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中国古代战争类型的演变

在中国古代战争中，车战是中国古代最早的作战类型。到了战国时期，北方少数族盛行的骑战的引进，促使战争形式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由于中国地域广阔，河流众多，水战也逐渐被重视起来。

第一节　车战的兴衰

车战的起源

车是陆地上最重要的交通工具，是我们祖先的一项重要发明。《淮南子·说山训》认为，古人“见飞蓬转而知为车”；《通典》卷64说：“上古圣人睹转蓬为轮。轮行可载，因物知生，复为之舆。舆轮相乘，流运罔极，任重致远，以利天下。”就是说，古人是从蓬草枯干后遇风飞旋的自然现象中得到启示，制造了最早的滚动的轮，进而加上车箱，造成了车。这种说法虽不可尽信，但我国在很古老的年代中是从自然物（如圆木、飞蓬）的滚动中得到启示，制造出省力而方便的车，这一点却是无疑的。《世本·作篇》中关于“奚仲作车”的说法，在《荀子·解蔽》、《墨子·非儒》、《吕氏春秋·君守》等先秦古籍中都是一致的。但奚仲是何时人，却又记载不同。《左传·定公元年》说是夏代的“车正”，《淮南子·说山训》说是帝尧的“车正”。对上述记载用不着十分拘泥地去理解。车不是奚仲一人发明的，但从上述记载中可知，我国最早使用车的年代决不会晚于殷代，则是可以肯定的。《世本·作篇》中有“胲作服牛”、“相土作乘马”的记载。“胲”就是王亥，是商汤的七代祖；相土即是商汤的十一代祖，都见于甲骨文。“服牛”是牛车，“乘马”是马车，在甲骨文中已有大量的关于车的记载，考古发掘中又有殷代马车的实物出土。所以，不少学者都主张我国使用车的年代当在夏代。如蓝永蔚在《春秋时期的步兵》中认为：“关于夏文化的遗存，特别是它与龙山文化的联系，迄今当然还没有确实的证明，但是，如果我们单纯从时间的顺序上推衍，把车的发明时间推断为公元前2200余年的夏代初期，还是有充分根据的”。对此，我们还可以加上一条很明显的旁证：华夏族的主要组成集团是北方的黄帝族，黄帝族号称“轩辕氏”，“轩”、“辕”二字都从“车”，都是车的一部份。由此也可知，华北平原用车的历史是很早的，黄帝族是以用车为其特点的。

有了车，不等于就是战车，我们通过对殷墟卜辞的研究可知，“殷代的兵车作战，卜辞有明显记载”，在卜辞中，“车已与衣、甲、弓、矢同类，且成为战利品，车当是战车无疑”。这种论证同考古发掘的结果完全一致。在抗日战争时期，我国考古工作者就在安阳殷墟发现了殷代兵车的残迹。建国以来的考古发掘中，更多次剔剥到完整的殷代兵车，并发掘到与之同出的多种武器。由此也可知道《诗·鲁颂·閟宫》中“公车千乘，朱英绿滕，二矛重弓”的诗歌反映了殷周时的实际。总之，我国的车战在殷代就已开始，车战是我国古代最早采用的作战方式之一，早于骑战，这是可以肯定的。其实，这也是处于平原地区的古代各国的普遍现象，恩格斯也这样认为：“起初马匹大概仅用于驾车，至少在军事史上，战车比武装骑手的出现早得多。”

从考古实物可知，殷代与周代的兵车都是木制，而且形制基本一致，都是独辕，两轮，轮中有毂，毂上有辐条18～26根。轮轴上压置车箱，车箱开门向后，前边是无门的横木，叫轼，供车上甲士倚扶。车辕后端置于轴之上、车箱之下，前端横置车衡。车衡上缚左右两轭，两匹服马（又称辕马）就架轭于颈，拉动车辆前进。殷代兵车以两马为多，以后多是四马，就是在两匹服马之外侧再加两匹骖马，骖马无轭，而是直接以皮制的“覢”系于车轴。甲骨金文中的车字写作，正是古代马车逼真的象形字。严格来说，殷周时期的马车无论是用于战争还是用于平时的交通运输，都是可以的，两者并无大的区别。作战时的兵车常常在车轴两端的青铜车喜的顶部安装锋利的尖刃，以便在向前冲杀时杀伤敌方的徒兵。

马的雕像

在西周以后日益发展的车战中，驾车的马是保证战争胜利的重要因素。如果驾车的马有一匹受到伤害，就会影响整辆战车的作战，甚至会给敌人造成攻击的机会。因此，除了战车上乘员的防护装备外，战马也常常披蒙甲胄，加以保护。

西周出现的驷马战车，除了增加牵引力外，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避免战马受伤影响战斗。处于服马外侧的骖马和战车的结合并不牢固，所以当它们受伤后，可以容易地从战车上解脱下来，即使损失两匹骖马，战车仍然可以继续作战。《诗·秦风·小戎》和《诗·郑风·清人》记载了保护辕马的金属马甲。

春秋时期的马甲胄见于包山二号楚墓和曾侯乙墓。从出土实物看，马的甲胄分为马胄、胸颈甲和身甲三部分。曾侯乙墓出土的马胄由整块皮压制而成，形似马面，耳、眼、鼻部位开孔，马胄内外髹黑漆，两腮处压制大朵云纹，并在马胄外表用朱漆彩绘龙兽纹、圆涡纹、云纹和索纹，不失为一件技艺精湛的艺术珍品。胸颈甲和身甲以包山二号墓出土的联缀关系最为清楚。胸颈甲由横竖各五排甲片联缀而成，挂在马的胸颈前。身甲披在马的背上，往下遮住两肋，由48片较大的甲片构成。根据曾侯乙墓出土的简文，马甲也有“彤甲、画甲、漆甲”等种类。曾侯乙墓的马胄可能就是简文所说的画甲之一。文献中也有将服马蒙上虎皮作战的实例。马甲的出现说明战车成为战争的主要力量，同时也说明战争已经惨烈到一个新的程度。

战车的制造

中国是最早制造出陆路交通工具——车的民族。中国的先民在运输生产产品以及木、石等建筑材料过程中，逐步制造出滚木、轮子、轮轴，最后出现了车。最原始的车轮是没有轮辐的一块圆木，称做“辁”。《左传》中说奚仲善于造车，曾做过夏王朝的“车正”，他“桡曲为轮，因直为辕”，创造了有辐条的车轮。正式使用战车的记载见于《尚书·甘誓》，司马迁收入《史记·夏本纪》。根据先秦文献、卜辞记载，早期战车的形制为：方形车厢，独辕，两个车轮，车轮直径较大，约130～140厘米。每轮有18～24根辐条。车毂较长，突出于轮外。车辕前横置一条车衡，衡上缚两轭，用以驾车。车厢门开在后方，车体全用优质木料制造。车前架四匹马，中间两匹辕马，称“服”；左右侧拉旁套两匹马叫“两骖”；一套驾车的马合称为“驷”。根据有关资料，古埃及在其新王国时期（约公元前17世纪）也有了战车，木制，有一个辕杆，由两匹马驾驶，乘两人。可见，中国古代使用战车的时间显然要比世界其他国家早，制造技术也比较先进。

到了商周时期，用来作战的车的形制已比较精巧。商代的车由车辕、车舆和轮、轭等部分构成。各部分再细分，加上马具和辔饰，其名目有几十种之多。春秋末年齐国人的著作《考工记》记述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制车工艺及规范。它首先对车的关键部件轮子提出了一系列技术要求和进行检验的手段：（1）“规之以视其圜”，即用规测量轮子，视其外形是否正圆；（2）“之以骶视其匡也”，就是说轮子平面必须平正，检验时将轮子平放在同轮子等大的平整的圆盘上，视其是否彼此密合；（3）“县之以眡视辐之直也”，即用悬线察看相对应的辐条是否笔直；（4）“水之以眡视其平沉之均也”，即将轮子放在水中，看其浮沉是否一致，以确定轮子的各部分是否均衡；（5）一辆车的两个轮子的尺寸大小和轮重都要相等，其方法是“量其薮以，以舐视其同也；权之以眡视其轻重之侔也”；（6）轮子的整体结构必须坚固，即所谓“欲其朴属”；（7）毂的粗细、长短要适宜，“行泽者欲长毂，短毂则利，长毂则安”，也就是依据利转和稳定的原则，对不同用途的车辆，选用毂的不同尺寸；（8）“轮已崇，则人不能登也，轮已庳，则于马终古登阤也”，即要求轮子的直径要适中，如果太大，人上下不方便；太小则马拉起来吃力；（9）对轴要求材料好，坚固耐久，转动灵便，这就是所谓“轴有三理：一者为微也，二者以为久，三者以为利也”；（10）必须选用坚实的木材，即所谓“斩三材必以其时”。

由此可见，技术的要求是很严格的，其考虑十分周全细密，而且又是十分符合科学道理的。《考工记》还对车舆材料的选择及连接方法，车辕、车架的制作，对不同用途的车辆的要求等问题分别予以叙述，这些都反映了当时制作战车技术的很高水平。

先秦时期的战车都是木制，有一个长方形的车厢，独轴，两个一人来高的大轮子。前面有一个长长的车辕，用来拴住马匹。拉车的马一般是四匹，驾驭的难度较高。车上的乘员一共是三人，正常情况下，中间的一人是御者，也就是驾车的；左边的称为车左，装备有弓箭，负责射击敌人，还配有短剑，用于近距离格斗；右边的称为车右，使用戈、矛等长兵器，用于格斗，而且在遇到险阻的时候，还要负责推车。

