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寺观山寿书也寿——寺观藏书

寺观藏书是我国古代四大藏书类型之一，随着宗教的兴衰而兴衰。寺观藏书在一千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受到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因素影响，特别是受到统治集团的喜恶影响，倡则兴，反之则衰。寺观藏书的整理成就较大，在目录学上的成就尤为突出。寺观藏书保存了大量的文化典籍，发展了古代的教育事业，促进了各民族的融合与中外文化的交流。古代寺观藏书主要分为佛教寺院藏书和道教宫观藏书两种。藏书史上分别称为“佛藏”和“道藏”。

第一节　佛道异流同观书——寺观藏书概述

佛教寺院藏书

中国古代佛教寺院藏书是在汉传佛教寺院的建立和译经活动的兴起中初露端倪的。随着佛教影响的逐渐深入与传播面的扩大，佛教典籍也获得了广泛的流传。佛教寺院的藏书在历朝历代僧俗官民的共同努力下逐渐丰富和完整，形成了以大藏为中心的独具特色的寺院藏书体系，并与官府藏书、书院藏书和私家藏书构成了中国古代藏书的四大主体。中国古代佛教寺院藏书在中国古代藏书史、翻译史、印刷史以及教育史、学术思想史、中外交通史、文化交流史中占有重要地位。

1.寺院藏书的产生及历史沿革

中国古代佛教寺院藏书，是伴随着汉传佛教寺院的兴建与译经活动的开展而开始的，并在僧俗及其他信仰者功德心理的促进下逐步发展，最终形成了独特的寺院藏书体系。

佛教经书，是备受佛教僧侣及其他信徒崇敬和顶礼膜拜的，是佛教法宝的具体表现形态之，每一个修行者必须随身携带，时时诵读。大乘佛教经典《梵网经》与《菩萨戒经》中均有类似规定，即使是菩萨，在修头陀行阶段和游方天下时，也应以包括经书在内的十八物随身。这十八种物品大致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生活用具，另一类为修行用品，经书、戒律、佛像、菩萨像则是其中最重要的，须臾不可离身。一个僧人一生不可能只读一部经，但随身也不可能携带很多经书，暂时不读的经书只能放置于自己的修行之所——寺院之中。

在汉传佛教中，寺院的建立基本上与佛教传入中国在同一时期。汉传佛教僧人奉行的是集体修行，于是寺院成了僧人生活、修行和进行其他佛教活动的集中场所。僧人对寺院的依赖性非常强，寺院的修行功能远远大于生活功能。从中国古代最早的寺院白马寺建立的初衷与实际功用来看，恰恰证明了此点。当时建立白马寺是为西域来华僧人提供一个居住、生活之所，同时，更重要的也是为他们提供一个诵经、修行、做法事以至翻译佛经的专门场所。出于以上需要，佛教寺院自然积累了一批藏书。此外，为了使所译之经合乎中国人的语言习惯并为中国士子所接受，译经者还要了解、研究中国语言、文化以及民族心理与价值观念等，因此，译经还需要准备一些参考书，僧人们必须加以诠释、注解和疏理。为了使国人接受并皈依佛教，僧人们又必须编写一些佛史和僧史之类的介绍佛教的宣传著作。这样，又形成了一些新的佛教文献，使得寺院藏书不断得到充实和发展，最终成为不可忽视的、独立的藏书系统。

中国古代佛教寺院藏书之所以能够得到较快发展，并迅速体系化，是与僧俗两界译经、写经以至后世的各类刻经、藏经的宗教热情分不开的，而持久支撑这种宗教热情的最根本的动力则是功德心理。写经造藏所获功德居然大到能够成佛，这不能不令人心动，也就自然成为中国佛教信众宗教生活的一件大事。在这种功德心理支配下的历代写经、刻经行为，可以说是中国古代佛教寺院藏书产生与发展的根本动力。一部中国佛教史，相当大的一部分内容是历朝历代信众虔心搜集、翻译、整理、传写、刊刻佛经与大藏的历史。正是由于历代僧众的不懈努力，使得各种形态的佛经与大藏得以存在和发展，也才使得佛教寺院藏书得以产生和完善，并且还出现了石经以及轮藏等寺院藏书的特殊形态。

