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宋元明清的重要书法碑刻

宋至明清以来的碑刻，从体制、字体、形式都沿袭前代已定的规模，基本上没有大的变化。尤其与隋唐的碑志形式无多大区别，没有任何突破，可以说只不过是隋唐的余风而已。

书法界对于宋代以后，尤其是元代后的碑刻不甚注重。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宋至清的碑刻的形制、字体等诸方面，与隋唐的碑志区别不大，无多大特色；二是自宋朝以来，全国各地的碑刻林立，除一些重要的碑刻，具有较高的史料、艺术、书法价值外，碑刻无论从其内容、形制和书法等方面普遍都较平平，不能引起人们的重视；三是唐代以后，法帖如雨后春笋，蔚然兴起，碑刻逐渐走向末流，直到清代乾嘉以后，经书法大家邓石如、何绍基等人力倡碑学，碑刻艺术才一度复兴，然而较之六朝及唐代的鼎盛局面，毕竟只是强弩之末。

第一节　宋元碑刻

宋元碑刻数量比之隋唐时虽有减少，但某些方面还有突出表现，如刻帖的兴起，集中国书法艺术之大成，有助于这种艺术的继承与发展，题名、题记显著增加，反映了当时文人墨客游山玩水、消闲度日的思想情感。

宋代碑刻

宋代以宋四大书法家为例。

苏轼的著名碑刻有：苏轼撰并书《司马温公碑》，此碑苏轼奉旨撰书，书法端谨，存晋唐遗法，为苏轼之妙迹。《阿育王寺宸奎阁碑》，苏轼撰并书。此碑结体遒劲，得欧阳询、颜真卿笔意。《罗池庙迎享送神诗》，苏轼书。苏轼书其篇末迎享送神诗，而未书全文，后人取而刻之于庙。此碑神采具足，非各种复刻所及。

黄庭坚著名碑刻有：范仲淹撰文的《狄梁公碑》。《伯夷叔齐庙碑》，字极秀丽，笔画瘦润，与生平所作不相同，细察别有妩媚之趣。《黄庭坚题琴师元公此君轩诗刻石》，现仅存宋拓孤本，藏中国历史博物馆。

米芾著名碑刻有：《芜湖县学记》，宋黄裳文，米芾行书。原石已佚，现存者为后人摹刻。此碑笔法纵横，为米芾佳作。《方圆庵记》，宋释守一撰，米芾书。原石于北宋元丰六年（1083年）刻，书法腴润秀逸。《章吉老墓表》，米芾行书。字距甚大，行距亦较宽。书法龙跳虎跃，秀劲遒逸，为米芾晚年代表作。其他还有《焦山题名》，在江苏焦山，书法清劲疏朗。《真君题字》，于崇宁四年（1105年）刻于平武，书法严谨有度。《终南山题字》，米芾行书，“第一山”三大字，刻于安徽盱眙，字势奇伟秀丽，纵逸飞动。

蔡襄著名碑刻有：《万安桥记》，亦称《洛阳桥记》，蔡襄撰并书，正书。文记嘉祐五年（1060年）修造泉州万安桥之事。书法端庄沉着。《昼锦堂记》，又称《百衲碑》，欧阳修撰，蔡襄正书。北宋治平二年（1065年）立于河南安阳，元至元（1264—1294年）年间重刻。书法遒劲伟丽。《刘奕墓碣》，嘉祐六年（1061年）立于今福建福州。结字工稳。此碑拓本流传甚少，鲜为人知。《韩魏公祠堂记》，司马光撰文，蔡襄正书，元丰七年（1084年）立于今河南安阳。书法严整。还有福建福州东郊的鼓山摩崖题刻有蔡襄《刘蒙伯碣文》、《忘归石》等。

四大书家以外，宋代重要碑刻还有《元祐党籍碑》等。

1.《元党籍碑》

《元祐党籍碑》又称《元祐党人碑》、《元祐奸党碑》，刻于宋崇宁三年（1104年），宋徽宗书，刻石置于文德殿门东壁。碑文列司马光、苏轼、秦观、黄庭坚等309人为奸党。蔡京后又自书颁行各州军立石，后毁石。今传世者，惟广西有两刻，一在桂林龙隐岩石壁间；一在融安真仙岩内。作为北宋新旧党争的实物资料，是一件具有重要史料价值的碑刻。通过对这块碑刻的研究，人们可以清楚地了解宋代的社会状况和统治集团的矛盾。赵佶、蔡京书法皆为一代高手，所以此碑因书法故有拓本传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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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祐党人

