，唱唱恢复高调也无妨；一方面可装点一下南宋的门面，另一方面也可构成对金人的心理压力。

因此，李纲的反复劝说，就像石头扔进深潭里，无声无息。高宗那里既不接受，也不恼怒——朕知道你忠心就是了！

这年三月，伪齐方面发生了一些事情，使南宋一下摆脱了近在咫尺的威胁。当月，南宋方面的一员猛将郦琼叛变，率三万人投降伪齐。困窘之中的刘豫大喜，授郦琼以节度使职，两人商议要再次出兵南宋。刘豫新添了羽翼，雄心勃勃，便向金人请求援助。哪里知道，大金方面对伪齐的态度已发生重大变化。原先坚决支持伪齐的金国权臣宗翰已死，新即位不久的金熙宗本来就不大买宗翰的账，对伪齐就更是厌恶了。好几年都搞不定南宋，这使金熙宗深感厌倦；现在又见刘豫跃跃欲试，更是怕刘豫势大难制。他于是产生了废除伪齐、全面与宋妥协的全新战略设想。

随后，金人便开展了一系列行动。先是通知刘豫：郦琼靠不住，恐是诈降，强令刘豫解散了郦琼叛军。

这时候的刘豫全然不知道金人已经开始对他用计了，仍坐在汴京城里做灭宋的美梦。——早在建炎四年，金人就已占领了汴京，并于绍兴二年，将伪齐的首都从大名迁到了汴京。

此时，金将领完颜昌、完颜宗弼以南下攻宋为名，率军至汴京，将刘麟先哄出城来，一举擒获。而后，金军骑兵一拥入城。

宗弼本是沙场能征惯战的悍将，对付刘豫简直是杀鸡用牛刀，他只带领三名随从，就闯进了东华门去捉拿刘豫。

当时刘豫正在讲武殿练习射箭，宗弻便呼刘豫出来。伪皇帝见主子来了，连忙下殿相迎。宗弼下马，一把拉住刘豫的手，拉扯着走到宣德门，让他骑上一匹瘦马，令军士以刀剑挟持，带出宫城，囚禁于城西的皇家园林金明池。

次日，两员金将对伪齐百官宣读了金帝诏书，宣布废黜刘豫。又派出铁骑兵数千围住宫城，巡逻街巷。对伪齐军队，一律解甲遣散；对伪宫里的宫女，也一律听其嫁人。

一个傀儡政权就这样可悲地烟消云散了。

刘豫惊恐异常，只是哀求保命。完颜昌对他哧之以鼻：“宋帝赵桓（钦宗）离京，百姓哭泣挽留。而今废汝，无一人怜汝，还不自责么？”当年十一月，金正式废除伪齐政权，废刘豫为蜀王。其后把刘豫父子打发到临潢府（今内蒙巴林左旗）去呆着，让他们又多活了一些时候。

这一年，李纲仍然密切关注着局势。三月郦琼在淮西兵变，带着自己的队伍，裹胁都督府和庐州的官吏、兵民等共二十万人投降伪齐，这是一件足以撼动南宋边防的大事，但朝廷却无任何补救措施。——事情的严重程度超出了高层的理解力和想象力，又不肯自我问责，于是就有这种反应迟钝的表现。

李纲心急，上了《论淮西军变札子》，指出事件发生的根源在于大将刘光世治军不当。他列举了五条教训，感叹道：“军旅之事，机会之来，间不容发。措置一失，祸患随之，而况五条乎？”

他说，近来士气稍振，国势渐强，眼看就可以定恢复之谋了，可惜淮西军因处置不当跑掉了。他劝高宗：要赶快谋善后之策，思己之过，坚持抗战，不要轻易改变。

他认为：现在有人担心，刘豫得此叛将必会重用；而建康离淮南不远，今后恐怕这一线大概都不得安宁了。其实不然，现在有韩世忠、张浚、扬怡中、岳飞等大将屯兵在前方，兵力数十万，又有长江天堑之险，情况还不至于太糟。

