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中国古村落漫谈

散落在中国大地上的古村落犹如一颗颗璀璨的文化明珠。这些古村落往往选址在山清水秀的自然环境之中，既有江南村镇的“小桥流水人家”，又有皖南山区的粉墙黛瓦、牌楼戏台；既有“山深人不知”的桃花源式的村落，又有依山就势、鳞次栉比的黄土高原的窑洞村落。

第一节　中国古村落的产生与演变

村落的起源与形成

村落，主要指大的村落或多个村落形成的群体，常用作现代意义上的人口集中分布的区域，包括自然村落（自然村）、村庄区域。村庄是人类村落发展中的一种低级形式，在这里人们主要以务农为主，所以村庄又叫做农村。它们拥有少量工业企业及商业服务设施，但未达到形成建制镇的标准。而大的自然村落里，人口居住相对集中，由成片的居民房屋构成建筑群。

村庄村落约起源于旧石器时代中期。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原始人为了生存延续，单独生活是相当困难和危险的。起初一伙人聚在一起，为了更好地生存延续就形成了大群人聚集在一起生活。后来，在原始公社制度下，形成了以氏族为单位的村庄村落。虽然乡村村落始终是村落的主要形式，但是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以后，城市或城市型村落广泛发展，乡村村落逐渐失去优势而成为村落体系中的低层级的组成部分。

村落由各种建筑物、构筑物、道路、绿地、水源地、田园等物质要素组成。村庄的最大特点是人们以土地资源为生产对象，“靠天吃饭”是其真实写照，按资源性质分类，可分为种植业村落、林业村落、牧村、渔村以及具有两种以上部门活动的村落等。因此，从这个意义上看，村庄一般是指居民住宅集中生活区域，通常主要分布在平原、盆地的居住地形。大的“村庄”可以包括一个、多个村（行政村），或形成集镇。很多村庄形成了现代意义的镇（行政建制镇）。

中国黄河流域仰韶文化早、中期的村落中，居住房屋都是半地穴式的，如甘肃秦安县大地湾遗址、陕西临潼姜寨遗址、河北易县北福地史前遗址、内蒙古敖汉旗宝国乡兴隆洼文化村落遗址等等。而青海省西宁市大通县长宁乡长宁村齐家文化遗址、内蒙古及辽西红山文化遗址等地的房屋，半地下式与地面式并存。这正是原始社会居住房屋发展的共同特点。

而中国的长江流域，由于地理环境优越，早于黄河流域及华北、华东地区，在距今5000年前早已进入农耕文化时代，如湖南洪江地区的高庙文化遗址、湖南澧县城头山文化遗址、浙江余姚县河姆渡文化遗址、太湖地区余杭良渚文化遗址等地的村落，已在地面上建起榫卯结构的干栏式木房屋。

秦安大地湾遗址

深埋地下的远古村落

人类村落的早期形态是村落。《汉书·沟洫志》中说：“或久无害，稍筑室宅，遂成村落。”村落的本义是指人类居住的场所，之后不断扩展为人类聚居的场所。原始村落是在原始人类走出自然洞穴并从事原始农业之后，人们按照氏族血缘关系在江河两岸或湖沼周围以及其他开阔而安全的地点兴建的聚居场所，不同的氏族聚居地形成一个又一个的“聚”。《史记·五帝本纪》中说“一年而所居成聚”，表明了“聚”是定居的标志。

形成于距今五六千年的西安半坡村落，就是早期氏族村落的典型例子。半坡村落遗址位于西安城以东6公里的浐河二级阶地上，既便于生活取水，又避免了洪水的侵袭；既便于下河捕捞，又便于上山采果和狩猎，而且村落周围采用水或壕沟与外围隔离，安全得到有效保障。

半坡村落遗址面积约5万平方米，呈南北略长、东西较窄的不规范的圆形。村落由3个性质不同的区域组成，即居住区、氏族公墓区、陶窑区。

西安半坡村落形成于母系氏族时期，属于仰韶文化。当时的村落形态已较为完备，在其遗址中发现，居住房屋和大部分经济性建筑，如贮藏粮食等物的窖穴、饲养家畜的圈栏等设施，集中分布在村落的中心，构成一个占地约3000平方米的居住区，成为整个村落的重心。在居住区的中心有一座供集体活动的大房子，门朝东面开，是氏族首领及老幼成员的住所，氏族部落的会议、宗教活动等估计也在此举行。大房子及广场，是整个村落布局的中心。

半坡村落遗址

遗址里中心分布着46座小房子，小房子均以中心的大房子为朝向，大房子成为整个居住区的几何中心和心理中心。这是中国原始村落规划思想的重要表现。居住区周围挖了一条长而深的防御沟（壕沟），沟北面是氏族的公共墓地，考古发现，几乎所有死者都是头朝西、脚朝东。居住区壕沟的东面是烧制陶器的窑场，即氏族制陶区。居住区、公墓区、制陶区的明显分离，表明半坡原始村落已有了规划布局的理念。

无独有偶，离半坡村落遗址不远的临潼姜寨村落，从其考古的结果来看，其总体布局与西安半坡村落如出一辙，周围是壕沟，中心是广场，居住区集中于广场上，沟外分布着氏族公墓和制陶区。足见仰韶文化时期，关中地区原始村落空间形态与布局有明显的趋同性。

东北第一村

在辽宁的营口、本溪、大连等地，分别发现了旧石器时代早、中、晚期的文化遗址，但多数处在自然山洞里。大概到了新石器时代，东北先民才从自然洞穴中走出来，建造氏族村落和房屋。辽宁阜新蒙古族自治县沙拉乡查海村西南约2.5公里处的新石器时代村落遗址，被认为是辽宁乃至东北地区迄今为止发现的年代最早的村落遗址，距今约8000年，被誉为“东北第一村”。

村落遗址坐落在一个向阳山坡（即南坡）的低缓处，周围地势开阔。遗址南缘已被水沟毁蚀，现存面积1.5万平方米。在已发掘的1万平方米的范围内，排列较为有序的房屋遗址有55座，还有一些灰坑和两条水冲沟。

房屋遗址群的平面布局以东、西成行排列，每行约2到3座房址，约有6行。房屋朝向基本一致，即朝南面、稍偏西。

房址排列很密集，最近距离约0.8米，皆为半地穴式，直接辟凿于花岗岩内。平面形式多为方形圆角，南北“进深”稍长于东西“面阔”，无门道。每座房址中分布着较多的柱洞，洞较粗深，且多为圆形、直壁、平底，显然是房屋立柱的位置，分内外两圈排列。日常生活所用的陶器、石器主要摆放在内、外两圈柱网间的居住面上。灶址位居每座房址的正中，周围很少有陶、石器物，大致是居室的主要活动空间。

阜新查海遗址中的房址没有“门道”的做法，这种“门道”曾经在兴隆洼遗址、新乐遗址中发现过。似乎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至少在中国东北地区，在距今七八千年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房屋是不设门道的。大约到了距今六七千年，房址中才发现了门道。沈阳市北郊新乐工厂家属区发现的新乐村落遗址，就发现了门道，它是辽宁中部地区新石器时代村落遗址的典型代表。遗址分上、下两房，经测定，上层距今6800年左右，下层距今7300年左右。

阜新查海遗址博物馆

遗址下层共发现房址四五十座，分大、中、小3种类型。从考古发掘的结果来看，大型房址多位于遗址中部，中型房址分布在大型房址的外圈，小型房址发现最多，主要是围绕在中型房址的周围。房址结构为半地穴式圆角方形或长方形，以木柱支撑木构架屋顶，这方面的特征与阜新查海原始村落特征基本一致。

