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中原北方的石窟精粹

崇佛思潮影响到了石窟寺艺术领域，不仅有了僧俗人士直接为帝王国运祈福的作品，还相继涌现出了一批帝王将相们亲自督造的石窟寺，为全国佛教艺术界树立了范本模式。

第一节　中原大地的石窟

“中原逐鹿”，自古以来就是争夺天下霸权的代名词。位于黄河中游、太行山东西的河南、山西、河北、山东等地，是古代帝王们必争的战略要地，多少青史留名的英雄人物，都曾在这些地区一展雄姿。中原一带，也是中国汉地最早传播佛教的地区。十六国时代的战乱纷争，使著名高僧道安悟出了一个真理：如果不依靠国家的君主，就很难使佛法昌盛！北魏的佛教领袖法果在这个思想基础上，更提出了“皇帝就是当今的如来佛，僧人应该对他们恭敬礼拜”的口号。礼佛就是忠君，这是封建帝王们很乐意接受的。从此以后，国家君主们不仅大力提倡佛教，还往往借助佛教的作法来实现自己的某些思想意识。云冈和龙门，就是皇家石窟工程中的辉煌杰作。

龙门石窟

公元494年，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在洛阳市城南13公里的伊河入口处两岸，香山（东山）和龙门山（西山）两山对峙，远望犹如一座天然门阙，所以古称“伊阙”。此处山水相依，风景壮丽。北魏在迁都洛阳前后，就已在龙门山的古阳洞凿龛设像。随着迁都后政治中心的转移，皇室大规模的开凿石窟寺工程也从云冈，转向洛阳附近的龙门山。据记载，宣武帝下令仿云冈石窟，在龙门为孝文帝和文昭皇太后营建石窟各一所，于是，龙门石窟的开凿工程就大规模开始了。

龙门石窟古阳洞

龙门石窟中最早的是古阳洞，在这个巨大的天然溶洞里，早已开始了开龛造像的活动。迁都后，王公贵族竞相到这里，你开一龛，我开一龛，于是自底到顶，所有岩面都布满了龛像。正壁为一佛、二菩萨，左右壁各有三层龛像。洞内造像、题记、书法质朴古拙，所谓“龙门二十品”，其中有十九品均在此洞中。

宣武帝在宾阳洞为孝文帝和文昭皇太后各营建石窟一所，再加上又为宣武帝造石窟一所，就是今天的宾阳三洞。宾阳三洞中，仅中洞完成，也是真正由皇室创建的，是北魏后期的代表性洞窟。洞的大小与古阳洞相仿，窟内以三尊立佛为主体，包括弟子、胁侍菩萨和门外的二力士共雕大像13尊。前壁有著名的《帝后礼佛图》，但是已被劫往国外，成为纽约市艺术博物馆和堪萨斯纳尔逊艺术博物馆收藏的佳品。窟顶雕莲花和伎乐天。北魏后期的洞窟形制主要是继用云冈石窟中昙曜五窟马蹄形平面、穹隆顶的草庐形式。莲花洞亦建于北魏晚期，以一佛、二弟子、三尊像，高浮雕莲花藻井和繁细多致的佛龛装饰而驰名，与古阳洞、宾阳中洞并称为龙门北魏三大窟。

北朝造像是在云冈造像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它具有鲜明的民族特点和风格，并在形成中国式佛教艺术的进程中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对其他石窟也产生了影响。此后，东魏、北齐至隋唐均继续营建。

唐代是龙门造像时间最长、规模最大、题材内容更为丰富的重要阶段。唐高宗时期，主要是完成宾阳南、北洞及其又开凿的潜溪寺。约自武则天亲政至武周时期，是唐代造像代表形式的形成时期。此时为龙门开窟造像和艺术成就的鼎盛时期。这一时期有纪年的大、中型窟龛较多，其中以奉先寺大卢舍那像龛、惠简洞、万佛洞以及东山大万五佛洞、万佛沟高平郡王洞为代表。奉先寺是为高宗及武后开凿的大摩崖像龛，主佛高17米，据造像铭，武则天曾以皇后身份“助脂粉钱两万贯”，并率群臣参加卢舍那佛的“开光”仪式。大佛的脸高达4米，略显方形，一双细眉，形似弯月，两只眼睛微微向下俯视，嘴角带着微笑，两只大耳，快要与肩膀连在一起了。这一脸型，与历史书中对武则天的描绘一模一样。

雕像包括佛、弟子、菩萨、天王、力士等。弟子温顺老实，像虔诚的小和尚，菩萨穿着漂亮的衣服，和蔼可亲，天王和力士强壮有力，好像要上战场的勇士。群像布局严谨，刀法圆熟，是龙门造像的突出代表。

自中宗神龙年间至德宗贞元年间（705—804年），是唐代造像代表形式由成熟逐渐到衰退时期。造像的规模和数量远不如从前。纪年像题材中，弥勒像锐减，阿弥陀、地藏、观音较多。密宗造像在此期内盛行。万佛沟有千手千眼观音。造像形体已显滞重，比起初唐和盛唐的造像大为逊色。

值得一提的是龙门石窟碑刻题记之多，居全国石窟之冠。以碑版艺术久负盛名的魏碑体题记，不仅记载了北魏龙门石窟开凿的历史背景，而且以龙门十二品为代表的大量造像记，代表了当时书法艺术的时代风格和水平。唐碑中则有岑文本撰文、褚遂良书丹的《伊阙佛龛之碑》和开元十年（722年）补刻的《大卢舍那像龛记碑》，分别为初唐、盛唐楷书的代表。

龙门石窟是中国北方地区的佛教石窟寺。作为中原北方三大石窟群之一的龙门石窟，经过历代的开凿，在伊水两岸的东、西山上，南北绵延1公里长。两山现存窟龛2100多个，造像10万余身，碑刻题记3600多品，佛塔40余座。作为中国北魏晚期和唐代武则天时期的典型石窟，是中国石窟艺术发展趋势中的重要一环。1000多年来，龙门石窟受到自然侵蚀，也遭到人为的破坏。新中国成立后，对其进行了保护和维修。

巩县石窟寺

巩县石窟位于河南巩县寺湾村，北依大力山，隔山向北就是黄河。著名的东汉洛阳八关之一的“小平津”渡口，就在石窟西北5公里处，这里历来是捍卫洛阳的军事重镇。

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以后，曾在这里建立“希玄寺”。据《后魏孝文帝故希玄寺之碑》称：“昔魏孝文帝发迹全山，途遥玉塞。弯柘孤而望月，控骥马以追风。电转伊缠，云飞巩洛，爰止斯地，创建伽兰。”到了隋末年间，寺院已残破不堪，廊宇荒芜，法侣流离。唐初又重修庙宇，改称净土寺。中唐时又有禅德明演自洛阳敬爱寺振锡来此，得到李闲泉及夫人张氏的支持，寺院至此兴旺起来。金代兴定三年（公元1219年），净土寺改律寺为禅寺，由禅宗的祖昭为主持，祖昭也作过嵩山法王寺的主持，袭曹洞血脉。至明成化甲辰（公元1484年），河洛大旱，山泉光竭，草木焦枯，竟至人相食，寺宇破败，仅存石窟。此后还有过几次重要的整修活动。

巩县石窟是开凿在一片东西长约75米的崖面上的，规模虽不大，但很有特色。现有5个石窟，1个唐代千佛壁和328个北魏末至唐代的小龛。1—5号窟的平面都呈方形，其中1～4号窟都是方形、平顶、中央设中心石柱窟，大小也十分相近。第5号窟有所不同，不设中心柱，规模也略小一些。巩县石窟的一大特点是，在开凿前都有过周密的思考和设计，诸如窟形、规模、外观立面、中心柱、四壁壁面、窟顶及地面等等，而且都有明确的构图重心。迎面可见的中心柱正面佛龛，更是全窟的重心所在。各窟从窟外到窟内的雕刻，形成一个巨大的创作整体。

