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独领风骚的青铜器工艺

中国古代的青铜器工艺十分发达，并以制作精良、气魄雄伟、技术高超而著称于世。把青铜器作为贵族宴享和放在宗庙里祭祀祖先的礼器，并不是一般人可以拥有的日常器物，而是被当作一种权力和地位的象征、一种记事耀功的礼器，也因此，而流传于世。古代青铜器的制作工艺，不仅是我国古代青铜文化的重要特征，而且在世界青铜文化史上也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第一节　认识青铜器工艺

青铜器工艺的崛起

奴隶制代替原始公社制，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一大进步。奴隶制生产关系的确立，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也使人类社会史从野蛮进入了文明时代。

在奴隶社会，奴隶是创造历史和文明的动力，奴隶主大量使用奴隶劳动。这样就可以较大规模地进行生产，促使农业、畜牧业、手工业进一步发展和分工。在手工业部门，特别是王室所掌握的手工业，大批的奴隶被赶进各种作坊，生产规模空前扩大，这是原始公社时期所不能与之相比的。我国古代青铜冶炼和青铜器的制作，主要是在奴隶制下开始和发展的，因而它的制作发明，是与奴隶制生产关系和生产力情况密切联系的。青铜可以制作成生产工具，虽然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它不能完全代替石、木、蚌、骨器，但在生产中，对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也是奴隶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一个重要标志。

目前所知世界上使用青铜器最早的地方是在美索不达米亚，即两河（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流域。古埃及中王国时期，也出现了较多的青铜器。就目前所发现的有关青铜器材料，我国青铜器虽然要稍晚于古代埃及和两河流域，但却有着自身发展过程、本民族的风格与特点。尤其是，我国奴隶社会青铜彝器的制作，是与当时奴隶社会严格的礼制紧密相联系的，是我国古代奴隶社会独有的特点。

繁荣的青铜器工艺

近几十年来，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考古工作者对古代的青铜冶铸遗址不断有所发现。这些遗址呈现出三大特点：发现的地区广泛，可以看出各地的共性和差别；青铜冶铸业最发达的几个时代的冶炼遗址都有发现，可看出各个时期青铜器制作的继承性，以及冶铸从简单到复杂发展的脉络；文化遗址内涵丰富，可以基本上了解和复原冶炼青铜的工具与原料，以及青铜器铸造的过程等基本面貌。

1952年，郑州发现的商代遗址，面积大约有25平方千米。其中包括制陶、制骨、青铜冶铸等遗址。发现的商代早期铸铜遗址，主要有南关外和紫荆山两处，其中南关外一处面积就达1000平方米以上。在其作坊遗址内发现有陶范残片1000多块，经过黏对复原，可看出器形主要有鬲、爵、斝、觚的范，但以镞范和外范最多，据此推断该处可能是一处以铸造这两种器物为主的铸铜作坊。另外，还发现有红烧土、木炭屑、冶铜埚、铜矿石等。紫荆山北的遗址，主要发现有一些刀和镞的陶范。两处遗址所铸器物种类不同，说明当时手工业内部已经有了一定的分工。

铜鼓

1958年至1959年，在河南安阳小屯东南一里许的苗圃北地和孝民屯发现的冶铜遗址，是商代后期规模较大的一处冶铜遗址，遗址面积估计可达1万平方米以上。在遗址内用夯土修筑的工房内堆有大小几千块陶范，其中一件大型陶范长达1.2米，在遗址内还发现有炼炉残壁、木炭，炼渣等。最重要的是发现了专门炼铜的坩埚——将军盔，因其形状像盔，故发掘者将其称为将军盔。商代后期冶炼业非常发达，且大部分都直接成为王室手工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而很多作坊都集中在殷都。

青铜工具

关于西周的冶铸情况，在陕西的沣镐地区，即属宗周范围的现今客省庄和张家坡地区进行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可见一斑。1955年至1957年，在张家坡发掘出4件车马器的外范和内模，在客省庄的马王村发掘出一些铸造青铜容器的陶范。对这些西周早期的范模和西周的铜器实物进行考察，发现这一时期的青铜冶铸技术，与商代后期没有什么不同。对西周冶铸情况提供比较全面信息的，是1976年在洛阳北郊发现的一处西周前期的炼铜遗址，这是第一次发现的大型西周青铜器铸造遗址。该遗址总面积约28万平方米，出土了大量的红烧土和碎范块，有容器范、车马器范、兵器范、工具范。其中容器的鼎范和卣范残留的块都很大，也可看出其整体也是不小的。从出土的熔炉壁残块中，可计算出炼炉的最大直径为1.8米，最小直径为0.3米。在炉壁内还有一层均匀的炉衬，经岩相鉴定是由石英砂和莫来石等矿物组成。洛阳西周冶铸遗址的发现，填补了这一时代青铜器冶铸的空白。

春秋战国时期的冶铸遗址的发掘，发现地点较多，取得了较大收获。1976年，辽宁省林西县发掘一处春秋早期的大井古铜矿坑和冶炼遗址。1974年，湖北大冶铜绿山发掘的古矿冶遗址，使人们对春秋战国时代的采矿和冶金工业有了新的认识。遗址南北长2000米，东西宽1000米，经鉴定知其主要矿石有孔雀石、自然铜、赤铜矿。还发现了用“榫接”等结构形式支承巷道盖顶的矿井支架，令人惊叹的是，有些至今仍很坚牢。当时矿工已懂得利用井口的高低不齐而形成的气压差的特点，解决井下的通风问题。有关冶炼的遗物也极为丰富，有炼炉、炉渣、大铜斧、铜锛等。冶炼出的成品有饼状铜锭，可以推断很可能采矿后就地进行冶炼。1960年至1961年，山西侯马春秋时代晋国都城内的一处达3000平方米的冶铜遗址的发掘，为人们研究这一时期的青铜冶铸业提供了丰富资料。该遗址内发现有4座呈圆形的残炼炉，大批的陶范，仅一次发掘统计共出土残陶范3万多块，其中许多都可以成形配套，有些范上还有精致的花纹。这些陶范，不论制作技术或艺术的水平，都达到了一定的工艺技术高度。器范种类主要有礼乐器、工具、兵器、车马器、镜、带钩等。此外，还发现了铜锭110块，其中最大的一块重4千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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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中期青铜器的鉴定要点

