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夫“必有事焉”只是“集义”，“集义”只是致良知。说“集义”则一时未见头脑，说致良知即当下便有实地步可用工。故区区专说“致良知”，随时就事上致其良知，便是格物；着实去致良知，便是诚意；着实致其良知，而无一毫意必固我，便是正心；着实致良知，则自无忘之病；无一毫意必固我，则自无助之病。故说“格致诚正”，则不必更说个“忘助”。孟子说“忘助”，亦就告子得病处立方。告子强制其心，是助的病痛，故孟子专说助长之害。告子助长，亦是他以义为外，不知就自心上集义，在“必有事焉”上用功，是以如此。若时时刻刻就自心上集义，则良知之体洞然明白，自然是是非非纤毫莫遁，又焉有“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得于心，勿求于气”[1]之弊乎？孟子“集义”、“养气”之说，固大有功于后学，然亦是因病立方，说得大段；不若《大学》“格致诚正”之功，尤极精一简易，为彻上彻下，万世无弊者也。

【译文】“必有事焉”就是“集义”，“集义”就是致良知。说“集义”一时还不得要领，说致良知立马就可以落实用功。所以我专门讲“致良知”，随时在事情中呈现良知就是“格物”，切切实实去呈现良知就是诚意，切切实实地呈现良知，没有丝毫的意、必、固、我，就是“正心”。切切实实地呈现良知，自然就没有“忘”的毛病；没有丝毫意、必、固、我，自然就没有“助”的毛病。所以一讲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就不必再讲“勿忘勿助”了。孟子谈“勿忘勿助”，是针对告子的毛病开的药方。告子强制人心，犯了“助”的毛病，所以孟子专门讲“助长”的危害。告子讲助长，就是因为他认为义在心外，不知道在自己内心“集义”，在“必有事焉”上做工夫，所以才这样。如果时刻在自己心中“集义”，那么良知的本体就会洞然明白，自然各种是是非非就会一览无余，又怎么会有“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得于心，勿求于气”的毛病呢？孟子“集义”、“养气”的学说，当然对后世学者有很大贡献，但他也是对症下药，说个大概；不如《大学》中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的工夫，特别精粹专一，简单易行，上下贯通，千秋万世都没有弊病。

【注释】

[1]语出《孟子·公孙丑上》：“告子曰：‘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得于心，勿求于气。’”意为如果不能通过言语有所收获，就不必求助于内心；不能在内心有所得，就不必求助于意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