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古代少数民族文字碑刻

中国境内少数民族曾经使用和正在使用的拼音文字数量众多，形式多样。从文字学的角度，首先可以分为“他源文字”和“自源文字”两大类别。所谓“他源文字”是指一个民族借用其他民族现成的拼音文字，仅根据本民族语言的语音系统改变拼写规则、并在形体或书写方式上有所改变，从而形成的本民族文字；“自源文字”则是一个民族根据本民族语言的语音系统，自觉创造或借用其他民族文字的某些要素重新创造出来的民族文字。

第一节　北方少数民族汉字系文字碑刻

历史上，中国北方有多个少数民族曾经创制过汉字系文字，但后来都不再使用。主要有契丹大字、女真文和西夏文。

契丹大字碑刻

契丹大字记录的契丹语属于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可能和今天的达斡尔语比较接近。这种文字创制于公元920年，是辽太祖耶律阿保机下令由耶律突吕不和耶律鲁不古参照汉字创制的，是中国少数民族中问世最早的汉字系文字。契丹大字制成后应用并不广泛，而且由于辽对外实行严格的“书禁”制度，所以几乎没有流传下来。只有宋代王易出使辽国时曾经描摹了五个字，但经过辗转相抄，已经完全失真。契丹灭亡以后，女真人还借用了一段时间，直到1191年金章宗下令废止。另外迁徙到今天中亚地区的西辽也继续使用，直到被成吉思汗所灭。

契丹大字的总数应有3000多个，但今天见到的实际材料并没有这么多。契丹大字中有一些形体完全借用现成的汉字，这部分字可能是由于契丹语言中吸收了大量汉语借词、契丹人曾经长期使用汉字导致的，它们记录的很可能就是汉语借词，读音应当是契丹化的汉语音（类似今天外国人说的不太标准的汉语）。也有一些是根据汉字增减笔画而成；还有更多的是利用汉字的偏旁和笔画重新造的新字。对于后两者，它们的读音现在还不能确定。但估计应该有“音读”和“训读”这两种基本的借用方式。

契丹大字碑刻存世有限。比较著名的有：

1.《痕得隐太傅墓志》

原石下落不详，最晚应于2007年以前被发现。现中央民族大学中国民族古文字陈列馆收藏有同一墓主的契丹大字和汉文墓志拓片各一份。

该志刻于应历十年（960年），是目前发现的有准确纪年最早、保存最完整的契丹大字墓志铭资料。

墓主人痕得隐（汉文墓志作“应德”），其先祖为撒剌德·吼只（追封辽懿祖）。其他内容未获解读。

2.《北大王墓志》

《痕得隐太傅墓志》契丹大字（上）、汉文（下）拓片

北大王墓位于内蒙古自治区昭乌达盟阿鲁科尔沁旗昆都乡沙日温都。该墓在新中国成立前已被盗掘，墓志被弃置于墓室内。1975年冬，当地社员进山劳动时进入墓中，发现仅存的一合墓志，随即送至旗文化馆收藏。现存于阿鲁科尔沁旗博物馆。

墓志刻于重熙十年（1041年），青砂岩质。志盖上圆下方，呈圭形。中高94厘米、侧高70厘米、宽61厘米、厚7厘米，底部有榫。正面中央刻汉字篆书“北大王墓志”一行，背面正刻汉字21行。志石长方形，高96厘米、宽62厘米、厚6厘米。上刻契丹大字27行。志盖和志石形状不同，且第六行汉字底部还残存着契丹大字，所以志盖可能是利用原来某一块废弃的契丹大字石碑打磨而成。

墓主人耶律万辛生于972年，卒于1042年，重熙四年（1035年）被封为北大王。全志目前尚未完全解读。

3.《故太师铭石记》（墓志）

刻于重熙二十年（1051年），出土于日伪占领东北时期，原石出土地点及下落均不详。1939年为沈阳某古玩商店所购得，始为世人所知。

该志盖长宽各82厘米，纵横各以二平行雷纹带区分为九格，中间一大区刻字2行，行3字，为“故太师铭石记”6个汉字篆书，四角各线雕牡丹一株，其余四边雕刻十二属相，每边三个。身宽81厘米，长80厘米，刻契丹大字40行，行约54字，是迄今发现字数最多的契丹大字石刻。

《故太师铭石记》拓片

根据最新的研究，墓主人为敌辇·岩古木（辽玄祖次子，辽太祖伯父）的长子胡古只的子孙涅邻·刘家奴，因此墓志可重新定名为《可汗横帐孟父房涅邻刘家奴详稳墓志碑铭》。根据其中出现的纪年，墓主人生活年代至少是在统和二十年（1002年）到重熙二十年（1051年）之间。此外，文中还提到了辽太祖接受遥辇汗国末代可汗痕德·匿葛禅让的史事。志文其余部分尚未完全解读。

4.《静安寺碑》

《静安寺碑》发现于今内蒙古赤峰市元宝山区美丽河镇大营子村静安寺遗址附近，此处是辽代义州遗址，位于辽中京遗址（内蒙古宁城县大明镇）以北。静安寺遗址西北数十米有耶律昌允夫妇之墓。耶律昌允夫妇之墓西北约百米处有座海拔800米的塔子山。山巅上现存一座八角实心三层檐式辽塔。静安寺、耶律昌允墓、舍利塔分布在东南向西北的一条直线上。义州是耶律昌允的投下州，静安寺在古城址之东，舍利塔在古城址之北。

耶律昌允是辽太祖之弟耶律葛剌的后代，契丹名挞不衍·观音。耶律昌允曾经发宏愿修建寺院佛塔，但还没实施就于辽道宗清宁七年（1061年）病逝，他死后次年其妻与其子开始修建静安寺和舍利塔。直至咸雍八年（1072年）完工。故树立汉字和契丹大字的碑文记录此事。

