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举世无双的青铜器纹饰和铭文

青铜器的纹饰和铭文反映着一定时代、一定阶级的意识形态，它的装饰艺术和器物造型是统一的、协调的。另外，青铜器的纹饰和铭文会有一定的发展变化，因而它与器的形制、工艺等一样，是人们进行青铜器断代的重要依据之一。

第一节　美轮美奂的青铜器纹饰

动物纹

动物纹是最常见的装饰纹样，动物纹有饕餮纹（或称兽面纹）、龙纹、蛇纹、鸟纹等。其中有些动物是实际存在的，有些动物是神话故事中虚构的。

饕餮纹

在青铜器的各种纹饰中，最有特色的是饕餮纹，也就是现在人们习惯称呼的兽面纹。这是一些由夸张与幻想相结合的动物正面的形象，其特征多为巨睛咧口，口中有獠牙，额上有立耳或大犄角。在古代的文字记录中，饕餮是被尧流放的四凶之一，它贪食、强横。而流放的目的在于以凶御凶，让这四凶去抵御螭魅之灾。历代相传，人们把饕餮幻想为睁着眼、张着嘴的凶物，从此，它就以此种面貌出现。铜器上，特别是礼器上多饰饕餮纹，想来一是为祭祀鬼神，二来也有求佑与去邪的双重愿望。

饕餮纹在我国早期青铜器纹饰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是一种很常见的纹饰。而且，举凡作为礼仪之用的铜器，几乎都采用饕餮纹。有些国外研究家甚至把我国早期铜器时代定名为饕餮时代，认为我国早期铜器的时代是“饕餮纹为象征，以鬼神为先，以人文为后的神圣王国时代”。可见饕餮纹在当时的意义之重大，它绝不是随意点缀，而是有关政教的标志，甚至有着图腾的意味。

饕餮纹取材于虫、鱼、鸟、兽等各种现实动物，选择它们特殊性能的部分拼凑在一起，使其浑然一体，塑造成一个抵御山川妖怪的鬼神形象。比如一个混合体的饕餮纹，可以有虎的头、象的耳、牛的目、鸟的爪羽、鱼的鳍、蛇的身。因为商周人不善幻想，这些拼凑都是写实的，但写实中又都经过了变化，有强调、夸张、简化，体现出人们精巧的构思。

商代饕餮纹青铜彝

在这些拼凑中，饕餮纹是以颜面为主纹的，简单的也仅有颜面，左右相对称之足、身、尾为副纹，雷纹为地纹。完备的主纹是由冠、鼻、目、眉、角、耳、口等组成；不完备的，则或缺一二，但目纹却是必备的，无论怎样简化、变形、分解，都绝少不了那一对瞪视的眼睛。其中，冠饰代表尊贵，角代表武力，目代表光芒和警惕，耳代表聆听，鼻代表辨别，牙代表攫取和凶恶，眉代表威武，足代表操纵，羽毛代表高飞，鳍代表下潜，身躯代表活跃。另外，它的纹饰是以菱形额纹为中心，十字形为主干，身躯或为直线，或为曲线，配置对称，神态庄严。

饕餮纹这个题材都是简单的，但在人们匠心独运的构思中却变化多端，本是单纯的写实型，却演变为原始饕餮、粗壮饕餮、简略饕餮、变形饕餮、龙化饕餮、分解饕餮等等，且各具有不同的风格。

总之，饕餮纹的材料虽多，安排却妥帖适当，毫不勉强；内容涵义复杂，代表一种超越神的境界；结构庞大，轮廓协调，风格生动，达到了图案的最高准则。因此，它在中国装饰艺术上也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龙纹

龙是中国封建帝王的象征，被中国各朝奉为圣物。它是一种想象的神物，在先民们的构想中是由虫、鱼、鸟、兽，甚至人的局部状态来组合成的。它具有跨越时空的独特精神气质，充满了神秘、深沉、尊严和荣耀感。

我国古代青铜器上的龙纹装饰，丰富多彩。无论是平雕的，还是浮雕、半浮雕的龙，常因器物时代的不同、器物种类的不同，而形成迥然不同的风格与特征。

商末周初的一些蟠龙盘上的蟠龙纹，是以蟠蛇作身，加上一个龙首的饕餮纹，在有限的圆盘内重复旋转，这是龙的原始静态式。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一件圆形盘，内壁除饰有龙纹外，还饰有鱼纹和鸟纹，更显华美富丽。商代青铜器上的龙纹，多饰在盘、尊、觥和个别兵器上。纹饰布局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以一条蟠龙为主，布满整个器物；二是龙与其他某种纹饰间隔排列，形成反复交替的式样。

西周时期，青铜器上的龙饰不但有平雕的，而且出现了半浮雕和浮雕的。龙纹的形式与结构也有了很大变化，这时的青铜器上常有一首二身的龙纹，龙首在颈的中心部位，作为半凸起状，龙身向侧或直线、或波形的伸出，别具一格。此期也常在器盖上饰以各种变异的龙纹，效果很好。颌壶腹部有相互纠结的无角龙纹，盉则以一回首龙作軼，以一长颈张口的龙作流，二龙前后呼应，独具匠心。

春秋时期，龙纹有了很大的变化，由商周的单纯、庄重、镇静而演进为繁复、精巧、活跃。这种变革是渐进的，而且列国龙纹虽有少许地方色彩，但基本上是一脉相承的。这时的龙纹，灵活、蜿蜒、多样，非常生动。新郑铜器中的莲鹤方壶上，一双浮雕镂孔的龙形大耳非常引人注目，故宫博物院收藏的莲瓣饰两龙耳毁双耳作成二蛟龙，吐舌、角后耸，生动自然，扣人心弦。

