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唐宋元时期的酒具

唐代是中国文化发展最灿烂的一个时代，从李白、杜甫、白居易等大诗人，到一些籍籍无名的小诗人，很多都与酒结下了不解之缘，在他们不朽的诗篇中留下了很多酒的印记。

宋代经济发达，酒类繁多。

元朝的统治时间虽然短暂，但酒的发展却毫不逊色于其他朝代。

当时最有名的酒当属“阿刺吉酒”，它是蒸馏酒的代称，元朝的葡萄酒也很有名。

这一时期的酒具与酒器也是异彩纷呈，多种多样。

第一节　唐时期的酒具

敕榷酒曲

由于财政的需要，禁酒、税酒、榷酒政策的交替实行一直沿用到隋朝建立。开皇三年（583年），隋文帝诏“罢酒坊”，免征了所有酒类经营的专项税收。这可是一项十分难得的利民政策，难怪此令一出，“远近大悦”（《隋书·食货志》）。

唐前期继续实行隋朝的这种开放性政策，不限私营酒业的发展，遂有“唐初无酒禁”（《新唐书·食货志》）之说。唐朝的大都会长安还多次被“特免其榷”，成为全国惟一的一个酿酒免税的城市。这项特殊的规定，吸引了不少外地商人纷纷涌来，大街小巷酒肆林立，八方技艺荟萃，使长安成为名盛一时的酒都。

唐中期以后，政府开始调整酒业政策，对酒业生产加强了控制。据《通典·食货典》记载，代宗广德二年（764年）下令：“天下州各量酤酒户，随月缴税。除此外，不论官私一切禁断。”这是官方对酒征税的明确规定，其中有关对酤酒户额的限定，还多少包含了点禁酒的意味，看来唐朝此时的财政状况已经不大景气了。稍隔几年，又于大历六年（771年）：“量定三等，逐月税钱，充布绢进奉。”一般的缴税犹嫌不足，还要对酤户核准等级，对级别高的课以重税，地方上收上来的税银必须向朝廷“进奉”，以抵充所应送缴的布绢之数。从这一点可知，国家的财政已相当紧张。

唐德宗建中三年（782年），朝廷又宣布：“天下悉令官酿，初榷酒，斛收值三千。米虽贱，不得减二千。”明确禁止私人酤酿，成为唐代酒类专卖的开端。另外，“天下置肆以酤者，每斗百五十钱”（《新唐书·食货志》）。当时每斗酒的价格在300钱左右，全国酒税总额可有150余万缗入账，仅稍逊于榷盐的数额，殊为可观。

唐后期，在榷酤之外，榷曲又成为一个日益突出的问题。武宗会昌二年（842年）九月敕：“扬州等八道州府置榷曲，并置官店酤酒，代百姓纳榷酒，并资助军用。”并且严格监督，一人违犯，便令数家连坐。这种垄断酒曲生产的极端做法，对于一般“酤户”来说显得过于严厉和残酷了。因此，会昌六年（846年）又下诏：“宜从今以后，如有私酷酒及置私曲者，但许罪止一身，并所由容纵，任据罪处分。乡井之内，如不知情，并不得追扰。其所犯之人任用重典，兼不得没入家产。”但这种有限的“恩惠”，终究难以让那些“铤而走险”者弃手罢休。实在是酒中有大利可图，而政府只知一味地与民争利，不懂得因势利导，从根本上除弊振衰，改善经济条件，到头来只能是加重社会矛盾，加深政治危机。唐朝由盛转衰，从酒业政策上亦可见端倪。

丰富的唐朝酒具

唐王朝是我国历史上的三彩酒器、瓷酒器和金银酒器发展的黄金时代。在这一时期，新创制了一种令世人为之惊叹不已的新的酒器品类——唐三彩。唐三彩是由酱黄、浮白、葱绿几种颜色组成，间有翠蓝，调配起来给人一种既典雅、淳朴，又艳丽、鲜明的美感。唐三彩酒器也是唐代酒器的代表，如洛阳出土的唐恭陵三彩执壶、西安出土的三彩双鱼壶等，均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

唐代瓷酒器中，青瓷和白瓷酒器亦颇负盛名。有人赞颂唐代白瓷曰：“大邑烧瓷轻且坚，好似美玉灭下传。君家白碗盛霜雪，急送茅斋也可怜。”可见唐代白瓷的制作工艺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唐代的瓷制酒器品类较多，样式也极为新颖奇特，主要有联体壶、执壶、盏、注子、杯、碗、盅、双耳瓶等。据载，中唐时期曾被杜甫称为“饮中八仙”之一的李适之，家中所藏酒器就有九种之多，即“蓬莱盏”、“川螺”、“舞仙”、“瓠子卮”、“慢卷荷”、“玉蟾儿”、“醉刘伶”、“东溟样”等，且各种酒器上都印有精彩的“人物故事，翱翔飞禽走兽”。如“舞仙”杯，酒满了就见杯中有一小仙人出来舞蹈，真是巧夺天工，精妙之极。

唐代酒器除三彩酒器和瓷酒器外，金银酒器亦是异常丰富，器形有金杯、金碗、金铛、银杯、银碗、银铛、银盘、银执壶、银羽觞等，如陕西西安南郊何家村金银器窖藏坑中出土的“仕女狩猎纹八瓣银杯”、“狩猎纹高足银杯”、“掐丝团花金杯”、“舞伎八棱金杯”等，皆为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另外，此窖藏中出土的“镶金牛首玛瑙杯”也是一件罕见的工艺品，皆代表着唐代艺术的最高水平。

鸳鸯莲瓣纹金碗

唐王朝是我国封建时代少有的盛世，产生过大量极为珍奇的工艺美术品，金酒器便是其重要组成部分。李白《前有樽酒行》诗云“春风东来忽相过，金樽绿酒生微波”；刘禹锡《和兵部郑侍郎省中四松》诗云“凝音助瑶瑟，飘蕊泛金罍”；白居易《和思黯居守独饮偶醉见示六韵》诗曰“弦吟玉柱品，酒透金杯热”，都吟及金酒器。在出土文物中也的确有不少唐代金酒器，其中形体硕大、花纹精美者，首推西安南郊何家村唐代窖坑中的鸳鸯莲瓣纹金碗。

这件金碗系锤成型，敞口，肥腹，平底，喇叭口状圈足。遍体饰鱼子地纹，外腹錾出两层浮雕式仰莲瓣，每层十瓣。上层莲瓣内分别錾出狐、兔、獐、鹿、鹦鹉、鸳鸯等珍禽异兽，空白处填充花草。这些禽兽或撒蹄奔走，或闲弄花草，或梳理羽毛，姿态各异，神形毕肖。下层莲瓣内均錾忍冬纹。在上层花瓣的间隙里，还装饰有鸿雁、鸳鸯、凤鸟等，并配忍冬纹。内壁有与外壁相背里的两层莲瓣。内底为宝相花，外底有振翅鸳鸯和忍冬纹，圈足饰方胜纹，圈足底缘饰一周小联珠。

鸳鸯莲瓣纹金碗示意图

这只金碗是盛唐时期的制品，形态肥硕丰满，庄重大方，纹饰繁纷瑰丽，优美典雅，工艺精湛考究，气度非凡，可以说是大唐盛世的一个缩影。口径13.7厘米，碗上墨书“九两半”。现藏陕西省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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鹦鹉杯

