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中国古代战争概述

中国5000年的历史中，发生过无数的战争。中国古代战争和中国古代的政治、经济一样，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发展。这种发展不仅仅是武器装备的进步，更是“战争艺术”的飞跃。

第一节　战争的起源

原始社会的部落斗争

神农雕塑

约7000年前，黄河、长江流域的广大地区，散布着众多原始村落，母系氏族进入繁荣阶段，与传说中的神农氏时代大体相当。在由一个个相对独立的血缘集团组成的社会中，一方面，在氏族部落内部人们平等地生活；另一方面，人们的眼界又局限于自己生活的集团，力求维护本集团的生存条件。当每个氏族部落因人口增多或自然灾害等原因被迫向外迁移时，便有可能侵夺其他氏族部落的利益，导致氏族部落之间爆发武装冲突。如，中国古代文献中有记载的第一次作战行动“神戎（即神农）战斧遂”，就是氏族部落之间的一次兼并战争。神农氏属于古夷人部落集团，生活于今河南东南部，以农业生产为主，已有冶陶手工业及交换市场。为开拓生产、生活空间，逐渐向东北发展，与生活在今山东西南部的另一支古夷人部落斧遂氏发生利害矛盾，引发冲突。斧遂氏部落不肯屈服，神农氏于是北上进攻斧遂氏，将其击败、兼并。随后，神农氏部落由今河南淮阳地区迁移至今山东曲阜一带，附近各部落自动归附，组成部落联盟。这种武力冲突仅仅是为着争夺生存条件或血亲复仇，由首领率领全体或部分部落成员进行。作战方式、作战手段都极为原始，当时“无器械、舟车、城郭、险阻之备”，只是使用由生产工具转化来的石、骨、木质兵器，进行群体格斗。交战胜负，决定于参战人员的数量、体力状况及勇敢程度。为保卫部落不被侵袭，部落居住地周围筑有壕、墙（如仰韶文化村落遗址周围的防卫沟）。

约5000年前，父系氏族开始代替母系氏族登上历史舞台，中国历史进入传说中的黄帝、炎帝时代。这一时期随着原始生产力的提高和劳动产品的大量剩余，私有财产出现，刺激了氏族部落首领攫取更多物质利益的欲望，大规模的部落战争开始日益频繁。在黄河中、下游地区，以蚩尤为首的东方夷族九黎部落，同由西向东发展的黄帝、炎帝两大部落长期对抗。蚩尤凭借强大力量击败炎帝，黄帝、炎帝结成联盟，在涿鹿之战中，经反复激烈较量，最终战胜蚩尤，东方夷族逐渐与黄帝族融合。其后，炎帝势力发展，侵凌诸氏族部落，导致黄、炎帝联盟破裂，发生阪泉之战，黄帝击败炎帝。黄帝部落由今河北北部向南发展，在中原地区与炎帝部落的一支共工氏展开惨烈的大战，悍猛的共工氏被征服。炎帝族与黄帝族最终结成稳固的联盟，成为尔后华夏族的主体。传说黄帝频频征讨不顺从者，“五十二战而天下大服”。这一时期的部落战争，已不单纯为着争夺生存空间，往往与征服异部落、掠夺财富相交融。蚩尤“作兵”、黄帝臣挥“作弓”、夷牟“作矢”，黄帝得九天玄女兵法等传说，反映出专用于作战的兵器逐渐与生产工具分离，原始战阵也开始出现。

约4000年前，当黄帝族后裔征服众多氏族部落之后（颛顼部落与共工之战、帝喾攻共工之战等），中原地区形成了传说中先后以尧、舜、禹为首领的强大部落联盟。为争夺部落联盟最高首领地位，掠夺更多的财富和奴隶，部落之间狼烟四起，征战不息。传说尧战胜十几个部落才获得民众拥戴而为“天子”，舜继位后有13个部落不服，禹时有33个部落反抗。尧、舜、禹攻三苗之战，反映了当时北方部落联盟与南方部落联盟之间长期的激烈斗争。这一时期，部落联盟军事首领的权力在战争中迅速加强，军事扈从队伍随之产生，既是防御设施又象征权力中心的军事城堡已经出现。

战争形态的初步完善

约公元前2070年，禹建立夏朝。禹的儿子启废除禅让制，实行王位世袭，成为夏朝的统治者。以今河南伊河、洛河流域为中心地域的夏朝，最初几十年充满着王权世袭制与部落禅让制的斗争。在甘之战中，夏启攻灭企图争夺首领地位的有扈氏，使夏朝的统治得到各部落首领的承认，确立了奴隶主贵族专政的制度。这一时期，车战作为一种作战形式已经出现在战争舞台上。据《世本》、《墨子》、《荀子》、《管子》等文献记载，禹时的奚仲发明了车，并任车服大夫。车发明以后，首先用于交通运输，后来随着马的繁衍、驯养和驾挽技术的提高，逐渐用于战争。《尚书·甘誓》是夏启讨伐有扈氏时的出征誓词，文中记载了夏启对出征兵士的一段训示：“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马之正，汝不恭命。”其中的“左”、“右”，即是执弓主射的车左和执矛主击刺的车右，“御”即居于两者之间的驭手。

夏朝末期，夏王桀暴虐无道，民众怨恨，各方国、部落叛离，夏朝的统治濒临崩溃。此时，地处黄河下游的商族方国崛起，成为与夏王朝对峙的强劲势力。商族首领成汤，在伊尹、仲虺等人的辅助下，积极进行灭夏准备。他对内修政和民，争取广大民众支持，对外施仁伐暴，广结盟国；又采取由近及远、先弱后强、各个击破的方略，先后攻灭葛（今河南宁陵北）、韦（今河南滑县东南）、顾（今河南范县东南，一说今山东鄄城东北）、昆吾（今河南许昌东）等夏的属国，摧毁夏朝的支柱和屏障，使其失去羽翼而孤立。在此期间，伊尹还奉命两次进入夏都探察政情、军情、民情，并离间夏统治集团内部关系，以削弱其实力。尔后，成汤乘夏桀出兵征讨有缗氏（居今山东金乡）、九夷叛夏、夏桀孤立无援之机，统兵攻夏，与夏桀在鸣条（今河南封丘东，一说今山西夏县东）展开决战，大破夏军。夏桀败退后归依于属国三股（今山东定陶东）。商汤乘胜攻灭三裈，夏桀率少数残部逃往南巢（今安徽巢湖），不久病逝。商汤回师，在亳（今河南商丘北；一说在西亳，在今河南偃师西）召开众多诸侯参加的“景毫之命”大会，得到3000诸侯的拥护，取得了天下之主的地位，建立商朝。鸣条之战是中国古代通过“伐谋”、“伐交”、“伐兵”、“用间”达到战争速胜最早的成功战例，对于后世战争的发展、军事理论的构筑，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吕氏春秋·简选》载：“殷汤良车七十乘，必死六千人，以戊子战于絣，遂禽推移、大牺，登自鸣条，乃入巢门，遂有夏。”《墨子·明鬼》亦载：“汤以车九十两，鸟陈雁行，汤乘大赞，犯逐夏众，入之郊遂，王乎禽推哆、大戏。”这些资料充分说明，当时车兵不仅数量增加、装备完善，而且训练有素，已经成为颇具攻击力的作战主体。但是，这只是车战的滥觞，尚未代替以徒步格斗为主的作战方式。

成汤九世孙武丁当政时，任用工匠出身的傅说及甘盘、祖己等人辅政，励精图治，使商朝政治、经济、军事得到空前发展，为进行大规模征服战争创造了条件。此时，日益强大的周边方国、部族频繁侵扰商王国之地，尤以西北诸部为甚。武丁对西北众多部族展开逐个征伐，最终取胜，基本解除西北边患，并获取大量奴隶。他还统兵南征，击败荆楚军；并出兵征伐东夷及南边的巴、蜀、虎方等。对周边方国、部族的战争，拓展了商朝版图和势力范围，促进了中原地区与周边部族的经济、文化交流，商王国达到鼎盛时期，史称“武丁中兴”。武丁之妻妇好，金文中称“后母辛”，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位女性将领。在武丁对周边方国、部族的一系列战争中，妇好多次受命代商王征集兵员，并屡任军将征战沙场。在对巴方作战中，妇好率兵布阵设伏，截断巴方军退路，待武丁自东面击溃巴方军，将其驱入设伏地，予以歼灭。这是中国战争史上记载最早的伏击战。

商汤和伊尹是商代开创时期的军事人物，武丁和妇好是商代中兴时期的军事人物，他们各代表一个不同的历史时期。他们所代表的商代作战思想和基本特点是：笃信上帝、神灵，作战行动的决断经常要借助卜筮；出师征战，都要打着上天命令的旗号，以宗教迷信动员军民，并以此威慑敌人；采取先发制人的进攻战，并把“兼弱攻昧”（乘敌衰弱和昏暗而攻之）、“取乱侮亡”（乘敌内部动乱、衰亡而取之）作为攻伐的有利时机而利用；重视建设一支精悍的突击队，实行出敌不意的袭击战；以杀戮和罚做奴隶作为强迫军队作战的纪律手段，表现出奴隶主贵族阶级压迫的特点。

