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历代名人教子家训

本章选取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人物的家训教子故事，涉及了青少年及儿童教育的方方面面——如何教孩子做人、做事，如何认识自己与他人、集体、国家的关系，如何对待功名利禄，如何对待成功与失败。这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饱含着他们对晚辈的殷切希望和无限深情，我们应当对它善加利用，更好地教育下一代。

第一节　名人家训

曾子家训：兑现对孩子的承诺

曾子（505—前436年）即曾参，字子舆，春秋末年鲁国南武城（今山东平邑县、嘉祥县一带）人，孔子的得意门生。曾子出身没落贵族家庭，16岁拜孔子为师，勤奋好学，颇得孔子真传，他积极推行儒家主张，并在修身和躬行孝道上颇有成就，是孔子学说的主要继承人和传播者，在儒家文化的传承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一天早晨，曾参的妻子提着篮子告诉曾参说：“我要去集市上买菜了！”她刚走出家门没多远，儿子曾元就哭着撵了上来。他扯住母亲的衣角哭哭啼啼地说：“母亲，带我去集市吧，我也要去！”曾参的妻子就哄儿子说：“元儿别哭，你在家要听话。我去集市买了东西就回来。你要是听话，我回来后就杀猪炖肉给你吃。”曾元一听说有肉吃，马上就不哭了，高兴地说：“妈妈，我一定听话，等你回来给我杀猪炖肉吃！”

妻子从集市上回来时，看见曾参竟然绑了猪准备杀猪。妻子急忙上前劝阻说：“你为什么要杀猪？家里养的猪可都是逢年过节才杀的。我刚才是为了哄元儿才说杀猪的，你怎么还当真了呢？”

曾参语重心长地对妻子说：“你要知道孩子是不能欺骗的。他虽然小，什么都不懂，只会学着父母的样子，听父母的教训。可是如果我们现在欺骗了他，就等于教给他以后去欺骗别人。虽然我们能哄得过孩子一时，但过后孩子知道自己受了骗，就不会再相信我们的话了。既然你对孩子做了承诺，就一定要兑现。你说这猪该不该杀？”

妻子觉得曾参言之有理，后悔自己不该和孩子开玩笑，更不该去哄骗孩子。既然答应了杀猪给孩子吃，就应该说到做到，取信于孩子。于是妻子便心悦诚服地和曾参一起动手杀猪，为孩子烧了一锅香喷喷的炖猪肉。

曾子认为：孩子的心灵是非常纯洁的，他的一言一行都深受父母影响。父母如果不能兑现自己对孩子的许诺，会让孩子误以为人是可以欺骗的，转而便会去欺骗他人。因此，曾子说服妻子杀了猪，代妻子兑现了对儿子的承诺，给孩子作出了言而有信的榜样。

曾子的举动在儿子心中烙下了深刻的记忆，对儿子良好道德品质的形成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在曾子给儿子杀猪的不久后的一个夜晚，本已睡下的儿子突然想起借了朋友的书简，并说好要在当日还的，于是马上从床上爬起来送还了书简。这无疑说明，曾子言而有信的教子方法是十分成功的。

马援家训：谨言慎行，去除骄妄

马援（公元前14—公元49年），字文渊，扶风茂陵（今陕西兴平东北）人，东汉开国功臣之一。王莽时，曾任新成大尹，后随光武帝，为伏波将军，封新息侯，曾西破羌人，南征交趾，一生战功赫赫。其“老当益壮”、“马革裹尸”的气概甚得后人推崇。马援十分擅长写文章，他的《诫兄子严敦书》世代传诵。

马援家训的要点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1）教育孩子学会谨言慎行。

马援年轻的时候就壮志凌云，一生战功无数。在南征交趾时，马援听人说他的两位侄儿马严和马敦喜好和一些轻狂豪侠之人交往，并且喜欢对他人品头论足，于是他特地写信给予训诫。马援希望他们做事周到、为人敦厚、谦虚节俭、廉洁奉公，改掉出言无所顾忌的轻薄作风。

（2）去掉孩子身上的骄妄之气。

王磐是王莽家族平阿侯王仁的儿子，马援的侄婿。王莽败后，由于王磐家资殷实，为人慷慨侠义，喜欢结交朋友又乐善好施，于江淮一带颇有名气。后来游历京师，结交了朝中贵戚如卫尉阴兴、大司空朱浮、齐王刘章结等人，并且过往甚密。马援看到这种情形之后，对他的外甥曹训说：“王氏，是废姓。王磐应当处世低调，深居简出，可他反而交游京师长者，且用气自行，争强好胜。如此下去，他一定不会有好结果。”果然，一年以后，王磐因事被处死。王磐的儿子王肃，还是经常出入王侯邸第。当时诸王还没到自己的封地，都在京师，竞相修名延誉，招揽游士。

一次，马援对司马吕种说：“自建武年以来，政治宽松，四海升平。但令人担忧的是，国家诸王子渐渐长大起来，但是国家却没有形成一定的防范制度。如果放任王子多通宾客，则很容易会兴起大狱，你们一定要注意，多加谨慎啊。”后来，果然，有人向朝廷上书，告王肃本来是受诛之家，竟然被诸王捧为上座，担心因事生乱。于是皇帝龙颜大怒，下令各郡县抓捕诸王的宾客们，结果遭殃的人像瓜蔓般相互牵扯，死者数以千计。吕种也遭到牵连，难以幸免，临死时他仰天长叹：“马将军真是神人啊。”

马援也是看到了王磐与王肃的骄妄，预料到他们将会身败名裂，因此才训诫他的外甥曹训，要力戒骄妄，保持低调。

诸葛亮家训：教孩子看淡名利

诸葛亮（181—234年），字孔明，号卧龙（也作伏龙），琅琊阳都（今山东省沂南县）人。三国时为蜀汉丞相，是杰出的政治家、外交家、发明家、军事家。在世时被封为武乡侯，死后谥号忠武侯，后来的东晋政权封其为“武兴王”，以表示对他军事才能的推崇。诸葛亮精通书法、绘画、音律，著有《出师表》、《后出师表》等文。

诸葛亮是三国时期蜀汉的一名治世能臣，后人对他的忠诚、事迹都大加赞扬。诸葛亮不仅严格要求自己，对儿子也是要求严格。为了教育儿子诸葛瞻，诸葛亮在54岁的时候特意为8岁的儿子写了一篇《诫子书》。

文中写道：“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淫慢则不能励精，险躁则不能治性。年与时驰，意与日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穹庐，将复何及！”

诸葛亮谆谆告诫儿子：“道德高尚的人，都是这样进行修养锻炼的：他们时常静思反省，以求使自己尽善尽美；他们注意保持生活简朴，以此来培养自己高尚的品德与良好的情操。他们认为，不抛却一切的私心杂念，就不可能使自己的志向明确而坚定；而若是没有安定清净，便也不能为了实现远大理想而坚持刻苦学习。因此，只有将身心放于宁静之中才能学得真知，而不学习将无法增长才干，没有志向就更不可能学有所成。一个人若是纵欲放荡、消极怠慢，就不会激励自己去追求精深的道理；若是冒险草率、焦躁不安，也同样不能陶冶与修养性情。年华与岁月尽管漫长，但若虚度就会使志愿随时日而消磨掉，最终就会像枯枝落叶般地一天天衰老下去。不能为社会所用，不能有益于社会，这样的人只有悲伤地在破茅屋中了却一生，而到了那时候再后悔也晚了。”

诸葛亮画像

诸葛亮在这篇情真意切的《诫子书》中总结了成才的经验和教训，他用深刻的话语告诫儿子要成为一个具有高风亮节、真才实学，而且还要对社会有用的人才。正是因为他的谆谆教导，才使得诸葛瞻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临难而死义”成为“天下之善士”。诸葛亮教子“淡泊明志，宁静致远”，也值得今天的父母好好深思，好好借鉴。

知识链接

王羲之教孩子苦练基本功

王羲之（303—361年），字逸少，山东临沂人，东晋著名书法家，有“书圣”之称。其书法平和自然，笔势委婉含蓄，成为后世崇拜的名家和学习的楷模。

王羲之在书法界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他的儿子王献之在他的培养和影响下，也成为一位有名的书法家，赢得了与父亲并列的艺术地位和声望，与父亲被世人合称为“二王”。在教孩子练习书法方面，王羲之一丝不苟，极为严格，奠定了孩子坚实的笔法基础。

王献之自幼聪明好学，随父亲练习书法。学习了几年后，字写得越来越好，可王羲之依然认为他的基础还没打好，仍然让他不断练字。一天，王献之终于不耐烦了，感觉这样练下去，什么时候才能写好呢？于是，向父亲请教练习书法的技巧。

王羲之听后，知道孩子失去耐性，坚持不下去了。但是他没有训斥孩子，而是指着院子里的水缸，语重心长地对孩子说：“写字的秘诀是有的，就在这18口水缸之中，你只要把这18口水缸里的水写完，就基本掌握书法的诀窍了。”听了父亲的话，王献之认为这个方法实在是太笨拙，但苦于没有技巧，只好听从了父亲的建议，坚持练习。

几年过去了，王献之用去了3缸水，字有了很大进步。最终，王献之在书法上突飞猛进，字也达到力透纸背、炉火纯青的程度，在书法方面取得了很高的成就。

王羲之用18口水缸向儿子说明，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只有苦练基本功，才能从中摸索出基本规律，书法也才能达到出神入化、炉火纯青的境界。

柳家训：加强德行修养

柳笿，唐朝官吏，生于名门世家，其祖父柳公绰官至兵部尚书，其父柳仲郢当过剑南节度使、刑部尚书，加金紫光禄大夫，食邑三百户。其兄柳璧也官至翰林学士、谏议大夫。柳氏家族理家严谨，因此世代出高官，有“言家法，世称柳氏”之誉。柳公绰的夫人韩氏同样出身贵族，其“家法严肃、俭约，为缙绅家楷模”。

总结起来，柳氏家教有以下几个特点：

（1）谨守礼法。

柳氏家族满门上下皆遵守伦理道德规范，而且家长以身垂范，事亲至孝。如柳笿的祖父柳公绰侍奉其继母薛氏30年，而其亲戚竟然不知道薛氏是柳公绰的继母；柳笿的父亲柳仲郢侍奉其叔父如同对待自己的父亲一般。

（2）生活节俭。

柳笿的祖父柳公绰虽身居要职，但是遇到荒年时候，“每饭不过一器”，其子柳仲郢“三为大镇，厩无名马，衣不熏香。”

（3）重视孩子的学习。

柳氏家族是一家非常重视学问的高官贵族，柳公绰的弟弟柳公权是唐代著名书法家，当时外国使者入贡，都还特意准备财物以购买柳公权的真迹。

总之，柳氏一族的家风总体上是正直、朴素、积极向上的，尤其是在豪绅贵族之中更是难得，因此被时人称扬。

柳笿自小在这种良好的家庭氛围中长大，耳濡目染，自然能形成较好的素质，他对祖上流传下来的家教传统作了认真的总结，并结合子弟身上出现的不良现象，写下了《柳氏家训》以教育子孙。在文中，柳笿首先提出一个振聋发聩的观点：“夫门第高者，可畏不可恃。”凡世家子弟所倚仗的，不过是自己的门第高贵，而这个“恃”字也是他们急速衰落的原因。为什么门第可畏不可恃呢？因为门第越高，则是非越多，树大招风，在修身及培养德行方面，一旦出错，则罪过要重于他人。“门高则自骄，族盛则人之所嫉”，即便自己有真才实学，他人也未必相信，即便相信也心怀嫉妒；而只要稍有不慎，出现一点小瑕疵，则“十手争指矣”。因此，世家子弟“修己不得不恳，为学不得不坚”，必须要在修身和做学问两方面苦下工夫，不可偏废其一。总之，想要世代依靠门第是行不通的，只有具备真才实学，才能在世上站得住，这是柳笿对其子弟的中肯告诫。

《柳氏家训》对后世影响之大，在整个唐代家训里都是数一数二的，其行文优美，观点新颖突出，对族人提出了切实而中肯的意见，特别是对子弟们提出了“修己不得不恳”的要求，使得柳氏上下人人重视自身修养的提高，以至柳氏人才辈出，世代不衰。

韩愈家训：教孩子勤奋读书

韩愈（768—824年），字退之，河阳（今河南省孟州市）人，唐朝文学家，因祖籍在河北昌黎，所以又被称为韩昌黎。他与柳宗元、欧阳修、王安石、苏轼、苏辙、苏洵、曾巩被合称为“唐宋八大家”，并被后人尊为“唐宋八大家”之首。韩愈是唐朝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其诗文力求新奇，雄浑而重气势，别开生面地创建了一个新的诗歌流派。他在诗、赋、论、说、传、记、书、序、状、表、杂文等各种体裁的作品中，均有卓越的成就，其作品被收录在《昌黎先生集》里，主要代表作有《师说》、《原道》、《进学解》等。

韩愈的儿子韩昶生于徐州符离，所以小名叫符。符少年时十分贪玩，不喜欢读书。为了教育儿子勤奋学习，以便日后考取功名，韩愈决定让儿子去城南的别墅读书，并专门写了一首《符读书城南》来教育儿子。

在诗中韩愈写道：“木之就规矩，在梓匠轮舆。人之能为人，由腹有诗书。诗书勤乃有，不勤腹空虚。欲知学之力，贤愚同一初。由其不能学，所入遂异闾。两家各生子，提孩巧相如。少长聚嬉戏，不殊同队鱼。年至十二三，头角稍相疏。二十渐乖张，清沟映污渠。三十骨骼成，乃一龙一猪。飞黄腾踏去，不能顾蟾蜍。一为马前卒，鞭背生虫蛆。一为公与相，潭潭府中居。问之何因尔，学与不学欤。金璧虽重宝，费用难贮储。学问藏之身，身在则有余。君子与小人，不系父母且。不见公与相，起身自犁。不见三公后，寒饥出无驴。文章岂不贵，经训乃菑畲。潢潦无根源，朝满夕已除。人不通古今，马牛而襟裾。行身陷不义，况望多名誉。时秋积雨霁，新凉入郊墟。灯火稍可亲，简编可卷舒。岂不旦夕念，为尔惜居诸。恩义有相夺，作诗劝踌躇。”

这首诗以讲故事的形式强调了学习的重要意义。诗中以两个小孩作比，说人初生之时并没有贤愚之分，如同一鱼群中的鱼一样，本没有什么区别。但是这两个孩子一个读书，一个不读书，长大后的差别就是“一龙一猪”。一个飞黄腾达，为王公将相；而另一个却是别人马前的走卒，被人鞭打，背生虫蛆。韩愈认为，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腹中有学问，而读书一定要勤奋，只有勤奋学习，积少成多，才能做到腹有诗书。

韩愈又说：“人不同古今，马牛而襟裾。”意思是说，如果一个人不能通过勤奋读书而通晓古往今来之事，就不能算作是一个真正的人，就好像一个穿着衣服的畜生罢了。这句话说得很严重，但细想却是含义深刻，令人警醒，人只有通过读书学习才能借鉴历史经验，以明事理。