此时期出现了簠、匜、编钟等新器类，而且许多器物的形制在原来的基础上有了许多改革。如鼎足的根部发达起来，兽足最为流行；鼎的腹部变得更浅，出现像师躹鬲那样的新式鬲鼎型。侈口垂腹双耳簋虽还流行，但多加盖。同时，出现了像豆闭簋那样的弇口兽首衔环簋，低体宽腹。

酒器的减少也是这一时期的突出特征。《尚书·酒诰》记载，周人鉴于商朝统治阶层酗酒亡国，颁行禁酒令，以纠正社会风气。西周的酒器确比商代少，商代常见的爵、觚、尊、方彝等酒器，西周早期还多，至西周中期一下此时就全都消失了。

青铜器工艺的原材料

炼铜需要铜矿砂，自然界中的铜矿砂基本上有3种，自然铜、硫化铜和氢化铜。考古实践证明，古代炼铜矿砂主要是用一种呈绿色的颜色鲜艳的铜矿石，因其色彩似孔雀身上的羽毛，故俗称“孔雀石”，它属于氧化铜的一种。在殷墟冶铸遗址中发现了不少这种“孔雀石”碎块，尤以1929年发现的一块重18.8千克的为最大，其中混杂着一些赤铁矿。在反映春秋战国青铜冶炼技术的湖北铜绿山矿遗址，其老窿中主要矿物有孔雀石、自然铜、磁铁矿、赤铁矿。当时主要开采利用的，是孔雀石矿和自然铜矿。

在我国古代随着生产的不断发展，劳动人民在生产斗争中不断进行总结和探索，对铜矿的开发也是如此。《管子·地数》篇说：“出铜之山，四百六十七山，出铁之山，三千六百九山……上有慈石者，下有铜金；上有陵石者，下有铅锡赤铜……”当然对铜山数字的统计，从现在的角度看，无疑只是个大略数而已。就拿铜矿山来说，这些矿山究竟在全国范围内怎样分布？就没能进一步记载下来，是否在人们现在发现的铸造遗址附近？或虽未发现青铜铸造遗址，但历年来发现有较多的青铜器出土的地方与附近是否都有分布？就拿商代王室冶铸业最集中的地区，今河南安阳一带，有没有铜矿呢？按《邺乘》记载：“铜山在县西北四十里，旧产铜。”因而，殷墟冶铸原料所出孔雀石，很有可能是就地开采的。又据后人记载，在安阳附近300千米内，也有许多铜矿。诚然，这些地方开采的铜矿石，也完全有运入安阳的可能性。

锡矿，一般都产在长江以南地区，《禹贡》记载，荆州、扬州“厥贡惟金三品”，因而长江以北的诸地区要铸青铜器，其锡应从南方运来。

越王剑

在一些铸造铜器作坊遗址内，发现有炼炉的残迹、陶范、木炭、红烧土、炼渣等（即铜矿石冶炼后的废渣）。炼渣的发现，说明冶炼铜矿石与铸造铜器可能同在一个作坊内，这是一种情况；另一种情况是，因为古代交通不便，铸造铜器的地方与矿山一般距离较远，直接将矿石运到铸造地，实在太麻烦，为减免运输之劳，就山冶炼。考古发现的一些铸造铜器作坊遗址里还发现有冶炼好的粗铜块，如侯马“牛村古城”铸铜器遗址一窖穴内曾发现两堆共110块铜锭，最大的一块重4千克，两堆钢锭总重量为95.5千克。这很明显地说明，在铸铜作坊遗址内发现的这些铜，完全是为铸造铜器而备用，而这些铜完全可能是在别处冶炼好后，运到这里来的。故宫所藏的“敖毁”盖，其铭一开始有“戎献金于子牙父百车，而锡釜敖金十钧”句，“戎”在商周时称鬼方，或混夷，或獯鬻；西周时称狁，或戎；春秋又称狄；战国以后又称胡，或匈奴。西周时代的“戎”，主要分布在今陕西、山西境内。此处“金”即“铜”，戎人所献的金，应是已炼好了的粗铜。

湖北铜绿山发现的炼铜遗物炉渣，据初步计算，共约有40万吨左右，可见冶铜规模之大。

关于冶炼工具问题，在目前发现最早的青铜器所在地——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里，没有发现冶铜的作坊，不过冶铸业比其他手工业要复杂多了，它在这时有可能已成为了一门独立的手工业。

新中国成立后，在河南郑州曾多次发现有关商代前期的冶炼遗迹，但最重要的还是南关外的冶铜遗址，这一遗址的出土物使我们对当时的熔铜工具也有所认识。当时冶炼铜的坩埚主要有两种，一种为红陶质的大口缸，另一种为灰陶质的大口尊。由于这两种器皿，在一些有关生活遗址内也有发现，原来并非是炼铜工具，因而使我们知道它们是炼铜的一种代用品。这种代用品，原来的器壁是较薄的，用来作冶炼工具还必须加工，在其内外均涂以很厚的草拌泥，壁厚一般达2厘米，这样就可以坚固，不致破裂。这些坩埚经过高温，胎与草拌泥都呈红色了，在里面往往还积留着冶炼时剩下的钢渣。另外，也有一种坩埚是纯用草拌泥堆制而成的。此外，还发现了炼铜炉壁。