商朝末期，多次大规模征伐东夷的长期战争，严重损耗了国力，并加剧了王朝内外的各种矛盾。这时，西面的周族历经几代经营而强盛。周族是活动于渭、泾流域的姬姓古族，农业经济迅速发展，政权组织日趋完善，军事力量逐渐强大，成为商的西方大国。周文王姬昌即位后，任用吕望为“太师”，积极进行战争准备。面对“商、周之不敌”的情势，吕尚辅佐文王确定了先改变力量对比、尔后伺机进行决战的渐进灭商方略。为隐蔽谋略企图，文王实行韬光养晦之策，对商纣王伪示恭顺，采取建商宗庙于周原以祭祀商王先祖、“率殷之叛国以事纣”、向纣王贡献方物等手段，使纣王消除了疑周之心，“赐命西伯得专征伐”，而将商的力量用于对付东夷，为周发展实力制造良机。文王乘商朝用兵东夷之机，相继征服犬戎（今陕西西北部）、密须（今甘肃灵台西南），解除东进的后顾之忧，继而兵锋东向，向商腹心地区进逼。周军先攻占耆国（今山西长治西南），剪除商之右翼，造成威胁商都殷（今河南安阳）之势；再正面进逼，攻占邗国（今河南沁阳西北）；继而攻占商朝西南战略重镇崇国（今河南嵩县东北），剪除商之左翼，扫清了灭商障碍。为利于继续东进，文王将都城由岐下（今陕西岐山东北）东迁至丰（今陕西西安西北），基本完成了攻商决战的准备。武王姬发继位后，于公元前1048年联合800诸侯于盟津（今河南孟津东北）举行大规模伐商演习，确立了周的盟主地位，史称“盟津之誓”。吕望还曾亲入商都探察情况，施离间之计，促其内部反叛。又二年（前1046年），武王乘商朝统治集团分崩离析、商军主力在东夷作战之机，亲率大军会同各路诸侯军奔袭商都，在牧野（今河南淇县南）与商军展开决战，大破商军，灭亡商朝，开创西周王朝。此战，以示伪谋略使敌产生错觉，为“兵者诡道”的理论奠定了基础；由远及近，先弱后强，逐次击破及力避两面作战，也是剪商羽翼作战指导的特点；选择战机，先发制人，成为以少胜多的著名战例。

古代战车

商、西周时代，中国奴隶社会的战争形态有了明显发展。由于与战争密切相关的手工业技术迅速进步，青铜兵器和战车大量用于作战。西周后期一次作战投入战车达3000乘之多，表明战争规模不断扩大，车战成为主要作战方式。国家军队确立以“师”为最高建制单位，形成国君控制下的分级领导体制，并由车、步分别编组变为车、步协同作战，使战争在日趋完善的组织形式下进行，强化了战争的正规性。车战战法脱离滥觞期的原始形态，出现密集方阵战术，强调保持队形严整和车阵坚固，向着充分发挥车阵集团冲击力的方向发展。通常步兵列阵于前、战车列阵于后，组成宽广正面的大方阵。参战兵员的增多和战场范围的扩大，使作战指挥手段由单一向多样化发展，至西周时已使用金、鼓、旗等视听信号指挥作战。商朝后期出现正规的驿传制度，西周晚期又建立烽燧报警制度，反映出保障军队行动的信息传递不断加强。随着人们对天道、鬼神观念开始动摇，作战指导自觉运用谋略。周灭商的牧野之战，注重全局把握、审势而动、量力而行，采取军政结合、各个击破、乘隙奔袭的策略和战法，已包括战争准备、筹划、实施各阶段，标志着中国古代作战指导思想的初步形成。

战争“艺术”的发展

历史小说和武打戏中，常常有将对将，兵对兵的厮杀，这种表现手法是有历史根据的。在冷兵器时代，使用的武器不外乎戈、矛、刀、箭等，掌握这些武器的是步兵和骑兵，作战时只能是短兵相接，面对面地砍杀。

棋逢对手，将遇良才。在两军搏斗的场合里，往往会出现大战几百个“回合”。据我国著名史学家吴晗教授考据，“一个回合，是指交手一次。两将相对，中间有一段距离，双方手执武器同时前进，用武器杀伤对方，一击不中，就得退回来，准备再次交锋，一进一退就叫一个回合”。在这生死搏斗之中，武器的长短和重量是相当重要的，长枪、大刀自然要比短剑、匕首优越。诚然，武器是很重要的，但决定胜负的却要看战争的正义性，要看人的勇敢和觉悟，要看人的武艺熟练程度。

进攻中，能在百万军中冲杀取敌方上将的首级，非得有高强的武艺才行。

唐武后时，契丹将李楷固善使索、骑射和舞槊，每次冲锋都如“鹘入鸟群，所向披靡”。黄鮪谷之战，唐将“张玄遇、麻仁节皆为所”。正如明代抗倭名将戚继光说的，怯敌还是艺浅，善战必定艺精。

防御中，能够在水泄不通的重围中突围的，总是那些浑身有武艺的人。

萧摩诃随都督吴明彻渡过淮河攻打齐国秦郡，“齐国派遣大将尉破胡率十万大军来援，其前队有苍头犀角大力士，皆身长八尺，臂力绝伦，其锋甚锐，……妙于弓矢，弦无虚发……胡挺身出阵前十余步，弓矢发。摩诃遥掷铣钡，正中其额，应手而仆，齐军大力士十余人出战，摩诃又斩之，于是齐军退走”。摩诃率军追至吕梁地区。

不久，“周武帝灭齐，遣将宇文忻争吕梁，时有精骑数千，摩诃领十二骑深入周军，纵横奋击斩首甚众。及周遣大将五执来赴，结长围连缫于吕梁下流，断大军还路”。这时，摩诃亲自率领8000精骑在前面杀出一条通路，乘夜深人静的时候，掩护都督突出重围，尔后还军淮南。可见，处于劣势的萧摩诃，要不是善于遥掷铣钡，难道还不成为北齐的囚徒了么。这段故事同样印证了“艺高人胆大，胆大人艺高”的至理名言。

可见，在两军对阵中，战将和士卒要想保存自己，消灭敌人，不仅要戴盔披甲，而且要有高超的武艺。据史书记载，中国古代的武艺一向分十八种，而十八般武艺要想件件皆通，在搏斗中武艺高强，这确实是桩不容易的事。

《武经总要》记载，公元1000年，宋神骑副兵使焦翭献使用的铁槊，重15斤，在马上挥舞如飞。还有相国寺和尚法山，还俗从军，用的铁轮拔，浑头33斤，头尾有刃，是一种马上格斗的有利武器。《五杂俎》上说：“人有千斤之力，始能于马上运三十斤之器……其有五百斤力者，但能举动而已”。南宋民族英雄岳飞，对部将的武艺训练，要求极其严格。《金陀粹编·遗事》记载，有一次岳飞的长子岳云，练习飞马冲下陡坡，不慎马翻人仰，岳飞大怒说，前方大敌，亦如此耶？将岳云责打100军棍。在岳飞的督促下，岳云很快地成长为一员所向无敌的勇将，臂力大得惊人，能把两杆好几十斤的铁锥抡动如飞。1134年，16岁的岳云勇冠三军，攻随州，手持双锥，首先登城。邓州战役中，岳云又捷足先登。1140年，岳家军的最后一次北伐，克蔡州，据颍昌，复淮宁，得郑州，占洛阳，战绩辉煌。岳云都是骁勇善战，屡建殊勋。在激烈的颍昌之战中，岳云先后10次杀入敌阵，身受100多处枪伤，和将士们都“人为血人，马为血马”，终于赢得了这次战斗的胜利。抗倭名将戚继光，也非常重视部队的训练，《纪效新书》中对这方面有详细的叙述，主张“平时所使用的器械……当重于交锋时所用之器”。这样，“重者既熟，则临阵用轻者自然手捷，不为器械所欺矣”。此外，戚继光在练武时，采取“足囊以砂，渐渐加之”，战时将砂囊去掉，行走时自然轻便自如。平时习战，人必重甲，战时换上轻装，行动起来就迅速。他把这些做法叫做“练手力”、“练足力”和“练身力”。古人练武，不仅讲求实效，采用从难从严的训练方法，而且非常重视实践。在《练兵实纪·储练通论》中，有一段论述叫做“练真将”。练将，就是训练军队的干部。练真将，就是强调指挥员要有真实本领，经得起实战考验。戚继光认为，一个指挥员，固然要精通“韬略”之类的兵法，反对不学无术，但是这还不够，还要把他们放到“伍间”去锻炼，出战时放到战阵中去考验。只有经得起锻炼和考验的人，才能正式任用，这样才能练出“真将”来。对于士卒的训练，也是本着讲实效、重实际。在练武时，强调从实战需要出发，从难从严着手。因此，古代许多有名的将领都是鸡鸣即起，夏练三伏，冬练三九，持之以恒，从不间断。这样，临战时才见敌不畏，骁勇异常。

在古代的战争中，不仅要求人们有熟练的武艺，而且要求军队有雷厉风行的战斗作风。孙子说，军队的行动“其疾如风，其徐如林”，“不动如山，行如雷霆”。又说，“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

公元874年，黄巢领导的农民起义军，风驰电掣，出无定，克洛阳，破潼关，下长安，近10年的时间，这支起义部队转战中原，南征北战，打了许多出色的仗，很重要一点，就是他们行动迅速，猛打猛冲，采取先发制人，给统治者措手不及，取得了辉煌胜利。成吉思汗用兵的神速是驰名中外的，蒙古兵在进攻之前，先派“游骑”深入对方境内一、二百里，以侦察虚实。因蒙古军行踪“飘忽”，常使对方疲于防御。在交战过程中，成吉思汗能够掌握战争的主动权。一旦探得对方空隙后，就大军长驱直入，势如破竹。如遇对方城防坚固，兵精粮足，在短时间内不能攻打奏效时，就采取神速绕越而过，或者留少许兵以牵制，从不恋战，待攻占了周围城寨后，再驱使俘虏充当前锋，回师总攻，一举而破之。