从大、中、小不同形制的房址状况及其相互依靠的关系来看，新乐村落遗址是由若干个“小家庭”和“大家庭”构成的氏族村落遗址。

古代村落的发展演变

奴隶制社会的夏王朝是由原始村落社会演变而成的国家，以统治据点城堡——“都”象征国家，这种国“都”是由中心村落发展形成的，围绕中心村落（城堡）外围广阔郊野的一般环壕村落，农业生产者居住耕耘的田野，被划定为鄙邑。

商王朝继承夏王朝的奴隶制，统治者聚居的城叫“中商”，即大邑商（王都）为核心的王畿。王畿之外，则为商王朝分封的诸侯领地和附属于商的一些方国部落。

周王朝仍继承前代的等级制，分统治阶层、平民和奴隶三个层次的社会组织形式。周人更重视礼制，其礼制秩序在人们聚居环境上也有所反映：统治阶层贵族居城（国）中，中间阶层的平民居城近郊，而广大的农业奴隶（氓）被安置在郊外之野。

周王朝按礼制开创营国制度的三级城邑建设体制。在全国构成一套以王城为中心，诸侯国都为次中心，卿大夫采邑城为基层据点的网络。在诸侯国内，又按同一组织方式，以诸侯都城为核心，各级采邑为外围据点，形成一个小型网络，作为全国大网络的一个组成部分。周代按礼制等级划分建设，在全国出现各种不同规模的政治军事城堡，而对于底层从事农业生产的奴隶社会的居住环境却没有纳入礼制范畴。但从我国奴隶社会都邑规划的演进情况看，夏、商、周的“都”是由中心村落转化而来，而“邑”或“鄙邑”是由一般氏族村落转化而成，形成了政治上城市统治农村、经济上农村供养城市的国野关系。这种城、乡经济的政治体制一直影响到近代，周王朝所开创的“营国制度”对我国封建王朝的城市规划产生了深远影响。

周王朝进一步完善商代的井田制，周代实行按“夫”（即有家室的农夫——“氓”）授田，其标准为一农夫授岁可耕种田100亩。这100亩地积即称之为“夫”，以“夫”（100亩）为计量井田地积的基本单位。田间有沟洫道路，各分五级，即习称之“五沟五涂”，构成一套较为完整的农田水利及道路体系。史书上记载的农田水利规划井井有条，却没有谈到农夫居住的生活环境，这可能归咎于统治者对耕耘土地的奴隶们的生活漠不关心。统治者所关心的是土地种植农作物所创造的财富，土地属于王者，农夫只不过是被固定在田地里耕作的奴隶——农耕工具的延伸。

夏、商、周时期考古发掘的遗址只有都城的遗存，几乎见不到有关农耕奴隶们居住的村落环境。这也许是因为奴隶们居住的环境和房屋还远不如史前时期氏族村落的居住环境，简易的房舍在时代变革中很难保存下来。

南皮古村落遗址

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早期，处于社会底层的农耕奴隶生活在最低劣的环境长达千年，只有社会发生大变革才有可能改变这种局面。春秋战国时期年年征战，动摇了周王朝的根基。打破旧“营国制度”约束，为革新旧的统治体制铺平道路。春秋中叶，齐、晋、楚、鲁为称霸中原，增强国力，改革旧制，如晋国废除宗周的土地分配制，“作爰田”，将土地分配给国人；鲁国实行“税田”，承认土地私有制，改革旧奴隶主贵族垄断土地的特权。政治、经济等改革促进了奴隶制的解体、封建制的诞生。战国时期，七雄并峙，积极变法，推进法制，取代旧的礼制，建立新的统治秩序。确立了中央集权君主专制的体制：整顿户籍，计口授田，征收赋税，摊派徭役，推行征兵制。经过战国时期各国一系列政治、经济、军事改革，奠定了新兴封建制国家的政治制度。公元前221年，秦灭六国，统一中国，建立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建帝国。

由秦到汉，世代被禁锢在土地上的农耕奴隶，人身和精神在政治大变革中获得一定程度的解脱。西汉致力于改进农耕技术，改善耕作农具，农业生产蒸蒸日上，农民获得丰厚的收成，交完税收剩余的财富，可用来改善生活，创建家园。从考古发掘的河南内黄县三杨庄西汉晚期的汉代庭院遗址及其周边的众多民居遗址，可窥视到中国村落社会摆脱奴隶社会的枷锁后，到西汉时期已开始复苏，不再被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中，建筑史的进程也不再局限在城市（都邑）的范畴里。从黑龙江七星河流域，发现汉魏时期遗址群村落已有600余处，可见三江平原自汉以后城镇和村落兴旺的盛况。

经历2000多年的历史演变，随着汉、三国、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辽、金、元、明、清朝代更换，中国农村房屋以木构为主体的农舍，也在不断地更新、维修、创造、演变。现存的建筑造型以明清时期为主，但建筑中的某些局部尚可以见到依稀的汉唐遗风。村落的总体布局仍因袭千年前初创村落的环境布局，有的古村内尚存汉、唐时期的石碑，可证实村落始建时代；有的古村还保存有氏族的族谱，更能说明它的历史。以氏族社会为基础的古村民风纯朴，由他们先祖创立的家训和管理体制为这个氏族社会树立值得称道的文明风尚。这些可贵的文化传统一直传承到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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迤沙拉村

迤沙拉村始建于明洪武年间，距今已有600多年历史。古村是攀枝花市的南大门，东临金沙江，与凉山州会理县隔江相望，北与大龙潭乡接壤，距镇政府8公里，距攀枝花市中心区60公里，108国道和成昆铁路纵贯全境，交通便利。迤沙拉为彝语的读音，译为汉语是“水漏下去的地方”。全村彝族占据了总人口的96%，是汉族和彝族生活习俗高度融合的“中国第一彝族自然村”。迤沙拉民族文化旅游区由核心里颇彝族文化山寨区、古驿道旅游区、诸葛大营、葡萄沟现代观光农业区等数十个景点组成。站在迤沙拉几百亩的葡萄沟上眺望，原野上清新的微风中沁入酸酸甜甜的气味，令人如痴如醉。

迤沙拉村的建筑，非常讲究布局和街巷设计。村子里街巷门肆、骡马客栈，大多依照祖先留下的体例而筑。村民家家有院，土木结构，一正两厢，四合五井，白墙青瓦，高瓴飞檐。房屋建筑“廊腰缦回，檐牙高啄，各抱地势，勾心斗角”，板壁雕刻、太阳纹饰，“只刻不画”，颇多江南神韵遗风。走进迤沙拉的高墙小巷，你仿佛置身于江南农村小镇。

第二节　古代村落的选址与布局

古村落的选址与布局

中国古村落的选址和布局是十分讲究的。古人相信村落与自然环境选定的成功与否，会直接关系到整个家族和子孙后代能否昌盛发达。所以在村落建设之初，都要先请风水先生来看看风水，包括观察山脉的起伏、水流的方向、草木的生长等。

一般来说，村落基地要选择地势宽敞平坦的地方，周围有山水环抱，最好是后有靠山、前有流水，周围有小丘护卫。江南和中南部的水乡古村落一般都建在河流的北岸，以取得良好的日照，一面临水或背山面水，建筑沿着河道伸展，临水设有码头，以联系水路交通。在东南和西南的山区，村落往往是竖向分布的，形成层层交叠的布局。在北方地区，村落常选择地形平整的地方，整体布局风格严整而开阔，街道宽敞，建筑雄壮，凸显出北方大气、粗犷的风格。