商代后期的熔铜坩埚较二里岗的有很大进步，从安阳苗圃铸铜遗址中，发现有专门的熔铜坩埚，俗称“将军盔”，将军盔一般是红黄颜色的，陶胎很厚，内夹有砂粒。由于陶壁厚，因而能经受高温而不致破裂；尖底的优点是便于插立和转倾。殷墟曾出土过一件高32.5厘米、口径22.6厘米、壁厚8厘米，可熔铜12.7千克的“将军盔”。如果用来铸造闻名的司母戊鼎，同时冶炼就需要70个坩埚，要由许多人一起同时操作，如果再加上铸造这件铜器的其他工种，那人数就更多了。由此也可看出，苗圃遗址的确是一个规模宏大的作坊。

西周的冶炼工具就更进步了。在洛阳的冶炼遗址内，发现了熔炉壁，直径可达1.8米，在炉壁内有一层均匀的炉衬，炉衬的原料是由石英砂和莫来石等矿物组成，这层炉衬的优点是防止铜液黏壁和炉壁破裂。

山西侯马和湖北黄石铜绿山，出土有春秋战国时代的熔铜炉。侯马出土的熔炉，平面呈圆形，底径约70厘米，高于炉底35厘米处有一层炉箅；铜绿山的炼炉则大小不同。

历史证明，古代劳动人民无论是在检验、挑选铜矿石，还是在制造冶炼工具上，都不断地发挥创造与智慧的才能，为铸造精美的青铜器奠定了物质技术基础。

青铜器铸造过程

通过冶铸遗址和许多有关冶铸实物的发现，人们基本上可以了解古人冶炼青铜和铸造青铜器的过程。

古代劳动人民，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熟练地掌握了采矿、炼砂、制范、熔铸等青铜冶铸的程序。那么，青铜冶炼和青铜器铸造的具体过程又是怎样的呢？

1.青铜器的冶炼

青铜器的冶炼可分成以下三个程序：

选矿：古代劳动人民在生产活动中，为了不断改进石制生产工具，除对石料本身进行打磨加工外，还有很重要一点，就是对石料好坏的选择。在寻找石料中发现了铜矿石，以后逐步掌握了哪些是有开采价值的富矿。在炼砂前，仅仅选择那些杂质少、铜质好的铜矿石，以备熔炼。

初炼：把选择好的铜矿石进行破碎，然后与燃剂木炭一起放入坩埚或炼炉内。为使矿石熔化，可能是坩埚或炼炉内外点火；也可能在坩埚内用吹管吹进氧气，以使火力燃烧得更旺。待铜矿石熔化后，将汁液倒出，弃去炼渣，铜液凝固后，便得到粗铜。这种粗铜，就是为冶铸铜器准备的。

提炼和加锡：把粗铜再放入坩埚或熔炉内进行提炼，经过提炼后，杂质更少，铜质更纯净。如果要铸造什么器物，根据所铸器物种类的不同，而加一定比例的锡。一般来讲，工具、兵器需多加锡，一般容器则少加锡。

战国时期错金银青铜器

2.青铜器铸造的简单工艺过程

粗铜经过提炼和加锡后，即可用来熔铸铜器。但是，一件完整的器物又是如何制造的呢？这就需要在提炼和加锡之前，做好制范的准备。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很早就发明了用石范铸造铜器，在江西清江商代前期遗址里，发现了较多的石范，但在商周时代主要是用泥范铸造铜器。制范按其工艺先后，基本上可分成以下几步：

做模子：想铸一件什么器物，先用泥土作个样子作为初胎，在殷墟就曾发现过方彝、鼎、觚、卣、盘等器物的残模。因而推断，在正式制范之前，要先作模，它是制范的基础，这种陶模又称为母型。最初的铜器一般是仿照竹、木器和陶器的样子，比如鼎、鬲、爵等都是仿陶的。因为要做的铜器上有平雕或者凸雕的花纹，因而在制模时，先要在模上画好花纹，花纹的凹入部分用刀雕刻出来，凸起部分用泥琢好后再加贴上去。

铸造铜器的模大都是用泥作的（个别有用石范的），这也是铸造青铜器的传统技艺，这种方法无论是铸小型还是大型的铸件，都有着良好的效果。但这种工艺不适合铸造器形和雕镂复杂的器物，为了克服这一弱点，工艺上便又有了创新，春秋战国时发明了失蜡铸造法（又称拨蜡法、出蜡法、走蜡法）。

翻范：陶模做好后，就可制范了。将经过细筛过的泥土调制和匀，拍打成平片按捺在陶模的外部，用力压紧，使陶模上的纹饰反印在泥片上。等泥片半干后，再按照要铸造的器物特点，将其划成若干块，划开时主要按耳、足、角、边或中线等处用刀划整齐，使每相邻的两片有三角形的榫卯就可以密切吻合。划下来的每一泥片，将其阴干或用微火烘干，再合成一个外腔，即成为所要铸造器物的外范。外范，又称为铸型。

外范块数的多少，因器物种类不同而异，铸造工具和武器的范是用两扇单合范合成的，郑州二里岗发现的商代前期的大量的镞范，每一扇范内有5～7个排列得好像树木的叶脉一样向左右分开，因而可知镞范一次就可铸造出5～7个或者更多的镞来。因为镞射出后是不易再收回来的，当时的冶铸业发展可见一斑。而铸造铲、斧、矛等工具和武器，因其后端有銎（按木柄之孔），在铸造时就需有内范和外范，采用双合范和填范的方法。容器则用3块陶范以上的多合范法了，这种具有高度技巧的铸造技术是奴隶们长期生产经验的结晶。采用分铸法，是冶铸的奴隶们在处理形体较大、形制较复杂器物方面的一项杰出发明。这种方法在商代的其他较复杂的器物上也可以看到，例如故宫藏亚方尊器肩上的象头和兽头就是采用的这种方法。