“鸬鹚杓、鹦鹉杯，百年三万六千日，一日须倾三百杯。”在李白这首脍炙人口的《襄阳歌》中，提到了一种称之为鹦鹉杯的酒具。鹦鹉杯在隋唐的诗文中并不少见，如隋代薛道衡诗句：“同倾鹦鹉杯”；唐代骆宾王赋“鹦鹉杯中休劝酒”句等。鹦鹉杯是南海所产鹦鹉螺壳制作的。大约4世纪以后，随着交趾两广地区进一步得到开发，岭表异物纷至沓来，鹦鹉杯一类的南海特产也逐渐受到中原地区上流社会的青睐。东晋初，作过广州刺史的陶侃曾献给成帝鹦鹉杯一枚。《宋书·张畅传》说：“孝武又致螺杯杂物，南土所珍。”所谓螺杯就是鹦鹉螺制的杯。据《南州异物志》介绍：“鹦鹉螺状如霞，杯形如鸟，头向其腹，视似鹦鹉，故以为名。”它的壳外有暗紫色或青绿色的花斑，壳内光莹如云母。讲究的螺杯琢磨精致，往往镶金银钿。鹦鹉杯由于螺腔蜿曲，薮穴幽深，饮酒时不易一倾而尽，故人们又称它为“九曲螺杯”，而为人们所珍爱。在我国古代，鹦鹉杯除了在上流社会的宴席上饮酒用外，在祭祀中也常用它当做礼器。《宋书·礼志》说：

“奠霍山，盛酒当以蠡杯。”蠡杯就是螺杯，因为用于祭山，登上了高贵的庙坛，所以名称也变得高雅了。

摩羯纹金酒盏

唐诗云，“争欢酒蚁浮金爵，从听歌尘扑翠蝉”（罗邺《冬日寄献庾员外》）。酒蚁，指米酒浮沫，因其微呈绿色，细小如蚁，故又称为“绿蚁”。金爵，指金酒杯。诗句描写了一个热烈欢畅的饮酒场面，淡绿的酒，金黄的杯，两相辉映，实在诱人。而若欲充分欣赏享受这黄绿之美，当然最好是用侈口浅腹的金盏盛酒。这种金酒盏，1983年在西安市太乙路便出土一件，属唐代文物。该盏呈四曲海棠花形，口敞侈，浅腹，有圈足，锤击成型，平錾花纹。内底为一个长圆形大花朵，四周为花瓣，花瓣的内侧是一周联珠，中心为水波摩羯纹那个令人崇仰的精灵正在戏弄一个火焰球。内腹四壁錾折枝花四组，每组为一大二小，两组花纹之间隔以同心结带纹。口沿内侧和圈足外侧均饰单相莲瓣一周。盏高3.5厘米，口径最长处13.1厘米。

这件金盏从形制上看，应该就是羽觞的变体，整个杯体呈长圆形，两侧弧状外展，犹似羽觞之双耳。再演变下去，就是圆形花瓣口式的酒盏，这种样式的酒盏在浙江临安县和江苏丹徒县均有出土。

西安出土的摩羯纹金盏，其花纹装饰瑰丽大方，给人一种畅快感。也许有细心的朋友要问，金盏的外腹部为什么光素无花纹？确实，它的外腹未加纹饰，这是工匠根据实际情况所做的安排。原来，这件金盏的口部极度外侈，腹壁平缓，而器体又很矮，所以人的视线所及，一般只是局限于盏内，外腹壁很难看到，因此，工匠便把人的视线不及之处留为空白，未加纹饰。该器现为陕西省博物馆藏品。

鸳鸯莲花纹金执壶

“玉佩迎初夜，金壶醉老春”，这是唐人韩罖《田仓曹东亭夏夜饮得春字》诗中的佳句。其实，唐代的金酒壶不只见于唐诗中，出土文物中也有唐代金酒壶实例。

1969年，在陕西省咸阳市西北医疗器械厂基建工地出土一件金酒壶，即属唐代遗物。该壶为圆体直口，隆肩，深腹，矮圈足。壶流在前肩，陡立。鋬作人耳状，用铆钉固定在壶体上。壶盖顶面圆隆，盖钮上设套环，有链与鋬相连，鋬首装饰一龟，龟口咬链扣，可以转动。壶体锤击成型，花纹平錾。盖钮上饰双层花瓣，宛如待放莲苞，盖面饰莲花纹，盖体周缘饰水波纹。颈部为蔓草纹。壶肩至壶底分为四个纹饰单元，最上单元为以四朵莲花为中心的抱合式蔓草纹。第二单元是鸳鸯蔓草纹，鸳鸯共四对，两两成双，振羽嬉戏。第三单元饰二方连续卷云式蔓草纹。第四单元是三层莲瓣纹。壶之流嘴亦饰莲瓣蔓草纹，鋬面饰柳叶、菱形纹。壶高21.3厘米，现藏咸阳市博物馆。

这件金壶工艺细腻考究，光灿耀目。花纹流畅雅致，肥硕简洁的莲花与瘦柔繁缛的蔓草形成强烈对比，装饰性极强。其形制，与唐代流行的瓷注子相似，因而又可称之为金注子。

据宋人曾訸《高斋漫录》记载：“欧公作王文正墓碑，其子仲仪谏议送金酒盘盏十副，注子二把。”其注子自当也是金器，应与上述金壶为同类酒器。仅为得到名家碑文，便奉送一套包括金注子（酒壶）在内的金酒器，王文正之家资殷富，由此足见一斑。

鸳鸯莲花纹金执壶

金花带流银碗

在西安市何家村唐代窖藏中出土的金银器里，有一件特殊的银碗，它的基本形状与前面介绍过的金碗无异，所不同的是在口部增设了一个槽状短流。碗口外侈，口沿稍外卷，鼓腹，圜底，矮圈足。锤击成型，平錾花纹，纹饰涂金。腹部以散点装饰手法，相间排列着盛开的花卉两枚、口衔绶带的鸿雁两只。碗内墨书“廿一两”三字，口径20.5厘米，高8.7厘米。现藏陕西省博物馆。

这件银碗有何用途？有人曾称其为匜，似乎将之视为水器，实际上它应是酒器。我们在辨别其功用名称时，既要注意到器物本身的形制，还要考虑相关器物的历史状况以及当时的有关社会状况。

古时酒筵上罚酒严苛，往往设置大号酒杯，即所谓“大器”、“大白”之类，喝不完便强灌。何家村出土的带流银碗，容量大，又有槽流，正适于作罚酒之器，用来强行灌酒也方便适用。因此，我们推测它是邠王府酒筵上的罚酒用器，亦即所谓的酒觥。

柳斗式银钵

双鱼荷叶银杯

看莲赏荷，是古代文人雅士的一桩趣事，赏荷饮酒更是美不胜收之享受。唐代诗人白居易在一首采莲歌中吟道：“菱叶萦波荷飐风，荷花深处小船通。逢郎欲语低头笑，碧玉搔头落水中。”荷塘景色美，恋人情意深。唐人王昌龄有七言绝句曰：“荷叶罗裙一色裁，芙蓉向脸两边开。乱入池中看不见，闻歌始觉有人来。”几对少男少女，泛舟而歌于荷花深处，又是另一番情趣。

在赏荷饮酒的欢宴上，每当酒酣耳热、气氛高涨之时，往往有人想出新鲜“玩招”来，如掐取荷叶，把叶心捅破连通叶茎，将荷叶捧持起来盛酒，从荷叶之茎管中吸饮。唐人曹邺在《从天平节度使游平流园》中便说“乘兴挈一壶，折荷以为盏”；唐人戴叔伦《南野》诗也说“茶烹松火红，酒吸荷杯绿”，说的都是用荷叶作杯饮酒。

正是因为有了用荷叶饮酒的趣事，才引出了唐代银匠的巧思，设计制造出了荷叶形银酒杯（盏）。现藏于陕西省西安市文管会的唐代双鱼纹荷叶形银杯，便是这种雅致有趣的酒杯中的一件。该杯锤击成型，平錾纹饰，花纹涂金。杯口呈长圆形，有圈足，侈口，口沿四曲，杯内刻纹呈荷叶卷拢状。这一器形的设计，充分体现了作杯者对生活观察之细致，艺术想象力之丰富。这件银杯巧妙地借用了荷叶卷包之形状。使人惊奇的还有，杯底錾有鱼纹，二鱼胖头花尾，首尾相对，似正追逐嬉戏，妙趣横生。杯长13.6厘米，高3.2厘米。