战车上备用的武器也有很多，比如我们前面说过的车战“五兵”，就是战车上都有的武器。车左虽以弓箭为主要武器，但在需要的时候也可以肉搏。车右虽然主要负责格斗，但是也会使用弓箭射击。除了御者的职责比较固定之外，车左和车右只有大概的职责分工。

古代战车

如果某一辆战车是指挥车，那么情况又有不同。指挥车上武器要少一些，但是设置有指挥作战用的金鼓（铜制的铙钹一类乐器），指挥官居于中间位置，负责发布命令，御者就被挤到左边去了，只好偏着身子驾车，车右的职责不变。

战车的基本形制就是这样，而商周春秋时期，战车也得到了不断的改进。比如在一些关键部位用青铜件代替木件，还用青铜板遮护战车的车厢。有的则把车轴两端的车軎（套在车轴两端的青铜部件，可以阻止车轮脱落）加长，做成矛尖的形状，从而对步兵具有一定的杀伤力。

春秋战国之际，是战车发展的鼎盛时期。当时，每个诸侯国都拥有大量的战车。一次战争行动，常常出动战车1000辆以上。“千乘之国”、“万乘之君”，成为显示国家兵力和国势强大的重要标志。

秦汉以后，仍然有人利用车战破敌。如西汉“夏候婴破李由军于雍丘，以兵车趣战，疾破之”（《汉书·夏候婴传》）。汉武帝时，令大将军卫青出塞抗击匈奴，卫青“以武刚车，自环为营”。晋马隆击树机能时，造偏厢车，“地广则为鹿角、车营；路狭则为木屋施于车上，转战千里，杀伤甚众，逐平凉州”（《晋书·马隆传》）。但是，这些兵车多用于运输和设营，“以车载米粮、器械，止则环以为营耳。所谓甲士三人，左执弓，右执矛，中执绥之法。已不复存矣”（马端临《文献通考》）。后世兵车主要用来装载辎重，特别是当出塞远征时，必须随行大量兵车以资军用。公元458年，魏文帝拓跋征矛然时，一次出动兵车15万乘，创造了世界战争史上兵车参战的最高纪录。

宋代，北方少数民族崛起，女真、辽、西夏诸部都擅长骑射，每当发生战争，长驱直入，宋军难以抵挡，于是有人主张重建车兵，用来抵挡骑兵。北宋大将李纲称：“步不足以胜骑，而骑不足以胜车”。他在金军侵汴之时，采用统制官张行中发明的战车，绘图颁发给京东、京西两路军队练习使用。这种战车“双轮两竿，上载弓弩，又设皮篱，以捍矢石；下设铁裙，以卫人足”。每车用卒25人，“四人推竿动车，一人登车以发矢，余则持军器夹车之两旁”，宿营时，用铁索横联，充当防御工事（《宋史·李纲传》）。火药发明以后，出现了许多种装载火器、盾牌的战车。明正统十二年（1447年），朱冕创议用“火车备战”。以后直到明末，许多戍边将领纷纷倡议建设车营，“藏火于车”，将火器、战车与盾结合，出塞御敌，以对付北方民族的骑兵。明代九边先后装备过正厢车、偏厢车、扇厢车、双轮战车、单轮战车、雷火车、全胜车、鹰扬车、屏风车、冲虏藏轮车、火柜攻敌车、塞门车、火车、霹雳驻车等。但这些战车都是活动的战斗堡垒，当年“车毂错兮短兵接”的时代却一去不复返了。

战车的作战方式

战车是先秦时期的重要兵种，车战战术也就是先秦时期的主要战术。关于战车在战场上如何作战，争议很多，目前我们依然难以复原其全貌，不过根据一些留传下来的资料，学者们已经研究出了古代战车的基本作战方式。

战车的基本战术动作包括与敌军接触前的弓箭射击和与敌军接触后的格斗两大部分。

战车左边的“车左”，是主管射箭的。但是站在车上射箭却不能顺着战车的前进方向直接向前射，因为车的前面是驾车的四匹马，跑起来奔腾颠簸，不仅影响视野，而且还容易误伤自己的步兵。当时的规定动作是，战车每行进一段距离，就向右旋转，把战车的左翼朝向敌军，这样车左就获得了最佳的射击视野，射击动作就在此时进行。这样的动作做过几次之后，敌对双方就进入了接触格斗阶段。

车战格斗，也不是双方战车正面相对。这是因为，虽然战车用的长兵器如戈、戟等都装有长柄，有的甚至长达4米，但是站在车厢上的士兵要想用长兵器隔着敌我双方的四匹马攻击到站在敌方战车上的士兵，那也是不可能的。所以车上格斗，是在双方战车互相交错的时候，趁着侧翼对敌，甲士用格斗兵器对战。

除了战车上的甲士互相对战之外，战车与战车之间，也会发生碰撞、挤压等动作。不过由于双方的战车在构造、动力（四匹马）方面基本都相同，所以这样的动作带有很大的危险性，要想通过撞击使对方战车受损，对御者的技术要求很高。

从史料的记载来看，当时的战车是两车为一组配合作战的，两辆车之间有主仆之分，有点像现代空战中的双机编组，主机和僚机的关系。会战时，双方战车往往都排成一排横队，以宽大的正面对敌人施加压力。每辆战车在行进过程中，都尽可能走直线，直到与敌军接触。

由于战车间的交战是趁两车交错时进行的，而一次交错往往不能决出胜负，所以当双方战车脱离接触后，往往还会转回来，进行第二次接触。这样反复数次，直到一方完全溃败为止。

以上就是战车的基本战术动作，但是关于车战的很多问题，我们今天仍然不是很清楚。比如战车与步兵如何一起列阵、一起配合，战车如何对付正前方的敌人，等等。这些问题都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夏启在灭有扈氏的战争中初次使用了车战，这是中国古代文献记载最早的车战。之后商汤灭夏桀也使用了车，但规模不大。从考古发现看，比较可信的是周人灭商的战斗。约公元前1072年，商朝与西北高原兴起的周人在牧野（今河南汲县）进行了一场决定生死命运的决战，结果是商朝灭，史称“牧野之战”。这一战周人的统帅是武王姬发。

约公元前1072年，趁商王朝国政腐败，主力军队东征夷人之时，武王亲率兵车300乘，虎贲3000人，以及庸、蜀、微、彭、濮诸部的联合部队出函谷关，渡黄河，挥师东进。二月甲子日清晨，大军到达了距商都朝歌仅70里的牧野。这一天天清气爽，武王列开了部队，命令士兵举起戈、矛，列起干盾，进行战前誓师。武王先宣布了商纣王的罪行，勉励大家要齐心合力，英勇作战，最后宣布要严格遵守纪律，战斗中每前进六七步，要前后看看，每击杀六七次，要保持严整的军形。有不守纪律者严惩不贷。这就是《尚书》中的名篇《牧誓》的大概。

武王此举使纣王措手不及，只得临时拼凑士兵，把奴隶和战俘武装起来，加上守卫都城的部队，共70万人（一说17万），亲自率军迎敌。武王的军队人数虽少，但训练有素，双方列阵后，周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指挥300余乘战车、2.6万人组成的精锐部队，直冲纣王中军。纣王的军队未经严格训练，又无斗志，遇上周人的虎狼之师，许多人纷纷倒戈投降，为武王开路。鏖战至傍晚，商朝的军队彻底崩溃，退司朝歌。纣王看大势已去，登鹿台自焚，商朝遂亡。

牧野之战，除了政治、经济实力之外，武王的战车部队起了重要作用。一乘战车，既是一座活动的战斗堡垒，也是一个坚固的防护屏障。车上的武士可以站在车厢上劈砍钩剌，又能凭借车厢保护自己。加之战马驰骋，速度极快，如果数百乘战车列成军阵向前冲锋，有决堤洪水般的威势，商纣王未经训练的徒兵怎能阻挡得住。战车成为作战的主力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车战的发展

春秋战国，战争的规模越来越大，所用战车的数量也越来越多，甚至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实力的标准，遂有“千乘之国”、“万乘之君”之说。春秋未期北方齐、秦大国拥有兵车二三千乘，南方楚国则达五六千乘。战国时三晋、齐、燕各有带甲（步兵）数十万，秦、楚号称“带甲百万”。春秋僖公二十八年（前632年），晋楚城濮之战，晋国出动了战车700乘，是武王伐纣时战车数量的两倍。40年后，前面说的晋齐鞌之战，晋国出动战车800乘。到了公元前529年，晋国为了炫耀武力，在邾国举行了一次大阅兵，列陈战车4000乘，数量是武王伐纣时的10倍以上！当时的战车非常华美。中国古代第一部诗集《诗经》中有赞美战车的诗歌多篇，其中《诗经·秦风·小戎》是一首赞扬秦襄公时（前777～前765年）军容的诗歌，诗中形象地描述了当时使用的战车和有关的武器装备，同时也反映了当时军队的主力是战车的历史事实。“小戎絴收，五螷梁辀。游环胁驱，阴覢鋈续。文苗畅毂，驾我。”2002年，在河南洛阳河洛文化广场发现了文献记载中的“天子驾六”的车马坑，战车确定是由六匹马牵引。