合范：把贴在泥模上的泥片按照一定的方法划下来后，再合拢在一起作为器物的外腔，即外范。在外范中心加一泥芯，作为内范，内范要稍小于外范，一般是将原来的泥模外表刮去一层，即可成为内范。外范与内范中间的空隙，为溶注铜液处。两者的距离也就是要作器物的厚度。为使器壁厚薄均匀，常常在内外范之间设置土支钉，或子母榫眼相扣。器物上的花纹是刻在泥模上反印在外范的内壁上的，而铭文则是反刻在内范上的，因而商周青铜器上的花纹与铭文大都是铸上去的。到春秋时代铜器上才开始出现了刻铭，例如春秋中叶的栾书缶，不但在器表上刻有5行40字铭文，而且每字还嵌以金。到战国时代，铭文才普遍是器铸好后，再刻字的。例如具有长铭的中山王营鼎等几件铜器，铭文都是刻上去的。

浇注：在浇注之前，为了防止在灌浇铜液时产生很大的涨力将拼好的范冲开，便用泥土围填外范，起到加固的作用，并留有灌浇孔和通气孔。灌浇孔有时不只一个，几个孔同时浇灌铜液，可以防止铜液很快“冷隔”。按器物种类的不同要求，将铜锡比例配合好的溶液向范内浇注，等溶液凝固，便将围填外范的泥土和内外范打碎，将铸好的器物取出。

应指出的是，商周青铜器中，有些看似是同类器，即从表面上看似乎是用同一范铸出来的，但仔细观察会发现，没有任何两件在造型、花纹等方面完全相同的。这是因为当时的青铜器制作是一模作一范，一范只能作一器。

打磨修整加工：器物脱范后，表面往往是粗糙的，花纹也不够清晰，只有经过打磨修理加工，才能成为一件表面光滑、花纹清晰的完好器物。

综上所述，铸造一件青铜器，必须要经过冶炼、制范和熔铸等几道工序，缺一不可。虽然随着时代的发展，铸造技术有了一定的进步和创新，但其基本的铸造技术并没有什么明显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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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铜兵器

我国大约在夏代进入青铜时代，但青铜兵器大规模使用则在商代，到战国时代，青铜器发展到顶峰。与此相适应，青铜兵器也发展到其鼎盛阶段，人们已经精确地掌握了铸造各种青铜兵器的不同合金比例，并摸索出了通过控制青铜合金比例制作青铜复合兵器的方法，形制也更为成熟，具备了更高的作战效能。

原始社会晚期，我国发明了冶铜术。约公元前21世纪，从夏代开始，我国进入青铜时代。夏朝，是我国第一个奴隶制国家。据史籍记载，夏代建有军队，并且能用铜铸造器物。考古证实，河南、甘肃等地的相当夏代纪年的文化遗址中，出土有青铜冶铸的矛、镞、刀、匕等兵器。这说明夏代军队在装备大量石兵器的同时，开始装备少量青铜兵器。公元前16世纪商朝建立后，军队人数增加，车兵渐兴。至商朝中期，后车战逐渐代替了原始步战这些变化对兵器提出了要求。青铜冶铸技术的进步，为青铜兵器的发展提供了物质技术条件。商代青铜已从铜锡矿石混炼的初级水平，也发展到在纯铜中加入一定比例的锡或铅进行熔炼的较高水平。陶范，发展到用多块范、芯组成复合范以及一型多腔范等。铸造技术采用分铸法和与之相适应的铸接法，这两项技术是运用较简单工艺原则制造形状复杂器物的方法。这些技术的出现和发展，为我国开创出一条具有本民族特色的冶铸技术道路。在技术发展的同时，冶铸规模发展亦较快。由于青铜具有石料不可比拟的良好韧性、可塑性、成型性等机械性能，车兵武器很快便实现了青铜化，种类也比较齐全。一套车兵武器组合包括：远射的弓箭，格斗的长柄戈、矛或大刀，卫体的短刀、短剑，护体的青铜胄、皮甲和盾等。

西周于公元前11世纪建立后，为了镇压殷贵族反抗和对外扩张战争的需要，组建了更大规模的军队。也使符合当时车战特点的青铜兵器，在制造技术、种类、形制、性能上，都超过了前代。在继承殷商传统技术的基础上，发展了浑铸工艺、器物表面镶嵌工艺、铸件缺陷修补工艺等。对青铜的合金组分、性能和用途之间的关系，也有进一步明确认识。青铜冶铸规模和分布地区继续扩大，如洛阳北部西周早期冶铸遗址面积，约占9万至12万平方米。出现了攻城战具，开创了我国城战攻守具的先河；增加了青铜戟、青铜剑和青铜殳，为车战兵器增添了新品种。周初较接近殷商兵器，后期形成了周人自己的风格。以戈为例，商代主要有4种类型，西周时前两种被淘汰，后两种向延胡加穿方向发展，援阑间夹角由直角扩大到100°以内，加强了勾割效能。后期出现圭首状长援戈，成为春秋戈制的祖型。