司马池家训：教育孩子诚实不说谎

司马池（980—1041年），字和中，陕西夏县（今属山西）人，是北宋时期著名政治家、史学家、散文家司马光的父亲。曾任永宁主簿、兼事御史知杂事，还做过三司副使，也曾任同（今陕西大荔）、杭（今属浙江）、晋（今山西临汾）等州知州。

当时，司马光砸缸的故事被广泛流传，人们纷纷称赞司马光的机灵与聪明。而年幼的司马光听到这些赞美之辞，便开始有些飘飘然了。

一年秋天，司马光和姐姐在堂屋中砸核桃，刚剥出来的核桃仁连皮吃很苦，姐姐告诉司马光剥掉核桃仁外层的薄皮就不苦了。但那层皮却着实难剥，姐姐看着他费劲的样子笑着摇头，走出了屋子。

正在此时，一名使女进来送开水，看到司马光艰苦地同薄皮奋战的窘状，她教给司马光一个方法：“把核桃仁放进茶碗里，用开水泡一下，再稍微一搓，皮就掉了。”司马光一试，果然灵验，便十分高兴。这时姐姐回来了，她看到弟弟剥皮的方法十分巧妙，好奇地问道：“是谁教给你这个法子的？”司马光想也不想就神气地说：“我自己想出来的！”姐姐听后连声夸奖：“还是我小弟弟聪明！”

司马池将在堂屋发生的这一切看在眼里。司马池早已察觉儿子近来有些骄傲，而今天居然还说起谎来，他认为这个孩子是该好好管教一番了。于是，司马池走到堂屋问司马光：“这法子真的是你自己想出来的吗？”司马光一见父亲，有些支吾地回答：“是……不是……”最后，他终究敌不过父亲的严厉目光，说了实话。

司马池严肃地说：“其实，你们刚才的事情我都听见了。一个人聪明本是件好事，但是聪明之外，人更要老实。说谎的人既害了别人，更是害了自己。一个人要是不诚实，别人就会不相信他，而失信于人，便也同时会失去威信，如此又会为人所看不起，将来更不会有什么作为。所以，我希望你能做一个诚实的孩子。”

司马光听了父亲的话，羞愧难当，低着头向父亲认错。

司马池还教育儿子要有清正廉洁的品德，司马光后来能够成为一代名臣，正是得益于父亲早年的教导。

范仲淹家训：勤俭持家，对人慷慨

范仲淹（989—1052年），字希文，苏州吴县（今江苏省苏州市）人，北宋著名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和文学家。他为政清廉、体恤民情，性格刚直不阿，曾数度被贬，屡遭奸佞诬谤，后来官至参知政事（副宰相）并力主改革，但却因保守派的反对而不能实现，因而被贬至陕西四路巡抚使，病逝于赴颍州的途中，谥号文正，封楚国公、魏国公。他的诗词散文，多富政治内容，文辞秀美，气度豁达，有《范文正公集》传世。

范仲淹是一位教子有方的好父亲。范仲淹共有四个儿子，他们个个喜文擅画，富有才气。

庆历三年（1043年），范仲淹做了参知政事（副宰相），有不少人到范家来提亲。有个人想把女儿嫁给范仲淹的大儿子纯佑，他以为像范仲淹这样的大官员家里一定富丽堂皇，但进门却看到范家的陈设十分简陋，吃的也是粗茶淡饭。他想：范家一定是不敢太张扬，像他这样的大官积蓄肯定不少，和这样的人家结为亲家，女儿一定不会吃苦。因此，就把亲事定了下来。

在筹备婚礼时，女方想要点好的衣物和家具，而范仲淹却再三向儿子纯佑交代说：“现在国家困难，老百姓还很穷。你结婚时要节俭，一定不能添置昂贵的家具和华丽的衣服。”女方坚持要一顶绫罗做的蚊帐，范仲淹知道后很不高兴地说：“我们家素来节俭，钱财都用来帮助老百姓了，要什么绫罗蚊帐！”

女方家里说，既然范家不给，那我们家自己做一顶好了。范仲淹依旧不同意，说：“勤俭节约向来是我们家的家风，也是做人的美德，我们家从来都不讲排场，就是她从家里带来了绫罗蚊帐，到我们家也不许挂，不能因此而乱了我家的家风。”

未过门的儿媳听说未来的公公居然如此的吝啬，不禁对这门亲事犹豫起来。但不久后的一件事却让她彻底改变了对范仲淹的看法。

一次，范仲淹派纯佑去苏州买麦子，纯佑在返回的途中遇到了范仲淹的好友石曼卿。石曼卿当时生活窘迫，食不果腹。纯佑就把买来的麦子都送给了石曼卿，空着手回到了家里。范仲淹得知事情的经过后，不仅没有责怪儿子，反而十分满意儿子的慷慨，连声赞扬儿子说：“做得对！做得好！”未来的儿媳听说这件事后，深深敬佩范家父子的为人。不久之后，她就轻车简从地嫁到了范家。

当二儿子纯仁结婚的时候，他想把婚礼办得大一些，又恐父亲不同意，就先列出一张清单请父亲过目。范仲淹看过后皱起眉头说：“买这么多东西太浪费了，不能这么铺张！不是父亲不舍得花钱，而是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先忧天下的信条啊！”一席话说得儿子十分惭愧，他遵从父亲的教诲，将清单进行修改，一切从简地操办了婚事。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一千古名句，便是出自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体现了他忧国忧民、先人后己的高尚品格。

苏洵家训：积极引导，故吊胃口

苏洵（1009—1066年），字明允，号老泉，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北宋文学家，与其子苏轼、苏辙合称“三苏”，均被列入“唐宋八大家”。苏洵长于散文，尤擅政论，议论明畅，笔势雄健，有《嘉祐集》传世。

有这样一副对联：“一门父子三词客，千古文章四大家”，说的就是苏洵和他的两个儿子——苏轼、苏辙。苏洵是唐宋时期远近闻名的文学家，据说他作文时“下笔顷刻数千言”，被世人广为传颂。殊不知，这位文学巨擘也是一位极善家庭教育的名家。

据说，苏轼、苏辙两兄弟小时候性情顽劣，专爱玩耍，无心学习。苏洵经常对他们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但是，苏轼、苏辙两兄弟都将他的话当作耳边风，这种和风细雨式的说服教育收效甚微。尽管如此，苏洵并没有对他们采取“棍棒教育”的方法，没有强迫他们去读书学习。他发现孩子在玩的时候有强烈的好奇心和求知欲，于是他就从这一点入手，对他们进行积极的引导，诱其入门。当两个儿子正玩得不亦乐乎时，他就故意在一个他们能看得见的角落偷偷地看书。两个兄弟感到非常好奇，于是就跑到苏洵身边来，看看他偷偷摸摸地到底在做些什么。在这个时候，苏洵就故意假装慌慌张张地把书藏起来，这一举动将两兄弟的胃口吊得更高了，于是他们想方设法地偷父亲的书来看。由于他们本身就天资过人，对这些书越读越是津津有味，就这样，他们渐渐都迷上了读书。

苏洵画像

朱熹家训：培养孩子的良好习惯

朱熹（1130—1200年），字元晦，祖籍徽州婺源（今属江西省），生于尤溪（今属福建省），宋代著名理学家、教育家，世称朱子，是弘扬儒学的大师。朱熹学识渊博，对经学、史学、文学、乐律乃至自然科学都有研究。

朱熹是一位卓有成效的教育家，他的儿童教育观深刻地影响了宋代以后的儿童教育。为了培养子侄们和其他儿童良好的行为习惯，他制定了一个十分详细的儿童行为准则——《童蒙须知》，现部分摘录如下：

“自冠巾、衣服、鞋袜，皆须收拾爱护，常令洁净整齐。凡脱衣服，必须齐折叠箱箧中，勿散乱顿放，则不为尘埃杂秽所污，仍易于寻取，不致散失。

“凡为人子弟，当洒扫居处之地，拂拭几案，当令洁净。文字笔砚，凡百器用，皆当严肃整齐，顿放有常处，取用既毕，复置元所。父兄长上坐起处，文字纸札之属，或有散乱，当加意整齐，不可辄自取用。

“凡读书，须整顿几案，令洁净端正，将书册齐整顿放，正身体，对书册，详缓看字，仔细分明读之。凡书册，须要爱护，不可损污皱褶。”

朱熹在《童蒙须知》中规定了儿童穿衣戴帽、语言步趋、洒扫应对、读书写字以及杂细事宜等五大类共十条常规。

他要求孩子穿衣要整洁，要学会收拾自己的衣服，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事，如洒扫庭院、整理书桌、摆放用具，养成爱劳动的习惯；读书写字时要认真细致，读书时不可错读、漏读，写字要一笔一画，字迹工整，对书籍要爱护，不可以污损或褶皱，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

此外，他还在早晚作息、说话走路、待人接物等方面例举了详细的规则，从而对儿童进行全面的规范化训练，以培养其良好的行为习惯，同时也培养基本的道德观念，如懂礼貌、爱劳动、尊敬长辈等。

《童蒙须知》的制订反映了朱熹高超的家庭教育和儿童教育艺术。他从各个方面为儿童的行为制定了规范的准则，让父母在教育孩子时有章可循。

霍韬家训：有付出才有收获

霍韬（1487—1540年），字渭先，始号兀厓，后更号渭厓，谥文敏。南海县石头乡（现属广州石湾区澜石镇）霍族人。著作有《诗经解》、《象山学辨》、《程朱训释》、《渭厓文集》、《西汉笔评》、《渭厓家训》等。

霍韬的家训观念主要有以下两点内容：

（1）多让孩子参加劳动。

在封建社会里，勤读书、走仕途是许多人摆脱贫困生活、走向社会高层的敲门砖，因此，许多人为了科举功名，头悬梁锥刺股。“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这句话被很多读书人奉为金玉良言，从而也瞧不起那些从事体力劳动的人，认为他们是人中的末流。因此，封建社会诸多家训中提及劳动者的寥寥无几，但是霍韬家训却超出了一般家训只是口头训诫子弟读书、做人的范畴，将劳动教育纳入家庭教育中，并且认为劳动教育在家庭教育中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他说：“大凡子侄这代人，多数都不愿意参加农业劳动。他们不知道幼时参加一些农业劳动，能懂得粮食来之不易的道理，不会产生奢侈的心理；幼时参加农业劳动，就会形成敦厚老实的性格，不会产生邪念；幼时参加农业劳动，亲身体验到辛苦的滋味，就能一心向善，避免罪过。所以子侄不可不参加农业劳动。”

霍韬认为，让孩子从小多参加农业劳动，让他们体验一下农民种田的辛苦，知道一粥一饭皆来之不易的道理，有助于他们养成戒奢从简、敦厚老实的品性。否则，不劳而食，好逸恶劳，四体不勤，总有一天会家道衰落，穷困潦倒。他对家中的子女都提出了劳动的要求：农忙时节都要去参加农业生产劳动；一天之内，一年之内，要有相对固定的劳动时间；如果子弟有偷懒耍滑不事农作者，还要进行体罚：“初犯责二十，再犯责三十，三犯斥出，不许入社学”，剥夺学习机会。霍韬家训打破了宋明理学家教人“半日静坐、半日读书”的观念，特别强调了劳动的重要性。直到如今，这种观念依然有着十分重要的借鉴与现实意义。

（2）让孩子懂得收获的艰辛。

霍韬十分重视让孩子懂得收获的艰辛，他严禁子女大手大脚，一定要他们去亲手创造财富。在家训中，他这样说：“凡是大户人家，日子久了就要落到衰颓破产的境地，这都是因为不劳而食的缘故。不劳而食，就是害民肥己。凡是害民肥己的人，上天就要对他进行责罚。因此，久享富贵安逸生活的人，必然会使家业败落，甚至于沦为奴仆，当牛做马，所以我们的子侄们一定要参加农业劳动。”

古人云：“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只有让孩子懂得收获的艰辛，他才知道东西是多么来之不易，才能更加珍惜。因此，父母要重视对孩子的劳动教育，让孩子懂得“粒粒皆辛苦”的道理，从自身做起，从日常生活中的小事做起，提倡节约，反对浪费，做一名懂得爱惜、知道节俭的好孩子。

张履祥家训：把“德义”留给孩子

张履祥（1611—1674年），字考夫，浙江桐乡人，明末清初著名理学家、农学家。他撰写的《补农书》，是我国农业史上宝贵的遗产。

张履祥一生立身端直，严于律己，淡泊名利，终生布衣蔬菜，从不奢侈放诞，并且十分注重对子孙的教育。

在《赁耕末议》中，张履祥写道：“有田亩便当尽力开垦，有子孙便当尽力教诲。田畴不垦，宁免饥寒？子孙不教，能无败亡？……天子之子，特重师傅之选，为国家根本在是也。下自公卿大夫以逮士庶，显晦贫富不同，其为身家根本一而已。虽有美质，不教胡成？即使至愚，父母之心，安可不尽？中等之人，得教则从而上，失教则流而下。”

“近日师道不立，为子孙计者，孰知尊师崇道？甚之生子不复延师。盍思为人父母，将以田宅金钱遗子之为爱其子乎？抑以德义遗子之为爱其子乎？不肖之子，遗以田宅，转盼属之他人；遗以多金，适资丧身之具，孰若遗以德义之可以永世不替。”

张履祥认为，田地应该开垦，子孙应该教诲。如果不耕作田地，怎么能免除饥寒？如果不教育子孙，家道一定会衰败。从为官的到贫民，不论贫富，教育孩子也是根本。即使孩子天资聪颖，不教育也不能养成良好的品质。孩子愚笨，父母也要尽心尽力教育他。中等品质的孩子，教育能使他成为上等品质的人，脱离教育就会沦落为下等品质的人。如果孩子没有良好德行，即使留给他很多田地和房子，这些可能转眼之间就变成别人的了；留给他很多金钱，就有可能导致他走上歧途。可见，只有留给孩子道德仁义才能让他享用一生。

在文章最后，张履祥还提出：“使人但知不可生而无父，岂知尤不可生而无师乎！”可见，父母应该重视教育子孙后代，重视择师、敬师，让孩子具备真正的德行。

知识链接

张廷玉教子不贪不义之财

张廷玉（1672—1755年），字衡臣，号研斋，安徽桐城人，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进士，曾任保和殿大学士、军机大臣、吏部尚书、户部尚书，封三等伯。他是清朝的三朝元老，为官长达50年之久，为朝廷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他性情淡泊，自律甚严。曾任《明史》监修总裁官，有《传经堂集》、《焚余集》、《澄怀园诗选》等作品传世。

张廷玉是清朝重臣，历康熙、雍正、乾隆三代，位极人臣而不衰。他与父亲张英是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父子宰相，张英是太子的恩师，张廷玉是唯一一个得以配享太庙的汉臣。

张家之所以如此兴盛，与张廷玉为官廉洁清正，性情淡泊是分不开的。据历史记载，张廷玉四子中有三人入内阁，足见其教子有方。张家有着良好的家训家风，张廷玉曾亲自教导子侄说：“货悖而入者，亦悖而出。平生锱铢必较，用尽心计以求赢余，造物忌之，必使之用，若泥沙以自罄其所有。夫劳苦而积之于平时，欢欣鼓舞而散之于一旦，则贪财果何所谓耶？所以古人非道非义，一介不取。”