在短兵相接中，有了熟练的武艺和雷厉风行的战斗作风，可以说具备了赢得胜利的可能。而要把这种可能变为现实，首要的是人心向背，看战争是正义还是非正义，所谓“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就是这个道理。此外，还需要搏斗中具有机智和勇敢。就是说，不是死拼、硬打，而要打得巧妙。会用正兵，也会用奇兵。孙子说：“兵者，诡道也……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之。”

公元115年，羌人侵犯武都，安帝派虞诩为武都太守，出兵抵抗，到了陈仓（今陕西宝鸡）被羌人所阻。虞诩暗自打量：敌众我寡，不宜硬拼。便想出一计，命令士兵暂不前进，扬言要向朝廷请拨援兵，待大军到后再出发。过了几天，令士卒将原来一个灶煮的饭，改为两个灶煮。次日，又改为四个灶煮。一羌人远望烟火逐日增加，便相互传开，议论纷纷，汉兵大军已到，若不早退，将被围歼。因此，便不战而退。虞诩乘羌人撤退的时候，率3000轻骑追赶。当与羌人交战时，先令士卒以小弩发箭，故意表示装备很差，诱羌人来攻。待羌人进攻时，突然改用大弩发箭，趁羌人混乱的时候轻而易举地取胜。为掩蔽自己的虚实，虞诩用“实而示之虚，虚而示之实”的巧妙战法，又令士卒分组出巡，出东门入北门，进城后立即改换服装，再次出巡。如此三番五次，羌人以为汉军据有雄兵，于是不战逃遁。

唐玄宗时，名将哥舒翰善用回马枪，他有随从名左车，十五六岁，很有力气。哥舒翰每追敌人靠近，用枪搭敌人的背，大喝一声，敌人失惊回头，趁势刺中喉头，挑起三五尺掼下，没有不死的。这时，左车便下马取首级，每次如此。唐代民歌《哥舒歌》中，曾这样赞扬哥舒翰的英勇善战：“北斗七星高，哥舒夜带刀。至今窥牧马，不敢过临洮”。

总之，进攻中要打得机智，灵活，才能立于不败之地；防御时要打得沉着、巧妙，才能屡战屡胜。于是，在古代应运而生三十六计。其中，胜战、攻战、并战三套，为处于优势之计；敌战、混战、败战三套，为处于劣势之计。古代许多有名战役，莫不与这些计谋有关。

知识链接

比刀剑厉害的木棒

三国时，吴国将领贺齐带兵讨伐山中的土匪。土匪中有善于抵御刀枪的人，每次打仗，不管官军的刀剑多么锐利，总是耐何他们不得。贺齐说：“我听说有人可以抵御有锋刃的兵器，有人可以抵御有毒的虫。他能抵御我们带刃的刀枪，那一定抵御不了我们无刃的兵器”。于是命人用极硬的木头做了许多棍棒，然后选出健壮的士兵5000人为前锋前去攻打敌营。敌方自恃刀枪不入，没有任何防备，官军奋力用棍棒击打敌军，敌方的“特异功能”果然不再生效，被官军击杀而死伤无数。

第二节　战争的基本类型

最初的作战方式：车战

在夏、商、周三代，车战盛行，当时的文字多有车战的记载。

周代开国战争中，“牧野之战”有决定性意义。当时周武王会师诸侯，准备与殷纣王决战。周武王率部宣誓，便有“戎车三百辆”。周武王在打败殷纣王后，率军讨伐殷之各部，战车就有近千辆。

至春秋战国，各国都有着数量庞大的战车。按《左传》所记，公元前529年，鲁国请晋、齐、宋、卫、郑等国举行“兵车之会”，仅晋国就出动了“甲车四千乘”，总数就更多了。

《史记》中记述了战国时，苏秦游说列国，力主“合纵”各国，联合攻秦。书中曾列举各国的军事实力，可从中看出各国战车的数量：燕，“车六百乘”；赵，“车千乘”；魏，“车六百乘”；楚，“车千乘”；秦，“车千乘”。当时，关于车战的文字记载就更多了，《楚辞》、《诗经》等书中都有不少。

约在战国中期，车战由盛到衰。当时，一些有识之士已发现了战车笨重庞大的缺陷，力主改革，由此开始了战车与骑兵并用的时期。秦代便是如此。从秦陵兵马坑中，可看出这一点。汉代建国时，在楚汉相争中，战车还起一定的作用。但到汉武帝时，在汉王朝与匈奴进行大规模的连续战争中，已难以见到笨重的战车驰骋疆场，战场上出现的主要是骑兵和步兵了。

我国考古工作者已先后在河南安阳、陕西西安、河南陕县、北京房山、甘肃灵台、山东胶县、河南洛阳等地发现了上自殷商、下至战国的车马坑，有些车马坑还被成功地剥剔出来，使得我们能够看清战车的具体结构与尺寸。现所见的车马坑，无一例外都是战车的遗迹，反映出当时战车的普遍以及对战车的重视。

从考古资料中可看出，当时战车的基本构造：轮径为95～146cm，轮距为100～244cm，轮辐数为18～26个，车宽为178～310cm，车辕长为280～340cm。车箱的宽度为94～164cm，可容三人。

拖拉战车的马匹数，有两匹和四匹两种。

战车车軎的结构与普通车子的不同，战车上车軎都很长，有时还做成带刀的形状，以增加车的冲击力和控制范围。车軎是安装在车的轴、头上、固定车轮的套筒。有些地区专门训练车子利用车軎来互相冲击，称“击毂”。但车軎过长，也给战车行动带来不便。如战国时，有次燕国进攻齐国，齐国大败。当时齐国许多战车因车軎过长，夺路逃生时极不方便，以致碰断车轴，车子无法走动，使得车上的人也当了俘虏。唯独田单的部队得以逃脱，原因就是田单事先已下令将车軎锯短，车子行动灵便得多。

战车精湛的制造技术，为后世车的结构设计和制造提供了丰富的经验，也为后世制造业及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战车的配置有如下几条规定：

1.战车上的乘员

（1）乘员数现从大量资料中得知，战车上有三个乘员：“车左”、“车右”和“御者”。“车左”、“车右”的主要任务是与敌方格斗，而“御者”的任务是控制车辆的运动。

（2）乘员武器和甲胄

车上乘员的武器一般比较精良，“车左”及“车右”各有三套兵器：他们在接近敌人前，采用远射兵器（弓箭）射击对方；在接近敌人时，使用长兵器（戈、矛、戟等）与敌格斗；一旦车毁之时，就使用护身兵器（剑、刀、匕首等）进行自卫。乘员力求使格斗兵器的控制范围大些。

为了减少伤亡，乘员和战马都有很好的防护装备，常用青铜、皮革做成甲胄。考古中，常可在车旁发现兵器、编制铠甲的甲片和盾。

（3）对乘员的要求

为了使战车更加牢固威武、精美华贵，车上还用很多铜件装饰。乘员的武器装备也十分精良。因此备制战车的花费昂贵，只有少数人才能拥有战车或充当车上的乘员，乘员也不易培养。在孔子所论的“六艺”中，作为“士”必修的课目就有“射”、“御”两项是用在战车上的。

2.车后“徒兵”

（1）徒兵

车后为数众多的“徒兵”，手执简陋的武器跟在车后跑，无疑风险很大，也很辛苦。关于“徒兵”的数目各说不一，出入往往很大，从几名到几十名不等，可能因地、因时而异，但肯定人数较多。

（2）战鼓

战鼓是战车部队的指挥工具，许多战车都要随着主将的鼓声冲锋陷阵。主将在战斗进行过程中，要尽量保持鼓声不断，坚持指挥。

从许多考古资料中可以看出，当时习惯将鼓立放，这样击鼓较方便，又不致影响观察。

战鼓

（3）战旗

战旗，也能起到鼓舞士气的作用。从现已看到的图案得知，它插在车后，这样不致妨碍乘员的动作。《孙子》明确地说，要奖赏那些在车战中夺得敌人战旗的人，可见战旗的重要。

3.“鼓之则进，金之则止”延用至今

随着战车的淘汰，鼓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但兵书《孙子》明确规定“鼓之则进，金之则止”这一点则没有改变。直到火器盛行后，才发生了变化。现在，我们仍以“击鼓”表示某项工作的开始，以“鸣金”表示工作的结束或停止。

机动性的飞跃：骑战

在战国时期，我国古代的战争发生了一场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的主要标志就是以车战为主变为以步骑为主，而且愈到后来就愈以骑兵为主。所以，我们有必要来看看骑兵作战的主要特点。

1.骑战的特点

马的特点是高速奔驰，骑兵的特长也就是有很高的速度。所以，骑战的主要特点是快，其他的各种特点都是以快为基础而形成的。战国时期对于战争的描绘，如“疾如锥矢，战如雷电，解如风雨”；“轻利蚹速，卒为飘风”“急疾捷先，此所以决义兵之胜也”等，都是战骑出现之后的反映。古人对骑战的总结是“驰骤便捷，利于邀击奔趋，而不宜于正守老顿”。这种总结比较准确。对古代战争颇有研究的恩格斯在谈到骑兵的特点时说：“骑兵的全部力量集中表现在冲锋上。”这也是很深刻而精辟的见解。

由于骑兵的速度快，战斗中就应当高度发挥其快的特点，或正面突击，或侧击包抄，或远袭敌后，或断其粮道。孙膑曾经指出：“用骑有十利：一曰迎敌始至；二曰乘虚背（通败）敌；三曰追散乱击；四曰迎敌击后，使敌奔走；五曰遮其粮食，绝其军道；六曰败其关津，发其桥梁；七曰掩其不备，卒击其未振旅；八曰攻其懈怠，出其不意；九曰烧其积聚，虚其市里；十曰掠其田野，系累（俘虏之意）其子弟。此十者，骑战之利也。夫骑者，能离能合，能散能集，百里为期，千里而赴，出入无间，故曰离合之兵也。”这一大段分析，将骑兵的特点与在战争中的主要用途都已讲到了。后世各种兵书中所总结的“十胜”、“十利”等，大都由此而来。由于骑兵具有上述优势，故而有“古之善骑者，无阵不摧”之誉。

