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逐渐定型的春秋战国与秦汉教育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古代教育发展中的特殊阶段，它为中国封建社会教育的形成与发展积累了精神财富，是中国古代教育的大转折时期。而秦汉时期则是封建社会教育走向定型的历史阶段。秦朝以法家思想治国，汉朝以儒家治国，两者共同形成了我国古代封建社会的两大治国基础：依法治国与教化治国。春秋战国时期的教育探索为秦汉教育的发展提供了思想基础，而秦汉则将这些教育思想与教育理念付诸实践，筑就了中国封建社会教育的基本形貌。

第一节　春秋战国时期的教育

春秋战国是我国奴隶制社会解体、封建制社会形成的转折时期。在这个时期，中国的社会经济急剧变化，政治局面错综复杂，军事战争层出不穷，学术文化异彩纷呈。它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奠基时期，是中华古代文明逐渐递嬗为中世纪文明的过渡时期。春秋初年，全国共有大小诸侯国170余个，相互间会盟、征伐之事频频可见，其中较为重要的是齐、晋、楚、秦、鲁、宋、卫、燕、陈、曹、蔡、郑、吴、越等国。到了战国时期，各诸侯国的经济得到不同程度的发展，政治形势产生了很大的变化，尤其是诸侯国内部士大夫的势力逐渐发展起来，形成了一些实力派国家，即齐、楚、燕、秦、韩、赵、魏，合称“战国七雄”。

春秋战国时期虽然战乱频繁，但古代教育与文化也在这一时期有了重大发展。由此，社会进入了官学衰废、私学兴起、文化下移的新时代。奴隶主贵族的官学已经形同虚设，学生无心读书，整天游荡嬉戏，被奴隶主贵族垄断的“学在官府”现象日趋没落，教育进入了大变革时期。在这场变革中，随着奴隶社会的崩溃和封建社会的建立，官学开始在孔子的带动下移向民间。此后，官学和私学并行不悖、相得益彰，共同推动着封建社会教育的发展。

春秋官学

《诗·郑风·子衿》曾描绘过一幅东周时代因官学颓败而使士子浪荡街头的情景，郑玄认为此诗讽刺了“乱世学校不修”的社会现实。春秋时期铁制农具和牛耕犁的普遍使用导致了官学的急剧衰败，因为它极大地提高了生产力的水平，为诸侯、领主们提供了“辟草菜，拓土地”、扩大私田面积的条件。随着私田的日益增多，出现了“私肥于公”的情况，打破了旧有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经济格局。经济的下移必然导致政权的下移，周天子大权旁落，形成了诸侯大国争霸的局面，“礼乐征伐”已不能“自天子出”，而是“自诸侯出”，甚至“自大夫出”，进而出现“陪臣执国命”、“政在家门”的局面。政治经济权力的下移，也导致了学术的下移，官学赖以生存的政治经济基础逐日瓦解。原本在宫廷专门掌管典籍、身通六艺的士人纷纷出走，流落民间。《论语·微子》记载：宫廷中司礼乐的太师挚到了齐国，乐师干前往楚国，乐师缭去了蔡国，乐师缺进了秦国，打鼓的方叔流落黄河地区，摇小鼓的武到汉水地区去了，少师阳和击磬的襄到海边去了。

春秋中晚期还出现过两次重大的学术下移、典籍扩散事件。一次是在周惠王、襄王之间，因先后发生王子颓及叔带争夺王位的内乱，世代掌管周史的太史司马氏离周去晋。另一次在周敬王立位之前，王子朝争夺王位失败，旋率召氏、毛氏、尹氏、南宫氏等贵族和百工，携带王室所藏文典逃奔楚国。从此，东周王室文化大幅度衰落下去，而楚国则成为与宋、鲁两国并立的三大文化教育中心。

在文化下移的历史过程中，昔日的官府之学成为春秋战国诸子百家学说的渊薮。史传儒家出于司徒之官，道家出于史官，阴阳家出于掌天地四时之官，法家出于理官，名家出于礼官，墨家出于清庙之守，纵横家出于行人之官。这种传言虽然不一定准确，但各自之间的历史渊源是不容怀疑的。在学术下移的过程中，士阶层的兴起和壮大，也为私学的产生提供了必要的师资条件。昔日的官学之士离开官府，分散到晋、卫、赵、秦、楚、齐、鲁诸国，促成了春秋战国多元性文化的格局，打破了官掌学术，私门无著述的旧模式，从而为私学的产生创造了成熟的文化环境。

春秋私学

春秋末期，群雄角逐、邦国林立，为了谋求生计，大量的士人奔走于诸侯公室之间。忙于攻战的诸侯无暇顾及学校，而各国为了谋取霸权或求得生存，对人才的需求又急剧增加，在旧官学基本瓦解的历史条件下，客观上需要一种新的教育模式来填补这一历史空白，承担培养人才的职能，私学便由此应运而生。

私学是指由私人授徒办学的教学组织形式，它是相对于官学而言的。在孔子生活的时期，私学已经出现了。从一些零散的古籍记载来看，在孔子之前或孔子的同时期，即有一批有识之士在开办私学。在孔子之前授徒讲学的相传有周室的老聃，楚国的老莱子，郑国的列御寇、邓析、壶丘子林；与孔子同时在鲁国讲学的有少正卯，还有王骀、柳下惠、常枞、詹何等人。虽然私学并不是孔子首创的，但他却是把私学推向新境界的最杰出代表。