此碑大约在明初被人移送到大宁城（现在的内蒙古赤峰市宁城县大明城），落在十家儿村。契丹大字的一面后来刻了两行汉字，一行为“洪武二十八年四月初一日占”；另一行为“中中所富户化戒占用”。此碑被《热河志》（乾隆年间修订）所记录，并误以为此碑和静安寺本身就位于大宁故城南十家儿村。民国时期又被移到了该县大城子镇内的一所学校的院子里。下课后，学生们经常在上面踩踏，使得本身就漫漶的碑文更加漫漶。此碑现存于内蒙古宁城县大明镇辽中京博物馆院内。

此碑含额通高2.96米，宽0.98米，厚0.235米。下面另有榫，榫宽0.51米，高0.18米。篆体汉字碑额“大辽大横帐兰陵郡萧氏建静安寺碑”的一面碑文为汉字20行。楷体汉字碑额“大辽大横帐兰陵郡夫人建静安寺碑”一面的碑文额为契丹大字四十行。两面碑文均已模糊不清。国家图书馆善本部藏有该碑两面的拓本，但其中契丹大字的拓片字迹模糊不清，应当是拓取时已经严重磨损。

其他较重要的契丹大字碑刻还有：《辽太祖陵残碑》、《萧孝忠墓志》、《耶律延宁墓志》、《萧袍鲁墓志》、《耶律习涅墓志》等。

女真文碑刻

女真文是金朝的官方文字，记录的是女真语，属阿尔泰语系满——通古斯语族，与后来的满语较相似。

女真人最初受到契丹和汉文化很大的影响。大致从阿骨打祖辈颇剌淑（后追尊为金肃宗）起始习契丹语；阿骨打本人已擅契丹语；在其被辽获俘后又学会了契丹文和汉文；他回到女真后便令子弟主习契丹文。金立国之初的内外公文交往几乎全用契丹文，但由于契丹文与女真语毕竟有较大距离，阿骨打即令曾习契丹字和汉字的臣僚完颜希尹和叶鲁仿契丹大字和汉字试制女真文字，并于天辅三年（1119年）诏令颁行，此即后世所谓女真大字。天眷元年（1138年），熙宗完颜亶参照契丹字创制颁布了另一种女真文字，此即后世所称女真小字。这时女真大字已经开始用于官方文件，而小字还待修订，直至皇统五年（1145年）才行初用。由于女真小字遗留下来的文献极少，只有两个牌符，所以现在一般都把女真大字径称为女真文。

女真文颁行以后，同契丹文、汉文一道并行金国境内。金亡后仅留居东北故地的女真诸部中尚有上层人士精通女真文，直到元代以后，他们同明朝政府交通往来时仍以女真文作表文酬答，明廷设四夷馆及后来的会同馆延人专习女真文以付通译需要，今两馆所编《女真译语》尚存。15世纪中叶，蒙古文化对女真人影响加剧，女真人渐习蒙语文并借以书写自己的语言，女真文终于弛废不传。直到16—17世纪中叶女真再度崛起，努尔哈赤下令参照回鹘式蒙古文创制了无圈点的老满文。

女真文字形有一部分直接仿照汉字楷书，或直接借用汉字字形、增减汉字笔画，或者利用汉字笔画重新造字。还有一部分借鉴了契丹文，也可能同时借鉴了契丹文记录契丹语的方式，即一个方块字记录一个词，而不管这个词是单音节还是多音节。

女真文文献形式多样，有图书、碑铭、铜镜、印鉴、题记等。其中属于碑刻的有：

《大金得胜陀颂碑》，金世宗大定二十五年（1185年）七月二十八日立碑，发现于今吉林省扶余县拉林河，现坐落在吉林省松原市扶余县徐家店乡石碑崴子屯，属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该碑曾两次折断，两次粘接复原。

碑由首、身、座三部分组成。碑首高79厘米，宽100厘米，厚38厘米，碑首浮雕四条蟠龙，龙身相交，龙首向下，龙目圆睁，龙须蠕动，栩栩如生。

正面龙身盘曲间留额心，镌刻“大金得胜陀颂”六个篆体字。碑身高177厘米，宽85厘米，厚31厘米，碑身左右边缘阴刻忍冬草纹饰，正面刻有汉字碑文815字，背面刻有女真文碑文33行1500余字；碑座为龟趺，长160厘米，高72厘米，宽97厘米。石碑全身高为328厘米。

《大金得胜陀颂碑》

碑文为金代第五帝世宗完颜雍追记先祖女真族杰出首领完颜阿骨打建国功业事。

《蒙古九峰石壁女真大字石刻》，金章宗明昌七年（1196年）立碑，上世纪80年代发现于今蒙古国肯特县巴彦霍特克苏木乡，共计9行140个女真文，旁有汉字石刻对译，皆有残损。

《奥屯良弼饯饮碑》，又名《泰和题名残石》，1206年二月初二立碑，碑文刻写内容为汉字记事、女真文题跋，在女真文、汉字两面记载内容有出入——在汉文记载的一面记录为金章宗泰和六年（1206年）农历二月二日。但背面的女真文记载则为金卫绍王大安二年（1210年）七月二十日——表明立碑日和题跋日并非同时。

《奥屯良弼诗碑》，又名《山东蓬莱刻石》，发现于今山东蓬莱，镌刻有一首带序的女真语七言律诗，序3行、诗7行，碑面共刻女真文约170字。

《海龙女真大字摩崖》，金宣宗贞祐四年（1216年）五月初五立碑，发现于今黑龙江省海龙县杨树林，只有女真文刻写。

《女真进士题名碑》，《宴台国书女真碑》，金哀宗正大元年（1224年）六月十五日为庆祝金榜题名的进士而立碑，最先立于金国太庙的宴台关，原在河南开封曹门外宴台河，后移至开封市文庙，今存于河南博物馆。碑文原为女真文——汉文对照，后汉文碑面于明代被磨去改刻河神碑，现仅存女真文碑面。