对敌军进行突袭，是骑兵最擅长的本领，特别是在敌军阵地不稳（如军队初至、天色已晚、前后脱节、军心不固、前锋已败、后方空虚等）之时，用数量不多的骑兵进行闪电般的冲击，往往可以取得大胜。如李世民在夺取天下的战争生涯中，“选精锐千余骑为奇兵，皆皂衣黑甲，分为左右队，队建大旗，令骑将秦叔宝、程咬金、尉迟敬德、瞿长孙等分统之。每临敌，太宗躬被黑甲先锋，率之候机而进，所向摧靡，常以少击众，贼徒气慑”。如果敌方阵脚稳固，进攻不易奏效时，则可派武艺高强、勇往无前的猛将或突击队骑马高速“冲阵”（或称“突阵”），先将敌阵冲乱，然后再合力进攻。如东汉末期军阀混战时的勇将吕布在袁绍营中时，与张燕军作战，“燕精兵万余，骑数千匹。布常御良马，号曰赤兔，能驰城飞堑，与其健将成廉、魏越等数十骑驰突燕阵，一日或三四回，皆斩首而出”。这类战例在古代战争中是比较常见的，从这种“冲阵”的行动中，可以充分看出高速冲击的骑兵在古代战争中的重要作用。

由于骑兵的速度快，往往可以在事先将敌情侦察清楚的情况下，派遣骑兵穿过战线，长途奔袭，直捣敌巢，取得决定性胜利。著名的“李訫雪夜下蔡州”，就是用的这一战术。唐宪宗元和十一年（816年），随唐邓节度使李訫为了平定吴元济的叛乱，率领3000训练有素的骑兵，在大雨雪的天气中长途急驰，直捣蔡州，活捉吴元济，成为我国古代有名的一次大捷。

利用骑兵机动灵活的特点，设法包抄敌军后路，断其粮道，扰乱其后方，使敌军不战自溃或一触即溃，也是发挥骑兵作用的长策。在古代一些著名的战役中，很多军事家都采用过这种战术，如秦赵长平（今山西高平西北）之战，秦将白起就曾派“一万五千骑”迂回敌后，“绝赵壁间”，断其粮道；楚汉相争中，刘邦、韩信曾派卢绾、刘贾等以“骑数百入楚地，佐彭越烧楚积聚”，西汉初，周亚夫平定吴楚“七国之乱”，也曾“使轻骑绝吴楚兵后粮道”；三国初期的官渡之战中，曹操为破袁绍，也曾亲自率骑兵“用袁氏旗帜，夜衔枚，缚马口，从间道出，人负束薪”，烧了袁绍辎重，从而取得大胜。

由上述叙述可知，要在战争中发挥骑兵的长处，最好是“用骑以出奇，取其神速也”。用现代的战争术语，就是要在运动中消灭敌人，要打运动战，不能打阵地战。

骑兵雕塑

骑兵不可能如步兵那样步步抗争、涉艰据险。如果骑兵的轻便敏捷、快速冲击的长处发挥不出，主将就应尽力扬长避短，创造发挥长处的条件。例如公元910年，晋王李存勖（即后来的后唐庄宗）与后梁作战。晋军主将周德威所率的是骑兵，可是后梁军队在柏乡膈河扎营，“闭垒不出”。周德威分析形势说：“吾所恃者骑兵，利于平原广野，可以驰突。今压贼垒门，骑无所展其脚。”乃决定退兵，并以“精骑三千压梁垒门而诟之”，将后梁军队诱出。一直等到“梁兵走矣”，才“大噪争进”，“梁兵互相惊怖，遂大溃”，“河朔大震”这是一次大胜仗。这一大胜的取得，关键就在于周德威设法避开了自己骑兵不利于攻坚的短处，而发挥了自己善于“驰突”的长处。在“走”中与敌方作战而取胜。

2.对骑兵的防御

在广阔的战场上，要对付披着铁甲的骏马的高速冲锋，是困难的。古人为对付骑兵的攻击，曾经做了很大的努力，而且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要制服骑兵，关键是要制服战马，除了用强弓劲弩向冲来的骑兵猛烈射箭之外，对骑兵的防御措施几乎都是为了遏止战马的高速奔驰。

最方便的办法，是利用地形地物，是将自己的部队布置在不利于骑兵奔驰的地形上。例如在宋金战争中，张浚在川陕前线与金兵的铁骑作战，先是大败。后来总结出主要是败在“地形不利”。张浚便采纳了吴玠的建议，让吴玠以关隘为依托，“徙高阜，使敌马冲突，吾足以御之”。形势顿时为之大变。金兵虽在中原战场不可一世，却一直未能突破川陕防线进入四川。蒙古灭金之后，为了攻占四川，竟花了50多年才能成功。曾经横扫亚欧40余国的蒙古铁骑，在巴蜀长期被阻，数易统帅，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四川军民在余玠等人的领导下，充分利用了蜀中山水险阻的特点，尽力避免在平川通衢与蒙古骑兵作战，而是先后修筑了四五十座山城，甚至将平原浅丘地区的一些府州治所都干脆搬上山去，凭险固守，坚持抗战，使蒙古骑兵望山水而无所施其计。宋末四川的抗元战争，是利用地形削弱骑兵优势的最好说明。

在没有地形可依凭的情况下，古代对付骑兵的最好办法是将战车连结为营以自固。

如果在既无地形可凭，又无战车可用的情况下，最方便的办法就是用各种木料或刚砍伐的树木临时筑成拒马木，用以阻滞乃至挡住敌军骑兵的速度。如宋代抗金名将刘锜破金兀术的“拐子马”时，“战自辰至申（即从上午八时至下午四时左右），敌败，遽以拒马木障之；少休。城上鼓声不绝，乃出饭羹，坐饷战士如平时，敌披靡不敢近。食已，撤拒马木，深入歌敌，又大破之”！可见拒马木在破“拐子马”时起了不小作用。又如清初康熙征准噶尔时，西路军扎营于昭莫多。由于对方全是精骑，而清军“饥疲马僵”，必须休整。为了“制敌骑之冲突”，“每进辄以拒马木列前自固”，做到了“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后来果然取得了胜利。在紧急情况下，无法制作拒马木，就用树枝柴草垒成鹿砦，也可以起到阻挡骑兵的作用。如三国时吴军大将吕蒙协助周瑜迎战曹操下属曹仁所率的军队，吕蒙“分遣三百人柴断险道”。曹仁军果然由此经过，“行遇柴道，骑皆舍马，步走。（吴）兵追蹙击，获马三百匹”，“曹仁退走”。

以上办法，基本上属于消极防御。积极的防御策略应当在防御中消灭敌人的骑兵。在古代，并不乏因采取了积极措施而由防守的步兵歼灭进攻的骑兵的战例。南宋名将岳飞和刘锜在金兵精锐“铁浮图力”、“拐子马”的冲锋面前，组织步兵先“以拒马木障之”，再“用刀斧斫臂，至有以手摔扯者”。这种既用拒马木阻挡其速度，再用利斧入阵砍杀骑兵与战马的战术，在宋代战争中曾经取得了几次辉煌的战果。《草庐经略》卷5对此做过一个系统的总结：“破骑之法，或以长枪先毙其马，或以牌遮马上兵刃，而以刃斫马脚。其马既蹶，则马上之卒为无用矣。此法尤利险阻之地。或列铁蒺藜与三刃一脚之铁钉子地，俾敌骑践之。其破铁骑，宋人多用长柄巨斧，上椹（刺也）人胸，下斫马脚。盖铁甲骑兵，兵刃难伤，故利用巨斧，中之未有不骨折者。”这一系列的措施既是利于反击的积极防御，又是采取多种办法的综合防御，是古代战争中对付骑兵冲锋的上策。

惊涛骇浪上的艺术：水战

在我国古代战争史上，西周时只有军队渡河的记载，没有在水面作战的记载。关于水战与水军，是春秋时期才见到记载的。

春秋以前，所发生的战争，大都是在中原地区展开的。这里河流不多，也没有大的湖泊，故而没有设立水军、争夺水面的必要。春秋时期，南方的吴国、越国、楚国和东面临海的齐国的实力逐渐强大，进入中原争霸，而且吴、越、楚、齐等国家相互间也多次发生战争。江河密布的南方水网地区本来就以水运为主要交通方式，“不能一日而废舟楫之用”。当战事频繁之时，为了适应水网地区的需要，建立水军，改装战船，发展水军，也就是必然的了。据《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载，公元前549年，“夏，楚子为舟师以伐吴”。这是我国古代文献中有明确年代记载的最早一次水战，也是关于战船与水军最早的可靠记录。又据《左传·昭公二十七年》载，公元前525年，“吴伐楚，阳匀为令尹，卜战，不吉。”司马子鱼曰：“我得上流，何故不吉？，……大败吴师，获其乘舟余皇（舟名）”。这一仗的胜负，决定于是否控制了某条河（从上下文看，就是指的大江）的上游；战胜的结果，又是俘获了吴国“先王之乘舟”“余皇”，故而这又是一场水战，而且很可能是我国有明确年代的最早一场在大江中的水战。又据《墨子·鲁问》载，“楚人与越人舟战于江”，“越人迎流而进，顺流而退；见利而进，见不利则其退速。越人因此若势（指因此水势），亟败楚人”。这是表明越军战术运用比楚军成功。《庄子·逍遥游》中曾记载吴、越之间在冬天也进行水战，吴军使用了宋国人发明的“不龟手之药”，即防止手足皮肤皴裂的外用药。由此可见当时水战已相当频繁。在这种情况下，吴越还组建了专门的水军，如越国的“习流”就是越国的水军。当时不仅在江湖中展开水战，而且已经发展到了海上。如吴王夫差就曾“从海上攻齐，齐人败吴，吴王乃引兵归”。