孔子一生除极短暂的从政时间之外，绝大多数时间都在从事教育、整理文化典籍的工作，是最负盛名的私学大师。他广开私学之门，“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他创办的私学规模最大、最正规，成就远远超过他的先人和同辈。

在壶丘子林、邓析时，私学就已经出现收徒不论出身门第，学习缴费的现象。至孔子办学时，又第一次公然宣称“有教无类”，无论出身、性格、趣向如何，凡“自行束惰以上”者，都可前来受教。孔门弟子中，贵族、富商、平民、贱人无所不有，甚至还有“暴者”、“大盗”、“刑戮死辱”之人，但只要他们是虔诚求学，孔子都会细心教诲他们。孔门弟子不仅不受出身贵贱的限制，同时也不受地域的限制，其门人有许多就来自华夏以外的蛮夷之邦，而孔子本人也多次发愿到东夷施行礼义教化。孔子“有教无类”的主张，体现了中国古代从未有过的普及教育观念，对中国2000多年来的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孔子一生培养了一大批掌握经术及治国本领的统治人才或教师。他的学生在其生前就积极参与了齐、鲁、宋、卫诸国邦邑的治理和政务，并取得不俗的政绩。孔子过世后，他的七十二个弟子散游在诸侯之间，“大者为师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门徒遍及卫、陈、楚、魏、齐、鲁诸国，使儒学传习辗转，影响扩及夷夏诸邦。

孔子

到了战国时期，随着社会局势的剧变和民间学术文化的发展，又有许多哲人、学者投入到教育行列之中，专以一家之言立教。其中最突出的代表有墨子、孟子、荀子等人。墨子继孔子之后，成为第二显赫的私学大师。《吕氏春秋·当染》记孔墨后学显荣于天下者，不可胜数，故后世冠之以“孔墨显学”的美称。墨子门人180人，学门师长称“巨子”，师生情义深重，凡师门驱使，“赴火蹈刃，死不还踵”。在墨子之后，规模较大的私学大多集中在齐鲁燕赵一带，如孟子门徒数百人，于威宣之际游学于齐国稷下；弟子多达3000人的淳于髡，学黄老道德之术；有门人过百人的田骈，以及荀子、邹衍、邹爽、慎到、接予、邹忌均以所学称著于世。他们率徒游学齐鲁、赵、卫、魏诸国，或称“稷下先生”，或“尽地力之教”，或为“帝王之师”，“谈天、雕龙、炙毂过，辩坚白同异，行礼义之化”，各著书言治乱之世，以所学传习天下，私学门户纷呈，而又不拘于私见，与百家争鸣的学术文化繁荣局面珠联璧合，相映生辉。

这种新兴的私学教育体系，基本脱离了国家政府部门而独立出来，在很大程度上打破“政教合一”的传统，完成了学校教育独立化的历史进程，标志着中国古代出现了完整意义上的学校教育类型。

总之，私学的产生，是对中国古代传统文化教育的一次重大改革，它带来了春秋战国文化的繁荣，对百家争鸣的出现、历代私学的发展以及官学的改造，影响重大而深远。

稷下学宫

1.稷下学宫的缘起

战国中叶唯一的新型官办高等学府就是齐国创设的稷下学宫。它的诞生，使当时中国文化教育的中心转至齐国。稷下遂成为各种学派荟萃的园地、百家争鸣的场所，开创了先秦文化教育的新局面。

稷下学宫初建于齐桓公当政时（公元前375—公元前357年），因学宫设于齐国都城临淄（今山东淄博市淄川区）的稷门（城西门）处，而称作“稷下之学”或“稷下学宫”。经齐威王、宣王二世，稷下学宫达到了鼎盛。到齐王建当政时（公元前264—公元前221年），齐国局势岌岌可危，稷下学宫也江河日下。至公元前221年，齐为秦所灭，这所高等学府便随之消失。它前后历经桓公、威王、宣王、渭王、襄王、王建6代，总共140年左右。

2.稷下学宫的构成及其特征

与西周时期的官府之学和秦汉的太学、国子监等官学不同，稷下学宫集收徒讲学、研究学术、参议国政于一身，是一个特殊的教育机构，也是中国古代官学的一个重要设置，具有鲜明的特色。

（1）有教无类，择优聘师。稷下学宫在招收学生方面，借鉴了当时私学中“有教无类”的办学方针，取缔了以往奴隶主贵族享有的教育特权，所招学生不问门第出身，用度由国家供给，学生最多时达“数百千人”。在选择教师方面，不分贵贱，择优聘用，统称“稷下先生”，如出身家奴、身为赘婿的淳于髡就被推为稷下先生。凡来稷下的学者大师，齐王都要亲自召见，通过问对，察其学术水平，并根据他们的社会声望的高低以及徒弟的多少来授予不同的头衔。最高的列为“上卿”或“客卿”，次等的列为“上大夫”和“大夫”，也有的被尊称“博士”。稷下先生受到充分的尊崇，致使天下著名学者纷至沓来，络绎不绝。孟子曾两次游学于稷下学宫，荀子也频繁出入此地。孟、荀均被列为客卿，号称“稷下之冠”的淳于髡拜为上卿。此外，被列为上大夫和大夫的更是比比皆是，齐宣王时，“邹衍、淳于髡、田骈、接予、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当时，稷下先生“千有余人”，凡列为大夫者，皆“为开第康庄之衢、高门大屋，尊宠之”。这种尊师重教的措施，招揽了各国名士携其弟子前来讲学，于是稷下学宫名士云集、人才济济，成为一所“跨国”性的高等学府。