蟠龙纹铜壶邮票

战国时期，被一些外国人称为是“创造天才的复苏”时期，此时的龙饰像一个舞者，充满运动感，任意跳跃，淋漓而纵横。当然，在前期，龙纹仍是沿袭春秋，有的予以简化，有的使之繁杂，甚至保留有商周时饕餮纹的余韵。但到了后期，则有了很大的变化，除了一部分写实的纹饰外，几乎完全风格化了。这时的龙纹有由垂直线与倾斜线相交组成的变形式，这种变形不仅鸟兽难分，而且云、龙不分；有山形纹重叠的菱形纹；有藻纹与钩连纹；有涡龙纹与轻云舒卷纹。战国中山国王衅墓出土的错金银龙凤鹿纠结坐铜方案，就很有代表性，在这里，鸟兽相互纠绕，充满动律感，龙的铸造也非常生动，伸颈昂首，每一龙头顶一斗拱形饰件，上承方案。

秦汉及其以后的龙纹装饰更是司空见惯了，而且大多活灵活现，异彩纷呈。

凤鸟纹

青铜器上的图案和浮雕、半浮雕的装饰中，凤鸟纹为主题的占有很大比重。这种写实风格的纹饰，表现了大自然的勃勃生机。

青铜器上凤鸟纹的出现与图腾崇拜有关。商代青铜器上鸟纹装饰很多，这表明商人信仰鸟图腾。传说商祖先叫契，其母简狄，因吞食一只燕卵而生了契，这就是《诗经·商颂玄鸟》中“天命玄鸟（燕子），降而生商”的故事。西周铜器上也有鸟纹装饰，而周人也与鸟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传说周族的祖先后稷，名弃，其母姜螈因到野外踩到一只大脚印而产生感应，生下了弃，人们认为不祥，就将他扔到小路上，准备让牛、马踩死他，但牛、马却纷纷绕道而行；想扔到林里，但行人渐多，不便行事；最后扔到冰上，却飞来一群鸟用羽翼呵护他。于是，姜嫄又将他抱回抚养。弃长大后做了农官，教民耕种。因此西周时的鸟纹可能与人们感念神鸟有关。

商周鸟纹图案多彩多姿。商代鸟纹以对称的直立或倒立的小型鸟纹为主，素朴简洁，灵秀典雅，一般为主题花纹的陪衬。商末至西周时代，工匠们刻意求变，鸟纹常被作为器物上的主题花纹，装饰在器物的主要部位上。有新创造的大鸟纹，高冠长尾，异常丰满华丽，这种形象的鸟纹图案，人们称为“凤鸟纹”。还有一种鸟身短而尾羽长，可称长尾鸟纹，姿态迤逦，令人如醉如痴。

宋兽面凤鸟纹铜罍

鸟纹在商周以后的铜器上，余韵始终不衰，人们认为凤鸟的出现和凤鸟的鸣声是一种吉兆。《诗经》中就有“凤凰于飞，其羽，亦傅于天”。“凤凰鸣矣，于彼高岗。梧桐生矣，于彼朝朝”的动人诗句。1950年出土的一对秦壶，器身饰有用细线条勾出的轮廓简单、形象各异的鸟纹，有前视、翘尾欲飞的；有背上扬起一翼，回首顾盼的；有欲卧或半起的，生动活泼，意趣横生。各代铜镜也常饰有鸟纹，有的鸟喙还衔绶带或花枝，充满美感。

蛇纹

蛇纹是青铜器中较为常见的主题纹饰之一。可分两类，一类为独体蛇纹，双眼突出，蛇身粗犷，身上有鳞，尾部上卷，头尾相接组成带状，见于商代晚期至西周初。另一类是由两条或两条以上小蛇相互蟠绕，构成一个纹饰单元，布满全器表，通常称为“蟠虺纹”，流行于春秋中晚期至战国早期。

除此之外，还有象纹、虎纹、犀纹、鹿纹、龟纹、鱼纹、蝉纹等动物纹饰。

春秋青铜器蛇纹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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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洛阳金村战国青铜器

有人说，金村是一座建在“金銮殿”上的村子，这话一点不假。自周平王东迁洛阳之后，历代的周天子和身份显赫的贵族都葬在这里。东周王陵分为周山、王城和金村三大陵区，其中尤以金村发现的8座大墓，数千件精美的铜器、玉器而闻名世界。

金村大墓的发现还得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村里接连发生的怪事说起。金村离洛阳白马寺不远，这里土地肥沃，水源充沛。然而，让村民们无法理解的是，有些井明明水源充足，却会在一夜之间干涸；有些井水匮乏的井，又在一夜之间满溢起来；除此而外，在雷电交加的夜晚，大地有时也会传来隆隆的轰鸣声。这些难解之谜终于在1928年的一天解开了，由于洛阳一带连降大雨，金村东面的一处农田突然塌陷，露出一个大坑。村民在这个坑里发现了被泥水包裹的编钟。原来，这里是一处古墓群，坑洞相连，井水常常会渗入墓中。而大地的轰鸣声则是雷声震动的频率与编钟的频率相同时，地下钟鼓齐鸣发出的声响。谜底揭开了，金村古墓的厄运也随之而来。

古墓中的奇珍异宝刺激着村民们那跳动的神经，也吸引来一大群眼红的古董商。这其中就包括那些以传教为名、在河南一带大肆搜刮古物倒卖海外的外国奸商。在内外利益的共同驱使下，金村古墓一挖就是6年，盗掘的“甲”字形大墓就有8座，出土文物数千件。据不完全统计，金村大墓被盗的文物流散于欧、美、日等十多个国家。金村古墓已经成为那个时代记忆中永久的伤痛。

人物画像图案

人物画像图案在青铜器上较为少见。商代和西周时期有时是以人面的形象出现，但更多是以简洁的人形被绘制于器物上，而且往往是与动物共同出现，作为动物吞噬的对象，显得神秘恐怖。到了春秋战国时期，人物故事画和动作画在青铜器上常常出现，有宴饮、战争、乐舞、射箭、采桑、狩猎等图案，风格清新，生动活泼。