中国村落布局的特点

中国村落布局的沿革是多元的。中国地域辽阔，民族众多，56个民族各自偏居一方，几千年来在比较封闭的环境里，自我形成的各种各样的崇拜和信仰，以及民俗风情，再加上外来宗教的影响，这些有形和无形的因素，潜意识世代因袭，成为村落环境布局的主要依据。

“因地制宜”是中国先民在建设家园过程中总结出的一条宝贵经验。尤其是住在山区的少数民族，巧妙地利用地形，节省土地，创造非常舒适而完美的生活空间，开创建筑和园林领域空间规划设计的先河。广西龙胜金竹寨便是一例。

城镇附近的村落，则重规矩，讲风水，追求城市的生活模式，虽身居郊野，却慢慢失去田园的生活情趣。中国黄河中原及长江流域一带，那些耕读世家、商贾望族，他们把城市里那些深宅大院作为建设家园的样板，违背了因地制宜、顺应自然的原则，构筑成一处处封闭、单调、规矩的生活环境，如山西的那些华贵的村落大院。

古村

这些村落大院的规矩模式沿袭于城市，而中国的城市布局沿革受周礼制影响较深，宫殿、衙门、宗庙、祠堂、宅院等，无不以中轴对称作为规划设计的格局。中国广大地区的汉族大户人家的村落，大部分追求这种封闭式的布局。

自唐、宋以来，中国的一批文人雅士、骚人墨客，他们的思想境界与那些衣锦还乡和发家致富的商贾不同，他们向往的是超然世外、田园自娱的生活环境，由他们创建的家园则是另一番景象，如广西富川的秀水村、湖南怀化的荆坪村等。

古村

另一类走耕读之道，学而优则仕的世家，他们用儒家的哲理来立意建造家园，构成富于生机的村落环境，如浙江楠溪江的苍坡村、芙蓉村等。

还有那些因避战乱，寻得安身之地，在创建家园之外围建起防御体系，求得族人的安身立命自小村落。这种城垣的村落体系，沿用了古代围壕的模式，最典型的是福建的赵家堡古村。此外，福建漳州地区，以宗族为单位所建筑的各种形式的土楼，其规模虽比古代城壕村落小得多，但其功能布局却有异曲同工之妙。史前先民防御体系的构思，无疑对后世带来一定影响。

对于那些具有宗教信仰的民族，村落的布局缘于宗教的某些特定规定，世代因袭，虽历经千年，村落布局依旧。如回族村落里清真寺的位置是固定不变的；西双版纳小乘佛教的村落，村中的缅寺处在显著的位置。

而中国大多数位于郊野或山区的村落，往往结合地理条件，村落房舍融于大自然之中，与山水田园构成一处处和谐的生态环境。尤其是那些位居山区的小村落，几亩薄田映衬出依山而筑的几户人家，极富农家的诗画境界，如湖南张家界天门山下的小村舍，朴实无华。这种充分结合自然的优良思想缘于祖宗的传承，这里没有过多的规矩，重要的是更好地结合自然来安排家园。

古村落布局形态

古村落是以宗族聚居为特色，以居住和生活功能为主的居民点。古村落的布局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1.山水古村

这类古村落依山傍水，水、桥、民居交相辉映，其代表是宏村。宏村融天然山水、田园风光、人文景观于一体，风水观念、耕读思想浓郁。牌坊、书院、庙宇、祠堂分布讲究，吊脚楼建筑别具特色，美观实用，或金鸡独立，或连片成寨，或负山含水，或隐幽藏奇……千姿百态，冬暖夏凉，不燥不潮，和谐统一，浑然一体。

江南古村

2.山区古村

这类古村落环山而居，多苍天古木，也可能有溪水潺潺，起到方便村民生活和装点古村景观的作用，其代表是李家山村。此类古村建筑形式多为四合院，也有吊脚楼、窑洞等特色建筑。古村内巷道纵横，黑瓦白墙，马头墙高耸，雕刻精美。

3.要塞古村

这类古村落以城堡和山寨为建筑特色，有极强的军事防御功能，其代表是张壁。此类古村地处险峻地段，多因军事而建城堡，易守难攻，退进自如。高大的城门、雄伟的城墙和整齐划一的街道其是标志性建筑。

4.名胜古村

这类古村落多因地理上接近风景名胜而形成、繁荣，其代表是鸡鸣驿村。它们处于名寺、名山、名人故居的旁边，拥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纳山川之精华，借名寺之福气，逐步发展形成风格独特的村落。山川因名人而生动，名人借山川而传扬。此类古村一般风景独具，文化源远流长。

古村落的人文景观

中国历史文化名村是不同地域、不同文化、不同民族、不同建筑特色的中国古村典范，体现着中国人的居住理想和生活的尊严感。

1.历史悠久

历经沧桑岁月而风韵犹存的古村落，码头、港口、街市依稀可辨昔日繁华景象，美观而实用的古建筑和民居飞檐翘角。例如，盛唐时的模式、风范、标准创建的唐模古色古香，建于南唐初年的渼陂风彩依旧，数代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恬静生活。

2.风水理念

按照风水的观点，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几千年来人们都在追寻“天人合一”的人居理念，这一点，在中国的古村落当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形如卧牛的宏村美丽而恬静，俞源太极星象村充满了神秘，有天然太极图奇观的诺邓更是令人神往……

3.宗族制度

中国古村落大多以宗族聚居为特色，均呈现出井然的秩序感与等级特征，传统的家族制度与文化理念，使围绕血脉的人缘居住方式一脉相承。牌坊、祠堂作为封建礼制的象征性建筑无处不在。

4.建筑文化

小巧的吊脚楼依山傍水，高大气派的四合院古朴厚重，九厅十八井的培田古民居是古村落建筑结构的典范，于家石头村写就了石头的诗篇，东楮岛的海草房洋溢着浓浓的原生态气息，碉楼、鼓楼、土楼群、城堡、古寨更是风格各异。无论是民居、亭阁，还是寺塔、石桥，举目可见的各类雕刻以及匾额楹联，无不体现了古人对美的追求。

5.耕读文化

叶落归根以及唯耕唯读的传统理念，使得乡村成为古代中国的财富聚集地，重视教育的古人在整体建筑布局中处处流露出对文化的渴求，留下了恢宏的荣耀痕迹，荫庇后人。大旗头村的文房四宝便是耕读思想的典型代表。

6.特色民俗

各地的各族村民有着各自的文化特点，美食文化风格别样，服饰文化五彩缤纷，娴熟的手工艺令人赞叹，各种节祭习俗更是丰富多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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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雾村

白雾村距会泽县城约30公里，建村至今已有2000多年历史，文化遗产丰富，古迹众多，保存完好的古老民居民宅达3000余户。明清时期的白雾村十分繁华，各省前来押运、采购铜的官员特使、商人等常驻于此，并建起了会馆、祠堂、庙宇等10余座，商号达150余家。白雾村是万里京运的第一站，因此有“万里京运第一村”的美誉。如今，该村仍然保持着古老淳朴、山峦叠翠、古韵幽幽的风貌。

