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古代医学萌芽时期（远古——春秋）

中国是医药文化发祥最早的国家之一。在漫长的原始社会时期，先民们为了生活与健康，在与自然的抗争和疾病的斗争中，用自己的艰苦劳动和聪明才智，创造了光辉灿烂的远古文明，包括医药卫生的知识与经验。医疗活动的源头，在远古已经萌发。夏、商、西周、春秋时期的医学，由于鬼神观念逐渐淡漠，人们开始理性思考疾病现象，寻找疾病产生的原因，逐渐摆脱了巫的羁绊，我国古代医学开始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

第一节　我国远古时代的医学

医药学的出现

在距今170万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已经在伟大祖国的土地上劳动、生息。那时，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人们或居住洞穴，或构木为巢，过着靠采集植物和猎取野兽充饥的“茹毛饮血”的生活。为了生存，人们还必须同自然界作顽强的斗争，于是便创造了简单的劳动工具。据考古发现，我国最早的原始人类——元谋猿人就已经学会制作简陋粗糙的石制工具。到了公元前60多万年，北京猿人已发现并学会了使用火。火给人类同自然界作斗争增添了有力的武器，引起了人类生活的极大变革。

到了40至50万年前，人类便采用各种砾石和破碎的石块，打成有棱角的石片作为武器和生产工具，他们群居在一起，以猎取来的小动物或采集来的野果为食品。

20万年至5万年前的“古人”阶段，也就是渔猎生活时期，石器和骨器的制造更加精致。这时已有带孔的骨针和用石珠、兽牙、鱼骨等制作的装饰品。如1958年在广东韶关马坝乡发现的“马坝人”（约20万年前），1956年在湖北长阳县赵家堰发现的“长阳人”及1954年在山西襄汾县丁村发现的“丁村人”（均晚于马坝入），他们所制作的工具较之“北京猿人”又有了很大的进步。

石刀

人类在采集植物、制作工具、同自然界作斗争及使用火的过程中，逐渐积累了一些医药卫生知识，原始卫生的保健知识开始萌芽。

经历了漫长的原始群生活，到了4万多年前，人们才逐渐进入了原始氏族公社时期，也就是“新人”阶段。这一时期，生产力和生产工具有了显著的提高和改进，开始了按性别和年龄区分的社会分工，并发明了农业。人们从最初使用打制石器，进而发展到使用磨制石器、骨角制器和弓箭，从采集、捕猎，发展到种植谷物菜蔬，驯养家禽家畜。为了改善恶劣环境，抵御严寒酷暑，人们从构木为巢进而穴居野处，之后又发展到建造房屋的定居生活，先是土窑、地窑，渐次发展到土屋、石屋和木屋。如西安半坡村至今还保存有六七千年前的圆形和长方形的房基遗址。在杭州湾宁（波）绍（兴）平原的河姆渡遗址，发现了7000多年前的干栏式的木构建筑遗迹。这时，人们已从赤身裸体、披挂树叶兽皮，发展到纺麻织布、缝制衣服。而制陶技术的革新发展，以及婚姻制度的改变（从群婚制过渡到对偶婚制），这一切都大大促进了人类的健康和繁衍，延长了人类的寿命，提高了人类的卫生保健水平，也使人类积累了更加丰富的医药卫生知识。

实践出真知的早期药物知识

有关药物起源的传说颇多，例如：

“伏羲氏……乃尝味百药而制九针，以拯夭枉焉。”（《帝王世纪》）

“神农尝百草，始有医药。”（《史记纲鉴》）

“神农十七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当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毒。”（《淮南子·修务训》）

“氏有疾病，未知药石，炎帝始味草木之滋，尝一日而遇七十毒……”（《通鉴外记》）

“神农氏以赭鞭鞭草木，始尝百草，始有医药。”（《史记补三皇本纪》）

“帝使歧伯，尝味草木，典主医药，经方、本草、素问之书咸出焉。”（《帝王世纪》）

……

在这些传说中，较多的是关于伏羲氏和神农氏。后世认为，伏羲氏可称为早期畜牧业时期的代表，神农氏可视为原始农业时期的代表，这就表明了药物的起源与原始社会畜牧业、农业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尤其应注意的是，不少传说中都有“尝百草”“尝味草木”“尝味百药”的记述，生动地反映了人们认识药物的实践过程。

