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碑刻在内容上的分类

碑刻在内容上的分类形式多样，墓碑是陵墓之前标示性的碑刻，功德碑是记功载德或颂扬政绩的碑，还有脍炙人口的无字碑等。根据内容的不同，相对应的碑刻也体现着不同的深远意义。下面分别加以介绍。

第一节　墓碑、神道碑与祠庙碑

墓碑、神道碑与祠庙碑是中国历代碑刻中数量最庞大的一种。

墓碑

墓碑就是陵墓之前标志性的碑刻。在汉代以前，其主要内容是镌刻墓主人的身份和姓名。汉代著名的墓碑有《袁安碑》、《孟孝琚碑》、《景君碑》、《郑固碑》、《孔宙碑》、《夏承碑》、《鲁峻碑》、《尹宙碑》等。下面择要介绍。

1.《袁安碑》

《袁安碑》全称《汉司徒袁安碑》。东汉永元四年（公元92年）立。原石出土地点不详，1929年在河南偃师县城南辛家村发现，现藏河南省博物馆。碑高1.53米，宽约0.74米。篆书，共10行，满行16字，第8、10两行不满。下截残损，每行各缺1字，现存行15字，共计139字。碑中间有穿，位置较低。碑文内容记袁安一生仕历，与《后汉书·袁安传》记载大致相同。碑上无撰书人姓名。碑侧有明万历二十六年题字。

《袁安碑》局部

碑发现较晚，锋颖如新，书法浑厚古茂，雄朴多姿；字体结构宽博流畅，笔画较瘦，是汉代篆书的典型代表。

2.《景君碑》

《景君碑》全称《汉益州太守北海相景君铭》，又名《北海相景君碑》。东汉汉安二年（143年）立，形制比较完整，有额，下面有座，有碑穿，是形制完整的最早的一块汉碑。高288厘米，宽105.6厘米。碑阳篆额“汉益州太守北海相景君铭”2行12字；碑文17行，行23字，共561字；碑阴有隶书立石人54人题名，包括官职、住址和姓名。存山东济宁。碑文记景君殁后，门下属吏慕其德而为之树碑之事。

景君名遽，是汉功臣景丹的第五代族（从）孙，北海任城（今山东济宁）人。曾任河北大名县司农，益州太守，北海（今昌乐县西）相。汉安二年秋病逝。

碑字隶书结字多取扁形，此碑一反常态，结体均呈稍长方形，结体宽博，笔画平直方劲，通篇显得紧密稳实，没有疏松纤弱的感觉。该碑的书法结构淳古、风神飘逸，属于隶书中的佳品。在线条的表达上，多参篆籀之意，尤其是竖画，多为悬针，以平直方劲的笔法，使有凌厉万钧之气势。代表了从篆到隶过渡的书体，对于人们研究书法艺术、研究汉字的演变规律，有着重要的意义。可以说该碑开启了初唐欧阳询楷书结构偏长的先河。

3.《孔宙碑》

《孔宙碑》全称《汉泰山都尉孔宙碑》。汉延熹七年（164年）立。有穿。额篆书（阳文）“有汉泰山都尉孔君之碑”2行10字。碑文15行，行28字。碑阴额篆书（阳文）“门生故吏名”五字，下隶书题名三列。存山东曲阜孔庙。

《孔宙碑》全拓

碑主人孔宙，字季将，孔融之父，孔彪之兄，孔子第十九代孙。历官郎中、都昌长、元城令、泰山都尉，卒于延熹六年正月，年61岁。死后，门生故吏勒铭颂其德。是碑自欧阳修《集古录》收载之后，代有著录，对后世影响较大。其书风属方整秀润一路，与《史晨》、《乙瑛》、《华岳庙》诸碑相近。结字中宫绵密，左右开张，横画甚长，波磔分明，用笔圆转遒丽，有篆书意味。碑阴字尤方正蕴藉，与碑阳之字非出一人之手。明清以来，金石书家多称誉之。

4.《夏承碑》

《夏承碑》全称《汉北海淳于长夏承碑》，又名《夏仲兖碑》。东汉建宁三年（170年）立于河北永年，14行，行27字。自元王恽始定为蔡邕书，此后诸家多沿其说，然实无确据。

按照赵明诚《金石录》的记载，词碑在南宋初年尚称完璧，明成化十五年（1479年），广平知府秦民悦发现此碑仆倒于府治后堂，遂于堂之东隅建“爱古轩”以覆之。但碑之下半截110字，已为后人剜剔。至明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因筑城为工匠所毁。越二年，知府唐曜乃于漳川书院（紫山书院）取旧拓重刻，置亭中。重刻碑高259.2厘米，宽124.8厘米，文13行，行35字。有额，碑末有“建宁三年蔡伯喈书”1行8字及唐曜重刻题记，皆正书。

据称存世唯一比较可信的原石拓本，为明无锡华夏（字东沙）真赏斋本，缺30字。有翁方纲长跋，世称孤本。存世其他拓本多系重刻拓本。

碑主夏承，字仲兖，其祖、父及兄皆居显位。夏承有文德，累任县主簿、督邮、五官掾功曹、冀州从事等职，官至淳于（故址在今山东安丘县东北三十里）长。建宁三年六月卒。

据拓本，此碑阳文篆额，结字奇特，在隶书中参入篆书结体，别为一格。碑字逢点皆出锋为之，平横的起笔亦时取侧锋。结构多呈长方形，骨气洞达，神采飞扬。

5.《尹宙碑》

《尹宙碑》全称《汉豫州从事尹宙碑》，又名《尹宙碑额》。东汉熹平六年（177年）四月立。高192厘米，宽89.6厘米。14行，行27字；碑阴有元皇庆三年题记。

《尹宙碑》拓片局部

此碑首次出土于元皇庆元年（1312年）正月。当时汴梁路（今河南）鄢陵县达鲁花赤阿巴赤，以重修孔子庙广求石材，于洧川（今河南洧川县境）发现此石，移至鄢陵孔庙内。后不知何时又没入土中。明嘉靖十七年（1538年），一说万历间（1573—1619年），因棺水泛涨，岸崩而重出，复迁回鄢陵孔庙。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对该碑的保护十分重视。1990年，河南省文物局曾拨专款对碑体进行保护，对文庙戟门进行维修，使这通珍贵的汉碑得到了较好保护，今庙已改为县立第二中学。

碑石初出土时字基本完整，一字不缺。至乾隆时，全碑仍自完好。嘉庆间拓本则“德寿不”等字已泐。目前碑额篆书“汉豫州从事尹公铭”8字，仅存“从、铭”二字。

书法方整浑穆，万经《分隶偶存》评为“汉碑之尤者”。

碑主人尹宙，字周南，河南鄢陵人。博通经传。历任郡主簿、督邮、五官椽、功曹、守昆阳令、州辟从事等官职，官至豫州（在今安徽亳县）从事。汉灵帝熹平六年（177年）四月他因病逝世，终年62岁。

《尹宙碑》结体内紧外拓，笔画细瘦圆健，整篇碑文为隶书，体势近似楷书。字体风格工整中透出俊逸洒脱，统一中富于变化，颇具秦小篆之遗风。行笔一波三折，有金石之气。结体顾盼有神，若群鹤起舞，堪称汉碑中的上乘之作。

神道碑

神道碑起自北朝。北朝特注重风水，风水家们以南方为神道。其实神道即是向南的墓道，因而在神道上立碑，即为神道碑。隋统一以后，神道碑与墓碑逐渐混为一谈，不加区别。在碑文中一般均称“神道碑”。

1.《高力士神道碑》

高力士死后，唐玄宗遗诏命陪葬于自己的泰陵。大历十二年（777年），高力士墓前立碑一方。

在历年战乱中，碑石遭受破坏，根据清钱大昕《潜研堂金石文》的记载，此碑在200多年前已残缺，只存上半部分。值得庆幸的是，1971年在蒲城县金粟山泰陵附近，找到残碑的下半部分，现已接对完好，高力士碑碑身为纯色大青石，高4米，宽1.5米。碑文共30行，每行55字，共1650字。碑额题“大唐故开府仪同三司赠扬州大都督高公神道碑”。京兆府户曹参军李阳冰篆写。正文为翰林待诏张少梯书。此二人均系当时著名书法家，笔力苍劲。

2.《宋神道碑》

此碑是唐代名相宋瞡的神道碑，全称《大唐故尚书右丞相赠太尉文贞公宋公神道之碑》，坐落在河北省邢台市桥西区东户中学院内。因碑文是唐代大书法家颜真卿撰写并书丹，所以不仅是研究宋瞡的珍贵历史文物，同时也是研究颜鲁公书法的珍贵资料，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2006年6月，国家文物局将宋瞡碑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碑高4.08米，宽1.6米，厚0.47米，碑的正面、阴面和左侧刻有颜真卿书写的盈寸楷体，洋洋3000余言。碑首半圆形，浮雕缠尾四龙，矫健雄浑。碑额方形，正中篆书阴文“大唐故尚书右丞相赠太尉文贞公宋公神道之碑”20个大字。原有仰首赑屃碑座，上刻褡裢花纹，庄严稳重，今已逸失。全文尽述宋瞡“历仕三朝，刚直不阿”的荣耀事迹。碑文题后结衔：“金紫光禄大夫行抚州刺史上柱国鲁郡开国公颜真卿撰并书”。碑的左侧镌刻的是此碑建立6年后（大历十三年，即778年），又由颜真卿补记的宋瞡的生平事迹。碑的右侧镌刻的是明朝人方思道记述宋瞡碑倒伏后重新树立起来的经过。