双鱼荷叶银杯的巧思之处，是荷叶与鱼的结合，鱼游荷丛，这一景象原本是荷塘之佳景，移作银酒杯，便又有更远一层的意思，那就是暗喻与莲荷、鱼为谐音的吉祥语：和和美美，连年有余。

白居易《酒熟忆皇甫十》诗曰：“疏索柳花碗，寂寥荷叶杯。”所谓荷叶杯可能是银杯。后来，辛弃疾在《鹧鸪天·鹅湖归病起作》词之四中说：“明画烛，洗金荷，主人起舞客高歌。”显然还有金质荷叶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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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　　樽

剜削奇木根瘿而成的山樽在古代颇得文人隐士的青睐，这与他们返朴归真的审美观是相一致的。由于山樽造型多奇特朴雅，往往被当做饮酒的雅具而出现在上流社会的筵席上。唐代大诗人李白曾在柳少府的酒宴上作过两首《咏山樽》诗，颇能说明问题。现引其中的一首：

蟠木不雕饰，且将斤斧疏。

樽成山岳势，材是栋梁余。

外与金罍并，中涵玉醴虚。

惭君垂拂拭，遂忝玳筵居。

这种以大自然所造就的奇木根瘿制成的山樽，当与现今的根雕艺术相类似。

鎏金双鱼银壶

唐代国力强盛，民风奢华，产生了一大批金银酒器，以其材料昂贵、制造精细、纹饰华美而著称，然而模仿动物形象的肖形酒器却很少见，实属遗憾。1976年，在内蒙古喀喇沁旗哈达沟门出土了一件唐代肖形银壶，为唐代金银酒器群增添了几分活跃气氛。

该壶为扁圆腹，壶体系由两条腹部相连的鲤鱼构成，器高25.5厘米。乍一看，此壶似乎造型呆板，线条单调，其装饰也缺乏唐代金银器所常见的繁缛华贵之气。但若细细琢磨品赏，则可发现其匠心独具、不同凡响之处：首先，在造型设计上突破了常规形制，巧妙地利用两条对拥的鱼构成壶体轮廓，从侧面看，是一条躯体圆浑肥硕的鲤鱼正纵身跃出水面，使我们联想到鲤鱼跳龙门时的一搏；从正面看，二鱼相对，双口并张，仿佛是两条并游之鱼，忽然发现了上方水面的美食，齐刷刷张口争吞的刹那间情景，生活气息浓厚，为壶体外形的呆板单调进行了恰到好处的遮补。鱼嘴为壶口，鱼尾作壶足，使器形与鱼体的结合自然、顺畅，不露半点人工雕琢之痕。而壶体鎏金，又使双鱼鳞甲生辉，光彩耀目。其次，在装饰方面没有进行任何人工的修饰，而只是把鱼的外表器官做了极为客观的描画，口眼传神，鳍尾皆全，通体的鳞甲，也细加錾刻，一丝不苟。很显然，工夫下到这般程度，另加修饰无疑多余，而减舍任何部分则又皆成缺憾。所以，该壶没有设置提梁、流嘴和执把，也没有施加附饰与点缀。

鎏金双鱼银壶示意图

双鱼形酒壶，在唐代较流行，除了这件银壶以外，在扬州唐城出土过双鱼三彩壶，在长沙铜官窑出土过双鱼瓷壶。此壶现存内蒙古赤峰市文物工作站。

舞马衔杯银壶

唐玄宗李隆基在位时，曾有过“开元之治”、“国泰民安”的好日子。据《明皇杂录》《新唐书·礼乐志》记载，每年八月五日李隆基生日时，必于兴庆宫勤政楼下举行舞马宴会庆典。届时，文武大臣云集，各就其位，400匹训练有素的“天马”排成行列，它们身披绣锦，络饰金银珠玉，连鬃鬣也修饰得十分漂亮。当一群身穿淡黄衣衫、扎雕花玉带、姿貌美秀的少年乐手奏起“倾杯乐”时，群马闻声起舞，奋首鼓尾，纵横应节，虽400匹马1600只马蹄在运动，却整齐划一，应节合拍，一丝不乱，蔚为壮观。又架起三层板床，骑士乘马而上，在板床上旋转如飞。又有健壮汉子力举一榻，马在榻上起舞。惊险奇妙，令人叫绝！宰相张说多次参加舞马庆典，对千秋节（唐明皇生日）舞马活动之盛况了解真切。他在《舞马乐府》中写道：“圣皇至德与天齐，天马来仪自海西。腕足徐行拜两膝，繁骄不进踏千蹄。輣奋鬣时蹲踏，鼓怒骧身忽上跻。更有衔杯终宴曲，垂头掉尾醉如泥。”又在《舞马词》中写道：“屈膝衔杯赴节，倾心献寿无疆”，对舞马的来历及动作场面都记述得很详细。唐代诗人杜甫在《千秋节有感》诗中记述说“舞阶衔寿酒，走索背秋毫”，也是对千秋节舞马活动的直接描述。看来，千秋节舞马庆典之高潮的标志，便是舞马口衔酒杯，按照音乐节拍而舞蹈，以表示为皇帝祝寿之场面。

舞马衔杯银壶

西安市何家村出土的一件唐代银壶，则把唐代舞马景象活灵活现地展示在我们面前。

这件银壶形仿皮囊，高18.5厘米，扁圆腹，莲瓣纹壶盖，弓形提梁，一条细链连结着壶盖与提梁。壶底与圈足相接处有“同心结”图案一周，系模仿皮囊上的皮条结。圈足内墨书“十三两半”，是壶的重量。壶腹两侧面用模具冲压舞马图，马肥臀体健，长鬃披垂，颈系花结，绶带飘逸。只见它口衔酒杯，前腿斜撑，后腿蹲曲，马尾上摆，好像正和着音乐节拍，以优美的舞蹈为唐玄宗献寿，正是张说舞马诗词的绝妙写照！马身和提梁、壶盖及“同心结”纹带均鎏金，使得银壶富丽堂皇，明快悦目。

该壶构思巧妙，工艺精细，匠心独具，古今未见类同品，堪称国宝。该壶现藏陕西省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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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时期的名酒

关于隋唐时的酒，李肇在《唐国史补》记载了数种名酒：

富水：又名富水春，产地为唐代郢州富水县（今湖北省京山县东）。《唐国史补》：“酒则有郢州之富水，乌程之若下。”“若下”即“若下春”，那么很可能“富水”亦同“若下”，省去一个“春”字，富水应为富水春的简称，同若下春一样，都是以产地而得名的。

若下：又称若下酒、若下春，产地为唐代湖州的长城县（今浙江省吴兴县北）。因长城县古属乌程，所以《唐国史补》说“乌程之若下”。乌程县早在秦代即设置，相传因善酿的乌、程二姓居住此地，故得乌程之名。若下酒可能在唐代以前就有，到了唐代后又称为若下春。若下春的醇美得之于水，《初学记》载：“长城若下有酒有名。溪南曰上若，北曰下若，并有村。村人取若下水以酿酒，醇美胜云阳。”云阳是汉代美酒洪梁酒的别称。若下春的醇美超过它，可见此酒确非一般的水酒。

土窟春：产地为唐代郑州的荥阳（今河南荥阳）。《唐国史补》卷下：“郑人以荥水酿酒。近邑与远郊美数倍。”唐代荥水中经荥阳，土窟春当是此地人用荥阳城附近的荥水酿制而成的美酒。

石冻春：据《唐国史补》所载“富平之石冻春”，可知此酒的产地为唐代京兆府的富平县（今陕西省富平县附近）。唐代郑谷《赠富平李宰》诗中有“易得连宵醉，千缸石冻春”句，即说这种美酒。