（2）稷下学宫采用了民主管理体制。学宫中主持教学、掌管重大学术活动的为“祭酒”，均为学问渊博、德高望重的学界泰斗，如荀子“三为祭酒”，并有“最为老师”的美称，即年龄最大、学术水平最高。“祭酒”的称谓便由此而流传后世，成为秦汉以后全国最高学府——太学或国子监的负责人。

稷下学宫

（3）兼官学与私学于一身，容育士与养士于一体。稷下学宫整体上是田齐创办的官学，但私学却是其基础。前往讲学的学者大都办有私学，带其弟子同入稷下。淳于髡“弟子三千”，孟子“从者数百人”，田骈有徒百人，宋研、尹文“率其群徒，辩其谈说”。这些大师的从游弟子多者数千百人，少的也有几十或数人。弟子来稷下学宫仍从其师受教，这样便形成了官学中有私学的局面，私学成为官学中的个体。稷下学宫成为官方主持之下私学云集的一种官资私办的联合体。实际上稷下学宫是由春秋私学向汉代官学过渡的一种中间形态。

（4）教学与咨询相结合。稷下学宫人才济济，荟萃了儒、道、法、阴阳、名等各家各派有谋略的知识分子，自然形成了一个“不治而议”的咨询群体。战国时期，群雄角逐，战争频仍，呈现“诸侯放恣，处士横议”的景象。正是在这种局势下，稷下先生们纷然为社稷安危出谋划策。稷下先生虽有上卿、客卿、大夫的封位之别，但这仅表明荣誉、待遇的高低。他们没有加入实际的官僚行列，不负责具体政务，“不任职而论国事”，发挥着“智囊团”的作用。他们对时政的利弊有各自不同的见解，正所谓“各著书言治乱之事，以干世民”。

（5）自由教学与严格学规相结合。稷下先生可自由招生，来去自由，“合则留，不合则去”。学生进校后，也有择师听课的自由，不限于仅听一个老师的课，也不拘于从一而终地追随某个先生，出现了学无常师的状况，使学生有机会接触各种学说，扩大视野。这便呈现出教与学双向选择的自由。此外，在稷下学宫还常有“游学”活动，即稷下先生携其学生周游列国，进行讲学或交流学术，这十分有利于扩大该学说的影响，活跃学生思想。它充分体现了稷下学宫教学自由的精神。但是在自由讲学的同时，还有一套严格的管理学生的规则，从课内听讲到课外复习，从尊敬师长到品行修养，面面俱到，可以窥见昔日稷下学宫有条不紊、井然有序的风纪。自由教学与严格学规的结合，使得学校呈现出既严肃又活泼、既紧张又自如的张弛有度的教学秩序。

（6）兼容并包及百家争鸣的办学方针。众人推举学界名流来担任稷下学宫的教学组织者和领导者，国君不直接干预教学与学术研究，形成了权力与学术相对分离的格局，为学术向深度、广度方面的发展提供了条件，也为百家争鸣创造了环境。自稷下学宫建立之后，桓公、威王、宣王等都礼贤下士，网罗众家，广招天下英才，广开言路，显示了当时国君的开明、豁达大度。它向各国有识之士敞开大门，为其提供优厚的物质条件和学术环境，不囿于一家一派之言，容纳“百家之学”；不分国籍、不论出身门第，延揽天下学界精英，使得稷下学宫声望日隆，教学和学术水平也日益提高，成为战国时期的文化教育中心，并成为百家争鸣的论坛和文化沙龙。

稷下学宫是对旧官学改革的成果，在整个战国时期都是独一无二的。它的创办为先秦教育史揭开了新的篇章，其规模之大、历时之长、特点之鲜明、成果之卓著，堪称中华文明史上的一大奇迹。它的官私合办的形式可谓中国教育史上一大创举。它的诞生，使从西周官学到汉代太学之间官办高等学府的缺阙脱节得以衔接。稷下先生多有作品传世，其中稷下学人的论著汇编《管子》，是中国文化宝库中的一块瑰宝；其《弟子职》，是中国教育史上第一个较完备的学生守则，成为历世书院、官学制订学则、学规的蓝本。稷下学宫首开中国历史上学校实行网罗众家、兼容并包、学术自由的先河。它创设的“期会”制，也成为后世书院“讲会”制的滥觞，对书院自由讲学、开放门户、切磋论辩的教学形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稷下学宫的教学成果十分显著，培养了大批治学、治术的人才。稷下学宫是精英文化的集结地，它容纳了那个时代的多科学术领域最高水平的文化积淀物和一些具有开拓性、创新性的文化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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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拜师

孔子是中国古代的大教育家、大思想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那么，你知道孔子的老师是谁吗？