张廷玉的这段话旨在教育子侄不要贪取不义之财，并告诫他们说：“用不正当的手段聚敛来的财富，也终究会被人以非正当的手段夺去。平时总是斤斤计较想求盈余，造化就会与其背道而驰，平生所积累的财物会像倾泻泥沙一样，慢慢消耗荡然无存。所以，凡不合道义的财物，一概不取。”

彭端淑家训：给孩子耐心讲道理

彭端淑（约1699—约1779年），字乐斋，四川省丹棱县人，清代著名文学家，与李调元、张问陶并称为清代四川三才子。历任吏部侍郎、顺天府乡试同乡考官等职。乾隆二十年（1755年），他辞职回到四川，在锦江书院授徒讲学，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在文学方面，著有《白鹤堂文集》、《雪夜诗谈》、《晚年诗稿》等。

彭端淑一生注重振兴教育，培植人才，整顿吏治。他曾写下一篇《为学一首示子侄》，教诲后代要从小立下远大志向，勤奋学习。

文章中写道：

“天下事有难易乎？为之，则难者亦易矣；不为，则易者亦难矣。人之为学有难易乎？学之，则难者亦易矣；不学，则易者亦难矣。

“吾资之昏，不逮人也；吾才之庸，不逮人也；旦旦而学之，久而不怠焉，迄乎成，而亦不知其昏与庸也。吾资之聪，倍人也；吾才之敏，倍人也；屏弃而不用，其与昏与庸无以异也。圣人之道，卒于鲁也传之。然则昏庸聪敏之用，岂有常哉？

“蜀之鄙有二僧，其一贫，其一富。贫者语于富者曰：‘吾欲之南海，何如？’富者曰：‘子何恃而往？’曰：‘吾一瓶一钵足矣。’富者曰：‘吾数年来欲买舟而下，犹未能也，子何恃而往？’越明年，贫者自南海还，以告富者，富者有惭色。西蜀之去南海，不知几千里也，僧富者不能至，而贫者至焉。人之立志，顾不如蜀鄙之僧哉？

“是故聪与敏，可恃而不可恃也；自恃其聪与敏而不学者，自败者也。昏与庸，可限而不可限也；不自限其昏与庸而力学不倦者，自力者也。”

这篇文章的大意是：

天下所有的事情，包括学习，只要肯做，难的也会变成容易的；如果不去做，容易的也变成难的。

即使一个人天生愚笨，不如别人，但只要每天都勤勤恳恳地学习，坚持不懈，终有一天会成功。若一个人天生聪慧，超过别人，如果不学习，和愚笨的人也没有什么区别。可见，聪明和愚笨也不是永远不变的。

四川有两个僧人，一个贫困，一个富有，都希望去南海（今东海）普陀山。富僧问贫僧：“你凭借什么去呢？”贫僧回答：“只需一个水瓶和一个饭钵。”富僧质疑，自己数年来想雇船去，都没能实现，他怎么可能呢？第二年，贫僧归来，富僧惭愧之极。普陀山离四川几千里的行程，富僧不能到达，贫僧却可以到那里。人们立志，难道还不如四川的这个贫困的僧人？

可见，天生聪明的人，如果不学习，那么就是自甘失败的人；而天生愚笨的人，只要学而不倦，就是一个自求上进的人。

彭端淑通过浅显的语句和两个和尚朝觐南海普陀山的故事，生动而形象地说明了难易、聪敏和平庸的关系，并深入浅出地告诉孩子，做学问是否能成功，关键在于自己是否愿意为此付出行动，并以此勉励孩子要勤奋努力、力求上进。

邓淳家训：教孩子懂得“慎言”

邓淳（1776—1850年），字粹如，号朴庵，广东东莞人。

邓淳出身于书香门第，自幼受到家庭文化氛围的熏陶，有很好的文化修养。他喜好读书，亦好藏书。虽然父亲逝世后，家道逐渐衰落，但他依然每遇到好书就不惜重金买回。邓淳自幼聪颖，勤学不厌，博闻强识。

很多家训中都有为人处世须谨言慎行的劝诫，邓淳在《家范辑要》中告诫族人：“不妄语，不多语，不道人隐事，不摘人微过，不言己无干事。论人无取短而弃长，论己无登枝而忘本。交浅者无与深言，调别者无与强言，阴刻者无与言衷情，轻疏者无与言密事。语财者不及非分，语色者不及邪缘。勿弹射官箴，勿月旦人品，不偏爱憎，不及风闻。谈经济外，宁谈艺术，可以给用；谈日用外，宁谈山水，可以息机；谈论心性，宁谈因果，可以劝善。”

这段话的意思是：“人不可乱说话，不可多说话，不要随便谈论别人的隐私之事，不要批评别人微小的过错，不谈和自己无关的事情。谈论别人不要不说别人的长处，却只说别人的短处；谈论到自己的时候，不要得意忘形。交浅则不言深，遇到与自己意见不合的人，不要勉强别人遵从自己的意愿，与阴险刻毒的人说话不要说出自己心中的真实想法，不要与跟自己不亲密的人说需要保密的话。在说到钱财时，不要对钱财心生非分之想，说到美色不要谈论邪秽之事。言谈中不要表示对政府国策的不满，不要品评他人的人品，对待他们不要只凭自己的喜好，不谈论风传谣言之事。除了谈论经国济世的大事之外，要更乐于论技艺艺术，这样可以对生活有所助用；除了谈论家庭杂事，更要去谈论山水，可以消除机巧算计之心，宁静心神；除了谈论心性品行，更乐于谈论因果规律，这样可以劝人向善。”

俗话说：“病从口入，祸从口出。”古往今来由于言语不慎而招致灾难、惹起是非者比比皆是，所以说，说话是一门很大的学问。说话不仅仅要用嘴说，还要用心、用脑，谨言慎语。

李鸿章家训：以义理为原则

李鸿章（1823—1901年），字渐甫，号少荃，安徽合肥人，晚清时期的军政重臣，他组建淮军，也是洋务运动的主要领导者之一。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中进士，受业于曾国藩门下，钻研经世之学；咸丰八年（1858年）冬，开始在曾国藩的幕府主办营务；咸丰十年（1860年），统带淮扬水军。

当湘军攻占安庆后，曾国藩认为李鸿章是个“才可大用”之人，对他人大力推介，并命他到合肥一带招兵买马，组建淮军。1863年和1864年他率淮军攻陷苏州、常州等地，和曾国藩的湘军联合，镇压了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起义。同治九年（1870年），李鸿章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从此控制北洋达25年之久，并参与掌管清政府外交、军政、经济大权，成为晚清时期权势最为显赫的封疆大臣。

19世纪60年代，面对国弱民贫的局面，许多思想开放的大臣号召向西方学习，以“师夷长技以制夷”为目的的“洋务运动”在中国迅速兴起，李鸿章作为倡导者之一，积极筹建西式军事工业，仿造外国船炮，创建了江南制造总局等企业。到了19世纪70年代，为进一步扩大洋务规模，洋务派又号召“求富”，以“官督商办”的形式创建了一系列民用工业，李鸿章的轮船招商局是其首创。此外，洋务运动还兴建了各类新式学堂，同时派人赴欧美留学。洋务运动的这些举措和所取得的成果，促进了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

李鸿章手札

李鸿章的家训，涉及立身、修学、治家、养性、保健等诸方面，内容极为丰富。李鸿章的家训中也体现了很多先进思想，例如：求学贵在持之以恒；博采众长，兼收并蓄；身病，心不能病；知恩图报，救济百姓；蔑视八股文；主张西学东渐等。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能有这些具有超前意识的卓越见解实属难能可贵。这些也体现了李鸿章思想的开放和自由。

李鸿章在家训中对后辈子弟有着殷切的希望和严格的教诲，要求他们为人、处世、做官要以传统文化的义理为原则。整个家训中有很多积极的观点和先进的思想，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曾国藩家训：“耕读”两不误

曾国藩（1811—1872年），初名子城，字伯涵，号涤生，谥号文正，湖南省湘乡县菏塘（今属双峰县）人，晚清重臣，政治家，军事家，湘军的创立者和统帅者。曾任两江总督、直隶总督、武英殿大学士，封一等毅勇侯。曾国藩也是著名理学家、书法家、文学家，晚清散文“湘乡派”创立人，著有《求阙斋文集》、《诗集》、《读书录》、《日记》、《奏议》、《家书》、《家调》、《经史百家杂钞》、《十八家诗钞》、《为学之道》、《五箴》等著作。其著名的学术思想有“治学论道之经”、“持家教子之术”、“疆场竞斗之计”、“处世交友之道”、“修身养性之诀”等。

曾国藩是清末洋务派和湘军的首领，他在治政、治军、治学、治家等方面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关于治家的论述，主要体现在他写给家人的书信中。

有一段家书提到：“子侄除读书外，教之扫屋抹桌凳、收粪、锄草是极好之事，一切不可有损架子而不为也。”意思是说，要教育孩子，在读书用功之外，还应该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事，以及一些日常劳作，培养自理能力，不能为了摆架子就不去做。

另一段家书提到：“我家子侄半耕半读，以守先人之旧，慎无存半点官气。不需坐轿、不需唤人取水添茶等事。其拾柴收粪等事，须一一为之；插田莳禾等事，亦时时为之，庶渐渐务本，而不习于淫矣。至要至要。千嘱万嘱。”这一段则是在告诫孩子，应该以勤劳为本，除了自理家务外，还应该一半时间读书，一半时间耕田劳作，以此来做到“耕读相兼”。

曾国藩十分注重对子女的劳动教育，“以习劳苦为第一要义”，提倡“勤理家事、勤奋学习工作，反对奢侈懒惰”。在他的家里，男子要耕地施肥，并且还要种菜、养鱼、喂猪；而女子则要“学洗衣煮菜烧茶”，制鞋、做小菜等更是他规定的每日功课。即使是自己的妻子女儿，在跟他同住江宁（今南京）两江总督府时，他也规定她们白天要下厨做饭菜，夜晚要纺纱织麻，数年如一日。

这些家书，都明显地反映出曾国藩重视“耕读相兼”的教育，即“考宝早扫，书蔬鱼猪”是曾氏家族立家的“八字诀”，其具体含义为：“书，读书，读书方为明理君子；蔬，种蔬菜，蔬菜茂盛之家，类多兴旺；鱼，养鱼，鱼跃于池，亦有一种生机；猪，养猪，庖有肥肉，养老待客；早，起早，早起三朝，可当一工；扫，扫屋，清洁之家，人丁健康；考，祖先祭祀；宝，睦邻，人待人，无价宝。”“耕”与“读”是这段家训的核心内容，曾国藩将其立为“永久家训”，以诫后人。

左宗棠家训：教孩子读书明理

左宗棠（1812—1885年），字季高，号湘上农人，湖南湘阴人，清朝军事家、政治家、著名湘军将领。他自幼聪颖，14岁考童子试中第一名，曾写下“身无半文，心忧天下；手释万卷，神交古人”的对联以铭心志。他一生经历了平定太平天国战争、洋务运动、镇压陕甘回变、收复新疆等重要历史事件，为晚清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1812年，左宗棠出生于书香门第，他20岁参加乡试，并与其兄一起中榜。1833年参加全国会试，但由于左宗棠的求学精力大多致力于钻研经世致用之学，因而在僵化的八股考试中难以施展才华，所以他不幸落榜。

科考失败的左宗棠潜心研究学问，并以“匡时济世”为求学目标，研读了大量军事及地理方面的书籍。后来他的才干受到有识官员的赏识，因此逐渐受到重用，他在治军和治民方面充分发挥了自己的才能。

咸丰十一年（1861年）正月初二，左宗棠在给他的长子左孝威的信中提到了读书的作用。他说：“尔年已渐长，读书最为要事。所贵读书者，为能明白事理，学做圣贤，不在科名一路。如果是品端学优之君子，即不得科第，亦自尊贵。若徒然写一笔时派字，作几句工致诗，摹几篇时下八股，骗一个秀才举人进士翰林，究竟是甚么人物？尔父二十七岁以后，即不赴会试，只想读书课子，以绵世泽，守此耕读家风，做一个好人，留些榜样与后辈看而已……且人生精力有限，尽用之科名之学，到一旦大事当前，心神耗尽，胆气势薄，反不如乡里粗才，尚能集事，尚有担当……读书要循序渐进，熟读深思，务在从容涵泳，以博其义理之趣。不可只做苟且草率工夫，所以养心者在此，所以养身者在此。府试、院试如尚未过，即不必与试，我不望尔等成个世俗之名，只要尔读书明理，将来做一个好秀才，即是大幸。”

左宗棠在信中希望儿子能够努力读书，并告诉儿子读书是为了能够明白事理，而不是为了求取功名。如果是品行高尚的人，即使没有功名也会受到别人的尊敬。如果仅仅会写一些合乎时宜的文字，创作几句工整的诗句，模仿几篇时下流行的八股文，即使能混得一个功名，也算不上成就。

左宗棠还在信中对八股文章和八股取士大加鞭挞，他认为“八股愈做得入格，人才愈见庸下”，一旦大事当前，有些有科名之人反而不如“乡里粗才”。

梁启超家训：引导而不是改造孩子

梁启超（1873—1929年），字卓如，号任公，自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今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人，近代著名政治活动家、启蒙思想家、资产阶级宣传家、史学家、教育家和文学家。他是维新变法的主要成员，曾倡导文体改革的“诗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其著述涉及政治、经济、历史、哲学、宗教、语言等多个领域，其著作合编为《饮冰室合集》。

梁启超“八岁学为文，九岁能缀千言”，中举后师从康有为，其代表作《少年中国说》被后人诵读至今。更值得关注的是，他有9个孩子，所谓“龙生九子，各有不同”，他的9个儿女虽然从事的行业各不相同，但个个都是栋梁之材，其中3个是中科院院士，还有社会活动家、爱国军官等。梁启超如何使9个儿女都成龙成凤呢？这自然要得益于他独特的教子之法。

长子梁思成（1901—1972年），是我国现代建筑学的奠基人。梁思成一手创办了东北大学建筑系，同时也是清华大学建筑系的重要奠基人，我国首届科学院院士。对于梁思成的成长，梁启超丝毫没有按照自己的意愿去约束孩子，而是遵从他自己的喜好，全力支持他出国学习建筑，并花巨资安排他去欧洲游览体验，让他亲身感受欧洲建筑的魅力，以使他在建筑方面有更为丰富的直观体验。

次子梁思永（1904—1954年），从小喜好考古研究，梁启超也顺其自然。梁启超不但支持儿子前往哈佛大学攻读人类学和考古学，还让他参加国内外考古专家的考古活动。梁思永最终成了中国现代考古学的主要奠基人，也是我国首届科学院院士。

