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9】问：“孔子正名[1]，先儒说‘上告天子，下告方伯，废辄立郢’[2]。此意如何？”先生曰：“恐难如此。岂有一人致敬尽礼，待我而为政，我就先去废他，岂人情天理？孔子既肯与辄为政，必已是他能倾心委国而听。圣人盛德至诚，必已感化卫辄，使知无父之不可以为人，必将痛哭奔走，往迎其父。父子之爱，本于天性，辄能悔痛真切如此，蒯聩岂不感动底豫？蒯聩既还，辄乃致国请戮。聩已见化于子，又有夫子至诚调和其间，当亦决不肯受，仍以命辄。群臣百姓又必欲得辄为君，辄乃自暴其罪恶，请于天子，告于方伯诸侯，而必欲致国于父。聩与群臣百姓，亦皆表辄悔悟仁孝之美，请于天子，告于方伯诸侯，必欲得辄而为之君。于是集命于辄，使之复君卫国。辄不得已，乃如后世上皇故事，率群臣百姓尊聩为太公，备物致养，而始退复其位焉。则君君、臣臣、父父、子子[3]，名正言顺，一举而可为政于天下矣！孔子正名，或是如此。”

【译文】问：“孔子正名的具体主张，先儒说是向上禀告天子，向下告知各诸侯国，废掉辄的国君之位，而重新确立郢为国君，这种说法怎么样？”先生说：“恐怕很难这样去做。哪有别人真心实意地礼待我去帮他治理国家，我就先去废除他的国君之位的做法？这岂是人情天理？孔子既然赞同辄主持国政，必定是他能够尽心治理国家，对于各种意见都能听得进去。圣人德性高尚，以至诚之心，感化卫君辄，使他知道不孝顺父亲的人不是一个完整的人，辄必将痛哭前往迎接他父亲回来。父子之间的情感，出于天性，辄能够如此真诚地忏悔，蒯聩怎能不感动呢？蒯聩已经回国，于是卫君辄交出国君之位，并请求惩罚。蒯聩已经被儿子的真情所感化，又有孔子的至诚之心在中间调和，绝不肯接受君主之位，仍然命令儿子辄为君主。群臣百姓又必定想要辄继续做他们的国君，卫君辄坦诚自己的过错，请示天子，通告诸侯国，一定要让父亲当国君。蒯聩和群臣百姓都赞美辄的悔悟和仁爱孝顺之情，请示天子，通告诸侯国，一定要让辄继续做他们的国君。于是各方面的要求和任命集中于辄身上，使得辄继续当卫国的君主。辄不得已，按照后世奉养太上皇的做法，率群臣百姓尊崇蒯聩为太公，以丰厚的物品奉养他，然后才告退继续做国君。这样，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名正言顺，一次性解决，并且可以治理天下了。孔子的正名，或许是这样。”

【注释】

[1]孔子正名：语出《论语·子路》：“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

[2]此春秋时事，《左传》有记载，据朱熹《论语集注》引胡氏云：“卫世子蒯聩，耻其母南子之淫乱，欲杀之不果而出奔。灵公欲立公子郢，郢辞。公卒，夫人立之，又辞。乃立蒯聩之子辄，以拒蒯聩。夫蒯聩欲杀母，得罪于父，而辄据国以拒父，皆无父之人也，其不可有国也明矣。夫子为政，而以正名为先。必将具其事之本末，告诸天王，请于方伯，命公子郢而立之。则人伦正，天理得。名正言顺而事成矣。”

[3]语出《论语·颜渊》：“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