佛教创始人释迦摩尼塑像

2.寺院藏书的主体及藏书类型

在寺院藏书中占主导地位的佛教图书，通常被人们认为仅是经、律、论三类。其实，寺院所藏佛教图书的类型也是多种多样的。

（1）大藏。也称正藏、一切经，是隋唐之后寺院藏书的主体。理论上是一切佛教典籍的总汇，但在实际操作上却存在着很大分歧。从大藏发展史来看，传世的大藏经大致可分为两个版本类型：一为手写大藏，一为雕版大藏。

（2）大藏之外的单本译经。这类单本译经理应收入大藏，但由于各种原因，仍然有一些新译或流传较少的版本未能收入，只能以单本形式流传和被各寺院收藏。这些大藏之外的单本译经如今在敦煌遗书中和内地部分寺院尚能见到一些。而中国僧人传世的撰著，大致有如下几类：经律论疏部、法苑法集部、诸宗部、史传部、礼忏赞颂部、感应兴敬部、目录音义部、释氏杂文部等，其中尤以各种疏释数量最多，为我们今天研究中国佛教史和佛教寺院藏书史提供了丰富的史料。

（3）疑伪经。按照佛教理论，凡属“经”都必须出自佛门，如非佛口授而又妄称为“经”的，一概属于伪经，应该予以摒弃。为了保持佛教信仰的纯洁，正本清源，中国古代佛教界十分重视经典的真伪之辨，并且形成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辨伪方法，这种鉴定的结果在六朝至隋唐的佛教目录中比比皆是。对于那些一时无法确定其真伪的经典，则一般称之为“疑经”，置于大藏之外待考。疑伪经之所以会被寺院收藏，主要是由于历代普通僧人佛教学识不高，对疑伪经无法准确鉴别，而又对佛经盲目崇拜所致。

（4）宣讲教义的通俗文本。这是一类向下层僧人和普通信众，尤其是文化水平较低和佛缘不深的信徒，宣讲佛教教义以启导正信的通俗说唱文学作品，主要是根据某段佛教的教义演化而成，大致有讲经文、讲因缘文、讲变文三大类。此外，如押座文、解座文等也属此类。这类作品通常不为佛教高僧所看重，但在下层信众中却有很大影响，对后世民间宗教、民间文学和民间艺术都有很大影响。

（5）寺院活动的一般文书。这部分文书大致可以分成几类：一是寺院宗教活动文书，如礼忏文、羯摩文、授戒文等；二是寺院历史记载文书，如始建、增建、修建寺院的各类陈文，高僧事迹记载，政府颁赏的文书等；三是有关寺院藏书的经典目录，如存于敦煌文书中的藏经录、勘经录、流通录、转经录、乞经录、配补录、写经录等；四是寺院经济文书，如寺院的各种买卖、典押、雇工、借贷、租赁契约、清便契、便物历等，还有一些虽然不关本寺院的经济活动，但可能有寺僧参与其中，如作为借方、贷方、中人等而留下的经济文书。

（6）其他民族文字的佛教典籍。早期因为译经需要，部分域外的佛教原典开始流入中国，其中或由西域僧人带来，或由中国僧人西行求法所得。唐朝以后，随着中国版图的扩大，各民族文化交流的增加以及佛教信仰的普及，各种文字的佛经相继出现。除了极少数民族地区如西藏、辽、西夏、蒙古等地寺院使用藏文、契丹文、西夏文、蒙文佛教典籍之外，在少数民族杂居的地区，各种文本的佛经也均能见到，如敦煌遗书中就有吐蕃文、于阗文、粟特文、回鹘文、梵文、突厥文、龟兹文等西域民族文字的佛经。到了清代，政府还专门将佛经译成满文，称国文大藏经，颁赐各地寺院。

3.寺院藏书的来源

寺院所藏佛教图书的来源相对比较简单，大致有自译、自著、自抄、自刻、购买、请赠、配补、信徒施经、政府颁赐等。寺院藏书体系的逐渐完善主要得益于历代僧人们在功德心理支配下的认真负责精神。