娜姑镇是镇政府所在地，而娜姑古镇的核心便是坝子东南端的白雾街。娜姑镇绝大部分古建筑均集中在白雾街上。清新秀美的自然景观同完美艺术的古建筑相结合，充分展现人与自然的高度和谐。长约2公里的白雾街为东西走向的一字街，铜运古道穿街而过。街道两旁有明清时期建筑风格的古建筑24座，寿佛寺、张圣宫、万寿宫、三圣宫、财神庙、太阳宫、祠堂、常平仓、养济院、大戏台、天主教堂等古建筑坐北向南排列。保存完好的古老民居鳞次栉比，马店、驿站、各类店铺组成集镇市容。

白雾村内原有建于清成丰十年（1860年）的城堡城墙。围白雾街主街建成，呈长方形，东墙长317米，南墙长350.5米，西墙长273米，北墙长300米。城墙均高5.8米，厚3米，内外墙用石块垒砌，中间填土夯实。

东面据得胜桥设卡，南面依城墙置栅子，西、北两面筑有拱洞形城门。城墙四面设8座炮台，城门上的炮台高出城墙1.3米。当年白雾街的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可见一斑。

第三节　古村落中常见的建筑类型

古村落中的建筑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住宅民居建筑，包括各种形式的民宅；一类是公共建筑，包括祠堂、寺庙、戏台、牌坊、街道等。这两类建筑通常都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和乡土气息。与大城市相比，各地的古村落更多地保留了明清以来的古代建筑，那些历经百年的古街、古桥、古宅院，带给人们的是一种古朴自然而又内涵深厚的文化意蕴。

古村落中的民居建筑

民居就是人们居住的建筑，是最基本的建筑类型，分布最广，而且数量最多。各地古村落的民居不仅显现出多样化的而貌，而且保留了古代的建筑特色，甚至可以记录一个家族几代人的繁衍生息，见证整个古村落的沧桑变化。

1.合院式民居

合院式民居是中国民居中十分常见的一种，以围合起来的院落为基本形式，四合院是其中应用最广泛的一种。

四合院，指的是东南西北四个朝向的房子围合起来而形成的内院式住宅，其布局方式十分符合中国古代社会的宗法与礼教，家族中男女、长幼、尊卑地位有别，房间分配的区别也十分明显。而且其四周都是实墙，可以有效地隔绝外界干扰，且兼具防御功能，形成安全舒适的生活环境。四合院的形状、面积和单个建筑的形体只要略加调整，就可以适应不同地区的地域条件，所以南北各地几乎都可以见到四合院的影子。

四合院

四合院大规模出现在元代时的北京等地区，到了明清时期，四合院成为中国民居中最为理想的一种模式，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北京四合院、晋中四合院、皖南天井院等。

2.窑洞民居

窑洞是中国西北黄土高原上居民的古老居住形式。黄土高原上的黄土层非常厚，而且具有不易倒塌的特性。当地人利用高原有利的地形，凿洞而居，创造了窑洞建筑。窑洞一般有靠崖式窑洞、下沉式窑洞和独立式窑洞等形式。

在山西晋中地区的一些古镇中，仍保留着不少窑洞建筑。这些窑洞有的是在山崖和土坡的坡面上向内挖掘的靠崖式窑洞；还有一些富裕人家将窑洞与一般住宅相结合，后部是窑洞，前部留出空地建造平房，用院落围合，形成窑洞式的四合院；还有的在平地向下挖掘一个方形大坑，再在四面坑壁上向内挖掘出窑洞的下沉式窑洞，这也可以看作是一种四面房屋的四合院。

3.干栏式民居

窑洞

干栏式民居在中国云贵地区分布较广，尤其是在苗族、侗族、傣族等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干栏式建筑盛行的地区，多为山峦起伏的山区，而且气候潮湿炎热。当地人用当地生产的木材或竹子，随着地势建起两层的构架，下层一般多空敞而不做隔墙，里面用来饲养牲畜或堆放杂物。上层住人，而且四周向外伸出廊棚，主人可以在廊上起居休息。这些廊棚的柱子并不落地，而是靠楼层上挑出横梁承托，以便人或牲畜在下层行走。这样一来，廊子犹如悬吊在半空，所以这类建筑又被称为“吊脚楼”。其优点是人住在楼上可以通风防潮湿，又可防止野兽的侵袭。

干栏式民居

4.土楼民居

在福建省南部的永定、龙岩、漳州一带的乡村，普遍存在一种土楼民居。每一栋土楼的体积都很大，用夯土墙作为承重结构，平面形式有方形、圆形、五角形、八卦形、半月形等，以方楼和圆楼为主。土楼一般高三四层，其中房间多达数十间，可以容纳几十户人家、数百人生活。

古时福建地区战乱频繁，盗匪横行，于是人们建起高大坚固如堡垒般的土楼，一个家族的男女老幼都聚居在一起。土楼墙体厚重坚固，有的土楼甚至在三四层上开设枪眼，以抵御外敌。楼内还有谷仓、水井、牲畜棚圈等设施，如遇外敌围困可坚持数月之久。

古村落中的公共建筑

古村落中的公共建筑种类十分丰富，常见的包括祠堂、寺庙、戏台、牌坊、桥梁等。

1.祠堂

土楼

祠堂是一个家族祭祀祖先的地方。明代以前，只有帝王诸侯才能自设宗庙祭祀祖先，平民只能在家中祭祖。明代嘉靖年间，朝廷首次“许民间皆立宗立庙”。到了清代，民间祠堂大量出现，几乎各村各镇都有祠堂，其中还有宗祠、支祠和家祠之分。祠堂的功能除了祭祖之外，还是族长行使族权的地方，同时也可以作为家族的社交场所。一些地方的宗祠还附设学校，族人子弟就在这里上学。祠堂建筑一般都比民宅规模大，越有权势的家族祠堂往往越讲究，高大的厅堂、精致的雕饰，成为这个家族光宗耀祖的一种象征。

祠堂

2.寺庙

中国古村落中还保留着大量的民间寺庙，除了宗教性质的佛教寺庵、道教宫观、清真寺之外，还有许多供奉传统和地方诸神仙的庙宇，如关帝庙、土地庙、文昌阁、魁星阁、真武阁等等。对于中国人来说，无论是传说中的文臣武将还是管天管地的各路神明，无论是外来的菩萨还是本土的道主，只要能带来平安、圆满与护佑，就都可以纳入信仰和崇拜的范围，享受香火。

3.戏台

戏台常设于一村最为繁华的核心地段，用于逢年过节戏班演戏或举行其他典礼仪式。这种戏台建筑一般独立高耸，一面或三面开敞，屋角向四面挑起，有飞扬般的轻盈感，戏台多雕梁画栋，风格华丽。

4.牌坊

牌坊又称“牌楼”，是一种中国传统的门洞式纪念性建筑物，盛行于明清时期，在民间被广泛地用于旌表功德、标榜荣耀。在古村落中，牌坊一般安放在村口，用来旌表和纪念某人某事，也可仅仅用来当作一种装饰。各地牌坊不仅建筑结构自成一格，而且通常集雕刻、绘画、匾联文辞和书法等多种艺术于一体，集中体现了古人的生活理念、道德观和民风民俗，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和深刻的历史文化内涵。

牌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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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戏台：60年消失近9成

古戏台是指清末民初前修建的以戏曲表演为主要功能的有顶盖建筑。作为传统戏曲的载体，戏台联系着我国古代多种多样的宗教习俗和戏曲民俗，负载着传统戏曲的艺术形态和观演关系，乃至民族情感和民族精神。中国传媒大学戏曲戏剧学教授周华斌认为，我国遍布城乡数以万计的古戏台见证了我国戏曲的形成，促进了戏曲的发展和繁盛，是非常宝贵的“固态的戏剧文化”，同时还体现着我国古代建筑艺术的绚丽和辉煌。