《柳河半截山摩崖碑》又名《大金太祖息马址碑》，发现于今辽宁省，碑文为女真文——汉文双面刻写，女真文刻碑左半面，汉文刻碑右半面，下半部碑面已脱落无法辨认，对此石刻的真伪问题存在不同意见。

《昭勇大将军同知雄州节度使墓碑》，发现于今吉林省舒兰县完颜希伊家族墓群中之一碑面上，只有一行共21字。

《北青大字石刻》，于黄虎年（推定为金宣宗兴定三年，1218年）七月立碑，发现于今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咸镜道北青县俗厚面仓城里的串山，只有女真文刻写，碑文五行。

《庆源女真大字碑》，立碑年代不详，原立于今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咸镜北道庆源郡东原面的佛寺（万官速寺）内，后于1918年移至韩国博物馆，此碑为四面女真文刻写，内容为叙述庆源寺历史。

《永宁寺记碑》，明成祖永乐十一年（1413年）七月立碑，记载永宁寺的起源，碑阴刻女真文与回鹘体蒙古文，碑阳刻汉文，碑侧刻六字真言。女真大字居右半部，由右至左纵向书写（左半部为蒙文，由左至右纵向书写），发现于今俄罗斯西伯利亚的黑龙江口的特林，今存海参崴远东博物馆。

《金上京女真大字劝学碑》，发现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外区巨源镇城子村附近的金上京古城遗址，推定为金世宗时期兴办女真字学的设施所立，碑刻11个女真大字、组成7个单词，译文为“文字之道、夙夜匪懈”。

《希里札剌谋克孛堇女真大字石函》，推定年代在金中晚期，石函前壁刻21个女真大字，译文为“希里札剌谋克孛堇毕黑里、移里闵卫将军黑肯之家族”。

西夏文碑刻

西夏文是西夏景宗李元昊在广运三年（1036年）命野利仁荣创制的文字，历经三年始成。所记录的西夏语，属于汉藏语系藏缅语族羌语支。西夏文制成后被定为“国字”，曾在西夏境内与汉文同时流行。西夏国灭亡（1227年）后西夏党项后裔仍有人使用。元至正五年（1345年），居庸关过街塔门洞内的六体文字石刻中，西夏文是其中一种。明初也曾刻印过西夏文经卷，如保定出土的两座刻有西夏文的石幢，建于明弘治十五年（1502年）。表明西夏文至少使用了四五百年。随着党项族逐渐融合于其他民族，西夏文也成为无人可识的死文字。逐渐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中。

西夏文共五千余字，都是模仿汉字的构字方法、借用汉字的基本笔画重新创制的。形体方整，笔画繁冗，用点、横、竖、撇、捺、拐、拐钩等组字，斜笔较多，没有竖钩。单纯字较少，合成字占绝大多数。两字合成一字居多，三字或四字合成一字者少。合成时一般只用一个字的部分，如上部、下部、左部、右部、中部、大部，有时也用一个字的全部。会意合成字和音意合成字分别类似汉字的会意字和形声字，约占总数的80%。部分译音字由其反切上下字的各一部分合成，类似拼音字。有的字以另一字的左右或上下两部分互换构成。两字多为同义字。象形字和指示字极少。书体有楷、行、草、篆，楷书多用于刻印，篆书散见于金石，行草常用于手写。

在西夏时期，上自佛经诏令，下至民间书信，均用西夏文书写。为方便人们学习西夏文，还印行了字典。

西夏的碑刻大多建于塔寺建筑、墓葬、桥梁等处。其中有西夏文的碑刻，有汉文的碑刻，还有西夏文与汉文合璧的碑刻和西夏文与藏文合璧的碑刻等。碑刻的书体主要是楷书和篆书。保存下来的碑刻数量不多，其中重要的有《凉州重修护国寺感应塔碑》、《黑水建桥敕碑》等。在西夏王陵也出土了一些西夏文和汉文的碑刻，但均有不同程度的残破。

《凉州重修护国寺感应塔碑》刻于西夏崇宗天祐民安五年（1095年），原矗立在凉州（即今甘肃武威）大云寺内。这是一座西夏文和汉文对照的碑刻，碑高2.5米，宽0.9米。这是一方西夏文和汉文合璧的碑刻，碑阳刻西夏文，碑额为篆书2行8字，意为“敕感应塔之碑文”，正文用西夏文楷书镌刻，凡1820字。碑阴用汉字镌刻，碑额亦为篆书，原有3行12字，上部已漫漶，残存“重修、寺感、碑铭”3行6字，正文为楷书。

武威西夏博物馆藏《凉州重修护国寺感应塔碑》

它是1804年由清代学者张澍发现的。张澍（1776—1874年），字百瀹，号介侯，甘肃武威人。嘉庆时考中进士，选翰林院庶起士。他曾在贵州、四川、江西等地做县官，又是一位金石、史地的研究学者，撰有《西夏姓氏录》、《西夏纪年》、《夏书》等著作。1804年张澍因病从贵州玉屏回到武威休养。一天，他和友人同去游览武威城北的大云寺，此寺始建于前凉，名为宏藏寺，至唐改名为大云寺，西夏时又改名为护国寺。张澍见大殿后有一碑亭，前后皆有砖块封砌得严严实实。问一老者也不知为何碑，只是说不能开启，若开启必遭灾祸。张澍想看个究竟，就请住持僧人拆其封，但住持怎么也不肯。张澍说，若有祸害，我辈承当，与住持无干，住持这才应允。于是请了几个民工将封砌的砖块开启，这才见到一座高大的巨碑。看那碑面的字体方整与今楷无异，但无一字可识。张澍在碑的阴面看到用汉字镌刻的碑铭，才知其意，并由此认定此碑乃是西夏碑。张澍不仅是第一个发现感应塔碑的学者，也是第一个明确识别出西夏文字的学者。