梨花春：唐代杭州所产的一种美酒，是以江南梨花盛开时酒熟而得名的。白居易《杭州春望》诗有“青旗沽酒趁梨花”句，原注：“其俗，酿酒趁梨花时熟，号为‘梨花春’。”

老春：产地为唐代宣州的宣城县（今安徽宣城附近）。李白《哭宣城善酿纪叟》诗有“纪叟黄泉里，还应酿老春”句。据此可知，此酒数宣城县的一个姓纪的老者酿制的最负盛名。

武陵崔家酒：唐代朗州武陵城（今湖南省常德市附近）里崔家酒店酿制的美酒。张白在《赠酒店崔氏》诗中对此酒给予相当高的评价：“武陵城里崔家酒，地上应无天上有。南游道士饮一斗，卧向白云深洞口。”

五云浆：唐朝至五代时的一种名贵的有浓郁香味的酒。刘禹锡《和令狐相公谢太原李侍中寄蒲桃》诗有“酝成十日酒，味敌五云浆”句提到此酒。此酒到五代时，成为宫廷里常饮的名酒之一。花蕊夫人《宫词》云：“酒库新修近水傍，泼醅初熟五云浆。殿前供御频宣索，追入花间一阵香。”

桂花醑：唐代一种用桂花和米、曲酿成的美酒。苏鹗《杜阳杂编》下：“上每赐御馔汤物，其酒有凝露浆、桂花醑。”可见这种御赐美酒是很珍贵的。

第二节　宋朝的酒具

设法劝饮，以敛民财

宋朝建立了一个庞大繁冗的文人政府，财政方面的支出十分浩繁，因此对榷酒和税酒都比较重视。不过，在法律的具体条款中则放宽了对私酿的限制，适度减轻了对私酿者的刑罚程度。五代后周对私贩酒曲至5斤者，处以死罪。宋太祖建隆二年（961年）则颁令规定：“犯私曲至十五斤，以私酒入城至三斗者，始处极刑。”（《宋史·食货志》）后来，此项数额又放宽至50斤以上，这也反映出民间酿酒造曲日益兴旺的趋势。

古代酒肆复原图

宋代的酒税数额一直保持较高的水平，北宋仁宗皇祐年间（1049-1053年），酒课收入近1500万缗之巨，相当于唐后期的10倍。南宋初，酒课已占财政税收的1/4，税酒之利真是大有可为。所以，南宋孝宗淳熙年间（1174-1189年），大臣李焘奏表吁请“设法劝饮，以敛民财”。面对如此丰厚的酒利，统治者再也无暇考虑禁酒与否的问题，而只是在担心百姓“饮”之不盛，会造成国家“敛”之不富，酒活脱脱成为一棵生财有道的“摇钱树”。

增加酒课的主要途径一般有两条：一是控制买卖，二是控制税收。宋朝的酒类专卖在历史上是很出名的。清人赵翼评论说：“历代榷酤，未有如宋之甚者。”（《陔余丛考》）事实也是如此，像北宋的官卖曲规定，卖1斗曲为6斤4两，卖曲价在东京和南京每斤为155文，而东京酒户每年需用糯米30万石，均要使用官曲。英宗治平四年（1067年）曾诏免京师酒户所负曲钱16万缗，说明此时酒户的负担相当严重，恐怕已无力偿还所欠税额了。政府的“开恩”之举，不过是让他们稍稍喘口气罢了。又如北宋的包税制，即招募包税人承买酒场作坊，以3年为限，酿酒酤卖。有时，政府还来点花样，用类似现在投标竞争的方法，把经营权包让给出价高者，能收缴到高额税钱便万事大吉，至于中标者是赚是赔，那就不是政府所要考虑的问题了。

在控制税收方面，南宋统治者更有独到的功夫。他们不仅继承了传统的榷酒政策，还在酒价上大做文章。南宋高宗建炎四年（1130年），朝廷以米曲价高为由，诏令上等酒提价42文，下等酒提价18文，把这笔多出来的收入称作“军期钱”，供应军用开支，并允诺，等米曲价格降低后再恢复原价。可未及久等，酒价已是有增无减。绍兴元年（1131年），上等酒又提价20文，下等酒提价10文。随后又多次提升酒价，酒税一路看涨，各地方政府也纷纷效仿，酒税数额遂大幅增长。不过，这些暴敛来的钱财，并没有能够有效地恢复软弱朝廷的“元气”，生财虽然有道，但政治上的腐败是远非单纯的增“财”所能改变的。

登封窑虎纹经瓶

登封窑虎纹经瓶，系北京故宫博物院珍藏的一件宋代瓷器。这件瓷器在造型上与登封“高阳酒徒”经瓶相似，惟其腹部略肥硕，素底圈足。器身用化妆土敷地，剔刻花纹，并以褐色彩细密地作出圆点纹，在圆点纹上覆以釉质，俗称“珍珠地”。这种纹饰与上述登封窑经瓶一样，是属于登封窑纹饰制作的一大特点，颇具时代风格。在腹部正中加饰双虎搏斗的主题纹饰，老虎作后肢着地、前肢直立、咧齿顾首状，生动有力，凶猛异常。

登封窑虎纹经瓶

“经瓶”一词，始于宋代。宋人赵令畴《侯鲭录》卷三说：“陶人之为器，有酒经焉。晋安人盛酒以瓦壶，其制，小颈、环口、修腹，受一斗，可以盛酒。凡馈人牲兼以酒，置书云酒一经，或二经至五经焉。”袁文《瓮牖闲评》卷六说：“今人盛酒大瓶谓之京瓶。”京瓶即经瓶。可见，“经瓶”一词在宋代很是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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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与祭祀

祭祀是古代人们对于自然认识观念上的一种行为表达方式，是宗教意识起源的一个重要基础。这一点从“礼”字的初始形义上，即可看出比较清楚的脉络。繁体的“礼”字从“示”从“襎”。“示”拟形石质的祭台，表示祭祀的场所，所以《说文解字》释其义为“事神致福”。“襎”则形如两串玉器放置在豆状的器皿里，豆属酒器，表现了具体祭祀方式。东汉人应劭的《风俗通义》讲“饮酒必祭”，可见酒在祭祀活动中具有一定的媒介作用。而且从“福”字的甲骨文写法来看，其为双手持酒献注于祭台，酒行于祭的重要性更是显而易见。

耀州窑青瓷倒装壶

此壶1968年出土于陕西省豳县，整体似一梨状，上部作双蒂式假壶盖，系虚设，不能打开。顶端与腹一侧置飞凤式提梁，凤首指向的另一侧贴塑母子狮。母狮张口作壶流，子狮在母狮腹下吸吮，造型生动、逼真。肩腹之间装饰乳钉纹、垂三角纹各一周。腹部深刻缠枝宝相花纹，下刻仰莲纹一周，由于花纹轮廓线外的隙地均被剔去，致使花纹凸起。刻花技术熟练，刀锋犀利，线条活泼流畅，布局适宜。腹下附圈足，略外撇。

由于该壶无口无盖，只在壶底中央有一梅花形注口，使用时须将壶倒置，酒由壶底梅花孔注入壶腹，故名“倒装壶”。壶内置漏注与梅花孔衔接，酒通过漏注流入壶内，利用连通器内酒面等高的原理，由中心漏注来控制酒面，流下有同样的隔离装置，倒置时酒不致外溢，若外溢则表明酒已经装满。同样，将壶正置或倾斜倒酒时，因壶内中心漏注的上孔高于最高酒面，底孔也不会漏酒。此壶构造奇特，设计精巧，匠心独运，充分体现了古代工匠的智慧。