既然有专门的水军进行水战，也就必然会有由普通船只改进而成的专门的战船。《太平御览》卷315载：“《越绝书》曰：《伍子胥水战法》：大翼一艘，广丈六尺，长十二丈，容战士二十六人，櫂（手）五十人，舳舻（手）三人，操长钩、矛、斧者四，吏、仆、射长各一人，凡九十一人。当用长钩、矛、长斧各四，弩各三十二，矢三千三百，甲、兜鍪各三十三。”这是大翼，即大型战船。据《昭明文选》张华《七命》之二“浮三翼”注引《伍子胥水战兵法》，除“大翼”之外，还有稍小的“中翼”和“小翼”，共称“三翼”。遗憾的是，春秋时期制造的这类最早的战船，至今在考古工作中尚未发现其痕迹，无法验证上述材料的准确性。古人认为我国水军的成立始自春秋，如《神机制敌太白阴经》卷4就说：“水战之具，始于伍员，以舟为车，以楫为马”。从时间来看，这种说法是正确的。

战国时期的水战情况与战船的特点，我们可以从出土文物的图像上得到十分形象的了解。在已经见到的4幅战国铜器上的水战图像中，可以见到战国时水战的以下特点：

1.战船修长，首尾翘起，无帆无舵（也可能是有舵而图中未见），完全由划桨的“櫂手”操纵战船。

2.船分上下两层，下层是站立划桨的榷手，上层是作战的战士。

3.所使用的武器与当时车战中所用者基本相同，有戈、戟、矛、弓矢、盾、卫体短剑等；所使用的指挥系统仍是旗和金鼓。

春秋战国时期，水战还处在初期阶段，规模不大，只能起到陆战的配合作用，故而在先秦兵书中没有对水战做过专门的总结和研究。《孙膑兵法·十阵》中曾有《水战之法》，但讲的是陆战中遇到江河时“众具徒而寡其车”之后的对付方法。在《吴子兵法·应变》中也谈到水战，仍是讲的“吾与敌相遇大水之泽，倾轮没辕，水薄车骑”之时的应付方法。相传伍子胥向吴王阖闾论述过战船的特点，伍子胥只能用车战来进行比喻：“船名大翼、小翼、突冒、楼舡、桥舡，今舡军之教比陵军之法乃可用之。大翼者，当陵军之车；小翼者，当陵军之轻车；突冒者，当陵军之冲车；楼舡者，当陵军之行楼车也；桥舡者，当陵军之车足剽定骑也。”由此看出，水战在先秦时期已经出现，但并不发达，尚在初期阶段。

古代战船

水战的发展在秦汉时期。秦统一中国的过程，包括了统一江南地区与岭南地区，这都需要水军；汉代对交州刺史部的南海郡、合浦郡、九真郡、日南郡的军政管辖，更需要强大的海上水军。武帝时，为平定南粤吕嘉之乱，曾以路博德为伏波将军，杨仆为楼船将军，归义粤侯严（粤人，名严，降汉，转归义侯，故名）为戈船将军，“令粤人及江淮以南楼船十万师往讨之”，在几次战争中，经常是“浮海救之”、“浮海而往”。

为了水战的需要，秦汉时期建立了一支规模不小的水军，称之为“楼船之士”、“楼船士”，或“楫濯士”、“棹卒”，并规定渔民水家子弟必须按规定到“楼船”中服役。据《汉官仪》载：“民年二十三为正，一岁为材官骑士，习射御骑驰战阵……水家为楼船，亦习战射行船”。这种“楼船之士”遂成为军队中三大兵种之一，即所谓“平地用车骑，山阻用材官，水泉用楼船”。随着战争的需要，水军可以达到很大的规模，如西汉武帝元鼎五年（前112年），“南越反，因南方楼船士二十佘万人击之”。楼船之士的指挥员，就是楼船将军。这些水军还有专门的服装，按五行学说，“土胜水，其色黄，故刺船之郎皆著黄帽，因号曰黄头郎也”。所以，在《汉书·枚乘传》中“汉知吴有吞天下之心也，遣羽林黄头循江而下，袭大王之都”的“羽林黄头”，就是指的中央军中“习水战者”，即水军。

汉代的水军装备着大小不一、形体各异的战船，可以南至今越南南方，北至朝鲜，如东汉时马援率水军南攻今越南地区时，就有“楼船大小二千余艘”。而且，在汉末时进行了一场双方各数万水军参战的著名的“赤壁之战”。在赤壁之战这样的大战中，水军可以起到决定胜负的重要作用。汉代以后，水军就长期作为一支重要的方面军而活跃在战争舞台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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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骑兵作战的起源

中国古代骑兵的应用，最早也是在春秋战国时期开始的，最初是和兵车混合编制。例如，当得知晋国的知伯要带兵围攻赵国时，赵襄子曾派延陵生带了兵车和骑兵先到晋阳，部署防务。后来骑兵发展成为单独的部队，主要也还是为了配合步兵作战，作为奇袭冲锋之用，所以战国时代的各国兵额，“带甲”都有几十万至百万，军骑仅五六千匹至万匹。公元前305年赵国攻打中山国，右左中三军由赵武灵王亲自统率，另由“牛翦将车骑，赵希将胡、代、赵”，“车骑”也只是五军之一。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是由于胡人多用骑兵，这样更有利于骑战。

第三节　战争的力量：军队

“队伍”的来历与三军的变迁

军队，现在也俗称为“队伍”。“队伍”一词很早就产生了，与此同义的还有“军伍”、“行伍”、“卒伍”等，它们皆来源于古代军队的基层建制。

中国古代军队的编制系列大抵分两个阶段，以西周为界，西周以前殷商时代的军队编制，虽然不能详知，但从甲骨文中可以得其大概。《殷墟粹编》第597篇载：“王作三师，右、中、左。”商代军队一般分为右军、中军和左军三个部分，而其最基层的建制是以10人为单位的，这就是后世所谓“什伍”之“什”。兵车大抵是每辆战车配有3人，居中为驭手，左右两边的是战斗员。故《尉缭子·制谈》说：“古者士有什伍，车有偏列。”

西周以后，军队编制虽然历代各有损益，但基本上属于“五五制式”，即以“五人为伍”，作为军队的基本建制。西周时期的军队以战车为中心，一辆战车称为一乘，是一个战术单位，配有兵士25人，其中包括甲士10人（3人在车上，7人在车下），徒卒15人，此外，另有负责养马服役者5人（不在兵士之列），总共30人。西周军队的建制已经比较完备，《周礼·夏官·叙官》云：“凡制军，万有二千五百人为军，王六军，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军将皆命卿。二千又五百人为师，师帅皆中大夫。五百人为旅，旅帅皆下大夫。百人为卒，卒长皆上士。二十五人为两，两司马皆中士。五人为伍，伍皆有长。”西周军队的实际编制并不一定如《周礼》所述这么整齐划一，但军、师、旅、卒、两、伍的建制当是形成了的。在这个编制系列中，伍即5人，为最基层的建制单位。军必有伍，军是由若干个“伍”组成，所谓“卒伍”、“队伍”、“军伍”、“行伍”之称，即源于此。

有人认为，《周礼》所记载的军队编制，实是春秋时期的状况。此后，战国、秦汉的军队基层建制仍以伍为单位。所以，《韩非子·显学》称：“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汉代实行五人为伍，二伍为火（即“什”），五火为队，二队为官（或作“屯”），二官为曲，二曲为部，二部为校，二校为裨，二裨为军，这样的建制，计一军为3200人，各级都有统领。《后汉书·百官志》云：“将军领军，皆有部曲，大将军营（统帅之意）五部，部校尉一人（有时部不设校尉，仅以军司马领之），部下有曲，曲有军侯一人”。据有关考古资料、史籍记载，部还分左、右部或前、后部，曲也分左、右曲或前、后曲。曲下之官（屯）则有长，队有率，火（什）、伍也分别设长统领。

隋唐以后的军队编制突破了“五人为伍”的格局，唐代军队的最基层建制是“火”，也就是10人编制；宋代军队则为队，每队50人，由于队是火的整倍数，积火便成了队。所以，唐宋军队的队列形式是基本相同的，都是以50人的队为单元，队有队头，副队头各1人，执旗1人，莊旗2人，合5人。又有火长5人，如此，每队仅有士兵40人，分为5火，每火仅有士兵8人。到明代，卫所制度编制军队的方法是：卫由卫指挥使率领，分前、后、左、右、中5个千户所；千户所由千户率领，每千户1120人。辖10个百户所；百户所由百户带领，每百户112人，辖两总旗，各50人；总旗下辖10小旗，每小旗10人。这时的小旗也相当于唐宋的火，而总旗则相当于队。

清代军队因其性质、种类的不同，基层编制单位变化较大。例如，八旗制度在创立之初为牛录制，“初定出兵校猎，不论人力之多寡，各随族党屯寨而行，每人各取一矢，十人设一长领之，其长称为牛录额真”。后努尔哈赤将牛录扩编为300人，5个牛录则为1个甲喇，5个甲喇为1个固山（即旗），共有黄、白、红、蓝、镶黄、镶白、镶红、镶蓝八旗。绿营兵的编制则更为复杂，营虽是基本建制，但又分级统领，总兵以上均为标，如将军的军标、总督的督标、巡抚的抚标、提督的提标、河道总督的河标、漕运总督的漕标等，是绿营的主力，各种标的营数不等。但各省内重要州府设镇，由总兵镇守，总兵直属部队称镇标，次要州府设协，由副将驻守；重要县城设专守营，一般由参将或游击、都司、守备等官防守；重要村镇设汛，一般由千总、把总备御，但汛兵不立营制。在营以下，又一般分为前后左右四队，每队分9棚，每棚连正目、副目、正兵、副兵共14个战斗人员。后来湘、淮军的基本编制也是在绿营的基础上改造而成，营下有棚、哨等单元。尽管经过几千年的演变，古代军队的基本单位已经完全不同，但“队伍”之说仍然反映了中国军队建制的基本特色。