巩县石窟壁画

巩县石窟的另一个雕刻构图方面的特点是，融合了各种雕刻形式，充分利用自然光照所产生的明暗阴影来突出主题。各窟雕刻的总体构图，是由若干个大小形状、内容都各不相同的小面积构图所组成。这种总构图能获得较好的艺术效果，除一般习用的比例、对称、均衡等手段之外，还利用各种形式雕刻的不同技巧所产生的立体感来加强突出主题，因此这是一种立体的构图方式。

就立面布局而论，巩县石窟有两种典型形式，以1号、4号两窟为典型代表。1号窟外立面的中央由窟门、门上的方形明窗及门左右持杵金刚力士龛组成。形成了以窟门为中心的构图重心。在自然光的照射下，两侧金刚龛光影明亮而明窗及窟门尽在阴影中，二者对比鲜明，更突出了门窗的深邃。在两外侧各有一尖拱大龛，内刻一立佛二菩萨，起着陪衬和平衡的作用。窟的顶端与平拱相接处，都有莲花化生佛，下有垂幔。中心柱四面各有一个方形垂帐纹佛龛。南、北、西三面都刻一坐佛并二弟子二菩萨侍立。佛的左右，环绕飞天及莲花化生童子、佛有磨光而前倾的高肉髻，胸间束带，外着双领下垂式袈裟，衣褶垂覆于迭涩束腰方形台座前，衣纹均竖向。方形台座左右，各有正面立狮一身，唯有东面佛龛内主尊是一身弥勒菩萨，头戴宝冠，宝缯呈两个反向的“S”形。身着项圈、缨络与帔帛。作盘坐状，右脚向前伸出。

第4号窟是另外一种外立面构图，中央的窟门上雕饰了双龙尖拱火焰纹，门旁为立柱，取消了明窗。窟门左右持杵金刚力士也取消了龛形，使整体立面表现得简明而紧凑。窟内的雕刻风格则与3号石窟相同，估计是同时兴造的。与3号窟的主要不同点在于中心柱造像上。4号窟中心柱没有3号窟大，四面各方皆作上、下二层龛。上层四龛都是方形垂帐纹龛，三龛为佛，一龛为坐式菩萨。下层四龛为盝顶天幕龛，南北二面内刻坐佛，东面内刻坐式菩萨，西面内刻释伽、多宝二佛并坐。南面基座上刻二龙王并一夜叉，其他刻十神王等。

唐代千佛壁大龛在5号窟东侧，位于石窟群的最东边。龛额作圆拱形，高1.5米、宽2.1米，中间部位凹入石崖间，略呈“冂”字形。壁面可分两部分，上部3/4壁面用来造像，下部1/4刻出台基。正壁中心造善跏趺坐优填王一身，其下刻比丘僧思察乾封年造像记，引刻佛经一段。其余壁面刻以成排的千佛共999身。大龛左边外侧刻圆雕金那罗神王，足踏夜叉，手持宝剑；右边侧刻圆雕持剑护法神王，也踏夜叉。

巩县石窟保存的礼佛图，即大型供养行列是北魏后期难得的优秀作品，现存十余幅。礼佛图均在门壁的两侧，男左女右，尤以第1号窟的6幅最为完美。人物造像生动自然，总体气氛庄重、肃穆。

巩县石窟在北魏石窟中占有重要位置。如果我们把云冈、龙门与巩县之处石窟加以比较，便可以大致看出北魏石窟雕刻技艺的演化、进步过程。北魏早期的石窟，以云冈昙曜五窟为代表。这些石窟尺度高大，而窟内空间局促，雕像仍置于笼中，有些压抑。从雕刻艺术的布局上看，是一大缺欠。雕像本身的比例也不是太均称、适度。昙曜五窟之历受赞叹者，以其“真容巨壮”、“雕饰奇伟”而冠于一世。自昙曜五窟以后，北魏进入了雕刻艺术的革新时期。云冈二期石窟雕像，身躯比例适当，体态也较自然，脸形略长，面呈微笑，亲切动人，富于活力。衣纹开始用直平阶梯式刀法，着重线条的装饰趣味，有优美的韵律感。到了龙门、巩县石窟，体态则由略具动态而变成了静态，面容由微笑渐趋稍具笑意的神秘情态，下垂衣纹张开的强劲之势渐弱。龙门在人物造型上以秀骨清相为时尚，衣饰以褒衣博带为美，在雕刻艺术方面，龙门多吸收了南朝文化的养分，细致而老到。巩县则沿袭了龙门之制，更加沉静，但也逐渐走向了程式化。从构图角度看，云冈石窟还缺乏整体构图的观念，也不善于利用各种雕刻形式的对比手法来突出主题。当人们走进洞窟，虽感到美不胜收，但又感到难辨主次，有无所适从的感觉。但龙门与巩县石窟却将全窟作为一个主次分明的有机整体，从外立面到窟内都有统一的布局与构图。另外，此时的艺人们又善于用极薄的浅浮雕表现背光、礼佛图、供养菩萨等等，在“薄”中充分表现出雕刻的体积与层次，配合了主体造像的美而又不喧宾夺主。

天龙山石窟

在山西省太原市西南40公里的天龙山东西二峰的腰部，从东魏末年起凿建石窟，其后北齐、隋、唐续有开凿。

东魏、北齐的石窟中，东峰第2、3窟为东魏末年高欢摄政时期所营建，是天龙山石窟中最早的作品。均作方形窟，低坛，莲花藻井，窟内正壁及左右壁各凿一龛，龛中凿一佛、二菩萨，后壁佛结跏趺坐，左壁结跏趺坐佛与各壁胁侍菩萨则安设在圆莲座上。北齐时开凿的石窟有东峰第1窟和西峰第6、10窟，窟室作方形平面，圆顶，藻井刻莲花。窟内3壁3龛，龛侧雕作八角柱。正龛倚坐佛，仰莲圆佛座。正中雕摩尼珠，左右配以二狮子和二伎乐，二胁侍菩萨立于有梗圆莲座上。

隋唐时期开建的石窟，以东峰第8窟和西峰第9窟最为重要。东峰第8窟，规模居东峰之首。窟正面凿列柱式窟檐，东壁刻摩崖碑，世称《开皇石室铭》。窟内设中心塔柱，柱四面有佛龛，龛中配置一佛、二菩萨、二弟子，造型优美稳健，是上继北朝下启盛唐的杰作。西峰第9窟是唐代所建规模最大的石窟，位于天龙山石窟的中心，窟前原建有三重檐的高阁，现存二层壁面，上层雕高8米的倚坐弥勒佛，下层中央雕高约5米的十一面观音立像，左雕乘象普贤，右雕骑狮文殊。唐代造像妍丽丰腴，姿态优雅自如，是盛唐时期的杰作。

天龙山石窟

天龙山石窟是中国北方地区的佛教石窟。在天龙山的东峰有8窟，西峰有13窟，而以唐窟最多，有15窟，天龙山石窟中用圆雕法雕出的佛像，精美华丽，世称“天龙山样式”。

天龙山除石窟外，还有著名的佛寺，东峰偶灵寺，西峰天龙寺，以及开化寺、童子寺。石窟与佛寺紧密相连，形成整体。开化寺大佛近年在天龙山附近被重新发现，这座大佛同乐山大佛一样，在山头上雕出。据记载，唐晋州城西有童子寺，有大像，坐高约60米。北谷开化寺大像，高70米。唐高宗显庆末年，高宗与皇后还来过这里，可见两座大佛到唐时还保存得非常好。而且，从北齐开始雕倚坐大像，此后，在北方开凿大像成一代之风。天龙山的造像在中国造像史上是很著名的。20世纪20年代，日、美等国一些人不仅严重地破坏了石窟，还将150多件精美雕刻品盗凿劫往国外。现已在世界各地找到该石窟的雕刻品47件，其中的29件能确切认出是从天龙山哪一个洞窟中盗走的。天龙山石窟是国内石窟中破坏程度最严重的一处。