该壶集捏埋、剔刻、模印装饰于一体，造型精美，釉色明快素雅，展示了宋代耀州窑制瓷工艺的最高水平，是宋瓷精品中又一杰作。

白釉莲花温碗注子

此温碗注子1974年出土于河北省三河县，系辽代的白瓷精品。由瓷注子和温碗相配而成。瓷胎极薄，质洁白细腻。施釉均匀，较薄，略有积釉处则白中泛黄，光亮莹润。注子直口，长颈，广肩下折，折棱明显，上腹较圆，下腹微收，矮圈足。盖似覆杯形，弯曲的细长流，錾的最高处附贴一系饰。自注肩至腹部分刻均等的阴纹六条，使腹呈莲花式。温碗形似六瓣莲花，微敛，腹较深，鼓圆，圈足较高，微外撇。

这套酒器在设计造型上颇费了一番心思。注子、温碗虽然几乎光素无花，但仍无损于其内在的高贵典雅、挺拔俊美；温碗曲线形的口沿和注子陡折的肩腹，展示着酒文化中直与曲、阳刚与阴柔的变奏，令人观之而回味无穷，堪为酒器中的上品。

龙把玉碗

该器系宋代仿古玉器中的上乘之作。用乳白色玉料精琢而成，局部有褐色浸斑。碗高7.3厘米，口径14厘米。整体呈六瓣花形，侈口、圆唇，深腹弧壁内收，底部加略向外撇的圈足。器侧镂雕一玲珑剔透的螭龙为把，螭首略高于碗口，以两前爪紧抓口沿，后两爪伏贴于碗腹壁。螭弓背张爪，作向上爬之势。口沿部饰连续的三角形几何纹，口沿下有一周凸起的宽弦纹，内填回纹。腹壁每一瓣均有菱形开光，开光内外在回纹锦地上隐起变形夔凤纹。近圈足处和圈足通饰莲瓣纹。纹饰的装饰仿商周青铜器而略有变化，造型则与唐代金银器接近。自汉代以降，饮酒器中除杯以外，碗亦常见。用银碗者见于《三国志·吴志》记载，孙吴折冲将军甘宁与曹魏军对垒于濡须，出阵前，孙权特赐米酒众肴，“宁先以银碗酌酒，自饮两碗，乃酌与其都督……都督见宁色厉，即起拜持酒，通酌兵各一银碗”。《南史·沈炯传》曾提到茂陵玉碗”，似西汉时已有之，而以玉碗饮酒则有唐诗“玉碗盛来琥珀光”可为证。到了宋代，以碗饮酒更为普遍，著名的要算武松打虎故事中“三碗不过冈”之酒旗，几乎家喻户晓。作为景阳冈前的乡村酒店，盛酒之碗自然应以瓷器的可能性为大。当时南北窑场多有生产，如江西湖田窑就曾烧造“酒”字青白碗，北方定窑则生产釉上红彩“长寿酒”碗，至今在上海博物馆仍有收藏。龙把玉碗以上等白玉为质地雕刻精工，纹饰华丽，应为当时的高档酒器。该碗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

花口人物纹高足玉杯

醉翁图经瓶

这是一件宋代登封窑的代表性作品之一，在瓶身的主要部位，刻画了一位醉汉，只见他头倾垂，目微闭，袒胸露腹，圆鼓鼓的“啤酒肚”，肩负一个大酒葫芦，幞头，宽袖长衫，似酒至酣醉，正一步三摇蹒跚而行。其背景为珍珠地云朵纹，脚下是盛开的花朵。瓶高39.7厘米。上海博物馆藏品。

珍珠地画花瓷瓶是登封窑名产，所谓珍珠地就是用铁工具戮印的小圆圈纹，系模仿唐代金银器的花纹（又叫鱼子纹）。这件经瓶作为盛酒的瓷器，用醉汉负酒葫芦为装饰，可谓构思巧妙，虽寥寥数笔，却把人物的神态刻画得惟妙惟肖，淋漓尽致。图中的醉者，从衣着上看并非下层人，从体态相貌看也是养尊处优之人。因此，匠师在此所刻画的，应是一部分封建士大夫饮酒作乐之生活实景。看到这幅图画，使人很容易联想到东晋的《竹林七贤图》、清人苏六朋的《醉太白图》，想到唐人韦庄的《天仙子·醉归》词“深夜归来长酩酊，扶入流苏犹未醒。醺醺酒气麝兰和。惊睡觉，笑呵呵，长道人生能几何？”

我们面前的这件宋代醉翁图酒经瓶，无疑是中国古代酒文化艺术佳作之一。

“清沽美酒”经瓶

在上海博物馆的瓷器藏品中，有一件宋代的经瓶非常引人注目，其形制是宋代通常所见经瓶之样式：小口，丰肩，修腹，小平底。造型挺拔秀美，通体白釉黑花。颈部绘莲瓣纹；肩部为丛草纹；上腹部的醒目装饰花纹是四个等距圆圈，圈内各书一大字，联成“清沽美酒”，圈外插绘丛草纹；下腹部绘莲瓣纹。花纹简洁、清新、大方。

醉翁图经瓶

瓶上大书“清沽美酒”，明白无误地指明这件瓷瓶是盛酒之器。“清沽”即“清酤”，指古代的清酒。

古人有用“清”字形容酒美的习惯，如晋代谢灵运《石门新营所住四面高山回溪石濑茂林修竹》诗云“芳尘凝瑶席，清醑满金樽”；左思《蜀都赋》云“金垒中坐，肴槅四陈。觞以清醺，鲜以紫鳞”；宋代陆游《初秋小疾效俳谐体》诗“遣闷凭清圣，忘情付黑甜”，以上所谓清醑、清醺、清圣，皆指美酒。

磁州窑出产的经瓶，除有“清沽美酒”款识外，有的还书有“醉乡酒海”，都是经瓶酒器的绝好证据。

白瓷螺形杯

“凤凰楼上罢吹箫，鹦鹉杯中休劝酒”（骆宾王《荡子从军赋》）；“鸬鹚杓，鹦鹉杯，百年三万六千日，一日须倾三百杯”（李白《襄阳歌》）。《晋咸康起居注》载：“诏送辽东使段辽等鹦鹉杯”。所谓鹦鹉杯，是指用鹦鹉螺壳制作的酒杯。宋代诗人陆游有诗云：“葡萄锦覆桐孙古，鹦鹉螺斟玉薤香。”唐人刘恂《岭表异录》说：“鹦鹉螺，壳青斑绿纹，制为酒杯可盛二升许。”明代曹昭《格古要论》说：“鹦鹉杯即海螺盏，出广南，土人琢磨，或用银或用金镶足。”

古代又有以玉、瓷仿制螺杯者，玉螺杯见于元人伊士珍《琅环记》，金母召群仙宴于赤水，“坐有碧玉鹦鹉杯，白玉鸬鹚杓”。青岛市郊出土过玉雕螺壳，应即玉螺杯。瓷螺杯在出土文物中业已发现。1969年，在河北省定州静志寺北宋塔基中出土一件定窑白瓷螺杯，形体呈螺壳状，胎质细腻匀薄，线条丰满圆润，富有韵律感。白胎白釉，洁净柔润，温良似玉。器表刻饰层层波浪纹，寓动于静，情景交融，精美宜人。杯高20厘米，最大腹径11.8厘米，现藏定州博物馆。

“清沽美酒”瓷经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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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与礼器

中国不但酿酒的历史源远流长，酒器生产同样具有十分悠久的传统。最早的酒器，可能是兽角或竹木制一类的粗糙器物，后来发展为正式的陶制器皿。在古代，器具生产往往反映着一个时代手工业制作的水平。商周时期，酒器生产呈现了多样化的特点。尤其是青铜酒器，盛极一时，明显占据了主要地位，逐步成为国家礼器的一种显著标志。据说商代贵族特别崇尚以尊盛酒，尊的政治地位仅次于当时“国之大器”的鼎，因此对持尊者的身份作出了严格的限制，除一国之主外，“相邦”或同等级别的人才有资格用尊行饮，这部分人的社会地位相当高。现代汉语中的“尊重”一词，基本源于此义。

