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来书云：“聪明睿知果质乎？仁义礼智果性乎？喜怒哀乐果情乎？私欲客气果一物乎？二物乎？古之英才，若子房[1]、仲舒[2]、叔度[3]、孔明、文中、韩范[4]诸公，德业表著，皆良知中所发也，而不得谓之闻道者，果何在乎？苟曰此特生质之美耳，则生知安行者，不愈于学知困勉者乎？愚意窃云，谓诸公见道偏则可，谓全无闻，则恐后儒崇尚记诵训诂之过也。然乎？否乎？”

性一而已，仁义礼知，性之性也；聪明睿知，性之质也；喜怒哀乐，性之情也；私欲客气，性之蔽也。质有清浊，故情有过不及，而蔽有浅深也。私欲客气，一病两痛，非二物也。张、黄、诸葛及韩、范诸公，皆天质之美，自多暗合道妙；虽未可尽谓之知学，尽谓之闻道，然亦自其有学，违道不远者也。使其闻学知道，即伊、傅、周、召矣。若文中子则又不可谓之不知学者，其书虽多出于其徒，亦多有未是处，然其大略则亦居然可见，但今相去辽远，无有的然凭证，不可悬断其所至矣。夫良知即是道，良知之在人心，不但圣贤，虽常人亦无不如此。若无有物欲牵蔽，但循着良知发用流行将去，即无不是道。但在常人多为物欲牵蔽，不能循得良知。如数公者，天质既自清明，自少物欲为之牵蔽，则其良知之发用流行处，自然是多，自然违道不远。学者学循此良知而已，谓之知学，只是知得专在学循良知。数公虽未知专在良知上用功，而或泛滥于多岐，疑迷于影响，是以或离或合而未纯。若知得时，便是圣人矣。后儒尝以数子者尚皆是气质用事，未免于行不著，习不察，此亦未为过论。但后儒之所谓著、察者，亦是狃于闻见之狭，蔽于沿习之非，而依拟仿象于影响形迹之间，尚非圣门之所谓著、察者也，则亦安得以己之昏昏，而求人之昭昭[5]也乎？所谓“生知安行”，“知行”二字亦是就用功上说；若是知行本体，即是良知良能，虽在困勉之人，亦皆可谓之“生知安行”矣。“知行”二字更宜精察。

【译文】来信说：“聪明睿智真的是材质吗？仁义礼智果真是性吗？喜怒哀乐果真是情吗？私欲客气果真是一个东西吗？还是两个东西？古时候的英雄，像张良、董仲舒、黄宪、孔明、王通、韩琦、范仲淹等人，德性与功业显著，都是从各自良知中发出的，却不能称之为闻道，到底是为什么呢？如果说他们只是天生材质好而已，那么生知安行的人，不比学知利行、困知勉行的人更好吗？我以为，说这些人见道不全还差不多，说完全没有闻道，恐怕是后儒崇尚记诵训诂所带来的偏见。这种理解对吗？”

性就是一个。仁义礼智是性的本质，聪明睿智是性的材质，喜怒哀乐是性所体现出来的情，私欲客气，是性的蔽障。材质有清浊，所以情有过与不及之分，蔽障有深浅之别。私欲和客气就是一个病根带来的两个毛病，并不是两个不同的东西。张良、黄宪、诸葛亮以及韩琦、范仲淹等人，材质天生很好，自身很多地方都符合圣人之道；虽然不能完全说他们知道学问，知道圣人之道，但也仍然有他们自己的学问，离圣人之道不远。假使他们通过求学而知道圣人之道，那么就成为伊尹、傅说、周公、召公那样的人物了。至于文中子则不能说不知道学问，他的书虽然多半由他的弟子们所撰写，也有很多不正确的地方，但他的思想大体昭然可见，只是古今相隔太远，没有确实的证据，不能凭空断定他所达到的高度。良知就是道，良知在人心中，不仅圣贤如此，即便是常人也都一样。如果没有物欲的牵累遮蔽，只要遵循良知的流行去做，就没有不符合圣人之道的。但是普通人经常被物欲遮蔽，不能遵循良知。如刚所说的几位人物，天生材质本就清澈光明，自然很少被物欲所牵累遮蔽，他们的良知扩充流行自然就多了，自然离道不远。学者学习遵循这个良知而已，称之为知道学问，只是知道专门学习遵循良知。几位虽然不知道专门在良知上用功，有的浸淫于不同领域，被虚幻不实的东西所迷惑，因而有时候背离了道，有时候相合于道，但都不纯正。如果知道了真正的学问，也就是圣人了。后世儒者认为这几位前辈都还只是在气质层面做事，难免“行不著，习不察”，这种评价也不算过分。但是后儒所谓的自觉、省察，也是被狭隘的见闻知识所阻断，被各种陈旧习惯所遮蔽，而模仿各种影子、回响与行迹，还不是圣人所说的自觉、省察，怎么可以自己还是昏昧无知，却企图使别人明白清晰呢？所谓“生知安行”，“知行”两个字也就是从用功方面来说的；如果是知行本体，则就是良知良能，虽然是困顿中勤勉的人，也都可以称之为“生知安行”了。“知行”两个字尤其需要体察透彻。

【注释】

[1]张良（？—一前186），字子房，西汉沛郡城父（今河南襄城）人。刘邦的重要谋士，辅佐刘邦得天下，被封为留侯。

[2]董仲舒（前179—前104），西汉信都广川（今河北枣强）人。汉景帝时为博士，汉武帝时，以贤良对策，主张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启此后两千余年以儒学为正统学术之先声。其学以儒学为中心，杂以阴阳五行说，形成“天人感应”的神学系统。著述有《春秋繁露》、《举贤良对策》等。

[3]黄宪，字叔度，东汉汝南慎阳（今河南正阳县）人，以学行彪炳当世，有颜回之称，初举孝廉，又辟公府，终生不仕。

[4]韩、范：韩琦（1008—1075），字稚圭，号贛叟，北宋相州安阳（今属河南）人，官至右仆射，封魏国公。与范仲淹久在兵间，名重一时，天下称韩范。范仲淹（989—1052），字希文，北宋苏州吴县（今江苏苏州）人，宋真宗时进士，官至枢密副使、户部侍郎，北宋政治家、文学家，有《范文正公集》。

[5]语出《孟子·尽心下》：“孟子曰：‘贤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