孔子说：“我不是生而知之的人，而是学而知之的人。”孔子又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孔子不仅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孔子因家境贫寒，直到15岁时才有机会专心求学。为了弄懂“礼”的含义，他从山东一直走到河南，首先拜李耳（老聃）为师。老聃为其讲学，临别时，老聃说：“富贵的人送人以钱财；有学问的人送人以言……我送给你几句话吧：聪明深察的人，易遭杀身之祸，因为他好评论人；博学善辩的人，易危害自身，因为他好揭发别人的短处。为人子、人臣的千万不要用这些事而存身，以尽孝尽忠；不要只顾自己，坚持个人意见。”这席话使孔子受益终身。

以后，他又拜鲁国乐官师襄子为师。开始学琴时，一连十几天总是反复弹拨同一支琴曲。师襄子等到他弹得已经十分娴熟了，就对他说：“你可以换一支曲子进一步练习了。”孔子却回答说：“我只学会了乐曲的表面形式，对其节奏内容还不是十分了解。”于是又继续练习。又过些天，师襄子倾听琴音，感到孔子已经领会了乐曲的意境，认为他可以学习一些更为复杂的乐曲了。孔子却又摇摇头说：“我虽然体会了乐曲的意境，但作曲的是个什么样的人，还没体会出来。”又弹了一些时间，孔子轻轻地放下琴，站起来望着窗外若有所思。师襄子问他有什么体会，孔子说：“我倾听着琴音，似乎看到了一位个子高高、目光远大、慈爱安详的长者，这不是周文王又是谁呢？”师襄子称赞道：“你说得完全对啊！”就这样，孔子精通了乐理之道。

这之后，他又拜苌弘为师。苌弘是个大音乐家，对音乐有很深的造诣。孔子拜他为师，请教律吕之学。孔子非常虚心地听取苌弘的教导，不懂就问，最终掌握了律吕学的精髓。

由于孔子多方面拜能者为师，使自己掌握了多种学问和本领，成为古今中外知名的大思想家、大教育家、大学问家。

第二节　秦汉时期的教育

秦代的文教政策

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六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封建王朝——秦朝。秦朝开启了我国封建社会的序幕，中国社会开始走向专制主义的封建制。秦始皇还采纳了李斯、韩非子等人的建议，在文化教育领域内实行了新的文教统一政策，对我国后世的教育产生了深远影响。

秦在统一六国之前，就有重视实利、轻视礼乐的传统。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既忌于士儒学古非今，惑乱黔首，不利于稳定政局，又鉴于先秦诸侯各国厚招游学，虚言乱实，致使社稷灭绝的教训，断然实行了取缔私学、焚书坑儒、以吏为师等政策与措施。同时，秦始皇恃强权立国，在实施文化教育政策方面，也薄仁寡义，“事学决于法刻”，表现出极大的严酷性。

公元前213年，儒学博士淳于越借为秦始皇贺寿之机，鼓吹分封制，提倡“师古”，引发出一场有关私学是否应继续存在的争论。丞相李斯认为：私学是“古者天下散乱，莫之能一”环境下的产物，今皇帝并有天下，别黑白而定一尊，士当学习“法令辟禁”，而私学则以不合法度的内容竞相教人，各以其学妄议朝廷政令，私学不禁，则必然导致“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的恶果，从而严重削弱了中央集权专制。因此，他力主取缔私学。李斯的建议得到秦始皇的赞同与批准。取缔私学政策的实施，标志着春秋、战国以来百家争鸣局面的结束。民间的学术传授被定为非法活动而加以禁止，这对我国的教育事业造成了巨大摧残。

民间藏书是私家从事学术研究和教育活动的前提，因此“焚书”便成为取缔私学的基本措施。公元前213年，秦始皇颁布“挟书律”，规定：“史官非秦纪，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次年，儒生卢生和侯生对秦始皇的为人行事指责一番后逃亡，儒生460余人被牵连告发，坑杀于咸阳。太子扶苏也因谏止此事，而被贬斥上郡。“坑儒”本是一次孤立事件，与“焚书”并没有直接联系，也不具有政策性意义，但恰好发生在焚书禁学之后，而且又是针对读书之人，所以人们经常将“焚书”与“坑儒”联系在一起，成为秦代文化专制的代名词。

秦始皇

实施这样严酷的政策，使绝大部分民间藏书付之一炬，实为学术文化的一大浩劫。焚书、坑儒、禁学，激化了社会矛盾，促使大批的知识分子转化为秦政权的反对者，削弱了秦王朝的统治基础。

汉代教育的新发展

秦朝灭亡后，中国历史进入了汉代，分为西汉和东汉两个历史时期。西汉为汉高祖刘邦所建立，定都长安；而东汉为汉光武帝刘秀所建立，定都洛阳。其间，王莽曾篡权自立为王，时间短暂。西汉是我国封建社会初期一个强盛、富饶的朝代，它继承和巩固了秦朝的国家统一的局面，经济繁荣、国力强盛，呈现出一派太平盛世的景象。自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中华民族各地间的文化相互渗透融合。到西汉时期，我国大部分地区在典章制度、语言文字、文化教育、风俗习惯等多方面都逐渐趋于统一，形成了共同的汉文化，在各族的基础上，中华地区形成了统一的民族——汉族。