龙泉青瓷酒船

中国古代的酒器千姿百态，奇巧迭出，在浙江省龙泉县出土的宋代青瓷酒船，便是一件奇异酒器。该器属龙泉青瓷，胎质细腻纯净，釉色浅绿，晶莹温润，犹似碧玉。器呈船形，而仓棚、护栏毕具，形象逼真。器长13.7厘米。

宋代曾流行一种船形酒器，这在宋人诗词中有案可稽。例如，司马光《和王少卿十日与留台国子监崇福宫诸官赴王尹赏菊之会》诗“红牙板急弦声咽，白玉舟横酒量宽”，描写了面对弦乐歌舞，用白玉舟形酒杯放怀畅饮的热烈场面；苏轼《次韵赵景贶督两欧阳诗破阵酒戒》诗“明当罚二子，已洗两玉舟”，罚酒用玉舟，其容量必大。陆游《即席》诗之三“要知吾辈不凡处，一吸已干双玉船”，一口气喝尽两玉船酒，便算是身手不凡，可见玉船也是大型酒杯。诗中所说是玉雕船形酒杯，至今尚未见到过实物，而浙江龙泉出土的这件龙泉瓷器，却是实实在在的船形瓷酒杯。它借用船仓为杯腹，平缓的船尾为饮酒口，一杯在手，既可品酒尽兴，又可把玩观赏。

其实，早在唐代即有船形酒杯。唐诗“觥船饫口红，蜜炬千枝烂”（李贺《河阳歌》）、“醉把金船掷，闲敲玉镫游”（张祜《贵家郎》）皆可为证，皮日休、陆龟蒙更有《酒船》诗。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唐代《高逸酣饮图青玉杯》上，雕刻有舟形酒杯，形体较大。

宋代青瓷酒船

据《三国志·吴主传》裴松之注语记述：“郑泉字文渊，陈郡人。博学有奇志，而性嗜酒，其闲居每曰：愿得美酒满五百斛船，以四时甘脆置两头，反覆没饮之，惫即往而啖肴膳。酒有升减，随即益之，不亦快乎！”郑泉的这一“奇志”，大概对唐宋人颇有影响，因而才喜欢船形酒杯。然而更有可能的是，中国古代的船形酒杯的产生与流行，实与“曲水流觞”风俗有关（前文已介绍）。

《荆楚岁时记》载：“三月三日，士民并出江渚池沼间，为流杯曲水之饮”。”流杯曲水即曲水流觞，又叫流觞曲水，即把酒杯浮置水面上，借水流之动力使之移走，饮客候于水边，待酒杯经过时，便取而饮之，以此娱乐。

曲水流觞之俗至唐宋时代在文人雅士中间仍很流行。王羲之《兰亭集序》描述说，其地“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陆游《幽居春晚》诗“未寻内史流觞地，又近庞公上冢时”之“内史流觞地”，即王羲之所说流觞曲水之地。唐人陆瑰作有《曲水杯赋》，仔细描写了曲水流觞之若干情节，文中写道：“丽景云暮，欢情奈何！水散循环之势，杯浮一勺之多。樽俎必呈，反本源于杯饮；歌钟合奏，起觞饮于流波。尔其洋溢折旋，从容娱乐，观滴沥以缭绕，将灌注而酬酢。袒裘解带，笑沈醉以山颓；永日微风，期竭欢于水涸……”热闹非凡，难怪苏轼说“流觞聚儿童，一笑为捧腹”（《次韵刘景文登介亭》诗）。

曲水流觞，最适于把酒盏制成船状，以木、漆器为佳。上述龙泉青瓷酒船，也可用于曲水流觞之戏，只是需配置一块木板以载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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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名酒

从苏轼《酒经》、朱翼中《北山酒经》、李保《续北山酒经》和《东京梦华录》、《武林旧事》、《梦粱录》等传世的文献中看，宋代不但名酒多，各阶层饮酒的逸事也颇多，这对于弄清宋代的酒与饮酒习俗提供了优于前代的条件。见于文献的宋代酒有凤州酒、长生酒、黄藤酒、蜒酒、梅酝、罗浮春、洞庭春色、仁和酒、扶头酒、花露酒、蜜酒、金盘露、椒花酒、思春堂、凤泉、中和堂、皇都春、常酒、雪醅、和酒、皇华酒、爱咨堂、琼花露、六客堂、齐云清露、双瑞、爱山堂、留都春、静治堂、十洲春、海岳春、筹思堂、蓬莱春、玉醅、锦波春、浮玉春、秦淮春、银光、清心堂、丰和春、蒙泉、金斗泉、思政堂、谷溪春、庆远堂、清白堂、蓝桥风月、紫金泉、庆华堂、眉寿堂、万象皆春、济美堂、元勋堂、羔儿法酒、花白酒、风曲法酒、白羊酒、猥酒、武陵桃源酒、冷泉酒、银笄酒、瑞露酒、冰堂酒（桂林三花酒）、辛秀才酒、万家春、醇碧酒、金丝酒、红友酒、苏合香酒、雪花肉酒、春红酒、四明碧香酒、双投酒和千日春等多种。其中：

武陵桃源酒：北宋时南方酿制的一种美酒，相传酿酒法得之于武陵桃源仙人，故又称“神仙酒”。据朱翼中《北山酒经》说，酿此酒用神曲（优质曲）和好糯米，以五酸法精酿而成。此酒“熟后三五日，瓮头有澄清者，先取饮之，蠲除万病，令人轻健。纵令酣酌（大醉），无所伤”。北方用此方酿制往往酒味不佳。但如果将这些味道不佳的酒用酒瓮盛好，再用泥封好瓮口，经过一个春天后，便会变成美酒了。

瑞露酒：即今全国闻名的桂林三花酒，它是采用桂林千万株桂花酿制而成的，酿成后酒味醇香扑鼻。据范成大在《桂海虞衡志》中说，当时广西一带无酒禁，“公私皆有美酿”，而以瑞露酒为最好。其特点是风味蕴藉，极尽酒妙。故这种酒在当时就已“声震湖广”了。

白羊酒：也称羊羔酒，是用嫩羊肉、黍米（或糯米）和曲酿制的美酒。《北山酒经》：“腊月取绝肥嫩羯羊肉三十斤（带骨肉），使水六斗已来，入锅煮肉，令极软（烂）。漉出骨，将肉丝擘碎，留著肉汁，炊蒸酒饭时用。”然后将肉汁、酒饭和曲末同放瓮中酿制，数日后即成。这种风味独特的高档酒，自宋代起一直受到达官贵人的欢迎。

洞庭春色：用黄柑酿制的美酒。苏轼《洞庭春色赋》序说：“安定郡王以黄柑酿酒，名之曰洞庭春色。犹子德麟得之以饷予（指苏东坡），戏为作赋。”这是用柑橘酿酒的最早记录，当时此酒异常珍贵。

凤州酒：宋代凤州凤翔所产的美酒，这是现今西凤酒的前身。但是两者之间有差别，宋代凤州酒是自然发酵酿制的低度酒，而今西凤酒是用蒸馏法而得的烈性酒。《宋人轶事汇编》卷二十记载：“陕西凤州伎女手皆纤白。州境内所生柳，翠色尤可爱，与他处不同。又公库（官酿）多美酝。故世言凤州有三出，谓手、柳、酒。”可见当时的凤州酒是全国闻名的。