只要措置适当，安抚好将士，“贼马”是渡不过长江的。皇上千万不要为避敌而离临安，因为“车驾一动，大事去矣”。那样的话，立刻就能引发一场全民的大溃逃。

高宗对李纲仍是不断有恩赏。先是因李纲在地方上干满了一年，盗息民安，给他升了金紫光禄大夫。后又因李纲奏淮西事宜“切中事机”，再次给予表扬。同时还给李纲加食邑，增补尚未当官的子侄为官。平心而论，高宗在后期对李纲还是很不错的，大概有悔过、补偿的意思在内。但李纲见高宗一直是扶不起的阿斗，也就不甚领情。这年九月，他把自己在江西所完成的政绩，列出六项清单交给高宗，仍是“请祠”。

李纲在这一时期写的诗，很准确地反映出他此时的心情。这一时期，他的诗很少，只有几首迎送宾朋的诗作，里面不乏“顾我已甘华发老，羡君犹戏彩衣轻”、“ 自惭老病无长策，徒奉藩条牧细民”、“羽书正报淮淝捷，想见胪传设九宾”这样很失意的句子。

是啊！ 前方紧张，他自是夜不能寐；前方大捷，于他又何尝不是另一种痛苦？

这年九月，张浚因对郦琼叛变负有责任而罢相，提举宫观，贬居永州（今属湖南）。台谏有人继续论奏他，穷追不止，还举汉武帝诛杀王恢为例，要求高宗杀掉张浚。

说起来，张浚与李纲的恩怨由来已久。

原本李纲与张浚同气相求，观点是很一致的。当宗泽被排挤出朝，以七十高龄去收拾汴京的烂摊子时，李纲、张浚都去相送。三人在郊外长亭摆酒，各抒报国之志。座中张浚年纪最轻，两位长者都对他寄予厚望。张浚痛泣道：“晚辈誓与金人不共戴天，天地为鉴，此生决不辜负二位先生教诲。”

但后来，张浚出于私怨附和黄、汪，论奏李纲独断专行，导致李纲罢相。但李纲非常赞赏张浚的主战派立场，并未结怨在心。绍兴四年三月，在台谏的攻击下，张浚罢知枢密院事，在福州居住。李纲当时正在家闲住，就专程去探访他，两人相逢尽释前嫌。李纲对情绪低落的张浚多有鼓励。