在汉朝，文化教育事业进入了新发展时期，这些新发展集中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汉朝初期，在政治上主张无为而治的道家治国理念；在经济上实行轻徭薄赋，鼓励农业经济不断恢复；在思想上主张清静无为的黄老学说，受到统治者的重视。汉武帝即位后，为了进一步强化政治和经济上的专制主义，开始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黄老学派主张清静无为、休养生息的政策难以满足当时的政治需要，加之汉武帝好大喜功，不太看重道家的治国理念。而儒家的大一统思想、仁义思想和君臣伦理观念深受汉武帝喜爱，因此在思想领域“儒家治国理念取代道家的统治地位”成为大势所趋。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汉武帝继位后，丞相卫绾上奏建议，请求罢免信奉法家思想的官吏，得到了汉武帝的批准。随后，太尉窦婴、丞相田羛推举儒生王臧为郎中令，赵绾为御史大夫，褒扬儒术，贬斥道家，鼓动汉武帝实行政治改革。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窦太后死，儒家势力渐渐开始崛起。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汉武帝召集各地贤良方正文学之士到长安，亲自策问考选。董仲舒在《举贤良对策》中指出：大一统是“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而百家之言宗旨各不相同，使统治思想不一致，法治难以实施，政令难以统一，致使全国上下无所适从。因此，他提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这就是独尊儒术的文教政策。汉武帝对董仲舒的政策大为赏识。随之，儒术治国成为我国封建王朝的统治思想，其他各家，如道家、法家等治国学说均在政治上受到了排斥和贬黜。

汉武帝

为了将这一文教政策付诸实践，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三条建议——“推明孔氏，抑百家”，“兴太学以养士”，“重视选举，任贤使能”。汉武帝在中央官学中立五经博士，诸子百家的博士不置而废；大力兴办太学，专门学习儒家经典；确立了察举制，选拔人才，将高官厚禄送给精通儒学的人。至此，在文化教育领域彻底形成了独尊儒学的局面。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的实施，确立了儒家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正统与主导地位，使得专制“大一统”的思想作为一种主流意识形态在封建社会中被定型。“内圣外王、刚柔相济、人治社会”的政治理想作为一种执政理念被初步确立。董仲舒等人推崇的儒术并非原初意义上的孔孟儒学，而是在吸收了法家、道家、阴阳家等各种不同学派思想基础上形成的一种新儒学，它与刑名法术相糅合，实现了儒法互补的“霸王道杂之”的统治手段，形成了一套全新的、更具生命力的儒家治国理念。

然而，独尊儒术也暴露出汉代统治的一些弊端。首先，它将专制集权统治推向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这种专制制度深深地嵌入了人们的心灵与思想，约束着人的自由思想，无形中给人们套上了一种思想枷锁。同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违背了学术发展的规律。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包容互通、相互交流是学术繁荣的必经之道，是学术发展的内在规律。独尊一家，抑制百家，让学术发展孤军独行，其发展道路会越走越窄，最终会导致学术文化事业整体的没落与倒退。因此，可以说，“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汉武帝文化专制政策的集中体现，它束缚了文人的思想观念，对学术文化事业的整体推进产生了阻碍。

2.汉代太学的发展

设立太学、崇尚儒学是汉代文教政策的重要内容之一。根据董仲舒的建议，汉武帝在长安开办了全国最高教育机构——太学。最初太学中只设五经博士，置博士弟子共50名。从汉武帝到新莽时期，太学中设置的科目及人数逐渐增多，开设了包括《易经》、《诗经》、《尚书》、《礼记》、《公羊传》、《谷梁传》、《左传》、《周官》、《尔雅》在内的各类课程。

太学的规模在汉朝得到了极大的发展。汉元帝时期，太学的博士弟子达到了1000多人，汉成帝时增加到了3000人。王莽秉政，为了树立自己的声望，笼络广大的儒生，在长安城南兴建辟雍、明堂，又为学者筑舍万间。此时，博士弟子竟达10000余人。太学规模之大，是前所未有的。汉武帝到王莽，还岁课博士弟子，入选的可补官。到了东汉建武五年（公元29年），汉光武帝刘秀在洛阳城东南的开阳门外兴建太学。之后，汉明帝刘庄还到太学行礼讲经。汉顺帝永建元年（126年），对太学进行了重修和扩建，费一年时间，用工徒112000人，建成240房，1850室。其后，太学生人数多至30000人。两汉时期，太学在培养人才和促进文化发展等方面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太学

太学是培养封建统治管理人才的重要机构，太学生是汉朝悉心培养的官僚阶层的后备军，其素质的高低直接关系到两汉国家的发展，故两汉在选拔学生入太学时都非常慎重，有明确的资格规定。为了保证太学生安心学习，汉朝对入太学学习的学生给予免除徭役的优厚待遇。同时，为了保证人才质量，两汉都制定了较完备的考试制度，通过者方可授官，量才录用。太学生们深知通经即可入仕为官，因此在学校学习期间大都较为刻苦，致力于经学的钻研与研习，且洁身自好。学习生活之余，太学生积极参与国家政治生活，“清议”朝政、联络官僚士大夫，共同反对宦官集团，推进国家统治的清明。在两汉时期，国家制定了以“四科取士”为标准的选举制度，尽管人人都有资格通过选举取得官职，但能达到“四科取士”标准的人非常少，要达到这一标准必须经过一定的培养和训练。因此，大部分太学生都达不到这个标准，只能学毕归乡。在太学的管理中，任一机构的设置都不能脱离国家的管理。都要由国家统一管理。国家不仅专门设置了管理太学的机构，同时也针对具体问题制定了具体的管理措施。从管理机构方面来看，太学由太常直接管理，其后勤保障由大司农和将作大匠来完成。从管理措施来看，太学通过确立学籍和制定请假制度对太学生进行严格管理，使其专事学业，不致分心。

