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来书又云：“师云：‘为学终身只是一事，不论有事无事，只是这一件。若说宁不了事，不可不加培养，却是分为两事也。’窃意觉精力衰弱，不足以终事者，良知也。宁不了事，且加休养，致知也。如何却为两事？若事变之来，有事势不容不了，而精力虽衰，稍鼓舞亦能支持，则持志以帅气可矣。然言动终无气力，毕事则困惫已甚，不几于暴其气已乎？此其轻重缓急，良知固未尝不知，然或迫于事势，安能顾精力？或困于精力，安能顾事势？如之何则可？”

“宁不了事，不可不加培养”之意，且与初学如此说，亦不为无益。但作两事看了，便有病痛在。孟子言必有事焉，则君子之学终身只是集义一事。义者，宜也，心得其宜之谓义。能致良知则心得其宜矣，故集义亦只是致良知。君子之酬酢万变，当行则行，当止则止，当生则生，当死则死，斟酌调停，无非是致其良知，以求自慊而已。故“君子素其位而行”[1]，“思不出其位”[2]，凡谋其力之所不及而强其知之所不能者，皆不得为致良知；而凡“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动心忍性以增益其所不能”[3]者，皆所以致其良知也。若云“宁不了事，不可不加培养”者，亦是先有功利之心，较计成败利钝而爱憎取舍于其间，是以将了事自作一事，而培养又别作一事，此便有是内非外之意，便是自私用智，便是“义外”，便有“不得于心，勿求于气”[4]之病，便不是致良知以求自慊之功矣。所云“鼓舞支持，毕事则困惫已甚”，又云“迫于事势，困于精力”，皆是把作两事做了，所以有此。凡学问之功，一则诚，二则伪。凡此皆是致良知之意欠诚一真切之故。《大学》言“诚其意者，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慊”。曾见有恶恶臭，好好色，而须鼓舞支持者乎？曾见毕事则困惫已甚者乎？曾有迫于事势、困于精力者乎？此可以知其受病之所从来矣。

【译文】来信又说：“老师讲：‘为学终其一生只有一件事，不论有事还是无事，都只是这一件事。如果说宁愿做不完事情，也不能不加以培养，这又是分为两件事了。’我认为，感觉到精力衰弱，不足以支撑下去完成事情的是良知，宁愿不完成也要加以培养，这是致知。怎么是两件事呢？如果事情来了，有的事情是形势所逼，不容不完成，但精力虽然衰弱，稍微振作也能够支撑下去，这是以心志主导身体。然而说话行动最终没有一丝气力，事情完成时已经疲惫不堪，差不多是彻底拖垮身体了吗？这种轻重缓急，良知没有不知道的，然而有时候迫于形势，怎么能顾及精力？有时候受精力所困，怎么能考虑到事情的形势？这种情况要怎么才好？”

“宁可做不完事情，也不能不加以培养”的意思，和初学者这么说，也不算没有益处。但如果把它当做两件事来看，就有病痛。孟子讲一定要让心时刻处在有事的状态，那么君子之学终身就只是“集义”这一件事了。义是适宜的意思，心处在适宜的状态称之为义。能够扩充良知，那么心就能够达到适宜。所以集义也只是致良知。君子在应酬交往的各种事变之中，应当做就做，应当停止就停止，应当生就生，应当死就死，斟酌调停，无非也是推致良知，以求实现自己内心满意而已。所以“君子按照自己所处的位置来行动”，“思虑不超过自己所处的位置”，凡是谋求自己能力所不能达到的以及勉强自己知识所不能实现的东西，都不是致良知。而凡是“筋骨劳累，躯体饥饿，穷困身体，行动扰乱他的行为，震动心意，坚韧他的性情，增加其能力”都是致良知。如果说“宁愿不做完事情，也不能不加以培养”，这是先有功利之心，计较成败利钝而有爱憎取舍，这是将做事看做一件事，把培养又看做另外一件事，这就有肯定内心否定外物的意思，就是自私耍小聪明，这就是“义外”，就有“不能从内心得到，不可求之于气”的毛病，就不是致良知以求自己内心满意的工夫了。所说的“鼓舞振作，事情完了后疲惫不堪”，又说“迫于形势，精力困顿”，都是把它当做两件事做了，所以才有这个毛病。凡是学问的工夫，要么真诚，要么虚伪。凡是这些都是致良知的意念欠缺真诚的缘故。《大学》说“使自己意念真诚，像厌恶恶臭一样去厌恶，像喜好美色一样去喜好，这叫做使自己内心满意”。你曾见到过厌恶恶臭，喜好美色，却需要鼓舞振作的吗？你曾见到过事情完了之后疲惫不堪的吗？你曾见过迫于形势，受困于精力的吗？由此可知病痛的根源了。

【注释】

[1]语出《中庸》：“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

[2]语出《论语·宪问》：“君子思不出其位。”

[3]语出《孟子·告子下》。

[4]语出《孟子·告子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