三子梁思忠（1907—1932年），从小喜好军事，梁启超就将他送去美国读军校。毕业后，梁思忠加入了国民革命军十九路军。

四子梁思达（1912—2001年），自幼就对理财表现出浓厚的兴趣，梁启超就引导他学习经济，后来梁思达成了著名的经济学家。

五子梁思礼（1924—），就读于美国普渡大学，后获辛辛那提大学的硕士和博士学位，是一位著名的科学家。

对于女儿们，梁启超也按照其女性自身的气质特点进行引导教育。长女梁思顺（1893—1966年），就读于日本师范学校，在文学、音乐等方面都有很高的造诣。次女梁思庄（1908—1986年），从小喜欢看书，梁启超根据她娴静的性情，送她到国外学习图书管理专业，最终成为一名优秀的图书馆学家。三女梁思懿（1914—1988年），先入燕京大学学医，又到美国南加州大学学习，后来成长为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四女梁思宁（1916—2006年），在南开大学学习期间自愿投身革命，梁启超也积极支持，她最终成为一名新四军女战士。

梁家之所以能够满门俊杰，就是因为梁启超能够遵从每个孩子的个性，耐心引导孩子正确地走好属于自己的人生。梁启超不仅是孩子的慈父，更是孩子们的良师益友。他非常细微地掌握每个孩子的特点，在生活中十分注意引导孩子对知识的兴趣，又十分尊重孩子的个性和意愿。

在这一点上，梁启超先生对子女的教育堪称当代父母的典范。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个性，我们应该学习梁启超的教子之法，引导孩子去发掘属于自己的人生。

第二节　贤母家训

孔母颜氏家训：注重孩子的早期教育

颜征在（公元前568—前535年），春秋末期杰出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孔子的母亲。她从小饱读诗书，见识和学养丰厚，在教育和礼仪上也有很高的修养。17岁时嫁给叔梁纥为妾。孔子3岁时，叔梁纥去世。此后，颜征在母子不为施氏（叔梁纥的原配）所容，只好移居曲阜阙里。尽管生活艰难，但她还是十分注重对孔子的教育。

孔子母亲的家族先祖伯禽，是鲁国的始祖，周公旦的长子，周朝先王周文王的孙子。

据说孔子的父亲当年娶孔母的时候，已经是60多岁，而孔母颜氏还不满20岁。因为年龄相差悬殊，在当时不合礼仪，故有《史记》中记载“野合”之说。也就是说，孔子其实是个私生子。

孔子3岁时，孔母带他离开鄹邑，到国都曲阜的阙里居住，当时家境相当贫苦。

孔子的外公是饱学之士，在那个时代，也是个开明的父亲，他亲自教女儿识字识礼。父亲的直接传授，使孔母不仅积累了丰厚的识见和学养，在教育和礼仪上也有很高的修养。

她把父亲家的全部书籍都搬运到自己的新家，特选3间房子中的1间作为书房，准备在孔子满5岁的时候教他念书。

孔母在自己家开馆教书，收了5名学生得到每位孩子家的学资，足以养活母子两人。

孔母教孩子们习字、算数和唱歌3门功课，同时也教孩子们学习礼节和仪式。孔子不到6岁开始跟班学习，后来，孔母又收了几个孩子，孔子便成为他母亲的小帮手，以尽辅导微薄之力。

在孔母的苦心栽培和细心教育下，不到10岁的小孔子，已经学完全部启蒙功课，因他爱琢磨，肯用脑子想问题，记忆力出众，喜欢帮助别人，成为同窗学习的佼佼者。

孔母的这段家教生涯直接影响到了孔子以后办私学、兴教育。

按照当时的规矩，童子10岁就要跟别的老师去念书。于是孔母关闭了她的学堂，把孔子送到城内最好的学堂，学习诗歌、典籍、历史等功课，即被后世称为《诗》、《书》、《礼》、《乐》的内容。当时学堂称为“庠”，属于官办学府，集中了鲁国最优秀的老师，实施非常严格的教育。因孔母家族与鲁国国君是同宗关系，孔子仍能以一个贵族子弟的身份，在学堂里受到贵族式教育。

正是因为有了母亲良好的早期教育的基础，孔子在这个大学堂里也是出类拔萃者。在学堂的多年学习，为孔子以后成为一代宗师奠定了学识和人品等各方面的基础。

孟子之母家训：给孩子好的成长环境

孟母（？—前317年），仉氏，战国时期著名思想家、教育家孟子的母亲，以教子有方著称。“断机教子”、“三迁择邻”等脍炙人口的故事成为千百年来妇孺皆知的历史佳话，也为后世的母亲留下一套完整的教子方案。孟母与陶（陶侃）母、欧阳（欧阳修）母、岳（岳飞）母并称为我国古代“四大贤母”。

孟子，素有“亚圣”之称。他3岁丧父，由母亲仉氏一人抚养长大。仉氏靠纺纱织布维持整个家庭的生计，母子俩过着清贫的生活。即使在这样艰苦的生活环境下，仉氏也没有放松对儿子的教育。为了能让儿子有一个良好的成长环境，她3次搬家，最终把家定在了一所书院旁边。

孟子年幼时在一片墓地附近居住。这里经常有出殡送葬的人群经过，孟子模仿送葬人哭丧的情景，学会了筑墓、埋棺、哭丧，还兴致勃勃地和小朋友们玩起了抬棺、掩埋死人的游戏。仉氏见了，认为这种环境不利于孩子健康成长，于是毅然地搬了家。

孟子的新家位于集市附近。身处闹市中，孟子学会了商贩们的叫卖吆喝、讨价还价。还和同伴们玩起了做生意的游戏，甚至和邻居屠夫学会了杀猪宰羊。亲眼目睹了儿子的行为后，仉氏担心孩子会变成一个见钱眼开、唯利是图的商人，她决定再次搬家。

孟子

这次，仉氏把家搬到了一所书院旁边。这里环境优雅，孟子很快被书院里琅琅的读书声吸引。潜移默化之下，学会了摆放祭器、跪拜行礼、揖让进退。看到这种情形，仉氏才算安心，在这里定居下来。等孟子到了读书的年纪，仉氏就把儿子送进这所书院，学习诗书、演习礼仪。最终把儿子培养成为仅次于孔子的一代儒家宗师。

“孟母三迁”的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两千多年前的孟母明白环境对孩子的影响至关重要，三次迁居的行为更是令人钦佩和感动。

正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蓬生麻中，不扶而直”，就是这个道理。环境具有造就人和教育人的作用。一个孩子的成长与所处的环境是分不开的。

子发之母家训：投之以桃，报之以李

战国时齐楚交战，楚宣王以子发为大将军，子发领兵迎敌，中途不料被敌方切断了粮草供应，子发忙派出使者向楚宣王请求救援。使者拜见完楚宣王，顺便绕道到子发家中去探望他的老母。

子发的老母看到使者赶来，甚为高兴，亲切地问道：“兵士们都很好吗？”

“很好。”

“供给怎样？”

“军队里只余下一些豆子，大家只好一粒一粒分着吃。”

“你们将军身体好吗？”

使者说：“将军用餐，每顿都有肉食和米饭，身体很好。”

子发的母亲听了之后忧虑重重，心里很不是滋味。

不久，子发披坚执锐，经过艰苦的浴血奋战，终于打败了秦军，大获全胜。

当子发回来拜见老母时，却见大门紧闭，怎样叫喊都无人开门。后经人劝说，母亲才将大门开了一条缝。她生气地对着门外的儿子说：“你听过越王勾践伐吴的事吗？有人献给越王一坛酒，越王就命人将酒从江的上游倒下去，让士兵们一起饮下游的水。虽然大家都没有尝到美酒的味道，但是心中振奋，战斗力得到了提升。过了几天，又有人将一口袋干粮献给越王，越王又把它分给士兵们吃。虽然这袋干粮并不足以让人吃饱，但战斗力却因此又得到了很大提升。你身为将军，和齐军交战，粮草短缺，人困马乏，你整日能够吃到肉食米饭，士兵们却只能分一点豆粒吃，这是什么道理？你对士兵的情况不闻不问，自己只知道在上面享乐。像这种将军，就算得以凯旋，也是出于偶然，并非你的功劳。像你这样的人，哪里配做我的儿子？我们家没有你这种人，从此以后你不要再踏进我的家门了。”说完，咣的一声又把门关上了。

子发听了母亲这一番言辞恳切的训诲，心里顿时醒悟。他一再表示：“孩儿知罪，决心改过。”百般恳求之下，母亲才答应让他回到家中。

子发的母亲无疑是一个知情达理的好母亲，因为她知道一个道理，“投之以桃，报之以李”，你心中想到了他人，甘愿为他人付出，他人自会铭记于心，在你陷入困难需要帮助的时候，往往能够得到他人的相助。

陶侃之母家训：教孩子清白做人

湛氏（243—318年），三国时期吴国新淦县南市村（今江西省新干县金川镇）人，晋代名将陶侃的母亲。她是一位有名的良母，与孟母、欧阳母、岳母齐名，是我国古代“四大贤母”之一。湛氏16岁嫁给吴国扬武将军陶丹，陶侃出生几年后，陶丹便病逝。从此家道衰落，湛氏以纺织谋生供陶侃读书，她以教子有方和宽厚待人而受世人称赞。《幼学》云：“侃母截发以筵宾，村媪杀鸡而谢客，此女之贤者。”这里说的“侃母”指的就是陶侃的母亲湛氏。

陶侃是大诗人陶渊明的祖父，是晋代的名将，以功高德劭而名垂青史。陶侃小的时候家境十分贫寒，只能靠陶母纺纱织布艰难度日，陶母不但能吃苦耐劳，而且很有志气，对儿子管教十分严格。

陶侃长大后，曾在浔阳县（今江西省九江市）做管理渔业的小官。他是一位大孝子，对母亲十分孝顺。一天，他见鱼库中的咸鱼干很好，便利用职务之便取了一坛派人送给母亲。陶母问明鱼干的来路后十分生气，立即把盛放鱼干的坛子原样封好，并写了一封信，请来人将鱼坛和信一起送给儿子。

她在信中批评儿子说：“你身为国家官员却不懂奉公廉守，拿公家的东西送给我，不仅对我没有好处，反而增加了我对你的忧虑！”陶侃见到信后十分惭愧，立即将鱼干原样送回鱼库中。

后来，陶侃的官越做越大，当到了荆州刺史，并被加封为征西大将军，后又被封为柴桑侯，享有4000户的俸禄。尽管他位高权重、俸禄优厚，但却一直能克己奉公，并没有沾染当时官场上搜刮民财据为私有的污浊习气。如果有人向他进奉礼品，他会问清东西的来路，若是来路不正，他就严词拒绝，并向当年母亲退还他送的鱼干一样，退还馈送的东西。

陶侃作为东晋的一代名将，能够有如此高尚的品格，这完全是陶母悉心教育的结果。

陶侃有一位贤明的母亲，她让儿子明白为“官”的意义在于“公”，在于为百姓谋利益，如果公私不分、以权谋私就会玷污为官的本义，就会堕落为昏官、贪官。会稽太守范逵曾赞叹道：“非其母不生其子！”陶侃正是受到其母这种能够吃苦耐劳，贫不失志的影响，而成为一个品德高尚的人。

皇甫谧之婶母任氏家训：从善向上

晋朝有个人叫皇甫谧。他的曾祖皇甫嵩曾做过汉朝太尉，到了晋朝之时家道衰落。皇甫谧自小父母双亡，一直由他的叔父婶母抚养。虽然皇甫谧家道败落，但他毕竟是富家子，因此沾染了不少公子哥儿的习气，他好逸恶劳、东游西逛、不学无术。人们都很鄙视他，有人说他是“朽木不可雕也”，也有人说他“恐怕是个痴呆”。

皇甫谧的婶母任氏不忍看到皇甫谧这样自甘堕落。一天，皇甫谧得到一些瓜果，便拿去孝敬任氏。任氏平时很爱这个孤儿，总是良言相劝，无奈不见效果。这次决心刺激他一下。于是婶母沉下脸，不高兴地说：“你以为拿点瓜果回来就算孝敬了吗？你都20岁了，还不务正业，不认真学习，不懂得道理，我怎么能感到安慰呢？”

任氏一边流着眼泪，一边说：“以前孟母为了教育孩子，曾三迁其居。如今你整日放浪形骸，和一群狐朋狗友厮混，究竟是为什么呢？说是我教育不好吧，我也已经费尽了苦心。其实，学问、道德，学了都是为你自己好，与我有什么相干！我养你这么大，真是白辛苦了。”皇甫谧受了感动，决心改过学好。

皇甫谧决定自力更生，他离开舒适的家，扛着锄头去拜了乡村里的一位学者席坦为师，一边劳动一边读书。皇甫谧读了诸子百家的许多书，树立了远大的志向，终于成为大学问家。他一生写了诗、赋、颂及传记等许多著作，他的不少门人都成了晋朝的名臣。当时，很有名气的诗人左思写了《三都赋》，特地去向皇甫谧请教，皇甫谧大加赞赏，并为他写了序。消息轰动洛阳，人们争相传抄，一时大街上的纸张紧张起来，商人趁机提价。“洛阳纸贵”这个成语便出于此。

欧阳修之母郑氏家训：培养孩子良好的道德品质

欧阳修（1007—1072年），北宋文学家、史学家。字永叔，号醉翁、六一居士，吉州吉水（今属江西）人。庆历中任谏官，支持范仲淹，要求在政治上有所改良，被诬贬至滁州。官至翰林学士、枢密副使、参知政事。欧阳修主张文章应“明道”、“致用”，对宋初以来靡丽、险怪的文风表示不满。于是他发动北宋古文运动，培养后进，被称为“唐宋八大家”之一。欧阳修的诗风与其散文近似，语言流畅自然。其词婉丽，承袭南唐余风。曾与宋祁合修《新唐书》，并独撰《新五代史》。又喜收集金石文字，编为《集古录》，对宋代金石学颇有影响，有《欧阳文忠公文集》遗世。

欧阳修画像

1011年初夏的一天，在江西永丰县泷冈溪畔，一位头插白花、身着素装的年轻女子和一个4岁的小男孩面对面地坐在沙滩上。那女子折了一根荻杆，在抹平的沙地上写了一行字，然后将荻杆交给孩子，那小男孩便照着沙地上的字样一笔一笔地画着，渐渐地进入了物我两忘的境界。这个4岁的小男孩就是北宋中期当之无愧的文坛宗师欧阳修，那位女子便是他的母亲郑氏。

欧阳修的母亲郑氏自幼家贫，只读过几天书，但却是一位有毅力、有见识、肯吃苦的母亲。她不断给年幼的欧阳修讲如何做人的故事，每次讲完故事都把故事做一个总结，让欧阳修明白做人的很多道理。她教导孩子最多的就是做人不可随声附和，不要随波逐流。

欧阳修长大以后，到东京参加进士考试，连续3场都名列榜首。当欧阳修20岁的时候，已是当时文学界大名鼎鼎的人物了。母亲为欧阳修的出众才学而高兴，但她希望儿子不仅文学成就出众，为人做事也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欧阳修长大做了官以后，母亲还经常不断地将他父亲为官的事迹讲给他听。她对儿子说：“你父亲做司法官的时候，常在夜间处理案件，对于涉及平民百姓的案宗，他都十分慎重，翻来覆去地看。凡是能够从轻的，都从轻判处；而对于那些实在不能从轻的，往往深表同情，叹息不止。”

她还说：“你父亲做官，廉洁奉公，不谋私利，而且经常以财物接济别人，喜欢交结宾朋。他的官俸虽然不多，却常常不让有剩余。他常常说不要把金钱变成累赘。所以他去世后，没有留下一间房，没有留下一垄地。”