全碑字体端庄，气势开张，用蚕头磔尾的隶法于捺笔首尾，结体字大充格，磅礴大气。颜真卿书写此碑文时年65岁，书法艺术炉火纯青，故此碑是他成熟的传世名作之一。

3.《司马温公神道碑》

《司马温公神道碑》位于山西夏县水头乡小晁村司马光墓前，坟茔占地3公顷余。墓葬分茔地、碑楼、碑亭、碑碣、余庆禅院等几部分。茔地位于右翼，禅院位于左翼，碑楼在最前方。碑楼高大壮观，《司马温公神道碑》就在碑楼内。

司马光病逝后，苏轼于哀痛之中当即撰写了长达12000余字的《司马温公行状》，接着又奉诏撰写了《司马温公神道碑》，对司马光的一生作了全面的叙述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苏东坡与司马光虽然政见有分歧，但他高度赞赏司马光的人品，尤其是身为朝廷重臣，但两袖清风的廉政精神。

蔡京之弟蔡汴和章悼等人重新上台执政以后，对过去与他们持不同政见的官员肆意罢免或降职。他们首先发难司马光，弹劾他“诬谤先帝，尽废其法，当以罪及”，逼迫宋哲宗追究司马光的罪过。他们要求以司马光陵掘墓、破棺、暴尸，以泄私愤。宋哲宗对他们的请求没有采纳。但是，却下令追回对司马光的赠谥，毁掉“忠清粹德之碑”。当时，碑身被打为四段，碑文也用铁锤毁坏，而后挖坑掩埋。

金代摹刻的《司马温公神道碑》

约50年后，埋碑处生长杏树一株，形状奇特。时间已到南宋与金对峙时期，河东一带属金人统治范围。金皇统八年（1148年），夏县县令王庭直拜谒司马光墓时，发现杏树旁有碑座龟趺，便命人掘地寻找当年残破的断碑。果然在杏树旁发现宋哲宗御篆碑额“忠清粹德之碑”，以及残碑的碑文。以后，在司马光族人的帮助下，将残碑磨制为大小相等，并依照寻访到的原碑拓片文字，予以缩小摹刻，镶嵌在碑堂内。残碑共为五段，其中四段依苏轼手迹摹刻，一段则为王庭直关于碑石的来历记载。由于碑石源于杏树，故又名“杏花碑”。

4.《韩世忠墓神道碑》

苏州市西南郊灵岩山西麓，有宋代抗金名将韩世忠及其四位夫人的合葬墓。该墓的神道碑十分有名，其碑体之巨，碑文之长，世上罕见，有“天下第一碑”之誉。神道碑位于韩世忠墓的东侧，坐东朝西面对神道。碑身与龟趺的总高度有3丈多（约合10米多），碑额为宋孝宗赵慎御题“中兴佐命定国元勋之墓”10字，每字有1.2尺见方。碑文由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赵雄撰写，尚书侍郎直学院侍讲周必大手书。全文分88行，每行150字，共计13200字。此碑于1939年6月被大风吹折。1946年5月，灵岩山妙真和尚邀集地方人士及韩世忠后裔，网罗资金，招工将神道碑断块分两段用水泥等制成混凝土嵌铁箍胶结，重新竖立于原处，受制于资金与技术手段的局限，这次修整未能将神道碑重立于龟趺之上，重现昔日神碑雄姿。碑原高三丈，现为一丈三尺（4米多）。据介绍，石碑未倒之前，已进行了拓片，碑刻全文现保存在苏州市碑刻博物馆，此碑石之巨、碑文之长，堪称“天下之最”，其价值甚至超过了韩世忠墓本身。

近年来，苏州市吴中区为保护这一价值连城的文物，建造了一座碑亭，用以遮风挡雨。

祠庙碑

祠庙包括主要供奉和祭祀祖先的家庙、宗祠，也包括供奉和祭祀忠臣良将、清官及文化名人的庙堂。这些祠庙一般都有碑刻。有时甚至祠庙已经倾颓而石碑独立于世，因此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历史上较有名气的祠庙碑有：

1.《西门大夫庙记碑》

该碑现嵌于安阳县北15公里的西门豹祠遗址碑墙里。东汉时为怀念西门豹为邺令的政绩，在此修祠盖庙，后经历代修葺，清代毁于兵火，仅存此碑。

北宋嘉祐元年（1056年），马益任邺县令，次年其兄马需撰《西门大夫庙记》，为马益立碑，碑高1.73米，宽0.90米，厚0.18米，碑文22行，满行34字。此碑存留至今，基本完好。

2.木兰祠二碑

木兰祠位于河南虞城县，始建于唐代。金泰和年间（1201—1208年），敦武校尉归德府谷熟县营郭镇酒都监乌林答撒忽剌又重修大殿、献殿各三间，并创塑了花木兰像。至元代元统二年（1334年），睢阳府尹梁思温倡议，募捐二千五百贯，重修扩建。清嘉庆十一年（1807年），由该祠僧人坚让、坚科和其徒田何、田桢、田松等，又募资修祠立碑。由于历代重修，祠宇占地面积一万平方米，祠地四百余亩，住僧人十余人。1943年毁于战火，四十多通古碑几乎全被烧毁，幸存的只有两通。

木兰祠及门前的两座碑亭

一是元代《孝烈将军像辨正记》碑，立于该祠大门内东侧。碑为青石，通高3.6米，宽1米，碑首前后皆为深浮雕的二龙云里戏珠，布局对称，造型大方。篆字题名，碑四边刻有图案，上边用夸张浪漫的手法，刻有二龙戏珠，龙头大而逼真，龙身简而细小，穿入流云，生动美妙。两边阴刻牡丹花纹，线条活泼流畅，古朴而不俗。碑文正书31行，行满68字，其刻书精美，苍劲有力。龟座高0.7米，龟形伸头直尾，四肢半曲，似起似卧，栩栩如生。碑文下款：元朝元统二年，祖居归德汤德立石，侯有造撰文，曹州李克均、李英刻石。此碑经专家鉴定，确属元代石刻真品。1982年，由河南省文物局拨款重修碑楼。

另一通是清朝《孝烈将军辨误正名记》碑，立于该祠大门外西侧。通高2.14米，宽0.78米，方座，碑额刻有深浮雕盘龙，篆字题名，碑文正书，归德府商丘县庠生孟毓谦撰文，归德府商丘县邑大学生孟毓鹤书丹，芒山石工张握玉刻石。

3.《颜家庙碑》

《颜家庙碑》全称《唐故通议大夫行薛王友柱国赠秘书少监国子祭酒太子少保颜君庙碑铭并序》，是颜真卿为其父颜惟贞所立，记载家族世系情况。

碑立于唐建中元年（780年）7月，碑存西安碑林，四面环刻，碑阳24行，行47字。碑阴同两侧各6行，行52字。额篆书“颜氏家庙之碑”6字，为篆书高手、时有“笔虎”之称的李阳冰书。碑文由72岁高龄的颜真卿亲自撰文并书写，故堪称有“连璧之美”。

《颜家庙碑》

由于《颜家庙碑》是颜真卿晚年时作，笔力雄健、结体庄密。隋代与初唐的楷书，多以运指为长、结字左紧右舒，呈欹侧之势。颜书则加强了腕力的作用，巧妙运用藏锋和中锋，形成力透纸背的效果。又横轻竖重，似有立体感觉。颜真卿正书，横画端平，左右竖笔略呈向内的弧形，这不仅造成庄重感，而且使整个结构圆紧浑厚，富有强大的内在力量。这一切都是突破旧格局的创新。《颜家庙碑》是“颜体”的典型之作，也是颜真卿传世碑刻中最后的巨作。该碑宋代拓本第三行“祠堂之颂”的“祠”字中，“司”勾笔完好，明拓已剜粗。

细观此碑，通篇刚劲严整，雄伟挺拔，当为颜书中最庄重者。搀以篆籀笔意的点画中蕴含朴拙老辣之韵，可谓人书俱老。

第二节　功德碑与纪事碑

功德碑

所谓功德碑就是记功载德或颂扬政绩的碑。

功德碑的特点是内容具有典型性，形式具有个案性。对于碑主来说，是褒奖和颂扬，对于时人和后人则是楷模和榜样。由于这种碑既有现实意义，又有历史意义，勒石镌刻功德无量，因而历代官民无不高度重视，统治阶级更是乐此不疲。在古碑家族中一直繁衍不息，数量庞大。同时，相较于墓碑，功德碑涉及的人物形象更加丰满，涉及的事件具体、翔实、感人至深，有很强的可读性、很高的人文价值，是古人为我们留下的宝贵文化遗产和不可再生的精神财富。