“三军”之称，由来已久。《论语·子罕》载孔子语：“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还有，春秋时著名的《孙子兵法》中也指出：“故三军可夺气，将军可夺心”。这里的“三军”当是泛指一般军队。除此以外，“三军”更多的是指古代军队的编制和作战序列。《周礼》一书，学者们一般认为是战国时的作品，当然也反映了西周以来的一些制度。其中就记载有关于军的建制：“凡制军，万二千五百人为军，王六军，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显然，这里的“三军”是指军队编制的数量。《左传》也赞成这种观点，认为大国只能拥有周天子一半的军队，周天子为六军，那么最大的诸侯国就只能拥有三军。

“三军”的另一种含义是指古代军队作战中的序列，战斗部队按顺序编为三军。例如，公元前632年，晋楚两国为争夺霸权而展开城濮之战，晋文公的兵力为战车700乘，编为中军、上军、下军三军，以中军最强。而楚军在这场战争中，则以申、息两地部队为主组成左军，以陈、蔡两国军队为主组成右军，而楚军的主力则自为中军，这三军也是部队的作战序列。春秋时，军以下的编制并不固定，还不是严格的建制单位。春秋中期，各诸侯国的中央直辖常备军，多数编为左、中、右或上、中、下三军，如齐、鲁等国也是一样。这一作战序列主要为适应先秦的车战，在很早就出现了。殷墟甲骨文中一条重要卜辞的内容是：“王作三师，右、中、左”。这三师也应当是作战的序列。与后世相比所不同的是，商朝的军队建制是“师”，称“三师”，而西周以后为“军”，称“三军”。

努尔哈赤画像

战国时期秦国的“三军”似乎另有所指。《商君书·兵守》中说：“三军，壮男为一军，壮女为一军，男女之老弱者为一军，此之谓三军也。壮男之军，使盛食、厉兵、阵而敌对。壮女之军，使盛食、服垒，阵而待令……老弱之君，使牧牛马羊彘，草木之可食者，收而食之，以获其壮男女之食。”。壮男出征作战，壮女负责防守，老弱则负责后勤供应。这三军应该是秦国经过变法后，将全国百姓都按军事化编制起来，实行所谓“农战政策”的结果，并不能视为完整意义上的军队，但由此也可推测，秦军也是有三军编制的。所以，从先秦军队的编制序列来看，诸侯国的“三军”之制是一个通例，而当时的军队极少编为二、四、五、六军的。在三军中，一般又以中军帅为主将，晋国称元帅，其余也各设将佐以利指挥。此后，历代都有军的编制和作战序列，但并不一定就是按“三军”来排列，这主要视国家的经济实力、人口多少和战争的需要而定。但“三军”作为一种军队的泛称，或古代军队的编制、序列，却长期流传下来。

直到清末，清政府为了挽救其垂危的统治，仿效西方国家，对军队进行改革，建立了新军。新军除了陆军以外，更有新式海军。“军”的概念中赋予了军种的内涵。到民国时期，国民党政府军分为陆、海、空三个军种，近代“三军”的含义就主要指军种，“三军”也就是陆、海、空三个主要军种的统称，或是代指全军的惯用称呼。

军队的权威：军法

军队中，要行法令，信赏罚，首先必须要制定出明确而合理的各种纪律条令，古代称为“军法”、“军令”、“赏格”、“罚条”。这类军纪军令，是军队中每个成员共同的行动准则，是整齐步调、努力作战的基础，是令行禁止、执行赏罚的依据。从这种意义上说，也就是克敌制胜的一种保证。

严格来讲，军法是社会中法律制度的一部分，而且是最早形成的一部分。《尚书·胤征》载：“政典曰：先时者杀无赦，不及时者杀无赦。”《韩非子·饰邪》说：“禹会诸侯之君于会稽之山，防风之君后至，而禹斩之。”这就是我们今天见到的最早的军法：不准时进入战斗岗位者斩！不过，在奴隶社会中，同其他法律条文一样，习惯法、不成文法还占主要地位，而且只由少数奴隶主贵族掌握，造成“刑不可知，威不可测”（《左传·昭公六年》孔颖达疏）的局面。到奴隶社会后期与封建社会初期，成文法才逐步制定并公之于众。公元前536年，郑国的执政子产第一次“铸刑书”，即将成文刑法铸在大鼎上公布，这是我国公布成文法的开始。23年之后，晋国也“铸刑鼎”。从此，我国才有了正式公布的法律条文。正由于这个原因，在春秋时期的兵书中，《孙子兵法》、《孙膑兵法》都没有记载具体的军法条文。在战国时成书的《周礼·夏官·诸子》和《韩非子·外储说右上》中首次出现了“军法”这一概念，战国时期的《司马法》中第一次有了关于车兵、步兵的战斗条令的简略记载，有了“凡战：定爵位，著功罪”；“约法，省罚。小罪乃杀，小罪杀，大罪因”；“立法：一曰受，二曰法，三曰立，四曰疾，五曰御其服，六曰等其色，七曰百官无淫服。凡军，使法在己曰专，与下畏法曰法”等记载。从这些记载可以知道，在战国时期，军队中已经立法，而且与赏功罚罪紧密结合。对于如何立法执法，已有了若干经验总结。所谓“约法、省罚”，就是说法令要简明，惩罚要慎重，如果小罪就动辄杀人，那将会带来更大的罪恶发生。而“立法：一曰受”一段，则是分析立法与执法中应当注意的若干问题：全军必须共同接受其约束，要使人人明白军法的具体内容，订立后任何人不能随意改变，军法应具有紧急性和机密性，军内应从平时严格区分各人不同的穿戴入手培养其时时守法的习惯，军官使军法服从自己叫专制，军官与士兵一样守法才叫法制。这一系列论述都是相当精辟而实用的。这是以法治军的宝贵经验。遗憾的是更为具体说明的军法军令未能记载在内，今天已不可得知了。

有关古代战争中各种军法军令的记载，我们无须详细介绍。但从这些军法军令的制定中，以下几个重要问题是值得后世借鉴的：

首先，军法军令必须在作战之前制定，并向全军将士宣布讲解，大家熟悉之后，才能自愿遵守。《尉缭子·制谈》最早明白地阐明了这一点：“凡兵，制先定，制先定则士不乱，士不乱则形乃明。金鼓所指，则百人尽斗。陷行乱阵，则千人尽斗。覆军杀将，则万人齐刃。天下莫能当其战矣。”《神机制敌太白阴经》卷3则讲得更为具体：“先甲（即出兵之先）三日，悬令于军门。付之军正，使执本宣于六军之众。有犯令者，命军正准令按理而后行刑，使六军知禁而不敢违也。”如明代戚继光练兵时，其中有一个专门的科目，就是学习各种军令。戚继光要求全军认真学习军令，“每人一本，每人教场，先令每队中识字者一人，谈与众听，日限若干，抽兵考背，书声彻外。至有兵人苦之曰：‘我辈能读书，必去考做秀才，不来当兵矣！’此岂得已哉！人心既苦，则又从而解喻之，使知当习之故。如此人人知我令矣，然未必人人行我之令也。于是再约以期，挨次查其行否，怠事者有诛。岁月之余，习久信立，人人知方，是之谓节制之师”（《练兵实纪杂集》卷2）。

第二，为了向军中将士讲解军法军令，也为了在作战时能准确无误地执行军法军令，古代军队中往往设有这方面的专门官员，如“军正”、“中候”等，有时，代表皇帝监督全军的“监军”也得执行这方面的任务。在《史记·司马穰苴列传》中，春秋时的齐国就已有掌握“军法”的“军正”。《列子·说符》也说：“好兵者之楚，以法干楚王。王悦之，以为军正”。由此可知“军正”这类军中执法官早已在先秦就已设置。上面所引《神机制敌太白阴经》中说过，“军正”要负责将军法“宣于六军”。《三国志·吴书·凌统传》载，凌统与陈勤饮酒之后口角，陈勤对凌统加以侮辱。凌统不能忍，遂抽刀砍死了陈勤，违犯了军法，乃“自拘于军正”。这正是“军正”负责执行军法的一例。《新唐书·段秀实传》记载，白孝德率领的军队因粮食不够，军纪遂坏，“军辄散剽，孝德不能制。秀实曰：使我为军候，岂至是邪”！由此可知“军候”也是专门维持军纪的军官。我国古代最著名的军法官，要推西汉武帝时担任中央直属部队的军正丞（军正的副手）的胡建。他为官清廉，穷得买不起一车、一马，经常与士卒一道步行。可是，他执法严明，刚正不阿。有一次，“监军御史为奸，穿北军垒垣以为贾区（即市场）”，坐地经商。对于这位执法犯法的高官，胡建毫不畏惧，决心依法惩治。他和部下做了充分准备之后，就在一次选兵选战马的集会上突然走上令台，当众将这位监军御史斩首，然后向汉武帝送上奏章，“臣闻军法，立武以威重，诛恶以禁邪”，表明“臣谨按军法”斩首的道理，得到了汉武帝的支持和鼓励（《汉书·胡建传》）。