如前所述，原始社会初期，生产力极其低下，人们不知“树艺五谷”，只是共同采集，成群出猎，共同消费得来的食物，过着一种“饥即求食，饱即弃余”（《白虎通·号》）的生活。在他们采集野果、种籽和挖取植物根茎的过程中，由于饥不择食，自然会误食某些有毒的植物，因而发生呕吐、腹泻，甚至昏迷、死亡等情况。如误食了大黄会引起腹泻，吃了瓜蒂、藜芦会导致呕吐。当然，有时也会因偶然吃了某些植物，使原有的呕吐或腹泻减轻甚至消除。人们正是经过无数次这样的尝试和长期的经验积累，才逐渐认识了哪些植物对人体有害，哪些植物对人体有益，并进而有意识地加以利用。这样便积累了一些植物药知识。

到了氏族公社后期，生产工具的制作技术不断改进。这时不仅有了石刀、石锄、石杵、石耨等石制工具，还发明和使用了弓箭。因此狩猎、捕鱼和原始农业都有了较显著的发展。渔猎经济的兴起，为原始人提供了较多的肉类食物，经过实践，人们又渐渐认识了某些动物药。如以动物的脂肪、血液和骨髓来治病，稍后又发现各种动物内脏的治疗作用。《山海经》关于“何罗之鱼……食之已痈”和“有鸟焉……名曰青耕，可以御疫”的记载，是对我国古代先民从食用动物中，发现动物药的佐证。原始农业的发展，使人们在栽培农作物的过程中，有条件对更多的植物作长期细致的观察和进一步的尝试，从而认识了更多的植物药。后来随着金属冶炼时代的到来，矿物药也相继出现。人们正是在长期实践过程中，不断地认识了某些植物、动物和矿物的治疗作用，这就是药物知识的起源。

早期的针灸

针灸是祖国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起源是和我国劳动人民长期的劳动生活、生产实践分不开的。60万年前的北京猿人在旧石器时代，已知道应用砾石和石类作为生产工具，作为同自然界作斗争的有力武器。

原始社会里还没有铜和铁器，石器的样式也很少，只是极为原始的石片和木棒。这些工具是随着人类生活的需要和工具的制作使用逐渐产生的，到了氏族公社以后，人们已经掌握了两头打制、控制和磨制的技术，制出了种类较多，比以前精细适用的石器，并发现在日常生活中某些工具可以作为治病之用，积累了一些适用工具治病的经验。最早的医疗工具有砭石。在公元前6世纪至公元1世纪的古书，如《山海经》、《左传》、《韩非子》、《内经》、《史记》等许多古书里都记载古代曾用石器治疗疾病。后来考古出土文物中所见的实物证明，古代医用的石器，包括热敷、按摩、叩击体表、割刺脓疡、放血等不同的石器工具。其中刺入人体组织的石器叫砭石，它是一种锐利的石块。《山海经》里记载：“高氏之山，其下多箴石。”又说：“高氏之山，有石如玉，可以为箴。”郭璞注：“砭针，治痛肿者。”《说文解字》说：“砭，以石刺病也。”全元起注：“砭石者，用石外治之法，有三名：一针石，二砭石，三镵石，其实一也。”古时未能铸铁，故用石为针。可见针和砭石不仅是原始的外科工具，也是我国针术的萌芽。

以上这些记载，说明砭石治病是起源于石器时代，我们祖先经历了原始社会各个阶段，创造了原始农业、手工业和原始文化艺术，针术就是起源于这个时期。

灸治的起源，是原始人类在烘火取暖的基础上，发现用兽皮、树皮包住烧热的石块或砂土作局部热敷可以缓解疼痛，解除某些病痛。如因寒冷而引起的腹痛，或寒冷所致的关节痛等等，这便是原始的熨法。经过不断实践，逐渐治疗更多疾病。后来用树枝或干草做燃料，使局部受到温热刺激，亦能消除或缓解许多病痛，这样就逐渐形成了灸法。《索问·异法方宜论》里说：“藏寒生满病，其治宜灸螨。”从这段记载来看，说明灸法的发现同寒冷环境的生活有着密切的关系。到了春秋战国至秦汉时代，医生们多以灸法、熨法作为治病的重要手段。时至今日，灸法对于某些病的治疗功效还是相当高的，在临床应用上也很普遍。