她告诫儿子：“对于母亲的奉养不一定要十分丰盛，重要的是要有孝心。要心存仁义，乐善好施，接济穷人。我没有能力教导你，只要你能记住你父亲的教诲，我就放心了。”

母亲的这些语重心长的教诲，深深地印在欧阳修的脑海里。欧阳修为官秉正，也不忘孝敬为自己备尝艰辛的母亲。

司马光之母聂氏家训：开发孩子独立思维的能力

司马光（1019—1086年），字君实，号迂叟，世称涑水先生。北宋时期著名政治家，史学家，散文家。陕州夏县涑水乡人。宋仁宗宝元进士，英宗治平二年进龙图阁直学士。后撰《通志》8卷奏呈，颇受神宗重视，赐书名《资治通鉴》，并亲自作序。后因其反对王安石进行的变法，熙宁三年，被贬出知永兴军（今陕西西安）。四年判西京御史台。后居洛阳15年，专意编《资治通鉴》。元祁元年病逝，赠太师、温国公，谥文正。司马光学识渊博，史学、音律、天文、书数，无所不通。著有《资治通鉴》、《司马文正公集》、《稽古录》、《涑水记闻》等。

司马光出生于宋真宗天禧三年十一月，当时，他的父亲司马池正担任光州光山县令，于是便给他取名“光”。司马光出生于一个官宦世家，其父司马池后来官至兵部郎中、天章阁待制，一直以清廉仁厚享有盛誉。司马光的母亲聂氏是一位知书达理、才德俱佳的女子，她像其他母亲一样具有一颗慈爱之心，且又教导有方。司马光成为一代名臣，与其严父慈母的教育是分不开的。

司马光6岁开始读书，由于父亲忙于公务，母亲便承担起儿子的启蒙教育。司马光是个急脾气，读书学习常常只图进度而不求甚解，比如一篇文章连读几遍也不能牢记在心。常常是同窗们都熟背课文了，可他还心中了无痕迹。小小的司马光为此事非常烦恼，总觉得自己比别人笨。

母亲聂氏知道了儿子读书的毛病，耐心地劝导他说，学习，不可急于求成，尤其是启蒙阶段应打好牢固的基础，并且读书不能只是机械地背诵，还要勤于思考，要会举一反三，学会从旧的知识里发现新的知识。

为了培养自己读书的耐心，司马光在别人游戏的时候，一个人找个清静的地方心无旁骛地苦苦攻读，直到能在母亲面前把书全部背诵下来才去玩。

聂氏看到儿子对读书越来越有兴趣，便着手循序渐进地加深课文的内容，并有意识地开发孩子的创新思维，自己编排了许多开发创造力的游戏和司马光一起玩。

司马光7岁时不仅能够绘声绘色地讲解《左氏春秋》，而且能自编故事讲给母亲听。这时候的他，已经表现出远超同龄孩子的创造力。

有一次，司马光跟小伙伴们在后院玩耍。院子里有一口大水缸，有个小孩爬到缸沿上玩，一不小心，掉到了缸里。缸大水深，眼看那孩子快要没顶了。别的孩子们一见出了事，吓得边哭边喊，跑到外面向大人求救。司马光却急中生智，从地上捡起一块大石头，使劲向水缸砸去，“砰”的一声巨响，水缸破了，缸里的水流了出来，被淹在水里的小孩也得救了。

这就是脍炙人口的“司马光砸缸”的故事。这件偶然的事件使小司马光出了名，东京和洛阳有人把这件事画成图画，广泛流传。

成年后的司马光沿着读书做官仕进之路节节高升，多数时间是任学士、翰林等闲职。他一生光明廉洁，历来传为佳话。

后来司马光受神宗皇帝之托呕心沥血19个春秋，完成了卷帙浩繁、纪事广博的编年巨著《资治通鉴》。这部书是中国古代史料的一座丰碑，因而他与司马迁并称为古代史家双绝“两司马”。在编著《资治通鉴》的过程中，聂氏为司马光开发出来的创新思维，也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岳飞之母亲姚氏家训：刺字教子

岳飞（1103—1142年），字鹏举，相州汤阴人（今属河南），南宋抗金名将。北宋宣和中，以敢战士应募，隶留守宗泽部下，屡破金兵。后又破李成，平刘豫，斩杨么，累官至太尉，授少保兼河南、北诸路招讨使。1129年，金兀术渡江南进，攻陷建康，岳飞坚持抵抗，收复建康、郑州、洛阳等地。但宰相秦桧主和，乃一日降十二道金牌下令退兵，岳飞还朝后，诬以“莫须有”的罪名，于1142年将岳飞杀害于狱中。1162年，宋孝宗时诏复官，追谥“武穆”，宁宗时追封为鄂王，改谥忠武，有《岳武穆集》。

北宋末年，河南相州汤阴县农民岳和的家里，生下一男婴。岳和一家，世代以种地为生。孩子出生的那天，因喜得贵子，夫妇俩很高兴，筹划着给孩子取个吉利的名字。正寻思间，空中一声长唳，一只大鸟呼号着从屋顶飞过。两人一合计，就给孩子取名为“飞”，字鹏举，以期孩子将来有一个好前程。

岳飞出生不久，便天降横祸一场，大水冲坏了房屋，荡尽了家财，父亲也在洪水中下落不明。母亲姚氏咬咬牙，从此把持家育子的重担挑在了自己的肩上。

由于无地可种，姚氏便在白天走门串户，替人打短工做零活。晚上，她纺纱织布、缝衣补袜，维持生计。她深深地爱着自己的儿子，每天晚上，无论多累多倦，她都要给孩子讲上几个故事：伯夷、叔齐不食周粟饿死山沟；管宁轻财重义，断袍割席；孔融让梨，敬老尊长；荆轲刺秦，舍生取义；苏武牧羊，民族气节长存……看着孩子一日一日地成长，一日一日地懂事，姚氏终于可以宽慰了。

北宋末年，是一个昏君当朝、奸佞肆虐，黎民百姓备受阶级压迫与外族侵扰掳掠的时代。生活在我国北方黑龙江流域的女真族，发动一次又一次的战争，侵吞了大片宋朝国土，把广大百姓推入到腥风血雨、水深火热之中。民族的耻辱，国家的危难，深深地刺痛着姚氏的心。

岳母刺字

乡里有位周同先生，他的武艺十分高强、人品也很好。姚氏就对岳飞说：“孩子，忠臣须报国，报国必有艺。国有难，不习武无以卫国保家。跟周先生学本领去吧。”她领着岳飞，拜周同为师习武。

此时的岳飞，已从一个农家娃子磨砺成一个铮铮铁骨的硬小伙。师父周同对这位充满正义感的徒弟特别喜爱。他把自己的刀、枪、剑、棍百般武艺，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了岳飞。在名师的精心培育下，岳飞的武艺日益精进，十八般兵器样样精通。

一天，姚氏因事到镇里去，见城墙上贴着一张告示，一看，是金兵大举进犯，屡破宋城，留守宗泽征兵，号召青壮年上阵救国。姚氏连忙回家，让儿子岳飞去参军。就这样，岳飞成了著名抗金将领宗泽麾下的一员小将。

队伍开拔那天，岳飞前来向母亲拜别。望着满身戎装英气逼人的孩子，姚氏心里翻起一阵又一阵的热浪。她凝神静思，双眼一亮，缓缓站了起来，走进内室。当她转身出来时，她手端香炉、烛台，在岳家灵台前一一放好。

她从小盒中取出一根两寸长的钢针，对岳飞说：“你能上阵报国，为娘心里高兴。从小到大，娘告诉过你，文官不贪财，武官不惜死，国方有望。为使你永世不忘，娘要在你背上刺下几个字，以作你上阵杀敌、报效国家的警言！”

“母亲说得极是。”岳飞毫不犹豫地解开上衣跪下，慢慢伏下身去，铁铸一般纹丝不动。

钢针在肌肤上点点刺下，一道道红痕随着针尖的起落显出，当最后一点红珠冒出时，“精忠报国”四个大字赫然刺在岳飞铁板般的脊背上。

带着母亲的深情，岳飞奔向宗泽的军营大帐，开始了他惊山河、泣鬼神的人生旅程。

郑板桥乳母费氏家训：做孩子的好榜样

郑板桥（1693—1765年），原名郑燮，字克柔，号板桥，江苏兴化人，康熙秀才、雍正举人、乾隆进士。20岁，师从兴化前辈陆种园先生写词。31岁扬州卖画，陆续约10年时间。44岁，进京应考，中二甲第88名进士。50岁，为范县县令。54岁由范县改任潍县，连任7年。60岁那年年底，卸去县官职务。63岁与李禅、李方膺合作《三友图》。1765年12月12日，病逝于兴化城内升仙荡畔拥绿园中。为“扬州八怪”之一，其诗、书、画世称“三绝”，擅画兰竹。

郑板桥家原为书香望族，但传至他父亲郑之本时已经家道中落。郑板桥的生母汪夫人，向来体弱多病，在板桥3岁时就离开人世。不久，郑之本续娶了郝氏。但在郑板桥一生中真正给他以母爱，并与之朝夕相伴的却是他的乳母费氏。

费氏原为郑板桥祖父的侍女，长年在郑家做女佣，吃苦耐劳，心肠慈悲。汪夫人去世之后，恰又遇上灾荒年月，已经破败的郑家生计更为窘迫，无奈之下，郑之本就劝费氏回家。

可与小板桥相处日久、感情甚深的费氏不忍离去。为此，她一再央求郑之本把她留下，“没有工钱不要紧，吃饭我也可以回家去吃，我舍不得孩子，请把我留下来吧，我会把孩子带好的。”郑之本被费氏的一片真情所感动，同意费氏留了下来。

小板桥虽然失去了亲生母亲，却并未缺失母爱。费氏对板桥视如己出，把自己的爱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了小板桥，甚至胜过对待自己的亲生骨肉。

洪涝灾害不断袭来，郑家几临绝境。由于费氏的营养严重不足，乳量远不能喂饱日渐长大的小板桥。每当小板桥嗷嗷哭闹时，他的哭声就揪痛了费氏的心。怎么办？她想起离郑家不远有一家烧饼店还在营业。

兴化县城里的那家烧饼店离郑家的路程并不近。每次费氏带着小板桥出来总是把他背在背上，穿过一条长长的竹巷。费氏的嘴里总是哼着一曲不知名的江南小调，使小板桥感到一种温馨、一种母子间的亲情。

店主是热情大方的。他每次都要挑选又大又香的烧饼卖给费氏，并且只收一文钱。

一文钱一个烧饼，这对那些挥金如土的大财主家来说不足挂齿，而对于一个贫困交加的妇女、一个自己尚处在饥饿之中的人来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钱，都是费氏用血汗换来的。正是靠着这一文钱一个的烧饼，延续着郑板桥幼小的生命。

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兴化遭遇了空前浩大的洪涝灾害，无情的大水吞噬着无数的生灵，大批平民百姓背井离乡。费氏一家也遭到了水灾的无情打击，也将加入到逃难灾民的行列之中。

即将远行的费氏，只得把这一消息埋在心里，她怕小板桥一时难以接受。因此在临行前的几天里，她默默地为小板桥打理好一切，把他脏了的衣裤洗好，破了的缝好。在离开的前夜，还做好了可口的饭菜放在锅里。趁着郑家一家老小在睡梦中，她不声不响地离开了郑家。

数年后，兴化的灾情有所缓解，费氏全家返回了家乡。费氏还没有进自己的家门就跑到了郑家，郑板桥一见到费氏，就猛扑在乳母的怀里痛哭起来。从此费氏继续留在郑家做女佣。

不久，费氏的大儿子做上了八品官，这时，费氏本可以不再做女佣，可以享她的清福了，但她却抛不下无人照看的小板桥，还是坚持留了下来，继续过着昔日一样清贫的生活。郑板桥前后与乳母共同生活了34年。

当郑板桥功成名就时，他最感谢的便是身后那位平凡而受人尊敬的乳母。

平生所负恩，不独一乳母。

长恨富贵迟，遂令惭愧久。

黄泉路迂阔，白发人老丑。

食禄千万钟，不如饼在手。

这首短短的《乳母诗》，就是郑板桥为怀念这位充满爱心的乳母而写的。表达了作者对童年生活的追忆和对乳母未及报恩的内疚之心。

知识链接

郑板桥嫁女儿

板桥嫁女儿，嫁得别创一格，嫁得爽快利落。板桥有女，颇传父学。当女儿大到可以嫁人的时候，板桥说：“吾携汝至一好去处。”板桥把女儿带到一位书画至友的家中后说：“此汝室也，好为之，且行琴鸣瑟应矣。”一句话交待清楚，转身自去，而嫁女大典，也就此告成了。

第三节　帝后家训

周文王家训：厚德广惠，节用财物

周文王姬昌本是商朝的西伯侯，89岁那年称王，称王第九年病终。因“惧后祀之无保”，便重视训诫子孙。文王的家训，见之于《尚书·酒诰》和《逸周书》等古籍的记述。

《酒诰》云：鉴于殷人酗酒乱德，荒政失国，“文王诰教小子：有正、有事：无彝酒；越庶国：饮惟祀，德将无醉……惟土物爱，厥心臧。”这里面的“小子”便是指文王的子孙。意思是：文王教诫在朝廷当大臣、小臣和在诸侯国任职的子孙们，不要经常饮酒；要有酒德，不要喝醉……要爱惜粮食，思想善良。文王家训的重点是太子姬发即后来的周武王，其目标是通过发展生产，惠施百姓，提倡礼义仁爱，来确保周国长治久安、称王天下。

《逸周书·文儆解》载文王“诏太子发曰”：追逐私利会引起“抗”、“夺”、“乱”、“亡”、“死”等种种恶果：“私维生抗，抗维生夺，夺维生乱，乱维生亡，亡维生死。”要慎重引导民众“非利”、“非私”的意向，预防或制止争夺与乱亡的发生，而使“利维生痛，痛维生乐，乐维生礼，礼维生义，义维生仁”。

周文王的终临遗言中体现了他教诫太子的主要内容。文王称王第九年暮春病重，便在鄗召太子发说：“吾语汝我所保与吾所守，传之子孙。”