春秋时期，诸侯纷争，车战盛行，有力地推动了兵器业也进一步发展。概括起来有4大特点：一是青铜兵器制造技术达到成熟阶段。这一阶段已能够综合运用分铸、浑铸、锡焊、铜焊、复合金属铸造、表面纹饰的硫化、熔铸等技术，熟练掌握了青铜合金配比技术。出现了工艺技术专著。成书于春秋末期的《周礼·冬官·考工记》，是现存我国最早、也是世界最早的一部手工业技术著作。书中对兵器制造技术进行了较全面系统的总结，对于制车、制弓、制箭、制甲、制器柄等，从选取材料、尺寸比例、制作工艺、产品检验等方面提出了明确的技术标准，成为指导兵器生产的规范。比如，其中讲到，可以作为弓干的木料共有七种。其中，柘干为最上等，其次是樈木，其次是木，其次是橘木，其次是粅木，其次是荆条，最差是竹子。二是青铜兵器制造范围和规模扩大，当时不仅周王室制造兵器，各诸侯国都大量制造兵器。三是兵器性能得到改进，品种增加。如戈的形制为长胡多穿，缚籭更加牢固；青铜剑长度增加，著名的越王勾践剑、吴王夫差剑，就是这时期的代表；青铜戟，发展到戈矛组装式，出现了效能更优越的多果戟；青铜弩大量装备部队，使远射兵器明显增强。四是以车兵为主的兵器组合更趋合理，使车战显示出更大威力。一辆战车配置的矛、戟、戈、殳等格斗兵器，长度不等，最长达到人身高三倍，便于距敌远近不等时选取。

战国时七国争雄，战争频繁，规模扩大。当时不仅战车大量增加，出现“千乘之国”、“万乘之君”，而且步骑兵先后出现，形成多兵种部队，促使作战方式发生了深刻变革。这种变革给兵器业的发展带来极大影响。一是各国普遍建立了兵器生产管理机构，生产规模日益扩大。对兵器生产，实行了监造制，并逐步发展完善。从生产过程的管理，到产成品的检验存贮，都建立了较严格的制度。二是青铜兵器制造技术臻于完善。除上述各项技术在此时期得到较普遍应用外，叠铸技术、铸后加工和热处理技术、金银错技术、鎏金技术等相继出现，这使得青铜兵器的形制更加合理，性能更加优良。如青铜铍得到广泛应用，使劈刺类兵器有所增加；戈，除锐锋增胡加穿外，胡上带刺、内上加刃的器形开始出现，使其战斗效能更强；青铜镞，由三棱锥式代替了过去的扁平双翼式，增强了穿透力。三是适于步战、骑战的兵器得到发展，以长柄为主的车战兵器渐居次要地位。

第二节　独具魅力的青铜艺术

造型艺术

兕觥、鹗卣和不同样式的鸟兽尊等青铜器，不但造型奇特生动，气势雄伟，而且装饰华丽，刻镂精工，反映了青铜器制作上的高超工艺水平。

湖南醴陵出土的商代铜象尊，器表碧绿，象体浑厚，四足粗壮如柱，象鼻为注酒口。全身满饰多种鸟兽装饰，以繁缛细密的云雷纹为衬托。湖南湘潭出土的商代铜猪尊，器表光亮，长72厘米、高40厘米，形体硕大圆肥，是一件大型盛酒器。猪呈站立状，四肢着地有力，颈前伸，头微翘，犬齿外露，双眼平视鼓突，双耳直立，颈背上鬃毛竖起。猪背上有一椭圆形口，上覆一盖，盖有鸟柱捉手。全身满饰花纹，猪面部饰深峻卷曲的兽面纹，腹、背与背上椭圆形盖饰鳞纹，前后肢与臀部饰倒悬的回首夔纹，并以云雷纹作衬托。河南安阳殷墟5号墓出土的商后期妇好鹗尊和司母辛觥，造型新颖，制作精美，在同类器中是罕见的。鹗作圆眼，垂喙，高冠，站立状。尾部也作为支撑的支点，显得特别平稳。鹗顶后部开口置盖，上铸浮雕的鸟与兽的装饰。鹗身后部有一兽头軼，两侧饰以蜷曲的蟠蛇纹作鹗的羽翼。司母辛觥形体作有二角的兽形，与一般兕觥的形象有别，前足似兽足，后足似鸟足，且与腹后部的双羽和卷尾形成一个整体。这两件器物，古朴典雅，匀称和谐，展现出艺术上的形式美。

铜象尊

师趁鬲与伯盂，形体硕大厚重，雄奇瑰丽，前者可称鬲王。师趁鬲高50.5厘米，口径47厘米，圆形，三袋足，二腹耳。颈前后中心部位各铸一浮雕兽头，兽头两侧均饰一对夔首鸟身纹。造型厚重，花纹华丽，反映了西周中叶青铜工艺的高度发展水平。

龙耳莲鹤铜壶是春秋青铜艺苑中的一枝奇葩，1923年于河南新郑出土。该器体现了灵巧多变、生动活泼的时代特征，形体巨大，可谓壶中之王。器高122厘米，宽54厘米。整体呈椭圆形，有盖。壶体四角饰相互纠结的夔龙纹，布局均衡对称。两侧面的腹部饰一对昂首垂尾的鸟，以圆雕细镂孔的回首二龙为器耳。器四角各铸一怪兽。环绕盖沿铸镂空莲花瓣两层，盖中心有一块与壶盖相吻合的铜板，板上铸一只双翼舒展、引颈欲鸣、姿态婀娜的仙鹤。两只作吐舌状的伏虎支撑壶体。龙耳莲鹤壶器展现了一种清新自然的艺术特征。这件伟大作品的出现，体现了春秋时代青铜艺术的创新。

20世纪70年代，河北平山战国中山王墓出土了许多精美的铜器，如15连盏铜灯、错金银龙风鹿纠结铜方案、错金银虎噬鹿器座等，均可谓青铜文物中的绝佳作品。15连盏灯高84.5厘米，宽47厘米。全灯形如茂盛的大树，由长短不同的八节接插而成，计15个灯盘。镂空透雕的圆形灯座，由3只一首二身口衔环的虎承托。座上立有两个上身赤裸、下围短裙、手捧食物作向上抛食状的人像，树上群猴戏耍、雀鸟鸣叫。树干顶上蟠龙攀附，整体宛如一幅美丽的图画。此灯设计精巧，造型别致，生动有趣，引人入胜。错金银龙凤鹿纠结座铜方案，全身满饰金银错花纹。在圆形底座下，以四只挺胸昂首的卧鹿为足，座上有四龙四凤相盘绕，每一龙头上顶一斗拱形饰件，上承一方案。案面可能为漆木制品，可惜已朽。错金银虎噬鹿器座，虎体劲健有力，作半俯踞状，双目圆睁，双耳直立，咬住作挣扎状的幼鹿。虎、鹿周身错以金银，黄白相间，熠熠闪光。在造型艺术上，艺术家将虎噬鹿这一景象表现得极为写实生动。