春秋战国时期的驷马车，以河南三门峡虢国墓地出土的最早。三座车马坑出土马车25乘。但由于朽残过甚，难以看出战车与普通乘车的区别。2000年河南新郑郑韩故城发现了春秋贵族墓葬和大型车马坑。郑国车马葬制的一般规律，是将车轮摘掉后侧靠在坑的四壁，马匹杀死后平铺在坑底，车体则放在马匹身上，车马县放在主墓内。已发现的37个车轮侧靠在四边壁上，轮径多为1.4米左右，有约30根辐条。有两个车轮直径很大，约1.7米，可能是大型车辆的用轮。车轮两面都髹有棕色漆，有轮撑。大车两辆，车厢有3平方米，可以并卧2人。中车可以并排坐3人，而且装饰异常豪华，车舆结构复杂，可能是仪仗车。小型车只能容1～2人。18号车的车厢粗壮结实并有护板，轼前拐角上有铜兽装饰，可能为兵车。除了这辆车以外，其他车辆均髹漆装饰，其中西半部的车舆四侧多髹红漆，衡、辕髹棕色漆；东半部车辆多髹棕色漆，许多中型车的角柱上还发现精美的云雷纹图案。车体上装饰有多种青铜和骨雕饰件。山东省淄博市后李官庄发现了春秋中期车马坑。1号坑10辆车，6辆车4匹马，4辆车为2匹马，有战车和辎重车，战车轻小，辎重车车厢大，是战车的2～2.5倍，车轮也大。2号坑殉马6匹，中部一组有海贝组成的马缰和马面罩。山东淄博淄河店2号战国大墓殉马坑有69匹马。墓内殉车，有作战的轻车、墓主乘坐的安车和辎重车，又叫栈车、役车。战国中晚期河南淮阳马鞍冢楚墓的两座车马坑出土了马车31乘，其中2/3是战车，以2号坑4号战车最为典型。是一乘驷马车，车舆作横长方形，面积142×94厘米。车舆的前后左右都用青铜片包镶钉牢，并髹漆彩画。四门开在舆后，舆后部的两角装有铜柱头，两侧有供插旗幡的铜质插旗筒，右侧还有一个供插兵器用的椭圆形筒状器。这辆车的车毂很长，毂端各用四道铜箍加固。以此车与西周前期的战车相比，无论其造型、制作，还是性能都进步了许多。春秋以后，驷马战车为了适应战争的需要，形制出现了分化，产生了在战争中担负不同任务，形制各异的战车。这些不同类型的马车被置入大型墓葬、墓室及车马坑之中。如灵活轻便，适合长距离奔袭攻击的“轻车”；马披重甲，衡端装矛刺，车轴装曲刃矛状车軎，车軎做成矛状的车又称为销车。用于攻坚突壁的“冲车”；用于侦察、窥探敌人虚实的“巢车”，以及用于营屯防守的“苹四”、“车屯车”，用于装载辎重、运输粮草的“大车”、“广车”；甚至还有专供统帅乘坐，用以指挥作战的“戎路”车。长勺（今山东莱芜东北）之战中，曹刿就是站在“戎路车”上待齐军三次击鼓之后，才建议鲁庄公击鼓反击，大获全胜，并讲出了对方“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的道理。从考古材料看，战国时期上层统治阶级在马车上追求一种复古的生活趣味。

青铜器冶铸技术经西周到春秋，已经发展到最高水平。春秋时期的青铜铸造匠师们已经能够用不同的铜、锡、铅配方，铸造出各种不同用途、不同硬度的青铜器了。所以这一时期铸造出的青铜兵器非常精良。以青铜镞为例，《左传》记载鲁齐炊鼻之战，齐国主将子渊拈弓搭箭，射向对面战车上的鲁国大夫泄声子。这支箭从战车驾马的轭軥木上穿过，又深深插入泄声子的盾脊，达三寸之深。泄声子也回敬了子渊一箭，射断了子渊的马鞅，并射死了驾车的马，可见齐鲁两国制作的箭镞都很锋利。

戈

春秋时期，车战用的成组武器仍是远射、格斗和卫体三类，但是出现了新的器型，制造技术也更趋精良。东周很多墓中出土有铜戟，与戟同时伴出的兵器常有戈、矛和殳，正好与《考工记》中所记车战兵器有戈、殳、车戟、酋矛相吻合。同时随葬有大量的铜质车器和马具，而且墓主人的身份都较高，他们都具有乘车作战的身份，因此这些都是用于车战的兵器。春秋以后，矛的牢固性加强，杀伤能力大大提高。1983年湖北省江陵县出土的吴王夫差铜矛长近30厘米，锋利精美。东周时期铜戟的出现，从而使青铜戟发展的历史进入了新阶段，成为车战中的重要格斗兵器，甚至出现安装了三戈的戟。战国戟的戈胡、内尾增铸爪状利刺，杀伤力更强。殳是春秋时期新诞生的兵器，主要用来挥舞击打敌人。春秋时期短体剑依然存在。自春秋中期以后，中原地区的柳叶形剑的剑身逐渐加长，遂演化成步战、骑战用的格斗兵器。车战对武器长度也提出了要求。《考工记》谓“车有六等之数”，把兵器柄的长度与战车车箱底部后面的横木车轸的长度及人体的高度加以对比，对各类兵器的柄长做了规定。若以人身高1.7米为基准计算，戈长是人体的4/5，约1.4米，殳长为人高的1.5倍，即2.6米左右，车戟为人高的2倍，即3.4米，酋矛是人高的2.5倍，即4.2米左右。这些兵器的尺寸与考古发掘资料大致相近。

最突出的代表是长沙浏城桥一号墓出土的一组车战兵器，远射的弓矢保存得较好，有长125～130厘米的竹弓3件和1个竹箭囊，其内还装有8支完整的箭，带镞全长75.5厘米，另有各式铜镞40枚。格斗武器的柄保存得极为完好，可以说是用来了解车战武器的柄长最重要的一组标本。出土有戈和戈柄各7件，除3件较短（91～140厘米）外，其余几件的长度都超过3米，两件保存最完整，一件积竹柄的铜戟长283.5厘米。“积竹”柄是春秋以后发展起来的新工艺，以木条为芯，环周贴附劈好的竹片，再以丝麻缠紧，髹上几道漆才算完工。这种“积竹”柄不但坚固耐用，又富韧性而小易折断，最适合格斗兵器使用。出土7件矛柄，除两件外，长度都超过2米，两件保存最完整的，一长280厘米，一长297厘米。卫体的短剑出土4件，长度接近50厘米，已经不是西周时的那种短剑了。这些长柄的戟和矛，最长的（曾侯乙墓出土的矛，长4.4米）大约比人的身长两倍稍多一些（以人高为169厘米计），这正符合于《考工记·庐人》中所说的“凡兵无过三其身，过三其身，弗能用也”。兵器太长了，超过身高三倍，战士就无法挥舞战斗，同时也造成制造工艺上的困难。在西方军事历史上，马其顿吓人的重装步兵车阵手持长长的铁矛和盾牌，组成了攻防有力的铁墙，持短矛的罗马骑兵起初只能望而兴叹。后来利用机动部队绕到马其顿军阵后方发动进攻，手持长矛的马其顿士兵居然转不过身来，露其背部，任罗马士兵随意刺杀。《司马法·天子之义篇》说：“兵不杂则不利。长兵以卫，短兵以守。太长则难犯，太短则不及”。可见兵器不是越长越好，在战车上更是如此，短了击杀不到，长了无法挥舞搏斗，造成被动。

这些变化都与车战的升级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冲锋时两车对驰，就是双方的马头相碰，车舆与车舆之间的距离尚在4米左右。在这种情形下，武士手中最长的兵器也难以伤到对方，只有靠强弓硬弩，远距离杀敌。挽马驰过，两车错毂，这时两车舆的侧距大概在1.6米左右，正是车右武士操起长柄戈、矛、钺、殳互相攻杀的时机。

春秋时的铜胄，也是顶有立纽，东北内蒙古一带曾有出土。春秋到战国前期，甲多为皮制，外面钉缀青铜甲片或甲泡。当时的皮制甲胄主要用牛皮、野牛皮、犀牛皮制成，工艺相当复杂。制成的皮甲种类很多。湖北随州曾侯乙墓出土的竹简简文记载曾侯乙墓随葬的皮甲就有楚甲、吴甲等。在考古资料中出土皮甲甚多，保存较好的是曾侯乙墓和荆门包山二号墓。包山二号墓出土甲胄2领，曾侯乙墓出土甲胄13领，同时还出土了盾牌。在河北易县燕下都发现战国燕的铁甲胄，用铁甲片编缀而成，预示着新时代的到来。

车战的衰落

车战的兴盛，是与殷周时期的具体历史条件分不开的。随着这些历史条件的变化，车战的地位也必然发生变化。这些历史条件主要有：

首先，是进行战争的地理条件的变化。殷周时期，我们祖先的主要活动地区在黄河中下游平原，广阔而平坦的地形正是宜于战车驰逐的好战场。例如，成汤伐夏的战场鸣条，在今开封以北；周武灭商的战场牧野，在今淇县附近；春秋时期几次大战的战场如长勺在今莱芜以北，城濮在今鄄县西南，泌在今郑州西北，桂陵在今长垣县，鄢陵在今鄢陵县，都是利于发挥车战优势的地方。然而到了春秋时期，诸侯并立，政治中心一分为几，争霸之战不停。加之边区民族力量日渐发展，甚至有问鼎中原之势，这样，战争的区域越来越广，不仅在一马平川的中原大地作战，更要在华北的山地与江南的水网地区作战。每到这些地区，战车就无法发挥威力，不得不更弦易辙。西汉的晁错曾经总结过：“平原广野，此车骑之地。”而“丈五之沟，渐车之水，山林积石，泾川丘阜，此步兵之地也。”例如，属于华夏族的晋国与郑国几次同北方与西北的戎族、狄族作战，戎狄生活于山区与丘陵区，从不倚重于战车，而以步兵为主。每到作战时，中原的战车反不如戎狄的步兵灵活。《左传·隐公九年》载：“北戎侵郑，郑伯御之，患戎师，曰：‘彼徒我车，惧其侵轶我也’。”郑军所以畏惧北戎“侵轶”即从后超越，这证明了在某些地形条件下步兵远较战车灵活而快速。此一仗，虽然郑军用以逸待劳的伏兵战胜了北戎，可是到了昭公元年（前541年），晋军与狄人作战时，因地形险厄，战车无法展开，晋军主将魏舒在“彼徒我车”又“困诸厄”的情况下，毅然地决定“毁车以为行”，变车兵的“五乘”为步兵的“三伍”，取得了战争的胜利。这一次变车兵为步兵的行动是一次果敢的改革，是一次创举，正如魏舒所说：“请皆卒，自我始。”“毁车为行”的行动是车战发生变化或者说走向衰落的一个明显标志。至于南方的吴越，早就根据南方水网地区的特点，多用步兵，如吴王夫差就曾以百人为一“彻行”，百彻行为一“方阵”，即全以步兵出战。