不久，张浚再次被起用为知枢密院事。绍兴五年二月，张浚升任右相兼枢密院事，便推荐李纲去江西主管军事，同心抗金。

现在，张浚再次下台，连性命都有了问题。李纲便仗义执言，写了札子奏陈利害，认为决不可因一时失误而诛杀大臣。

到十一月，高宗终于同意让李纲休息了，让李纲提举临安府洞宵宫，由端明殿学士李光接替他的职务。李纲特地给李光写了一封信，把各项事务交代得清清楚楚，就打道回府了。

绍兴八年正月，李纲回到福建家中，在家乡办起了“义庄”，也就是原始的农民公社，扶助贫苦乡民共同富裕。

这一年，宋金关系出现了戏剧性的变化。先是伪齐垮台，宋金关系有所松动，宋廷趁机派王伦出使金国，要求迎回徽宗的“梓宫”（骸骨及棺材）。

王伦在入见完颜昌时提出，请金国归还占去的陕西、河南之地，两国从此交好。完颜昌欣然同意，让王伦直接去请求金熙宗。当年八月，大金派出使者到江南，正式与宋朝议和。

宋朝这方面，高宗早就得知了王伦传回来的消息，便提拔“金人所喜”的秦桧为右相兼枢密使，专主与金议和事宜。

这次金使南来虽有议和诚意，但人家不可能轻易放弃强势地位，而是打算狠狠压大宋一头。他们派出的议和使，不叫议和使，而称“诏谕江南使”。这个奇特的名义包含着两层意思：一是不把大宋看成是对等国家，而只看作藩属，所以不称“宋国”而称“江南”；二是不说是来“议和”的，而说是来宣谕诏旨的，把大宋当成了臣属。过去，宋被迫对辽对金称“伯”而自称“侄”；在堂堂国书里，起首就自称什么“大宋侄皇帝”。这已经是千古奇耻了，现在则要进一步沦为“江南”，要大宋天子向金主稽首为礼，那还得了！朝中臣僚一片哗然，反对议和者无日无之。枢密副使王庶七次上疏，反对曲膝称臣。枢密院编修官胡铨更是舍得一身剐，上疏请斩秦桧、王伦等，以谢天下。

汉唐以来，若非执政大臣或者言官，不得直接向皇帝上书言事；而朝臣上书，若皇帝还未批出来，其内容是不能向外泄露的，否则要受到严厉处分。胡诠却不管那许多了：一个八品芝麻官儿，丢了官帽子又能如何？他把奏疏誊写了无数副本，广为散发。另有忠义之士为他的勇气所感染，索性把这个奏疏刊刻成了印刷品，满街张贴。

胡铨的奏疏义正词严，堪称千古“正气篇”。他说：“三尺童子，可谓至为无知，假使令其跪拜仇敌，则怫然而怒。我堂堂大朝相率而拜仇敌，难道无童子之羞么？陛下可忍心如此么？“倘不得已而用兵，我军难道必不如敌？今无故而称臣，欲屈万乘之尊，下穹庐之拜，三军之士不战而气已沮！”

他表示：“臣虽为枢密院属员，但义不与秦桧等共戴天。因此请求，斩秦桧等人头挂于街头，然后扣押金使，责以无礼，再兴问罪之师。则三军之士不战而气自振！否则，臣愿赴东海而死，岂能处小朝廷而活耶！”

胡铨，是一条汉子！他的言论字字堪比金石。因为这个上疏，他得罪了高宗和秦桧，立刻被贬，后来又被流放到海南岛上的吉阳军。这份奏疏的内容一公布出来，临安城里立即喧腾如沸！据说“勇者服，怯者奋”，士民日夜议论，几天都不得安宁。后来有人做诗，回忆其轰动朝野的盛况：“百辟动容观奏疏，几人回首愧朝班！”金人闻讯，急以千金购得此文。读后，君臣相顾失色，连呼：“南朝有人！中国不可轻！”

当时的宰相赵鼎是一位在原则上主张抗战的大臣，但是他不够坚定，在战与和之间首鼠两端。

伪齐垮台之后，其治下军民纷纷投宋，因此绍兴八年初的形势对宋极为有利。当时赵鼎对议和颇为犹豫，便对高宗说：“士大夫多谓中原有可复之势，宜于进兵。于今议和，恐日后有议论，谓朝廷错失良机。是否召诸大将商议一下再说？”

高宗却自有他的一套思路，坚持要议和。他说：“不必虑此！今日梓宫、太后（高宗生母）、渊圣皇帝皆未还；不和，则无可还之理。”赵鼎不敢再坚持，但也不愿意承担千古罪名，于是表示：议和之事请另择高明。在这个背景之下，高宗才选中了秦桧。

秦桧这个家伙，早先在朝中，曾留有主战派的美名。他在靖康年间作为割地使出使金国，在战乱之中逃离了敌营，跑了回来。其后，立场就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向，成了最坚定的投降派。可是当时的他面目还不很清晰，所以，任命他为右相的诏书一下，朝士皆相庆贺，以为朝廷用人得当！

就这样，将士们在前线的流血牺牲，再次成了和谈的砝码。在命运为南宋敞开了收复失地的大门时，高宗又一次选择了走向屈辱。他这样做，是不是出于一个长期流行的说法——怕恢复失地、迎还二圣之后，他自己的皇帝就做不成了呢？

否！

当时被拘在五国城的“二圣”，其实已只剩下“一圣”。这一圣即使被放回来，也不过是政治僵尸一具，不可能对高宗的皇帝位置构成威胁。而且，主战也并不是钦宗能回来的必然因素。