第三节　辽金元时期的酒具

依条治罪与榷酤办课

元朝建立后，禁酒政策又重新受到重视。元世祖至元十四年（1277年），因春旱严重，翰林国史院的官员奏称：“足食之道，唯节浮费；靡谷之多，无逾醪醴曲蘖。况自周汉以来尝有明禁，祈赛神社，费亦不赀，宜一切禁止。”世祖准奏，“申严大都禁酒，犯者籍其家赀，散之贫民”（《元史·世祖本纪》）。纵观终元之世，几乎每一朝都有关于禁酒的记载，这在历史上是很不多见的。如果考虑到元朝曾经建立了一个横跨亚欧大陆的庞大军事帝国，那么禁酒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当时国家政策的特定需要。所以，从另一方面看，元朝对犯禁者往往施以严厉的惩罚。太宗六年（1234年）即颁布“酒曲醋货条禁，私造者依条治罪”；世祖至元二十年（1283年）再次“申严酒禁，有私造者，财产、子女没官，犯人配役”（《续资治通鉴·元纪》）。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较为有效地保障粮食来源不受损害。又如《元史·刑法志》记载：“私造萨满阿喇克酒者同私酒法，杖七十，徒二年，财产一半没官。有首告者于没官物内一半给赏，犯禁饮私酒者笞三十七。”

但是，纯粹的禁酒显然不再是统治者的真正目的，而榷酒与课税作为国家财政收入的主项，则格外受到青睐。最初官方榷酤只向私营酒户每石米收取1贯钞，后来扩大至10贯，导致酒价暴涨，可见统治者对酒税总归要“唯利是图”。

黄釉带盖鸡冠壶

此壶出土于辽宁省朝阳地区辽代墓中，褐胎黄釉，由于釉层较薄且长期使用，釉层多已脱落。筒状小口，鼓腹下垂，小平底略内旧。上部两侧缓收合为鸡冠状，冠上中部有一凹槽，凹槽处加饰仿缝合皮囊的榫状物，凹槽两侧各有一圆形穿孔。腹中部有两条凸弦纹曲弧向上，共承起一火焰状物。存边缘处还加饰一条上窄下宽的带状边饰，似仿皮囊为防止泄露而加饰的边饰一样。上加复层台状小盖，盖上有螺旋状小钮。

玉壶

契丹族原是北方游牧民族，四处游牧是其主要生活方式，因此扁体弧底、适于悬挂在马鞍上的皮囊壶成了他们必备的生活用具。后契丹族入关建立辽国，生活方式与以前有所变化，皮囊壶也开始被陶瓷鸡冠壶所取代。这种鸡冠壶的造型就是完全模仿皮囊壶，连皮革的接缝和细密的针脚都模仿得惟妙惟肖，似乎用真的皮囊翻模一般。考古发现的鸡冠壶很多，形制变化也较为明显，越早与皮囊壶越相像，带有契丹民族传统的装饰风格；越晚期的鸡冠壶则越脱离皮囊的原形，如1954年辽宁赤峰辽附马墓出土的白釉鸡冠壶和辽宁博物馆收藏的一件白釉刻花提梁壶，就只有皮囊壶的某些特征，而渐失其原有韵味。

鹿纹银马镫壶

此壶1979年出土于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郊区城子公社洞后村窖藏坑，呈马镫形，直口，平面为椭圆形，带盖，盖面微鼓，正中有盖钮拴孔。口沿下有一小环，长颈，花式拱形单孔提梁，壶身稍鼓。从盖面直到壶身都装饰有花纹，盖面有四束四瓣花纹，盖外沿有八束四瓣花纹，壶颈有缠枝牡丹、网格纹与水珠纹交错纹两组纹饰，壶身两面都刻有相同的花纹，中间有内外两个菱形图案，中间一卧鹿，仰首垂尾，四肢蜷曲，神态安详自若。鹿身周围饰有山石、灵芝及水波纹。造型美观别致。

此壶的造型与目前考古发现的辽代早期陶、瓷鸡冠壶形制十分相近，为契丹族典型的仿皮囊壶。

该壶造型优美，制作精致，反映了辽代金银器制造工艺的高超水平。其花纹与装饰风格有明显的中原特点，而造型上又保持浓厚的契丹族特色，是两种文化相互交流、相互影响的结果。

鱼形提梁银壶

此壶1979年出土于内蒙古赤峰市郊区城子公社洞后村窖藏坑，呈双鱼形，二鱼头尾相向，作戏珠状，鳍、鳞纹饰精细入微。有提梁，两端卷曲，各拴于一小环，环中套入一展翅长尾鸟形器耳。梁饰七束三瓣花纹。盖呈葫芦形，盖沿平展作四瓣花形，盖颈拴一长链。器上采用鎏金方式，突出勾勒花纹线条，黄金、白银交相辉映。此壶造型奇特，在硕大的鱼头上配置小巧的鸟儿，对比强烈，别有情趣。

双鱼形酒器在唐代较为流行，目前所见的唐代双鱼形酒器有双鱼三彩瓷壶、双鱼瓷壶以及双鱼银壶等，皆呈双鱼对腹联体状。此鱼形提梁银壶，是契丹民族前期仿唐代金银器装饰的优秀作品之一。

鱼形提梁银壶

白釉黑花葫芦形倒装壶

此壶为传世品，器胎呈淡黄色，施白釉，釉层较厚，足根露胎。器体呈葫芦形，最上部堆塑出一尖蘑菇形钮，似盖，但无法开启，下置圈足，足壁较厚略向外撇。壶体一侧塑一四爪龙以作壶柄，龙张口立角，怒目旁视，爪附于壶顶，龙身直立，尾部卷曲，后爪抠住壶下腹，模样甚是古拙剽悍。另一侧置短流，流与腹连接处塑一小人骑于流上，栩栩如生，极富生活情趣。上腹绘九个小黑斑组成的菱形花纹数朵，流口绘黑彩一周，龙柄和流上的骑人亦点施黑斑，下腹刻覆瓣仰莲，莲瓣间刮小竖沟纹，并施倒置的三角形黑彩。

白釉黑花葫芦形倒装壶

此注壶与一般的瓷执壶不同，壶顶无口，而在圈足内挖一注酒圆孔，与壶体内的注酒管相通，装酒时将壶倒置，装满后正置，需饮酒时即可由腹部之流向外倒酒。此种设计，既方便又卫生，是中国古代酒文化所独有的特色。

青花凤鸟扁壶

1970年，考古工作者在北京旧鼓楼大街即发掘到一家富户逃亡时埋下的一坑瓷器。这个窖坑位于一座考究的庭院内，坑口覆盖一件瓦盆，坑内埋有16件瓷器，包括10件青花瓷，6件影青瓷。在2件影青瓷碗的底部有用墨笔书写的一个“八思巴”文字（忽必烈命大臣八思巴仿照藏文字体制定的一种蒙古拼音文字），根据《事林广记》可将其译成汉字“张”或“章”，很显然，这是一家蒙古贵族的财产，在元大都陷落前夕，仓皇出逃，因瓷器不便随身携带，便在院里掘坑埋藏之，指望有朝一日重返家园时挖出来使用。不料，元王朝一败涂地，元大都不久变成了明朝天下，这坑瓷器便在地下埋藏了600年后才重见天日。

在出土的10件青花瓷器中，最为人们所称道的是一件扁壶。这是一件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扁圆形壶腹，小圆口，椭圆形圈足，肩部前有流后有把，洁白的胎釉，蓝色的花纹。其最为独特之处，是运用立体雕塑和平面绘画相结合，展现了一只拍翅飞翔的凤鸟之英姿：巧妙地把壶流塑成凤鸟的头颈，在壶之肩腹部绘出凤鸟的身背与双翅，卷曲的壶把可看作是凤尾之飘翎，一只昂首展翅的美丽凤鸟，便跃然壶上。壶身空白处，填绘缠枝牡丹。该壶造型生动，色彩清新，花纹优美，堪称艺术杰作。据实测，壶高18厘米。

“青花”是元代釉下彩瓷中的新品种，它是用含钴的矿石制成的色料绘制花纹，主要着色剂是氧化钴。其特点是清新鲜艳，明净雅致，深受世人的喜爱，在明清时期十分流行。

元代的青花瓷器流传下来的并不多，而经科学发掘出土的就更少。北京鼓楼大街出土的元代青花瓷，不仅出土地点、层位清楚，而且相当完好，又是出自元大都的蒙古贵族宅院遗墟中，无论在政治史、民族史方面，还是在科技史、艺术史方面，都有重要价值。