当然，功德碑原本就是隐恶扬善的碑，有时难免“隐”或“扬”得离谱，多为虚夸粉饰之词，因此，尽信碑则不如无碑，不信碑则空留遗憾。但是，我们看到的虽然不一定是真实的碑主其人，至少也是一个撰文者心目中的好官形象、好人形象，也算树立了一个好官好人的榜样，同样有借鉴的意义。

现存的功德碑，最早出现于东汉年间（25—220年），例如《礼器碑》、《曹全碑》和《史晨碑》西晋的《辟雍碑》以及属于高句丽时代的《好太王碑》、北魏的《张猛龙碑》都属于此类。

1.《曹娥碑》

《曹娥碑》在浙江上虞市区西南孝女庙村的曹娥庙内。

碑主曹娥是一位姓曹小姑娘，名字已经无考。曹娥是东汉著名孝女，《后汉书》有传。曹娥的父亲曹盱是位巫师，汉顺帝汉安二年（143年）五月初五，在一次祭祀活动中逆江而上迎神，不幸淹死，没有找到遗体。14岁的女儿曹娥沿江哭号，昼夜不绝，17天后，也投江而死。又过5天，抱着父亲的遗体浮出水面。

由于事迹感人，汉桓帝元嘉元年（151年），县令度尚将曹娥改葬在江南岸路旁，并决定立碑建庙。度尚先请魏郎撰写碑文，还未写出，度尚宴请魏郎，并请弟子邯郸淳作陪。席间，魏说自己不才，碑文至今未写成，请邯郸淳来写最好。于是，邯郸淳一挥而就，文不加点。魏自愧弗如，把自己的未完稿撕毁。

东汉末年，上虞人蔡邕读完全文后题了八个字：“黄绢幼妇，外孙齑臼”，隐下“绝妙好辞”四字。我国历代孝子孝女孝妇史不绝书，论名气之大，声望之高，恐怕还没人超过曹娥。这是因为蔡邕那八个字的评价恰如其分。

此蔡邕并非彼蔡邕——蔡文姬的父亲，著名书家、学者蔡邕。因为史载董卓被诛后，彼蔡邕为王允所捕，公元192年死于狱中，而《曹娥碑》上的谜语题写于195年。此蔡邕是一位“终隐不仕”的乡野儒生，也是一位“以孝行闻”的大孝子，更是曹娥的同乡。

邯郸淳的撰文确有文采固然重要，书丹者的功力更不容忽视。《曹娥碑》到底是谁书写的，一向有三种说法：一是王羲之；二是晋代无名氏；三是南朝后期人所书。人们倾向于王书，《曹娥碑》自然身价倍增。

曹娥抱父淹死的这条江原名舜江，岸边有舜帝庙、舜桥、舜井等古迹。后因曹娥的事迹改为曹娥江，岸边的镇叫曹娥镇。曹娥庙也由原先的小祠堂改建成大庙，现在占地七千多平方米，除曹娥墓外还有若干建筑，庙内有碑廊。

唐代留下的功德碑数量较大，这里介绍两通，可分别代表几种不同类型。

2.《述圣纪碑》

《述圣纪碑》位于陕西省乾县北6公里的乾陵内，处于乾陵内城朱雀门外的司马道西边，与著名的武则天“无字碑”相对。

它是女皇武则天为高宗歌功颂德而立的纪念碑，高6.30米，宽1.86米，重约89.6吨。碑为方形，顶、身、座共七节，表示日、月、金、木、水、火、土，寓意李治的文治武功光照天下，故又称“七节碑”。碑顶部为庑殿式，屋檐四角雕刻一力士石像，檐雕斗拱中间为五节碑身，下为碑座，各部分用榫卯相接。初建有碑亭，但早已不存在了。碑亭建筑基址呈方形，南北18.80米，东西18.85米。

《述圣纪碑》

《述圣纪碑》记述高宗文治武功之意，由武则天亲自撰文，其子中宗李显书丹。碑身五节除第一块和第四块无字外，其余三块的正面及东西两侧均刻有字。碑正面碑文，文为骈体文，原文46行，行约120字，共约5600字，皆楷书，每个字笔画间都“填以金屑”，闪闪发光，照耀陵园。后因天长日久，金屑自然脱落，文字也大多剥蚀，仅第一、第二、第五块石存留的1500多字还依稀可辨，个别字的金迹尚在。

此碑开帝王陵前立功德碑之先例。

3.《田畹德政碑》

《田畹德政碑》刻立于开元二十八年（740年），原在河北易县城内，清乾隆时移置保定，运送途中不慎落地，断为数块，先存放保定府学，1932年移至莲花池畔，并建亭保护。此碑篆书题额《大唐易州刺史田公德政碑》。高3.33米，碑文行书29行，行60字。

碑主田畹，又名田仁畹，字正勤，唐玄宗开元二十四年（736年）任易州刺史兼高阳军使，在任期间德行政绩卓著，州人安居乐业。四年后又调任安西都护府（今新疆吐鲁番地区西）。此碑系田畹离任时当地官民为他刻立的功德碑。

碑文撰写者是徐安贞，新旧《唐书》均有传。开元年间曾任中书舍人，集贤院学士。唐玄宗每属文作手诏，多命徐安贞视草，足见其文笔十分了得。碑文读起来抑扬顿挫，朗朗上口。

4.《贞义女碑》

刻立于唐代天宝十五年（756年）的《贞义女碑》，全称《溧阳濑水贞义女碑铭并序》。此碑原立于江苏省溧阳市大溪乡上吴村史氏宗祠内，后来一度下落不明，直到1974年，在宜兴县芳庄乡渡口村附近的大路上发现，当时已架作路石。于是迁至县文化馆保存起来。碑高1.72米，宽1.00米，厚0.22米，碑文楷书22行，满行32字。

楚平王六年（公元前523年）由于楚平王昏庸无道，听信谗言，杀死了忠良之臣伍员（字子胥）的父亲（时任太子太傅）伍奢和兄长伍尚。伍子胥被迫逃亡吴国，在路经溧阳濑江时，已经七天未吃东西，恰好在江边遇到正在浣纱的女子史氏，伍子胥便请她给一点东西吃，史氏很慷慨地答应了。伍子胥在饱餐一顿之后临走时，担心自己的行踪被楚国追兵得知，再三嘱咐史氏保守秘密，史氏也保证不对任何人说。可是伍子胥仍不放心，于是史氏抱起石头毅然自沉濑江。后人敬重史氏的贞节侠义，在江边建祠祭祀。

《贞义女碑》

唐天宝十四载（755年），诗人李白来溧阳游览，溧阳县令就请他为史氏撰写碑文，又请李白的族叔李阳冰书丹，李阳冰是著名书法家，当时是当涂县令。碑就立在伍子胥为报答史氏而投金于江的地方。李白平生留下的碑文只有5篇，《贞义女碑》是最为脍炙人口的一篇。贞义女死后1280年，由一位伟大的诗人撰写碑文，也算是无上光荣了。

纪事碑

纪事也是碑刻的主要功能之一。纪事碑分为官刻与私刻两种。凡官方刻立的圣旨、诏书、敕文、戒令、符牒、札子、告身以及其他官方文件或记录重大事件的碑刻都属此类。历代的圣旨碑、诏书碑都很多。但碑文多千篇一律，书法也均为中规中矩的“馆阁体”。在这些“官样文章”以外，较有特色的官刻纪事碑有：

1.《晋祠铭》

《晋祠铭》全称《晋祠之铭并序碑》，现在山西太原晋祠贞观宝翰亭内。李渊父子建立唐朝后，于唐贞观二十二年（648年）在晋祠勒石树碑，酬谢叔虞神恩。碑高195厘米，宽120厘米，厚27厘米，方座螭首额书飞白体“贞观廿年正月廿六日”。碑阳行书28行，每行44字至50字不等，全文1203字。碑阴刻有唐初功臣长孙无忌、李道宗、马周等诸人的名衔。

《晋祠铭》拓片

碑文由唐太宗李世民亲自撰稿并书丹。碑文分序文和铭文两部分，序文为骈体，铭文是四言古体。主要内容是歌颂宗周政和唐叔虞建国策略，宣扬唐王朝的文治武功，以期巩固唐皇室政权。同时唐太宗也对自己的生平和思想进行了总结，对历史进行了回顾和反思。碑文最精彩的部分是序文中间四段，唐太宗在这一部分把山水人格化、人性化，以优美动人的笔墨，对晋祠所在的悬瓮山和晋水做了尽情的描绘和赞颂，形象生动地写出了悬瓮山的四种品格：惠泽于世，施于人间和风雨露；至仁至善，鸟兽都与人亲近；刚节坚贞，治乱而不变态，寒暑而不改节；宽宏大量，可以育万物、资四方。而“飞泉涌砌，激石分湍”的晋水，虽然烟迷雾绕，可是始终清澄见底，贞洁如英俊贤才；溪水河流有圆有方，则如圣贤能屈能伸；泉水源流涌注不绝，却从不泛滥成灾，春涧有冬冰之俏，寒岩有青苔之美；清澈的渭水尚且与混浊的泾水合流，碧海黄河也时有变化，都不像此泉这样永远甘泽，永不改变自己的节操。唐太宗通过对晋祠山水的赞美，表达了他的人生理想和政治追求，是他以“仁智”兴邦，以“唯贤是辅”、“唯德是依”的治国理念的形象反映。作者借景抒情，情景交融，寄寓了一代帝王的治国思想。