因此我认为：高宗之所以胆小，没有别的，就因为他是一个胆小鬼！在高宗的坚持下，从绍兴八年的年初起，议和就成了南宋的基本国策，无法逆转了。

回到故乡的李纲，听到金人欲将大宋降为“江南”，也不由愤然，写了洋洋五千字的《论使事札子》，其风骨与胡铨一般无二。他在札子里直斥高宗：“自古创业中兴之主，多由布衣以白手取天下；虽非吾之兵民、财物，而吾能巧而用之，积累而成帝王之业，福及子孙，传世无穷。而今我国之兵民、财物皆祖宗之遗留也，陛下不思用之，却缩身束手，受制于仇敌之手，是何道理，臣实不晓！陛下纵然自轻，奈宗社何？奈天下臣民何？奈后世史册何？”

接连三个问号，有如三记重拳直击皇帝，毫不留情。

接着，李纲驳斥了时下流行的投降论调：“议者必谓：势有强弱，弱者必服于强，所以勾践事吴、孙权事魏，皆以权宜之计而助大业。彼辈欲以此论调说动上意，臣皆以为不然！昔日勾践身入吴国，暂为臣仆，得归国，枕戈尝胆，终于报仇。今陛下能以此报金人之仇乎？孙氏起于江东，未能自立，所以臣魏以待时。今陛下凭藉祖宗二百年之基业，纵使未能恢复失土，岂可不自爱自重，而畏惧屈服，以贻天下后世之讥哉？”

李纲还给这个不争气的“中兴之主”分析了南宋衰弱的病根：“今虏使之来名为议和，未必不以兵随之，作为胁迫。但问朝廷将如何措置之？措置有备，虽符坚百万之师，不足畏（指淝水之战）；措置无术，虽数千百骑，便足以为吾扰。而今朝廷十数年来议论不一，信念不坚，无规模之计，虚度岁月，苟且过活，无积累统筹之功。倡导和议者纷纷，仅顾目前，而不以‘后艰’为念，以至今日国家之受辱，非偶然也！”

他告诫高宗，目前唯一正确的策略是——坚决中止与金人的和议。他指出：“若议和，则必听其号令；若臣属之，则动辄为金人所制，身危国蹇，必至于亡！与其屈服仇敌、终归于亡，不如幡然改过、以振作士民之气，犹可转危为安，转亡为存，未为失策也！”

对于王伦之辈的求和主张，李纲与胡铨的态度是一致的，他力劝高宗：“正王伦误国之罪，处死而陈尸示众。若金使尚未入境，则闭门不纳；若金使已入境，则拘留而不遣返。请陛下降罪己之诏，反省前日和议之失，以激励天下臣民将士之心。将贿赂敌人之金帛，以募敢死之士，守卫边疆。此计一定，人心回转，天地神明亦当助我。强虏之师不战而屈矣！”

这道札子篇幅之长、论说之透彻、语言之激切，在李纲晚年都是十分罕见的。

他似乎是用尽了心力一搏！

但是，天心毕竟难挽回，大势去矣！李纲不聋不盲，知道高宗是“朽木不可雕也”，南宋偏安的局面再也没有机会改变了。

他这次自南昌回来，有一个现象很值得注意，那就是绝少作诗。《尚书· 尧典》云：“诗言志”。李纲平素热衷于作诗，以抒报国之志。即使在流放的三年多时间里，平均每年也有百余首之多。可是在绍兴八年和九年这两年中，李纲诗意阑珊，竟然只有寥寥几首。哀莫大于心死。

面对国家屈辱、暗淡的前景，李纲，心死了！

他看清楚了：这个国家的最上层，其喜怒悲乐与整个国家、整个民族及其千万百姓的命运，完全脱离了。他们成为了地地道道的寄生物。国家或兴或亡，民生或苦或乐，是不在他们视野中的。