北宋元丰八年（1085年）宋神宗去世，年仅九岁的哲宗继位，由宣仁太后同处军国事，同年司马光任宰相，全面废除王安石变法，恢复旧制。前后历时九年。至此，支持变法的政治派别，被时人称之为“元丰党人”，反对变法一派则被称之为“元祐党人”。

宋哲宗元祐八年（1093年），哲宗亲政，用章敦为相，再一次起用变法派人士，全面恢复变法新政，严厉打击元祐党人，前后历时六年有余。苏轼、苏辙、黄庭坚等人皆遭流贬。元符三年（1100年），哲宗去世，徽宗继位，向太后垂帘听政。再次起用元祐党人，废除变法新政。九个月后，向太后患病归政，徽宗正式执掌大权，于崇宁元年（1102年）用蔡京为相，重行新政。崇宁元年（1102年）九月，徽宗令中书省进呈元祐中反对新法及在元符中有过激言行的大臣姓名。蔡京以文臣执政官文彦博、吕公著、司马光、范纯仁、韩维、苏辙、范纯礼、陆佃等22人，待制以上官苏轼、范祖禹、晁补之、黄庭坚、程颐等48人，余官秦观等38人，内臣张士良等8人，武臣王献可等4人，共计120人，分别定其罪状，称作奸党，并由徽宗亲自书写姓名，刻于石上，竖于端礼门外，称之“元祐党人碑”。不许党人子孙留在京师，不许参加科考，而且碑上列名的人一律“永不录用”。后来，更增“元祐党人”为309人，其中陆佃、章敦、曾布等为新党。蔡京手书姓名，发各州县，仿京师立碑“扬恶”。

2.《宋代针灸穴位碑》

《宋代针灸穴位碑》，此碑于1971年在北京明代城墙遗址出土，刻于宋天圣五年（1027年）至天圣八年（1030年）间。它是北宋医官王惟一于天圣四年（1026年）编纂完成，它科学地总结了自汉唐以后古代医学家在针灸穴位方面的经验，是一块研究我国古代医学的重要碑刻。

辽金碑刻

1.《重修至圣文宣王庙碑》

《重修至圣文宣王庙碑》，隶书。金明昌六年（1195年）立石，党怀英奉敕撰并书丹篆额。石存山东曲阜孔庙。“杏坛”二大篆书石碑，在曲阜孔庙大成殿前甬道中央。天圣二年（1024年）在这里建坛植杏，以纪念孔子在杏坛讲学的事。直至金朝大学士党怀英篆书“杏坛”二字石碑。“杏坛”二大篆书，结体茂美，字苍劲古色，颇有精健。

2.《荣国公时立爱神道碑》

《荣国公时立爱神道碑》，正书。额阴文篆书四行。李晏撰，赵晏书，党怀英篆额。1958年在河北新城县北杨村出土，现存河北文化局。《刘从益惠碑》，赵秉文撰并行书，刻于金正大四年（1227年），此碑字体奇伟可观。

元代碑刻

元代书法名碑当以有元一代书法公认才华横溢的书坛领袖赵孟为魁首。由赵孟书丹的重要碑刻有：赵世延撰文的《敕藏御服碑》，在陕西省周至县。邓文原撰文的《孙公道行碑》，在陕西周至县。立于元统三年（1335年），字无大损，其无剥蚀处，则完整如新，笔法圆腴，略似学虞世南，比他书尤为工整。程钜夫撰文的《裕公和尚碑》，在河南登封少林寺。此碑圆熟有之，而姿态不足。《崇国寺演公碑》，赵子昂撰并书兼篆额。至元十三年（1276年）刻，虽间有剥落，仅损笔画，不缺一字。《崇福寺碑》，赵孟撰并书，延祐七年（1320年）刻。在处州《今浙江丽水县》万象山。石颇完好。