《凉州重修护国寺感应塔碑》镌碑铭无论西夏文、汉文都很秀丽工整。题名两侧各有线刻翩翩起舞的伎乐菩萨一身，碑端有云头宝盖，四周有线刻卷草纹装饰。碑铭记述的内容颇为有趣，它记述了自前凉张轨修寺建塔以来屡见灵瑞的情况。说西夏惠宗即位，某次羌兵来犯，是夜雷电大作，塔现神灯，吓退了羌兵。还特别写到天祐民安三年，凉州发生地震，佛塔发生倾斜，崇宗下令抢修，但还未动工，塔身竟自行恢复原位了，为此西夏皇太后、皇帝下诏重修、装饰佛塔并立碑纪事。这里讲的佛塔倾斜而复位，可能是余震所致，当时被认作佛塔显灵了。碑文语句朴实生动，文采斐然，西夏文碑铭虽然内容与汉文碑铭略同，但叙述方式不尽相同，其中有一段用四、七句对偶的骈文写成，很有特色。1927年武威又发生了一次大地震，大云寺和感应塔都遭到倾覆，毁于一旦，所幸感应塔碑总算得以保留，后被移至文庙，现藏于甘肃武威市博物馆。1961年国务院公布为首批全国文物保护单位。《凉州重修护国寺感应塔碑》是迄今发现的最完整的西夏碑刻，不仅镌刻上乘，书法精美，而且对研究西夏的历史和文化具有很高的价值，堪称瑰宝。

第二节　南方少数民族汉字系文字碑刻

中国南方少数民族创制的汉字系文字主要有“雷山苗文”、白文、方块壮字、方块侗字、方块布依字、老哈尼文和水书。有的至今仍在一些民族中间使用。其中形成过碑刻的有：

白文碑刻

白语属于汉藏语系藏缅语族。白文指云南白族及其先民用来记录白语的汉字式文字。其中绝大多数是直接照搬汉字，甚至读音也直接取汉语方言的读音，与白语的实际口语有不小差距。有一些被认为是白族自造的字符，实际上是近代的俗体汉字；其余少数公认的“白字”，在文献中出现的频率也很低，朗读时或为“音读”或为“训读”。因此白文还不能看作是一种纯粹的少数民族文字。

通过文献判断，在公元8世纪至13世纪中叶，云南洱海地区的南诏和大理政权已经采用汉字来记录本地少数民族语言了。白文的出现不晚于南诏末期，元代以后在民间普及开来。现在保存下来的白文石刻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有《段信苴宝立常住记》、《山花碑》和《杨寿碑》。

1.《段信苴宝立常住记》

《段信苴宝立常住记》位于云南省洱源县邓川镇新州后云弄山的石窦香泉，距县城25公里。石窦香泉有两大溶洞——南洞和北洞。《段信苴宝立常住记》摩崖碑就刻于南洞内约高3米处，全碑共413字，碑宽0.69米，高0.9米，文18行，行2～33字，楷书、阴刻。该碑是洱源县年代最早的元、明白文碑（汉字白语碑）。内容是记载捐田建寺的经过，所以又叫《舍田碑》。立碑者是大理段氏第十一世总管段宝，从碑文中提到的“至正三十年”断定此碑刻于明洪武三年（1370年）。此碑对研究古白语和当时的历史有重要价值。

2.《山花碑》

《山花碑》是大理收藏的一块已有530多年历史的古碑。碑高1.2米，宽0.5米，碑文竖写13行，行40字，其中第一行抬高一格，多一个字，最末一行少一个字，全碑共520个字。古碑上刻写的是白族传统的“三七一五”诗10首。这是白族诗歌独特的形式，每首八句，分两节，每节的前三句为七个字，后一句为五个字。这种民族传统的排列法，在白族群众中叫“山花体”，这块碑也就因此而得名，叫“山花碑”。

碑石上刻写的字，全是可认的汉字，但是，按照汉字的读音朗读简直莫名其妙，不知道说些什么，因此，有人把它叫做“白文碑”。其实，这是用汉字记下白族语言，只有用白族语言，加以翻译，才能知道碑文的内容。诗歌歌颂苍山洱海美不胜收的自然风光，诗句铿锵有韵，掷地有声，读着诗，大理神奇的“风、花、雪、月”，传神的苍山云海，洱海荡漾的千顷碧波，都一一呈现在眼前。但如果翻译成汉话，意思虽然也很明白，但已经失去了白语自然的韵味，不可复得。

碑文的作者，按照碑末诗句中的记载，名叫杨黼，生于明代，大理下阳溪人。他幼时读书万卷，但一直生活在民间，有不少著述，“山花碑”是他用本民族传统的诗歌形式，写成的歌颂家乡苍山洱海风光的山水诗。

方块壮字碑刻

《山花碑》全拓

方块壮字记录的是壮语，属于汉藏语系壮侗语族。方块壮字已经有1000多年历史，至今仍在使用。早在宋代的笔记史料中就有当地人采用“土俗字”的记载，这种“土俗字”指的就是方块壮字。

由于壮族历史上从没有对本民族文字进行过整理和规范，加上壮语方言复杂，所以各地壮民的用字习惯很不一致。因此方块壮字的数量至今仍未得到确认。总体说来，现在发现的方块壮字分为两类：一类是直接借用汉字，并采用“音读”和“训读”的办法记录壮语音阶；另一类则是自造新字，办法是采用一个汉字表示词义，作为“义符”，再加上另一个汉字表示汉语或状语的读音，作为“声符”，“义符”和“声符”组合起来形成一个形声字。目前，个别汉字作为广西状语地区的地名用字，已经被汉语字书收录。

方块壮字文献数量庞大，种类繁多。其中碑刻形式流传下来最早的是唐代的《六合坚固大宅颂碑》和《智诚洞碑》，晚近较多的还有清代的《廖士宽墓门碑》。

前两块唐碑均位于南宁市上林县的智诚遗址。

1.《六合坚固大宅颂碑》

《六合坚固大宅颂碑》位于南宁市上林县澄泰乡洋渡村麒麟山石牛洞。为碑刻残段，刻于唐永淳元年（公元682年），是壮族现存最早的摩崖碑刻，也是最早使用方块状字的文物。碑高95厘米，宽64厘米，包括序，四言颂诗三首，五言诗一首，内容为叙述修建大宅园原因，并称颂世袭土官所建六大宅之坚固，共17行，381字，字径1.5～2厘米，楷书。作者韦敬办，为唐岭南道澄州地区壮族部落首领、澄州刺史。