四羊方尊

从前文介绍已知，历年出土的编钟中，以1978年湖北随县战国曾侯乙大墓出土的为最佳。编钟分3层8组悬挂在曲尺形的钟架上，气势雄伟，总数为65件，总重量达到2500千克。横梁为黑漆彩绘长方木，两端有动物形象的青铜套。上层的立柱是圆木；中下两层的立柱，每层都有3个铜质佩剑武士，下层的铜人站立在圆形的铜雕龙座上，铜人用头和双手承顶着横梁架。这套编钟是世界上迄今发现的最雄伟、最庞大的古代乐器，被誉为古代世界的“第八大奇迹”。

装饰艺术

中国古代青铜器上常有平雕、浮雕和圆雕的图案和装饰，这些图案和装饰，有着不同的特征和风格，反映了不同时代的习俗、风尚和对美的追求。

故宫博物院藏商代九象尊，器作圆形，用简洁工细的线条在尊腹上勾勒出九只象。象体敦实，长鼻上卷，双目圆睁，象牙与象耳清晰可辨，形象逼真生动，有着高超的艺术感染力。

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四羊方尊，堪称尊中精华。全器除饰有蕉叶夔纹、兽面纹、云雷纹以及肩部浮雕的四龙外，引人注目的是，在肩四角上都铸有一只卷角羊。龙头和羊角虽是采用了分铸法，但全器浑然一体。花纹装饰古朴典雅，繁复细腻，不失为商代青铜装饰艺术中的佼佼者。

以凤鸟作装饰的商周青铜器数量很多。有的鸟纹图案作长尾高冠式，体态丰满优美，这是古代传说中凤的形象，现在习惯将这种形象的鸟纹图案称作“凤鸟纹”。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里对凤是这样解释的：“凤，神鸟也，出于东方君子之国，翱翔四海之外……见则天下大安宁。”

青铜器上的鸟纹图案主要见于殷商后期和西周，这时的鸟纹图案多彩多姿。大体说来，商代的鸟纹以对称的直立和倒立的小型鸟纹为主，素朴简洁，灵秀典雅，一般作主题花纹的陪衬。河南安阳妇好墓出土的青铜器妇好偶方彝、妇好方鼎上，都可以见到小鸟的纹样。西周鸟纹常常作为主题花纹，装饰在器物的主要部位上。西周时期新创造的大鸟纹，高冠长尾，异常丰满华丽，装饰上与器物统一和谐，增强了器物的优美感。1976年，陕西扶风庄白出土的丰尊和丰卣上的大鸟纹图案，优美典雅。这时还有一种鸟身短而尾羽长、整体修长的鸟纹，可称长尾鸟纹，姿态美丽动人，有着极高的美学价值。

鸟纹在商周以后的铜器上余韵不衰。1950年洛阳西工出土的一对秦代壶，器身饰有用细线条勾出简单轮廓的不同形象的鸟纹，其中翘尾欲飞的鸟表现出动作的瞬间，别具情趣。

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战国时代的龟鱼蟠螭纹长方盘，通体满布精细华丽的纹饰。盘内底装饰着浮雕的龟、鱼、蛙等动物图案，用浮雕的螭相互纠结，形成水波流动状态，内底四沿12只由水中跳至岸上的圆雕青蛙与水中的动物形成了一幅情趣盎然的写实图案。盘外器腹上饰有多种几何形纹饰与浮雕的兽，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左右两侧各有一侧卧羊，羊首伸向一独角兽怀里，独角兽前爪捧着胀大的乳房作哺乳状，情态生动。

东周的青铜器如壶、豆、鉴等器物上，常常刻出浅凹的大幅平雕图案，这些图案的内容往往反映了贵族的礼仪。闻名于世的宴乐采桑渔猎攻战纹壶就是这方面的一件典型作品，壶作圆形，器身满饰线刻图像，以斜角云纹为界，将画面分为三层，每层又有两种图案。第一层为竞射图和采桑图，像竞射表现的人物均在持箭射靶，可能是礼书上所说的“射礼”，采桑图表现妇女正在采桑，可能是诸侯后妃所行的采桑之礼，第二层为宴乐武舞和弋射图像，前者表现贵族宴乐，有敲击钟、磬和鼓的场面和“干戚之舞”，狩猎场面很可能是文献记载称为“大蔸礼”的军事演习；第三层为陆上和水上的攻战图像，陆战图表现了架云梯登城的场面。采桑宴乐渔猎攻战图纹有着很高的历史价值和艺术欣赏性。

三星堆青铜立人像

我国古代青铜器上的龙的装饰丰富多彩，无论是平雕，还是浮雕、圆雕的龙，常因器物时代和器种的不同，风格与特征亦迥然有别。从出土或传世的青铜器看，以龙作青铜器上的装饰最早见于商代。有的圆盘内底上常饰卷曲的龙，龙身布满盘底，龙首突出而鲜明，圆眼，二角，常身饰菱形鳞纹。有的同时还饰鱼纹与鸟纹，更显华美富丽。青铜兵器也有以龙作装饰的，陕西城固出土的透雕龙纹钺，钺中心圆形镂孔中透雕出一只张口露牙、一角、卷尾的站立龙，设计巧妙。西周青铜器龙纹的形式与结构有了很大变化。辽宁喀左和四川彭县出土的龙纹罍，隆起的盖上铸龙，龙首与前半身翘出盖表。这种平雕与高浮雕相结合的形式，更突出了龙的艺术效果，是一种创新。闻名于世的西周重器颂壶，腹部有相互纠结的无角龙纹。陕西扶风齐家村出土的它盉，以回首龙作錾，以长颈张口的龙作流，二龙前后呼应，独具匠心。河北平山战国中山王墓出土的错金银龙凤纠结座铜方案，圆形底座上有四龙四凤相缠绕，龙伸颈昂首，一龙头顶一斗拱饰件。此器有着极高的艺术价值。东周青铜器采用浮雕式的龙，增强了整体的装饰气氛，寓优美富丽于神秘威严之中。