几何形纹

几何形纹是由几何形的图案组成的有规律的纹饰，纯属形式上的变化和结构上的美感。这种纹饰在原始社会的彩陶上早已出现。青铜器上的几何纹饰形式较多，大致有云雷纹、弦纹、乳丁纹、勾连雷纹、涡纹、四瓣花纹、绳纹、圈带纹、重环纹等。

几何形纹是青铜器上一种最常见的典型纹饰，基本特征是以连续回旋形线条构成的几何图形。有的作圆形连续构图，也单称为云纹；有的作方折连续构图，也单称为雷纹。云雷纹变化形式很多，例如有的呈“S”形，有的呈“T”形，有的呈三角形等。云雷纹常装饰在空白处，作为底纹，用以烘托主题纹饰，也有单独出现在器物颈部或足部的。也有的在云雷纹中间有目形，一般常称为目雷纹。

饕餮纹鬲鼎

弦纹

弦纹青铜器上最简单的纹饰之一，纹形为凸起的横线，1～3道不等。有时单独出现，有时作为其他复杂花纹的衬托。另有作人字形的弦纹，称为人字纹或人字弦纹，多饰在分裆斝上。

乳丁纹

一般纹形为凸起的乳突，排成单行或方阵。另有一种，乳丁各置于斜方格中，以雷纹填底，称为斜方格乳丁纹。钟上一种螺旋形的枚也与乳丁相似。乳丁纹有的作为器物的主要纹饰，布满器物全身，如常见的乳丁纹簋。也有的作为器物的一种辅助纹饰。

勾连雷纹

此纹饰是青铜器花纹中较简略的一种图案，流行于商、西周时代，但战国时期再度流行。此图案由近似“T”形互相勾连的线条组成，里面填以方折的云雷纹。如商代的酗亚方鼎器身上就饰有此种装饰。

涡纹

涡纹是一种近似水涡的几何图案。图案中间的小圆圈似水隆起状，图形旁边的五条半圆形曲线，似水涡激起状。对涡纹的叫法，目前又有些新发明，有人根据《周礼》“火以圜”的说法，认为从图形看，应称火纹。也有的人从文字学的角度进行考察，认为涡纹应称为“囿”纹。

四瓣花纹

四瓣花纹的基本构图是，中心为方形的“丁”形，周边伸出四个花瓣。铜镜上常在方形纽座四角各出一花瓣，有的还在其上连一花瓣。有的铜镜在圆形纽座上均匀伸出五个花瓣，似一朵梅花，自然优美。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一件蟠螭纹镂空饰件，中心由四瓣花瓣组成花朵，极富情趣。以往常将四瓣花纹归在圆涡纹一类内，因为两者只是在表现形式上有别。四瓣花纹主要流行于战国时期。最新资料证明，商代已有四瓣花纹出现。

窃曲纹

《吕氏春秋·适威》记载：“周鼎有窃曲（一作穷曲），状甚长，上下皆曲，以见极之败也。”窃曲纹的基本特点是由两端回钩或“S”形的线条组成扁长图案，中间常填以目形纹。

青铜器上的窃曲纹

绳纹

绳纹又称绚纹。由两条、四条或更多的波线纹交错纽结成绳索纹。绳纹常作为器物外表多层图案的界带，也有的作为圈足和盖沿等部位的装饰。有的器物提梁，如铜卣的梁做成绳索状，也有的器物双耳做成绳索状。绳纹主要流行于战国时期。

圈带纹

圈带纹又称为圆圈纹。纹样为排列成带的圆圈，圆圈中有的有一小点，有的没有点。多饰在器物的肩上或器盖的边缘等部位，或作为兽面纹等花纹的边饰。

重环纹

重环纹又称方形纹。其基本特征是一长方形的环，一端为半圆形，一端为内凹出角，整体略呈椭圆形，环有一重、两重、三重三种形式。重环纹作为铜器上的装饰图案，是由多个重环组成环带，除单独以一重环纹带装饰在器物上外，也常配饰在其他种纹饰内。

环带纹

环带纹的形状像一条抖起的带子，呈波浪起伏状，因而又称波浪纹。在环带的上下凹里，常填以眉形及口形纹样。在铜器上表现的形式是依照一定的距离连续组成环带纹组。环带纹常饰在鼎、壶等器物的明显部位上。

鳞纹

形状似鱼鳞，又称鱼鳞纹。其饰在器物上时，常是上下几层重叠出现。常饰在簋、等器身上。鳞纹主要流行于西周后期。

瓦纹

瓦纹由平行的凹槽组成，形成一排排仰瓦。有的研究者也称其为沟纹，常饰在器物的腹与颈上。过去一般认为瓦纹始于西周中期，由于商代九象尊瓦纹装饰的发现，这种纹饰的初始时间大大提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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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铜器的日常保护

由于铜是化学性质不活泼的金属，故在一般情况下铜器是易于保存的。但古铜器就不同，因为被锈蚀过，所以要特别小心。金属的腐蚀有化学锈蚀和电化锈蚀两种，其中，电化锈蚀的速度相当快，起初在一个部位，很快就会扩大到全器。绿色的铜锈通常是铜的碱式盐，如碱式氯化铜、碱式碳酸铜等。红色的锈斑都是来自土壤中的铁盐。其中，碱式氯化铜对铜器的杀伤力最大。

古铜器表面有污垢或油迹，可以用蒸馏水和肥皂进行清洗，但绝对不可使用自来水。因为自来水中都含有微量的氯气，氯气是一种比较强的氧化剂，具有消毒作用，但也会对铜器藏品造成一定的伤害，所以只能用蒸馏水或纯净水。