然而，由于各种自然灾害和人为的原因，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里，遭到了严重的损毁。“中国古戏台研究与保护”课题组负责人吴开英和山西师范大学戏曲文物研究所教授车文明、山西长治学院上党文化研究所所长卫崇文博士等课题组成员对古戏台展开过拉网式的调查。调查显示，相较于20世纪50年代的10万多座，目前古戏台只剩下了1万余座。

第四节　古村落的结构与环境

中国古村落的村落结构

中国古代村落的社会结构受制于经济和民风等诸多因素影响，经济是农村发展的基础，古代小农自耕自足的经济，为农村村落奠定了基础，而村落的发展同时也受到一定的制约。村落的构成形式都往往取决于民风、民俗，一个村落建村建房的指导思想来自于民俗和信仰，这正是中国古代村落形成的共同特点。

江苏新闸村

中国人自古以来对生活的追求，重在现实，以人为本。中国人把今生今世看得更重。在有生之年，希望可求得美满的生活。故村落的布局是以人为中心，把人的生活放在主导地位。从村落选址、总体安排、民宅位置，无不把生活起居、人的精神追求、人际往来以及集体活动放在首要地位。像村民公共活动的场所，如祠堂、鼓楼、庙寺、学堂等，必须放在村落最重要的位置，有的位于村头，有的位于中心。而保平安的土地爷、灶王爷、山神爷常退居次要的位置。村里村外的一切安排，景物选择、环境组织等等，都是以人追求的物质和精神诸多方面的活动场所为转移的。如村前的廊桥、路亭，村头的石凳、风水树，宗祠前的小广场，村中心区的晒谷坪，井台前的小坪，土地庙前聚会的场地，院内小天井，户内起居的堂屋等场所，都是基于村民的实际生活需要，为一个村落小社会安排的。

中国古村落的形成，虽然把人放在中心位置去塑造自己的生活空间，但首先考虑的是择地，而后再建村。古人所言“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易·贲·象》），“天文”乃自然秩序，“人文”乃人事条理。多求一切人事条理与自然秩序取得和谐统一，则风调雨顺，人丁兴旺，万事大吉。凡保留至今兴旺发达的古村落，都具有非常好的地理环境，巧妙地利用自然条件，因地制宜，创造出优美的生活环境。引山溪之水，辟良田，开渠道。建筑依山傍水，后有山峦丛林，前有平川良田，生活空间和生产场地与大自然有机统一，融为一体，妙道所在，天人合一。

中国古村落环境构成

中国古村落虽然有民族和地域的差异，但几千年来在中华民族华夏文化圈的相互交流和渗透的影响下，逐渐形成一个共同的环境观。这个环境观包含了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文化积累，无论古村落的具体布局如何千差万别，在塑造村落的环境中，都有一个共同的准则，即把“人”放在主导的位置，一切从人居的要求出发，敬神是为了求得神的保佑，祭天地乃祈求上天赐福于人。中国古代村落社会不存在宗教，在村落里找不到庙寺，在明清时代汉族的古村落里最大的宗教建筑只有小小的土地庙。所供奉的神都是放在居民的家里，大多放在堂屋，灶王爷则供在灶台上。祭天的活动往往在露天的广场上进行，有的民族常在山上或森林里进行。村落的布局都是围绕村民生活起居的一切活动安排的。这种以人为本的思想，自古以来，一脉相承，已成为构建村落环境不可动摇的准则。

正因为以人为本，不同的民族因生活习俗的差异导致各自的传统环境观。

不同民族的传统环境观是根据他们各自的人生观、宇宙观和审美意识形成的。

汉民族以“礼”来安排。比较完整的村落，从居室到公共活动的祠堂、场院，所构成的大小环境，都与“礼”有相应的关系。一切布局，讲究规矩，崇尚秩序。

边远地区少数民族虽然或多或少受到中原汉族文化的影响，但他们仍保持各自的民族习俗和信仰。他们依据自身的风俗习惯去安排家园，更多的是顺应自然地理条件去规划适合他们的生活空间，他们的生活哲理并不把“礼”放在首要位置上。

中国少数民族因地域和气候条件的差异、民族传统文化的不同、风格习惯和信仰的不同，世代因袭所形成的传统环境观也有各自特征，有的以游猎为主的少数民族，居住不固定，很少组成村落。像傣族信奉小乘佛教，每个村子都建佛寺，而佛寺只是作为宗教活动的场所，虽也是村内的公共建筑，但它没有侗族鼓楼那样承担多种社会职能。故傣族佛寺——甸寺常常位于村子的边沿地带，很少位于居住房屋的中心。信奉伊斯兰教的回族村落，村内所建的清真寺虽也位于居住区的外侧，但它的位置朝向很有讲究。苗族的保家楼、羌族的碉楼，都是作为防御哨所出现在村落的前沿，高高耸立在村头，成为羌寨或苗寨的标志。

1.中国古村落与自然环境的关系

中国古村落有的位于平原地带，有的位于丘陵，边远地区的古村落位于山区，先民常在条件不好的情况下，创造出令人陶醉的田园，这一切应归功于建设者对人与自然环境的把握。在古村落的布局中“师法自然、择势而居”，创建者根据自然环境条件，因地制宜，确定村落的总体布局，安排村落的道路系统。道路是与地形的变化、溪流的走向密切结合在一起的。古村落往往因山就势，巧妙安排在道路两侧或山坡上，与山体结合紧密，融于自然。

2.中国古村落对境界的追求

中国许多历史悠久的古村落，非自然形成，大多是通过立意，确定主题并结合自然条件，精心规划设计，以求达到理想的境界。

古村

有的以景为主题，构成许多景点，以丰富村落环境景观。人们往往借助村里溪流石桥，塑造“小桥流水人家”的境界。如怀化铁坡江坪村，妙用村内山石和花丛构成村内小八景，巧借村外溪流山岸塑造村外大八景，为江坪村增加景色，平添文化情趣。

有的取意哲理，如兰溪诸葛村结合山形地貌，塑造一个八卦形的村落。再如永嘉楠溪江芙蓉村，取意“七星八斗”，村中以七块石墩为星，八个水池为斗，寓意于会试高中，光宗耀祖；苍坡村取意“文房四宝”，以池为砚、石为墨、山为笔架、街为笔，用象征的手法达到立意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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侗寨文化

侗族山民择地建村，常选择依山临水。以水作为屏障，防范外敌入侵，用建廊桥的方式，通向外界，过了廊桥，再设寨门通到村里，村寨中心的位置建鼓楼，这座鼓楼是寨子的标志性建筑，同时也是全村的公共活动中心。农户围绕鼓楼，顺应地势筑沟排洪，挖塘储水，留出靠溪边的平地，开辟田地。侗族的鼓楼是侗乡的象征，集中表现了侗族文化，俗称鼓楼文化。鼓楼是侗族古代社会原始集体主义意识的体现，这种集体主义意识一直延续到现代社会。鼓楼具有多方面的社会功能，集政治、经济、军事、信仰、风俗习惯、建筑、艺术为一体。这种从现实出发的文化，实际上是一种以人为本的村落社会文化。与汉族尚礼制的文化有所不同，侗族社会集体超越个人，整个村寨是一个无院落分隔的空间，这是侗族传统生活模式所决定的环境。寨内人不分男女老幼都习惯于到鼓楼来从事各种活动，从议事到休闲（称之坐楼），全村人都汇集在楼内活动。这正是侗寨独特之处。