远古时代的医学人物

新石器时代，人们从渔猎生活进入到畜牧业和最原始的农业生活。随着农业的发展，游牧生活逐渐转向定居生活。在畜牧业和农业生产劳动中，男子劳动与女子劳动的比重发生了变化，男子的经济地位不断提高，于是母系氏族社会便逐渐为父系氏族社会所替代。

1.伏羲画八卦、制九针

传说伏羲画八卦是一种记事方法，它比结绳前进了一步。从那时起，人们便开始用针治病。

孔安国《尚书序》载有：“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画八卦。”另《帝王世纪》：“伏羲画八卦，所以六气、六府、五藏、五行、阴阳、四时、水火、升降，得以有象，百病之理，得以类推，乃尝味百药而制九针，以拯天枉。”此外，《路史》也有关于“伏羲尝草制砭”的记载。

2.神农尝百草

神农氏是传说中的农业和医药的发明者。远古时代，人民过着采集渔猎的生活。神农氏乃教民“断木为耜，揉木为耒”，从事农作；并开始了“日中为市”的货物交换。《白虎通义》载：“古之人民皆食禽兽肉；至于神农，人民众多，禽兽不足，于是神农因天之时，分地之利，制耒耜，教民农作，神而化之，使民立之，故谓之神农。”

当时，人类维持生活的主要来源是植物类和肉类食物。神农氏时代，由于人多兽少，人们的主要食物来源还是靠采集天然植物。在此过程中，他们曾发生过不少的中毒事件，但从中也积累了不少药物知识，并开始了治疗某些疾病的尝试。为了解除更多的疾苦，神农氏乃“尝百草之滋味”，从中发现药物，教人治病。《世本》有“神农和药济人”，《史记》和《纲鉴》也有“神农氏尝百草，始有医药”的记载。

另有传说，神农氏即炎帝。在宋代刘恕《通鉴外纪》里有：“古者民有疾病，未知药石，炎帝始味草木之滋。……尝一日而遇七十毒，神而化之，遂作方书，以疗民疾，而医道立矣。”

3.黄帝教民治百病

河南渑池县仰韶村曾发现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遗址，距今约4000～5000年前。遗物有石器、骨器、陶器等。石器有刀、斧、仵、镯、镞及石制纺轮，骨器有缝纫用的针，陶器有钵、鼎等制品。其中陶器多系粗制，有一种彩陶，表面红色，表里磨光而有彩绘。这就是考古学家所说的“仰韶文化”（彩陶文化）期，也就是传说中的神农氏时代之后，黄帝、尧、舜相继而起的黄帝族时代。

相传黄帝系姬姓，号轩辕氏、有熊氏。为少典之子。初为部落首领，后来因先后战胜九黎族、炎帝族和蚩尤族而被拥戴为部落联盟领袖。黄帝族便也从西北地区，迁居到中原地区。

传说黄帝时代有很多发明创造。他用玉（坚石）作兵器，造舟车以利交通，筑土构木以为宫室，嫘祖（黄帝妻）养蚕，仓颉创文字，大挠作干支，伶伦制乐器，伯余制衣裳，而黄帝、岐伯则为医家之祖。现存我国最早的医学典籍《内经》一书，就是托名黄帝与岐伯、雷公等讨论医学的著作，故又称《黄帝内经》。

《中国古代史》：“神农所创之医，为医之经验；黄帝所创之医，为医之原理，进化之极应如是也。”