另外，铜器藏品上还经常会有一些不易拭去的污物，可用刮磨的方法，但千万不要损伤到铜器藏品上的铭文和纹饰。

日常保护主要是防止微生物和氧化物的污染。因为空气中含有大量的灰尘，也含有酸性气体，在潮湿的环境下会腐蚀金属。可以在清洁干燥的铜器上打蜡，使之隔绝空气，有利于铜器的保存。但打蜡要选用石蜡。

第二节　独具特色的青铜器铭文

商代青铜器铭文

青铜器上铸或刻的字，现在一般称为青铜器铭文，也习称为“金文”或“钟鼎文”。商代后期的青铜器已常见有铸铭，这显然与殷商前期截然不同。这时铜器铭文较多出现，其意义是不可轻估的，因为我们今天要研究和了解商代历史如果单纯从《史记·殷本纪》、《尚书·盘庚》等很少的文献材料入手，那太难了。众所周知，20世纪以来，安阳殷墟甲骨文的发现对商史研究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商代铜器铭文从总体上说，就其数量多寡与内容丰富情况看，虽然比不上甲骨文，但它对揭示商代历史也是难得的重要资料，可以与文献和甲骨文相互补充和印证。例如：1976年，殷墟5号墓出土的铜器上面许多都有“妇好”名，在甲骨文中也有“妇好”名，经相互对照勘比，表明5号墓妇好，即是商王武丁的配偶。王国维先生很早以前就提出研究古史的“二重证据法”，即用地下发现的材料来印证和补充文献资料的不足，以及纠正文献上记载的失误，由于古文献年代久远，屡经传抄刊刻，不可避免有错误，而地下发现的材料一般则没有这方面的问题，因而可以起到校正古书的作用。铜器铭文也是研究汉字发展演变和书法艺术的重要资料。

铜器种类丰富而复杂，商代铭文在器物上的部位，由于器种的不同而不尽相同。例如，鼎、毁铭文位置常常在器内底或内壁，有的毁盖内也有，与器内底为对铭；鬲铭在口沿内壁，觑铭在甑的内壁，豆铭在器内底，爵、斝、封口岙铭常在錾内，觚铭在圈足内，觯铭在器内底或盖内，尊、罍铭在圈足内、盖内、器口内或腹内壁，瓿铭在器内底，卣铭在内底、盖内或圈足内，方彝铭常在器内底，兕觥铭在盖内，铙铭在口缘内，戈铭在内上，矛铭在骰上，等等。

青铜器铭文

殷商后期，铜器铭文字数一般是一个字、两三字、十几字、几十字不等。一个字的多为族氏名，即族徽，长的如二祀其卣铭39字；四祀其卣铭42字；六祀邯其卣铭27字；河南安阳圆形葬坑出土的戍嗣子鼎铭30字；今藏于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的商代长铭器小臣赊犀尊铭27字；今藏于日本神户白鹤美术馆的小于卣盖、器铭共计47字；今藏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的卣铭36字。

殷商铜器铭文是研究汉字发展演变的重要资料，实践证明，商代金文与甲骨文一样已经是一种非常进步的文字了，如果按照东汉时代古文字学家许慎在其所著《说文解字》一书内谈到的汉字的六种构造方法，即“六书”来解释金文的构字方法是完全适用的。需要指明的是，金文与甲骨文中形声字的出现是造字方法的一种极大的进步，它冲破和超越了象形与会意字的局限性，使汉字的创造更加方便、丰富。

商代铜器铭文，不仅是研究汉字发展演变的重要资料，而且从书法艺术角度看，还是有重要审美价值的作品。从商代金文整体上看，其书体雄劲有力，常作首尾尖、中间粗的“波磔体”，例如：“父”字写作“”、“王”字写作“”。闻名于世的司母戊大方鼎、司母辛方鼎，其书体雄伟有力，宏放恣肆。四祀其卣书体古朴秀丽。古亚毁书体规整，笔势遒劲大方，优美洒脱。

殷商铜器铭文虽然与西周铜器铭文，无论在数量和重要性上都不能相比拟，但不容忽视的是它对金文的发展起了开拓和奠基的作用。

殷商金文内容最常见的是单一的族徽字，这种单一的徽识应是代表了器物主人家族的标志，其渊源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的图腾制度。铜器上开始有家族或个人徽记，早在二里岗期已初见端倪，如传世的“亘”铭铜鬲。殷商后期仅一族氏名的如“友”、“举”、“戈”、“鹿”、“宁”、“车”、“甲”、“鱼”等。复杂一点的还有所谓复合族徽，复合族徽就是在一件器铭上有两个乃至三个族氏名号，表示氏族之间的从属关系，体现出了宗氏和分族、分支等的关系。如：“戈酉”、“戊”、“受共覃”等等。铭中的酉氏族从属于戈氏族（宗氏）；簸氏族从属于戊氏族；受、共、覃则为三级族名，共氏族从属于受氏族，覃氏族从属于共氏族，自然也属于受氏族了。

戍嗣子鼎上的铭文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殷商金文许多都反映了祭祀与战争。商铭文常常表现祭祀祖先的内容，这是贵族孝道思想意识的具体反映，有祭祀内容的铜器应是宗庙中的祭祀器。有的祭器上仅有简略的铭文，反映祭祀祖、父、母、兄，一般只标明被祭祀对象与祭祀人的辈分关系和被祭祀对象的日名，如“祖戊”（鼎）、“父辛”（鬲）、“母戊”（觯），“司母戊”（鼎），“司母辛”（鼎）等等。复杂一些的再标出祭祀者的家族族徽，如“戈”、“举”、“再”、“亚”、“天鼋”等等。

祭祀内容格式更完整的如：

二祀其卣：“丙辰，王令其兄矨，殷于礶田贶，宬贝五朋，在正月，遘于妣丙肜日，大乙奭，隹王二祀，既裸于上下帝。”