碑文从侧面反映了当时少数民族地区激烈的阶级斗争和交织在一起的民族斗争，是较早用汉文字记载壮族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状况的碑刻之一，对研究壮族历史、文化有着重要价值。

2.《智诚洞碑》

《智诚洞碑》全称《廖州刺史韦敬辨智诚碑》，位于南宁市上林县覃排乡爱长村石俭屯西北450米处的智诚垌古城址。古城建于公元634年至682年之间，城址分内城和外城两部分。总面积6.19公顷，周长1.7公里。城址遗迹现有城墙四道，城池三张，水井一口。地面遗物有石臼、石马槽、石磙、石碾，以及少量陶瓷器、砖、瓦残片等。《智诚洞碑》就是位于外城的一处摩崖石刻。

此碑刻于大周（即武则天所改立的武周）万岁通天二年[即神功元年（697年）]，碑高164厘米，宽78厘米，楷体，24行，1108字。内容是盛赞智诚山一带的风光形胜，颂扬当地壮族先祖韦敬辨的文治武功。此碑是研究古代壮族政治、军事、经济、哲学、宗教、文化教育等社会状况较为全面的实物资料，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科学价值和艺术价值。

3.《廖士宽墓门碑》

廖士宽墓位于广西宜州市安马乡古育村，是清代著名壮族歌师廖士宽的墓碑。墓主廖士宽生前才华横溢，演唱壮歌能够出口成章，远近闻名。他没有子嗣，养子又对他毫无情义，因担心自己无人送终，所以在生前预修生坟，并亲自用壮族特有的“勒脚歌”体写下了《哀叹身世之歌》（汉译名），刻成碑立于墓前，这就是《廖士宽墓门碑》。此碑所刻诗歌堪称壮族五言十二行勒脚歌的标本，在壮语文学中占有重要地位。

水书碑刻

水书是贵州省三都自治县水族人中流传的一种文字，记录的是水语，属于汉藏语系壮侗语族。水书的字符分为“象形字”和“符号字”两大类。其中象形字完全是水族自己创造的；符号字中有一部分借用了汉字。

水书

现存的水书文献都是近代传抄的占卜和巫术书，这些书籍和文字一般都掌握在水族“鬼师”手中，普通群众很少有人能够接触、掌握。

2006年5月12日，三都县文联的工作人员在地处都柳江沿岸的坝街乡羊瓮寨脚的树林中发现一块水书墓碑。该碑大约刻于清代早期，整个古墓碑组分上下两层，由17块大青石组合而成，虽然墓碑经历了多年的风雨洗刷，风化严重，但碑上文字图案仍依稀可辨。碑刻雕工精湛，造型独特，实属罕见。

主碑上方刻有一腾龙图案，龙图下方刻着许多残缺不清的水书。墓碑两侧伫立着六个兵俑守护，兵俑怒目而视，形态威严。墓碑正中有汉字“清故父□阿刘公之墓”，姓氏位置的字残缺难辨。

至于方块侗字、方块布依字和老哈尼文，由于历史上没有碑刻形式的文献流传下来，这里就不做介绍了。

第三节　中国少数民族印度系文字碑刻

印度系文字是古代印度文字及其在中亚、南亚地区数十种后裔文字的总称。印度文字来源于古代西亚的阿拉米文字，由于传入印度的时间和路线不同，产生了很多变体，最主要的有佉卢字母和婆罗米字母。

古代印度文字传入中国前后历经三次，传递路线各不相同。第一次是在公元6世纪以前，从中亚传入今新疆地区，遗留下来的有佉卢字母、于阗文和焉耆——龟兹文（后二者皆为斜体婆罗米字母的后裔）；第二次是在公元7世纪，从喜马拉雅山南麓传入西藏，直接影响了藏文，并间接决定了八思巴文的产生（最近的研究表明，朝鲜“谚文”的创制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八思巴文，因此也可以看做是印度系文字最远的变种）；第三次是在公元9-11世纪经南亚传入云南，导致了老傣文的出现。

其中佉卢字母和于阗文都没有碑刻文献传世，老傣文也仅有手写文献。根据西方学者的记载，焉耆——龟兹文有约200余条壁画题记和石窟铭刻，但研究和保存情况不明。藏文和八思巴文在我国历史上都有较重要的地位，也产生了大量碑刻文献，择要介绍如下。

藏文碑刻

藏文记录的藏语，属于汉藏语系藏缅语族藏语支。关于藏文的起源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佛教学者认为是吐蕃时代公元7世纪由国王松赞干布派遣大臣吞米·桑布扎到北印度学习佛法，回国后参照梵文字母创制的。但苯教学者则认为藏文完全是从象雄文演变而来。在发生学上，藏文与天城体梵文有许多相似之处，但并不像是从天城体直接发展而来的。自创制起至15世纪，藏文先后经过三次厘定，对于正字法和译法都有修正。三次厘定以后，藏文的拼写和书写结构最终定型，并一直沿用至今，而且衍生了多种书体。

藏文是拼音文字，由30个辅音字母和4个元音字母组成，字母本体均来自梵文。另外，还保留了梵语当中有但藏语没有的字母，专门用于翻译佛经。因此，增补这些专用字母以后的藏文字母与梵文字母有完全的对应关系，二者之间可以直接实现转写。

藏文的传世文献非常丰富。其中最大宗的是藏文大藏经《甘珠尔》和《丹珠尔》两部分。此外，其他诸如目录、史书、经书、语言文字、文学、因明学、医药学、天文历算无所不包。其中碑刻文献中较重要者主要集中于吐蕃时期。最为著名的是《唐蕃会盟碑》。

