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孟子辟杨、墨，至于“无父无君”。二子亦当时之贤者，使与孟子并世而生，未必不以之为贤。墨子“兼爱”，行仁而过耳，杨子“为我”，行义而过耳。此其为说，亦岂灭理乱常之甚，而足以眩天下哉？而其流之弊，孟子至比于禽兽夷狄，所谓“以学术杀天下后世”[1]也。今世学术之弊，其谓之学仁而过者乎？谓之学义而过者乎？抑谓之学不仁、不义而过者乎？吾不知其于洪水猛兽何如也！孟子云：“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2]杨、墨之道塞天下，孟子之时，天下之尊信杨、墨，当不下于今日之崇尚朱说，而孟子独以一人呶呶于其间，噫，可哀矣！韩氏云：“佛、老之害甚于杨、墨。”[3]韩愈之贤不及孟子，孟子不能救之于未坏之先，而韩愈乃欲全之于已坏之后，其亦不量其力，且见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呜呼！若某者，其尤不量其力，果见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矣！夫众方嘻嘻之中，而独出涕嗟若；举世恬然以趋，而独疾首蹙额以为忧，此其非病狂丧心，殆必诚有大苦者隐于其中，而非天下之至仁，其孰能察之？其为《朱子晚年定论》，盖亦不得已而然。中间年岁早晚，诚有所未考，虽不必尽出于晚年，固多出于晚年者矣。然大意在委曲调停，以明此学为重。平生于朱子之说，如神明蓍龟，一旦与之背驰，心诚有所未忍，故不得已而为此。“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4]，盖不忍牴牾朱子者，其本心也；不得已而与之牴牾者，道固如是，“不直则道不见”[5]也。执事所谓“决与朱子异”者，仆敢自欺其心哉？夫道，天下之公道也；学，天下之公学也，非朱子可得而私也，非孔子可得而私也。天下之公也，公言之而已矣。故言之而是，虽异于己，乃益于己也；言之而非，虽同于己，适损于己也。益于己者，己必喜之；损于己者，己必恶之。然则某今日之论，虽或于朱子异，未必非其所喜也。“君子之过，如日月之食，其更也，人皆仰之。”[6]而“小人之过也必文”[7]。某虽不肖，固不敢以小人之心事朱子也。

【译文】孟子批判杨朱、墨子的学说会导致无父无君。这两人也是当时的贤人，如果与孟子同处一个时代，孟子未必不会认为他们是贤人。墨子提倡“兼爱”，这是倡导仁爱过了头；杨朱主张“为我”，这是倡导义过了头。他们的这套学说，难道不是泯灭天理扰乱纲常，足以迷惑天下人吗？他们学说的弊端，孟子把它比作夷狄、禽兽，这就是“以学术损害天下后世”。当今学术的弊端，是倡导仁爱过头了吗？是倡导义过头了吗？还是倡导不仁不义过头了呢？我不知他们同洪水猛兽有什么不同？孟子说：“我难道是喜好辩论吗？我是不得已啊！”杨朱、墨子的学说流行天下，孟子生活的时代，天下人尊崇杨朱、墨子的学说不亚于当今人们推崇朱子的学说。而孟子独自一人力排众议，辩论不已。唉！可悲啊！韩愈说：“佛道两家学说的危害比杨朱、墨子更严重。”韩愈不如孟子贤达，孟子不能在世道衰败之前拯救它，韩愈却想在世道衰败之后保全圣人之道，他这也是自不量力，而且我们都知道他身陷危境也没有人救他。唉，至于我，更是自不量力，发现自己面临危险，却没有人能救我于死地。大家正在高兴地嬉笑，我却独自流泪叹息。天下人都欣欣然追逐，我却独自皱眉忧虑。这种情形，如果不是丧心病狂，那就一定是心中有极大的痛苦。如果不是天下至仁之人，谁又能体察这种愁苦呢？我辑录《朱子晚年定论》，也是不得已。至于这些书信的写作年代先后，确实有些未经考证，虽然不全是创作于朱子晚年，但大部分是他晚年所写。我的目的在于调和，重在彰显圣人之学。我平生始终把朱子的学说奉为神明，一旦和他背离，内心实在不忍，所以说是不得已而为之。“知道我的人说我内心在忧愁，不知道我的人说我有什么要求。”我本心不愿与朱子之学相抵触，但不得已这样做，是因为圣人之道本就是如此。“不说直话，圣人之道就不能呈现。”您说我“一定要与朱子的学说对立”，我怎么敢骗自己的良心呢？圣人之道是天下人共同的道，圣人之学是天下人共同的学问，不是朱子可以私有的，也不是孔子可以私有的。对于天下共有的东西，应该公正地探讨罢了。所以只要说得对，即使和自己的见解不同，那也是对自己有益。说得不对，即使和自己的见解相同，那也会对自己有害。对自己有益的，自己一定喜欢。对自己有害的，自己一定厌恶。那么我今天所讲的，虽然有的地方与朱子不同，但未必不是朱子所喜欢的。“君子的过失好比日蚀月蚀，更改的时候，每个人都仰望着。”但是“小人对于错误一定加以掩饰。”我虽然不贤明，实在不敢用小人之心来对待朱子。

【注释】

[1]语出陆九渊《象山全集》卷一《与曾宅之书》：“此岂非以学术杀天下哉？”

[2]语出《孟子·滕文公下》。

[3]语出韩愈《韩昌黎全集》卷十八《与孟简尚书书》。

[4]语出《诗经·王风·黍离》。

[5]语出《孟子·滕文公上》：“孟子曰：‘吾今则可以见矣。不直，则道不见；我且直之。”

[6]语出《论语·子张》：“子贡曰：‘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

[7]语出《论语·子张》：“子夏曰：‘小人之过也必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