黄帝时代，人们就讲究卫生。火的发现和陶器的发明，使这一时期的饮食卫生状况有了显著的改善。

黄帝雕像

黄帝时代的名医，传说有僦贷季（岐伯之师，善方脉）、岐伯（黄帝之相，尝草药，治百病）、雷公、桐君、鬼臾区（黄帝之徒）、俞拊（精外科，能剖洗胃肠）、马师皇（著名兽医）等。

当然，有关伏羲画八卦、制九针，神农尝百草，黄帝教民治百病等记载，仅仅是传说而已。他们只不过是原始社会一定历史时期的代表人物，他们的活动反映了早期人类医药保健活动的一些史实。

4.岐伯作《内经》

岐伯，传说是上古时代医家，后人又称岐天师，是黄帝的臣子，又称是黄帝的太医，黄帝称岐伯为天师。相传黄帝咨于岐伯而作《内经》。此书托名黄帝与岐伯讨论医学，以问答形式写成。证明岐伯是古代医学的重要人物，后世称中医学为“岐黄之术”就出于此。

第二节　奴隶社会时期的古代医学

甲骨文关于疾病的记载

甲骨文是我国目前发现的最早的一种古文字。“甲”指龟甲，“骨”是牛的肩胛骨。商代奴隶主阶级一切崇尚鬼神，遇事都要在磨光的龟甲和牛骨上钻凿凹缺，用火烧灼，以观其裂纹，占卜吉凶。事后还将占卜的事由，即“卜辞”，刻在甲骨上，形成甲骨文。

殷墟出土的甲骨，约多达16万余片。据不完全统计，其中记载病的323片，415辞，包括20余种疾病的名称，如疾首（头病）、疾目（眼病）、疾耳（耳病）、疾自（鼻病）、疾齿（牙病）、疾腹（腹病）、疾止（足病）、疾子（小儿病）、疾育（产科病）等，大部分是按人体不同部位来区分的。有些疾病还能根据它的主要特征，给予专门的病名，如疟、疥、蛊、龋等。甲骨文关于“龋齿”的记录是我国医学史上很有意义的发现，它比《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述及的龋齿病早1000多年，较之埃及、印度、希腊等文明古国的类似记载，也早700—1000年。

甲骨文中也有一些疾病是根据生理功能失常而命名的。如“疾言”，即说话困难或语言嘶哑。甲骨文中有不少关于“疾言”的卜辞，商王武丁就曾患过此病。另外，甲骨文还有对疾病症状的描述，如耳鸣、下痢、失眠等。值得注意的是关于“疾年”的记载。“疾年”指多疾之年，这可能是对流行病的最早记录。

甲骨文的上述记载，表明当时人们对疾病已有一定的认识。但由于能占卜问病的只限于奴隶主及其家属近臣，难以说明广大奴隶和平民的疾病情况，因此以上认识，还远不是商代疾病知识的全部。

病名的出现

西周时代，人们经过反复观察，对疾病的认识日益提高。如在《诗经》、《尚书》、《周易》等古典著作中，对热病、昏迷、浮肿、顺产、逆产、不孕等已有初步的了解。尤其是《山海经》根据疾病的特点，具体记述了一些病名。从该书记载的38种疾病来看，可以称为固定病名的，已有瘕疾、瘿、痔、痈、疽、疥、痹、风、疟、狂和疫疾等23种，直接记载症状的有腑（腑肿）、睬（大腹）、腹痛、嗌痛、呕、聋等12种；另有3种肿病、腹病及心腹之疾，是比较笼统的病名。这和甲骨文中主要依据身体部位来区分的所谓疾首、疾目等情况相比，具有显著的进步。

自然环境与人体发病关系的认识

随着农业和天文、历法的发展，西周时期，人们已观察到天象、节气、气候变化对农作物的影响。同时，对人体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也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初步认识到季节、气候的变化及某些地区特殊的自然条件与人体健康、疾病的关系。如《周礼》载：“春时有痟首疾，夏时有痒疥疾，秋时有疟寒疾，冬时有嗽、上气疾。”《礼记》载，“孟春行秋令，则民大疫”，“季春行夏令，则民多疾疫”。前者指的是四季多发病；后者是说明由于四时气候的异常变化所引起的疾病流行，并指出流行病是具有传染性的。