其次，是进行战争的社会内容发生了变化。在春秋以前和春秋时期，战争多是各大军事集团或诸侯之间的兼并或争霸，是双方在郊野排开阵势打的“野战”，横冲直撞的战车当然是最具威力的武器。可是在春秋后期，新兴地主阶级逐步登上政治舞台，向等级森严的贵族领主展开了夺权斗争，其中包括武装斗争，如鲁国的“三桓”（季孙氏、叔孙氏和孟孙氏）“三分公室”、“四分公室”，击败并赶走鲁昭公和鲁哀公的斗争；晋国从“六卿（赵氏、魏氏、韩氏、智氏、范氏、中行氏）分晋”到“三家（赵、魏、韩）分晋”之间的一系列斗争；齐国“田氏代齐”过程中田氏击败栾氏、高氏、国氏、晏氏、鲍氏，并杀死齐君荼、齐悼公、齐简公的斗争等。这一系列战争都不是排开阵势的野战，而多是在城邑内部的突袭或对某个城市的围攻。新兴城市此时陆续出现，逐步变成“千丈之城、万家之邑相望”的形势，所依靠的军力不是由掌握了驾车技术的贵族甲士所组成的车兵，而是以招募农民、农奴为主而组成的机动灵活的、适于城内巷战和登城越池的步兵。新兴的地主阶级要发展武装，也只能发展由广大农民乃至“庶人工商”、“人臣隶圉”所组成的步兵。与此同时，春秋时期还爆发过一系列的起义，也就是《左传》中的“盗”，这些起义者不可能拥有战车，也没有驾车的技术，他们的根据地往往是“萑苻之泽”这类沼泽山林，当然全是步兵。统治者要对付他们，也就不能不放弃战车，“兴徒兵以敌之”。

从军队的内部情况来看，也受到阶级斗争的冲击。战车上的甲士与车下附属的步卒的阶级地位是不同的，两者之间实际上是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所以，在军队内部就必然存在着阶级的对立与各种形式的斗争。在春秋时期著名的晋楚两国的泌（地名，在今郑州西北）之战中，晋国的随武子在临战前有一大段议论，认为要练好一支军队，必须做到“君子小人，物有服章（指别尊卑的标志），贵有常尊，贱有等威（指服从等级的尊严），礼不逆矣。德立，刑行，政成，事时，典从，礼顺，若之何敌之”这是在军中强调阶级对立的很典型的言论。可是他又不得不承认，要想取得作战的胜利，就必须要求“卒乘辑睦”，就是使步卒与车兵协调配合。由于阶级斗争的客观存在是不可改变的，所以，“卒乘”之间的辑睦只能是暂时的、相对的，而矛盾和冲突是长期的、绝对的，愈到春秋后期，这种矛盾就愈严重。而且，随着各级贵族的衰落，过去那种训练有素的、自备车马粮秣入军的甲士愈来愈少，车兵的兵源也就日渐枯竭。还以晋国为例，就在随武子发表上述言论之后58年，叔向就坦白承认晋国的国情：“亦季世也，戎马不驾，卿无军行，公乘无人，卒列无长。”“民闻公命，如逃寇仇。”“公室之卑，其伺日之有？”这种情况的出现，很明显是阶级斗争的必然结果；而阶级斗争的这种结果，又必然导致高居于广大步卒之上的车兵的衰落。

最后，车战的衰落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这主要表现在钢铁兵器的出现和弩的使用上。在使用青铜兵器的时期，手中的盾牌，身上的甲胄就可以有效地抵御对方射来的箭，战车可以有恃无恐地向敌方冲击。春秋时期，铁的使用增多了，春秋晚期，钢制兵器出现了；也就在春秋时期，弩已在战场上进入实战。鄢陵之战中，养由基射出的箭已经可以穿透七重甲衣，那么在强有力的劲弩面前，皮盾或皮甲，已经不可能保证身体的安全了。这样，横列在战车上的三个甲士、横列在战车之前的四匹骏马就成为钢铁箭头的弩箭射杀的最好目标，使战车难以保持过去密集型进攻的威力。公元前405年，也就是晋国的魏、赵、韩三国被周威烈王正式承认为诸侯的前两年，三国联合伐齐，“大败之，齐将死。得车两千，得尸三万”。这个数字可能有些夸大，但齐国的战车大量被俘获，则应当是事实。三晋的这场大胜，很显然是与他们在中原各国中首先“毁车为行”，加强步兵的变化是分不开的。

弩

由于以上的历史原因，车战逐渐让位于步战与骑战。恩格斯曾在一段话中很透彻地分析了军事史上的这种变化：“装备、编成、编制、战术和战略，首先依赖于当时的生产水平和交通状况。这里起变革作用的，不是天才统帅的‘悟性的自由创造’，而是更好的武器的发明和士兵成分的改变；天才统帅的影响最多只限于使战斗的方式适合于新的武器和新的战士。”我国车战地位的变化，正是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地形即交通情况的变化、士兵成分的改变等几方面的因素的必然结果。如果不考虑这种必然性的变化，要按“古法”去恢复殷周时的车战，就只会失败。唐代平定安史之乱时；一度掌握朝政但“用兵素非所长”的房琯就曾“用春秋车战之法”作战，因无马车，征用民间牛车二千辆代替，结果是“人畜挠败，为所伤杀者四万余人，存者数千而已”。《武经总要》卷4对此的评论是“此亦古今殊时，而用有利害也”。我们所以用较多的篇幅来分析以车战为主的战争向以步、骑为主的战争的这种转变，因为这是我国古代战争史上很重要的一次转变。从战国开始而秦汉以后基本定型的以步、骑为主的战争延续了两千多年，一直到近代才又发生较大的变化。

知识链接

中国战车来源的推测

据考证，中国的驯化马和轻便的轮辐式马拉双轮战车可能是在公元前2世纪初的夏商时期通过欧亚草原地区传入我国的。与轮辐马车同时传入的，可能还有无辐车。中国人在双轮战车传入之前，已经发明了车，但应当是相当原始的车。当先进的战车传入后，人们就立即采用了它，并不断使之完善。中原发达的青铜文化对传入的马车在大小、装饰各方面进行了较大的改造，商代时人们已经能够自己制造和驾驭先进的马车了。西周以后，战车成了战争的主角。西周早期的《小盂鼎》、晚期的《多友鼎》都反映了周人使用战车的情况。

第二节　骑兵的盛行

胡服骑射：骑兵的引入

骑兵的出现，大约始于春秋战国时期。在我国古代史籍中记录的中原地区最早组建骑兵的实例，是战国中期赵武灵王进行的“胡服骑射”。

赵武灵王雕像

赵武灵王（公元前325—前299年在位），名雍，三家分晋后赵国第六代国君。在兼并剧烈的战国，赵国周围为齐、中山（都灵寿，今河北灵寿西北）、燕、林胡（今内蒙古鄂尔多斯高原）、楼烦（今山西西北部迤内蒙古阴山一线）、东胡（今河北张家口外长城以北）、秦、韩、魏包围着，时人称之为“四战之国”，群雄觊觎，连年处于兵伐战乱之中，形势险恶。特别是西边经过商鞍变法日益强盛的秦国，东南向以经济富庶、人丁雄盛的齐、中山和北方居山林高原、“利则进、不利则退”的剽悍能战、惯于军事掠夺的游牧民族三胡（林胡、楼烦、东胡）对赵威胁最大。赵武灵王之前，赵国在二、三等小国中山的侵扰面前，都往往无力还击。赵武灵王在位前期，赵国曾被秦、魏攻伐战败6次，损兵折将，忍辱削地；同时三胡乘诸侯兼并特别是燕、赵全力御齐防秦的机会，连年发动军事掠夺，北边更无宁日。

在同三胡的交战中，赵武灵王深感中原传统车战的笨重难行，同时也深知胡服骑射便事尚功，就从自己的国情出发，打破中原传统的衣冠制度和兵制，实行“胡服骑射”。胡服骑射，即改革中原传统的上衣下裳、宽袍大袖的衣冠制度和车战体制，效法北方游牧民族军事上轻骑远射、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和相应的紧身装束和装备，组建新式的骑兵部队，实行骑战。胡服和骑射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变胡服是出于习骑射的要求，习骑射是变胡服的出发点和归宿点。

实行胡服骑射之后，赵国建立了一支机动灵活的强大骑兵，并一举扭转了往昔秦兵东进和胡马南下的被动挨打局面。不仅攻灭了宿敌中山国，还彻底打败了三胡，从而使西至鄂尔多斯高原，北至大青山、阴山一线，尽入赵国版图。

