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来书云：“教人以致知明德，而戒其即物穷理，诚使昏暗之士深居端坐，不闻教告，遂能至于知致而德明乎？纵令静而有觉，稍悟本性，则亦定慧无用之见，果能知古今，达事变，而致用于天下国家之实否乎？其曰‘知者意之体，物者意之用，格物如格君心之非’之‘格’，语虽超悟独得，不踵陈见，抑恐于道未相吻合。”

区区论致知格物，正所以穷理，未尝戒人穷理，使之深居端坐而一无所事也。若谓即物穷理，如前所云“务外而遗内”者，则有所不可耳。昏暗之士，果能随事随物精察此心之天理，以致其本然之良知，则虽愚必明，虽柔必强，大本立而达道行，九经之属可一以贯之而无遗矣，尚何患其无致用之实乎？彼顽空虚静之徒，正惟不能随事随物精察此心之天理，以致其本然之良知，而遗弃伦理，寂灭虚无以为常，是以要之不可以治家国天下。孰谓圣人穷理尽性之学而亦有是弊哉？心者身之主也，而心之虚灵明觉，即所谓本然之良知也。其虚灵明觉之良知，应感而动者谓之意。有知而后有意，无知则无意矣。知非意之体乎？意之所用，必有其物，物即事也。如意用于事亲，即事亲为一物；意用于治民，即治民为一物；意用于读书，即读书为一物；意用于听讼，即听讼为一物。凡意之所用，无有无物者，有是意即有是物，无是意即无是物矣。物非意之用乎？“格”字之义，有以“至”字之训者，如“格于文祖”[1]、“有苗来格”[2]，是以“至”训者也。然“格于文祖”，必纯孝诚敬，幽明之间，无一不得其理，而后谓之“格”；有苗之顽，实以文德诞敷而后格，则亦兼有“正”字之义在其间，未可专以“至”字尽之也。如“格其非心”、“大臣格君心之非”之类，是则一皆“正其不正以归于正”之义，而不可以“至”字为训矣。且《大学》“格物”之训，又安知其不以“正”字为训，而必以“至”字为义乎？如以“至”字为义者，必曰“穷至事物之理”，而后其说始通。是其用功之要，全在一“穷”字，用力之地全在一“理”字也。若上去一“穷”、下去一“理”字，而直曰“致知在至物”，其可通乎？夫“穷理尽性”，圣人之成训，见于《系辞》者也。苟“格物”之说而果即“穷理”之义，则圣人何不直曰“致知在穷理”，而必为此转折不完之语，以启后世之弊邪？盖《大学》格物之说，自与《系辞》穷理大旨虽同，而微有分辨。“穷理”者，兼格致诚正而为功也，故言“穷理”，则格致诚正之功皆在其中；言“格物”，则必兼举致知、诚意、正心，而后其功始备而密。今偏举“格物”而遂谓之“穷理”，此所以专以“穷理”属“知”，而谓“格物”未尝有“行”，非惟不得格物之旨，并穷理之义而失之矣。此后世之学所以析知、行为先后两截，日以支离决裂，而圣学益以残晦者，其端实始于此。吾子盖亦未免承沿积习见，则以为“于道未相吻合”，不为过矣。

【译文】来信说：“您教人致良知而明德，反对即物穷理，使得那些昏暗不明的人，身居端坐，听不到各种教导，由此能够达到致知明德吗？即便静坐有觉悟，稍稍领悟到本性，那也是佛教定慧之类无用的见解，难道真能了解古今，通达世事变化，从而在国家的各项事务中发挥实际效用吗？您所说的‘良知是意念的本体，事物是意念作用之所在，格物就像端正人心之是非的格’，话语虽然超绝领悟，独具心得，不拘泥于成见，但恐怕和道不相吻合。”

我所谈论的格物致知，正是要教人穷理，从没有教人不去穷理，而让人深居端坐，无所事事。所谓即物穷理，像前面谈到的“追求外物而遗忘本心”，则不正确。道理不明的人，如果能随时随处体察这个心蕴含的天理，以实现人心的本然之良知，那么即使愚蠢的人也会变得聪明，即使柔弱也必定会强大，根本确立了，达道就可以畅行，九经之类的具体方法可以一以贯之而不会遗漏。还用担心它们没有致用的实效吗？那些顽劣虚空的人，正因为不能随事物体察这个心所蕴含的天理，以呈现他们的本然之良知，反而抛弃伦理道德，达到寂灭虚无的状态，并以之为常，因而不能治理国家天下。谁说圣人穷理尽性的学问有这种弊端呢？心是身体的主宰，而心的自觉状态就是本然之良知。自觉的良知，随外物之感应而发动的称作意念，有良知才有意念，没有良知就没有意念。良知不是意念的本体吗？意念的作用处，必然有事物，事物就是事情。比如意念作用于奉养父母，则奉养父母就是一个事物；意念作用于治理人民，则治理人民就是一个事物；意念作用于读书，则读书就是一个事物；意念作用于听讼，则听讼就是一个事物。凡是意念作用的地方都是事物，有这个意念，就有这个事物，没有这个意念就没有这个事物。事物不是意念的作用吗？“格”字的含义，有的用“至”来解释，比如“格于文袓”、“有苗来格”的“格”，这是用“至”来解释。然而“格于文袓”，必须真心孝顺，诚信敬服，幽暗与光明之间的道理，没有不通晓的，然后才能称之为“格”。有苗氏顽劣，着实要用文德去教化然后才能“格”，“格”字兼有“正”字的意思，不能仅仅用“至”字来完全解释清楚。比如“格其非心”、“大臣格君心之非”这些，都是“纠正其不正确，而使之归于正确”的意思，不能用“至”来解释了。并且《大学》对“格物”的解释，又怎么知道不是以“正”字来解释，而必须用“至”字来解释呢？如果用“至”字来解释，则必须说“穷至事物的道理”，这种说法才通畅。因此用功的关键全在一个“穷”字上，用功的对象都在一个“理”字上。如果上文取消一个“穷”字，下文去掉一个“理”字，而只说“致知在至物”，难道通畅吗？“穷理尽性”，是圣人的原本讲法，在《系辞》中曾出现。如果“格物”确实就是“穷理”的意思，那么圣人为什么不直接说“致知在穷理”，而一定要拐弯抹角说这些话，以引起后世的诟病呢？《大学》的“格物”，与《系辞》中的“穷理”主旨虽然相同，但有细微的区别。“穷理”包含了格致诚正的工夫，所以讲“穷理”，就把格物致知正心诚意的工夫都包括在其中了。讲“格物”，则必须同时讲致知、诚意、正心，然后格物的工夫才完备和严密。现在单讲“格物”并且认为就是“穷理”，这就是专门把“穷理”看做是“知”，而认为“格物”不包括“行”，这就不但没有领会格物的宗旨，而且连穷理的意思都错失了。这就是后世学者之所以把知和行分为先后两截，日益支离破碎，而圣人之学日益晦暗不明，其根源就在这里。您大概未免因循陈说，认为我的学说与圣人之道不相合，也就情有可原了。

【注释】

[1]语出《尚书·舜典》：“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询于四岳，辟四门，明四目，达四聪。”意为三年后的正月一个吉日，舜到了尧的太庙，与四方诸侯君长谋划政事，打开了明堂四门宣布政教，使四方看得明白真切，听得清楚全面。

[2]语出《尚书·大禹谟》：“帝乃诞敷文德，舞干羽于两阶，七旬有苗格。”意为舜帝广泛地施行文德之教，让人拿起楯和翳这些跳舞用的器具在台阶前跳舞。撤兵七十天后，三苗前来归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