渑池鸿庆寺石窟

鸿庆寺位于河南省渑池县以东的石佛村，由新安铁门镇南涧河北岸，陇海铁路西行6.5公里，便是石佛村鸿庆寺小学，校西墙外，有高约五六十米的白鹿山，山脚下就是鸿庆寺石窟。

鸿庆寺石窟在小山东崖，现存四个石窟，全是北魏时期开凿的。其中北端第一窟，虽然前半部分崩坍，但从中心柱窟形、四壁残余的佛本行故事浮雕作品来看，应是北魏晚期的创作。明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重修白鹿山鸿庆寺古佛龛卧碑》序文中说，武周圣历元年（698）改名鸿庆寺。第二至第三窟保存的立体雕（唐代菩萨像），可以证明由唐到明鸿庆寺一直是佛教圣地。

安阳境内石窟

安阳的灵泉寺，位于安阳市西南30公里太行山支脉宝山的东麓，这一带保存着两所中小型的石窟洞。大留圣窟，开凿在灵泉寺以东0.5公里的岚峰山西麓断崖上，它原来是东魏的大和尚道凭于公元546年建造的一所修行窟，并没有什么雕刻。到了北齐时期，僧侣们又在这所窟内的地面中间向下凿成了一个倒凹字形的佛坛，并在坛上安置了三尊石雕坐佛像，在佛坛的侧面开龛雕出了象、风、火等八位神王像。这些造像都包含着典型的北齐时代风尚。

大住圣窟位于灵泉寺以西0.5公里的宝山南麓石灰岩断壁上，是由隋朝的名僧灵裕于公元589年开创的。在唐代和尚道宣写的《续高僧传》一书中，还有这位灵裕和尚的传记。大住圣窟的门外两侧，各有一身刻技精湛的浮雕护法神王像，窟内的平面基本是正方形的，在正、左、右三壁间各开凿了一个圆拱形大龛，龛内都雕着坐佛和两位胁侍菩萨立像，窟顶的中心是一朵大型的莲花，莲花的周围刻着六个身体态轻盈、随风飘舞的飞天。这种窟内布局仍然是北齐时代的传统。另外，在大住圣窟的前壁东侧，以线刻的形式排列着六层共24位罗汉坐像，它们的身下都刻着自己的名字，第一位是摩诃迦叶，第二位是阿难……第二十四位是释子比丘。这可能与佛教禅宗宣扬的传法世系有关，也是一份十分宝贵的石刻艺术资料。

小南海石窟

小南海石窟，位于安阳灵泉寺东南5公里善应村龟盖山南麓，面临着洹水，距离自然山泉——小南海不远，共有西、中、东三所石窟。中窟是在公元550～555年间，由灵山寺的和尚方法师开创，北齐国的国师僧稠禅师重莹修成的。西、东两窟的时代稍晚一些。这三所小窟都是略呈方形的平面，下有倒“凹”字形基坛，在坛上雕像，窟顶是覆斗形的。我们可以多少从中看到一些北魏龙门宾阳中洞以来的旧传统。这三所小窟在造像的安排上也是很有特点的：在正壁坛上安置的是主尊佛坐像，两侧各有一身胁侍立像；在侧壁高浮雕的佛、菩萨立像之间，还以浅浮雕的形式刻着供养比丘和俗家供养人的形象，僧稠的供养像也被刻在了中窟的北壁。在侧壁的上方有的刻着众多的佛教人物，有的刻着菩提树与莲花水池，似乎代表着特定的环境和佛教故事内容。这两种不同的雕刻手法相结合，空间也显得主次分明，排列有序，意趣盎然。

公谷造像遗迹

在济南城南40多公里柳埠镇东南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地方叫朗公谷。相传在古代，这个山谷中经常有老虎结群出没，给这里的百姓们带来了很大的灾难，以至于他们都不敢在夜间随便行走。公元351年，有一位名叫僧朗的和尚来到这个地方修道，建立了一座精舍。僧朗是位得道的高僧，他的到来，不但使这里的虎群猛兽望风归伏，百姓没有了路途中的灾患，就连各国的君主们也纷纷派人向他致意。当时正是十六国战乱，前秦主苻坚、后燕主慕容氏、后秦主姚兴都对僧朗十分钦重，派人请他出山，但僧朗都以年老多病辞谢了。北魏国主拓跋皀还曾受东晋孝武帝司马曜的嘱托，特地派人送书信和物品给僧朗。这一原本空旷的山谷，因为僧朗的名气，一座座壮丽的庙堂陆续建立起来，四方的佛家弟子纷纷前来追随僧朗学习佛法。以后，人们就习惯地称这里为“朗公谷”，而这个名字很自然地同古代山东最知名的佛教胜地合二为一了。

从南向北分布在山崖间的千佛崖造像，是朗公谷佛教胜迹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包括六所大龛和若干小龛。其中的一所龛中雕刻着两尊坐佛像，右侧的一身头部和膝部已经残缺不全了，而左侧的一身还保存完好，头顶有低平的肉髻，丰满的身体和面部，属于不太成熟的唐代雕刻作品。从龛间保存的铭文题记中可知，这是在唐太宗贞观十八年（644年）由一位和尚主持雕凿成的。还有两所龛都是在唐高宗显庆二年（657年）完成的：一所龛内雕的是结跏趺坐佛，造像主人是南平长公主；另一所龛内主佛是倚坐着的弥勒佛像，龛外两侧分别浮雕了一身勇猛的金刚力士，是由刘玄意出资造立的。在这里，还有两所左右毗邻、大小相仿的坐佛像龛，是在公元658年，由赵王李福出资建造的。李福是唐太宗李世民的第十三子，公元639年被封为赵王，根据小龛旁边的题记，我们知道李福在雕造这处佛时，他的官职是行青州刺史，这尊佛像是指明为唐太宗敬造的阿弥陀佛像，并且祝愿“四夷顺命，家国安宁，法界众生，普登佛道”。李福的佛像和龙门石窟宾阳中洞里魏王李泰为母亲造的正壁大佛十分相似，它们的左肩部位都垂着一条带子系着袈裟，这是比较特别的做法，恐怕并不是偶然的巧合。

朗公谷的千佛崖造像

知识链接

广元千佛崖的传说

广元千佛崖位于四川省广元市城北5公里的嘉陵江东岸，古栈道险阁——石柜阁就在崖南头，与皇泽寺隔江相望。千佛崖是四川境内规模最大的石窟群。1961年4月被国务院列为首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广元民间传说千佛崖和五佛寺是鲁班与徒弟赵巧比武留下的杰作。鲁班斧劈剑山，墨斗线开龙门，神功无比。其徒赵巧从师十余载，至小聪慧过人，常怀自大之心。赵巧要与师傅一比高低，相约在嘉陵江两岸的石壁上凿崖造像，时间以一夜为限。

翌日，赵巧造好佛像五尊。再到师傅处一看，千佛林立，重重叠叠13层，南北长200余米。最奇之处是造像后大量的石头不知去向。赵巧惊疑不解，鲁班告诉他说，石头已经用金船沿嘉陵水道转白龙江放置三堆（这就是利州区三堆镇的来历）。赵巧求见金船，鲁班说金船已经沉在千佛崖旁水底，用以驱邪镇妖。并言谁在一夜之间数清佛像的数目，金船自当浮出水面。