胡服骑射使兵制、战术为之一变，骑兵一跃而为军内主要兵种和主力，推动了整个中原骑射的发展，标志着我国由车战时代进入了骑战时代，在中国军事史上是一个划时代的大事件。此后，中原各国普遍加强骑兵建设，使骑兵发展成为独立兵种。主要诸侯国都成为“车千乘，骑万匹”的军事强国，“轻骑锐卒”活跃于战场。骑兵主要发挥机动灵活快速特点，用以配合车兵、步兵作战，或作为游骑之兵而出奇，或侦查通信，或突然奔袭等，故称“离合之兵”。从此，部队的运动速度、灵活机动能力增强，更能出奇制胜；作战中奔袭、奇袭、迂回、包围、伏击、侧击等方式方法也增多了；同时，初步形成了骑战的思想理论和战法。

《吴子》中谈到“千乘万骑，兼之徒兵”，“分车列骑”，“车骑挑之”，这些说的都是车、骑、徒兵的配合运用。该书还讲了马匹的保养方法和车骑装备“鞍、勒、衔、辔”，同时还谈到了吴起以“兼车五百乘，骑三千匹，而破秦五十万众”的实例。这是古兵书中最早较多讲骑战的，并且带有总结经验和理论的性质。

《六韬》论述了骑兵的地位、作用和骑战之法，认为“骑者，军之伺候也，所以踵败军，绝粮道，击便寇也”；还结合地形，讲了骑、车、步卒作战能力的对比：平地之战，1骑当步卒8人，10骑当1车；险地之战，1骑当步卒4人，6骑当1车；并有“十骑败百人，百骑走千人”之说。骑兵的编制，5骑1长，10骑1吏，百骑1率，200骑1将。骑兵和车兵一样，被看做是“军之武兵”，具有快速冲击力量。战骑的“十胜”、“九败”，内容比较丰富具体，讲的是10种情况下战胜之法和9种不利情况和地形条件下致敌“死地”，主要从战术角度总结。并强调发挥骑兵机动快捷的特点，“或驰而往，或驰而来”，“薄其前后，猎其左右”，“深入长驱，绝其粮路”，但要防险隘之地，敌之诱伏。

骑乘革命：马镫的发明

先秦时代，马多用于驾车，极少单骑。春秋末年才有贵族骑马的记载，然而直到南北朝以前，我国上层社会的男子出行时，讲究乘车而不提倡骑马。在一些比较隆重的场合，舍车骑马，甚至会被认为是失礼的举止。汉宣帝时，韦玄成以列侯身份侍祠惠帝庙，早晨入庙，因大雨泥泞，不驾驷马车而骑马至庙下，结果被掌管礼仪的部门告状，相关的数人皆受牵连被削去爵位。南朝偏安江南，骑马也不普遍。《颜氏家训·涉务篇》说：“梁世士人夫皆尚褒衣博带，大冠高履，出则车舆，入则扶持。郊郭之内，无乘马者……建康令王复性既儒雅，未尝乘骑，见马嘶陆梁，莫不震慑。乃谓人曰：‘正是虎，何故名为马乎？’其风俗如此。”颜氏的记载对于此等手无缚鸡之力的懦弱权贵们，不无讥讽，但也说明当时不尚骑乘。为什么汉代贵族不重视骑马呢？原因之一是由于马具的不完善。马具中相当关键的一件是马镫。公元3世纪以前，世界各地都没有真正的金属马镫，我国也不例外。由于没有马镫，骑乘的难度大。穿着宽大累赘的褒衣，戴着华丽繁复的大头冠，脚上是高底鞋，不用说骑马出门，就是上马都不容易，与乘车相比更显得寒碜狼狈。而且骑马的姿势又很类似当时被世俗认为极不礼貌的踞坐，在讲究儒雅风度的时代，不骑马是情理中的事。因而汉代除军事行动外，官员都乘车而不骑马。这种传统一直保持到马镫发明以后。在北魏的很多墓中，我们可以看到有身份的人出行，还是以乘坐牛车为主。山西大同雁北师院北魏墓2号和5号墓共出土10辆牛车。麦积山北周洞窟壁画也生动刻画了骠骑簇拥牛车出行的场景。

那么马镫是如何出现的呢？长沙金盆岭永宁二年（302年）墓釉陶骑俑的镫，表现了中国最早期镫的样子。在这个墓里出土的陶骑俑中，有的在马鞍左侧前缘系有三角形小镫，而马的右侧却没有装镫。乘马者的脚并没有踏在镫里，镫在足部的前上方，并且镫革很短，只有人腿部的一半长。由以上现象推测，可能这是供上马时踏足用的，骑好后就不再踏镫了，可以叫做“上马脚扣”。这种小镫，并不是真正的马镫，应该是马镫较原始的形态。1955年河南郑州南关发现的西晋陶马已经配垂直高桥鞍，但是并没有上马小镫。我国在先秦时代已有马鞍，但这时鞍上尚无明显的鞍桥。为了防止骑者坠马，在汉代，鞍桥逐渐加高。河北定县122号西汉墓中出土的《铜管错金银畋措图》上回身骑射老虎的勇士坐的正是这种鞍。至三国时，出现了“高桥鞍”。可是鞍桥的升高，加大了上马的难度。并且这时的高桥鞍，后鞍桥还略高于前鞍桥，所以上马比较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上马脚扣”是比较自然的。在安阳孝民屯154号墓中出土了这种铜制的“上马脚扣”，年代约为4世纪中叶。朝阳十二台乡砖厂88M1也出土了11个铜质鎏金的，年代约为4世纪初至4世纪中叶。其实这种“七马脚扣”有很久远的历史，就中国而论，在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的贮贝器上的骑士也用这种“上马脚扣”。1992年云南江川县李家山69号墓出土集市贮贝器上的两个骑马人使用绳索脚扣。1965年，辽宁北票县西营子发掘了北燕冯素弗墓，开始获得了有关马镫的实物资料。冯素弗墓出土的镫，镫柄较短，镫体呈圆角三角形，镫柄较短。冯素弗死于太平七年，即公元415年。从考古发现看，我们能见到的最早的马镫存在于我国东北朝阳地区慕容鲜卑的马具组合中，迄今最早的马镫是辽宁省北票房身村北沟墓地8号墓出土的木芯包铜片马镫，这个马镫通高近30厘米，镫柄很长，柄端方形，柄上部有两个穿孔。根据墓中出土的中原魏晋器物，如酱釉小罐、宽边“位至三公”镜、铜钱等，该墓年代为公元3世纪中叶至4世纪初。稍晚的是朝阳袁台子东晋墓出土的马镫。这些马镫都是木芯外包嵌青铜片。正如研究马镫起源和传播的王铁英所说，北沟墓地8号墓出土的马镫不但形制完备，而且时代最早，经朝阳袁台子墓，再到冯素弗墓的出土品，大致显示出马镫由发生到初步成熟的发展过程。成熟的马镫的使用，标志着骑马用具的完备，使得骑兵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时期，使骑兵可以和战马很好地结合在一起，使复杂的战术动作和训练变得容易了。武士不但可以穿上笨重的铠甲，也可以把马的冲力转化到兵器上，为十六国到南北朝时期重甲骑兵——甲骑具装的发展，提供了技术方面的基础。

轻骑兵的兴起

农民起义的狂飚，摧垮了隋王朝，也给世族门阀地主以致命的打击。在摧毁佃客部曲荫户制的同时，也铲除了和这一制度联系在一起的部曲私兵。千百万农民参加了起义军的行列，“长稍侵天半，轮刀耀日光”，纵横驰骋在各地的战场上。由于这些农民起义军的成分特点，相应地影响到战术和战略的变化，大量的步兵野战，配合以轻装骑兵的突击，形成当时主要的战术。门阀世族地主所依靠的以披着沉重马具装的重装骑兵为核心的部队，被迫退出战争舞台，让位于由大量步兵和部分轻装骑兵组成的野战部队，战术也变得灵活机动。

马镫

这个变化反映在考古材料方面，就是充斥在南北朝乃至隋代墓葬里的甲骑具装俑，也随着部曲私兵的退出从历史舞台消逝了。贞观五年（631年）葬的淮南靖王李寿墓和中宗即位后（705年以后）改葬的懿德太子李重润墓里，都出土有彩绘贴金的甲骑具装俑，全是属于王室的仪仗。这一现象，不但反映出私兵部曲在唐代已被消除，而且也反映出与之相联系的以甲骑具装为军队核心的组织结构，转变成以一股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军队，骑兵恢复了原来轻捷机动的特点。披具装铠的重装骑兵虽然是军队组成的一部分，但已失去南北朝以来的特殊地位了。唐代轻装骑兵兴起的另外一个原因是突厥的影响。唐代开国之君李渊在任太原留守时，见识了突厥骑兵“唯持骑射”、“风驰电卷”的威力，所以在他统帅的军队中，选出近一半能骑射的精兵给予突厥化的训练，除了骑射，连饮食居止都和突厥一样。起事后，李渊北连突厥，从始毕可汗那里得到一批突厥良马。同时，西突厥的特勤史大奈率部跟从，所以突厥轻骑突击、迂回掩袭等高度机动的战术使唐军所向披靡。李世民就是善于组织轻骑突击，打乱敌人的战斗部署，造成局部优势，进而夺取全局胜利的指挥官。李世民自己乘骑的战马，往往是不披具装的，著名的“昭陵六骏”可为证明。当时军中的主将李世民的乘马不加具装，这又从另一个侧面表现了当时不披具装的轻装骑兵在军队中的地位。比较迟一些的标本，例如在新疆阿斯塔那206号高昌左卫大将军张雄墓（584～633年）中出士的彩绘骑马武士木俑，武士穿橘红色盔甲，足蹬靴，左手执缰，右手可能持兵器。永昌元年（689年）墓出土的披铠骑俑，所骑骏马是不加具装的。