中国古村落的风水观

早在春秋战国之际，中国阴阳五行之说渗透到儒学，至汉代逐渐发展成讲究“天人感应”的经学，促进阴阳五行之说的兴盛。阴阳五行、八卦等相互配合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宇宙总体结构，为风水学奠定了理论基础，把五行与方位、四时色彩联系起来，从而衍生出推测风水的堪舆之学。

唐宋以后风水学广为流行。民间流传的一些方术逐步升为理论，特别是受宋代理学的兴起影响较大。理学大师朱熹、程颢和程颐、周敦颐、王阳明等对先秦时期“八卦”之学深化研究，认识到天地之气对人的深刻影响，把盛行的“五行之说”作为风水理论的核心提高到以“太极八卦”为依据的八卦之说，成为后世风水学的准绳。

明清之际，风水学已发展到顶点，风水活动已遍及民间，凡盖房建村都得先经过风水先生的测定，方可动土兴建。

风水中所追求的核心是“气”，“气”是一种“物质场”。“气场”的存在已在电子仪器上显示，生物气场与环境气场有相辅相成的关系，环境学所要研究的对象，是把“人”置身在生活环境中所得到的结论。古人建村对选址尤为重视，这涉及到全村人的生机和他们子孙兴旺发达的大计。从现存古村落的实例中可以见到“风水”对村落环境的作用，固然某些方面是针对心理状态和传统观念，但就总体布局而言，一般古村落的环境与自然生态是吻合的，村里村外的环境空间也是优美的。古村落之所以能获得这些环境效应，与他们按照前人总结出的“风水学”去择基选址有关。一般看风水有几大要点和步骤：觅龙、观砂、察水、点穴，即“山气茂盛、直走近水、凝结为穴”。所谓“穴”，是聚气的焦点；所谓龙，“地脉之行止起伏曰龙”。

阴阳八卦

入山观水口。水口是选择村落定居的关键，“凡水来处谓之天门，若来不见源流谓之天门开，水去处谓之地户，不见水去谓之地户闭，夫水本主财，门开到财来，户闭财不竭”（引自《入山眼图说》卷七）。这里所说的是村落择址要找有水源的地方，有了水便有了生机，同时还要利用水挖湖，开田以蓄水，不可让水白白流失。

点穴是指选择阳穴，即住宅的基地，称“阳基”。“喜地势宽平，局面阔大，前不破碎，坐得方正，枕山襟水，或左山右水”（《阳宅会心集》）。

中国几千年广大农村对风水的尊崇与敬畏早已成为传统的习俗，遵循风水的法则去相地，建村选址，建房客宅。《古今图书集成》记载：

（1）宅址宽敞平整。

（2）宅外地势东下西高——前低后高。

（3）宅前有水，宅后有山——依山傍水。

（4）宅周植物生态良好——便于耕作。

在山区或丘陵选择四面环山的地段建村以聚气，在平原以高地区为“山”，象征聚气。

城镇住宅以象征性的街巷走向作为“水”的流向，以面对的房屋为“朝山”“案山”，后倚的房屋为“座山”。

凡遇到非理想的基地，常人为地改造环境以求完善。

（1）引水——“人身之血以气而行，山水之气以水而运”。挖沟开圳，挖塘蓄水，即“塘塘蓄水，足以荫池脉，养真气”。

（2）植树造林，培补龙背砂山。

选择村址必须考虑村外周边的环境，因地制宜组织外部空间。纳入村落的组成部分。常借自然山形地貌冠以景后，以映照吉、凶、祸、福，以求得心灵的宁静。

楠溪江的芙蓉村因村后一座气势雄伟的山映照池中，如芙蓉出水，故而建筑了芙蓉村。南宋末陈虞之带领全村子弟抗元，退守芙蓉山上。300人马跳崖殉国，演绎了一首可歌可泣的史诗。芙蓉山已成为这个村子民风的象征。自古以来中国人善于利用村外景物为村落所用，以寓意、对景、点景、呼应的手法将一座山、一块石、一丛林、一棵树、一条河、一池水，纳入村落景物的组成部分，借外景点内景，提高村落的文化底蕴，丰富生活情趣。

综上所述，中国古人倡导的堪舆学，村民所追求的风水，无非是开拓一个好的生态环境，与现代所强调的生态环境学本质上是一致的。纵观能保留至今的中国古村落，无不具备一个好的山水环境，依山傍水，左右以山岗为依托，前方远处有屏障，构成一处适合人类繁衍生息的小气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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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口的作用

水口既是外部空间的结合关，又是村落的门户，水口一般位于流经村落的几条溪流汇合的出口。在此处常筑桥台、桥塔等建筑，增加锁钥气势，扼住关口中，有时还辅以大树、凉亭、堤坝、池塘等，以构成完美的空间。也有的文化层次高的古村落，常以文昌阁、魁星楼、文峰塔、祠堂等高大的建筑作为古村落的文化象征，以提高村落名声。除此，在村落周边景观突出的位置点缀桥亭、庙寺、丛林，构成外围景观。如湖南怀化地区江坪村的内八景和外八景就是一例。内八景：永盛桥、鳞介四石、卧云洞、三尺倒流水、岩上生树、上马岩、三星伴月、真武踏龟；外八景：炉山石碧、峡岩樵歌、石坪春色、垒谷秋声、梅界返照、西竺疏钟、水口明月、老桥清风。

水口是整个村落布局结构上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它是村落景观上的起点，这里正是全村村民平日的聚集场所。水口乃是村落空间布局的前奏，也是村里和村外序列景观的底景。这里一景一物具有丰富的文化底蕴，是整个村落社会的精神支柱。许多村落的古树成为村子兴旺的标志。村落外围的山形的地貌，往往是古村落选址的重要依据，因山定位的村子不在少数，如湖南怀化地区高椅村，因村子对岸的案山像一条横卧的青龙，故而确定现在的村址。浙江楠溪江的苍坡村，村子规划取意于“文房四宝”，而四宝中的笔架就是位于村落外围的一座山，形如笔架，作为四宝中“笔架”的象征。

中国古村落的环境艺术

中国古村落的环境由三大部分组成：（1）村落前沿场地；（2）村落里公共活动场地；（3）农舍生活院落。这三部分序列布局，相互渗透，相互依存，在村落外围远山丛林、清溪塘池的衬托下，地构成一处富于生机的田园景色。

村落的环境艺术有别于城市，它是以大自然为背景环境所构成的一幅幅画卷，它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民俗、不同信仰的村落所追求的东西不同，与大自然构成的环境空间所展现的田园风格也各具特色。

村落的景色以大自然为背景，受到时空的制约较多，一年四季的景色变化较大，与城市景观有一定差别。城市的环境界面以建筑为主体，虽然村落的房舍也不会大变，但农村的房舍大多融于自然之中，体量较小，山水田园在环境构成起主导作用。古村落的环境艺术，离不开田园风光，一栋造型独特的有艺术价值的农舍，如没有环境衬托，难于达到环境优美的艺术境界。分析古村落的环境艺术必须从整体上去观察，尤其是去观察自然环境中村落的景色。如建筑物位置得当，能获得画龙点睛的效果。

就一个村子而论，可以从几个角度去看它的景界：

（1）由高处俯视一个村子，一览无余，全村皆收眼底。村落融于自然环境之中，主体是自然山水，田园风光，村落只不过是大环境中的一部分。凡进入到视线的村子：村落整体色彩鲜明，白墙灰瓦，突出在青山绿水之中，村落的建筑高低起伏，参差有致，充分展示建筑群体之美。