天象奇观

药物知识的积累

药物知识是人们在生产斗争与医疗实践中逐渐充实发展起来的。

周代药物品种不断增加，用药经验日益丰富，在现存的先秦文献中，可以见到不少关于药物的资料。《周礼·天官》记载：“以五味、五谷、五药养其病，以五气、五声、五色视其死生。”又载：“凡疗疡，以五毒攻之，以五气养之，以五药疗之，以五味节之。”据汉代郑玄注：“五药，草木虫石谷也。”所谓“五药”并非指五种具体药物，可能是当时对药物的初步分类归纳。

《诗经》是西周时作品，载有部分商代史料，是我国现存文献中最早记载药物的书籍。该书收录了许多动植物，其中有不少是药物，仅植物药就达50余种。如芣苢（车前）、葵（泽泻）、葛（葛根）、薇（白薇）、萎（蒿）、苓（甘草）、芩（黄芩）、鱉（贝母）等。对某些药物的采集、产地及食用季节等，该书也有简略叙述。如“七月蟋蟀”、“八月断壶”，指明了采集季节；“中谷有踴”（踴即益母草），是说明药物的产地；而“食其（芣苢），实，宜子孙”。对这些植物，《诗经》虽未明确指出可用以治病，但其中却有百余种为后世本草著作所收录。

《山海经》所收的药物更多，这是记载先秦时期我国各地名山、大川及物产的一部著作，它和《诗经》一样，并非药物专书，但却明确记载了药物的产地、效用和性能，反映出人们对药物的认识又深入了一步。它可算是较早记载药物功用的书籍，对后世药物学的发展有着一定的影响。

对于该书所收录药物，一般认为有动物药67种，植物药52种，矿物药3种，水类药有1种。另有3种不详其类属，计126种。从其功用来看，可分为：

补药——韈木、枥木、独笷（同猩猩）等，使人身体强壮，增强记忆，延年益寿。

种子药——鴢鴢、鹿蜀等，使人多生育。

避孕药——蓇蓉、黄棘等，使人不能生育。

预防药——青耕、珠鳖鱼、三足龟等，食之可御疫。

毒药——石、无条皆能毒鼠，之鱼、师鱼食之杀人，莽草、芒草等均能毒鱼。

解毒药——焉酸，可以治毒；耳鼠可御百毒。

杀虫药——肥遗可以杀虫。

醒神药——，食之无卧，鯩（鯩）鱼食之不睡。

治牲畜药——杜衡、芑、流赭等，可以增强马力，治牛马病。

其中有关补药和预防药的记载，对探讨我国古代预防医学的逐步形成意义重大。

《山海经》里所收药物，可治疾病数十种，包括内、外、妇、眼、皮肤等科疾患。大都一药治一病，但亦有一药治二病的。如虎蚊治肿也治痔，肥遗治疠又杀虫等，共14种。这在药物的研究和使用上，显然是个进步。其使用方法可分内服与外用两大类，内服中有“服”有“食”，“服”即汤服，“食”为食用；外用包括佩带、沐浴、坐卧和涂抹等方法。

商代，人们逐步了解到某些药物的性能及其副作用。《尚书·说命》中有“若药弗瞑眩，厥疾弗瘳”的记载，说明已认识如用药不到使人昏闷的程度，不可能收到治疗疾病的效果。另从《礼记》关于：“孟夏月也……聚蓄百药”的记载，说明人们已知利用夏令时节采集储藏多种药物。这些都反映出当时的药物知识已经相当丰富。

酒与汤剂的应用

在药物学形成之前，酒、汤剂的发明与使用在早期医药卫生中起着重要作用。

1.酒为百药之长

早在原始社会末期，人们就从果实发酵的过程中发现了酒，酒的发现与人工酿制在医学史上有着重大意义。酒在早期多用于祭祀祖先和医治病痛。

“酒”字最早见于甲骨，表明液体贮存于容器中。一说以缶储粮，下雨后缶中积水，粮食经发酵后变成酒。对于发明人工酿酒的时间，历史上说法不一。《战国策》之“帝女令仪狄造酒，进之于禹”始于夏，《淮南子》之“清盎之美，始于耒耜”起于商。在仰韶文化中出土了各式用于盛水盛酒的陶器，龙山文化中则发现专用的酒器。1973年，河北藁城台西村发现一座比较完整的酿酒遗址，其中有大量用于盛酒的各式陶质容器。因此，一般认为人工酿酒始于夏代。

