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来书云：“杨[1]、墨之为仁义，乡愿[2]之辞忠信，尧、舜、子之[3]之禅让，汤、武、楚项之放伐[4]，周公、莽、操之摄辅[5]，谩无印正，又焉适从？且于古今事变，礼乐名物，未尝考识，使国家欲兴明堂[6]，建辟雍[7]，制历律，草封禅[8]，又将何所致其用乎？故《论语》曰‘生而知之’者，义理耳。若夫礼乐名物，古今事变，亦必待学而后有以验其行事之实。此则可谓定论矣。”

所喻杨、墨、乡愿、尧、舜、子之、汤、武、楚项、周公、莽、操之辨，与前舜、武之论，大略可以类推。古今事变之疑，前于良知之说，已有规矩尺度之喻，当亦无俟多赘矣。至于明堂、辟雍诸事，似尚未容于无言者。然其说甚长，姑就吾子之言而取正焉，则吾子之惑将亦可少释矣。夫明堂、辟雍之制，始见于吕氏之《月令》、汉儒之训疏，《六经》、《四书》之中，未尝详及也。岂吕氏、汉儒之知，乃贤于三代之贤圣乎？齐宣之时，明堂尚有未毁，则幽、厉之世[9]，周之明堂皆无恙也。尧、舜茅茨土阶，明堂之制未必备，而不害其为治；幽、厉之明堂，固犹文、武、成、康之旧，而无救于其乱，何邪？岂能“以不忍人之心，而行不忍人之政”，则虽茅茨土阶，固亦明堂也，以幽、厉之心，而行幽、厉之政，则虽明堂，亦暴政所自出之地邪？武帝肇讲于汉，而武后盛作于唐，其治乱何如邪？天子之学曰辟雍，诸侯之学曰泮宫[10]，皆象地形而为之名耳。然三代之学，其要皆所以明人伦，非以辟不辟、泮不泮为重轻也。孔子云：“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11]制礼作乐，必具中和之德，声为律而身为度者，然后可以语此。若夫器数之末，乐工之事，祝史之守。故曾子曰：“君子所贵乎道者三。笾豆之事，则有司存也。”[12]尧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13]，其重在于“敬授人时”也。舜在“璇玑玉衡”[14]，其重在于“以齐七政”也。是皆汲汲然以仁民之心而行其养民之政，治历明时之本，固在于此也。羲、和历数之学，皋[15]、契未必能之也，禹、稷未必能之也，尧、舜之知而不遍物，虽尧、舜亦未必能之也。然至于今，循羲、和之法而世修之，虽曲知小慧之人，星术浅陋之士，亦能推步占候而无所忒。则是后世曲知小慧之人，反贤于禹、稷、尧、舜者邪？“封禅”之说，尤为不经，是乃后世佞人谀士，所以求媚于其上，倡为夸侈，以荡君心而靡国费。盖欺天罔人，无耻之大者，君子之所不道，司马相如[16]之所以见讥于天下后世也。吾子乃以是为儒者所宜学，殆亦未之思邪？夫圣人之所以为圣者，以其生而知之也。而释《论语》者曰：“生而知之者，义理耳。若夫礼乐名物，古今事变，亦必待学而后有以验其行事之实。”[17]夫礼乐名物之类，果有关于作圣之功也，而圣人亦必待学而后能知焉，则是圣人亦不可以谓之生知矣！谓圣人为生知者，专指义理而言，而不以礼乐名物之类，则是礼乐名物之类无关于作圣之功矣。圣人之所以谓之生知者，专指义理而不以礼乐名物之类，则是学而知之者，亦惟当学知此义理而已。困而知之者，亦惟当困知此义理而已。今学者之学圣人，于圣人之所能知者，未能“学而知之”，而顾汲汲焉求知圣人之所不能知者以为学，无乃失其所以希圣之方欤？凡此皆就吾子之所惑者，而稍为之分释，未及乎“拔本塞源”之论也。

【译文】来信说：“杨朱、墨子宣讲仁义，乡愿谈忠信，尧舜、子之的禅让，商汤、周武王、项羽的讨伐，周公、王莽、曹操的摄政辅佐，这些事情悠久漫长，无从印证，又怎么去面对呢？并且古往今来，世事变化，礼乐名物制度，不去考证认识，假如国家要兴建明堂，设立辟雍，创造历法，拟制封禅文辞，又将如何派上用场呢？所以《论语》说‘生而知之’，是讲义理。‘至于礼乐名物制度，古今世事变化，必须要通过学习，进而在实践中加以验证’，这话可以作为定论。”