文王毕生所保与“所守”的有4条：一曰厚德，二曰广惠，三曰忠信，四曰志爱。这4条是“人君之行”，即君王的德行。

与此相匹配的是“三不”：“不为骄侈，不为泰靡，不淫于美。”归结为一点：生活俭朴，节用财物。

与此同时，第一要大力发展农业、手工业和商业。要合理利用土地资源，使“土不失宜”，各种植物悉长之：“润湿不谷，树之竹苇莞蒲；砾石不可谷，树之葛木，以为絺绤，以为材用。”要使“山林以遂其材，工匠以为其器，百物以平其利，商贾以通其货。工不失其务，农不失其时，是谓和德”。第二要保护生态环境，维护生物资源的再生能力，做到时禁、时取：“鱼鳖归其泉，鸟归其林”；“山林非时不升斤斧，以成草木之长；川泽非时不入网罟，以成鱼鳖之长；不颬不卵，以成为鸟兽之长。畋渔以时，童不夭胎，马不驰骛，土不失宜。”马不践踏植物，可使其正常生长繁茂。第三要使土地与人口保持平衡，土地资源与人力资源得到充分而合理的开发利用，“故凡土地之闲者，圣人裁之，并为民利”。“土多民少，非其土也；土少人多，非其人也。是故土多，发政以漕四方，四方流之；土少，安帑而外其务，方输”。土地多而人民少，供大于求。土地便会空置，不能发挥其产物的功用；这就需要使人口从别处迁移流入。土地少而人民多，供不应求。人民无地可耕，也发挥不了增殖财物的作用，这就需要迁移别处从业就食。文王指出，当政的人要注意使土地和人口数量相称，这是一条宝贵的历史经验。夏禹之箴戒书《夏箴》中曰：“中不容利，民乃外次。”《开望》中曰：“土广无守，可袭伐；土狭无食，可围竭。”第四要囤积粮食和器物，以备灾荒或战争。训诫道：“天有四殃：水、旱、饥、荒，其至无时。非务积聚，何以备之？《夏箴》中曰：‘小人无兼年之食，遇天饥，妻子非其有也（按：卖妻鬻子）；大夫无兼年之食，臣妾舆马非其有也。’戒之哉！弗思弗行，至无日矣。不明开塞禁舍者，如其天下何？人各修其学而尊其名，圣人制之。”握有天下的道理也是如此。要把握时机，珍惜动植物资源，不误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贮备粮食、器物，制而业用。“无杀天胎，无伐不成材，无堕四时，如此者十年。有十年之积者王，有五年之积者霸，无一年之积者亡”。依三年发生一次饥荒计，有十年之积，则可保三十年内无虞。文王又云：“生十杀一者，物十重；生一杀十者，物顿空。十重者王，顿空者亡。”有了充裕的物资储备，便能富国强兵，“兵强胜人，人强胜天。能制其有者，则能制人之有；不能制其有者，则人制之”。做到兵强胜人，不被人制而能制人，就能称霸称王。

文王的家教，从培养太子的君德入手，使他懂得发展生产、繁荣商业、厚积资财、施惠于民的重要性，掌握“令行禁止，王始也”的治国手段，以达到富国强兵、平定天下的目的。

周武王家训：铭文警戒，心怀天下

周武王严格遵行了父亲文王的遗训，完成了文王未竟的称王天下的大业。据《大戴礼记》中（卷六）记载：“武王践作三日”，便“召士大夫”询问：“有什么约言”能“行万世而犹得其福”、“可以为子孙恒者乎？”诸大夫均对曰：“未得闻也。”武王便召师尚父（即姜尚，又称姜太公、太公望）而问之，“师尚父曰：‘在丹书’，王欲闻之，则斋矣。”武王于是斋戒三日，端冕下堂东面而立，姜尚端冕奉书而入，西面负屏而立，向武王诵读丹书：“敬胜怠者强，怠胜敬者亡；义胜欲者从，欲胜义者凶。凡事不强则枉（按：凡事不能自强而执于此，则枉也；枉谓邪恶，不正直），不敬则不正。枉者灭废，敬者万世。藏之约，行之行可以为子孙恒者，此言之谓也。”意思就是处事端肃、恭敬、警戒，可以万世长保，而邪恶不正，则会被废止、灭亡。先帝之道，庶闻要约之旨，可传之万世、行之得福之言，就是这些。接着，姜尚劝谏武王施行仁道：“且臣闻之，以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百世；以仁得之，以不仁守之，其量十世。”这两种情况，“皆谓创基之君；十百世谓子孙无咎，誉者于十百之外。天命则有兴改，其废立大节依于此”。第三种情况是“以不仁得之，以不仁守之，必及其世，谓止于其身也”。即当世便身丧国灭。武王闻之，“惕若恐惧，退而为戒书，讬于物以自警戒不忘也”。“讬于物”即在席、机等许多器物上刻写铭文，用于自我警戒与训诫子孙。

这种用于自我警戒与训诫子孙的铭文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是席铭。他“于席之四端为铭焉”，席前左端之铭为：“安乐必敬”，以示安不忘危；前右端之铭为：“无行可悔”，以示朝夕恭敬，怀安为戒；后左端之铭为：“一反一侧，亦不可以忘”，以示言虽反侧，道不可忘；后右端之铭为：“所监不远，视迩所代”，以示殷亡之鉴，近在眼前。

二是几案之铭。其铭曰：“皇皇惟敬，□生喉，□戕□。”是说言论关系荣辱，说话不当会遭祸，应以慎言为戒。

三是鉴（镜子）铭。其铭曰：“见尔前，虑尔后。”是说镜子虽能照到正面，却不能照见背面，而看不见的地方往往隐伏着祸患。

四是盘铭。其铭曰：“与其溺于人也，宁溺于渊。溺于渊犹可游也，溺于人不可救也。”是说溺于民众，乃人君之祸，应引以为戒。

五是楹铭。其铭曰：“毋曰胡残，其祸将然；毋曰胡害，其祸将大；毋曰胡伤，其祸将长。”是说小心行事，免遭灾祸。

六是杖铭。其铭曰：“恶乎危，于忿疐；恶乎失道，于嗜欲；恶乎相忘，于富贵。”是说不要贪恋权势富贵，戒除恶欲，以安乐为要。

七是带铭。其铭曰：“火灭修容，慎戒必恭，恭则寿。”是说即使休息时，其容止也不可苟且。应恭敬慎戒，不要放纵，以延年益寿。

八是履屦铭。其铭曰：“慎之劳，劳则富。”是说要勤于劳作，才能富贵安康。

九是觞豆铭。其铭曰：“食自杖，食自杖，戒之賅，賅则逃。”是说要自食其力，无求醉饱，力戒骄逸。

十是户、牖铭。其铭曰：“夫名难得而易失”；“随天之时，以地之财。敬祀皇天，敬以先时。”是说要随任天时而得地财，敬畏天时而先祭斋之。

十一是剑铭。其铭曰：“带之以为服，动必行德，行德则兴，倍德则崩。”是说诛杀必须随德而为，不可逆德而行。顺德则兴盛，违德则崩败。

十二是弓铭。其铭曰：“屈伸之义，废兴之行，无忘自过。”是说屈伸因势而作，兴废因时而行，不要错过时机。

十三是矛铭。其铭曰：“造矛造矛，少间弗忍，终身之羞。”是说自己虽有武力，也要有所忍让，以免蒙羞。

武王这些铭文，不仅用以自警，还将“以戒后世子孙”，把自己的感悟刻之于物，训诫子孙后代。武王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子孙以殷商的败亡为鉴戒，做到依道而行，顺德诛杀；敬谨谦恭，忍忿制欲；安不忘危，瞻前顾后；伸屈兴废，依时而行；慎言语，免招辱；毋残害，杜祸患，从而永保周室江山。

武王还十分注重教导诸弟尊长养老、奉行孝悌。他“食三老、五更于大学”；“袒而割性，执酱而馈，执爵而醑，冕而总于，所以教诸侯之弟也”。武王灭殷后，“遂设三老、五更，群老之席位焉”。他在大学中用食礼加以款待，亲自袒衣为之割牲切肉，捧着酒肉献给他们吃，以示尊长养老；还亲自戴着冕拿着盾牌跳舞，使他们高兴，武王之所以这样做就是为了教育诸弟兄能奉行孝悌之道。

刘邦家训：手敕太子，读书练字

刘邦（公元前256—前195年）即汉高祖，西汉开国皇帝，沛（今江苏省丰县）人。他除秦苛政，巩固了封建中央集权制度，恢复了社会经济。他手敕太子刘盈：

第一，“汝可勤学习，每上疏宜自书”。刘邦告诉刘盈：“吾遭乱世，当秦禁学，自喜谓读书无益。”秦始皇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奖励耕战，焚书坑儒，因此当时的人都认为读书没什么用处。刘邦身处乱世，年轻时不好读书，也不学书法，还在刚起兵时轻蔑地称儒生为“竖儒”，常拒绝接见他们。据《史记·郦生陆贾列传》记述，“沛公不好儒，客冠儒冠来者，沛公辄解其冠，溲溺其中”。意思是说刘邦粗暴地把儒生的帽子摘下来把尿撒在里面。刘邦称帝后，大夫陆贾时时在他面前称赞《诗》、《书》。刘邦骂他说：“老子的天下是骑着战马打出来的，何必去读《诗》、《书》！”陆贾答道：“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术也……昔者吴王夫差、智伯，极武而亡……秦并吞天下后如果‘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叔孙通也说：“夫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刘邦觉得此言有理，便不再歧视学问，命陆贾著书，论说“秦所以失天下”，吾何以得之者，以及古时国家成败等问题。陆贾“乃粗述存亡之征，凡著十二篇”。每写奏一篇，刘邦就读一篇，无不“称善”。刘邦感到读书对治国有益，“追思昔所行，多不是”。希望太子不重犯自己的过失，不仅要多读书，还要勤练字。说自己的字虽写得“不大工整”，然而大体上也过得去，但“今视汝书，犹不如吾”。你以后要勤奋学习，呈上的奏议应自己动手写，不要使唤别人代劳。刘邦这一训诫，标志着刘汉王朝对儒家文化的重视与文治武功并举的开始，为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奠定了思想基础，意义深远。

第二，礼敬老臣。据《史记·高祖本纪》记载，刘邦登基后，要求群臣毫无隐瞒地回答为什么他“有天下”而项羽“失天下”。臣下都未能提供完满的答案，于是他说：“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所以为我擒也。”能够知人善任，是刘邦取得成功的重要条件。他把这一经验传授给刘盈，训导道：“汝见萧（何）、曹（参）、张（良）、陈（平）诸公侯，吾同时人。”年龄大你一倍，见到时都要以礼相拜，并告诉你的弟弟们也这样做。群臣都称誉你的朋友商山（今陕西商县东南）四皓，我不能把他们招来，而他们却被你迎来，这是因为你可以担任大事啊！刘邦说这些话，是教导刘盈敬贤礼长。

第三，哀怜“如意母子”，就是要怜爱与照顾自己的宠妃戚夫人及其爱子赵王如意。因为吕皇后“最怨戚夫人及其子赵王”，使母子俩处境险恶，所以刘邦特意嘱咐刘盈要善待他们，不可以有加害之心。然而，刘盈仁弱，无法完成这个遗嘱。刘邦死后，吕后先将赵王毒死，然后“断戚夫人手足，去眼，烽（通熏）耳，饮痦药，使居厕所中，命曰‘人彘’”。还召刚即位的惠帝刘盈去观看，惠帝看后“大哭，因病，岁余不能起”，从此“以此日饮为淫乐，不听政”，实权便落到了吕后及其兄弟手中。这一情况反映了宫廷斗争的残酷无情，也提出了如何巩固皇权和约束后妃外戚势力的问题。

明德马皇后家训：莫特权位，不贪财物

明德马皇后（？—82年）是东汉明帝刘庄（公元6年—75年）的皇后，伏波将军马援小女。少丧父母，13岁时选入太子宫，明帝永平三年（60年）立为皇后。章帝即位尊皇太后。马后聪慧，“能诵《易》，好读《春秋》、《楚辞》，尤善《周官》、《董仲舒书》”。她受其父马援和汉高祖刘邦等影响，重视帝王家教，尤重对“外戚”的训诫，她的家训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躬亲率先，戒奢从俭。马皇后鉴于西汉以来不少外戚乱政败亡的历史教训，又目睹自己外戚中骄奢之风正在滋长，便严加训诫。她注意从自身做起，“常衣大练，裙不加缘”，诸王亲家来朝拜，远远看到马皇后粗疏的衣袍，以为很华丽，但走近一看，不禁都笑起来。她解释说：这种丝织品染色很好，“故用之耳”。她这样做的真正用意在于带头节约：“吾为天下母，而身服大练，食不求甘，左右但著帛布，无香熏之饰者，欲身率下也。”马皇后本以为这样一来，“外亲见之，当伤心自敕”，自克、自律、自制，改奢从俭，不料他们反“笑言太后素好俭”。她经过北宫外濯龙门，看见外亲来拜问者“车如流水，马如游龙，苍头衣绿褠，领袖正白”，真是车水马龙，络绎不绝，奴仆穿着绿的臂套，白色的衣服领子与袖子，而再看看自己身边的侍从，“不及远矣”。于是，她采取对策，“绝其岁用而已，冀以默愧其心”，断绝其一年的费用，希望他们能够明白自己错在什么地方，不再铺张浪费。其兄马廖等办理母亲的丧葬，修造的坟稍微高大了些，经马皇后过问，廖等“即时削减”。反之，“其外亲有谦素义行者，辄假借温言，赏以财位”。

马皇后对皇子和公主们也是，处罚奢侈，奖励俭约。新平公主穿的衣服是用天青色的细绢做的，外衣是直领，马皇后训斥了她，并下令不得给予厚赐。汉明帝子广平王刘羡、世鹿王刘恭、乐成王刘党入宫问起居，“车骑鞍勒昆黑色，无金银采饰，马不逾六尺”，朴素无华，马皇后就“赐钱各五百万”。于是，朝廷内外都受到了马皇后戒奢从俭之风的影响，由奢变俭。“教化不严而从，以躬亲率先之故也”。

第二，诫章帝慎封外戚。马皇后以汉室为重，在明帝永平年间，克己辅佐，从不因自己娘家的利益干涉朝政。当时，其兄马廖和其弟马防、马光在朝为官，她从不为其请求升迁，故其兄弟于明帝在位期间没有晋升。章帝即位后，欲封爵诸舅，马太后不同意。不久，公卿等又上书，依汉旧典，外戚以恩泽封侯，她也不同意，认为这是请封者们“皆欲媚朕以要福耳”。当年，“田羛、窦婴，宠贵横恣，倾覆之祸，为世所传。故先帝防慎舅氏，不令在枢机之位”。田羛是汉景帝的王皇后同母弟，封武安侯，为丞相，甚贪骄，汉武帝曾说：“使武安侯在者，族矣！”窦婴是汉文帝的窦太后侄，封魏其侯，为丞相，因罪被诛弃市。他们都因宠骄横，而遭败亡之祸。所以，先帝不让舅氏掌握重权，任机要之官。后来，章帝因大舅年高，二舅、三舅有大病，又请求太后准予封赐他们。马太后回答说：我难道只是想得到谦让的名声，而不使你受到只施恩外亲的嫌疑吗？以前窦太后想封汉景帝的王皇后之兄王信，就遭到了丞相、条侯周亚夫的反对，说汉高祖曾与功臣相约，“无军功，非刘氏不侯”。现在，“马氏无功于国”，岂能封侯？吾“常观富贵之家，禄位重叠，犹再实之木，其根必伤”。而且，人们之所以愿意封侯，就是想上祭祀祖先，下求得温饱。现在这些对你们来说都是富足有余的。“夫至孝之行，安亲为上。今数遭变异，谷价数倍，忧惶昼夜，不安坐卧，而欲先营外封，违慈母之拳拳乎！”你只想先封外亲，这是对慈母的孝心吗！此事等到“阴阳调和，边境清静”时再做吧！