知识链接

有关酒入药的记载

甲骨文有“鬯其酒”的记载。东汉班固《白虎通义》释为：“鬯者，以百草之香，郁金合而酿之，成为鬯。”东汉许慎《说文解字》曰：“以柜酿郁草，芬芳攸服以降神也。”说明“鬯其酒”既是一种用郁草酿成的芳香药酒，也是一种祭祀用酒，与医疗的关系十分密切。《说文解字》称：“治病工也……从酉”，这些说明医与酒的密切关系。《素问》认为，酒在古时“邪气时至，服之万全”，《汉书》中更有酒为“百药之长”的说法。

酒能“通血脉”、“行药势”，适量饮用有兴奋或强壮作用，大量饮服则可产生麻醉作用。因此，酒应用于医疗实践是医学史上的重要成就。随着酒的用途逐渐扩大，人们发现它还可作为溶剂，将药物用酒浸泡后制成药酒，不仅能增强药效，而且方便服用。药酒在历史上久用不衰，至今依然是一种中药常用剂型。实践中，人们又发现并学会利用酒的消毒和防腐性能。考古发掘证实，秦代以前人们就用酒来处理尸体。显然，《周礼》有关“浴尸”的记载是正确的。商周时期，酒的产量较高、用途较广，在社会发展中已占有重要地位。《周礼》有“酒正”官职，主“掌酒之政令”，负责酒的制作与管理，从一个侧面反映当时社会对酒的重视。

2.伊尹与汤液

关于汤液创制的传说，历史记载大多与伊尹有关。如《史记·殷本记》“伊尹以滋味说汤”，晋皇甫谧《甲乙经》“伊尹以亚圣之才撰用神农本草，以为汤液”等，后世很多著作赞同并沿用这一说法。传说伊尹原是商汤王娶妻时陪嫁的奴隶，初为汤王厨师，后被起用为宰相。伊尹既精烹饪也通医药，曾与汤王以医病之理讨论国事，“用其新，弃其陈，腠理遂通，精气日新，邪气尽去，及其天年”，因而深受汤王赏识。伊尹所提“阳朴之姜，招摇之桂”，既是调味品也可用来治病，因此根据烹调饮食经验加工药物从而提高配制汤液的方法是很可能的。《汉书·艺文志》经方记载《汤液经法》32卷，相传为伊尹所撰。事实上汤液的创制发明，是无数先民通过长期的生活实践，从采药用药与烹调饮食中总结和积累的结果。

神奇的汤药

汤液是中医主要剂型之一。汤液的发明与使用，将生药转变为熟药，既可减低药物的毒副作用，又便于服用和发挥药效；使单味药向多味药转变成为可能。药物品种的增多可以提高疗效，同时多种药物配制成复方，标志着方剂的诞生，为临证用药经验的进一步研究和总结提供条件。因此，汤液创制是中医药发展的一个重要环节。

医事制度上的独立

在奴隶社会，社会分工进一步扩大，各行各业日益趋向专业化。据史籍记载，当时秦国已有医和、医缓等著名专职医生出现。医疗工作的专业化，使医学得以摆脱巫术迷信的羁绊，开始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周礼》把“巫祝”列入“春官大宗伯”职官中，而“医师”则属“天官冢宰”管辖。从此医、巫分业。

据《周礼·天官》记载，当时宫廷医生已有食医、疾医、疡医、兽医之分。

食医：管理饮食卫生，近似今日的营养医生。“掌和王之六食、六饮、六膳、百羞、百酱、八珍之齐。”饮食调剂得当，对增进身体健康有益，故有“食治则身治”的说法，在某种意义上亦寓有上工医未病思想。