您所提到的杨朱、墨翟、乡愿、尧、舜、子之、商汤、周武王、项羽、周公、王莽、曹操等人的区分，和前面所谈到舜、周武王的事例之类，大致相同，可以类推。对于古往今来世事变化的疑惑，前面在谈论良知学说时，使用了规矩尺度的比喻来说明，应当不必赘述了。至于明堂、辟雍这些事，似乎还不能不说。但说来话长，姑且顺着您的话来辨正，这样您的疑惑或许会稍稍减少。明堂辟雍的制度，最早见于《吕氏春秋》中的《月令》和汉代儒者的注释，《六经》、《四书》中都没有提到。难道是《吕氏春秋》的作者和汉代儒生们的见识比夏商周三代的圣贤还高明吗？齐宣王的时候，明堂还没有毁弃，由此可知周幽王、周厉王时代，周朝的明堂都保全完好。尧、舜时代住茅草房，土阶梯，明堂的制度尚未齐备，但这不妨碍天下大治。周幽王、周厉王时代的明堂，虽然继承了周文王、周武王、周成王、周康王时代的原有制度，但却没法拯救当时治道混乱，为什么呢？难道不是因为能够“以不忍人的心来施行不忍人的政策”，那么即便是茅草房、土阶梯，也有明堂的作用吗？而用周幽王、周厉王的心思来治理天下，那么即使有明堂这样的完备制度，也仍然没法避免暴政的产生。汉武帝在汉朝重议明堂制度，后来武则天在唐代也兴起明堂制度，当时的治理情况又如何呢？天子设立的学校称之为辟雍，诸侯设立的学校称为泮宫，都是因场地的形象而取名。然而三代的学校，主旨都在于使人明白人伦秩序，并不把“辟”是否像玉璧、“泮”是否环水看得很重要。孔子说：“作为人却不讲仁道，那么会怎么对待礼呢？作为人却不讲仁道，那么会怎么对待乐呢？”制礼作乐，必须具备中和的德性，声音合乎音律，行为举止合乎法度的人，才能讲礼乐。至于乐器、术数等具体方面，那是乐工和祝史们的工作。所以曾子说：“君子所看重道的三个方面，笾豆这样的工作，都有具体负责的人。”尧命令羲和，“谨慎地遵循天数，推算日月星辰，制定历法”，其目的在于“恭敬地把时令告诉老百姓”。舜“观测北斗七星的运行”，目的在于“安排好七种政事”。这都是急切地想把爱民的心付诸实践，实施养民的政治。制定历法、使人知道时令的根本目的都在这里。羲、和在历法术数方面的知识，皋陶和契未必具备，夏禹、稷未必具备，尧、舜的才智也不能周遍万物，即使是尧、舜也未必具备。然而直到今天，遵循羲、和的历法，世代有人修习，即使那些一知半解、略有点小聪明的人，略懂星数的浅陋之人，也能推算历法占卜天象，而没有什么错误。难道后世一知半解略有点小聪明的人，反而比禹、稷、尧、舜更为高明吗？“封禅”的说法，尤其荒诞不经，是后世奸佞之人、阿谀奉承之士，为了献媚于君主，夸大其词，蛊惑君心，浪费国家财产。这大概算得上是欺天蒙人，最为无耻的行为，君子耻于谈论，而司马相如也因此被后世所讥讽。您却以为儒者应当学习这些，恐怕没有经过仔细考虑吧？圣人之所以为圣人，因为他们生而知之。而解释《论语》的人说：“‘生而知之’的人，是从义理角度而言。至于礼乐名物制度，古今世事变化，也必须等学习了然后在实际行动中加以检验才行。”礼乐名物制度之类，如果真的与修成圣人相关，圣人也必须等学习之后才能知道，那么圣人也不可以称之为生而知之了！说圣人生而知之，只就义理而言，不是指礼乐名物制度这类知识，因此礼乐名物制度之类的知识与修成圣人的工夫无关。圣人之所以被称作生而知之，只是就义理而言，不是指礼乐名物制度，就是通过学习而知道的人，也应当是通过学习来知道这个义理。在困顿中知道的人，也是在困顿之中知道这个义理而已。当今学者学习圣人，对于圣人所能知道的东西，没有去通过学习而获知，却急切地追求获知圣人所不能知道的东西，这不是丢失了所以希望成为圣人的方法了吗？所有这些都是从您感到困惑的东西，稍微进行分析解释，没有谈及拔本塞源的论点呢！

【注释】

[1]杨：杨朱，战国初期道家代表人物，主张“贵生”、“重己”、“为我”。

[2]乡愿：语出《论语·阳货》：“乡愿，德之贼也。”指言行不符，欺世盗名的人。

[3]子之：战国时燕王哙的相，哙让位给子之，结果燕国大乱。

[4]汤、武、楚项之放伐：商汤讨伐夏桀，周武王讨伐商纣，楚王项羽先立楚怀王为帝，后来又放逐且杀害他。

[5]周公、莽、操之摄辅：周武王过世后，周成王年幼，武王之弟周公旦摄政辅佐周成王，王莽开始作为汉相，后来篡汉自立，国号“新”。曹操为汉相，尊汉献帝，挟天子以令诸侯，后来其子曹丕篡汉自立，国号“魏”。

[6]明堂：古代天子祭祀、朝见诸侯、宣明政教之处。

[7]辟雍：亦作“璧雍”，是古代天子为教育贵族子弟设立的大学。

[8]封禅：古代帝王祭祀天地的礼仪。

[9]幽、历之世：周幽王和周厉王，都是西周的暴君。

[10]泮（pàn）官：西周时期诸侯设置的学校。

[11]语出《论语·八佾》。

[12]语出《论语·泰伯》。

[13]语出《尚书·尧典》：“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

[14]语出《尚书·舜典》：“正月上日，受终于文祖。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

[15]皋：皋陶（yáo），相传为舜时掌管刑罚的官员。

[16]司马相如（前179—前117），字长卿，成都人，西汉著名文学家，曾有文章谈论封禅。

[17]语出尹淳，朱熹《论语集注·述而》曾引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