古村美景

（2）由低处仰视一个村子。山村位于半山或丘陵，借助地形的变化，村子三五成群坐落在竹林里、树丛中，溪流山脚萦绕，构成一幅山庄田园景色。

（3）平视一个村子。必须借助山林作背景，衬托出村落高低起伏的建筑。配合村前的田园或溪流，更显示出田园风光的景色层次。

（4）进村后所看到的村落景色。

古村落里的生活空间

一个规模较大的村落，村子的入口是一处重要的生活空间，由一个小场院和几棵古树组成，是村落的前沿标志、村民常聚集的场所。

村子的中心区常设有场院或桥亭，是全村居民活动的中心，溪上的小桥或路旁的凉亭在村内常起到点景的作用。

村内的井台边常设有各种水池，这些水池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村民在这里汲水、洗衣、洗澡，交流闲谈。

有的古村利用自然石坪，种上几棵树界定一处公共聚会的场地，因地制宜设定这处古村活动环境，如湖南怀化江坪村。

中国古村落以宗族建村的较多，故村内的祠堂成为村内居民的活动中心，节日喜庆一般都集中在此活动，祠堂选择村落最好的位置建设。一般地，祠堂依山傍水，视野开阔，前面布置广场，形成一处环境优美的公共活动场地。祠堂建筑体量大，造型华丽，是全村最突出的公共建筑，在村落环境里居标志性地位，成为村落的重要景观。

中国古村落常在建村之时，结合村里村外的自然条件来组景，如怀化地区江坪村借用村外的山、溪流、树木构成外八景，利用村内山石、码头、花丛、大树构成内八景。也有的村落在建村的同时，人为地利用道路起伏、转折，筑寺、建桥、建筑小品来造景。例如在路口建小土地庙，溪边建凉亭，小巷道上架过街桥，设防火券门，设立牌坊等等。用这些处理手法，以形成村内小景观，增加村内环境情趣。

古村落居家院落往往也可见到许多小景，每户的院落大门都各具自己的特色，依主人的经济实力建筑力所能及的大门，尽量表现出大门的艺术性，有的筑八字门楼，有的虽只建垂花披檐，却显得美观大方，其艺术性不亚于华丽高大的门楼。如永嘉县楠溪江芙蓉村某一院落的木门楼，悬山披檐两坡顶，几根方木柱装点得十分典雅，不失明代遗风，比一般砖刻门楼更胜一筹。院落大门造型在中国古村里非常丰富，是古村里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村落院内的环境常结合农村的生活起居安排，大院落的场地种植果木花卉，小院落点缀盆景花卉，增加几分生气。

古村落院内建筑很重视装修，无论外檐的砖雕、内檐的雕梁画栋，以及门窗槅扇，这些建筑局部构件都用中国传统文化主题内容去装饰，给生活增添无尽的情趣，把一处居住院落装点得丰富多彩。

第五节　古村落文化

中国古村落犹如中国古代社会的缩影，它的文化形态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所包容的内容十分广泛。中国地域辽阔，民族众多，各民族本着这一传统文化基础，随着地域的不同、民族信仰的差异，各自形成略显差异的文化形态。

古村落的四种形态

我们现在所说的古村落，实际上也就是我们的祖先所生存栖息之地。我们大约可以按其文明发育的程度，将其分为四种形态，即原生形态、自然形态、文化形态、审美形态。

中村落的原生形态是指远古先民最初的生存环境，它在古籍中被称为“村落”，是人类群居最初脱离洞穴时期的形态，它具有最基本的家庭和社会生存功能，因为它处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初期，社会的发育是不成熟的，所以它本身的文明发育有限，文化含量不高，更多是偏重于生存和实用的功能。这种原生形态的古村落现在只有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岩画和考古发掘的遗址中才能看到。

古村落的自然形态是指古村落已经发育成形，具备了家庭及社会群体活动的绝大部分功能，并且具有相当成熟的地域特征。这种自然形态的古村落一般在少数民族地区和偏远山区多见，其最大特征是完全与地域和自然条件相融合，完全与少数民族和山民的生活习惯相融合，较少受到主流文化的影响，同时保存了独特的地域色彩和民族面貌。

古村落的文化形态是指古村落经过上千年的发展，它在选址、规划、布局、建筑、装饰等方面都承载了相当深厚的传统文化。这其中最主要的有两个方面：一是经世致用的儒家文化，由于儒家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主流，特别是随着唐朝以后科举的兴旺，儒家文化始终是古村落文化的核心；二是建立在易经理论基础上的堪舆（风水）文化，尽管它带有一些神秘主义的色彩，以现在的眼光来看未必科学，但它毕竟也是古村落文化建设的基础，皖南和浙东的一大批古村落都具有这样一种文化形态。这些古村落创始人一般都是古代的仕人和文人，他们有着儒家文化和易经文化的素养，因此在选址和创建之初就表现了创始人的人格理想和居住理想。在以后上千年的发展中，古村落中建有一大批能够承载儒家文化和易经文化的古建筑，村民也具有与先民一脉相承的理念，一般具有浓厚的耕读文化传统。

古村小径

古村落的审美形态是指古代仕人和文人的一种居住理想，这种理想深深地扎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表现出古代仕人和文人在出世和入世之间的一种超脱的心态，当然，它与现实的生存空间是有相当距离的，这种生存理想只存在于古代的山水诗与山水画之中。概括起来，古村落的审美形态具有三个特点：一是适合农耕和居住的优美的自然条件；二是与尘嚣隔绝且有着天人合一的健康的生态环境；三是有着诗画一般优美的意境。之所以称之为审美形态，就是因为它是一种生存理想，也是古人安顿自己精神的家园。虽然它与现实还有相当的距离，但也不失作为现代人改造居住环境的参考，特别是对探索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如何把城市化与田园化统一起来，既能够满足人类在城市里相互沟通的便捷以及现代生活的舒适，又能够亲近养育人类的大自然，探索人类理想的居住空间，都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以“礼”为中心的文化形态

自汉代“废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历代科举以儒家经传为准绳。礼教所倡导的三纲五常的道德标准、宗法关系等等，已构成中国古代村落社会不成文的法则。这些传统规章，有的被列入家谱，成为一族人的法规。

如浙江永嘉县楠溪江被列为文明村的苍坡村。这个村历代以兄弟礼让之风著称，他们的先祖立周处庙，以告诫后人，不要做坏事，要维护公共利益，用五行之说建村，以文房四宝象征文化等等，村里的文化形态围绕一个“礼”字。福建、湖南、浙江、山西的一些村落，也都是按照礼教的秩序去安排村落的格局，突出反映宗法制度下的大家族观念。

“礼”直接影响村落和居民的生活环境，村内一族人的祠堂构成村落的中心，会选择最好的位置建造。民居的平面布局也因袭着千年不变的格式，堂屋居中，为一家人起居中心，设立供案，立祖宗牌位，堂屋左右设卧室，按老幼尊卑居住，这种格式因袭至今。

中国大多数农村社会以“礼”来维护村落社会的秩序，用以保持人与人之间关系，维护家庭、村落及一大姓氏家族之间的和谐、安宁。

以民俗为主体的村落文化形态

民俗即民间的风俗和习惯。中国对民俗的解释比较宽泛，包括各民族里流行的全部风俗习惯。按照这种说法，不仅村落里有民俗，城市里同样也有民俗，实际上民俗不分老幼、贵贱、职位高低、职业专长，在同一民族大家庭里，有些民俗为全民所共有，如中国各民族所共有的年节民俗。就现代社会而言，城市里对旧民俗已渐渐淡漠，在农村，尤其古村，传统的民俗相对保留更多一些，也更为完整。