《唐蕃会盟碑》，又名《长庆会盟碑》、《甥舅和盟碑》等，古代藏文文献称之为《逻娑碑》，树立在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大昭寺门前，立于823年，时为唐朝长庆三年、吐蕃王朝彝泰九年。

唐朝长庆元年（821年），唐朝唐穆宗李恒登基，吐蕃赞普赤祖德赞先后两次派遣使臣前来祝贺，后又派人到唐朝首都长安请盟，唐穆宗同意会盟。当时正值唐与吐蕃双双衰败之际，为了各自集中精力应付内部严重危机，因此双方遂决定停止构兵、互相扶助。长庆元年九月，唐穆宗命宰相及大臣共17人与吐蕃使团于长安西郊会盟。唐穆宗又派正使刘元鼎、副使刘师老与吐蕃使者论讷罗同赴吐蕃王朝首都拉萨，于长庆二年四月（822年）到达拉萨。长庆二年五月，双方在拉萨设盟坛会盟。长庆三年在长安、惹刹（即大昭寺）和唐蕃交界处（藏文史书记载为“梅如”地方）树立三块同样的石碑。唐朝派杜载为使臣，率领使团来到拉萨参加了长庆三年二月十四日在大昭寺前举行的该碑落成典礼。其他两块同样的石碑已经湮灭，今只余该碑，被国际学术界誉为“目前人们所知道的亚洲最重要的铭文纪念碑”。

《唐蕃会盟碑》

该碑四面均有铭文。其中西面为碑阳，刻有盟约文本，为汉文和藏文两体文字，藏文为左半部分，横书，汉文为右半部分，自右至左竖排；北面为吐蕃参与此次会盟的官员名单，共17人，上为藏文，下为姓氏与职衔的汉字译音；南面为唐朝参与此次会盟的官员名单，共18人，上为藏文，下为汉文；东面为碑阴，全部为藏文盟词。

碑文首先阐明结盟始末，然后追述和赞扬了历史上藏汉两族的友好往来和亲密关系。这些友好往来的记述，虽然偏重在统治阶级上层的来往，却是当时汉藏两大民族亲密团结的象征，表现了历史的真实，反映了人民的愿望。文词也恳切真挚。碑文还检讨了过去某些“弃却友好，代以兵争”的不愉快的事件，谴责了“开衅”的“边将”。最后点题：“……圣神赞普赤祖德赞陛下……乃与唐主文武孝德皇帝舅甥和叶社稷如一统，情意绵长。结此千秋万世福乐大和盟约于唐之京师西隅兴唐寺前。”

自从这次盟誓以后，唐朝与吐蕃之间的纠纷基本结束。它说明和盟适应了唐蕃社会的发展需要，符合了当时汉藏两大民族人民的愿望，体现了汉藏两大民族友好关系的进一步加强，顺应了历史的潮流。

盟约的文字朴实无华，通俗流畅，即使千余年后的今天读之，仍然朗朗上口。行文气势浑厚雄壮，结构细密严谨，反复强调“和叶社稷如一统”，表达了迫切的心情、真诚的意愿，体现了高度的表达技巧，是藏族文化高度发达的有力证明。

甥舅会盟碑文，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极高的思想性和朴素优美的文采。无怪乎刻载盟文的石碑千余年来在拉萨大昭寺前巍然矗立，受到人民的景仰，成为汉族与藏族人民团结、友好的历史见证。

其他重要的藏文碑刻还有：《达扎鲁恭纪功碑》、《第穆萨摩崖》、《谐拉康碑》、《赤松德赞墓碑》、《噶迥寺建寺碑》、《桑耶寺兴佛证盟碑》和《楚布江浦建寺碑》等。

这些碑刻基本反映了厘定之前、吐蕃时期古藏文和古藏语的原始面貌，在语言学、文字学和文献学上具有无可估量的价值。对于这些古代藏文碑刻，最为全面、系统的整理和研究是由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东亚语言系教授、夏威夷大学语言系教授李方桂先生在上世纪80年代以前完成的。1987年，经过李方桂先生的学生——美国学者柯蔚南（South Coblin）的整理，以《古代西藏碑文研究》为题，作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九十一”，在台北出版了英文本。2007年，经清华大学王启龙教授翻译的中文本作为《李方桂全集》第九卷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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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中央研究院（Academia Sinica，简称中研院）是民国时期中国最高学术研究机关，1927年4月17日由李石曾提议设立，6月9日正式宣告成立，首任院长为蔡元培。

历史语言研究所是研究院成立较早的所之一，1928年在广州成立，首任所长傅斯年。次年迁北平，所址在北海静心斋。1936年迁至南京鸡鸣寺。

该所先后设历史、语言、考古、人类学四个组，集中了当时一批著名学者，如陈寅恪、赵元任、罗常培、李方桂、李济、董作宾等，一方面继承了乾嘉学派治学精神，一方面汲取了包括西方近代新史学、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在内的研究方法，在历史、语言、考古等许多领域都有卓著贡献，取得了世界瞩目的重大成果。重要出版物有《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此外，还有《专刊》、《单刊》、《集刊外编》、《史料丛刊》、《田野考古报告》、《人类学集刊》、《中国人类学报告》等。抗日战争爆发后，该所辗转于长沙、昆明，1940年迁四川南溪李庄，1946年迁回南京。1949年全部迁至台湾。

除史语所外，中央研究院的数学研究所也部分迁台，其余研究所皆留置大陆，并成为中国科学院的主体。“文革”期间中断。1978年，人文社会科学诸研究所恢复，并独立组成新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自然科学诸所仍沿用中国科学院名称。