4.寺院所藏的非佛教图书

在佛教寺院藏书中，平素不为僧众所重视，但却值得研究的，还有一些非佛教图书。这部分图书虽然所占比重不大，但在中国古代藏书史上却具有比较特殊的意义。寺院藏书中的非佛教图书，除经、史、子、集四部典籍外，还有医书、志书、阴阳、法书、蒙学著作、通俗读物、道教等其他宗教图书，僧人自著的诗文等非佛教著述，普通经济文书，年谱，家谱等。

5.寺院藏书对古代文明的贡献

中国古代佛教寺院藏书在一千多年的发展演进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个以大藏为中心的完整藏书体系，从京师要邑的全面收藏，到名山大刹的特色收藏，再到大江南北的零散古寺藏书，寺院藏书随寺院的分布而散布于全国各地，与中华固有文明不断地交流，其流传、影响以及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十分重要，对中国古代文明的贡献也是非凡而巨大的。归纳起来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1）保存了大量的传统文化典籍。

（2）整理和编目，丰富了中国古代目录学的内容。

（3）大规模的写经与刻经，加速了纸写本典籍的流行，推进了雕版印刷术的传播。

（4）丰富了古代藏书的版本类型，加快了书籍制度的演变。

（5）带动了中国古代翻译事业的发展。

（6）推动了佛教教育的发展。

（7）促进了古代中外文化的交流。

道教宫观藏书

道教藏书，也称宫观藏书，主要为道家生活、修行场所中所收藏的本宗教的典籍。道教藏书的规模化、体系化大约出现于两晋时期，最终形成于隋唐时期，与佛教藏书大致同步，而略晚一些。

道教宫观藏书与佛教寺院藏书的内容构成大致相仿，在道教宫观藏书中，并不完全为道教典籍，也有一部分非道教的图书。

道教宫观藏书的收藏方式比较有特色的是天宫道藏和转轮道藏。天宫藏从名称上大约可以认定为道教所创，后来一度影响佛教。转轮藏最初为佛教创立，后被道教采用，宋徽宗时“政和万寿道藏”开始雕刻的起因，即是福州知州黄裳提出建飞天法轮藏（即转轮藏）以度天下道书。宋代道观中建有安置转轮藏的转轮殿，今可考者有玉隆万寿宫，登封县西京崇福宫和龙虎山道观。据《龙虎山志》记载，转轮藏的规格为：“藏以木为柜，置藏室中，高若干尺，内广围径若干尺，觚其隅，为八面，面为方格，依次盛经之函，刻木为天人、神仙、地灵、水官、飞龙、翥凤之属，附丽其上，皆涂以金。中立巨木贯之，下施轮令其关以旋转，言象天运焉。”由此可见道教宫观藏书区别于其他藏书的“道藏”特点。

第二节　古寺名观书同文——历代著名寺观藏书

庐山东林寺藏书

庐山东林寺原为江州刺史桓伊为道安高徒慧远所建。公元378年，前秦大军压境，道安因为东晋守将朱序所拘，无法离开，为保留佛种，就将弟子分遣四方，慧远奉命东下，辗转来到庐山，先居西林寺，东林寺建成后，迁居于此，修行、传教、著述，直至去世。慧远是东晋后期南方佛教界最有影响的人物，以他为首，在庐山形成了一个影响广泛的僧团，其核心思想是努力把佛教、中国封建王权和传统思想文化协调起来，以使佛教在封建上层建筑中成为一种相对独立的精神力量。

庐山东林寺大雄宝殿

在这种尝试中，慧远秉承道安传统，在东林寺收藏了大量的佛教典籍与教外图书。有关慧远时期东林寺具体藏书数目不详，但从两个旁证可以看出当时藏书之盛：一是东林寺藏经曾编有《庐山录》一卷，由于此目早佚，已无从考察当时藏书盛况，然东林寺确有藏经且达一定数量则是毋庸置疑的；二是慧远弟子释道流曾依据东林寺藏经编有《魏世经录目》、《吴世经录目》、《晋世杂录》、《河西经录目》等四部目录，目录未成而因病去世，四部目录便由同学竺道祖补编而成。可见东林寺内必有大量藏经。此外，据《南史》卷七十六称，刘慧斐上篆隶，曾在庐山手写佛经二千余卷，这部分手写佛经似归东林寺所藏。由此亦可证东林寺藏书之丰。