千佛崖石窟，题材丰富，雕刻技艺精湛，造像精美，可与同时期中原北方石窟相媲美，是西部地区重要的石窟群。它始凿于北魏晚期，以后历经西魏、北周、隋代的不断开凿，到了唐代臻于极盛，这个时期窟龛的数量占全崖造像的4/5，许多有代表性的窟龛大多开凿于此时。五代以后趋于衰落，宋、元、明、清多为妆銮佛像之举，清代续有雕凿，其开凿历史绵延1400余年，被誉为中国西部历史石刻艺术明珠。

千佛崖的造像，无疑是济南地区佛教艺术中比较重要的一处。

另外，还有佛峪寺摩崖造像，分布在济南城南约13公里的兴隆山腰，共五层约50多所摩崖像龛。在它们当中，保存着许多隋朝的纪年题记，是中国范围内隋朝题记最多的一处佛教艺术群体，因此也是研究隋朝雕刻艺术的宝贵资料。济南市南部的千佛山上也有一批摩崖佛龛，其中大约有五所是在北朝时期刻成的，最早的纪年铭文是北魏孝明帝元诩正光二年（521年）。还有一些造像是在隋文帝杨坚执政时期刻成的。济南市东南18公里处的龙洞，是一所天然的石窟洞，里面的石壁上凿出了十多个佛龛，最早的造像是在东魏孝静帝元善见天平四年（537年）刻成的，其中也有隋炀帝时代和元朝的作品。这些石窟造像，同千佛崖一起组成了济南附近的佛教艺术网络。

青州市也是山东省保存佛教石刻造像的重要地区。云门山在青州城东南约4公里的王家庄附近，王家庄的西南有驼山石窟，东北有云门山石窟，两山相距大约1.5公里。驼山是南北横亘的山岭，在山的半腰崖间开凿了五所石窟和一些摩崖造像龛。驼山第1窟的平面是纵长方形的，正壁的主尊两侧各有一身比较小的弟子像，左右侧壁上分别雕刻了两身立菩萨像和一身力士像。最特别的是主尊坐像，它的头部完全是佛的形象，身上也穿着佛像习惯用的袒裸右肩式的袈裟，但在脖子下却装饰着一圈联珠和莲花瓣，裸露的右臂上还佩戴着臂钏，这些打扮却又像是菩萨的。其实，它仍然是一尊佛像，只不过是佛教里的秘密教（天台山所立化四教之一）所尊奉的大日如来像，是释迦牟尼的法身像。这所石窟是在武则天执政时期开凿出来的，那时秘密教在中国还不太流行，因此，它也就显得十分珍贵了。

青州驼山佛像

驼山第3窟的主尊是一身巨大的坐佛像，它的右手掌放在右胸前部，表示它正在给弟子们说法。这尊佛像的身躯丰硕，但显得有些僵直，带有北齐佛像的遗风，它的身旁整齐地排列着众多的小佛像。在大佛像的台座前面，铭刻着这样一些字：“大像主青州总管柱国平桑公。”据专家学者们的考证，这位平桑公名叫韦操，是北周和隋朝比较有名的官吏。隋文帝杨坚当年在北周作丞相的时候，尉迟迥起兵叛乱，韦操奉命带兵平息了这次事变，被朝廷晋封为平桑郡公，以后担任过青州和荆州的总管，死在了自己的任上。《隋书·韦世康》中有韦操的传记，我们根据这些资料，可以推测出驼山第3窟大概是在隋文帝执政的前段时间里开凿完成的。因为此处原来是属于北齐国的区域，所以也就不可避免地较多继承了北齐的艺术风格。同样，驼山第2窟的主佛像也包含着相同的特色，看来，它也应该是隋文帝时期的作品了。

云门山是一座东西走向的高峰，在山的南面中部，开凿着三所洞窟和两大龛。两所大龛间保存着隋文帝时代的铭文题记，应该是那个时候的作品。其他的三所石窟却呈现出了唐代的风貌，在其中一所洞窟里，有唐玄宗李隆基开元十九年（731年）雕刻的倚坐弥勒佛像，周围是一片位于小龛内的千佛像，排列得很整齐。

济南和青州地区的现存石窟雕刻艺术，都是在崇信佛教的地方高级官吏的提倡和影响之下，逐渐发展起来的。如果从它们的艺术风格上观察，还不难发现受到洛阳地区的影响的因素，另外，还有它们鲜明的地方特色，这些将有待于进一步系统地研究，才能理清楚这些艺术形成的总体脉络。

在山东省的其他地区，如曲阜城南10公里武家村东南的九龙山北部山脚下，还有六所摩崖佛龛，从保存下来的唐玄宗天宝十五载（公元756年）题记和佛像的风格上看，都应该是唐朝制作完成的。

黄石崖与千佛山石窟

黄石崖在济南城南千佛山的后面。沿山向东到东峪口，从口内可望见东南谷中开元寺摩崖大佛像的头部。由峪口南转而向西一公里，就是峭壁天成的黄石崖窟壁。窟群西北向，有四五个小龛，最东的窟是沿天然石洞开凿，有许多佛和菩萨形象。小龛下有题记，最早的是北魏正光二年（521年），最晚的是东魏兴和二年（540年）。但从造像的风格看，其时代应在北魏末期，再从大窟东的一小龛造像看，又是初唐风格。

千佛山的摩崖造像，是在山的前面。根据造像题记，是由隋开皇元年至开皇二十年期间陆续雕造出来的。

此外，济南东南18公里的龙洞，是天然石窟，凿出十余个龛。根据题记，最早的造像是东魏孝静帝（元善见）天平四年（537年），一直延续到隋大业三年（607年）以至元仁宗延祐五年（1318年）。

益都云门山石窟

益都云门山在益都城东南约4公里的王家庄附近，庄东北为云门山石窟，庄西南是驼山石窟，两山相距约1.5公里。

云门山石窟

云门山是东西横亘的高峰，在山南半腰中，开凿了2个大龛和3个中型窟。大龛外面，有附加窟檐的痕迹，唐太宗时称作“大云寺”。在窟龛的左右，凿有许多小龛和宋、明、清时游人的题记。

从云门山第一、二号大龛中的菩萨像雕造的高宝冠、宝缯下垂、帔巾横于腹间一道，及衣带下垂的风格，再从隋开皇十年（590年）、开皇十九年、仁寿二年（602年）的各小龛题记来看，这大龛开凿的时间，应在开皇十年以前。其他三个小窟，以方形低坛基，题材加进力士的形象，及开元十九年（731）题记，可以证明是盛唐时期的创作。

佛峪寺摩崖造像

该造像在济南城南约13公里的兴隆山山腰。由北而南，坐东向西，开五层龛。第一层有五个大龛，第二层刻三十二身佛像，第三层主要有四个大龛，第四层有一个龛及千佛像，第五层有大龛六至七个。开创时间，据题记最早的是隋开皇四年（584年），最晚的是开皇二十年（600年）。以后金、元时代也有雕造。以全国石窟而论，佛峪寺摩崖造像，是隋代题记最多的一处，而且造型很美，是除莫高窟以外，为各地隋代造像所不及的。

佛峪寺摩崖造像

知识链接

响堂寺石窟

响堂寺石窟是中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位于邯郸城西南35公里处峰峰矿区响堂山（鼓山）上，有南北两处。

北响堂有一座石窟，外面石壁上还留有木构亭阁建筑，红柱灰瓦，背依山壁。但有些雕刻已经残缺不全。因为历史悠久，历代都有破损。

南响堂寺有石窟七座，随山势营造，分上下两层。下层“华严”和“般若”两洞形为支梯，中有方柱，后壁下凿有通道，以便礼佛时通行。龛内佛像虽遭破坏，但洞壁上佛典经文仍清晰可辨。据记载，这些佛经有的历刻四年之久，字体方正，结构浑朴，笔力雄健刚劲，是研究书法演变的珍贵文物。由洞前的“之”字形石阶向上走去，为二层五窟，这五窟中“千佛洞”最为壮观。洞内有石佛1028尊，因此，名为“千佛洞”。窟内三壁龛，各龛均有一佛和两罗汉两菩萨五尊像，左面坐佛两足踏在从狮子口中吐出的双头莲花上，颇为新颖别致。窟内释迦牟尼坐像，面容光滑圆润，嘴唇微微上翘，长耳垂肩，神情和善安详。窟壁的小佛像一排排，鳞次栉比，琳琅满目。窟顶部的伎乐、飞天，雕刻精巧，裙带飘逸，姿容妩媚，有的手弹箜篌或圆琴，有的口吹竹笙或横笛，形象颇为生动。