疾医：相当于内科医生。“掌养万民之疾病……以五味、五谷、五药养其病，以五气、五声、五色视其死生，两之以九窍之变，参之以九藏之动，凡民之有疾病者，分而治之。死终，则各书其所以，而入于医师。”

疡医：专管医治肿疡、溃疡、金创、骨折等病，相当于今日之外科和伤科医生。“掌肿疡、溃疡、金疡、折疡之祝（同“注”，外敷药）、药、覿（同“刮”，刮去脓血）、杀（用药腐蚀坏肉）之齐。”

兽医：治理牲畜疾病的医生。“掌疗兽病，疗兽疡。”

按《周礼·天官》的记载，当时还建立了一整套医政组织和医疗考核制度。“医师掌医之政令，聚毒药以供医事。凡邦之有疾病者，有秓疡者造焉，则使医分而治之。岁终，则稽其医事以制其食：十全为上，十失一次之，十失二次之，十失三次之，十失四为下。”这里所说的医师，乃众医之长，掌管国家医药之政令，还要负责各地疫情，并采取措施加以预防和治疗。医师之下，设有士、府、史、徒等专业人员。他们各有所司，士负责治病，即上面所提及的食医（二人）、疾医（八人）、疡医（八人）、兽医（四人）；府（二人）掌药物、器具和会计事务；史（二人）掌管文书和医案；徒（二十人）供役使，并看护病人。年终由医师考查医生们医疗成绩的优劣，以制订他们的级别和俸禄。

这个时期，对病历记录及死因报告已开始重视。《周礼》记载：“凡民之有疾病者，分而治之，死终则各书其所以而入于医师。”说明当时已能对病人分别处理，并建立了记录治疗经过的病历。对于死者，还要求作出死亡原因的报告。这些措施在医学史上都具有进步意义。

专职医生的出现与医事制度的建立，有利于医药经验的积累、整理、总结与交流，从而促进了人们对疾病的认识与医疗技术的提高。

医与巫的斗争

医与巫的斗争，是我国奴隶社会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两种世界观的斗争在医药领域中的反映。商代奴隶主阶级崇尚鬼神，他们出于统治的需要，人为地制造宗教学说，有意识地发展迷信活动，以便把自己的统治说成是“天命”和“神意”的体现。因而出现了诸如“大祝”“大卜”和“司巫”等神职官员，他们以神的代言人身分，参与国家政治，掌管祭祀祈祷，占卜吉凶和医治疾病等宗教迷信活动。甲骨文中关于“武丁疾身，御祭妣己及妣庚”，“武丁病齿，祭于父乙，以求赐愈”，“武丁病舌，祈予亡母庚”等卜辞，就是由巫师通过对患者祖先的祭祀来祈求治愈疾病。

在巫术迷信的支配下，疾病被看成是鬼神作祟，祖先示罚，因此巫师治病便采用祈祷、祭祀、诅咒等方法，以祈求祖先的保佑、鬼神的宽恕或将疾疫驱逐出体外，并由此逐步发展成“咒禁”“祝由”等法术。《世本》等古籍中就记载有不少这类荒唐的法术，如“祝树树枯，祝鸟鸟坠”等。

然而，鬼神毕竟不是真实的病因，祭祀、祈祷当然不能真正治好病。巫之所以有时能治病，是因为他们在进行迷信活动的同时，也吸取了某些民间的药物知识及治疗经验。如《山海经·海内西经》所载：“开明东，有巫彭、巫抵、巫阳、巫履、巫凡、巫相……皆操不死之药以距之。”巫成、巫彭等十巫，往来于灵山采访百药。可见，尽管巫师装神作鬼，在“索隐行怪”4个字上大作文章，但最终还得仰仗“不死之药”和“采访百药”（即民间的有效方药）来医治病患。此即人们通常所说的医、巫混杂时期。这时，迷信的外衣掩盖了医药的真实内容。人们服药获愈，反误以为法术灵验；医药的成果，倒成了巫师施展骗术的重要手段之一。其结果，必然大大阻碍医药的正常发展。