中央研究院也有少量研究所在台湾重建并保留原称，直接隶属于台湾当局，现位于台北市南港区，是现台湾地区最高学术研究机关。

八思巴文碑刻

八思巴文是蒙元时期一度采用过的一种文字，是元世祖忽必烈命令他的国师——藏传佛教萨迦派喇嘛八思巴创制的，目的是“译写一切文字”。拼写汉语时，一般副以汉字；拼写蒙古语时，一般副以回鹘式蒙古文。同时还可以直接转写藏文，并可以按照藏文转写梵文的规则来转写梵文。此外，还由极个别记录维吾尔语、波斯语的文献流传下来。八思巴文于1269年制成，并开始在全国推广。徐达攻破元大都以后，“北元”政权仍然沿用了一段时间，但最终被废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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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思巴

八思巴（1235—1280年），原名洛追坚赞，号八思巴（圣者），藏传佛教萨迦派第五祖。八思巴从小聪慧好学，8岁时能向人们讲经。

10岁左右，八思巴跟随伯父萨迦班智达（萨迦派第四祖）赴凉州与蒙古汗王阔端谈判。八思巴17岁时，被萨迦班智达临终任命为法位的继承人。萨迦班智达去世后，八思巴开始担任萨迦寺主持和萨迦派教主职位，从此逐步成为代表西藏地方势力的显赫人物，对西藏地方乃至元朝中央政权起过重大作用。

1253年，八思巴应召谒见忽必烈，忽必烈夫妇及其子女共25人先后在八思巴前受密宗灌顶。忽必烈向八思巴奉献财宝作为灌顶的供养。1255年，八思巴回藏从康区迎请那塘堪钦札巴僧格受比丘戒。不久，又返回上都。1258年，蒙哥汗命忽必烈在上都的宫殿隆重举行了佛道辩论会，两派各参加17人，佛教方以时年23岁的八思巴为首。辩论以道教一方承认自己失败而告终，十七名道士削发为僧，少许道观也随之改造成佛教寺院。

1260年，忽必烈继任蒙古汗位，封八思巴为国师，赐玉印。264年，忽必烈迁都大都（今北京），在中央政权内设置总制院，掌管全国佛教和藏族地区事务，又命八思巴以国师的身份兼管总制院事。1265年，八思巴返回西藏，居留三年，设立了以萨迦派为首的西藏地方政权机构。其间还奉忽必烈之命创制“八思巴字”。

1270年，忽必烈晋升八思巴为帝师，并更赐玉印。封号全称为“普天之下，大地之上，西天子，化身佛陀，创制文字，护持国政，精通五明班智达八思巴帝师”，又称帝师大宝法王，简称帝师。

1276年，八思巴从大都抵达萨迦寺，此次八思巴返藏，由太子真金护送，在途中专为真金著述并讲授了《彰所知论》。1277年，八思巴在后藏的曲弥仁摩（纳塘寺附近），举行聚集七万僧众盛大法会，史称“曲弥法会”。1280年，八思巴在萨迦寺拉康拉章英年早逝，享年46岁。

八思巴在萨迦寺圆寂后，忽必烈又赐封号为“皇天之下一人之上开教宣文辅治大圣至德普觉真智佑国如意大宝法王西天佛子大元帝师”。1320年，元仁宗下诏，在全国各路建造八思巴帝师殿，以为纪念。

八思巴文的形体基本仿照藏文字母制成，最初共设计了41个基本字母，同时，为了适应不同语言的要求，又陆续增补了一些字母，据统计共有57个字母。八思巴文在拼写时遵循了回鹘式蒙古文的习惯，由上至下拼合，直行书写，从左向右转行；但又保留了藏文的拼写习惯，分音节连写，且不标记声调。分音节连写，虽然适用于汉语，但不适用于蒙古语；不标记声调，虽然适用于蒙古语，但不适用于汉语。这种不适应是八思巴字最终不能沿用的内在原因。

八思巴文的文献数量很多，仅碑刻就有几十通。但这些碑刻多为皇帝颁发的圣旨或皇太后或诸王颁布的令旨，篇幅短小，言语刻板，内容多又重复。其中年代最早的属《龙门建极宫碑》。

《龙门建极宫碑》原位于陕西韩城龙门口神禹庙，因该庙在元代的正式名称为“建极宫”，故现在定名为“《建极宫碑》”。此碑两面分刻。碑阳为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十二年（1275年）圣旨，八思巴字拼写汉语。二截刻。上截八思巴字楷体圣旨14行，下截汉字正书释文16行。内容是关于光宅宫真人董若冲在荣河、临汾起盖后土、尧庙禁约骚扰等事。

《龙门建极宫碑》碑阳圣旨拓片

碑阴为安西王忙哥剌鼠年（至元十三年，1276年）令旨，八思巴字蒙语二截刻，上截八思巴字楷体蒙古语令旨23行，下截右起汉字正书白话译文23行。为忽必烈之子——安西王忙哥剌禁止闲杂人等骚扰光宅宫真人董若冲管领的后土、尧、禹庙诸事。

由于是迄今发现最早的八思巴字碑刻，故该碑在八思巴字研究领域有重要地位。1907年，法国著名东方学家沙畹在韩城发现此碑，此后不知何时佚失，仅存拓片。

第四节　中国少数民族粟特系文字碑刻

粟特系文字也来源于阿拉米字母，是古代粟特文及其在中亚地区几种后裔文字的总称。粟特文字自公元前3世纪进入中国，到公元8—9世纪派生出回鹘文，并被其取代；13世纪，蒙古人在回鹘文的基础上创制了回鹘式蒙古文；16世纪末叶，满洲人以回鹘式蒙古文为基础创制了满文；至18世纪又由满文派生出锡伯文。

这里还要附带说一说突厥文。突厥文并不属于粟特系文字，它们之间只是“远亲”的关系。突厥文的来源也是阿拉米文字在中亚的某种变体。但因为在我国境内还没有发现与突厥文同系属的文字，所以我们把它合并到粟特系文字下面来介绍。

粟特系文字和突厥文都保留了大量的碑刻文献。虽然这些碑刻现在多在境外（以蒙古国最多），但这些碑文的内容往往与中国历史密切相关。因此，我们不妨把它们看作广义上的“中国古代”碑刻。