第三，制定军法军令要十分慎重，注意文字的准确性与军令的严肃性，才能达到“军令如山”的效果。戚继光根据自己的切身经验强调“兵中号令，更不可一字苟且”（《练兵实纪杂集》卷2）；“不可临时反复，使三军疑惑，故云：将无还令”（《练兵实纪》卷2）。应当说，这是十分重要的经验之谈。

第四，古代的军法军令都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强调军队各级编制单位内部的相互监督。一人违纪犯法，周围的人都要负责任，这是把法律中的“连坐”法应用于军队之中，以求军中违纪犯法的行为尽可能地减少。《尉缭子》中有《伍制令》一篇，就是专门讲这个问题的：“军中之制，五人为伍，伍相保也；十人为什，什相保也”。在各个相保的单位之中，凡有“干令（即违令）犯禁者，揭之，免于罪”；如果知情而不制止、不揭发，则必须全体受到处分。这样，就可能做到“什伍相结，上下相联，无有不得之奸，无有不揭之罪”。不仅在“什伍”之间要连坐，《尉缭子·兵教上》还主张，对于上战场之后违纪犯罪，“非令而进退”的，还必须处分这些人的教官。“凡临阵，若一人有不进死于敌，则教者如犯法者之罪。凡计保什（即一“什”之中互相连保），若亡一人而九人不尽死于敌，则教者如犯法者之罪”。这种处罚是很严的。所以要如此，这是因为《尉缭子》认为战场上的表现主要是平时教练的结果，必须尽力加强平时教练者的责任，提高教练的效果，“凡明刑罚，正劝赏，必在乎兵教之法”。应当说，这种主张是不无道理的。所以，从先秦到明清，这类连坐之法在军队中一直存在，而且有若干详细规定，只是各时期的具体规定各有不同而已。

军队士卒的编伍

一支军队，少则数万，多则数十万，如何将这样多人马合理地组织为一个最有利于作战的有机体，也就是说具体如何编伍，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孙子兵法·势篇》对此提出了纲领性的见解：“治众如治寡，分数是也。”李贽在《孙子参同》中对此的解释是：“分，谓偏裨卒伍之分；数，谓十百千万之数各有统制，而大将总其纲领。”唐甄在《潜书·两权》中说：“十万人为军，勒为五军，军二万人；伍合于十，十合于百，百合于千，千合于万；左合于右，后合于前，前后左右合于中，而提于元帅。一知相应，一气相贯，如亿万丝为一绳，曲绾直引，无不如意，不见一丝之异。此整而不可乱之兵也。整而不可乱，然后可使。”就是说，无论千军万马，只要按自上而下的宝塔式地一级一级组织起来，主将可以达到以简驭繁、治众如寡的效果；全军从偏将到士兵则每人都明确自己的岗位和与上下左右之间的关系。这种严密的编制是所有军事行动的基础，所以《尉缭子·制谈》说：“凡兵，制必先定。制先定则士不乱，士不乱则刑乃明。金鼓所指，则百人尽斗；陷行乱阵，则千人尽斗；覆军杀将，则万人齐刃。天下莫能当其战矣。”这里所谈的“制”，指军中的各项制度，但最基础的，则是“士有什伍，车有偏列”，就是指军队的编制。明代名将戚继光说：“古人各色阵法，皆在于编伍时已定。一加旌旗、立表，则虽畎亩之夫，十万之众，一鼓而就列者，人见其教成之易，而知其功出于编伍者，鲜矣。”（《纪效新书》卷1）

殷商时期军队的编制，从甲骨文中可以得到一个大概，军队分为右、中、左三个部分，最典型的材料是《殷契粹编》第597篇的记载：“王作三师，右、中、左。”此外还有“马”（可能是挽车之马，也可能是乘骑）、“戍”（可能是武官之名）、“旅”（可能是军队的一种建制）也分右、中、左或分右、左的记载。可是，关于军队内的各级编伍，还不大清楚，只知道军队最基层的建制是以10人为单位，也就是后来的“什伍”之“什”。《尉缭子·制谈》说“古者士有什伍，车有偏列”，这话是符合古代实际的。

西周时期军队以战车为中心，一辆战车称为一“乘”，配备战士为25人（另有负责养马服役者5人，故共为30人），其中包括甲士10人（3名在车上，7名在车下），徒卒15人。武王伐纣时的主力“革车300乘，虎贲3000人”，就是指300乘战车和3000名甲士而言的。《诗经·鲁颂·閟宫》有“公车千乘”、“公徒3万”的记载，那是包括甲士和徒卒一并计算的。很可能，甲士是只有贵族和自由民才能担任，而徒卒中则有一些奴隶在内。西周王室军队的情况，从禹鼎、竈壶等青铜器的铭文中可以确知，有“西六师”、“殷八师”和“成周八师”，共二十二师。从《周礼·夏官·序官》的记载上看，“师”上有“军”的建制，即所谓：“凡制军，万二千五百人为军，王六军，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军将皆命卿。二千又五百人为师，师帅皆中大夫。五百人为旅，旅帅皆下大夫。百人为卒，卒长皆上士。二十五人为两，两司马皆中士。五人为伍，伍皆有长。”在这种军、师、旅、卒、两、伍的编制中，“伍”即5人，是最基层的建制单位。军必有伍，军由若干“伍”组成，古时常说“卒伍”，今日所谓“队伍”，就来源于此。五伍为“两”，两就是“辆”，即一辆战车所配备的人数，也称为一“乘”，按“五人为伍，五伍为两，四两为卒，五卒为旅，五旅为师”（《白虎通义·三军》）的编制，一师为2500人。不过，关于西周是否有“军”的建制，这是一个有争论的问题。由于金文和《诗经》、《尚书》中均无“军”的建制记载，只有师的建制，所以文献中的“军”，很可能是作为军队最高一级建制的“师”的代称，《周礼》的“六军”，就是金文中的“六师”，春秋时期才有上军、中军、下军这类“军”的建制。现代军队的军、师、旅、团、营、连、排、班的编制系统，就是在这种军、师、旅、卒、两、伍的基础之上发展而来。

我国古代的军队，从周代采取军、师、旅、卒、两、伍的编制以后，以“五人为伍”为基础的“五五制式”编制大体上一直沿用到近代。各个不同时代虽有所调整，但基本编制无大变化（中国象棋中兵卒定为五人，也正是这种编制的反映）。故而《李卫公问对》卷中指出：“臣按《春秋左氏传》云‘先偏后伍’，又《司马法》曰‘五人为伍’，《尉缭子》有《束伍令》……是则诸家兵法，惟伍法为要……穰苴所谓‘五人为伍，十伍为队’，至今因之。”《续通典》卷101也说：“伍队虽历世而未改也。”（不同的朝代，在政府机构中关于军政军令的管理指挥机构，变化较大，那与军队本身的编制是两回事，兹不具论）例如，汉代的军队编制过去一直不明，近年来通过对新出土汉简材料的研究，再与《通典》卷148所载相比证，可知西汉军队的编制仍是五人为伍，二伍为火，五火为队，二队为官，二官为曲，二曲为部，二部为校，二校为裨，二裨为军（见朱国熠《上孙家寨木简初探》，载《文物》1981年2期）。又如唐代的府兵，其编制是一府辖四至六团，每团200人，设校尉统率；每团辖两旅，每旅100人，设旅帅统率；每旅辖两队，每队50人，设队正统率；每队辖五伙，每伙10人，设伙长统率。又如明代的卫所制度，大体卫下辖5个千户所，各1120人，设千户统率；每千户辖10个百户所，各112人，设百户统率；每百户辖两总旗，各50人；每总旗又辖5小旗，各十人。可见，都是以“什伍”之制为基础的。

当然，以上这种编制，在当时也只是一种基本编制，军队的主将根据步兵、骑兵、水兵、车兵的不同以及其他有关情况，还可以进行调整。例如，戚继光训练的著名的戚家军，就是步、骑、水、车四个兵种各有不同的编制，步兵之内，又要分“杀手队”、“火器队”，各队的人员大致相同，但武器的配备各有特点。大体上来说，步兵是五人为伍，二伍一队，三至五队一旗，三至五旗一哨，三至五哨一司，三至五司一营，三至五营一师。此外，还有“杂流”，就是在“司”的统帅“把总”以上的各级偏将裨将之下，还要设号铳手、鼓手、哮哕手、喇叭手、摔钹手、锣手、钲手、高招手、五方旗手、督阵巡视旗手、医生、书记、马夫、认旗手、火药匠、木匠、铁匠、军牢、健步、塘报等等，组成各级指挥系统。有经验的指挥官都认为，军队的编制“不必拘定数目五人，而后谓之伍，他皆效此。但顺人土之利，相时措之宜，因兵食之额。要之不出乎用法而不泥于法是矣”（《武备志》卷69）。这种看法当然是正确的。例如，在宋代，就曾一度按唐代李靖的“结队法”施行过“新定结队法”：“每一大队合五中队，五十人为之；中队合三小队，九人为之，亦择心意相得者。又选壮勇善枪者一人为旗头，令自择如己艺、心相得者二人为左右莊（即副手）；次选勇悍者一人为引战；又选军校一人执刀在后，为拥队。”（《宋史·兵志九》）这是一种“三三制式”的基层编制，每队仍是五十人，与传统的“五五制式”不同。宋代将二者并称为“三五结队法”，根据不同的情况，都曾经在军中使用。

古代的军队，大体上就是按上述基本编制而组成的；古代的战争，也就是在这样编制起来的军队之间进行的。

军队主帅的职责

著名军事家孙武说：“夫将者，国之辅也，辅周则国必强，辅隙则国必弱。”“知兵之将，生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在这里，他把国家的命运、民众的安危与将帅直接相联系。将帅的地位、作用如此之重要，那么，他的职责是什么呢？具体来说，古代关于将帅的职责，有以下一些观点。