春秋时期，我国社会经历着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巨大变革，由于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自然科学的发展，及因周“天子”的威望扫地而出现对“帝”及“天帝”的迷信的动摇，在意识形态领域，巫术影响便日渐衰落，否定天命、鬼神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阴阳五行学说却日益兴起。西周末年史伯说过：“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万物。”（《国语·郑语》）春秋时宋国子罕也说：“天生五材，民并用之，废一不可。”（《左传》）襄公二十七年）他们都认为这五种物质是人类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东西，也是构成万物的基本元素。这说明唯物论者试图按自然界的物质本性去解释自然现象。在对生命、疾病和死亡等问题上，他们的认识也和神权唯心论的巫术迥然不同。公元前541年郑国子产就认为，晋平公患病是起于饮食、哀乐、女色，与鬼神无关。齐大夫晏婴也说齐景公之病是“纵欲厌私”所致，祈祷是无用的。荀子、韩非子更明确指出，“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用时日，事鬼神，信卜巫而好祭祀者，可亡也”。

上述看法和议论，虽然还不能确切地解答病因、病理上的一些问题，但有助于客观地总结医药知识。这一时期的医学家，正是运用了朴素唯物主义这一思想武器，在对巫术展开斗争的同时，不断总结医药经验，逐步建立起医药学理论。公元前6世纪，秦国名医医和摒弃鬼神病因论，首倡六气致病说，指出晦淫过度可使人发生内热蛊惑之疾。在诊断和治疗上，由于认识到疾病是自然界物质的原因引起的，因而也采取了与巫术迷信截然不同的措施。诊断疾病不再求助于占卜，而是通过客观的检查。如《周礼》记载：“以五气、五声、五色、眂其死生。”就是说，医生通过病人五脏所出的气味，言语所发的声音，容貌所现的颜色，来判断病人的生死吉凶。这是中医诊断学的开端。在治疗上也不是采取祈祷、祭祀和禁咒，而是应用药物针灸及外科手术。如《周礼》所载外科治疗有“着药”“刮去脓血”“去其腐肉”的方法，或施以攻、养、疗、节等治疗手段。《左传》亦载有攻、达、药等疗法。

春秋时期是医学与巫术激烈斗争的时期。通过斗争，医学逐渐摆脱巫术的束缚，取得了一定的优势，并不断发展。为战国和秦汉时期医学理论体系的初步形成，奠定了思想基础。

主要医学人物

1.医和

春秋时，医和为当时秦国的名医，生活于公元前6世纪。据《左传·昭公元年》载，他在给晋侯治病时，曾指出：疾病并非鬼神所致，而是由于自然界气候的异常变化所引起。提出阴、阳、风、雨、晦、明的六气致病说，认为六气异常是引起各科疾病的主要原因，反映出我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病因学说已初步形成。

六气又叫做六淫，因六淫而生六疾。六淫就是外感，到了《素问》里变成风、寒、暑、湿、燥、火六气学说。

2.医缓

医缓，春秋时秦国名医。据《左传·成公十年》记载，晋侯有病，先召巫来医治，没有效果，后请医缓诊治。医缓在诊断晋侯疾病时，指出：“疾不可为也，病在膏之上，肓之下，攻（灸）之不可，达（针）之不及，药不至焉。”所以，后世形容疾病垂危或不可救药的疾病，称为“病入膏肓”，大概就源出于此。

3.伊尹

伊尹，商代人，相传为汤王的厨师，后任商朝的宰相。商朝巫教盛行，一切巫术都操纵在巫教的阿衡手中。伊尹就是一个阿衡。他精于烹调，因烹调而经常接触食物，知道一些食物的疗病作用，这和原始人类在寻找食物中认识许多药品是一样的。《吕氏春秋》载汤王问伊尹取天年之道，伊尹回答说，用新的，去陈的，使肌肉通畅，精气日新，邪气尽去，便能达到它的天年。高诱注道：用新的药物，去陈的药物，以疗疾病，便能使肌肉和血脉都通利而不闭也。《甲乙经序》记载他精于本草药性，并创制汤液。后人不断总结，发展为汤剂，因而有汤液始自伊尹的传说。这样看来，伊尹能明辨药性，对汤液的配制和应用方面是有一定贡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