此碑还是我国第一块行书碑。碑文书体劲秀挺拔，飘逸洒脱，骨格雄奇，刻工洗练，轻重有度，颇有王羲之之笔意，可谓行书楷模。

由于年代久远，唐太宗御碑上面的文字有些已经不甚清楚了。清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又复制了一通石碑，立在原碑旁边。

《升仙太子碑》现封于20世纪50年代建成的碑楼中

2.《升仙太子碑》

武则天登封改元建立武周，封禅嵩岳时封王子乔为仙太子，别为立庙。圣历二年（699年）再幸，武则天还亲自撰文并御书《升仙太子碑》。现河南偃师县缑氏山升仙太子庙，亦称仙君观。缑山之名来自传说中的西王母。据说西王母姓缑，曾在此修炼成仙，故名缑氏山，简称缑山，后被尊为道教“福地”，在道教“三十六洞天，七十二福地”中排行第六十。

武则天在东都洛阳亲撰的这篇《升仙太子碑》文，详述了太子乔升仙的故事。神龙二年（706年），书法家钟绍京奉敕勒御书，用双句法把武则天的碑文描摹在碑的正面；碑阴武则天的《游仙篇》则由书法家薛曜书写，全诗如下：

绛宫珠阙敞仙家，霓裳羽旆自凌霞。

碧落晨瓢紫芝盖，黄庭夕转彩云车。

周旋宇宙殊非远，窎远蓬壶停翠阛。

千龄一日未言映，亿岁婴孩谁谓晚。

逶迤凤舞时相向，变转鸾歌引清唱。

金浆既取玉杯斟，玉酒还用金膏酿。

驻迥游天域，排空聊憩息。

宿志慕三元，翘心祈五色。

仙储本性谅难求，圣迹奇求秘之猷。

愿允丹诚赐灵药，方期久视御隆周。

碑阴题名则记载了武则天在位时的重臣和随李旦到缑山树碑的官员的职衔和姓名。

碑文中使用了不少新造的字。据说是永昌元年（689年）武则天欲改国号“唐”为“周”时，特命她的表兄、凤阁侍郎宗秦客编造新字，武则天看到这些新字后十分高兴，又编造了一些新字，共19个，武则天以个人名义颁行天下。碑文中用的新字个个神采飞扬，视觉效果与通用汉字毫无二致。碑文书法行草相间，点画圆转，粗细有度，草法规矩，结字严谨，章法疏朗，字字独立，不相连属，结体自称，有飘逸寓沉着、婀娜寓雄健的豪迈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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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仙太子”的故事

“升仙太子”是春秋时期周灵王（公元前571—公元前545年在位）的太子，名晋，字子乔，后人称王子乔或王乔。传说王子乔能预卜生死，但由于敢言直谏触怒了灵王，被废为庶人，由是郁郁不乐，说：“我在三年之后，将上天到玉帝之所。”史籍记载，三年后他郁郁而终。但人们更愿意相信王子乔成了仙。《列仙传》就记载，后来道士浮丘生引王子乔上了嵩山，三十年后见到恒良，王子乔说：“可告我家，七月七日会我于缑氏山麓。”到了那一天，他果然身乘白鹤立于山巅，可望而不可达，数日方去。“升仙”是道教的概念，有羽化登仙或飞升仙境的意思。

王子乔卒后不久，灵王驾崩，王子乔的弟弟贵嗣位，是为景王。王子乔的儿子宗敬后来仕为司徒，看到周室衰微，天下大乱，便请老致仕，避居太原。时人仍呼之为王家，遂以王为姓，成为太原王氏始祖，而尊王子乔为系姓始祖。

私刻的纪事碑内容更加广泛，形式更加多样。凡建桥修路、造庙起塔、祈福求雨、乡约村规、租约仲裁等均可入碑。最早，如东汉时代的《三老讳字忌日记》、《大吉买山地记》、《侍廷里父老买田约束石券》等都属于此类碑刻。关于这三通碑刻的详细介绍参见后文。

第三节　石经与宗教刻石

石经是指将经典刻之于石以保存流传，内容包括儒家石经和佛教、道教石经。形制上，碑板、经幢和摩崖均有。在古代印刷术尚未发明以及广泛应用之前，文字的传播只能依靠手写，不但效率低，而且辗转传抄往往导致错误频出，大大影响文字的准确性。为了在普及的同时保证准确、划一，人们便将重要典籍制成石刻，供大量摹写、拓印流传。

儒家经典刻石

我国历史上迄今有文字可考的，儒家经典曾有七次镌刻石经，东汉石刻有“熹平石经”、曹魏石刻有“正始石经”、唐朝石刻有“开成石经”、后蜀石刻有“广政石经”、北宋石刻有“嘉祐石经”、南宋石刻有“御书石经”、清朝石刻有“乾隆石经”。其中除唐石经（今存西安碑林）和清石经（今存北京首都图书馆）基本完好外，其余五种只有极少数残石和小部分拓片传世。

1.汉熹平石经

熹平石经是中国古代最早刊刻于碑石上的官定儒家经书，又名《汉石经》、《一字石经》。自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实施“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方针后，儒家思想已经占到思想界的统治地位，于是儒家经典准确地普及已成必须。至东汉，蔡邕认为，儒家经典的“文字多谬，俗儒穿凿，疑误后学”，于是在汉灵帝熹平四年（176年）上奏，要求正定六经文字，获得皇帝准许。于是从这一年开始，蔡邕亲自书丹，使刻工刻石。至光和六年（183年）共刻46块，200911字，立于洛阳太学（遗址在河南偃师县佃户乡）讲堂的东西两侧。

熹平石经残石·《春秋》

熹平石经共包括《鲁诗》、《尚书》、《周易》、《礼仪》、《春秋》、《公羊传》、《论语》七种经文，每种经均以一家本为主而各有校记，备列学官所立各家异同于后，这对于纠正俗儒的穿凿附会和臆造别字，维护经典文字的统一起了积极的作用。乃至“后儒晚学，咸取正焉”。据记载，石经刻成之后，前往“观视及摹写者，车乘日千余两（辆），填塞街陌。”

熹平石经从右向左直行书写，书体秀美，为汉隶精品。

熹平石经订误正伪，平息纷争，为读书人提供了儒家经典教材的范本，对校正古籍以及对文字、书法的研究都有重要价值。可惜不久即遭兵火而毁损散落。宋代以后偶有残石出土，现存8000余字。

熹平石经还开创了我国历代石经的先河，从此构成我国独有的石刻书籍林。此外，熹平石经还启发了捶拓方法的发明。捶拓技术是雕版印刷术的先驱，因此，石经对印刷术的发明也有间接影响。

2.魏正始石经

这部石经于三国魏齐王曹芳正始二年（241年）在洛阳开刻，用古文、隶书、篆书等三种文字刻成，故又称《三体石经》，经文有全部的《尚书》和《春秋》，以及试刻的《左传》个别文字，共约28碑。

正始石经的书写者，据传说有卫觊、邯郸淳、嵇康，但无定论。其刻本笔法与结构都很规正。

石经刻成后，与汉熹平石经并立于洛阳太学。自311年永嘉之乱始，王弥、刘聪陷洛阳，焚毁二学，石经应已有所损毁。至北魏，石经已被严重损毁，七零八落地分散了。东魏孝静帝四年（537年）八月，移洛阳汉魏石经于邺。北周大象元年（579年）二月，又自邺还涉洛阳。隋开皇六年（586年），又自邺京载入长安，置于秘书内省。后唐代魏征予以收聚，十不存一。

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洛阳白马寺村南龙虎滩发现《尚书·君奭》篇残石110字，古文占36字，初归丁树祯，后归周进。1922年12月间，洛阳城东南30里朱圪塔村发现尚书《君奭》、《无逸》和春秋《僖公》、《文公》残石，而《君奭》篇正好与龙虎滩所出相衔接，原石大，估人从中折为两段，共1771字，古文约580字，归河南图书馆，后又出有《尚书·多士》和《春秋·僖公九年》残石，共229字，古文占76字。此外还有100多块碎石，小者1、2字，大者40余字，散落在各收藏家手中，字数无法统计。1945年，于西安市许土庙街（为唐时中书内省旧址）首次发现三体石经《尚书·康诰》残石1片，仅表刻，无背刻，共35字，其中古文占11字。1957年6月，在西安市距离上述出土之处附近又发现石经残石一片，表刻《尚书·梓材》篇，存10行33字，古文8字，背刻《春秋·文公元年、二年》经文，残存10行50字，古文15字。

正始石经残石拓片

3.唐开成石经

唐初诏命经学大师贾公彦、孔颖达订正经籍。至文宗大和年间，在郑覃、唐玄度的建议下，从大和四年（830年）开始，由艾居晦、陈玠等人用楷书分写《周易》等12种经书，共用7年时间，至开成二年（837年）刻成。故又称《石刻十二经》。