南北响堂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其光辉灿烂的石窟艺术，是我国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是研究我国雕刻、绘画、书法、佛教发展的一座艺术宝库。

第二节　北国风采的瑞颜宝相

云冈石窟

云冈石窟位于山西省大同市西15千米处武州川峪谷北岸、云冈村北的悬崖下，东西绵延1000米，现存大小洞窟147个（其中编号洞窟53个），据不完全统计，尚存佛像5.1万余身，佛像最高达17米有余，小的造像仅有数厘米。石雕造型以佛像、菩萨像为主，辅以众弟子、飞天和供养人浮雕，另有殿堂、浮屠、法器、乐器以及花木、鸟兽等等，琳琅满目，美不胜收。

山西高原北部，有一个著名的煤都大同市，市西有一处享有世界声誉的艺术宝库，即云冈石窟。

云冈石窟坐落在大同城西16公里的武周山南麓武周川峡谷北岸的断崖上。它依山开凿，东西绵延约1公里。现存主要洞窟分成东、中、西三区，共45个。此外还有许多小型洞窟，共计1100多个，大小造像5.1万余尊。其中的大窟如昙曜五窟和各组双窟多建成于北魏文成帝和平元年（460年）至孝文帝太和十八年（494年）之间。小窟龛的开凿则一直延续到孝明帝正光六年（525年）。唐朝和辽代仅有个别石窟的开凿和修理，但辽代在此则建有10座大寺。清代以来，云冈石窟鲜为人知。直到20世纪初，才有中国著名学者陈垣、叶恭绰，日本人常槃大定等加以报道，引起人们的注意。云冈石窟是中国中原北方地区开凿年代较早，又是以北魏石窟群为主体的石窟，因此，它对周围各地区石窟有很大影响。云冈石窟与龙门石窟、敦煌石窟并称为中国“三大窟”。

云冈石窟

云冈石窟最早开凿于北魏中期，具体开凿年代，一说为北魏文成帝兴安二年（453年），一说为文成帝初年（452年）。为什么北魏王要在此凿窟呢？首先，自北魏道武帝天兴元年（398年）到文成帝元年，平城作为北魏都城已达半个世纪，具有一定规模；其次，武周山地是旧京盛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境内）与新都平城之间往来的交通要道，从拓跋嗣明元帝（409～423年）开始，这里又成为皇室行幸祈福之地；最后，因佛教在平城已有相当发展，而佛教僧人又要求佛教徒礼拜皇帝，声称皇帝为当今如来，拜天子乃是拜佛，故兴佛有利于皇帝统治。北魏太武帝太延五年（439年）灭北凉，迁凉州（今甘肃武威）僧徒3000多人和吏民3万户于平城，造成了“象教（即佛教）弥增”的局面；太武帝太平真君七年（446年）行毁佛令，而文成帝即位后于兴安元年（452年），又下令恢复佛法，令造石像如帝身。兴光元年（454年）又下令于五级大寺为北魏太祖以下五帝（即道武、明元、太武、景穆、文成帝）铸释迦立像五尊，佛教更加发展。兴安二年（453年）召凉州名僧昙曜至平城，和平元年（460年）又任其为沙门统（官名），尊以为师。这些情况都为云冈石窟的开凿创造了条件，使云冈变成北魏都城附近新的佛教圣地。

云冈石窟在北魏时期按开凿先后，可分为三批。

第一批为文成帝初期，昙曜开凿的五窟。昙曜于京西武周山开凿五窟，各刻造佛像一尊。昙曜开五窟处于云冈石窟群的中部，平面皆作马蹄形，穹窿形顶，大体上系模仿印度椭圆形的草庐式。

第二批，开凿于孝文帝迁都洛阳以前（465～494年）的时期。这一时期所开之窟即现在的中区及东区的一部分石窟，与前期比较，形制、题材都有不同，呈现一种清秀雍容、雕饰奇丽的新风格。主要石窟有五组，其中四组为双窟，一组为三窟。这个时期石窟平面多为方形，有前、后室，可分为佛殿窟和塔庙窟两个类别。塔庙窟中立有塔柱。壁面雕刻多呈上下重层的布局。造像题材多样，大像减少，开始出现世俗供养人雕刻。北魏孝文帝太和十三年（489年）前后，出现褒衣博带式佛装，这是和孝文帝实行的一系列改革，包括服制改革相一致的。这一时期石窟中最早开凿的为第七、第八组双窟，大约完成于孝文帝初期。在这组石窟中又最早出现着佛装交脚弥勒、护法诸天神和大型供养人等雕像。第九、第十组双窟，可能是太和八年至十三年（484—489年）为孝文帝所建石窟。这组双窟中又出现了仿汉族木结构窟檐、屋形龛等中原传统建筑形式的雕刻。这一时期石窟的特点反映了云冈石窟乃至北方石窟中国化的进程已经开始。

第三批，开凿于迁都洛阳以后至孝明帝正光五年（494～524年），主要石窟多分布在20窟以西。这时期多为不成组的中小石窟，补刻小龛较普遍，洞窟内部日趋方整。佛像面容清瘦，长颈，削肩，被称之“秀骨清像”。佛装全为褒衣博带式。这时期窟龛有四种类型，即塔庙窟、千佛龛、四壁三龛式中小窟、四壁重龛式中小窟。这时云冈造像艺术更臻成熟，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石窟龛数量增多、中小石窟成为主体的情况反映了北魏晚期佛教的泛滥。

唐代以后，云冈石窟中值得一记的是辽代对云冈各窟的大规模修建。据《金碑》记载：辽代在兴宗耶律宗真和道宗耶律洪基时期（1031～1100年），曾在云冈石窟大兴土木，主要是建造通乐、灵岩、鲸崇、镇国、护国、天宫、崇福、童子、华严、兜率十大寺。根据考古发掘的材料证明，辽代修建十大寺的方位，约当现编号的1—20窟前。同时在第13窟南壁佛龛上发现的铭记表明，辽代曾修过大小佛像1876尊，这说明辽代统治者对佛教是重视的。

使人们感到痛心的是，大同云冈石窟与敦煌莫高窟一样，一些佛像也被盗窃，据不完全统计，被盗佛像共达1400多尊。

昙曜五窟

所谓“昙曜五窟”，分别是现在云冈石窟群中的第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窟。其总体设计以主佛五方佛象征北魏5位帝身；以北魏拓跋氏立国之“数用五”，儒家之“纲常五”，阴阳家之“五行说”等为指导思想，镌就成了一个万世不朽、永世无劫、“上摩高天，下蟠厚地，与天地同久”的石质佛国。

公元460年，时在文成帝和平元年，文成帝决定在武州山“凿山石壁，开窟五所，镌建佛像各一”，史称“昙曜五窟”。“昙曜五窟”的开凿拉开了云冈石窟大兴开窟造像的帷幕。

昙曜在武州山下灵岩石窟旁的通乐寺中，身伴青灯黄卷，耳听石鼓寒泉，除了翻译佛经、朝参暮礼外，想得最多的是如何使佛永驻京都平城。

他曾在如斧削刀斩般的武州山断岩边久久冥想：为何7年前，一场变故，佛寺栋宇尽遭焚劫，圣像法器毁坏无遗，造成释氏灾难性的“太武之厄”？尽管当今的文成帝一反其祖太武帝之意，悉心复佛，但谁能保证文成帝有朝一日不会变卦呢？谁又能保证文成帝之后的其他皇帝不再来一次“法难”呢？