京师西明寺藏书

在唐代的所有寺院藏经中，最著名的当推西明寺。西明寺，建成于高宗显庆三年（658年），是高宗为孝敬太子病愈而立，有10院，4000余间房屋。寺院建成后，玄奘曾于此处译经，高宗也曾下令在此御造大藏，这部大藏的特点是大量收录了中国僧人的著作。这部大藏非常有名，在许多文献中都有过记载，著名高僧道宣还为它编过目录，史称《西明寺录》。后来道宣又根据这部经藏编成了一部著名的佛教目录——《大唐内典录》。西明寺这部大藏收录经书的数目，因《西明寺录》的亡佚，已不可详考，但从相关记载，我们还是可以推出大致情况。根据西明寺大藏编成的《大唐内典录》中卷八“历代众经见入藏录”的记载，由于记录了每部经书征收藏中的排架位置，因此可以认为是反映西明寺经藏的。这部入藏录共收录大小乘经律论及贤圣集传共800部，3361卷，56170纸，合装326帙，然这并不是西明寺大藏的全部，因为《大唐内典录》的这一部分没有收录中国僧人的撰著，而据时人记载，当时的中国僧人撰著约有3000余卷，西明寺是唐朝政府扶持的重要藏经处所，理应大量收藏。由此可见，西明寺大藏的数目总在五六千卷左右，然这仅是西明寺大藏的大致数目，而绝非西明寺整个藏经的全部，因为西明寺藏经中理应还有大量未收入藏的经书复本和中外求法与传法高僧带来的原文佛经。西明寺丰富的藏经，还为当时佛教学术的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许多僧人，包括高僧大德们，利用西明寺藏经进行了翻译、著述等活动，成果卓著。西明寺藏经直至武宗会昌废佛后仍然存在，这大约是因西明寺属于长安特许留存的四座寺院之一，留寺必留经。这从会昌废佛之后一些记载也可看出。西明寺所藏经书的毁灭，估计是在唐末黄巢义军攻入长安之后。

杭州灵隐寺藏书

灵隐寺，又名云林寺，位于浙江省杭州市西湖西北面，在飞来峰与北高峰之间灵隐山麓中，两峰挟峙，林木耸秀，深山古寺，云烟万状，是一处古迹丰富、景色宜人的游览胜地，也是江南著名古刹之一。它创建于东晋咸和元年（326年），至今已有1600余年的历史，为杭州最早的名刹。

灵隐寺历代富有藏经。嘉庆十三至十四年（1808—1809年），参与灵隐书藏的杭州紫阳书院山长石琢堂曾会同灵隐寺住持若水、品莲，整理灵隐寺藏经，他发现灵隐寺藏经因历代管理不善损失不少，于是发愿恢复藏经旧观。当时会一法师正在嘉兴楞严寺修治经版。石琢堂与之商量，集大藏经论1655种，装成1438册，再加上外论疏语录之类中华撰著150种，装成456册，合计1894册，分贮两柜，藏于灵隐寺莲镫阁上，灵隐寺经藏遂恢复旧观。

杭州灵隐寺

灵隐书藏略早于焦山书藏，创议者为翁方纲，主事者为阮元。嘉庆十四年（1809年），阮元任浙江巡抚时，仲春十九日，与顾星桥、陈村堂、石琢堂、郭频伽等同游灵隐寺。有人提及翁方纲欲藏《复初斋集》于灵隐的旧事，引起了大家兴趣。征得寺院同意后，于灵隐寺大悲佛阁后造木橱，按唐人宋之问《灵隐寺》一诗中的文字编号，一字一橱，选定寺僧玉峰、偶然二人负责登记造册，掌管书橱钥匙，并订出“灵隐书藏条例”，大致为：（1）送书入藏者，寺僧给一收到字票；（2）书不分部，惟以次第分号，收满一字号橱，再进下一字号橱；（3）每本书的封面与第一页加盖藏书印；（4）每书或写书名，或挂绵纸签，以便查验；（5）守藏僧二人，由盐运司月给香灯钱六两，送书来的人，如给钱则收下，作为日后修书增橱用，不给勿索；（6）藏书不准外借，烟灯不许近楼，寺僧有鬻借霉乱者，外人有携窃涂损者，一律追究责任；（7）每种书按经史子集分类；（8）守藏僧如出缺，由方丈秉公择明，遣知文字之僧补之；（9）书橱编号依宋之问《灵隐寺》一诗文字顺序。由于阮元不久即离任，灵隐书藏最终规模乏人记载，不知如何。这批藏书毁于太平天国战火。