全部石经共114石，每石皆两面刻，共刻经文650252字。每碑经石高约1.8米，面宽0.8米。下设方座，中插经碑，上置碑额，通高约3米。

开成石经陈列

开成石经的版面格式与汉魏石经不同，每碑上下分列8段，每段约刻37行，每行刻10字，均自右至左，从上而下，先表后里雕刻碑文。每一经篇的标题为隶书，经文为正书，刻字端正清晰，按经篇次序一气衔接，卷首篇题俱在其中，一石衔接一石，故不易凌乱。可见当年刻石是颇费一番构思的。

石经原立于唐长安城务本坊的国子监内，宋时移至府学北墉，即今西安碑林。中国清代以前所刻石经很多，唯开成石经保存最为完好，是研究中国经书历史的重要资料。但明代以前完整拓本今已不存。明代关中大地震之后，碑林所藏开成石经损毁严重，故现有拓本多有残缺。

1949年以前“碑林管理会”又将碑石去额平列，成现存的形状。1961年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十三经》

所谓十三经指的是儒家的十三部经书。

儒家的最早经典，称为六经，为《易》、《书》、《诗》、《礼》、《乐》、《春秋》。从孔子开始，这六部经书就是儒家学者研习及立说的依据。经秦始皇焚书以及秦末战火以后，《乐经》失传。因此到汉武帝接受董仲舒意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时，便只立了五经，均设博士。这是儒家所遵从的典籍首次获得政治肯定，升格为“经”。魏晋时，学人为了方便，将《春秋》的传文（传即解经的文字）附在《经文》的后面，从此《春秋》便不再单行了。唐太宗时干脆将解《春秋》的“三传”，即《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全都并列为经；又把《仪礼》和《礼记》抬升为“经”，这样就发展为“九经”，立于学宫，用于开科取士。

唐文宗开成年间，在国子学刻石，内容除了“九经”之外，还加上了《论语》、《尔雅》、《孝经》，是为“十二经”。南宋时又正式把《孟子》列入“经”，称为“十三经”。

4.后蜀广政石经

广政石经始刻于后蜀广政（938—965年）初年，最初由后蜀宰相毋昭裔主持。后蜀时已经完成了《孝经》、《论语》、《尔雅》、《周易》、《毛诗》、《尚书》及“三礼”（《周礼》、《仪礼》、《礼记》）九部经书的刊刻工作。而“春秋三传”（《公羊传》、《谷梁传》、《左传》）则到北宋皇祐元年（1099年）才最后完工。因为《孟子》一书在北宋中期才取得“经”的地位，所以宋徽宗宣和五年（1123年），由蜀师席贡等人将其刻石。南宋时，晁公武镇蜀，又补刻了《古文尚书》。至此，蜀刻“十三经”全部完工，前后共历时187年。

广政石经所刻经书以开成石经为范本，款式也与开成石经相同。但历代石经都没有注释，只有广政石经有注释，经注并行，相映生辉，是历代石经中仅有的。十三经全部正文约64万余字，加上注释，字数要多一倍以上。因此，广政石经的镌刻，堪称中国古代文教史上的一项壮举，也是一项浩大的文化工程。

广政石经书法俊美。石经雕刻时精选当时有名的书法家撰写文字，然后再由技艺精良的工匠雕刻于石上。因此，相较于开成石经，广政石经更为精美。可惜书写人和刻工们的名字均没有记录下来，十分遗憾。

广政石经拓片·《诗经》

由于广政石经为“专精”之作，镌刻完成于我国印刷术发明及大兴之初，所存古、善本及在校勘学上的价值极为巨大。宋代学者晁公武曾将蜀石经与当时流行的通行本相校勘，校出经文异同处300余处；至于“传注不同者犹多，不可胜纪。”历代学者对广政石经评价都极高，宋人吕陶曾将广政石经对四川文化的影响与文翁兴学相提并论，由此可见其在文化史上的影响多么深远！

广政石经“石逾千数”，刻成后安放在后蜀的太学——宋代的府学（今石室中学内），专门设石经堂保存。但这笔珍贵的文化遗产却在宋末元初的兵火中毁了。

1938年底，为躲避日机轰炸，疏散群众，成都老南门被拓宽。施工中无意间发现了数十块蜀石经的残石。较之以前的上千通石碑原石，虽然已属凤毛麟角，却是弥足珍贵！这些残石现大多珍藏在四川省博物馆中。

由于早在南宋晚期就已亡佚，故此广政石经流传下来的拓本也极为罕见。传世最完整的一部宋元拓本，明初曾收藏于内府，钤有朱元璋太子朱标的“东宫书府”印记，约在清中期流出宫禁，民国时为刘体乾所得，后递藏于陈清华。吴昌硕、陆恢、林纾、顾麟士、萧訹等著名书画家都曾在册端绘图；翁方纲、段玉裁、阮元、何绍基、王懿荣、罗振玉、王国维等著名学者留有题跋，1965年中国政府重金由香港购回，即一直保存于北京图书馆，为流传有绪的国家级重要文物。

5.北宋嘉石经

嘉祐石经始刊于北宋仁宗庆历元年（1041年），毕工于嘉祐元年（1061年），又称“北宋石经”。经文用篆、真二体书写，故又称“二体石经”。经成置开封太学，故又称“开封府石经”、“国子监石经”、“汴学石经”。

石经的刊刻是由杨南仲、谢、张次立、赵克继、章友直、胡恢等人合作完成，共有《易》、《书》、《诗》、《周礼》、《礼记》、《春秋》、《论语》、《孝经》、《孟子》九经。后王氏新学兴，石经废置不用，后亡佚。今所存者仅有部分残碑断石。

该经宋时已有拓本，经名家辗转收藏，损失大半。北京图书馆现藏有多种嘉祐石经拓本均较珍贵。存世者主要有：

1965年在周恩来总理关怀下从香港购回的墨拓本《嘉祐石经》，共4大册。内容为《周易》、《尚书》、《诗经》、《礼记》、《春秋》、《周礼》、《孟子》等7种经。数量达379开，758页，每页8行，每行10字，共为30324字。此本即山阳丁晏于咸丰七年（1857年）五月在淮安书肆发现，买回重装，后归建德刘世珩、合肥李经迈等又流往香港的。丁晏收装时，还另装有名人题记一册，未和4大册一并流徙。现存于上海图书馆。这部北宋石经均宋元拓，大幅经折、剜裱，极为壮观。

《毛诗》残石，裱本2册。存卫风、王风、郑风、小雅甫田、大雅荡、周颂清庙、臣工等篇，明前期拓本。

嘉祐石经残石·《易经》拓片

《尚书》残石，裱本2册，存泰誓、牧誓、武成、洪范金滕等篇。明前期拓本。

《周礼》残石，裱本2册，经折、剜裱、墨镶边，29开半，59页，每页6行，一行篆，一行楷，每行10字，首尾扉页均有陈运彰题跋和钤印，墨本中还有他的批注。

《毛诗》、《尚书》残石，裱本4册，计墨本97开，194页，题跋2开4页，每页5行，每行最多10字。尾有题跋二则，钤有“裕如重装印记”、“高阳崔氏金石书画章”等印章。

《周礼》、《礼记》残石，拓片3张。为顾千里和“铁琴铜剑楼”旧藏，并附有陈宗彝给顾千里的未曾发表过的亲笔信一件。嘉庆、道光拓本，十分珍贵。

6.南宋高宗御书石经

高宗御书石经为南宋高宗赵构御笔所书，又称“南宋石经”。绍兴十二年（1143年）九月写毕，左仆射秦桧请求镌石以颁四方。绍兴十三年刻于临安，共200石，现存86石。

历代所刻石经均有作范本之意，但南宋石经则不同，宋高宗写的目的，在于练字习经。除高宗亲书外，还有其妻宪圣皇后续书者。全部字体有2种：《周礼》、《诗经》、《尚书》、《春秋左氏传》、《礼记》为真书；《论语》、《孟子》为行书。

该经刻就后，立于临安太学首善阁及大成殿后三礼堂之廊庑，故又称“临安石经”。屡经变易，现残石仍在杭州。

北京图书馆藏有曾为顾千里收藏的《诗经》残石拓片一套。原经10石，现存8石，缺四、五两块。为清嘉庆、道光间拓，是很少见的珍本。

7.清乾隆石经

清乾隆石经书经人为蒋衡，一体真书，始写于雍正四年（1726年），写成于乾隆二年（1737年），乾隆五年时呈献皇帝，贮于懋勤殿中，过50年始命刊刻。始刻于清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毕工于五十九年（1794年）。

内容包括《周易》、《尚书》、《诗经》、《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传》、《公羊传》、《谷梁传》、《论语》、《孝经》、《尔雅》、《孟子》等全部13种，加乾隆五十六年谕和六十年和糰表，共190石。分竖式、卧式两种形制，刻石高大，石材精良。