昙曜五窟之一

昙曜就这样苦苦冥想了7年，忽一日眼前的断岩巨石和先辈法果高僧的“皇帝即当今如来”之语，给了他启发和灵感：开石窟造如帝身的大石佛，以成大功，传永世。后来，昙曜将他欲在武州山开窟造像的计划，向文成帝陈述了一番。文成帝心领神会，马上予以批准。

作为云冈石窟第一期的昙曜五窟，是北魏佛教具有强烈国家政治色彩的反映。“不依国王，则法事难立”，北魏佛教依靠世俗王权的特点尤为明显，道武帝时的道人统法果，公开要求佛教徒礼拜皇帝。兴安元年（452年）诏令仿照文城帝身样形象雕石像。兴光元年（454年）又命于五级大寺内，为太祖以下五帝铸释迦像五身。昙曜五窟正是依照这种礼佛即拜皇帝的构想雕造的。

这五个窟中，主佛形体高大，占据窟内主要位置。根据主像和石窟布局，五窟可分为二组。第18、19、20窟为一组，都以佛装三世佛（过去、现在、未来佛）为主像。19窟左右二主像处于窟外东、西耳洞中。19窟是这一组的中心窟，开凿的时间也最早。第16、17窟为另一组。17窟主像也是三世佛，正中是菩萨装的未来佛交脚弥勒菩萨。16窟主像是单一的释迦立像。如果依据为太祖以下五帝各造一像奉的说法，有人推测，这主像为释迦佛的16窟，相当于当时在位的文成帝，主像是交脚弥勒菩萨的17窟，相当于未即位就死去的景穆帝。而18、19、20窟，则应分别相当于太武帝、明元帝和道武帝。

也有学者认为这种说法是错误地使用了类推法，并把兴光5年铸五身释迦立像的事推论到昙曜造五窟上来。昙曜所设计的五窟，当另有用意。可能是为了表示佛法悠久、历劫不灭的大道理，这当然是针对着毁佛时指控佛法“虚诞”、胡神“无有”所作的反击。如果此假设合理，则这五佛应当是“过去三佛”、释迦和弥勒。过去三佛是拘楼秦佛、拘那含牟尼佛、迦叶佛。法显在僧伽施国就曾赡礼过“过去三佛并释迦文佛坐处”的纪念塔。18窟立佛袈裟上遍现“千佛”，似表现“贤劫千佛”者，鸠摩罗什译《千佛因缘经》，备说贤劫千佛的图像，释迦是贤劫的第四佛。依佛教的理论，“劫”是一种极长的时间概念。过去有“庄严劫”，现在有“贤劫”，未来有“星宿劫”。每劫各有千佛出世，足见佛法“永存”。

昙曜五窟是凉州佛教艺术的典型遗存，具有浓郁的西域风格。太武帝灭北凉，将凉州僧徒3000人，宗教、吏民3万户迁到平城，其中不乏长于造像的工匠和著名的禅僧。如前所述，凉州自前凉（314～317年）张轨以来，一直为中国西北的佛教中心，也是禅学最盛之地。凉州的工匠、禅僧来到平城，对这里的佛教艺术产生了直接的影响，曾创建麦积山石窟的凉州禅僧玄高，太延5年（439年）也到达平城，受到太武帝的敬重，成了太子晃的老师。文成帝复佛法后任道人统的师贤和任沙门统的昙曜，都是著名的凉州禅师。县曜向“以禅业见称”，文献记载，北魏云冈石窟中的三世佛、释迦、弥勒和千佛，又都是一般习禅僧人禅观的主要对象。因此，这些巨大的石窟，很可能是为了广聚沙门同修禅法之用的。凉州禅学就此对北魏佛教有直接的影响。云冈石窟第一期造像的基本力量也应来自凉州。《魏书·释老志》记载：“太安初（455年），有狮子国（今斯里兰卡）胡沙门邦奢遗多、浮陀难提等五人，举佛像三，到京师。皆云：备历西域诸国，见佛影迹及肉髻，外国诸王相承，咸遣工匠，摹写其容，莫能及难提所造者，去十余步，视之炳然，转近转微。又沙勒（新疆喀什）胡沙门，赴京师致佛钵并画像迹。”平城作为当时中国北方的政治、宗教和文化中心，集中全国各地的能工巧匠，汲取、融合多种艺术风格，开凿出规模宏大的云冈石窟，它既有凉州造像的基本特征，又明显地带有自己的风格。

昙曜五窟，平面都呈马蹄形（方形抹圆角），穹隆顶，大体上都模拟印度椭圆形的草庐形式。五个窟中主佛都高逾十数米，第20窟至佛身后还凿有低窄的隧道，很明显，这是受到龟兹石窟中大像窟作法的启示。

这一时期的佛像，高肉髻，面相丰圆，颧骨不高，鼻筋高隆，眉眼细长，蓄八字须，两肩齐挺，身躯壮硕。佛像服装，或右袒，或通肩。着袒右肩佛装者，上身内着僧祗支，外披袈裟，僧祗支上方格纹，同敦煌莫高窟及麦积山、炳灵寺早期造像相似。右肩半披袈裟，边刻联珠纹及折带纹。菩萨像圆脸，短身，头戴宝冠，宝缯翻飞。有的冠作三珠新月冠，接近龟兹壁画中的菩萨像，裸上身，佩项圈、短璎珞和蛇形饰物，下着羊肠大裙。臂饰臂钏和手镯。衣纹雕刻较浅，主要是在凸起的衣纹上刻阴线，细腻匀称，轻薄贴体，用以表现身体的起伏变化。有些造像，如第20窟主佛，身着质料厚重、衣纹凸起的服装，反映了犍陀罗造像和中亚牧区服装的特点。有些造像，如第18窟主佛，则着轻薄贴体、衣纹紧密的服装，反映了印度恒河流域一带笈多造像的某种特点。这种纷然杂陈、百花齐放的造像风格，融多种造像样式于一炉并加以创造的情形，正是云冈早期造像的显著特色。

就雕刻艺术而言，北魏雕刻艺术是我国传统雕刻艺术的延续和发展。云冈石窟雕刻，就是富有才华的北魏各族优秀艺术工匠，积累长期艺术实践的丰富经验，有选择地吸收外来、外地艺术的创造成就，并使之融汇到中国艺术中的生动体现。在雕刻技巧上，云冈昙曜五窟雕刻继承了汉画像石的传统技法，往往在造像浑圆的身体上，用阴线刻画衣纹。许多大像，继承利用大面积保持完整统一效果的手法，给人以鲜明、雄伟的印象。在细部表现上，也有不少出色之笔。如第18窟半浮雕弟子，上半身作圆雕处理，跃然壁外；大佛手脚，柔中有刚，透出肌肉运动的质感，造像的瞳孔，因艺术家巧妙的处理，使原来没有生命的雕像，焕发出感人至深的情愫。第20窟大佛作为云冈石窟的代表作，以一种崭新的视野，博大、恢宏的气魄和撼动人心的力度，代表着我国早期佛像的高水平。另外，鲜卑拓跋部以“幽都之北、广漠之野”，战胜“九阻八难”，登上了震惊东亚和中亚的历史舞台，在动荡、艰苦与险恶的历史环境中担负了统一中国北方的崇高重任。民族的英雄气魄、顽强的意志和拼搏精神必然纯真地表现出力的美、人格的美和坚定的永恒信念，而昙曜五窟的五尊大佛，以其崇高、伟岸、粗犷、不可一世的气概，通过石破天惊的艺术表现，真正做到了“证明自我”和“人格写意”的效果，在中国雕刻艺术史上留下了重要的一页。