敦煌莫高窟唐代洞窟的壁画里，有不少表现战争的画面，156窟所描绘的唐代晚期张议潮出行图中，有成队的武装骑兵，都是人披铠甲、马不披具装的形象。在《百马图》中可以看到对轻装战马的拴养和训练。这些材料，也是披具装的重装骑兵衰落的写照。中国的轻装骑兵可能还随着唐代在中亚的活动传到这一地区，在一个银盘上有骑着战马，身披中国式铠甲的部队攻城的场景。隋唐以后，掌握十八般兵器的轻装将军和挥舞火刀的骑兵成为战场上的骨干，他们和持盾举刀枪的步兵一起成为沙场主角。辽吸收了大量的中原文化，辽代的轻装骑兵继承了唐的传统，也是装备精良。辽的玉马具制作非常精美，达到马具制作的高峰。

历代对马的重视

为了发展骑兵的需要，我国历代都建立了“太仆”之类的专门机构管理大规模的国家养马场。如在西汉时，就在“太仆”之下建立了众多的养马官，仅“牧师诸苑三十六所，分置北边、西边，以郎为苑监，官奴婢三万人，分养马三十万匹”（《汉书·百官公卿表》颜注引《汉仪注》）。战马的多少往往直接影响着军力与国力的强弱。如在唐代，“初，用太仆少卿张万岁领群牧，自贞观（唐太宗年号），至麟德（唐高宗年号）四十年间，马七十万六千，置八坊，岐、豳、泾、宁间，地广千里”，时称“秦汉以来，信马最盛”（《新唐书·兵志》），故而唐代前期军力强盛，国威远扬。宋代却马政颓弊，国家养马既少，质量亦差。如宋神宗熙宁二年至五年之间（1069～1072年），国家在大河南北各地所设12个养马的“监牧”平均仅能“岁出马1640匹，可给骑兵者只占264匹”（《宋史·兵志十二》）。虽然通过边境贸易还可买来部分战马，但远远不敷军用。王安石变法措施中专门有“保马”、“户马”等法，就是要求民间普遍养马，以供军用，结果仍无成效。故而整个宋代，战马不足，骑兵大减，在《宋史·兵志十二》中诸如“马不足”、“乏马”、“马政不修”、“驹不蕃而死者益众”之类记载多有出现。在这种情况下，宋代不得不以步兵去对付辽、金、西夏、蒙古的骑兵。而辽、金、西夏、蒙古的骑兵则马源充足，甚至一人双马乃至三马。宋代在对外战争中几乎是屡战屡败，这是一个重要因素。而岳飞所以能在对金作战中取得胜利，则和他重视骑兵，尽力用缴获的战马组建骑兵分不开。如由岳云率领的岳家军主力“背嵬军”就有8000多骑兵，成为南宋各军中骑兵最多的一支劲旅。到了明清时期，吸取了过去的教训，特别重视战马的饲养，尤其是清代，初期的满蒙八旗几乎是清一色的骑兵。清初为了维护多民族国家的统一而进行的多次战争，如平定“三藩之乱”、平定准葛尔部葛尔丹和策妄阿拉布坦的叛乱、平定和硕特部罗卜藏丹津的叛乱、平定回部大小和卓木、张格尔的叛乱等大战中，所使用的兵力主要都是骑兵。为了保证战马的供应，清政府利用蒙古草原与西北地区草原已直属中央的有利条件，建立了大批牧场，“口外水草肥美，不费一饷，而羽牧日孳，云屯谷量”（《圣武记》卷11），这是清代前期和中期军队有较强实力的重要原因之一。

为了总结历代养马的得失，古代还出现了一些关于马政的专门著作，如宋代的王曙“为群牧判官，考集古今马政，为《群牧故事》6卷”（《宋史·王曙传》），可惜此书已佚。

有了马，并不等于有了战马，供战场驰突冲杀的战马还必须进行调教训练。早在《淮南子·说林训》中就已有“马先驯而后求良”的记载，《荀子·王霸》中还有“王良、造父者，善服驭者也”的记载。战国以前对战马的驯服主要是为了驯马驾车，战国以后则主要是为了骑乘作战。对于战马的训练，首先是要求马匹服从指挥，既能奔驰跳跃，又能闻令而止，在战场上保持队形，齐进齐止。其次是要训练马匹的视觉与听觉，使之反应灵敏，并且在任何环境中都能保持镇定而不致惊骇。凡是性情恶劣难驯的、反应迟钝的、体质羸弱的马匹，都不能作为战马配给战士。战马入伍后，还要选择奔跳速度相近的马匹编在一队，以免影响战斗行动的一致。《吴子兵法·治兵》中所讲的“戢（止息，此为控制之义）其耳目，无令惊骇；习其驰逐，闲（约束）其进止；人马相亲，然后可使”，可谓是我国最早的驯马要求。

战马入伍之后，就成为骑兵队伍中最宝贵的财富，必须在长期的战争生活中时刻注意对战马的饲养与使用，使之保持健壮的体力与良好的适应能力，随时随地都可以投入战斗。戚继光说：“国之大事在戎，兵之驰骋在马。西北原野，以马为命，所赖不亦重乎！但马之饥饱劳佚、湿燥疾病，有口无言，不能自白，必须在我领马官军，时其水草，适其性情，节其饥饱劳佚，加意调息。”这一番话，把保养战马的重要性讲得十分透彻。早在战国时，吴起还曾经指出很多具体事项：“马必安其处所，适其水草，节其饥饱，冬则温厩，夏则凉庑”；“人马相近，然后可使”；“日暮道远，必数上下（时时下马步行），宁劳于人，慎无劳马，常令有余，备敌覆我。能明此者，横行天下”（《吴子兵法·治兵》）。就是说在使用战马时，绝不能使战马过于疲劳，宁肯骑手自己辛苦，也要使战马随时保持一定的余力，以防敌人对自己的突袭。如果不注意这一点，敌兵驰至，就只有坐以待毙了。

至于保养的具体要求，各种兵书中均有记载，如《通典》卷149引《卫公军令》规定，凡减截马料者与减截士兵口粮同罪，每营必须确定一名军官“专检校逐水草合群放牧”。又如《武经总要》卷6规定，“非时不得乘官马游猎”；“若借人乘用，并论如军律”；“应乘官马，非警急不得辄奔走，致马汗及打磨伤破，并论如军律”；“凡军行，十里一歇，仍刷口鼻，三十里一饮饲”。明代戚继光在《练兵实纪》中的有关规定最为详明具体。戚家军的战马均有档案，将马分为三等九级，每三月点验一次，按马的膘情定其等第的升降，并以此对饲养者进行赏罚。同时还宣布：“马虽畜类，其效汗血之劳，战阵之间，为国家宣力，与官军无异，又为尔辈骑乘代劳，且最有功于尔也。死在出征地方，止许割耳蹄回报应该衙门，全体掩埋，不许开剥食用。如违者军法重治。”此外，还规定：“临阵失马者斩。力战，马被伤杀者，不坐（即不因失马而问罪）。”由以上数条，即可见古代战将对于战马的重视与爱护。在古代农民起义军中亦是如此，如明末农民起义军对战马就尤为爱护，他们平时“所乘止骡，其马不轻骑，留为战用”。上了战场之后，“骑兵决战，一兵必二三马更番驰骤而不疲毙”（《平寇志》卷6）。这些措施，对明末农民军的高速流动作战，是一个重要的保证。

由于种种原因，人要得病，要受伤；马也要得病，要受伤。所以，一支骑兵队伍之中，还必须配备治疗马病的兽医（据《武经总要》卷6，“征马之职”中有“都头”一职，负责骑兵中的兽医事务）。我国古代有许多兽医的著作，如唐代李石编著的《司牧安骥集》和明代喻本元、喻本亨编著的《元亨疗马集》，其中都总结了很多治疗马病的经验。在《虎钤经》卷10和《武备志》卷146中，也记载了治疗战马的外伤和各种疾病的方剂，专供骑兵部队参考使用。

成吉思汗的骑战思想

成吉思汗（1162—1227），蒙古开国大汗，杰出的军事家、政治家。出身于蒙古乞颜部贵族世家。姓孛儿只斤氏，名铁木真。公元1206年，统一蒙古各部。在位期间多次发动对外征服战争，先后灭金、西辽、西夏，征服地域西达西亚、中欧的黑海海滨。他戎马生涯近50年，指挥数十次大战役，横扫欧亚，先后征服40余个部落和国家，其间许多作战的胜利都是靠以弱胜强、以少胜多取得的。由于当时蒙古尚无文字，成吉思汗没有留下军事著作。根据《蒙古秘史》、《元史》、《圣武亲征录》、《黑鞑事略》等史籍记载来看，成吉思汗的军事思想是比较丰富的，其中精骑突袭的进攻作战思想，颇有特点和价值。

成吉思汗雕塑像

成吉思汗所处的时代是中国古代骑兵发展的鼎盛时期，他利用骑兵具有快速、机动的特点，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古代的进攻作战思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察敌情伪，专务乘乱

为了对敌人实施突然袭击，成吉思汗十分重视对敌情的了解和分析。在每次出征之前，都利用商人或派使察知敌方的内部情况，事先做好比较周密的准备。部队开进时，必先发精骑，分为若干个小分队，在主力部队的前后左右一二百里远处，侦探敌情和地形，随时上报，以便为主将正确选择进军路线、作战场地等提供根据。在临近敌阵时，成吉思汗则常常亲自“登高眺远，先相地势，查敌情伪，专务乘乱”。由于成吉思汗能够正确掌握敌情，因此，常常能达到攻其无备、出其不意的效果。