四祀其卣：“乙巳，王目：文武帝乙宜，在舋大（廷），遘乙。”亚方尊：亚者（诸）目大子彝。

以上几例都反映了对祖先祭祀，二祀其卣还反映了对天帝的祭祀。

殷商金文中的祭名繁杂，所见主要有肜祭、殷祭、遘祭、裸祭、胁祭、旅祭等。

殷商铭文有的是反映上级对下级的赏赐，例如：小子夫尊：“商（赏）小子夫贝二朋，用乍（作）父乙彝。縶。”宰椃角：“庚申，王在阑。王各，宰椃从，锡贝五朋。用作父丁障彝。在六月。隹王廿祀翌又五。（器内侧铭）册（軼内铭）。”

戍嗣子鼎：“丙午，王赏戍嗣子贝廿朋，在宗，用作父癸宝。隹王大室。在九月。犬鱼。”

六祀其卣：“乙亥，其锡作册死，，用作且癸彝，在六月，隹王六祀翌日。”

毓祖丁卣：“辛亥，王在訥，降令曰：归福于我多高。锡嫠，用作毓（后）祖丁障。”

小臣缶方鼎：“王锡小臣缶禹赛（积）五年，缶用作享大子乙家祀。举父乙。”

小子夫尊、宰梳角、戍嗣子鼎，铭文记赏赐贝事；六祀弋其卣铭记赐玉事；毓祖丁卣铭记赏赐祭肉事；而小臣缶方鼎铭记赏赐禾稼事。考察殷商金文赏赐内容，以赐贝为最多。

殷商金文有关征伐的内容，如：

般甗：“王且人方，无敄。咸。王赏乍（作）册般贝，用乍（作）父已。来册。”

小臣裓犀尊“丁巳，王省夔且，王易小臣赊夔贝。隹王来征人方，唯王十祀又五肜日。”

尹光鼎：“乙亥，王口才（在）麇觫，王飨酒，尹光邋。隹各。赏贝，用乍父丁彝。隹王征井（邢）方。”

商金文有关被征伐方国主要是人方和邢方，这比甲骨文所记要少得的多，甲文中被征伐的方国，除人方、邢方外，还有土方、鬼方、盂方、虎方等。

殷商铜器铭文也有反映宴享和狩猎的内容，如：驷毁：“辛子（巳），王荖含（饮）多亚，驷享京丽，易贝二朋，用乍（作）大子丁。”

宰甫卣：“王来兽（狩）自豆录（麓），才（在）禊师。王乡（飨）酒。王光（贶）宰甫贝五朋。用乍（作）宝鼎。”

殷商金文中还有一些标有职官的名称，如：“作册”（作册般甗）、“小臣”（小臣邑斝）、“宰”（宰椃角）、“寝”（敄毁）、“戍”（戍嗣子鼎）等。作册主要掌管著写简册和祭祀时奉天子的册命以告神灵。小臣职司内容很多，主要是掌管占卜和祭祀，以及田猎与征伐，有的还管理奴隶的耕种。戍为武官，主要负责守卫与征伐。寝可能是主管宫寝的职官。宰是为王生活服务的家臣，并管理奴隶。

从商金文内容还可以考察诸多青铜礼器的名称与定名问题，具有铭文的许多器名用器物的共名，如：“尊”、“彝”、“尊彝”、“旅彝”、“鼎彝”。这些共名的铜器包括的器种很多，主要有鼎、觑、毁、角、聋、卣、壶等等，其中有的鼎、毁等器铭文还常常标明本身的专名。盂也标出专名，著名的寝小室盂即其显例。

综上所述，殷商金文是一种很进步的文字，字体典雅古朴，内容也涉及诸多方面，许多内容都可与文献和甲骨文相互比照印证。这对商史的研究与甲骨文一样，是直接的第一手资料，有着重要价值，其内容尤其对家族史、祭祀制度、社会生活和意识形态的研究更显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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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晚期青铜器的鉴定要点

此期青铜器的造型和花纹设计，趋于定型化。鼎的典型式样是直耳圜底，足呈中间细两头粗的马蹄形，最具代表性的是厉王时期的颂鼎。簋的形制几乎千篇一律，弇口鼓腹，下承三附足，腹作瓦纹，只是簋盖稍有变化而已。鬲多为平裆束颈，口沿平向外折，和足对应的腹壁各有一道扉棱。编钟增多已较普遍，兵器数量增多。戈的援部有的变短，前锋多呈等腰三角形。据金文记载，西周王室建有驻防西土（周原丰镐地区）的西六师和驻防东土（成周洛阳、殷都朝歌）的成周八师、殷八师，各诸侯国及大贵族还有自己的家族武装。战争的主要形式是车战。

青铜器花纹经历了西周中期剧烈的变形过程，到晚期流行的花纹以重环、瓦纹、环带纹为主，其次是弦纹、鳞纹、蟠龙纹和进一步简化、变形的窃曲纹。

西周青铜器铭文

商周青铜器是商周国家和各级贵族权力、财富的象征。西周王朝为了加强王室的权力，对“明贵贱，别等列”的青铜礼器更加重视，这在铭文中反映得最为明显。《礼记·祭统》云：“论撰其先祖之有德善、功烈、勋劳、庆赏、声名，列于天下，而酌之祭器，自成其名焉，以祀其先祖者也。”《墨子·鲁问》也称：“攻其邻国，杀其民人，……以为铭于钟鼎，传遗后世子孙。”大体上，西周青铜器铭文的内容有以下几种：