当然，赵孟最为人称道的还是《胆巴碑》稿。

《胆巴碑》

《胆巴碑》全称《龙兴寺帝师胆巴碑》，又称《帝师胆巴碑》，元延祐三年（1316年）书写，刻石立于真定（今河北正定）龙兴寺。赵孟撰书并篆额。在书法界，比《胆巴碑》更为出名的是赵孟所书上石底稿。这份碑稿为纸本，楷书，纵33.6厘米，横166厘米，有乌丝栏。该帖通篇一气呵成，点画精纯，无一笔有懈怠之气。通篇基本为楷法，偶间行书写法，且上下血脉相连，自然流便。卷后有清姚元之、杨岘、李鸿裔、潘祖荫、王颂蔚、王懿荣、盛昱、杨守敬题跋，并钤有许乃普、叶恭绰等收藏印记。今藏故宫博物院。

第二节　明清碑刻

此时碑刻虽然品种数量都不少，形制也很壮观，内容也有时代气息，如出现了一些反映资本主义萌芽情况的碑刻等，但碑版本身无突出的、新的创意。明清两代书法家虽然众多，但世间更重其帖而鲜重其碑，故可称道者并不多。

明代碑刻

明代重要碑刻有：

1.《大明皇陵之碑》

《大明皇陵之碑》俗称《皇陵碑》，位于安徽凤阳明皇陵神道侧。危素撰文，并遣李善长诣陵立碑。朱元璋嫌文臣碑文粉饰之辞，不足戒子孙，乃亲自撰写碑文，立碑于神道之南。此碑巍峨挺拔，气势非凡，是一件不可多得的珍贵文物，也是研究朱元璋及元末农民起义的珍贵资料。

2.《马哈只碑》

《马哈只碑》位于云南晋宁县昆阳城月山西坡上，是我国明代著名航海家郑和于永乐三年（1405年）为他父亲马哈只立的墓碑。此碑碑文为大学士李至刚撰写，后带回家乡昆阳勒石立碑，至今字迹仍清楚。碑文记载马哈只的身世及家世。此碑为研究郑和家世提供了可宝贵的资料，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故被一些专家、学者所重视。

《马哈只碑》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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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和下西洋

郑和（1371—1433年），原姓马，小字三宝，云南昆阳（今昆明市晋宁县）人，回族。六世先祖赛典赤·赡思丁是元初来自中亚的色目贵族，是布哈拉国王穆罕默德的后裔，世奉伊斯兰教。曾任云南行省平章，追封为咸阳王。马姓就是“穆罕默德”姓氏的汉化。

小马和12岁当了宦官，之后进入朱棣的燕王府。在靖难之变中，他在河北郑州（在今河北任丘北，非河南郑州）立下战功。永乐二年（1404年）明成祖在南京御书“郑”字赐给小马和，改名为郑和，任为内官监太监，官至四品，地位仅次于司礼监。

从明永乐三年（1405年）开始，明成祖先后七次命郑和率领远航船队，访问了许多在西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国家及地区，加深了中国同东南亚、东非的联系。一直到宣德八年（1433年）四月，回程到古里时，郑和在船上因劳累过度过世。

3.董其昌书《通州军山新建普陀院记》

此记为董其昌崇祯三年（1630年）撰并书，真书。碑额双钩篆书十二字。书法端雅流秀。

清代碑刻

清代书法方面较受推崇的碑刻有：

1.翁方纲书《石钟山记》

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十月立。翁方纲楷书。碑额篆书“苏文忠公记”五字，书法精整敦厚。

2.《耕识图刻石》

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据元程摹楼《耕织图》刻石，共45图，其中耕21图，织24图。各图右方署画目及篆书五言律诗一首，旁附正楷小字释文，刻石构图简明，刻工刚劲。原石原存圆明园多稼轩贵识山堂，英法联军入侵时被毁坏一部分，后徐世昌攫为己有。徐世昌籍没后刻石曾流失在京郊农家砌作猪圈，20世纪60年代初归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现仅存刻石23块，其中两块已全磨泐，两块陈列于中国历史博物馆陈列室。《耕织图》展示了南宋农业生产、技术水平的概况，同时也揭示了地主残酷剥削农民的情景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