2.轮番突击，四面合围

对敌发起进攻时，成吉思汗往往先派一部精骑突入敌阵，长驱直入；如遇到阻击，再派后续部队，轮番突击，直至四面合围，全歼敌人。《黑鞑事略》中有这样的记载：“交锋之始，每以骑队径突敌阵，一冲即动，则不论众寡，长驱直入，敌虽十万，亦不能支；不动，则前队横过，次队再撞；再不能入，则后队如之。方其冲敌之时，乃迁延时刻，为布兵左右与后之计；兵既四合，则最后至者一声‘姑诡’四面八方响应，齐力，一时具撞。”这种轮番突击、四面合围的战法，常常能冲破敌阵，击歼敌人。

3.先打援，后攻点

成吉思汗在进攻敌人防守坚固的军事要点时，往往并不直接先行攻击，而是先以一部兵力屯于该要点，围而不攻，以大部分兵力进攻要点四周的支撑点，消灭支援的力量，使其要点变成无援的孤点，然后集中各路军于该点，迫敌求和，如敌不和则一举攻破之。

4.迂回侧击

李世民曾说：“每观敌阵，则知其强弱，常以吾弱当其强，强当其弱，彼乘吾弱，逐奔不过数十百步，吾乘其弱，必出其阵后反击之，无不溃败，所以取胜，多在此也。”成吉思汗在作战中也多次运用这一战法，并取得成功。

根据作战对象的变化，成吉思汗还提出了“摆如海子”，“攻如凿穿”，“追如鸷鸟”的作战思想。“摆如海子”，又称“鸦兵散星阵”，即当敌军进攻包围时，守军即将部队分成散兵队形，或以三、五骑为一组，或以十骑为一队，分散开去，以不被敌骑席卷。当敌军停止进攻时，守军则迅速集中兵力，攻击敌人。“攻如凿穿”，是说进攻敌人时，应如用凿子攻木一样，采取重点攻击、长驱直入为主，辅以侧后包抄的战法。点上攻击的目的在于打开突破口，以便分割包围，各个歼灭，同时为侧后迂回提供条件。“追如鸷鸟”，是指对败溃之敌的追击，要像鸷鸟捕物那样，迅速勇猛，力求速歼。

成吉思汗还善于运用诱击的战法，即首先让敌人进攻，然后在“退却”中伺机突然进行反击。对此，美国的佐克和海厄姆在《简明战争史》中这样写道：“如果敌人善战，蒙古人就让其突破，然后用突然袭击的方法向敌军猛扑过来。”

《元史》说成吉思汗“深沉有大略，用兵如神”。当时曾亲眼目睹蒙军征战的南宋使节彭大雅在《黑鞑事略》中也认为，成吉思汗的作战方略“有古法之未言者”。现代英国资产阶级军事理论家利德尔·哈特在《战略论》中指出：“蒙古人所进行的各次战争，无论作战的规模和艺术方面，在突然性和机动性方面，还是战略战术上采取间接路线的行动方面，不仅不会逊色于历史上的任何战争，甚至于还超过这些战争”。

成吉思汗在谋略思想和实践运用方面也有许多有价值的内容。如对金实行巩固后方、剪其羽翼、避强击弱、西攻东扰、相机围逼中都而夺取的方略。成吉思汗著名的假道南宋、迂回汴京的临终遗策，也颇具战略眼光。他说：“金精兵在潼关，南据连山，北限大河，难以遽破。若假道于宋，宋金世仇，必能许我，则下兵唐、邓，直捣大梁。金急，弗能战，破之必矣。”窝阔台遵策而行取得成功。

成吉思汗的用兵思想，不仅在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史上有其重要的地位，而且在世界军事史上也有一定影响。

知识链接

考古发现的“天马”

通过引进优良马种，汉代马的素质得到了极大的提高。从考古发现中，我们今天还能看到当时马种得到改善的变化。根据鉴定和比较，秦兵马俑坑和牵引铜车的战马品种属于“河曲马”。“河曲马”是我国优良的马种，既可以骑乘，又可以牵引，主要产地在今甘肃、青海、四川等省份的某些地区。“河曲马”的特点是个小体圆，头型长，鼻梁狭，口裂长，鼻孔大，颈短尻圆，四肢粗壮，蹄广而低，前胸广而肌肉发达，背腰平阔而圆润。这些都充分显示了力气大、耐力强的良马特征。汉代初期大多使用这样的马。汉武帝引入西域“天马”后，马的面貌大为改观，这时的马头小而英俊，头长而弯曲，胸围宽厚，躯干粗实，四肢修长，臀尻圆壮，与现代土库曼斯坦的良马相似。

第三节　水军与水战

古代船舶的初创

木板船的出现，是造船史上一次划时代的飞跃从此造船便摆脱了原木整材的束缚，用同样长短的木料，即可以造出比独木舟容量增大数倍的舟船来。以后再经过不断地改进船体线型设计，就造出了适航性好，抗沉性强的各种船舶，为后人发展远洋航海，提供了安全可靠的运载工具。

从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来看，古今的发明如出一辙，起决定作用的是生产工具及其所体现的生产水平，所以当人类掌握了石斧和火以后，独木舟便被制造出来。到了金属工具出现的时候，木材可以剖解成木板，在原来的舟、筏基础上建成了木板船。在我国，夏代是进入奴隶社会的第一个王朝。1980年，我国考古界在河南省偃师县的二里头，找到了夏代遗址，发现了夏代的铸铜和冶炼作坊，发掘出大量的冶炼坩锅、陶范和青铜锛、凿。此外还在济南大辛庄，河北唐山的大城山发掘到夏代的青铜锯等木工艺工具。另据文献记载，这时也有了规、矩、准绳等这类的木工量具，标志着夏代由于金属工具的出现，进入了一个生产力大变革的历史新阶段，从此具备了建造木板船的生产条件。可以说，中国木板船出现的下限时间，大约是在夏代。

从“舟”的字形中，可以看到夏、商两代木板船的结构样式。舟字上有二或三条横线，表示当时木板船上纵横材料的安排方法，说明船上至少有两至三段加固船体横向强度的空梁，构成三至四个分段隔舱。根据造船工艺规范，船上的每一个隔舱结构，是由一根横梁，加上两舷每边的一根“企桡”和船底的一根底梁，构成一个框架，隔舱板就紧钉在这个框架上。这套组合构件，不论是对造船还是对航海，都是值得令人注目的大事。它不仅有分隔舱室和加固船体横向强度的作用，更重要的是它能使船体纵向舷板的接头钉附在框架上，使短板接成长板，用短材可以造出长船来。可见，夏商时期的造船技艺水平，已达到借增多舱室的办法建造大船的能力。

青铜锯

木板船出现以后，随之而来的是如何解决对船的推进问题。最迟在商代已有风帆。又据《物原》记载，说是夏禹造帆。这种记载虽非可信，但却把风帆出现的时间与奴隶社会的形成联系在一起。从事物进化规律来说，风帆也象木帆船一样，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的产物，其出现年代约在夏、商之交。帆的出现，是人类对自然风力资源的开发，是船舶推进动力的一次大飞跃。它与木板船相结合，因风致远，推动着航海事业的活动范围日益向远海延伸。

自西周以来，人们对船舶装载量大又不费牛马之力的优越性，已有了充分的认识，因而推动了造船业较快地发展。但由于南北地理条件不同，到了春秋时期，在全国范围之内，船舶发展形成南强北弱的局面。虽然如此，但在《诗经·大雅·槭朴》中谈到周代中原地区的船舶时，还是说“淠彼泾舟，烝徒楫之”，从侧面反映西周时的北方造船技术，也突破了一叶扁舟的水平，有了多人撑驾的大船。并且出现了四船并联的维舟，双体并联的舫船和“造舟为梁”的浮桥船等多种专用的特型船舶。不过中原地区因受木材的限制，所造船舶的质量较比江南差，造船用材仅是就地所取的杨木或柳木，这种状况延至后世仍复如此，如《许国公奏议》上所说：“北方平原万里，素也不产松杉，其船不过杨、柳木打造。江且难涉，况于航海。”说明中原地区的造船用材自古为难，所造的船舶，在强度和适航能力上，都远不及江南的优良。所以，当春秋战国吴、楚、越崛起于长江中、下游和东南沿海以后，他们夹江面海而居，造船能力和质量均比中原为强，并且很快地发展起来。江南的沿海及江河航道中舟帆相继，航运成为当地诸侯的政治、经济命脉。每个诸侯国为了确保航运畅通，或防御邻国袭击，都十分重视航道的保护和控制。当时，一部分船舶即转变成水上防御和攻击的战具。因此从江南战船的数量上，可以直接反映出当时的航运规模和造船能力。春秋战国时期的水上军事活动，经常是联合编队的大规模行动。例如在周贞定王元年（前468年），越国武装迁都琅邪，“发死士八千人，戈船三百艘”，自会稽出发，航海北上山东；秦惠王后元十七年（前308年），秦将“司马错率巴、蜀众十万，大舶船万艘，米六百万斛，浮江伐楚”。在当时，一次战役动员的船舰以千、百为数，足见江南与东南沿海各地的造船能力已相当可观。

汉唐船舶的发展

汉代以楼船最为著名。这是说汉代的船舶已不是一般的木板船，在构造上已经有了较为发达的上层建筑。具有发达的上层建筑的楼船，或作为水师的旗舰，或作为皇家的座船，少不了要加一些辉煌的装饰。如文献所载：“治楼船厂高十余丈，旗帜加其上，甚壮。”甚至记有：“又造十层赤楼帛兰船。”所谓帛兰，即以帛饰其兰栏。船有十层颇难令人置信，但在汉代发展了带有四层建筑的楼船，并且“旗帜加其上，甚壮”，则是可以理解。