黑釉“葡萄酒瓶”

1958年7月，在内蒙古乌兰察布盟察哈尔右翼前旗土城子清理元集宁路故城时，在其西面壕沟附近发现古墓约40座，其中第十三号元代砖室墓出土了一件黑釉小口长瓶，短颈，瘦腹细长，饰以凸弦纹呈瓦棱状，高43.5厘米，釉黑而有光泽，肩部露胎部分刻有“葡萄酒瓶”四字，表明该瓶就是用来贮盛葡萄酒的。它的发现使我们对以往习称为“鸡腿坛”式的器物又有了新的认识。

我国是世界上酿制葡萄酒最早的国家之一。“西域开，汉节回。得蒲桃之奇种，与天马兮俱来”。赋中的“蒲桃”即葡萄，是酿制葡萄酒的最基本原料。早在汉代以前，我国就有野生葡萄，但果小味酸，不适于食用和酿酒。西汉时期张骞出使西域，栽培葡萄技术的传入才使得葡萄酒在内地的酿造成为可能。据《史记·大宛列传》载：“宛左右以蒲陶为酒，富人藏酒至万余石，久者数十岁不败。俗嗜酒，马嗜苜蓿。汉使取其实来，于是天子始种苜蓿、蒲陶肥饶地。及天马多，外国使来众，则离宫别观旁尽种蒲萄、苜蓿极望。”这是关于我国葡萄栽培的最早文献记载。它说明在汉武帝的时候，人们已经知道葡萄可以酿酒，并开始在都城长安一带种植葡萄。传说当时葡萄成熟后贡给朝廷，贮于缸内，因日久自然发酵而成佳酿，以至香飘数里。汉武帝以为是天赐“琼浆”，曾用来赏宴群臣。至东汉灵帝时，宦官张让得到扶风孟佗赠送的一斛葡萄酒，就让他当上了凉州刺史。由此可以想见当时葡萄酒之珍贵，其产量自然是十分有限的。汉代以后，随着葡萄栽培的推广，关于葡萄及葡萄酒的记载也逐渐增多。南北朝时期，高昌一带（今吐鲁番地区）即已盛产葡萄，史载唐贞观十四年破高昌，曾得高昌葡萄酒法。宋代朱翼中《北山酒经》中就载有“葡萄酒法”，内容已十分详备。元世祖时，在太庙的祭祀用品中还增设了葡萄酒一项。

蓝釉金彩爵

爵作为饮酒之器，早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就已经出现了，陶爵流行于夏、商两代，而后铜爵流行于商代和西周，西周以后便罕见爵的踪迹了，到秦汉时期，大家已几乎不知商周之爵为何物了。宋代，以古代文物为研究对象的金石学昌盛起来，人们才重新认识了商周铜爵，随之而来便兴起仿照商周铜爵制造银爵、铜爵、玉爵、陶爵和瓷爵的风气。1987年，在浙江杭州市商业储运公司出土的一件元代瓷爵，便是宋元时期仿古爵杯中瓷爵的代表作。该爵流尾均较宽而短，流尾之交的口沿上有一对矮柱，半球形柱帽，爵腹较浅，圜底，三足外撇，爵足横切面呈三角形。胎质细腻而轻薄，通体施蓝釉，釉上彩绘描金，杯外绘干枝梅，杯内绘梅枝新月。通高4.8厘米。该爵造型古拙，而花纹新颖，工艺精致，是宋代以后仿古爵中的佳品。

兽面纹爵

蓝釉是景德镇窑在元代烧成的新品种，装饰方法有蓝釉白花、蓝釉金彩。杭州出土的这件瓷爵即在新烧成的蓝釉爵杯上利用宋以来的釉上彩绘描金工艺，经两次烘烧而成，纹饰固着良好。现为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品。

青花诗文菊花杯

1980年11月，在江西省高安县出土了一件元代青花瓷高足酒杯，杯高9.8厘米，杯口外侈，口径11.2厘米。浅腹，杯足细高，有竹节状凸棱。杯身绘青花缠枝菊花，口沿内侧饰卷草纹一周，内底草书诗文“人生百年长在醉，算来三万六千场”。现藏高安县博物馆。

青花诗文菊花杯

这种高足瓷杯，元代在江西、浙江、福建、河南、河北、山西均有烧造，在各地元代墓葬中出土较多。

杯上绘菊花，应与古代的酒和酒俗有关。古时候，有一种用菊花酿造的酒，于重阳节开樽而饮，据宋代窦苹《酒谱》说：“汉（代）人采菊花并茎叶酿之以黍米，至来年九月九日熟而就饮，谓之菊花酒”。重阳节饮酒之杯也就叫做菊花杯，唐代张说《湘州九日》诗云“宁知沅水上，复有菊花杯”，唐代孟浩然《和贾主簿弁九日登岘山》诗云“共乘休沐暇，同醉菊花杯”。据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说：“菊花酒治头风，明耳目，去瘘痹，消百病。”至今，北京有酒厂仍生产“菊花白”酒，系采用杭州白菊及多种中药材精酿而成，清亮透明，甘香和爽，有清肝明目、安神去风之功效。因此，这件青花瓷杯也可叫做“菊花杯”。

杯上之诗句，出处不明，或系出自一些酒诗句名之移植。李白《襄阳歌》云：“鸬鹚杓，鹦鹉杯，百年三万六千日，一日须倾三百杯。”在《将进酒》诗中，李白又吟道：“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复醒。”唐人李贺《将进酒》诗则云：“吹龙笛，击鼍鼓，皓齿歌，细腰舞。况是青春日将暮，桃花乱落如红雨。劝君终日酩酊醉，酒不到刘伶坟上土。”元代张宪《将进酒》诗则说：“酒如渑，肉如陵，赵妇鼓宝瑟，秦妻弹银筝，歌儿舞女列满庭。珊瑚案，玻璃罂，紫丝步帐金雀屏……但愿千日醉，不愿一日醒，世间宠辱何足惊！”这些诗句的遣词与意境，不禁使人想起高安县出土菊花杯上的诗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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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花梅瓶

1964年5月11日，河北保定市建筑公司在保定永华路南小学施工时，于地下1米深处发现一座元代圆形窖藏坑，坑内出土瓷器11件、绿松石山子2件、彩绘玻璃瓶一件，另外还有几十片玉片。

青花梅瓶一对，胎骨厚重，釉质细腻，小口平沿，细短颈，瓶身修长，有八棱。瓶身中部浮雕四龙，衬之以青花海水、火焰纹，在瓶肩和下腹部各绘青花云头纹，内画四兽及花卉。瓶盖外形呈覆杯状，有钮，周身绘青花莲瓣纹。一件高51.5厘米，另一件高46厘米。

梅瓶一词始见于晚清，据说是有人看它适于插梅花，所以就叫梅瓶。其实，所谓梅瓶，其前身就是宋代的经瓶，是盛酒的容器，但随着岁月更替，经瓶确实有逐步转向花瓶和陈设品之倾向。大体上，宋代的经瓶是专门盛酒的，元代时仍主要用于盛酒，但也有人拿它插花。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元代佚名画《第四嘎礼嘎尊者》，画中以经瓶插梅花，确实成了梅瓶。到明代时，梅瓶仍然用做盛酒，在山东发现的明鲁王朱檀墓出土的梅瓶中即盛有酒，但有不少梅瓶另做他用。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明代唐寅《采菊图》，陶渊明之仆僮即手持插有菊花的梅瓶。看来，盛酒的梅瓶首先分离出一部分用做花瓶，继而又产生陈设瓶。基本上，到清代时梅瓶已不再是酒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