鸿都门学：我国的第一所文艺专门学校

东汉末年宦官当权，朝政腐败，遭到儒家士大夫官僚集团的猛烈抨击，太学师生自然附和朝中的士大夫集团。在尖锐的斗争中，宦官集团为了维护在政治上的优势地位，企图培养依附于自己的知识分子队伍，来与士大夫集团相抗衡。他们利用汉灵帝刘宏对文学艺术的嗜好，于178年在洛阳鸿都门外建起学校，学生达千人之多。鸿都门学主要教授尺牍（即书信）、小说、辞赋和字画等，并从事各种创作活动。这些项目本是儒家士大夫所瞧不起的“雕虫小技”，然而鸿都门学的学生却因其创作受到皇帝赏识而多被破格提拔录用：“或出为刺史、太守，入为尚书、侍中，乃有封侯赐爵者”，与当时太学生出路困难的状况形成鲜明对照。鸿都门学从酝酿成立之始就遭到朝中士大夫的群起反对，认为这是“斗筲小人”以微才末技时托权贵而位至高官，士大夫耻于与其司列于朝，要求废除鸿都门学。鸿都门学虽是当时政治斗争的产物，只存在了短短的十余年，但它是中国第一所文学艺术专门学校，冲破了儒家经学对学校教育的垄断，也为后世各类专门学校的设立开辟了道路。

汉代地方官学

汉代最早兴办地方官学的，当推汉景帝时蜀郡太守文翁。文翁为改变蜀地文化落后于中原的状况，亲自挑选了十余名聪敏有才者，派到京城，有的随博士学习，有的学习法律。他节省府库开支，购买蜀中特产赠给博士以表酬谢。几年后这些人学成归蜀，文翁均予以重用。他又在成都建起学舍，招收下属各县的子弟入学，免除他们的徭役，弟子学成后，从中择优选拔录用。文翁平时巡视各县时，会让自己优秀的弟子随行，代为传达教令，以此给弟子增添荣耀。于是各地吏民争先恐后遣子求学，甚至不惜出重金谋取弟子资格，蜀地劝学重教的风俗从此形成。汉武帝即位后，大力推广文翁兴学的做法，“乃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西汉末年王莽执政时，按地方行政系统设置学校。郡国一级设“学”，县、道、邑、侯国一级设“校”，各配备经师2人；乡一级设“庠”，乡以下的基层单位“聚”一级设“序”，各配备《孝经》师1人。东汉前期地方教育相当发达，班固《两都赋》中赞颂“四海之内，学校如林，庠序盈门”，正是当时地方学校昌盛的写照。

郡国文学掾史是汉代地方官学的教师。文学官多由学者名流担任，除作为郡国长官的学术顾问外，在地方官学之外也从事教授诸生的活动。汉代碑刻文学中有许多关于地方官学的记载。例如《蜀学师宗恩等题名碑》文中，除列有文学掾外，还有《易》掾2人、《尚书》掾3人、《诗》掾1人、《礼》掾2人、《春秋》掾1人、文学孝掾（疑即《孝经》掾）1人，有专经教师从事教学的分工，已与太学相似，当然，只是在文教事业发达的地区才能达到这种规模。地方官学还是当地从事礼教活动的中心场所，如韩延寿在颍川（今河南禹县）“修治学宫，春秋乡射，陈钟鼓管弦，盛开降揖让”，李忠在丹阳（今安徽宣城）“起学校，习礼容，春秋乡射，选用明经”，卫飒在桂阳（今湖南彬县）“修庠序之教，设婚姻之礼”，都是以地方官学的礼教典范来推动社会风尚的转变，培养学术人才仅为其次。汉代地方官学师资的学术水平一般偏低，且兴衰无常，与中央官学没有衔接措施，朝廷对地方官学也没有考试升迁的专门措施，因此各地有志于求学上进的人，均力争赴京城太学去学习深造，或投拜于有学术造诣的私家大师门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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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固与《两都赋》

《两都赋》是汉代文学家、史学家班固创作的大赋，分《西都赋》、《东都赋》两篇。据其自序所说，自东汉建都洛阳后，“西土耆老”希望仍以长安为首都，班固因作此赋以反驳之。《西都赋》由假想人物西都宾叙述长安形势险要、物产富庶、宫廷繁华等情况，以暗示建都长安的优越性；《东都赋》则由另一假想人物东都主人对东汉建都洛阳后的各种政治措施进行美化和歌颂，以此说明洛阳当日的盛况，已远远超过了西汉首都长安。后来张衡的《二京赋》、左思的《三都赋》，在形式上都颇受其影响。