到建初四年（公元79年），天下丰收，四边无事，章帝“遂封三舅廖、防、光为列侯”。马太后知道后说：“吾少壮时，但慕竹帛，志不顾命。今虽已老，而复‘戒之在得’。”自己青壮年时怀慕古人，书名竹帛，而不顾生命之长短；现在老了，要戒贪啬吝。意思是更加吝惜封爵，不想滥封亲戚，从不辜负先帝所托，“所以化导兄弟，共同斯志，欲令瞑目之日，无所复恨”。马太后就是这样谆谆教导章帝，节制其舅父们的权势、财利的。

据《后汉书·马援列传》记载，在马皇后劝诫与马援训导下，马廖忠诚、畏慎，不屑毁誉，每有赏赐，都辞让不敢当，颇得称誉。

刘备家训：泛览兵法各家书

刘备（161—223年）是汉景帝子中山靖王刘胜之后，三国时期政治家。字玄德，涿郡涿县（今河北涿县）人。幼年家贫，与母贩鞋织席为业。东汉末起兵镇压黄巾农民起义军有功，得授安喜尉。后得到诸葛亮辅助，在赤壁之战中联合东吴打败了曹操，夺取益州和汉中。曹操子曹丕称帝的第二年他也称帝，国号汉，建都成都。临终前有遗诏，训诫太子刘禅，其内容主要有：

第一，“增修”智量。刘备说：一个人活到50岁死不算早死，我已有60多岁，还有什么遗恨？又有什么可悲伤的呢？只是挂念你们兄弟罢了。他勉励刘禅：“丞相叹卿智量，甚大增修，过于所望，审能如此，吾复何忧！勉之，勉之！”丞相诸葛亮称赞你的智慧与胆识都有很大长进，超过了我对你的期望，果真是这样，那我还有什么可忧虑的呢？你一定要继续努力啊！刘备担心刘禅的智慧与胆识不足为君，勉励他继续在这方面下工夫。

第二，“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周易·系辞下》说：“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小人以小善为无益而弗为也，以小恶为无伤而弗去也。故恶积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刘备此训是对这段话的提升。他告诫刘禅要加强德行修养，对任何事情，既不要因为是小恶而去做它，也不要因为是小善而不去做它。这两句名言中蕴含着深刻的量变引起质变的哲理：小恶不断积聚下去，就会陷于大恶而招祸，积小善便能成大德而赢得美名，铸成伟业。刘备告诫道：“惟贤惟德，能服于人。汝父德薄，勿效之。”只有自己贤明德高，才能使人信服。你父亲德行浅薄，你不要效仿。这些语重心长的话语对后代很有教育意义。

第三，读书益智。刘备教导刘禅读《汉书》、《礼记》；空闲时泛览诸子、《六韬》、《商君书》，因为这些书“益人意智”，可以增长智慧。刘备对法家与兵家的著作非常重视，他听说诸葛亮丞相抄写好的《申子》、《韩非子》、《管子》、《六韬》等书，还未及送来，便在半道上丢失了，就命刘禅自己找来阅读，以增长这方面的知识。因为在当时战争频繁，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帝王如不懂兵战，不以法治国治军，就不能保住政权，更不用说统治天下了。从刘备给儿子提供的书单看，其用心也是良苦的。这里顺便指出，刘备重视法家思想，但不主张严刑酷罚。张飞爱敬君子而不恤士卒、下人，刘备常戒之曰：“卿刑杀既过差，又日鞭挞健儿，而令在左右，此取祸之道也。”但“飞犹不悛”，没有悔改，结果是“暴而无恩，以短取败”，被帐下将士所杀。

不过，刘禅（223—263年在位）毕竟智量不足，又昏庸无能，在诸葛亮死后，信用宦官，朝政不修，国势日衰。炎兴元年（263年），魏将邓艾率大军进逼成都，刘禅用谯周策投降，其子北地王刘谌谏曰：“当父子君臣背城一战，同死社稷，以见先帝可也。”刘禅不纳，遂送玺绶，蜀国败亡。刘谌哭于宗庙，先杀妻子，而后自尽。

曹操家训：重视启蒙，日常教导

曹操，字孟德，小字阿瞒，沛国谯人，东汉末年著名的军事家、政治家和诗人，三国时代魏国教育的奠基人和主要缔造者。曹操善于教育子女，儿子曹植从小聪慧过人，曹丕最终成就大业，都与曹操的家庭教育密切相关。

曹操是三国群雄之中最会教育子弟的人。他的几个孩子，曹丕、曹植文武双全，都是著名诗人；曹彰刚毅威猛，是一员名将；曹冲虽然13岁就夭折了，却是历史上罕见的神童。曹家子弟如此优秀，主要得益于曹操良好的家庭教育。

曹丕在《典论·自叙》中讲述：在我5岁时，父王看到世局扰乱，教我学射箭，6岁能开弓；又教我骑马，8岁就能骑射了。后来，曹操命他从少年时代起，就随军东征西讨，练得一身精湛的武艺，而且还长于弹琴，精于诗赋。曹植，10岁出头就诵读《诗经》、《论语》以及辞赋几十万字，而且下笔成文，倚马可待。曹操不大相信他如此优秀，于是曹植要求面试。当邺城铜台刚建成时，曹操带领儿子们登台，命各人作赋，曹植第一个交卷，曹操看后大为称赞。这说明曹操教育孩子是从童年的启蒙教育时就抓得很紧，让孩子在幼年时代就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曹操非常注意给孩子们选择好的老师，并要求他们尊敬老师。他给儿子们选拔老师时下令要选“德行堂堂”之人，比如被称为“国之重宝”、“士之精藻”的邴原为曹丕的长史（相当于现在的秘书长）。曹操有次出征时，让曹丕留守，派张范、邴原辅佐，严令曾丕有事必须尊重张、邴二人意见，并对张、邴二人“行子孙礼”。曹操不仅在学习上勤加督导孩子，在品德上要求更加严格。曹操原本极其宠爱曹植，很想立他为接班人。公元213年，曹操率军南征孙权，命令曹植留守邺城。他在临行之前对曹植说：“我23岁时做的事情，现在回想起来，也没有什么错误；你今年也23岁了，难道还不应该多多努力吗？”言语间寄托了深切的期望。可是，曹植恃宠而骄，放纵不羁。有一次乘车在“驰道”（一般只允许皇帝仪仗行走）上走，又私自打开“司马门”（专为皇帝进出而设）出去。而这是只有皇帝才能享受的特权，曹植这样做，就是欺君犯上。曹操知道后大怒，下令斩了守门官吏，并宣布说：“始者谓子建，儿中最可定大事”，“自临淄候植私出，开司马门至金门，令吾异目视此儿矣。”就是说从此要对曹植另眼相看，不再重视他了。后来曹操果真决定不立曹植而改立曹丕为世子。虽然曹操改立世子还有其他原因，但从中也可见曹操对儿子要求的严格。

曹操画像

曹操在家庭生活中和子女舐犊情深，关系亲密融洽，将孩子们的教育贯穿于日常生活之中。当曹操向部下征询称象的办法时，曹冲这五六岁的孩子竟能直抒己见，毫不拘谨和畏惧，提出用大船称象的好办法，曹操还高兴地照办了，“曹冲称象”遂成为脍炙人口的故事。公元218年，曹操派曹彰带兵讨伐代郡乌桓的叛乱，临出发前对曹彰说：“居家为父子，受事为君臣，动以王法从事。尔其戒之！”告诉曹彰王法无私，犯了过错就要勇于承担错误，是不能指望依靠父子之情得到宽赦的。曹彰兢兢业业，奋力战斗，所向披靡，完全平定了北方。回禀曹操时，却并不居功，而把功劳归于部下将领。曹操听了十分高兴，亲切地握着曹彰下颌的黄胡须说：“黄须儿竟大奇也！”

卞皇后家训：宽容大度，节俭为要

曹操的卞皇后（160—230年）出身卑微，“本倡家，年二十，太祖于谯（今安徽亳县）纳后为妾。后随太祖至洛”。建安二十四年拜为王后。曹操废嫡妻丁夫人后，“诸子无母者，太祖皆令（卞）后养之”。卞皇后便担当起了抚养诸王子的重任。其长子曹丕既有才华又有权术，被立为太子，左右都来庆贺邀赏，卞皇后却冷静地说：“王自以丕年大，故用为嗣，我但当以免无教导之过为幸耳，亦何为当重赐遗乎！”曹操知道后赞扬她说：“怒不变容，喜不失节”，真是难能可贵。当时民生凋敝，库财贫乏，曹操提倡俭朴，卞皇后率先节俭以训导亲属。“卞后性约俭，不尚华丽，无文绣珠玉，器皆黑漆”。她“减损御食，诸金银器物皆去之”。曹操常将得到的一些妇女装饰品，让她从中挑选一具，她便取中等的，曹操问她这样做的原因，对曰：“取其上者为贪，取其下者为伪，故取其中者。”

卞皇后每见娘家亲戚，常言“居处当务节俭，不当望赏赐，念自佚也。外舍当怪我遇之太薄，吾自有常度故也”。有一次，魏文帝曹丕为其舅父即卞皇后的弟弟卞秉造宅第，建成后，卞太后去他家，并请诸家外亲吃饭，都不过是平常的饭菜，“无异膳”。而太后左右的人，则是“菜食粟饭，无鱼肉，其俭如此”。

三子曹植聪明过人，才华横溢，诗文出众，卞皇后与曹操非常宠爱他。但曹植任性而行，经常触犯朝廷律令。他有一次犯法，被朝廷官员检举揭发，曹丕将此事通报卞太后。卞太后知道后不仅没有为曹植求情，反而劝皇帝：不要因为我爱他而“破坏国法”，意思是让曹丕依法受惩处。

卞后为人仁慈、宽容。当初，曹操的嫡妻丁夫人对卞氏母子十分苛刻。后来，丁氏被废，卞后“不念旧恶，因太祖出行，常四时使人馈遗，又私迎之”，让丁氏坐正位而己屈下位，迎来送去，有如昔日，这使丁氏很感激。丁氏亡故，卞后又请求曹操厚葬。这种宽容与大度，也为中国古代皇后树立了榜样。

唐太宗家训：遇物则诲，全面培养

唐太宗李世民，是唐高祖李渊的次子，唐王朝的第二代皇帝，这位名垂青史的贤君598年生于陕西省武功县的一座李氏“别馆”之中。李世民自幼聪明敏捷，胆识过人。作为世代显赫的将门之后，他从小就受到家庭尚武习俗的影响，熟读《孙子兵法》，练习骑射征战，表现出了非常的才能。

李世民18岁随父反隋起兵征战，27岁发动“玄武门之变”，登基做了皇帝。在位23年，他顺应民心，实施了一系列促进民生的改革措施，赢得了贞观年间的一派繁荣昌盛，被唐代少数民族人民誉为“天可汗”。他总结自己一生的经验教训，深刻地认识到人才是治国安邦的根本。为确保大唐江山永固，他在广揽人才的同时，更加注重对太子和诸王子的教育。

李世民共有14个儿子。其中，长子承乾、四子泰、九子治为皇后长孙氏所生，其余均出于后宫妃嫔。根据嫡长子继承制，李世民刚即位便将8岁的承乾立为了太子。

据史料，承乾儿时非常调皮，常常带人偷老百姓的牛马，杀死后大家煮着吃。年龄稍大，又爱上声色。当时，皇宫戏班中有个10多岁的男孩，长得非常漂亮，深受承乾喜欢，赐号“称心”，两人日夜厮混。李世民得知此事后勃然大怒，令人杀了“称心”，并罢免了一批教育太子失职的大臣。

李承乾因夺位被废后，李世民册立了性情温和的李治为太子。

为将李治培养成可靠的接班人，李世民简直做到了“遇物则诲”。

在处理政务时，李世民几乎都让李治陪同，以便他进一步熟悉君臣礼仪和办案技巧，多方面了解国家大事和群臣情况。每上朝议事，又都让李治一旁观摩，有时还询问他对某些问题的见解。若意见正确，就予以勉励；若意见不对，就耐心开导。他还亲自为李治写了《帝范》18篇，作为他将来即位的行为准则。并推心置腹地对他说：“我即位以来，做了不少错事。面前不绝锦绣珠宝，却屡次兴造宫室台榭，寻求犬马鹰隼不论远近，到处巡游，致使百姓供应颇劳。你要明白：取法于上，只能达到中等，取法中等，就难免得其下。你要向古代的哲王看齐。我，不是你效法的榜样！”

在日常生活中，李世民也注重随时随地教导太子。有一次，李世民带他坐船游玩，问他：“你知道乘船的道理吗？”李治表示不知道。李世民就给他耐心讲解，并告诉他：“船就像皇帝，水好比百姓，‘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你将来做了皇帝，要关心百姓疾苦，取得百姓拥戴，千千万万不要逼迫他们。否则，他们就会起来造反，祖上江山就会丧于你之手！”在李治陪自己进膳时，李世民又语重心长地对他说：“你应该知道种庄稼的艰辛吧！懂得粮食来之不易，才能保证你碗中有丰盛的饭菜。你一定要勤俭节约，要重视发展生产。”有一天，李世民见李治在一棵大柳树下乘凉，就走过去问他：“你知道如何利用这棵树吗？”李治摇了摇头。李世民便指着那棵树说：“你莫看它长得弯弯曲曲，样子难看，但经木工用墨线一划，即能将它加工成笔直的。作为皇帝，即使本身不太聪明，但只要听从贤臣规劝，也能成为圣明的君主。”后来，李世民偕李治去郊外骑马，又相机对他说：“你应当明白，马也需要劳逸结合。只有不过度使它疲劳，它才能长期供你乘坐。你做皇帝后，务必珍惜民力，不要无休止地征用徭役，而应当给百姓休养生息的时间。否则，你的统治难以长久。”

鉴于李治懦弱的性格，李世民还从人事安排上对他关心和教导。清洗了李承乾和李泰的同党，妥善地安置了其他皇子，从而消除了可能对李治地位造成的威胁。尤其是在他临终之前，还特意将功勋卓著的开国重臣李贬到外地为官，且深沉地嘱咐李治：“李才智有余，恐怕你不能制服他，所以我把他贬降远方。他如果听命，我死后你就任命他为执政大臣，如果他徘徊迟疑，你就杀掉他！”后来，李毫未迟疑地离京赴任，李治在他行至中途召回、重用了他。他果然感激李治，并忠心耿耿地辅佐他。

李世民也十分注重对其他王子的教育，也一向抓得很紧。不但为他们配备了较为理想的老师，还不断检查他们的学业和处世为人，并给予谆谆教导。

有一次，李世民对荆王李元景、吴王李恪、魏王李泰等人说：“自汉代以来，皇帝的弟弟和儿子受封裂土为王，身居荣华富贵的不少，但只有东平王（刘苍）和河间王（刘德）的名望最高，能够保持他们的禄位。像西晋时期的楚王司马玮这号人，封国而败亡的何止一例！这是因为他们不思进取，沉迷于声色犬马所造成的恶果。你们要引以为戒，经常考虑这些后果。”还教诲他们：“要选择有德才的人做你们的师友，乐于接受他们的规劝，绝不能专横跋扈！”