有一个庞大的体制在保护着这个寄生集团，令其放心安享尊荣。以一人之力，是无法与这个不合理的体制相抗衡的。

临歧路，路在何方？

唯有寄情风清白月罢了——“休问六朝兴废事，白萍红蓼正凝愁。千古一渔舟。”（李纲《望江南》词）

可是高宗还在惦记着这位功高名著的“渔翁”。绍兴九年二月，高宗又要临时用一用李纲了，任命他为荆湖南路安抚大使，兼知潭州。这个职务是湖北、湖南的地方最高长官。当时，湖北是抗金的战略要地，湖南是南宋重要的腹心地带，位置不可谓不重要。

但是李纲对高宗、对南宋的前景完全不抱任何希望了。在朝中，赵鼎因与张浚有矛盾，被秦桧钻了空子，被迫去职。一心投降的秦桧已完全掌控了朝政，主战派的种种理想，一切皆不可为了！

李纲耻于在此时去趟浑水，遂连上三章，以有病为由力辞。两个月后，高宗批下来，命李纲仍旧提举宫观，在家休养，不必去两湖任职了。

这年冬天，李纲的弟弟李维，从吏部员外郎升至秘书省，负责浙东有关事务。李维与哥哥分别已久，就借机向朝廷提出，请求去福建巡视，顺便见一下长兄。

兄弟见面，李纲在家中招待了弟弟近二十天，畅叙亲情。临别，李纲写了一首送行诗。此为李纲绝笔，此后，老人家再未动过笔墨。转年，也就是绍兴十年的正月十一日，高宗派了宦官徐珣，代表自己前来福建慰问李纲。

恰好也就在这几天，李纲的一位堂弟病逝。这位年纪很小的堂弟博学多识，李纲对他期待甚大，可惜入馆拜师后不久，不幸因病早逝。李纲痛惜不已，适逢上元节（正月十五日）举行祭奠，老人家抚案痛哭，偶感风寒，当天即病逝于苍山松风堂，终年五十八岁。

巨星其殒，山海共悲！

一代名臣在风雨如晦中，走完了既雄壮又苍凉的一生。

当年十二月，李纲棺椁葬于福州怀安县桐口大家山。

李纲的去世令高宗也很震动，他下诏追赠李纲少师，谥忠定。四年后，赠太保，七年后又赠太傅，位列三公，备极哀荣。

后世对李纲的评价，正面评价一直占主流地位。尤其《宋史》对他的评价极为中肯：

纲虽屡斥，忠诚不少贬，不以用舍为语默，若赤子之慕其母，怒呵犹噭噭焉挽其裳裾而从之。呜呼！中兴功业之不振，君子固归之天；若纲之心，其可谓非诸葛孔明之用心欤？

值得一提的是，在元代编成的《宋史》中，用了整整两卷的篇幅为李纲立传。《宋史》的编撰者中有很多人是理学家，他们把李纲比作诸葛亮，可见出其用心深矣！

李纲死后二十年，南宋的大思想家朱熹给予李纲以极高评价：“纲知有君父，而不知有身；知天下之安危，而不知身之有祸。虽以谗间窜斥，屡濒九死，而爱国爱君之志，终有不可夺者，可谓一世之伟人矣！”

就连李纲的对手金人也对他尊敬有加。据史载：“每使者至金，金人必问李纲、赵鼎安否？”

曾与李纲一度有嫌隙的张浚，在李纲死后，曾亲作挽诗云：

苍苍安可料，

旧德奄重泉。

痛为黎民惜，

谁扶大厦颠？

英风摩日月，

正气返山川。

丙午功勋在，（丙午即靖康元年）

丰碑万口传。

这首诗虽略逊文采，但可谓盖棺论定。

关于李纲的负面评价，也有当代论者提出，据《樵书》所记：“李纲私藏过于国帑。侍妾歌童，衣服饮食，极于美丽。每宴客设馔必至百品，遇出，则厨传数十担。”（见梅毅《刀锋上的文明》）