知识链接

宋之问《灵隐寺》

鹫岭郁岧峣，龙宫锁寂寥。

楼观沧海日，门对浙江潮。

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

扪萝登塔远，刳木取泉遥。

霜薄花更发，冰轻叶未凋。

夙龄尚遐异，搜对涤烦嚣。

待入天台路，看余度石桥。

镇江焦山寺藏书

嘉庆十八年（1813年），阮元改任漕运总督。一日，阮元与焦山寺僧借庵、诗人王柳村游焦山时，又论及书藏事，决定在焦山仿灵隐书藏例，建焦山书藏。第二年，他命江都观察丁淮等人在焦山西麓海西庵内建楼五楹作藏书之所，命名为“焦山书藏”。规式仿照灵隐书藏成例，也作“焦山书藏条例”，所不同的有两点：一是香灯银增为十两；二是书橱顺序字号改用《痊鹤铭》，先用前35字，如满了，再用后42字。为给焦山书藏增色，阮元率先精选自藏图书206种，1400余册捐出，在他的影响下，各方名贤纷纷响应，捐赠不断。焦山书藏藏书最多时达3570种，4002部，59747卷，21470册，蔚为大观。焦山书藏建立之后，曾由山僧编成《焦山书藏目录》12卷，以捐书先后为序。1929年，《江苏通志》编辑委员会在焦山设立“焦山书藏委员会”，镇江耆旧张东山受聘编制目录，未成而卒，后由其子张祖言继其事，1934年完成《焦山书藏书目》六卷，分经、史，子、集、志、丛六编，著录藏书1834种，2041部，34447卷，12122册。1937年，日军攻占镇江，焦山书藏被抢掠、焚烧一空，令人痛心不已。

镇江焦山寺

天台山桐柏宫藏书

桐柏宫是中国南方著名的道观之一，位于浙江省著名的旅游胜地天台山。桐柏宫自古就号称是道教南宗的最早中心和圣地。传为江南吴越国王钱俶所建。

早在东汉时，著名的道教人物葛玄就在这里创立了道教“葛真君天台派”。到西晋时，魏华存夫人来到天台山修道，被后世尊为上清派第一代祖师。后来，又有宋朝人，出生于本地的张伯端创立紫阳派，后世尊他为道教南宗的始祖。

天台山桐柏宫

在桐柏宫鼎盛之时，天台山形成了以它为中心的大型道教建筑群，包括36宫、72观，以及108座主要宫观坛台，另外还有其他道教修行场所不计其数。附近的赤城山玉京洞被称为道教“十大洞天”之六，平桥镇是“南五祖”紫阳真人张伯端的出生地，桐柏宫则是张真人的道场。张伯端对道教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他最杰出的著作《悟真篇》，不仅是全真派道士的内丹经典，也是当今全世界气功界所尊崇的修行宝典。

天台山桐柏宫收藏道经200函，没被焚毁。桐柏宫道士对这些道经妥加保管，装潢华丽，并请名士为藏经宫观撰文纪事。然而，宋代金允中却在《上清灵宝大法》卷二十四中说，五代之末的钱仿偏安一隅，以行政命令的手段限期招集境内道书，拘集道童及僧寺行者胡乱抄录成200函《道藏》，“故其间颠倒错谬，不可胜纪。有脱字漏句，全不可读；有言辞鄙俚，昭然伪撰者。于今几三百年，更数世之后，不知始末，谓是道典果有此等经文。高识之士，自能剖决是非。浅学之人，执为正典，或取而引用，可乎？”可见，忠懿王钱仿虽欲保存道经，然因无学识，反而给后世“道藏”中引入一些错谬不堪的经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