经刻就后，立于太学（国子监）两庑，东西各半。现已移至孔庙与国子监之间的一块称为“堙垣”之地集中保存。

经碑额题系篆书，文为：“乾隆御定石经之碑”8字。

佛教、道教经典刻石

佛教刻经始于北魏末年，继于北齐、北周，盛于唐和辽金。现山东泰山、河北响堂山有北朝佛经摩崖；北京房山云居寺现存大量唐、辽经板。这些都是佛教刻经的精品。

1.泰山经石峪《金刚经》

泰山经石峪在泰山斗母宫东北一公里山谷之溪床上。上刻隶书《金刚经》，明隆庆年间万恭书刻“曝经石”三个大字。故俗称“晒经石”。一片大石坪上，镌刻着1400多年前北齐时代摩勒的《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的部分经文，字径50厘米，原有2500多字，现尚存1067个。是现存摩崖石刻中规模空前的巨制。

该刻用笔安详从容，风神淡泊雍容大度，结体奇特斜倚相生，充满个性。被尊“大字鼻祖”和“榜书之宗”。

2.河北响堂山北朝佛经摩崖

响堂山位于河北省邯郸市峰峰矿区境内，分南响堂山、北响堂山两处。两山均属太行山支脉，因过往行人谈笑均能发出回声，故名“响堂”。南响堂山原名滏山，北响堂山原名鼓山。东魏、北齐时期，皇家贵族分别在山上建凿了南北两座寺院，初名为滏山石窟和鼓山石窟寺。明代以后统称为响堂寺，近代则习称为响堂山石窟。

响堂山石窟现存大小石窟三十余座，造像4300余尊，其中北响堂山石窟（鼓山石窟）现有编号窟龛22座，南响堂山石窟现有编号窟龛9处。石窟始凿于东魏末年，主体工程完成于北齐时期，其后隋、唐、宋、元、明、清及至民国均有不同规模的雕饰和粉修。南响堂寺刻经主要集中在第一、二、四窟。

第一窟为华严洞。窟门左侧刻隶书《华严经》，刻字面高、宽2.02米见方，48行，行57字；右侧刻隶书《般若经》，刻字面高宽与左侧相同，46行，行56字。第二窟为般若洞。后壁刻隶书《般若经》，刻字面高1.23米、宽3.70米，20行，行8字；洞口左侧刻隶书《文殊般若经》，刻字面高2.10米、宽1.88米，10行，行14字。第四窟左右及前壁刻《妙法莲花经》。

北响堂寺位于南寺西北15公里的鼓山西侧，刻经主要在第七窟（又称“刻经洞”）内。所刻经文有《无量义经》、《无量寿经》等。

响堂山佛经虽属隶书，但蚕头燕尾已不十分明显，字体也由扁趋方，已带有楷书笔意。

3.北京房山云居寺刻经

云居寺位于京郊房山区的白带山下，该山属太行支脉，海拔500多米，因山巅常有白云如带而得名。云居寺始建于隋朝初年，经过1300余年的历代修葺，蔚为壮观。依山建筑了五进院落，六重殿宇。中路是天王殿、毗卢殿、释迦牟尼殿、药师殿、弥陀殿、大悲殿，左右两路是行宫和僧舍。南北两塔对峙。

北京地区的云居寺以其独特的贡献——佛经石刻饮誉海内外，被称之为“北京的敦煌”。

据记载，北齐时天台宗佛僧慧思大师设想把佛经刻在石板上，藏在山洞里，以备有一天佛教遭到磨难时，当做复制佛经的底本。他发愿刻经，是受到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时两次灭佛事件的影响。这两次“法难”期间，大量手写佛经一时化为灰烬，而山东泰山、河北鼓山等处的摩崖刻经却完好地保存下来。因此他想到刻造石经是保存佛经、延续佛教确实可行的有效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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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传佛教天台宗

汉传佛教十三宗之一，创始人是陈隋之际的智（531—597年）。因他常住浙江天台山，故名。又因该宗奉《法华经》为主要教义，故也称法华宗。智以《法华经》为主要教义根据，以龙树为初祖，北齐慧文（慧思的师父）为二祖，南岳慧思（智靑的师父）为三祖。祖庭在天台山国清寺。

天台宗是汉传佛教中最早一个完全由中国佛教论师创立的本土宗派，并于9世纪初被日本僧人最澄传到日本，盛极一时，是日本重要的佛教宗派。

天台宗的中心思想是“一念三千说”，即人当下一念之中具足三千诸法，包容现象界的全体。心在迷时，含三千法，对之执著不舍；心在悟时，也含三千法，但对之并不起执，而视为方便，视为性德。心有染净迷悟的分别，但三千法不动丝毫。

宋元明清之后，随着禅宗的一枝独秀，以及元、清两朝藏传佛教受到特别重视，天台宗在中国逐渐衰弱。民国以来，有谛闲法师再度复兴天台宗，他创立观宗研究社，培养了众多天台宗人才。

慧思62岁圆寂归天，临终之际，将终生未竟之遗愿托付给他十分器重的大弟子静琬（又称智琬、净琬）。

静琬秉承师遵遗愿，前后三十余年（605—639年）主持凿刻石经，不辍不息。共刻经卷有《涅槃经》、《华严经》、《金刚经》、《佛遗教经》、《弥勒上生经》、《维摩经》等。在刻经的同时，又在贞观五年（631年）于白带山下创建了云居寺，供养僧侣、研习佛法。还在山侧石壁上开凿石室，将刻好的佛经石板放入。“每一室满，即以石塞门，用铁锢之。”碑石大多是长方形大理石料，长约250厘米，宽约60厘米。《涅槃经》和《华严经》是两面俱刻，其余为单面刻。静琬所刻146块经版，至今仍镶嵌于华严洞内，为其早期作品，书法端正苍劲，是隋唐初期佳作的代表。

初期刻经大多在每部经的第一石上刻有经题，有的在经末还有题记。迄今发现静琬本人四件刻经题记，其中最早的是唐武德八年（625年）题记。此碑于1989年3月3日在雷音洞前面的石栏板下面发现，长32厘米，宽37厘米，厚10.5厘米，艾叶青石制成。发现时已是残碑，碑体中段，碑阳存文字12行，每行10字；碑阴存文字10行，每行10字。经专家考证研究，此碑是云居寺所有碑刻中仅晚于《大业十二年佛舍利函铭记》的一块有重要史料价值的文物。碑文内容不仅说明静琬刻经的初衷与决心，还留下了供后人发掘整理碑文经版时辨识编排经文顺序的方法。

第二阶段是武周时期，继静琬之后，其弟子玄导僧仪、惠暹、玄法等陆续主持刻经工程。由玄导主持刻造的石经，主要有《大品般若经》、《楞枷阿跋多罗宝经》、《僧羯摩经》、《佛说四分戒本》、《比丘戒本》、《比丘尼戒》。此期间所刻石经题记中存有姓名的有垂拱年间庞德相造《金刚经》、天授三年（692年）刘行舆造《佛说当来变经》、长寿三年（694年）沙门正智造《佛说观弥勒下生成佛经》，以及周奭造《佛说菩萨投身饲饿虎起塔因缘经》等。经版的题记里常有武周时期的新字。

地下库房中储藏的云居寺石经版

唐玄宗李隆基继位（712年）至穆宗长庆四年（824年）的百余年间是房山刻经的鼎盛时期。此间玄宗八妹金仙公主曾奏准赠给云居寺唐代新旧译经四千余卷，又将寺旁麦田、果园及环山林麓赐给该寺作为永久性寺产，以助刻造佛经及日常费用，体现了唐代当时最高统治者及皇亲国戚的支持，使刻经工程得以顺利发展。此时期的重要碑刻之一是《大唐云居寺石经堂碑》，已现于第一洞。碑文载有静琬第三代传人惠暹继承主持刻经事业的概况。

其后第四、五代传人玄法、惠澄又相继主持了第四、五批刻经活动，开始刻了大部头共600卷的《大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经末题记约有900条，最早的刻于天宝元年（742年）二月八日，为“范阳人李仙药为亡过父母敬造一条、合家供养。”最晚的刻于894年，为“莫（鄚）州邑人等奉为亡人于石经山镌《大般若经》第五百零九卷”。也就是说，这部经终唐一代150余年，共刻了500余卷（其余八十多卷后由辽代补刻完成）。

就这样，历经隋、唐、辽、金、元、明六个朝代，云居寺刻经工程共绵延1039年，镌刻佛经1122部、3672卷、14276块。这样大规模的刊刻，堪称人类文明史上的一大奇迹，其刊刻时间之长，工程之浩大，所刻石经数量之多，佛教经籍之完备，冠绝古今，是稀有而珍贵的世界文化遗产。

这些从公元7世纪至12世纪陆续刻制的石经，分别藏在石经山上9个藏经洞中和压经塔下的地穴中。在日寇侵华战争中，云居寺横遭劫难，毁于战火，只余下了古塔、碑刻等遗迹。幸而深埋于地穴洞中的石刻经版逃避了战火，得以保存。

20世纪50年代，中国佛教协会和有关部门对房山石经进行发掘和整理时发现，藏经洞中的经板，由于历代遭到破坏、盗窃及自然风化等原因，损坏相当严重，而埋在地下藏经穴中的经版，则大部保存完整。