秦汉时期的私学教育

在秦汉之际，民间的私家学术活动就已经恢复。楚汉相争时，刘邦举兵围鲁，“鲁中诸儒，尚讲诵，习礼乐，弦歌之音为绝”。汉代吸取秦王朝覆灭的教训，意识到不能对私学采取摧残和取缔措施，只要引导，民间学术活动还可以起到维护社会秩序、促进教化和培养人才的作用。既然太学名额有限，地方官学又一时难以普及，私学的兴起可以补充官方教育的不足，是两全其美的事。因此汉代统治者对私学采取开放政策，允许私人收徒讲学，对教学内容一般也不加限制，诸子百家及各类知识技能均可传授。独尊儒术后，政府则鼓励民间的经学教育活动，凡学有所成者，均有可能通过选士的途径得以录用。杨仁为什邡（今属四川）县令时，鼓励子弟求学，凡通经术者，均录用到县署，或举荐到朝廷，于是境内出现了许多民众自办的义学。私学经师在学术研究和传授活动中声望卓著者，可被任命为博士而执教太学，或被地方当局聘为本地官学教师。而博士及其他有学术造诣的官员，也都会私人收一些弟子和门生。官方教育与民间教育相互沟通，这正是汉代经学教育昌1.儒家经学的私家传授汉代民间教育活动的主体便是儒家经学的私家传授。西汉时经学尚处于恢复兴起阶段，因客观条件的局限，特别是博士官学一时占据绝对优势，故私学的规模不大。至东汉时，各经学学派繁衍滋盛，不仅博士之学发生分化，“在野”的今古文经学也不断发展。各派经师为了扩大学术影响，争取政治上的地位，都要在私家传授上下工夫。造纸术的广泛应用使书籍数量剧增，洛阳等大城市已有了出售书籍的市场，这样就为更多的人提供了学习条件。东汉私学数量和规模都有极大发展，一名经师常有数百乃至数千弟子，张兴有弟子10000人，蔡玄的门徒达16000多人。这些私学的规模不逊色于太学，而太学仅有一所，私学则遍布各地，可见私学承担着当时经学传授的大部分任务。

私学一般只有一名经师，而弟子成千上万，这样的比例显然不可能让经师遍教每一位学生。不过私学弟子有“著录”与“及门”之分，在弟子名册上有相当一部分是只挂名而不亲身前来受教的，即所谓“著录弟子”。这些人或是在家自学经师的著述，或是根本不学，仅谋取一个师生关系的名义而已，因这种师生关系在当时具有重要的社会作用。从董仲舒开始，汉代私学多实施“次相授受”的教学法，即由经师先把学业传授给少数高足弟子，再由这些高足弟子分别传授给其他弟子，逐次相传，即可应付所有弟子的求学需要。以东汉经师马融为例，他有门徒400人，其中能得到他亲自教诲的仅50余人，其余的人则靠间接授受。郑玄在马融门下，最初竟三年未能得见其师一面。后因马融考论图纬遇到困难，有人推荐郑玄善算，于是叫他前来帮助计算，郑玄才有机会向马融当面请教。不过当时有一种“大都授”，就是经师总集诸生进行讲授。汉成帝时，宿儒胡常采用这种方式，翟方进派自己的弟子门生前去听讲，可见“大都授”不限于自家私学，社会上一切有兴趣的学者都可以参加。

私学都是由学者在民间自办的，有较大程度的独立性和自主性。私学教学内容比较多样化，那些不被列入官方正宗学说的古文经学，就是在私学中得到传授和研究的，并以此获得广泛的社会影响。私学的学术色彩比较浓厚，师生多抱潜心治学的态度。私学的教学比较富于生气，学生可以自由择师，教师也可以自由讲学，因此许多私学出身的学者，其经学造诣并不逊色于博士。《后汉书》中所载各类经学著述共百余种，90%以上是由非博士的私家经师所编纂的，由此可见，私家传授对经学发展的巨大推动力。

2.其他学术的私家传授

除经学的私家传授外，其他学术及技艺也有私家传授，而这些教学内容是当时官方教育所没有的。

即使在汉武帝独尊儒术后，道家学说依旧有较大的社会影响，也屡有私家传习的记载。汉成帝时，严遵卜筮于成都，每日挣得百钱足以谋生后便停业传授《老子》，著有《老子指归》十余万言，学术上颇有地位。安丘先生也是当时著名的道家学者，王莽堂弟王慑和东汉初名将耿彝之父耿况都曾跟随他学习《老子》。桓帝时，杨厚辞官归家，修黄老之学，教授门生，著录者3000余人。这些人本多为儒生，他们传习《老子》，或者出于涉猎博学的兴趣，或是在政局动荡下作为“修身自保”的手段。东汉后期道教创立，《老子》成为宗教教义，传授范围更广。张陵在川汉一带创“五斗米道”，成为后来道教正统——天师道的本源。至其孙张鲁，三代传教，以《老子》教化民众。早期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也与道教有关。鱼豢《魏略》记载公元前2年博士弟子景庐接受大月氏使者伊存口授《浮屑经》。佛教和道教后来形成以寺观为场所的宗教教育，仍属民间教育的一部分。