宝岩寺石窟

该石窟在太行山脉林虑山麓的平顺县东南与河南林县交界处，距平顺约四五十公里，依山凿出2个石窟群。全寺有7个院，每个院内都有许多窟龛。每个窟都开凿出了像木建筑殿堂式的外形。窟内雕刻以第五窟外部69幅压地隐起的水陆图最有价值。根据明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建西方四十八愿殿像记》碑文记载，开创的时间约在15世纪下半叶，即明世宗嘉靖初年到27年。

此外，吉县城南的挂甲山，也保存有很多摩崖造像，有的造像有开皇二年（582年）、宋熙宁二年（1069年）、金皇统五年（1145年）、大定九年（1169年）等题记。城东7公里的乡宁城，还有隋代开凿的千佛洞。

龙山道教石窟

龙山道教石窟

山西是南宋、金、元之际归蒙古族统治较早的地区之一，也是道教的一支——全真道早期得到较大发展的地区之一。龙山石窟造像题材，除少数道教普遍敬奉的三清尊神外，大多是该支派尊为开山祖师的造像。

龙山道教石窟，主要开凿于元太宗六年（1234年），大道人宋德芳主持营造。宋德芳号披云子，山东莱州掖城人。金大定二十二年（1182年）生，丘处机弟子。兴定四年，随师赴西域乃蛮国（今内蒙古科不多地区）拜见元太祖成吉思汗，三载还燕，师封“国师”，弟子受宠，后提点教门，往返于大都、平阳、终南山之间，主持醮事。

龙山道教石窟是全国保存下来的唯一的一处道教石窟。它位于太原晋祠西北山中约六七公里处，共有6个窟。其中主要造像有：三清像、三天尊像、玄门列祖像，以及开创这窟群的宋德芳像。石窟内有道教石雕像66尊、浮雕云龙8条以及双凤藻井、仙鹤等诸多石雕。雕像风格朴实、凝练、庄重，衣饰简洁、褶皱分明，与佛教石窟雕像风格迥异。有的龛内的两侧及前壁还留有元代的题记。造像组合多袭取佛教造像形式，无明显特征。如三清洞，正壁雕刻道教的最高神癨——元始天尊、太上道君、太上老君，两旁分别围拢着坐立相间的值日神，西壁刻有李志全祝文。正面主尊（元始天尊）高1.7米。

其左右太上道君、太上老君各高1.65米；两旁之值日神高1.6、1.5、1.4米不等。雕像多已残破，完好者仅1/3。卧如洞（或曰升仙洞）正中为吕祖升仙，吕洞宾着道士服装，枕右胁而卧，如佛涅槃，二道童恭立左右。三大法师龛、七真龛中顶部凤纹、龙纹藻井，颇为精致，堪称佳品。整个龙山造像雕刻朴实，形象敦厚，但缺少变化，较呆板。

山石窟规模虽不大，但雕凿技术奇特，面型方圆。衣饰沉厚，线条简练，风格粗犷，生活气息浓郁。我国石窟造像多为佛教题材，此窟甚异，内容全为道府诸神和立门列祖，截至目前所知，尚属海内孤例，亦可称之为元代道教雕像的代表作。1957年公布为省级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南北响堂石窟

邺城遗址，位于河北省临漳县西南12.5公里处，包括南北毗连的两个城址。北邺城相传创建于春秋时代，公元204年，曹操击破袁绍以后，曾把这里作为自己的国都。东魏迁都以后，又在北邺城的南部修建了一座南邺城，作为高氏政权的都城。据《洛阳伽蓝记》的记载，高欢当初在迁都的时候，洛阳一带很多寺院的和尚尼姑，也都跟着一同来到了邺城。因此，原来洛阳地区的佛教事业，基本被转移到了邺城，开始了新的发展。公元550年，高欢的次子高洋取代东魏建立了北齐。高氏集团的统治者们对佛教始终是崇奉的，在他们的直接倡导下，邺城一带的寺院在北齐末年发展到了4000多所，僧尼总数达到了8万人，形成了一个东方佛教的发展中心。今天，昔日繁盛的佛教事业连同它们所在的城市，一同被湮没到了地下，那些壮丽的寺院景观也早已被农家的耕地所取代了。所幸的是，在邺城西南的安阳地区和西北方的邯郸地区，还保存着一些当年开凿的石窟群，是人们探索东魏北齐佛教艺术的重要资料。

高欢在迁都邺城的时候，还把晋阳（今山西太原）作为陪都。北齐建立后，确定了邺城为上都，晋阳为下都。北齐的几位皇帝一般是夏天居住在晋阳避暑，到了秋天再返回邺城。于是，在东魏、北齐的帝王将相们频繁地往来于两都之间的交通要道上，便兴起了一系列的行宫和寺院，响堂山石窟群就是其中著名的范例。响堂山石窟，包括北响堂、南响堂和小响堂三处，都位于河北省邯郸市峰峰矿区鼓山山麓。北响堂在和村东南鼓山山腰处，山下有常乐寺遗址；南响堂位于滏阳河左岸，与北响堂相距约15公里；小响堂又叫水浴寺，位于鼓山东坡、北响堂以东的薛村东山上。

邺城遗址

在北响堂山下的常乐寺遗址中，有一块公元1159年立的石碑记载说：北齐的文宣帝高洋经常从邺都到晋阳去，往来于鼓山山下，就在这里修建了一座离宫以备巡幸之用。有一次，他看见山腰间有数百名僧人正在举行佛教活动，就在那里开凿了3所石窟，雕刻了许多佛像，还在山下建了这座寺院。北响堂石窟现存有石窟9所，还有若干佛龛，其中以北洞、中洞、南洞最具有代表性。

北洞俗称大佛洞，是北响堂石窟群中规模最大的一所，它的窟室内部大约12米，窟顶高约11.6米，中间立着边长近6米的巨大的中心塔柱，前面和左右两侧开龛造像，而在塔柱的后面雕出过洞，以供僧侣们绕行礼拜。中心柱三面的大龛都是天幕状的，幕顶装饰着山花、蕉叶，龛内的造像是坐佛与胁侍立菩萨，正面龛内的主佛像高达3.5米，是响堂山石窟中最大的一尊佛像。中心柱基座的表面，还开龛雕刻着树、河等诸神王像。在窟室的左右两壁与后壁过洞的两侧，雕刻着一系列覆钵塔状的大龛，龛两侧的立柱由跪状的怪兽承托着，柱顶装饰着火焰宝珠，柱身上还浮雕着精美的缠枝忍冬图案，在龛顶的覆钵体上面，有仰莲、相轮、忍冬和火焰宝珠共同组成的华丽的塔刹。可惜的是，这些龛内的造像在1912年被盗凿一空，现在的雕像是在1922年补做的。北洞的前壁上开了三个明窗，左右两侧各有一所佛龛，在龛与窟门间的两侧壁面上，原来雕刻着宏伟壮观的礼佛人物行列，现存只能看见少数人物的遗痕。这所大型中心柱窟，在内容布局与雕刻装饰方面，明显地继承着巩县石窟寺中北魏中心柱窟的做法。它很可能是在东魏末年已经开始创建了，而最终完成于北齐高洋做皇帝的年代里（550～559年），是最著名的北齐皇家石窟寺。

北响堂山石窟

北响堂的中洞俗称释迦洞，也是一所布局与装饰同北洞相近的中心塔柱窟，只是在规模上远不如北洞。它的外立面雕刻保存完好，可以清楚地看到原来的面貌：在洞窟的门外两侧分别雕着菩萨立像，再外的两侧龛内，又各雕着一身穿着甲胄的天王立像；门外的前廊处立着几根八角形的檐柱，中间的两根下部有狮子柱础；在前廊上部的崖面上，雕出覆钵塔状的窟顶，并有忍冬叶与火焰宝珠等组成的塔刹，形成了最具有北齐特色的塔形窟。