粟特文碑刻

粟特文记录的是粟特语，属于印欧语系印度——伊朗语支，现已消亡。传入中国的粟特文有三种字体。它们字母数量不同，但大同小异，分别用于书写不同宗教的文献。其中标准体有17个，用于书写佛教文献；摩尼体有29个，用于书写摩尼教文献；古叙利亚体有22个，用于书写基督教文献。

粟特文是典型的辅音文字，不能准确记录元音，最初的行款是从左向右横写，后来开始出现了自上而下竖写的。

现存粟特文文献以敦煌和吐鲁番两地出土的纸质文书为主，碑刻中带有粟特文的是《九姓回鹘可汗碑》和《塞维列碑》等碑刻，其中前者最为著名。

《九姓回鹘可汗碑》是中国古代漠北回鹘汗国时期的碑刻，立于唐元和九年（814年）。清光绪十六年（1890年），由芬兰民族学家、考古学家A.O.海凯勒发现于今蒙古国杭爱省的喀喇巴喇哈逊（黑虎城）附近柴达木河畔，通过碑文可知，此处就是回鹘汗国曾经的首府。

《九姓回鹘可汗碑》残石拓片

碑文分别用粟特文、突厥文和汉文3种文字铭刻。因年代久远，碑铭面损坏甚重，保留下来的字数较少，特别是碑阴粟特文的一面剩下仅半块稍多点，突厥文部分也仅保留三角形似的一小块；而碑阳汉文部分则保存的比较完整，但已碎为8段，碑铭存22行。

立碑者为回鹘内宰相颉于伽思，汉文的撰写人为伊难主和莫贺达干。

碑文内容主要记述回鹘汗国建国后至第九世可汗——爱登里罗汨没蜜施合毗伽可汗（译意为“天赐福神武智慧可汗”，唐朝封号为“保义可汗”）在位时（808—821年）的史事，包括：追叙前代葛勒可汗（747—759年）、牟羽可汗（759—780年）参加平定唐朝安史之乱的功勋；颂扬牟羽可汗从中国内地传播摩尼教于回鹘地区，使回鹘人改变了旧的萨满教的信仰，新的摩尼教不但传播漠北，而且西达天山，在长安、洛阳以及长江流域普遍地建立了摩尼庙；回鹘保义可汗出兵西域，与当时吐蕃展开斗争，帮助唐王朝保卫北庭（今新疆吉木萨尔北破城子）、龟兹（今新疆库车县一带）等新的功绩。

此碑是研究早期回鹘史的重要材料。

回鹘文碑刻

回鹘文记录的是今天维吾尔、哈萨克和柯尔克孜等民族的先民使用的回鹘语，属于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回鹘文从粟特文脱胎而来，但表音能力有了明显提高。这是因为回鹘文增加了五个元音字母，字母总数达到23个，文字性质也变为真正的音素文字。

截至15世纪以后逐渐废弃之前，回鹘文文献大量产生。其中属于碑刻类的有：

《大元肃州路也可达鲁花赤世袭之碑》刻立于元至元二十八年（1292年），碑高2.26米，宽0.91米。碑正面阴刻汉文，背面为回鹘文。汉文大部分保存完好，可以辨读；回鹘文分化严重，许多字已经剥落，无法辨认。

碑文内容记叙了西夏遗民举立沙家族几代人，在蒙古军队攻打西夏肃州时的举动和在整个元代时期的活动。成吉思汗率军征西夏，围困肃州，久攻不下。城内维兀氏族大户举立沙，偷开城门，将肃州献给了蒙古军。又帮助蒙古军剿灭西夏，以致战死。成吉思汗封举立沙的儿子阿沙为肃州路达鲁花赤，而且作为世袭。这些记载多是史籍缺载，或与史籍记载不同，对史籍有补正的作用。因此显得极为珍贵。

此碑明初切割为两块，镶嵌在酒泉城东门两边。1943年西北科学考察团途经此地，被考古学家向达等发现，开始引起重视。现保存在甘肃省酒泉市博物馆。

除此以外，比较著名的还有《有元重修文殊寺碑》、《亦都护高昌王世勋碑》等。

回鹘式蒙古文碑刻

公元1204年，成吉思汗征服了乃蛮部，俘获了乃蛮掌印官——维吾尔人塔塔统阿，命他尝试用回鹘文记录蒙古语，从而形成了蒙古最初的文字。元朝建立以后，著名学者搠思吉斡节尔又对之进行过规范，成为能够基本适应蒙古语的文字系统。这种回鹘式蒙古文一直沿用到17世纪，此后经过改革成为现代蒙古文，仍通行于我国蒙古族群众中间。

回鹘式蒙古文碑刻现存十通左右，其中最为著名的是“成吉思汗石”和《忻都王碑》。

1.“成吉思汗石”

“成吉思汗石”又称《也松格碑》，最初发现于今蒙古国额尔古纳河上游。19世纪初，俄国人将其移至尼布楚，毁为两段；又于1832年转运至圣彼得堡，现藏于著名的圣彼得堡爱尔米塔什博物馆。

此碑为成吉思汗之弟哈撒尔的次子也松哥所立，无题识年款。经推断当立于1225年左右。碑文为5行回鹘式蒙古文，内容记述的是成吉思汗西征班师途中，于不哈速赤忽召集全蒙古那颜聚会，也松哥在会上射出335步远，并命中目标的盛况。

《也松格碑》照片与拓片

这道碑刻对于研究蒙古族早期的历史、文化、语言和文字都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2.《忻都王碑》

《忻都王碑》全称《大元敕赐追封西宁王忻都公神道碑铭》，立于1362年。1911年被发现，现存甘肃武威西北石碑沟。碑高565厘米，宽149厘米，厚45厘米。碑阳32行楷体汉文；碑阴54行回鹘式蒙古文。

碑文内容主要是记录突厥人忻都一家五代的生平事迹以及功名荣宠。

此碑对于研究元代西北地区的历史和14世纪蒙古语和蒙古文有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