1.反映土地制度变化的经济史料

西周社会土地所有权属于天子一人所有，正如《诗经·小雅·北山》所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周天子可以把土地以及在土地上耕种的奴隶赏赐给诸侯和臣下，让其世代享用，但他们仅有使用权，而无所有权；诸侯和臣下还要定期向国王贡赋，周天子可以随时收回土地。后来陆续出土的西周铜器铭文，很多都反映了赏赐田地之事，前面所讲康王时的宜侯簋铭有周天子对宜侯赏赐“田川”和“宅邑”的记载。1972年，陕西眉县杨家村发现的鼎铭“王姜易旗田三于待”，“田三”即三田，一田等于100亩，三田即300亩。不但赐“田三”，而且还包括了即将成熟的禾稼。1980年，山东滕县后荆沟出土的不簋铭文记载，器主不因征战有功，受到周王的多种赏赐，其中包括“臣五家，田十田”。传世的西周中晚期的一些铜器铭文，有的则记载着有关田邑交换的内容，如格伯簋、散氏盘、鬲从盈等铭文。这些反映私人土地占有的铭文内容，冲击了国有土地的禁锢，反映了奴隶制在逐渐走向衰落。

西周青铜簋铭文

2.有关战争的记载

史料价值最高的典型铭文有1976年陕西省临潼县西段窖藏出土的利簋铭，铭文4行32字，内容简朴，明确记载周武王征伐商朝，而且时间是“甲子朝”，这与《逸周书·世俘解》“越五日甲子，朝至，接于商，则成刘商王纣”，以及《尚书·牧誓》“时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所记伐商时辰完全相同，证明了古籍记载是正确的。由于利簋铭文内容记载了周武王伐商的史事，因此又有人称之为“武王征商簋”。利簋是目前所见西周王朝最早的一件青铜器。

西周铜器铭文中有关战争与征伐的记载，是研究奴隶制国家军事和民族关系的重要史料。

3.有关礼仪制度的记载

西周国家各种礼仪制度繁复，一些铜器铭文也有所记载。1954年，陕西长安县斗门镇普渡村发现的穆王时的长盉铭：“穆王在下减应，穆王飨醴，即井白大祝射。”记载了周穆王在行屋行飨射之礼。1955年，陕西郿县（今眉县）李村出土的驹尊铭，记“王初执驹于欣……王亲旨驹，易两”。周天子亲自参加幼驹离开母马正式用于役使的执驹之礼，并对器主盏赏赐幼驹，反映了周王朝对马政的重视。有关执驹之礼，可与《周礼·夏官·校人》等有关记载相互印证。

传世铜器中的大盂鼎铭属训诰一类，主要内容是周康王二十三年（前997年）向贵族盂昭告周朝立国的经验和殷丧国的教训。1965年，陕西宝鸡出土的何尊铭文，内容是周成王五年（前1037年）对宗小子的一次训话，其中谈到武王和成王相继营建成周洛邑的一些情况。这些都是研究西周初期极为重要的历史文献。

康侯簋

有的铭文则反映了统治阶级的“德治”内容。最典型的莫过于陕西扶风强家村出土的鼎铭文，铭为：“王曰：师，汝克赆乃身，臣朕皇考穆王，用乃孔德保纯，乃用恩弘正乃辟安德。虫唯余小子肇淑先王德，……屑嗣臣皇辟，天子亦弗忘公上父胡德……丕自作小子，夕敷迪先祖烈德，用臣皇辟，伯亦克柰通由迪先祖蛊孙子一嗣皇辟懿德。……用厥烈祖介德。”全篇铭文197字，有7处提到“德”，如“孔德”、“安德”、“胡德”、“烈德”、“懿德”、“介德”等。这些不同名称的“德”，总的来说诠释的都是“美德”的意思。提倡德，也就是要求所谓“德治”。“德治”属于“礼治”的重要内容，也是实现“礼冶”的重要手段，以维护尊卑贵贱，进行教化。

传世铜器中有关法律诉讼的典型铭文，现仅见于竈鼎铭的拓本。它是研究西周社会法律的重要资料。陕西出土的铭文，则是一篇诉讼辞，也是中国发现最早的一篇法律判决书。铭文大意是牧牛（人名）和他的上级叫伥的打官司，法官伯扬父说牧牛犯上，最后牧牛被判处鞭打500，罚300锾铜。铭文内容与《尚书·舜典》“鞭作宫刑，金作赎刑”和《国语·齐语》“薄刑用鞭扑”，可相互印证。

4.职官名

铭文中有许多职官名，如作册内史、内史、尹氏、司徒、司马、司工、司寇、宰、小子、小臣等，是研究奴隶制国家官制设置和分掌的重要资料。

5.记时法

西周铭文对了解和研究西周时代的记时法有着很大价值。记时一般都在铭文开首，格式通常是“惟王某年某月某日”，但也有省略某一项的。为了更详细地记时，还常在月与日之间加上月之四分法的记时，是为“初吉”“既生霸”“既望”“既死霸”。王国维的说法是：“古者盖分一月之日为四分，一日初吉，谓自一日至七八日也，二日既生霸，谓自八九日以降至十四五日也，三日既望，谓十五六日以后至二十二三日，四日既死霸，谓自二十三日以后至于晦也。”

这种称为“月相”的计时法，在金文中是不乏其例的，如：豆闭簋“惟王二月既生霸，辰在戌寅”、谏簋“惟五年三月初吉庚寅”、颂鼎“惟三年五月既死霸甲戌”、太师虘簋“正月既望甲午”、师躹鬲“惟九月初吉庚寅”。这里再说明一下，西周金文的月相记时法，在商金文中没有见到过。

此外，西周铜器铭文还涉及策命、赏赐中的名物制度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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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浚县辛村西周青铜器