石经的原件现藏在1999年新建的地宫中，地宫为地下窖藏式建筑，内分恒温、恒湿的密闭式石经主藏室和开放式参观廊，留有9个玻璃观察窗口。人们从窗口可清楚地看见上万块石经。按出土时间顺序摆放，分为6层21列。

人们在此还可以看到一些石经的拓片，其书法艺术相当精美。唐代刻经，具有当时书法的优美风格，和唐代几大家的碑刻相比也毫无逊色，其艺术价值之高，受到书法界的称道。从石经中还可以看到我国书法风格的变迁和文字演变情况（如俗写字、异体字、简化字以及武周时期的新造字等）。在雕刻艺术方面，包括造像风格、刻字技巧等，也有许多值得今天借鉴的地方。

今天云居寺石经博物馆作为我国古代佛教文化的宝库，不仅储藏着凝聚十几代人心血的石经，还存放着从别的寺移存来的清乾隆时期的木刻大藏经、明代纸板大藏经，再加上近年来新兴的铝雕板经，使云居寺成为“四经”并存的宝库。

道教刻经始于唐中期，盛于宋、元。刻得最多的为《道德经》、《消灾护命经》，另外还有《阴符经》、《常清静经》等。其中不乏著名书法家书丹，如柳公权书《消灾护命经》等。这里就不做过多介绍了。

其他宗教刻石

柳公权书《太上洞玄消灾护命经》拓本首页

中国古代的绝大部分时间，历代帝国政府对各种宗教信仰基本上持开明和包容政策。宋元以前，我国的对外交往也十分频繁，世界主要宗教在我国的历史都十分久远。除了已经本土化的佛教以外，基督教、伊斯兰教、摩尼教等世界主要宗教也都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留下了各自的文化印记，碑刻就是佐证之一。

1.景教碑刻

唐朝传入中国的基督教称景教。辽、金时代仍流传于北方。一般学者认为，宋元时期，景教随蒙古军力自中亚、内蒙古向东南传播。元代的基督教和天主教统称“也里可温”。随着元朝灭亡，基督教在中国的第一次传播被中断。早期基督教碑刻中最为著名的就是“景教碑”。

《景教碑》全称《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于唐建中二年（781年）由一个名叫景净的波斯传教士篆刻树立，吕秀岩书并题额，立于大秦寺院中。碑高279厘米，宽99厘米，正面写着“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并颂”，上有楷书32行，每行62字，共1780个汉字和数十个叙利亚文。碑额上部，由吉祥云环绕的十字架下部的典型的佛教莲花瓣朵，显示出景教开的是中土佛教之“花”，结的是基督教之“果”。

碑文内容说的是唐太宗贞观年间，有一个从古波斯来的传教士叫阿罗本，历经跋涉进入中国，沿着于阗等西域古国、经河西走廊来到京师长安。他拜谒了唐太宗，要求在中国传播波斯教。此后唐太宗降旨准许他们传教，景教开始在长安等地传播起来，也有景教经典《尊经》翻成中文的记载。碑文还引用了大量儒、道、佛经典和中国史书中的典故来阐述景教教义，讲述人类的堕落、弥赛亚的降生、救世主的事迹等。碑文虽系波斯传教士撰写，但他的中文功底极其深厚。

景教碑

公元845年唐武宗下令灭佛后，此碑就莫名其妙地消失了。这中间有关景教碑的情况，史书无一字记载。有的学者做出了这样的推测：景教在845年与各种宗教（除道教以外）一起遭禁绝，可以推测景教碑是在唐武宗下灭教令后不久，景教徒们把它埋入地下的。明天启三年（1623年）出土时，全碑仍完好无损，也可以证明它不是因建筑物倒塌等自然原因而埋入土中的。

景教碑出土的消息传开后，当时许多西方传教士争相前往拓印。他们把碑文拓片译成拉丁文寄往本国。

当地人怕此碑被他们盗走，秘密地把碑抬到附近的金胜寺内，竖起来交寺僧保管。

清文宗咸丰九年（1859年）武林韩泰华重造碑亭，但不久因战乱碑寺被焚毁，碑石暴陈荒郊。西方一些学者主张将此重要的景教文物运往欧洲保管。1891年欧洲某公使馆请求总理衙门设法保护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总理衙门汇出100两银子，但到陕西时只剩下5两，只能草草搭一小蓬遮盖。20世纪初，丹麦人傅里茨·何尔谟出三千金买下此碑，准备运往伦敦。清廷得知，立刻通令陕西巡抚制止，陕西巡抚派陕西学堂教务长王献君与何尔谟协商，最后何尔谟同意废除购买合同，但何尔谟被获准复制一个大小相同的碑模带回伦敦。复制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模版，十分逼真，几可乱真。何尔谟回伦敦后又依照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模版，复制了一批，分派给各国大学和朝鲜金刚山长安寺。

1907年陕西巡抚将《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入藏西安碑林安置，现归西安碑林博物馆第二室。

景教碑是研究中、西交通史的珍贵资料，也是缀在丝绸之路这条五彩丝带上的一颗闪闪发光的宝石。

2.伊斯兰教碑刻

伊斯兰教于隋唐时代沿丝绸之路传入中国，至元代达到鼎盛，并传播至中国各地。在西北、华北、西南和东南地区都有许多历史悠久的清真寺。其中浙江、江苏等地均有早期清真寺和碑刻存世。但最为著名的还要数济南清真南大寺的伊斯兰教碑刻。

济南清真南大寺是我国最早的著名清真寺之一，也是济南最古老、最宏大、最完整的清真寺建筑群体。元朝济南的清真寺原在历城县历山顶西南处的乌满喇巷中，后因修建运盐司，于1295年迁至现址。刚开始有楹殿数间，主持教务的满喇名艾迪。明正统元年，济南人陈礼任掌教，市地拓基，修建院墙，增建礼拜殿，南大寺始具规模。后经明弘治、嘉靖、万历，清乾隆、嘉庆、道光、同治以及民国年间多次修缮扩建，日臻完善。

南大寺现占地面积6000多平方米，大殿面积1200平方米。建筑风格既仿中国古典宫殿式建筑的宏大威严、典雅端庄，又带有伊斯兰教的以大殿为主体，配建望月楼、班克楼等特有的建筑构造格局，形成了中国特有的，即中国化了的伊斯兰教建筑模式。

济南南大寺不仅是济南历史最为悠久的清真寺，同时，受传统文化的影响，非常注重楹联、碑刻等传统文化遗存，其中现立于南大寺内明弘治的《济南府历城县礼拜寺重修记》，是山东伊斯兰教现保存最为完好最早的一块碑刻，它已成为研究山东省以及济南市伊斯兰教史最为可靠的资料之一。此碑可信地证明在元朝，济南市就有清真寺的存在。

济南清真南大寺班克楼

另一块作为中国伊斯兰教教理碑的《来复铭》碑，是明嘉靖七年（1528年）济南南大寺掌教陈思撰文。该碑前半部讲真主“锡命圣人”，归结为人之“来”，后半部讲人们“以事其天”，归列到人之“复”，该铭文155字，基本上前半部以四字韵文阐发伊斯兰教关于真主的原始本质和造化万物“大能”的理论，后半部以杂言散文阐明心性之说，铭文以宋明理学为概念，阐发教理，是以儒释伊的典范。

3.摩尼教碑刻

1988年6月间，福建莆田市涵江一位离休的中学校长陈长城先生在福厦公路附近发现了一块摩尼教碑刻。

知识链接

摩尼教

摩尼教公元3世纪发源于古代波斯萨珊王朝，为波斯人摩尼（Mānī）所创立，摩尼声称自己是神的先知，也是最后一位先知。他的目标是要建立一个世界性的宗教，超越一切宗教传统。

摩尼教的教义受基督教、伊朗祆教和佛教的影响，主张灵魂从肉体上彻底解脱，因而强调禁欲、食素。同时也包括了佛教的转世说和叙利亚的天使说。另外该教反对犹太教，把犹太教视为黑暗神的创造物。

694年，摩尼教传入中国，至唐宪宗元和元年，唐廷正式接受了摩尼教，在长安建立寺庙，赐额“大云光明寺”。其后足迹遍布长江以南，盛极一时。唐武宗灭佛时，摩尼教也受到打击，开始在民间秘密流传，并改称“明教”。

明初，由于明太祖嫌其教义上逼国号，于是遣散教众，毁其宫，摩尼教从此在中国一蹶不振，逐渐被其他宗教所融合。时至今日，中国境内摩尼教文物与文献存世已不多。

这块碑所在的地方距福州93公里，靠近涵江汽车站，石碑是一块长方形的石板，当时平放在公路旁。根据本地的老年人回忆说，这石板曾经倾斜地竖立在一片高约2～3米的坡地上，和爬满荆棘的乱坟堆相伴为友，离陈先生发现它的那地方大约有30米。坡地约60平方米，当中似是房址废墟。在碑原址周围50～60米方圆内，未见其他有关遗迹遗物。

此碑型制颇大，尽管上半部断掉并且遗失了，但残存的主体部分仍长105厘米，宽77厘米，厚19厘米。此外，它下面还有一个高60厘米、宽33厘米的插榫。

碑背面粗糙未加工，应是依墙竖立的。其他三面打制认真，方整平滑；字画雕琢深至，阴刻平底，尚无磨损，锋棱亦未稍减，字体丰腴规矩，雍容庄重。碑正面左、右、下端各有隆起的边框。

