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中

钱德洪序

德洪[1]曰：昔南元善[2]刻《传习录》于越，凡二册。下册摘录先师手书，凡八篇。其《答徐成之》二书，吾师自谓：“天下是朱非陆，论定既久，一旦反之为难。二书姑为调停两可之说，使人自思得之。”[3]故元善录为下册之首者，意亦以是欤？今朱、陆之辨明于天下久矣。洪刻先师《文录》，置二书于《外集》者，示未全也，故今不复录。其余指“知行之本体”，莫详于《答人论学》[4]与答周道通、陆清伯、欧阳崇一四书；而谓“格物为学者用力日可见之地”，莫详于《答罗整庵》一书。平生冒天下之非诋，虽陷万死一生，遑遑然不忘讲学，惟恐吾人不闻斯道，流于功利机智，以日堕于夷狄禽兽而不觉；其一体同物之心，譊譊终身，至于毙而后已。此孔、孟已来贤圣苦心，虽门人子弟未足以慰其情也。是情也，莫详于《答聂文蔚》之第一书。此皆仍元善所录之旧。而揭“必有事焉”即“致良知”功夫，明白简切，使人言下即得入手，此又莫详于《答文蔚》之第二书，故增录之。元善当时汹汹，乃能以身明斯道，卒至遭奸被斥，油油然惟以此生得闻斯学为庆，而绝无有纤芥愤郁不平之气。斯录之刻，人见其有功于同志甚大，而不知其处时之甚艰也。今所去取，裁之时义则然，非忍有所加损于其间也。

【译文】钱德洪说：南元善曾经在浙江绍兴刻录《传习录》，一共两册。下册收录了先师的书信，一共八篇。关于答徐成之的两封信，我的老师说过：“天下赞同朱子，非议陆九渊，议论很久，一时很难反转过来。这两封信姑且为调停两种学说而写，使人自己去思考理解。”所以南元善收录在下册的卷首，大概也是这种想法吧？如今朱陆之辩已经大白于天下很久了。我刻录先师的《文录》，把这两封信放在《外集》，表明这两封信不能完整地反映先生的思想，所以现在不再收录。其余书信中，指明“知行之本体”的，没有比《答人论学》与答周道通、答陆清伯、答欧阳崇一四封信更详细的。而讲明“格物为学者用力日可见之地”，则没有比《答罗整庵》一信更为详细的了。先师平生冒着天下人的各种非议与指责，即使万死一生，惊慌不定却仍不忘记讲学，唯恐我们不能明白圣人之道，陷入功利机巧之中，逐日堕落到未开化的愚民与禽兽状态而不自觉。先生与天地万物同体之心，终身讲学论辩，死而后已。这种孔孟以来的圣贤苦心，即使是门人弟子也不足以慰藉这份真情。这种情感的流露，没有比答聂文蔚的第一封信更为详细的了。这些都仍然遵循南元善所收录的，没有改动。而揭示出“必有事焉”就是“致良知”功夫，明白简易，使人马上就能下手落实，这又没有比答聂文蔚的第二封信更为详细的了，所以我把它增补进来。南元善当时慷慨激昂，能亲身践行圣人之道，最终遭到奸佞排斥，然而他却悠然自得，只以此生能有幸听到这种学说而高兴，绝没有丝毫愤愤不平的意思。《传习录》的刻录刊行，大家看到它对于志同道合之人的巨大作用，却不知道他当初所处时事的艰辛。如今重新刊行，有所增删，是出于对当前时势的考虑，并非忍心要增加或减损他所编的这些内容。

【注释】

[1]钱德洪（1496—1574），字洪甫，号绪山，浙江余姚人，官至刑部郎中，王阳明的学生。

[2]南大吉（1487—1541），字元善，号瑞泉，陕西渭南人，官至郎中知府，王阳明的学生。

[3]语出王阳明《答徐成之》，见《王阳明全集》卷二十一。

[4]《答人论学》：即《答顾东桥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