还有一次，李世民把虞舜、颜回同夏桀、殷纣的为人处世做了对比，反复强调了修身养性的重要。之后，又接着说：“由此可见，人最可贵的是要有高尚的品德……你们的爵位是藩王，家有封赐的食邑再能够克己修身，注意培养德行，岂不是更完美吗？”还警告他们：“君子和小人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做好事就成为君子，干坏事就沦为小人！因此，你们应当自克自励，持续不断地去做好事，切莫放纵自己，追逐声色，以至于身受刑罚，自找苦吃！”

为了能够更好地教育孩子，一天，他又专门将魏征找来，对他说：“自古以来，王侯能够善始善终、保全自己的很少。这都是由于他们生长在富贵之家，嗜好淫逸骄奢，不懂得亲近贤人君子、疏远小人佞悻的原因。我想使自己的子弟们都了解古代圣人们的言行，期望他们能以古人的成败作为规范。”于是，魏征奉旨编撰了一本《自古诸侯善恶录》。李世民审阅后连声道好，当即命人将这本书分赐给他的所有子弟，并对他们说：“这本书应当放在你们座位的右边，时加诵读，以为立身处世的根本原则！”

贞观二十三年（649年），李世民病逝，李治即位。他严格按照乃父遗训，重用长孙无忌、褚遂良和李等人。李治虽然天资有限，但经过乃父多年的苦心培养，毕竟掌握了一些治国安邦的本领。加上长孙无忌等文武百官的竭诚辅佐，诸王子鼎力相助，国威不减当年，并一度被誉为“贞观遗风”。即使后来武则天参政，李治又体弱多病，还贪于声色，但他对政事的处理仍遵循着乃父的遗训。

长孙皇后家训：廉俭为先，莫贪权位

唐太宗的长孙皇后（601—636年），河南洛阳人，其祖先“魏拓跋氏，后为宗室长，因号长孙”。其父长孙晟，涉书史，善兵战，在隋代为右骁卫将军。她从小喜欢读书，“视古善恶以自鉴，矜尚礼法”。长孙皇后不仅是唐太宗政治上的贤内助，而且也重视对宫中诸子、公主与妃嫔、外戚的教育。

长孙皇后的家训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训诸子廉俭为先，诫命妇勤劳朴素。长孙皇后“性约素”，“务存节俭，服御取给而已”。唐太宗登位的第二年（627年），她“服鞠衣”，“帅内外命妇亲蚕”，带领宫廷中的妃嫔与宫廷外的官吏们的母亲、妻子养蚕，以身教兴勤劳节俭之风。长孙皇后“训诸子常以廉俭为先”，力戒他们骄横奢侈。太子李承乾“嬉戏过度”，“数亏礼度，侈纵日甚”，但其乳母遂安夫人却还认为东宫器用少，奏请长孙皇后增加什器。长孙皇后回绝说：“太子患无德与名，器何请为？”意思是太子缺少的不是器物，而是高尚的德行与美好的名声，为什么替他要求增添器物？长孙皇后对公主们的要求也很严格，从来不随便给她们增添服饰。长孙皇后生的长乐公主，为太宗所特别宠爱。唐初因百姓死于战乱而致人丁稀少，为增加人口，国家实施早婚的政策，规定男子20岁、女子15岁便可结婚。但在实际生活中，年龄小于20岁、15岁便结婚的男女大有人在。帝王、权贵之家也不例外。长乐公主刚刚13岁，就被下嫁给长孙皇后的嫡侄长孙冲。太宗特别重视此事，命令有关官员置办嫁妆，费用比唐高祖之女永嘉公主多一倍。魏征感到不妥，向太宗进谏说，这样做是对永嘉公主的不尊重，有违礼制。长孙皇后得知此事后，感慨道：“尝闻陛下敬重魏征，殊未知其故，而今闻其谏，乃能以义制人主之情，真社稷臣矣。”太宗也“大悦”，于是长孙皇后请求并得到太宗允准，赏赐给魏征“帛五百匹”并派人送到他的府第。这里应该说明的是，帝王的“节俭”是以礼制为尺度的，在礼制规定范围内享用再多，也不算奢侈。

第二，以仁厚之心管教后宫妃嫔。长孙皇后对太宗的妃嫔和宫人们都十分宽厚。据《新唐书·后妃中》记载，若宫人犯有罪过，在太宗盛怒之下受到责罚时，她“必助帝怒请绳治，俟意解，徐为开治，终不令有冤”。意思是说长孙皇后表面上顺着太宗心意把宫人关押起来；但等他怒气平息后，就慢慢为之说情、开脱，不使她们受到冤枉。她还把训导与关怀结合起来，“妃嫔以下有疾，后亲抚视，辍己之药膳以资之，宫中无不爱戴”。她不仅亲自去探望抚慰，还中断自己用药以帮助她们，所以宫中都爱戴她，感怀长孙皇后的仁德。

第三，劝兄勿掌重权。长孙皇后熟悉历史变故，深知后妃参政、外戚专权的危险，所以平时不干朝政。《新唐书·后妃》中说，她与太宗谈话，有时涉及天下大事，总是不发表意见，“辞曰：‘牝鸡司晨，家之穷也，可乎？’”她衣中藏着毒药，以备太宗驾崩时殉身，不当吕后式的人物。长孙皇后一直劝自己的兄弟不要掌握重权。她认为，东汉马德皇后“不能检抑外家，使与政事，乃戒其车马之侈，此谓开本源，恤末事”。马德皇后训诫外戚只是抑制其生活上车如流水马如龙，而未遏制其执掌大权，使之贵盛无比，这是开其腐败之源而防其奢华末流，因而使其教诫收效甚微。这个批评真是一语中的。其兄长孙无忌与太宗“本布衣交”，为平民百姓时就有交往，后从李世民征讨有功，又参与谋划玄武门事变，帮助他夺得帝位，故与太宗关系十分亲密，经常出入皇宫内室。后来，“帝将引以为辅政，后固谓不可”。长孙皇后说：“我身为皇后，尊贵已极，不愿私亲更据权于朝。汉之吕氏、霍氏，可以为诫。”意思是西汉吕后封兄、侄为王，诸吕势力膨胀后谋反，招致灭门之祸；霍后也因谋权而罹祸。所以长孙皇后反对兄长辅政，是为了保全长孙家一门的明智选择。但“帝不听，自用无忌为尚书仆射”。长孙皇后便私下劝诫其兄辞让，太宗这才收回成命。

但封建政治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人的进退、祸福、荣辱也是难以预料的。长孙无忌还是高居显位，长孙皇后对此事一直非常忧虑，以至她在去世前还要求太宗：“妾之本宗，因缘葭莩以致禄位，既非德举，易致颠危，欲使其子孙保全，慎勿处之权要，但以外戚奉朝请足矣。”但太宗不听劝言，临终遗诏长孙无忌与褚遂良等辅弼高宗，执掌政事。后长孙无忌因反对高宗立武则天为皇后，被诬谋反罪，先是流放黔州，继而迫令自杀。

第四，教诫太子勿信佛、道，勿轻赦罪人。长孙皇后因患有哮喘，后来病情越来越严重，太子承乾建言母后道：“医药备尽而疾不瘳，请奏赦罪人及度人人道，庶获冥福。”想通过大赦罪犯与祈求佛、道保佑使母后祛病消灾。长孙皇后却不同意，说：“赦者国之大事”，既不能任意实施，也不可频频进行。“岂以吾一妇人而乱天下法，不能依汝言。”她自己不信奉神佛，也教育太子不要迷信：“死生有命，非人力所加。若修福可延，吾素非为恶者；若行善无效，何福可求？”这表明，人的寿夭、福祸与信佛修道是没有内在联系的。她还告诫太子：“道、释异端之教，蠹国病民，皆上素所不为，奈何以吾一妇人使上为所不为乎？”倘若“必行汝言，吾不如速死”。唐太宗虽未禁绝佛、道，但推崇的却是儒学，尊尧、舜、周、孔之教。后来知道太子的奏言，“欲为之赦，后固止之”，因而没有实行。

长孙皇后很重视修身，曾采集古妇人得失事，写成《女则》30卷，10篇，作为自己阅览修养之用，唐太宗认为：“皇后此书，足以垂范百世。”

朱元璋家训：品德养成，借鉴取法

朱元璋（1328—1398年）本名重八，后改名元璋，字国瑞，濠州钟离（今安徽凤阳东）人。17岁那年，家乡遭受罕见的旱、蝗之灾，父母哥哥相继病饿而死，他只好入皇觉寺为僧。元至正十二年（1352年）投奔郭子兴部红巾军，屡立战功。韩林儿称帝时任为都元帅，后称吴国公、吴王。1368年在应天（今南京）称帝，同年北伐攻下大都（今北京），推翻元朝统治。

朱元璋即位之初，就十分注重皇族内部管理和教化。据《明史》记载：“明太祖鉴前代女祸，立纲陈纪，首严内教。洪武元年命儒臣修女诫，谕翰林学士朱升曰：‘治天下者，正家为先。正家之道，始谨于夫妇……历代宫闱，政由内出，鲜不为祸。惟明主能察于未然，下此多为所惑。卿等其纂女诫及古贤妃事可为法者，使后世子孙知所持守。’升等乃编录之上。”正是基于这一思想，朱元璋特别重视对皇室子孙们的教育训诫。

第一，朱元璋非常注意皇室子孙们的养成教育，尤其是品德养成教育。

据史书记载，早在他做吴王时，就十分重视对自己的继承人、长子朱标的养成教育。朱标13岁时，就派他去守祖墓并沿途了解民情。朱元璋告诫朱标说：“商高宗旧劳于外，周成王早闻《无逸》之训，皆知小民疾苦，故在位勤俭，为守成令主。儿生长富贵，习于晏安。今出旁近郡县，游览山川，经历田野……即祖宗所居，访求父老，问吾起兵渡江时事，识之于心，以知吾创业不易。”有一次，朱元璋指着路边的荆棘对朱标说：“古用此为扑刑，以其能去风，虽伤不杀人。古人用心仁厚如此，儿念之。”要朱标拥有仁爱之心。

刚刚登基的时候，朱元璋就选派一些德高望重、学识渊博的官吏兼领东宫官，给予很高的礼遇，要他们负责太子及诸王的品德教育和知识、能力的传授，并经常督促检查。从他与太子老师的一番谈话中可以看出他对太子品德养成教育的极端重视。他以良匠加工金玉作比说：“人有积金，必求良治而范之；有美玉，必求良工而琢之。至子弟有美质，不求明师教之，岂爱子弟不如金玉邪？盖师所以模范学者，使之成器，因其材力，各俾造就。朕诸子将有天下国家之责，功臣子弟将有职任之寄。教之之道，当以正心为本，心正则万事皆理矣。苟道之不以其正，为众欲所攻，其害不可胜言。卿等宜辅以实学，毋徒效文士记诵词章而已。”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朱元璋还专门选聘以《郑氏规范》传世的浦江郑氏家族的郑济，授他为左春坊左庶子，专门教育皇家子孙。朱元璋对郑济说：“你家孝义，神民所知，联今不命你掌刑名钱谷。惟欲尔家庭孝义雍睦之道，日夜讲说于太孙之前。”由此种种，足以看出朱元璋对子孙品德教育的重视。

朱元璋还极为注意从细微处对儿子们进行良好品德的熏陶。在跟一位大臣谈到自己的家教经验时，他说：“朕于诸子，常切谕之：一举动戒其轻；一言笑斥其妄；一饮食教之节；一服用教之俭。恐其不知民之饥寒也，尝使之少忍饥寒；恐其不知民之勤劳也，尝使少服劳事……”一个封建帝王，能这样教育子弟，的确是难能可贵的。

第二，朱元璋特别注意用规章制度来约束皇室子孙的行为。

朱元璋深知，对子孙的训示要能落到实处，需要订立一定的规章制度作为保证。出于对长于深宫、缺少见识的子孙易为后世奸臣、俗儒迷惑而做出败坏皇家基业举止的考虑，登基次年，朱元璋就将他确定的法令制度编为《祖训录》，其中包括严祭祀、谨出入、慎国政及礼仪、法律等13个方面。朱元璋规定：“凡我子孙，钦承朕命，无作聪明，乱我已成之法，一字不可改易……”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朱元璋又颁布《皇明祖训条章》，宣布“后世有言更祖制者，以奸臣论”。后来，永乐三年（1405年）十月，明成祖朱棣又重新将朱元璋制订的“祖训”颁布于诸王，要诸王恪守。这里姑且不论祖训是否可以更改，单就以制度规定对皇室子孙加以约束而言，这种做法显然比单纯的训诫更为有效。

第三，朱元璋非常重视对皇室子孙处理国政能力的训练和为政道德的培养。

他不仅派太子朱标下去考察民情，增长阅历，而且要太子“日临群臣，听断诸司启事，以练习国政”。朱元璋认为仁、明、勤、断这4个方面是自己治理国政的主要方法，告诫太子“惟仁不失于疏暴，惟明不惑于邪佞，惟勤不溺于安逸，惟断不制牵于文法。凡此皆心为权度”。他还耳提面命，以身立教，要太子像自己那样勤于国政，造福百姓。他说：“吾自有天下以来，未尝遐逸，于诸事务惟恐毫发失当，以负上天托付之意。戴星而朝，夜分而寝，尔所亲见。尔能体而行之，天下之福也。”为了培养皇子们的政德，朱元璋还专门作了一篇《诫诸子书》，篇幅虽短，却言简意赅，意味深长。这则家训写道：“昔有道之君，皆身勤政事，心存生民，所以能保守天下。至其子孙，废业厥德，色荒于内，禽荒于外，政教不修，礼乐崩弛，则天弃于上，民离于下，遂失其天下国家。为吾子孙者，当取法于古之圣帝哲王，兢兢业业，日慎一日，鉴彼荒淫，勿蹈其辙，则可以长享富贵也。”虽然要子孙永享富贵是朱元璋的出发点，但要他们牢记勤政爱民之责，还是有积极意义的。

第四，朱元璋还注意编写鉴戒读物，要皇室成员借鉴取法。

编写鉴戒读物这种做法在历代帝王家训中是很有特色的。从现存的史料看，除了前面提到的早在洪武元年就命儒臣编修“女诫”读物，要求皇后、嫔妃及女性后人师法学习古代贤妃事迹以正家律己之外，朱元璋还召集一批名臣硕儒，采撷唐代以来藩王们正反、善恶两方面的典型事例，专门为诸王编辑了一本《昭鉴录》，于洪武六年颁赐诸王，要他们引为鉴戒，抑恶扬善。从朱元璋亲自赐予的书名，也可以看出他用心之良苦。

知识链接

朱元璋诗二首

朱元璋尽管出身寒微，没有受过什么正规的教育，但他绝非仅仅是一个草莽英雄，在戎马生涯中也写过不少诗词，并有《御制文集》传世，集中就有朱元璋的一百多首诗词。其韵律意境虽谈不上多高，但豪情壮志充溢其间。现择二首如下：

《金鸡报晓》诗曰：

鸡叫一声撅一撅，鸡叫两声撅两撅。

三声唤出扶桑来，扫退残星与晓月。

《野卧》诗曰：

天为罗帐地为毡，日月星辰伴我眠。

夜间不敢长伸脚，恐踏山河社稷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