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与政通

中国古代的音乐理论丰富多彩，如孔子的“尽善尽美”，师旷的“乐与政通”，以及墨子的“非乐”等。但这些音乐理论十分零碎，没有形成各自成熟的体系。直到西汉《礼记·乐记》的出现，中国才开始有了比较系统的音乐理论和比较完善的音乐论著。

《乐记》开首就说：“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指出音乐的形成是“物动心感”，认为音乐是主观受到客观影响的结果，并突出了音乐是表现人们内心感情的，具有唯物论因素。《乐记》还指出音乐表达的是人们的真情实感，“夫乐者乐也，人情之所不免也”、“乐也者，情之不可变者也”、“唯乐不可以为伪”，强调音乐是真情的流露。在《乐本篇》中对“物动心感”的这一观点又作了进一步论述：“乐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是故其哀心感者，其声噍以杀；其乐心感者，其声啴以缓；其喜心感者，其声发以散；其怒心感者，其声粗以厉”，指出喜怒哀乐几种心情在音乐上具有不同的表现。正因为音乐这种情感化的特征，音乐可以反映民风民情。“是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这就是贯穿全文的重要思想：乐与政通。

《乐记》作为儒家音乐思想的总结，继承和发扬了孔子等人的观点，认为音乐“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易”，具有教化人民的作用，因此《乐记》竭力提倡雅颂之声（雅乐），而反对郑卫之音（俗乐）。这种突出音乐教化作用的音乐观对后世影响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