据我查证，《樵书》乃明代末年无名氏所撰野史笔记，其中收有一些南宋史料。这一则关于李纲的说法，其本源，出自南宋初大臣朱胜非的《秀水休闲录》。朱胜非是高宗当初大元帅府的“旧人”，为应天知府，又于建炎三年、绍兴二年两度为右相，后与秦桧不合，被罢废八年，寂寞而终。他的这部《秀水休闲录》是记载南宋初年政事的笔记，有一定的可信度。

但是，李纲即便是做官多年、家财甚富，又怎么可能“富可敌国”？南宋理宗时期的史馆校勘、工部侍郎李心传，就对此说甚为怀疑。他在《旧闻证误》一书中提出了质疑，认为李纲乃渡江后名相，“此所云殊不可解”。

我对朱胜非的这个说法也非常怀疑，可能是由于朱胜非与李纲不合，夸大其词而已。

李纲去世后四十六年，南宋淳熙十三年(1186)，为表彰李纲功绩，南宋官方在福建邵武军建了李纲祠堂，位置就在当时的军学讲堂东，以激励士子效仿李纲。朱熹为这个祠堂撰写了《建祠碑记》。该祠堂于当代1984年重修，改为“李纲纪念馆”。

祠堂天井左右两侧，有两株宋代所植古桧柏，枝柯尤显苍劲。大殿门额上悬挂的是朱熹题匾“一世伟人”，两侧为朱熹所撰写楹联：“至策大猷，垂法戒于万世；孤忠伟节，奠宗社于三朝”。

正堂上有李纲坐像一尊，正气昂然。坐像两侧，是民族英雄林则徐撰写的对联：“进退一身关社稷，英灵千古镇湖山”。

英雄相惜，气节相传。百代风流，于今犹在！

关于李纲的故事，讲到这里，就该进入尾声了。

写一位英雄人物的传记，常会有这样的感觉：笔者仿佛与他一同悲、一同喜、一同走过惊心动魄的一生。

当走笔至此时，我感觉自己登上了一座巍巍高峰——在李纲告别人世的时候，他为整个民族留下的是一份无法估价的精神遗产。他在国难当头时，以一文臣之身，奋起登城，指挥杀敌，为南宋一朝的知识分子树起了“威武不能屈”的楷模；

他的抗金战略思想“规模说”，为南宋后来试图有作为的君臣提供了恢复失土的蓝图和路径；

他主张“宽厚简易”之政，多次直言抨击“上下恬嬉，不复勤恤民隐，朝廷百色诛求”，真正践行了儒家哲学的精髓——民本思想；他多次招抚“盗贼”，收编义军，将他们编入抗金军队，为后来的抗金将领提供了化负面因素为积极因素的有效范式。在李纲魂归道山的时候，他为人间留下的是一座非人工的纪念碑——

在浊浪滔滔之际，他决不随波逐流；

在“奉公者少，营私者多”的官场，他绝不同流合污；在统治者竭泽而渔、天下民力已困的危机中，他绝不装聋作哑；在缄口可以避祸、直言必然招祸的环境里，他选择的是要对得起良心！

他穷其一生，实践了他至高无上的做人原则——“节义泰山重，富贵鸿毛轻。”

我们是现代人，有着比古人更良好的生活环境，有机会接触到更多的正确思想资源，但愿我们在读李纲生平事迹的时候，不会有太多的汗颜！

在本书即将收尾的时候，笔者再一次去了海口琼山的“五公祠”。五公祠位于一条繁华大道的路旁，但是只要走进院落百米之远，就是一片古木森森的沉静。

赭红院墙，黑色屋瓦，绿苔石阶。这景致带给人的是一种历史的亲近感，是我们祖先的气质，是先贤们高远超拔的风范！

庭院里，“五公”的石雕像分散矗立在树荫下。其中的四位都是文官打扮，气度超然。唯有李纲像头戴战盔，腰悬长剑，怒目远视，一副凛然不可犯之概！

这就是李纲。

一个民族的骄傲。

他永远以这个姿势站立在大地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