南洞俗称刻经洞，因为在这所洞窟的内外壁面上保存着许多石刻佛经，还有一块公元572年刻成的北齐晋昌郡开国公唐邕的写经碑。这里的石刻经文有《维摩诘所说经》、《弥勒下生经》、《无量寿经》等，都是很有名的大乘佛教经典。南洞外立面的上方也雕出覆钵塔形，但它的内部却是在正、左、右三壁上各开了一所大龛的佛殿窟，大龛内雕着坐佛与二弟子四菩萨像，龛外的立面刻着华美的天幕装饰。

在北响堂的北齐石窟中，所有佛教人物的雕像都一反北魏晚期的清瘦模式，创造出了一种造型健壮、敦实厚重的风范。它们穿着的服装都是轻薄的，仅仅刻着稀疏的衣纹，有的佛像又穿上了传自印度的通肩式袈裟，这些都似乎与高氏政权坚持鲜卑族的习俗有关。北响堂的这些皇家风范，还大大地影响着其他地区石窟寺的开凿和寺院佛像的制作。

南响堂石窟群的第1、2窟是中心塔柱窟，它们的基本构造同北响堂的北洞、中洞有很多相似之处；其他五所洞窟都位于第1、2窟的上层，都是佛殿窟的形式。在第2窟门外两侧的龛内，被隋代磨平后刻成了《滏山石窟之碑》，上面记载着在北齐后主高纬当皇帝的第一年，也就是公元565年，由灵化寺的和尚慧义辟山草创了南响堂，后来由当朝宰相高阿那肱出资兴建成了这处石窟寺院。到了北齐末年，不信佛教的北周武帝宇文邕的军队打到了这里，砸毁了不少石窟里的佛像，所以，这里的佛教雕刻早已是残缺不全了。第7窟的保存状况是最好的，窟门外立着檐柱，上面雕成了屋檐的形状，在檐柱之间分别在窟门两侧开龛造立着金刚力士像。第7窟的内部结构很像北响堂的南洞，在正、左、右三壁上各开了一所天幕形大龛，龛内雕刻着一佛二菩萨二弟子像，龛下基坛的表面壶门间，浮雕着系列神王的形象。从现存的南响堂石窟造像风格来看，虽然它们的身躯仍然是敦厚的，但已不像北响堂那样健壮有力了。

小响堂石窟中的西窟，是一所中型的中心塔柱式洞窟。在中心塔柱的正、左、右三面分别开着天幕帐形大龛，龛内供奉着佛与二菩萨二弟子像，龛上有飞天浮雕，龛下柱基的表面一排小龛内，刻着香炉、供养比丘和神王。中心塔柱的后面上部是与后壁相连的，下面开出了可以环绕塔柱礼拜的甬道。人们可以从中看出北响堂皇家中心塔柱窟的影响因素。有趣的是，在窟室后壁雕着一所立佛龛，立佛的身体下侧还刻着几位童子的形象，龛的外侧保留着公元574年10月明威将军陆景与张元妃敬造定光佛的发愿文铭文。原来，龛内的那尊立佛像就代表着定光佛。定光佛也叫燃灯佛，是佛教中过去世界的一位佛祖。《大智度论》中说他在出生的时候，身边一切如灯，所以叫作燃灯太子。后来他成了佛，也就称作燃灯佛。相传，释迦牟尼的前世曾经是一位儒童，有一天他看见燃灯佛祖走来了，人们都欢呼着拥向佛祖。儒童急忙从王家姑娘那里买了几枝青莲花，向燃灯佛祖跑去。可是人太多了，他怎么也挤不到跟前去。忽然，儒童看见燃灯佛祖身边有一片泥水地，因为太脏了，所以没有人。儒童毫不犹豫地过去向佛祖献花，并在泥水地面上五体投地，把自己的长头发掩在了泥地上，希望燃灯佛祖踩着自己的头发过去。燃灯佛目睹了这一切，就向在场的人们预言说：九十一劫已是贤劫，这个小孩会成为佛的，那时他的名字叫释迦牟尼。那么，在燃灯佛立像的下侧，有一位跪着的小孩，应该代表着释迦的前世。这个小龛刻成的时候，已经距离北齐国灭亡不远了。

宣雾山石窟

在隆尧县城西北约9公里、尧城镇北4公里的宣雾山上，有3个石窟和6群摩崖造像。以千佛堂石室为中心，其东有多心经石室，东南有同声谷石室。千佛堂石室东南有一号崖（共计60龛），石室之东，有二号崖（共计200龛）和三号崖（共计100龛）。石室的左右有四号崖（共计371龛），千佛堂西南有长4.95米的佛涅槃像。涅槃像西有五大高僧的大像。据慧皎《高僧传·僧护传》记载，开创于齐建武中（494～497年），原始经营的是“拟弥勒千尺之容”，后经过历代修建，以风格论，似应是明代改装后的形象。

万佛堂石窟

万佛堂石窟，在辽宁省义县西北9公里的万佛堂村大凌河北岸的崖面上。这里的石窟群分为东、西两区，其中西区有9所洞窟，东区有7所洞窟。元景当年为孝文帝建造的石窟，就是西区的第5窟。这所洞窟的前半部分早已崩塌了，剩下的后半部分东西宽度约有7米，进深有6米，元景造窟的碑文，还保存在窟室的东南角上。在这块造窟碑的上方还浮雕着一组小千佛，千佛的上面刻成了屋形的龛楣装饰。如果就书法的精美而言，元景造窟碑堪称是北魏书法的上乘之作，为历代的书法家们所喜爱。

万佛堂石窟

西区第1窟，是万佛堂石窟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洞窟。它的平面呈方形，顶部是平的，窟室的空间约有7米，高5米多。中间立着一座方形的塔柱，直通窟顶。这座中心塔柱的四面都开了上下两层佛龛，在正面下层的大龛中刻着释迦牟尼坐像，龛楣上有11身小坐佛，中间小坐佛的下面有二圆轮和两只卧鹿，佛的身旁有三位听法的比丘，这是表现佛祖在鹿野苑初转法轮的故事。在中心塔柱的四角处，下层雕着罗汉立像，上层是须弥山的形象，在山腰处还有龙盘绕着，这种须弥山与云冈第10窟前室拱门上的同类雕刻很相似。窟室的后、左、右三壁间各开了三个佛龛，在平顶的表面还保存着7身飞天，它们衣带飘洒，面目清秀，与龙门北魏晚期洞窟里的飞天很相似。

第6窟是万佛堂规模最大的一所洞窟，它的前部也已经崩塌了，窟室的东西宽有8米多，后壁前部还保存着一尊3米多高的交脚弥勒佛像，它的肉髻表面刻着水波纹，面露慈祥的表情，左右有弟子侍立着。在大弥勒像的背后凿出了可供环绕礼拜的隧道，这种构思又是与云冈第5窟基本相同的。

万佛堂东区的7所石窟保存状况都不太好，只有第6窟后壁大龛中的释迦坐像，还能看出北魏雕刻的原貌。第5窟内有公元502年北魏政权的慰喻契丹使韩贞等人的造窟题记，是研究中国东北地方民族历史的重要资料。

万佛堂是在北魏的大同云冈、洛阳龙门的直接影响下创建的，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来自这两处皇家石窟工程的雕刻风尚。而东西二区遗存的两方珍贵题记，又为判断这些作品的年代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在辽宁省境内，新金县还发现了一些摩崖石刻罗汉像；阜新蒙古族自治县的海棠山间，有保存完好的260多尊摩崖石刻佛像；彰武县大四家子乡西南3公里处的千佛山摩崖造像，共刻了188尊佛教人物，还有一所坐禅修行用的观音洞。这些作品，都是与唐代以后中国晚期佛教信仰息息相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