辛村坐落于河南浚县西南，是西周时期卫国的属地。这里三面环山，淇水蜿蜒而过，自古就是风水宝地。卫国贵族墓地就位于村旁的平缓坡地上。辛村墓地延续的时代较长，从卫康叔受封到卫国灭亡，大约两百余年。这片墓地可谓命运多舛，卫国灭亡之后不久，这里就遭盗掘。1931年乡民野蛮的盗宝行为更是令这里雪上加霜，先是辛村人刘金华串通一古董商在村东头挖开一座墓，盗出青铜鼎彝若干，并以高价售出。其他村民闻讯后也纷纷盗掘。与早期盗墓贼的盗法不同，这些村民首先挖一个长方形的竖穴，深达棺底，见有朱砂出现后随即向四面横凿出隧道，在隧道中肆意挖取，直到墓中遗物殆尽为止。这种地鼠般的盗墓方式使得辛村墓地遭受到毁灭性的破坏。

辛村墓地上除了挖宝的村民之外，还云集了众多古董商。一旦遇到珍贵文物，立刻高价收购，然后辗转海外，获利良多。因为分赃不均，经常发生械斗。当时的河南省政府知悉盗墓的消息后，立刻下令严查，不仅裁撤了县长，还通缉匪首，这股盗墓的风气才逐渐被打压下去。1932年，李济、董作宾亲赴开封与河南省政府商议建立“河南古迹研究会”，由李济出任研究会主任，郭宝钧正式主持浚县辛村墓地的考古发掘。

东周青铜器铭文

东周时代铜器铭文，其内容除反映了某诸侯国的铸器特点外，还提供了该国历史情况。这类铭文较多，择要举例如下：

列出世系：1978年，陕西宝鸡杨家沟窖藏出土的秦公钟和秦公铸，甲、乙钟（一组铭文）和丙、丁、戊钟（一组铭文），以及另三件镈钟的铭文内容完全相同。每组铭文135字，铭文开首：“秦公曰：我先祖受天命，赏宅受国。刺刺邵文公、静公、宪公不于上，邵合皇天，方。……”从铭文推定，钟与鱼的主人是秦武公，在位时间为公元前697～前678年。其祖先为襄公、文公、静公、宪公。

作器颂政：1979年河南淅川下寺2号墓出土的王子午鼎，鼎腹铭鸟书86字，铭文记载王子午“用享以孝于我皇祖考”，并“惠于政德”。发掘者认为王子午即是楚国令尹子庚，死于楚康王八年（公元前552年）。铭文反映了作器祭祀和颂扬当政功绩的内容。

邦国关系：1955年，安徽寿县蔡侯墓出土的蔡侯盘、铸等器的铭文都近百字，从铭文分析出蔡国处在楚、吴两大国间的困境，蔡侯既要“佐右楚王”，又要嫁姐以“敬配吴王”。蔡器铭文对研究蔡国与吴、楚之间的关系都很重要。

国史述记：1974年，在河北平山战国中期中山王墓出土的几件长铭铜器格外重要。如中山王衅鼎铭、夔龙饰方壶铭、妾次圆壶铭和兆域图铜版铭。鼎铭云：“昔者郾君子迨，睿弇夫悟，眯为人宗，闻于天下之物矣，犹见（迷）惑于子之，而延（亡）其邦，为天下戮。”方壶铭：“厘君子迨，不顾大义，不救诸侯，而臣宗易位，以内绝召公之业，乏其先王之祭祀……”由于燕王哙让位于子之，太子平和将军市被聚众进攻子之，燕国大乱。这时东方的齐国趁机伐燕，攻占燕都，哙与子之均身死。与燕国相邻的中山国对燕国内乱持什么态度，文献并未记载。而中山器铭则记载了在燕国这一事件中，中山国在相邦司马赒率领下参加了征燕的战争。在征燕战争中，还“辟启封疆”获得了燕国“方数百里，列城数十”的大片土地。妾次圆壶铭是王衅之子妾次追念其父王的一篇悼词，也提到中山国国史。三件铜器铭文列出文、武、桓、成、衅、妾次诸王，补充了文献的缺载。兆域图是我国目前所见最早的古代墓葬规划图。《周礼·春官·冢人》：“掌公墓之地，辨其兆域而为之图”。公墓即天子及其家人的墓地。由于铜板开首有“王命碉为兆法”字样，因而也有学者依据器物“名从主人”的定名原则，将该图板的墓葬规划图称作“兆法图”。

东周青铜器铭文

音律记载：湖北随县战国早期曾侯乙大墓出土的曾侯乙编钟，铭文记载了有关乐理的内容，如音律、音阶的名称和变化音名，以及曾国及楚、周、齐、晋的律名、阶名的相互对应关系。这些铭文内容，以及60余件编钟实物，对认识、研究战国时代音乐的发展水平提供了罕见的资料，是世界文化史的瑰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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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周时期北方民族青铜器的鉴定要点

这一时期动物纹器物，无论题材、造型风格和铸造技术都有着明显的特征。首先，动物纹的题材除表现家畜和猫科猛兽、鹰鸟头像外，还有各种完整的动物形象，诸如虎、狼、羚羊、绵羊、鹰、刺猬、鹤、鸭等。动物相斗或撕咬的造型大量涌现，如虎豕相斗，狼背鹿、狼食盘羊、虎吞鹿、虎食驴、虎食牛及老虎与鹰头兽相斗等，这种题材在两汉时期更为流行。这一时期还出现了虚幻动物形象和后半个躯体翻转的动物形象。第二，圆雕动物形象明显增多，铸法新颖，造型生动。同一种动物表现不同的姿态，作伫立或伏卧，低头或昂首，惊吓或停息，远眺或嘶鸣。动物各部位比例适宜，肌肉丰满。鹿躯体浑圆，两眼炯炯有神，雄鹿巨角贴背，分作枝丫，异常动人。有些动物像鹿、鹤等，往往雌雄相伴，成对出现。这一时期出现的透雕动物纹饰牌，尽管数量不多，但可作为两汉时期流行的透雕动物纹饰牌的祖型。第三，这一阶段前期动物纹的主要特征是制作比较粗糙，没有着意刻画动物各部位的细部特征，完整的动物形象多处于静止状态。而后期动物纹的特点，与前期比较，不仅制作精美，而且题材增多，动物各部位的特征刻画细腻，完整动物除刻画静止的动物外，还塑造动物相斗或撕咬，猛兽吞食食草动物，以及虚幻动物形象和后半个躯体翻转的动物形象。