1.谋“安国之道”

历代兵家，都认为兵者为“谋国”、“治国”、“经国”、“理国”、“立国”、“安国”之道。国家强盛安危，当然有着许多错综复杂的因素，但在不少情况下，是直接与将帅能否谋定安国之策有关的。如孙武出奇谋帮助吴王阖闾战胜强楚，张良为刘邦成汉业运筹帷幄，诸葛亮在辅助刘备时，不仅表现出“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的指挥才能，更重要的是他为刘备制定了“东联孙吴，北拒曹操”，“据荆州，取巴蜀，以成鼎足之势”的战略方针，还有刘伯温虽是个文人学者，他能以宏韬大略帮助朱元璋智取巧夺，以成帝业，都能说明这一点。

从历代兵家论述中看出要求将帅谋“安国之道”，主要是强调要“决胜于庙堂”。古时候，进行重大政治、军事决策，要在宗庙举行会仪，谋划大计，称之为“庙算”。

《孙子兵法·计篇》中说：“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吾以此观之，胜负见矣。”意思是说，在战争之前有周密的作战谋略计划，才能战胜敌人，这是因为计算周密，胜利条件多；战争之前，如果没有周密的计划，就不能胜过敌人。这是因为计算不周，胜利条件少；计算周密，胜利条件多，可能胜敌，而何况根本不计算，没有胜利条件呢？我们从这些方面来考察，谁胜谁负就可以预见。古人强调“决胜于庙堂”的“庙算”，有两层意思。

一是谋求“不战而屈人之兵”，获取“全胜”的战略“庙算”。古代军事家尉缭曾对如何取得战争胜利做过这样的分析，他认为：凡用兵有“道胜”、“威胜”、“力胜”三种情况，宣讲武事，分析敌情，设法造成敌人士气衰落而部队涣散，它虽然形式完整，却不能用来作战，这是“道胜”；加强完善武器装备，使士兵有果敢战斗的决心，这是“威胜”；攻破敌军杀其将帅，登上敌城发动机弩，击溃敌众夺取土地，然后胜利而归，这是“力胜”。他主张求“道胜”，以“不战而屈人之兵”。孙子也认为：百战百胜，不算最好的，不战而使敌人屈服，才算是好中之好的。另外，吴起关于“兴四德”、“亲万兵”、有“四和”而后求战的主张，《六韬·文韬·守土》中关于“无疏其亲，无怠其众，抚其左右，御其四方”为防守国土之要的思想等，都是谋求“全胜”的战略“庙算”的具体表现。

二是“先计而后战”的战术庙算。早在春秋时期，管仲就说过：“凡攻伐之为遭也，计必先定于内，然后兵出于境。计未定于内而兵出于境，是则战之自败，攻则自毁也。”三国时的军事家、政治家曹操也说：“欲攻敌，先定谋。”宋代民族英雄岳飞从丰富的实践经验总结出：“勇不足恃，用兵在先定谋。”如此等等，可以看出作战当“以计为先”，战前进行计算、谋划是将帅的重要职责。

2.治强盛之军

《吴子兵法·治兵》中，吴起在回答“兵以何为胜”时，十分明确地断言：“以治为胜。”“治兵”、“治军”这一概念使用很早，如《左传·隐公五年》、《礼记·曲礼》等文献中就已出现。古时含义较广，我们这里所指的“治强盛之军”，主要指未作战之时将帅对军队的管理、训练、教育而言。这是将帅最重要、最经常的职责和任务之一。为“治强盛之军”，对将帅提出了诸多要求，“知兵”、“和众”就是重要内容之一。“知兵”，就是要了解、熟悉自己的部队，做到“知兵善任”。兵家所言“知己知彼”中的“知己”，就是要求了解自己的部队，特别是了解自己下辖的各级将佐。《武经总要》上说：大将受领任务，必须首先估计部属的能力，知道他们胆力的勇怯、技能的精粗，使所用的人都恰如其分，这才是好将帅。

3.决疆场之胜

战争爆发后，将帅的主要职责当然是指挥作战。作为古代将帅，凭着机智、果断、沉着、勇敢的指挥才能，凭着精湛、高超的竞技在战场上“折冲千里”，积小胜为大胜，积战斗的胜利为整个战争的胜利，则是责无旁贷的。因为，战争毕竟是力的较量，它要求将帅组织战役和战斗，直接指挥和带领部队在战场上守城攻坚、拼死厮杀。在冷兵器时代，除把将帅披坚执锐、身先士卒、拼死厮杀作为“决疆场之胜”的重要条件之外，也十分重视为将者“察情”、“任势”的智慧，十分强调“将在谋，不在勇”的道理。

“察情”，就是在临战之前迅速而准确地掌握有关的各种情况，做到“知彼知己”。这就包括对天时、地利、敌情、我情的考察与了解。这里，我们只谈谈对“天时”，“地利”的考察问题。孙子说：“知天知地，胜乃不穷。”“知天”就是掌握天气的特点以及可能到来的变化，让自己的行动适合这种特点与变化。三国时著名的赤壁之战中，孙刘联军凭诸葛亮“借”的东风火烧曹军，取得全胜。东风不是好“借”的，这只是诸葛亮善于观察、预测“天时”，并充分运用了“天时”之利的缘故。这是“知天”的典型战例。不过这种情况古代并不多见。对自然条件最重要的和最经常的考察，是在于“知地”。因为古代作战没有可以离开地面的飞机，没有可以迅速离开不利地形的交通工具，所以将士都是靠双脚或借助于马匹、战车在地面上活动，地形的远近、险易、广狭、死生对于一次战役的胜负，较之现代战争更为重要。

“任势”，就是要懂得利用有利形势。古代兵家强调“任势”。认为关键在于“乘势”和“造势”两点上。宋代尹宾商总结前代兵法之精华，写出《兵》36字，其中关于“乘”、“捭”，讲的就是“乘势”问题。“乘”即利用，“捭”即分开，就是分析，辨别。尹宾商说：“乘者，乘人之不及，攻其所不戒焉耳。”“骄可乘，劳可乘，懈可乘，饥可乘，渴可乘，乱可乘，疑可乘，怖可乘，用可乘，险可乘，可乘者敌也，揣其可乘而乘之善制敌也。”他举出了10种可“乘”之势，同时他又看到，战争双方相互保密，在战争的迷雾中，最难以捉摸的是敌人的行动企图，真真假假，虚虚实实，使人眼花缭乱的现象给军事判断带来许多困难。因此，为将者要做到利用有利形势，就要对战争的情况辨真伪、分虚实、定奇正……把现象极相似而本质对立的混杂在一起的各种情况分解开来，这就是“捭”。通过“捭”，找出可“乘”之势。除“乘势”外，还要善于“造势”。《六韬·龙韬》中记载，周武王问太公：“凡用兵之法，其大要如何？”太公答道：“其成与败，皆由于神与势的运用。”这里的“神”即“神化”，“势”即“形势”，太公认为由神化莫测之计谋所造成的兵势，使敌人自然无法加以抵抗，他还具体列举了20种战术行动，认为这些是造成“神”与“势”的重要方法。孙子的“诡道十二法”，更是倍受兵家推崇的重要“造势”方法。

“乘”的配置

中国的先秦时代，常用“千乘之国”、“万乘之君”来形容一个诸侯国军事力量的强大。“千乘”、“万乘”中的“乘”，是指四匹马拉的一辆战车，延伸开来，也可以指一种以战车为中心的编制单位。一辆战车上一般配备3名士兵，使用各种长短兵器。除了车上的士兵，每一辆战车还有配合作战的步兵，两者共同组成一个基本作战单位，就是“乘”。“乘”是车战时代最基本的编制单位。关于一辆战车配属的兵力是多少，有很多说法，大概从二三十人到100人不等。那时候大的诸侯国都是“带甲百余万，车千乘，骑万匹”，把步兵放在了战车的前面，可见步兵的重要性大大增加。

汉、唐等朝代，政府对北方游牧民族采取攻势作战的策略，所以非常重视骑兵建设，骑兵的数量多、战斗力强，是主战兵种，步兵的重要性相对较低。而像宋朝这样对游牧民族主要采取守势的朝代，骑兵的比重就变得非常低，步兵担负着主要的作战任务。

古代的步兵有些是由战时招募的农民临时组建的，有些则是经过严格训练的专业化步兵。古代军队中对于专业步兵的要求非常严格。比如战国时期魏国建立选拔“武卒”的制度，被选中的武卒可以享受到减免赋税的待遇，但是要求士兵能使用力道达到十二石的弩，还要能背负全套铠甲、武器以及三天的干粮，半天之内急行军百里。专业的步兵必须具备多种作战技能，即要学会使用远程武器（主要是弩），又要具备近战格斗的能力（当然在实际作战中，还是各有侧重），相当于如今的特种部队了。

由于认识到骑兵在作战时的优势，所以历代中原王朝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之下，都倾向于尽全力发展骑兵。当然，中原王朝为抵御北方游牧民族的侵扰，也发明了不少以步制骑的办法。经过严格训练的步兵，在与骑兵的正面对抗中也并不总是落于下风。但是总的来说，由于骑兵具备远远超过步兵的机动性，所以步兵在骑兵面前是比较被动的。

当然，步兵作为基础兵种，也具有很大的优势，就是训练比较简单，而且成本也低。即使是严格训练的步兵，其训练和作战的花费也远远少于骑兵。再加上从古至今中国在人口数量方面都具有很大优势，大批征发的步兵就理所当然成为历朝历代军队中的主要组成部分。古代的步兵并不是最受重视的兵种，在大多数时期地位也不高，但是从数量上看，步兵却是无可争议的战争主力。正因为如此，纵观整个古代战争史，步兵绝对称得上是最重要的兵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