现存的碑上刻着8个大的汉字：大力、智慧、摩尼光佛。从书法的角度来看这些字刻得既清楚又漂亮。另外，这八个字的上方还依稀可见另外两个汉字的残迹。可推断这两个不完整的字是“明”和“真”。全文当为：（左）“清净光明，大力智慧”，（右）“无上至真，摩尼光佛”16字。

在石板的左边也有一行小的汉字，由于太模糊，当时花费了很大的工夫才辨识出来。这一行边款是由15个字组成的，“（上缺）都转运盐使司上里场司令许爵乐立”，其中，上、里、司、令四字模糊，细认可辨。通过款书衔名提供了立碑年代的考证资料。

晋江草庵摩尼教遗址保存的摩尼像

根据这一行字，我们就能够推断出石碑设立的大概日期。莆田地区负责征收盐税的官吏原来不叫司令，直到元朝延祐二年（1315年）才称作司令。而这头衔又于明朝洪武二年（1369年）被取消了。因此，石碑刻立的日期上限不早于1316年，下限不迟于1369年。从此推断，摩尼教传入东南地区的时代可能更早。

1988年6月间，笔者在莆田县涵江区福厦公路旁近93公里处发现一块古代摩尼教断碑，经拓印、拍照，寄请国内专家鉴定，咸确认为元代前后摩尼教碑刻，而且是世界上现存仅有的一块，价值不可估量。

这一碑刻的发现，经国内研究摩尼教的专家、学者认证后，都认为碑的文物价值不可估量。

其实在位于晋江华表山麓的泉州草庵寺早先也有一块大型摩尼教摩崖石刻，但不幸毁于“文革”期间，仅存摩尼光佛坐像。因此，涵江摩尼教残碑尽管发现较晚，但却成为中国乃至世界上仅有的一块摩尼教碑刻，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第四节　无字碑

上面没有刻画任何字迹的碑，就是“无字碑”。正是因为无字碑上面没有刻写任何内容，反而引发后人无尽的猜想。流传至今的著名的无字碑有如下一些：

《乾陵无字碑》

《乾陵无字碑》位于陕西省咸阳市区西北方五十公里处的乾陵司马道东侧，北靠土阙，南依翁仲，西与述圣纪碑相对，奇崛瑰丽，巍峨壮观。

碑是用一块完整的巨石雕琢而成的，是中国历代群碑中的巨制，高7.53米，宽2.1米，厚1.49米，重量达98.9吨，给人以凝重厚实，浑然一体的美感。

碑额未题碑名，只有碑首雕刻了八条螭龙，巧妙地缠绕在一起，鳞甲分明，筋骨裸露，静中寓动，生气勃勃。碑的两侧有升龙图，各有一条腾空飞舞的巨龙，线刻而成，龙腾若翔，栩栩如生。碑座阳面还有线刻的狮马图（或称狮马相斗图），其马屈蹄俯首，温顺可爱；雄狮则昂首怒目，十分威严。碑上还有许多花草纹饰，线条精细流畅，因而这座无字碑历来闻名遐迩。

自秦汉以来，帝王将相无不希望死后能树碑立传，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女皇帝武则天的石碑却没有刻一个字。但是在无字碑的阳面，从上到下刻满了方格子。经考证，这些并不是后人刻上去的，而是树立石碑之时就已经刻好的。这些方格子每个长4厘米，宽5厘米，排列整齐。只有一种可能，它们就是当初准备在石碑上刻字用的，而且已经准备好了碑文。根据留在碑面上的格子计算，碑文大约有3300多字。

乾陵无字碑

而对于为何无字，终整个唐朝之始终，官方并没有给出任何解释，于是在民间出现了种种说法。

第一种说法认为，武则天立“无字碑”是用以夸耀自己，表示功高德大非文字所能表达。

第二种说法认为，武则天立“无字碑”是因为自知罪孽重大，感到还是不写碑文为好。比如，武则天以阿谀奉承的手段取得信任，从地位较低的“才人”，爬到掌握大权的皇后，最后窃居皇位。再如，培养党羽、建立宫廷奸党集团，并打着李唐“朝廷”的旗号，消灭异己。还有，她任用酷吏，实行告密和滥刑的恐怖政策等等。因此武则天无法为自己立传，而只能以“无字碑”来为后世定基调。

第三种说法认为，武则天是一个有自知之明的人，立“无字碑”是聪明之举，功过是非让后人去评论，这是最好的办法。她知道对自己的一生，人们会有各种各样的评价，碑文写好写坏都是难事，因此决定立“无字碑”，由后人去评价。

另外，还有的说法认为：复位的唐中宗李显对武则天无法称谓，是称武则天为先帝呢？还是称其为太后？所以只好不写文字。

还有人认为，唐中宗虽然是武则天的儿子，却曾被废而复立，因而心怀嫉妒，在李唐王朝中插进一个21年的“武周”更是奇耻大辱，为了雪恨，故意立无字碑，让她难堪、出丑。

还有人认为，如何撰写碑文，评价武则天，一直争论不休，由于没完没了，那碑就始终空着。

还有一说，武则天离世后，政局动荡，无人过多关注，待人们重新关注，她的那段历史早已众说纷纭，真假难辨。

宋金以后，开始有游人在无字碑上题字留念。但这些题记缺乏协调和照应，毫无章法。其中唯有1135年女真文字刻《大金皇弟都统经略郎君行记》保存比较完整。女真文字现已绝迹，因此，碑上的文字成为研究女真文字和中国少数民族历史文化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

历经元、明、清各代，碑上又镌刻了许多文字，不仅在内容上自然形成了评价武则天的“碑文”，而且在书法上真、草、隶、篆、行五体皆备。

明十三陵诸无字碑

明十三陵在北京昌平县北天寿山，这里山林优美、绿水长流，地下躺着明朝的十三位皇帝，合称明十三陵。其中除明成祖朱棣长陵外，所有陵门前的石碑上都空无一字。

按照常理来讲，历代皇帝归天之后，不管他生前的政绩是好是坏，负责撰写碑文的文官们都要昧着本心写出洋洋洒洒的溢美之词。但是，事情总有不然。明太祖朱元璋作为明朝的开国皇帝，战功显赫，政绩斐然，同时也是个嗜杀的皇帝，许多忠臣良将都死于他手。一天，他似乎突然对自己的行为有所忏悔，希望给子孙们留一个经验教训，便对身边的大臣们说：“皇陵碑记都是大臣们的粉饰之文，不能教育后代子孙。”言外之意，是希望自己在盖棺的时候，能有一个比较公正的说法。于是，翰林院的学士们就再不敢写皇帝的碑文了，皇家学者们个个心知肚明，这是个两头不讨好的差事，无论往不往先帝的脸上贴金，项上的人头都有搬家的危险。所以，学者们以太祖的“名训”作挡箭牌，将写碑文的任务，推给了嗣皇帝。所以，太祖孝陵的碑文是成祖朱棣撰写的；而成祖长陵的碑文则是仁宗朱高炽写的。

自明仁宗以后，为何嗣皇帝不写碑文了呢？原来从仁宗以后的皇帝，在陵门前都没有碑亭和碑，到了世宗嘉靖时才着手建造碑亭。碑亭落成之后，曾有大臣上书世宗皇帝请他为安眠在天寿山的七位皇帝撰写碑文。可惜这位嘉靖皇帝，一心迷恋仙术，整天想着如何升仙得道，个人生活也不检点，迷恋酒色不说，性情也喜怒无常。他整天忙着这些事情，哪里还有心思写什么碑文？

明思宗朱翊钧（万历）定陵无字碑

嘉靖以后的各陵，又因祖宗开了无字的先例，嗣皇帝们就更有理由让它们空着了。而最主要的原因在于，明朝中后期的皇帝们多数没什么出息，他们笃信方术，重用宦官，搞得京城上下乌烟瘴气。立一块无字碑，也许更能掩饰一位位帝王的腐败和无能，因而干脆不写了。十三陵各陵碑上虽然无字，却反映着明朝中期以后政治上的腐败。

泰山玉皇顶无字碑

泰山玉皇顶无字碑在玉皇顶的大门下，登封台的北边。碑高5.2米，碑身上段稍细，顶上有覆盖，碑色黄白，两面无字。对于这块碑树立的时代和用意，历来有不同说法。

一种说法认为是秦始皇立的，但立碑的原因又有两种说法，一是因秦始皇的功德之大，难以用文字形容，故无字；一是秦始皇“焚书坑儒”后无人会写字了，故无字。当然，这些均无据可考。

另一种说法认为是汉武帝刘彻立的。传说汉武帝登嵩山封祭时，山中突然传出一声“万岁”。汉武帝据此认为是上天赐福汉室，于是便在五岳之首的泰山立碑纪念。又因为“天机不可泄漏”，所以不便直书其事，因此就留下一块无字碑。

当然，也有人干脆说它是石表或石函，根本就不是一块碑。总之种种猜测，只能留予后人评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