在汉代，还开展各类专门知识技能的传授。刑律有私家传习，如郭躬继承父业，传习《小杜律》，教授门徒常有数百人之多。据《晋书·刑法志》记载，东汉时有关刑法的章句之学已有十余家，共数十万言，可见刑律的传授相当广泛。古代最重要的自然学科是天文和历法，传习者也众多。《史记·日者列传》记载，汉初隐士司马季主与弟子讨论“天地之道、日月之运”，并有总括性讲论数千言，颇有条理。汉代张苍首治律历，一时研究律历者均以张苍之说为本。后有焦延寿的“六十律”历法，刘歆的“三统历”，均广为传习。东汉末年刘洪等考校王汉所上《月食注》的师法，可见律历已久有师传关系。汉代医学相当发达，医师行医同时也收徒传授，例如华佗有弟子吴普、樊阿等，他给吴普讲论运动能防治疾病的道理，并传给体操“五禽戏”。他还传给樊阿“漆叶青毡散”等方剂。汉代各种技艺、方术，如灾异、图谶、卜占、推步、相术、武技等，也多有自己的私家传授，其中虽有不少荒诞、迷信的内容，但也并非全是无稽之谈。当时有“富为上，贵次之；既贵，各各学一伎，能立其身”的传语，古代的科学技术正是依靠这种私家传授才得以不断延续和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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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玄千里拜马融

郑玄（127—200年），字康成，北海高密（今山东）人，东汉末年的经学大师。

郑玄自幼勤奋好学，熟读经史。12岁时，随母还家，正赶上腊会，有十多人在那里欢聚，他们都穿着华丽的服装，高谈阔论。郑玄对此非常冷淡，离他们很远，其母催促多次，让他参与，他说：“此非我志，不在所愿。”说完就离开人群到别处读书去了。

后来郑玄在乡里任啬夫之职，主管乡间民事诉讼和收取赋税，每逢休息时他都前往学府，向老师请教各种经学问题。他不愿意担任官吏，立志读书，这让他父亲非常愤怒，但也没能改变他的志向。后来郑玄干脆辞职进入太学学习，白天在学校学习，晚间还经常读书到深夜。

郑玄立志求学，多方拜师，研究义理，力求深透。他一开始拜京兆第五元为师，研读《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统历》及《九章算术》。掌握这些经典内容后，又拜东郡张恭祖为师，学习《周礼》、《左传》、《韩诗》、《古文尚书》等。郑玄读书非常精细，认真圈点评注，每有所得，就在书上写眉批，蝇头小字写得密密麻麻，见解十分独到。他治学严谨，从不妄加揣测和品评，不懂就问，到处寻访名师，山东有名的学者他几乎都登门求教过。

当时的著名学者马融精通经史，学识渊博，名重一时。郑玄千里迢迢西入关中，经卢植介绍拜马融为师。马融共有学生四百多人，准许进入课堂听讲的仅五十余人，多是学识水平较高者。郑玄拜在马融门下后，整整三年都没有见到老师。马融派学业成就优异的学生去教郑玄，郑玄不仅没有因为未能亲自聆听马融的教诲而失望，反而夜以继日地发奋读书，更加孜孜不倦，学识也大有长进。有一天，马融召集许多弟子考论图纬，遇到许多问题不能解答，听说郑玄善于计算，便在楼上召见郑玄。郑玄才思敏捷，回答准确，计算迅速，令马融和他的学生很是惊奇，赞叹不已。郑玄借此机会，把几年来在经学上的疑难问题全部提出来，马融一一作以解答，郑玄顿开茅塞，心里非常高兴。解答完毕，郑玄就和老师马融告别，返回山东。马融依依不舍，长叹一声对他的学生说：“郑生今去，吾道东矣。”

郑玄在外地学习十多年，亲眼目睹了东汉黑暗的社会现实。他憎恶那些不择手段追名逐利的势利小人，甘愿当一个正直的学者，毅然回乡务农，自食其力。虽家境贫寒，马融仍坚持办学教书，跟随他学习的有上千人。

当时学习的主要内容是“六经”。给“六经”作注释的人很多，大家各持己见，往往洋洋几十万言，却言不及义，使人不得要领，无所遵循。郑玄综合诸家所见，“刊改漏失”，删繁就简，使“学者略知所归”，大大减少学习难度，深受学生们的欢迎。

何进、董卓、袁绍多次征召，郑玄拒绝赴任，安贫乐道，一心教书，培育人才，郗虑、王基、崔琰这些名倾一时的汉魏贤臣都出自他的门下。郑玄“隐修经业，杜门不出”，潜心钻研，以“述先圣之元意”、“整百家之不齐”为己任，著书立说，自成一家。郑玄一生著述甚丰，所注释的书有《周易》、《尚书》、《毛诗》、《仪礼》、《礼记》、《论语》、《孝经》、《尚书大传》、《中候》、《乾象历》等，又著《天文七政论》、《鲁礼躄袷义》、《六艺论》、《毛诗谱》、《驳许慎五经异义》、《答临孝存周礼难》等，共一百多万字。郑玄在经学界是很有权威的，他兼修今古文，融汇古今学说，见解超常，注释翔实，“义据通深”。唐初作《五经正义》多采用郑玄注释，足见其影响之深。总之，郑玄为我国文字学、训诂学及史学作出了很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