民俗具有抽象和具象两方面的内容。抽象文化形态包括村落集体（民族或宗族）所共有的心理潜意识，具象文化形态则表现为一些民风、习俗、生活方式，具体反映在人际交往、节日喜庆活动、生产方式和生活环境的安排、居住房屋的形式等方面。这些具象的事物，可归纳为事象和物象两方面。二者有相互的依存关系，事象诱导出物象，它左右物象的构成，物象一方面为事象服务，同时也反映集体的潜意识。一个陌生人走进一个不熟悉的村落，一定会感受到一种强烈印象，这是村落文化物象所表现的形态，给来客的感受只不过是新奇，不会有潜意识共鸣。而还乡游子回到故里，会倍感亲切，远离家乡的游子经常会受到一种潜意识心理的驱使回来寻根，根植于具体土壤上，潜意识需要具体的事物来印证。村落的景物、房舍、人情、风俗等一切的一切都会触景生情，引起共鸣。

生活不单只是物质享受，精神上的追求和渴望也是必不可少的，所谓触景生情，有了景，才能生情，主客才能引发共鸣。景就是环境，村落环境的形成，非朝夕之事，它是民俗文化浸染的结果。民俗文化所内涵的潜意识时刻对环境造成影响，尽管它是无形的，但仍左右着村落的环境构成。

村落的宗教文化形态

宗教是一种意识形态，相信在现实社会之外还存在超自然、超人间的神秘力量，主宰着自然和社会。人们能借助它达到理想的自由王国。有人甚至把民俗也纳入宗教范畴，称之民俗宗教。无疑，宗教文化对村落社会有一定影响，有的宗教思想在村落构成中起主导作用。

中国某些少数民族地区，宗教常常主导村民的思想和行为，它直接影响村落的环境结构。不同民族所信奉的宗教不同，他们所接受的传统宗教文化形态不同，从他们的文化心态到社会结构、村落环境都各具特色。

在中国的广大农村，特点较为鲜明的宗教文化形态有原始拜物教、小乘佛教、藏传佛教、伊斯兰教等。

1.原始拜物教村落的文化形态

原始拜物教是人类文明史以前的宗教形态，它的主要形式有：自然崇拜、动植物崇拜、鬼魂崇拜、祖先崇拜、图腾崇拜、灵物崇拜、偶像崇拜等等。中国古代社会对于这些能观察到的自然物——山、川、石、树、雷、电、风、雨等以及幻想中的威力敬之、崇之，已有几千年的历史，从仰韶文化早期原始民族村落到现在某些村落仍继承这一宗教信仰，只不过因地而异，信仰的程度多少不同而已。在广大农村，对土地爷、山神爷、灶王爷、精灵、祖宗、名人偶像崇拜，直到现代仍极普遍。如汉族、土家族、苗族、侗族、瑶族等村落里的祖宗牌位土地庙随处可见。

2.佛教村落的文化形态

佛教对农村村落社会影响较深的还是局限在边远少数民族地区，如傣族信仰小乘佛教，藏族信仰喇嘛教。这些民族都是全民信仰。

小乘佛教在傣族地区居统治地位。据说，公元7～8世纪，佛教已在傣族地区流传。小乘佛教虽统治傣族地区，但傣族人民对勐神寨神的祭祀，一直也未衰。

傣族地区几乎村村寨寨都有佛寺，有的村寨有两三个。据西双版纳11个勐的230个村寨统计，共有佛寺183座。

西双版纳一些著名村落，如橄榄坝、漫亭等村寨所设的佛寺、佛塔，都位于村寨中心显著的位置。民居围绕佛寺、佛塔而建筑，院落较大，前后院都种植果木蔬菜，呈现一派田园风光。

藏族信奉喇嘛教，他们自称信仰的宗教为“桑结登巴”，即佛教之意。在佛教未传入之前，在西藏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宗教信仰是西藏高原本来固有的“本教”，是一种崇信多神的原始宗教。藏族人民对喇嘛寺庙及宗教上供奉的一切神物都很虔诚崇拜。凡外出碰到庙、宝塔、玛尼堆等，都要下马，顺时针的方向自左边绕过（信本教的地区与此相反，从右边绕过去），俗称“绕庙塔”。“玛尼堆”也叫“六字明经堆”。即在一块石头上刻佛教“喳嘛呢叭咪畔”，所谓“六字真言”，立于路边或山中某处，以后人们路过此地，就自动向它抛一块石头，日久则积成堆，堆上插上经幡，即是神位所在。这种“玛尼堆”，过去西藏随地可见，有的竞长数十米、高数米，顶上的“经幡”随风飘扬，更彰显了藏区的宗教气氛。

藏族的村落多数是以过去的农奴主庄园、宗教寺院为中心发展起来的，村落小而分散，有游牧迁徙和定居两种。游牧的藏民多用牛皮制作的帐幕供居住。定居的村落多依山傍水，用石块砌筑，平顶，形成阶级式的村寨。凡森林地区，多建二层木屋，依地形而筑。家家户户门前或屋顶上都扬有“经幡”，随风飘舞，意在诵经，形成一种特有的村寨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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傣族的宗教信仰

傣族人民普遍信仰小乘佛教，同时也信仰原始宗教。傣族认为山、水、田地、溪、塘、火、太阳、月亮、巨石、桥梁、生产工具等都有灵魂，必须祭祀，以求保佑。他们还崇拜祖先，每个家族有家族神，还崇拜地域神（社神），分为村寨的神和地区的孟神。寨神是全村的保护神，称“宰曼”，常立木桩或巨石，位于村寨中央（心脏），象征“宰曼”。并于村寨四方各设一寨门，其四周以草绳象征寨墙，以此为界，表示村寨是以“宰曼”为中心组成的村寨共同体。还有一寨神称“丢拉曼”（寨鬼），通常是以村寨的建立者或历史上对村寨有过危害的人物，供奉在寨边的树林中，以大树为象征，称这里是“龙林”、“龙山”，每年栽秧前、秋收后去祭祀，感谢丰收赐福。平时遇生病、天灾人祸，认为是寨鬼作祟，举行祭祀，以求去灾免祸。这些祭祀活动已成为傣族人民文化生活的一部分。

伊斯兰教村落的文化形态

我国回族信奉伊斯兰教，凡回族地区，大多数村民都是围绕清真寺而居。由于回族遍布全国，各地回族民居大都随环境条件而变化，总体上与当地汉族民居无多大差别。在北方农村，回族多住平房，结构形式较为多样化，如西北许多回民喜欢盖“虎抱头”式的房屋，有明有暗，按辈份或婚否状况住宿；宁夏南部山区的回民习惯在平房上面加盖一小间房子，类似岗楼，俗称“高房子”，供主人礼拜用。由于回族特殊的生活习俗及共同的民族心理，一般喜欢本民族同胞住在一起，形成遍及全国城乡的回族街、回族胡同、回族村等。回族房舍的民族特色主要表现在其装饰和陈设方面，无论是南方还是北方，城市还是农村，你只要到了回族家庭，就会感到回族在住宅的设计、陈设、布局、装饰以及生活的点缀等方面，都富有独特的民族特点。

在回族聚居的地区，最为醒目的公共建筑必然是清真寺。清真寺是地区性回族社会结构的核心，是回族信仰的物质标示，也是现实中的生活路标。回族群众一般围寺而居，其宗教生活和日常生活都与清真寺结下了极为密切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