贵州威宁中水出土的西汉牛首形、飞鸟形、鲵鱼形、虎形等独特的动物状带钩，制作灵巧，形象写实，惟妙惟肖。体粗肥、大头、尾细长的鲵鱼，形象逼真，完全写实，造就了一件带钩的珍品。这些轻便灵巧的带钩既可实用，又是一种艺术品。据相关人员推测这些动物状带钩应是古夜郎国所造。

1986年，四川广汉三星堆商代祭祀坑出土的青铜立人像，人体修长，隆鼻、大眼、宽嘴、方颐大耳，头戴高冠，身穿燕尾服，立在方形台座上。该像庄重威严，实感性强，是先秦第一铜质圆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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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青铜联禁大壶

联禁大壶于1978年在湖北省随州市曾侯乙墓出土，禁高13.2厘米、长117.5厘米、宽53.4厘米、厚3.1～3.6厘米、重35.2千克。壶通高99厘米，铜质。禁面为长方形，有两个并列的凹圈以承放方壶。中间和四角有方形、曲尺形凸起装饰。禁的两长边有对称的四兽为足，兽的口部和前足衔托禁板，后足蹬地。禁面和侧面均有纹饰，方形和曲尺形凸起部位为浮雕的蟠虺纹，其他部分则为平雕的多体蟠虺纹。出土时两壶置于铜禁上，壶的形制、大小相同，敞口，厚方唇，长颈，圆鼓腹，圈足，壶盖顶有一衔环的蛇形纽，壶颈两侧攀附两条屈拱的龙形耳，腹部的凸棱将腹面分为8个规则的方块，每块内浮雕蟠螭纹。此器现藏湖北省博物馆。

金文书法艺术

文字的发明是人类步入文明时代的重要标志之一，中华民族是世界上创造文字最早的民族之一。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的陶器上，已经有了刻划符号，这些符号或简单或复杂，但从总体上看，反映了汉字萌芽阶段的多层次的表象，有的符号已近于文字或者就是文字。

商周时代的文字见于甲骨文和金文。甲骨文是刻在龟甲、兽骨上的文字，金文则是铸或刻在青铜器上的文字。

金文的字体构造，完全符合“六书”即象形、指示、会意、形声、转注、假借。象形字是用线条画出物体的一部或全部形象，如（月）、（人）；指示字是用一两个抽象符号，或在象形字上再加上抽象符号，指出事物的形态，如（上）（本）；会意字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象形字组成，以示人或物的形态及动作，如（即）、中（从）；形声字是用形符和声符两部分组成的字，形符表字义，声符表字音，如：（祀）、（盂）；假借字是声音相同或相近的字，可以相互借用，如：有=友，凤=风。转注字是意义相同，可以相互为用的字，如：昭=明，细=小。金文字体初为大篆。许慎在《说文解字序》中说：“周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与古文或异。”两周金文，即籀书。秦代则演变为小篆。秦汉铜器铭文，其字体多为小篆或更简化。

金文的出现约在殷商前期，最初字体稚朴古拙，内容属于族徽，兼有符号性质。

文化的发展有其继承性和连续性。殷商后期的金文，除有古朴自然的图形文字外，也出现了长达四五十字的铭文，如四祀其卣铭文42字，戍嗣子鼎铭文30字。这时金文书体遒劲有力，宏放恣肆，常作首尾尖、中间粗的“波磔体”。“司母辛”鼎上的铭文字体，凝重有力，不失为商代后期金文的代表作品之一。又如邙其所作三件铜卣，书体秀丽古朴。安阳后岗出土的戍嗣子鼎铭，笔势优美洒脱，遒劲有力。宰甫卣铭，特别注意到金文章法的排列，行款整齐。

利簋字体沿袭商后期的波磔体，雄伟有力。大盂鼎腹内壁铸铭291字，字体凝重苍劲，雄浑壮丽，字字规整，无丝毫苟且作风，不但是西周前期金文的典型作品，而且也是金文中的作表作品之一。值得一提的是，清道光年间（1821～1850年）陕西宝鸡出土、现收藏在国家博物馆的虢季子白盘，盘内底有金文111字，字体圆润灵秀，亮丽优美，已显出小篆韵味，开辟了大篆向小篆发展演变的先河。更值得一提的是，该铭文有韵，读起来朗朗上口，铿锵有力。与虢盘接近的书体是师虎簋铭文，显得清秀柔和。

青铜器上的金文

西周后期金文的书法趋于严谨精致，字的竖笔常呈上下等粗的柱状，称为“玉柱体”。为了使每字大小均匀和横行、竖行整齐，有的还采用方格，再在方格内填字。周厉王歆簋铭就具有玉柱体风格。1978年，陕西扶风出土的兴钟则将铭文填在网格内，铭文整齐均匀，每个字也清晰鲜明。还应提到的是，现收存在台湾的西周后期的矢人盘，盘内金文375字，其字体方正有力，独具特色，为书家所重视。