秦汉青铜器铭文

秦汉青铜器铭文

秦汉时期，铜器铸造已少礼器，因此，铭文记事、记功、颂祖等基本消失，即使有铭文，其性质也随之有了一些变化。

秦统一中国后，采取了一系列巩固政权的措施，如：“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并统一货币。历年发现的秦代量器或衡器上，带有诏书的为数不少，除常见的“廿六年，皇帝尽并兼天下诸侯，黔首大安，立号为皇帝。乃诏丞相状、绾，法度量，则不壹，歉疑者皆明壹之”诏版外，较重要的如西安西郊高窑村出土的高奴铜权，权上铭文有：“三年，漆工配，丞诎造，工隶臣平。禾石。高奴。”又有始皇廿六年（公元前221年）诏文和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诏文。二世铭为：“元年，制诏丞相斯、去疾，法度量，尽始皇帝为之，皆有刻辞焉。今袭号，而刻辞，不称始皇帝，其于久远也，如后嗣为之者，不称成功盛德。刻此诏，故刻左，使毋疑。”作为度量衡的标准器，二世未变，继承下来。

秦诏量铭文

蟠螭纹青铜器

1976年，在秦始皇陵封土建筑遗址内发现的一件错金银铜钟，钟纽刻小篆“乐府”两字。这一发现可以纠正《汉书·礼乐志》所记汉武帝时“乃立乐府，采诗夜诵”的说法，证明秦朝已设立乐府机构。

需要指出的是，秦代很重视器物的铸造质量。很多器物尤其是兵器严格要求物勒工名，有铸造年代，还有官府机构、监制人员、作器工匠等。汉代铜器也是如此。两汉时的青铜器铭文，许多都较清楚地记载了官府手工业机构名称和官吏设置。《汉书·百官表》记载汉中央政权机构设“少府”，下设“考工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为“孝工”）和尚方，是制造器物的机构。如陕西兴平茂陵从葬坑出土的铜镏金银竹节熏炉，有铭文：“内者未央尚卧，金黄涂竹节熏炉一具，并重十斤十二两，四年内官造，五年十月输。第初三。”“内者未央尚卧，金黄涂竹节熏炉一具，并重十一斤，四年寺工造，五年十月输。第初四。”铭文就有“内官”和“寺工”。这是为宫廷制作器物的机构，负责监督铸造质量。勒名其上表示质量合格，以备检查。“寺工”早在秦代已出现，如秦俑坑出土的铜铍铭：“十七年寺工鲏，工写。”这反映了汉承秦制的一个历史侧面。有一些汉代铜器，铭文表明该器属于某官、某府，例如竹节熏炉上的“未央”，表明该炉是皇家“未央宫”所用。有“阳信家”名的铜器，是汉武帝长姐阳信长公主家使用之器物。1961年，西安三桥镇高窑村出土的一批窖藏铜器，有的有“上林”名称，如“上林铜鉴”，表明这批铜器属上林苑皇家宫苑所有。另外，如“中山”、“常山”、“晋阳”、“清河”等名，反映了器物归属某诸侯王府。汉代铜器铭文内容，有的还反映了民间手工业的存在。如1968年河北满城刘胜墓出土的一些铜器，其上铭文表明其器是内府从洛阳和河东买来的，甚至标出价格，表明这些铜器是由民间手工业作坊专门为官府铸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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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器作伪的方法

历代铜器作伪，一般从四个方面入手，一是器形，二是纹饰，三是铭文，四是铜质锈色。作伪者会根据铜器的不同情况和市场需求，采用其中之一种或全部手段进行作伪。

拼凑：又叫“插帮车”，是用几件残损的旧铜器，拼接成一件完整的铜器。这是从器形入手的作旧。拼凑的器形较奇特，又因纹饰、铭文、铜质锈色是真器，在鉴定时亦无破绽。故拼凑的古铜器有很大的迷惑性。

改造：作伪者将一些不易卖出或价格便宜的古铜器加以改造，使之成为一件能卖上好价的新器型。如原器本无梁无盖，可改成一件有盖有提梁的新器。或原器有部分残损不易配上，便设法将其改成另一种器型。这种改造仅改动了古铜器的器型，铜质仍是古铜。

加花：民间称纹饰叫花纹，加花就是添增纹饰。有些古铜器原本是素面或只有简单的纹饰，作伪者会在光素部位上增刻一些纹饰，以此增加古铜器的价值。

掏花：一般是对原本无花纹又有残的铜器进行掏花。先在铜器上錾刻花纹，再将花纹地子作镂空处理，将有残的部位也顺便去掉了，变成一件镂空之器。采用掏花是用镂空装饰来增加铜器的工艺性，以此增值。

添铭法：即真器本无铭，作伪者在器上錾刻伪铭。

增铭法：真器上原本有铭文，因铭文简短卖不上价钱，作伪者便会在真铭的前后增刻伪铭；或者是真器上本应有铭，因器缺失某部分使铭文也残缺，修配时将铭文刻出。

补铭法：即真器上原有铭，但铭文中缺字，伪作者将其补上；或真器上本无铭，后刻上伪铭，因某种原因漏刻了字，后来又补刻上。

腐蚀法：用于铜器铭文作伪，其方法是在青铜器需要刻铭的部位涂上蜡，在蜡上刻好字，然后用三氯化铁溶液涂在刻好的字口上进行腐蚀，最后将蜡去掉，就会出现凹陷的字口。

仿古铸器：制作者仿制古铜器时或依真器，或依图录，使得所仿器形制与真器基本相似，尺寸大小、也与真器相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