青铜器上的错金铭文

东周（春秋、战国）时代金文书法艺术丰富多彩，变化多端。商周时代以王室王臣铸器为主，而进入东周以后则各个诸侯国普遍铸造青铜器，不仅晋、齐、秦、楚、吴、越等大国铸器，即使一些小国如纪、黄、邓等国也在铸造。各诸侯国文化共性虽是重要的，但在金文书法艺术上反映了各自的特点。有作瘦体的，如河南淅川出土的王子午鼎铭、安徽寿县出土的吴王光鉴铭。这种瘦体书法，除笔画较细外，其主要特征是每字结体修长，长度大于宽度，铭文整体清秀旖旎。有作肥体的，如山东黄县出土的巽伯盨铭。这些肥体字更显苍劲有力。有的还特意模仿商周时代的波磔体，在求工的基础上，加强字体的装饰性和风采，如武汉市文物商店近年收藏的蔡太史的铭文、山东出土的陈侯方壶的铭文等，但它们较真正的商周波磔体要滞涩多了。据学者研究，秦公簋铭已用活字模型，字体大而方正，有着浓郁的大篆风格。在晋国铜器中，如传世品中的智君子鉴、少虞剑的铭文，还出现了称为“蝌蚪”的字体，这种字细分析实际上是波磔体的一种变化，是将笔画的首尾尖变成仅一头尖，因而形似“蝌蚪”。

最具有艺术趣味的书体是江淮一带的鸟虫书，主要流行在吴、越、蔡、楚、徐等国。鸟虫书的特点是，把文字图绘成盘旋曲折的鸟虫形，实际上就是一种美术字，大多装饰在锋利精美的武器如剑、戈上。湖北江陵出土的越王勾践剑，剑身靠近剑格处有“越王鸠（勾）浅（践）自作用剑”八字鸟篆铭文。字体精致典雅，优美玲珑，是鸟虫书中的代表作品。

春秋时，由于在青铜制作工艺方面的错金术的发展，在容器和兵器上常见错金书。1980年，湖北江陵马山出土的吴王夫差矛上，就有富丽灵秀的错金铭文。青铜器上的错金字增强了文字的瑰丽感，使文字更加熠熠夺目，亮丽鲜明。

战国金文内容一般较为简略，常在容器和武器上“物勒工名”，记铸造机构、职官名和生产者的名字等，有的还记载器物的重量和容量。一般书体显得瘦硬呆板，字结构常简省。战国时代铜器上的长篇铭文不多，而1974年河北平山战国中山王墓出土器物，不但铭文长，有几百字的金文，在书法上还有所创新。中山王鼎469字，中山王壶450字。器物铭文布满器身，文字排列均匀整齐，刀法娴熟。从书体特点看，每字竖笔常常引长下垂，尾端尖锐，其书体与魏晋印章和魏正始石经上的称作“悬针篆”的书法相似，应是悬针篆书法的先声。中山王器铭文书法是先秦书法艺苑中的瑰宝之一。

秦汉时代的金文书体，大多为小篆和隶书，特色不多。

综上所述，古代青铜艺术具有造型、装饰、书法等多方面的审美价值，给我们以艺术美的永恒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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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镜的保护与收藏

文物损坏的原因除文物本身结构的不稳定以外，还有自然和人为两方面的因素。相对于铜镜而言，主要是指物理、化学、生物等自然因素的影响。古铜镜，尤其是考古发掘出土的青铜镜，由于长期埋藏在地下，受土壤中或大气中的氯化物影响，会起化学反应而形成一种有害锈，其成分为氯化亚铜，它是潜伏于青铜类器物上的主要隐患。还有另一种有害的青铜锈，即碱式氯化铜，像绿色粉末，俗称“青铜病”，又叫“粉状锈”。这种有害锈会使器物溃烂或穿孔，直至彻底瓦解，并且它还能像瘟疫一样传染和蔓延，危及其他青铜类文物。

古代青铜器的锈层极其复杂，层次很多，并不是所有的铜锈都有害。

如碱式碳酸铜是青铜锈中最稳定的，氧化锡的锈膜夹杂铜盐，形成绿色或淡蓝绿色，它们不仅保护了青铜器免遭进一步的腐蚀，而且增添了青铜器的古雅色调；所谓的“红斑绿锈”已成为收藏家们欣赏和搜求的对象。

对于铜镜，除了有害锈之外，那些掩盖了纹饰或铭文的锈层也是要除去的。去锈的方法主要有机械去锈法、还原去锈法、化学试剂去锈法。无论是经过去锈处理的，还是未经过去锈处理的，都应当对到手的器物及时地采取有效的稳定技术措施。有关去锈及封护的物理及化学方法，在不同的文物保护方面的书籍中都可以查到，如由国家文物局组织专家编写的《博物馆藏品保管工作手册》。

由于收藏到手的各类铜镜状态不同，或完美无缺，或支离破碎，要使残破缺损或变形的铜镜恢复原状，便要运用传统工艺及手工的操作。通过整形、补配缺块、焊接、除锈、作旧等工艺，达到其最佳的存在状态。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在处理铜镜之前，应对铜镜的锈蚀层进行一系列的检测。一般的藏家可通过目测，分辨出有害锈与无害锈，有条件的藏家还要检查金属及其锈蚀产物的化学成分和结构、锈蚀程度，及应用X射线透视技术弄清器物的内部结构，这些都是对铜镜进行保护技术处理的重要依据。

因此，对铜镜进行处理，主要是对那些产生腐蚀、破坏作用的有害锈及覆盖了铜镜原有的纹饰、镶嵌及铭文的锈蚀层设法去除，并采取有效的保护技术措施进行综合处理。处理后的铜镜应存放在适宜的温度湿度环境下保存，相对湿度最好能在50%以下，当然，相对于纸质类文物，铜镜并不“娇气”。一般而言，在干燥的条件下保管总比在潮湿的情况下保管要好。铜镜的成分较稳定，但是处理后的铜镜并非万事大吉，应经常对所收藏的铜镜进行观察，一旦发现有青铜病症状发生，就应及时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