汉刘熙所撰《释名》一书，讲到船的上层建筑并各有专名。从第二层算起叫做庐，第三层叫做飞庐，第四层叫做爵室。联系诸多文献的记载，可谓楼船具有多层上层建筑为言之不虚。

20世纪50年代以来，在广州、江陵、长沙等地，相继出土了汉代的陶质和木质的船舶模型，借助这些文物可以对汉代船舶有较深入的了解。

20世纪50年代，在长沙曾出土一只西汉时期的船模。据当时的发掘报告说，这只船模的船身是由一段整木雕成的，船形细长，头部较狭，尾部稍宽，中部最宽，船底呈圆弧形。在船头、船尾上又各接出一长方形的平板，总长1.54米。船头部稍高，尾部方阔，上部外侧最宽处为0.2米。在船身两侧和首尾平板上都有模拟的钉孔。两侧有较高的护舷板，左右共16只桨，为内河快速船型。尾有桨一支，用以代舵。现存中国历史博物馆。

唐帝国是当时世界上的强国。它经历了初年唐太宗（626～649年）的励精图治，出现了“贞观之治”的繁荣安定局面，社会经济迅速发展。到了唐玄宗（712～756年）时，出现了“开元盛世”，唐朝进入全盛时期。在农业手工业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国家富强，科学技术文化发展，对海外亚非各国的贸易及其他各种性质的海外交往也加强了，促进了造船和航海业的进一步发展。

唐朝有很多造船基地。如宣（今安徽宣城）、润（今江苏镇江）、常（今年内江苏常州）、苏（今江苏苏州）、湖（今浙江湖州）、杭（今浙江杭州）、越（今浙江绍兴）、台（今浙江临海）、婺（今浙江金华）、江（今江西九江）、洪（今江西南昌）、扬（今江苏扬州）等地。南方沿海的福州、泉州、广州，东方沿海的登州（今山东烟台）。这些造船基地没有造船工厂，能制造各种民船、海船、战舰等。贞观十八年（644年）太宗以高丽不听勿攻新罗谕告，决意兴兵击高丽，命洪、饶（今江西波阳）、江三州造船400艘以运军粮。命张亮率兵4万，战舰500艘自莱州泛海取平壤。唐肃宗、代宗时，理财家刘晏为诸道盐铁转运歙时，在扬子（今江苏仪征）设10个造船工场，置专知官督办造千石大船，说明唐时有极强的造船能力。每年建造的船只越来越多，仅明州（今浙江宁波市南）、温州两地就每年可造成各类船的工艺水平日益先进。大历贞元年间（766～805年）富商俞大娘有大船，这种船称“俞大娘”。俗话曰：“水不载万。”意思是说大船不过载八九千石。然而“有俞大娘航船最大，居者养生送死嫁娶悉在期间。开巷为辅操驾之工数百。南至江西、北至淮南，岁一往来，其利甚溥，此则不啻载万也。洪鹗之水居颇多，与邑殆相半，凡大船必为富商所有”（唐释玄应《一切经音义》）。“不啻载万”，就是说差不多达到一万石的载重量了。“开巷为圃”是说船上可以种花果、蔬菜。驾驶船只的工人就有数百人之多，我们可以想象“俞大娘”航船规模之大，真像水上居民之乡了。

中国古代航海木帆种类很多，沙船、福船、广船在唐代都已成形。其中沙船是中国古老的船型中的一种。它的历史可追溯到遥远的年代，早在出土的独木舟及甲骨文字就可以看到它的平底、方头、方艄的特征。在山东日照等地有许多沙船，相传是越王勾践由会稽迁都琅邪时遗留下来的船型。这都有可说是沙船的前身了。据康熙《崇明县志》载，“崇明县乃唐（高祖李渊）武德间（618～626年）涌沙而成”。又载“沙船以出崇明沙面得名。太仓松江通州海门皆有宜于行沙防沙，可安然”坐在滩上。“江南沙船之往山东者，恃沙行，以寄泊，船因底平，少搁无碍”（《日知录集释》），所以又称“防沙平底船”，到明中叶后嘉靖初始统称沙船。它又有宽、大、扁、浅的特点，具有稳定性。为了提高航速，在中型沙船都采用多桅多帆。帆大多是密杆硬篷的长方形平衡纵帆。沙船多行于北洋航线，太湖一带渔民称沙船为“北洋船”，但在南方江西、安徽、湖南、湖北等地也有使用。江南的稻米、丝绸等多用沙船北运。

福船和广船以产地而得名，是适应中国南方海阔水深多岛屿地理环境的两种船型。利于破浪，多走南洋深水航线。

福船型首尖尾宽两头翘，尾封结构呈马蹄型，两舷边向外拱，有宽平的甲板，有连续的舱口，舷侧用对开原木厚板加固，强度较大。造船用材主要是就地取福建盛产的松、杉、樟、楠木。有些船的首或尾尖，舱是活水舱也叫浮力舱或防摇舱，随着船首或尾的上升或下降，活水舱中的水可流入或流出，减少船的摇摆，狭长的舵向前斜插，大桅上悬挂着用布制加筋的疏杆硬篷，帆型略呈三角形。

广船船型首尖体长，吃水较深，梁拱小，甲板脊弧不高，有较好的适航性能和较大的续航力，船体结构横向是以密距肋骨与隔舱板构成；纵向强度依靠龙骨制成。造成船的材料多采用荔枝木、樟木，还有一种产于广东的乌婪木。舵板上开有成排的菱形小孔，操纵省力，上悬布质硬帆。

福船、广船历史悠久，它是中国圆底或尖底首部尖削的独木舟发展而来，它们在唐代已发展成形并在运输、贸易中发挥重大的作用。

大运河沟通了南北水系，全国的航运事业也空前发展起来。当时的人说：“天下诸津，舟航所聚，旁通巴、汉，前指闽、越，七泽十薮，三江五湖，控引河洛，兼包淮海。弘舸巨舰，千舳，交贸往还，昧旦永日。”

唐承隋制在水陆交通要道上约30里置一绎站，全国有水驿260所。水陆相兼驿86所，水驿备有船以供官吏往还和政府文书的传递。

古代水军的建置

水军作为统一政权下的一个兵种建置，是从汉代开始的。当汉武帝发动统一东南沿海的战争时，“内增七校，外有楼船，皆岁时讲肄，修武备”。这段记载中所说的“七校”，是指汉军中的中垒、屯骑、步兵等七个兵种。而“外有楼船”是说水军乃在七军之外，根据沿江海的地理条件和防务所需而设的，它属于汉代郡国兵制的地方常备军。像《汉兵志》所说的那样，在江淮以南多楼船士。这都是因地制宜在地方上设常驻兵种的实例。水军因有海上特殊作战条件的要求，平时要经过有计划的培养和训练，所以要“岁时讲肄”。这是既有固定的课目分时“讲”授，又有按时进行具体操驾技艺的练习（肄）。《文献通考·兵考》上说，汉代水军是“郡举五人教习战射”，“常以秋后讲肄课试”。虽然具体的培训办法尚无法考定，但可以说，我国有组织，有教练人员，有培训期限，又有讲授、实习和考核的大规模航海教育工作，最迟在汉代元鼎年间（前116～111年），已经由汉朝政府作为一种训练法令推行开来。

史书对汉代水军称做“楼船”。这个名称实际包括两种含义。一是对战船的统称；一是对水军兵种的专称。例如，水兵称为楼船卒、楼船士，水军将校称为楼船将军，楼船校尉。《汉旧仪》记载汉代兵制，“民年二十三为正”兵，“水家为楼船，亦习战射行船”，“楼船年五十六，老衰，乃得免为民”。这里提到的“楼船”两字便不是指说战船，显然是指说水兵。前句是说既使船民入伍当水兵，也要受海上作战的训练；后句是说明水兵的退役年龄，足以说明“楼船”的这种特殊含义。此外，汉代水兵还有“黄头郎”，“棹卒”等别称。

汉代水军属于郡国兵，汉朝廷对水军向来不设常任官员。所以在汉史百官表中没有载列楼船官职，它是随战勤需要临时任命的。例如，散见于《史记》、《汉书》各传中，有伏波将军路博德、马援、楼船将军杨仆，段志，戈船将军归义越侯严，下濑将军归义越侯甲，横海将军韩说，横海校尉刘福等人，这些将军、校尉都是在每次战役中派任的。《后汉书·光武帝纪》载：“遣伏波将军马援，率楼船将军段志等击交趾。”由此可见，各将军的职权并非平行，其中伏波将军一级为最高水军统领官。按汉兵制规定“不立素将，无拥兵专制之虞”。因事立称，事毕撤官，兵归防地。例如，汉武帝任命朱买臣为会稽太守，“治楼船、备粮食、水战具，须诏书到，军与俱进”。又如，建元三年（前138年），汉武帝遣严助持节发会稽水军救东瓯，会稽太守因不见虎符拒不发兵。这些记载，都足以说明汉代水军为郡国之兵，由郡守掌理。遇战事，则由汉朝廷临时派遣官将持符节或诏书，统兵领船。所以汉代只有常备的水军，而无常设的水师官将。北宋建隆元年（960年）十一月，赵匡胤便命诸军习战舰于迎銮（今江苏仪征）。建隆二年（961年）正月，又亲临“造船务”校阅演习水战。建隆三年（962年）十月，再次校阅水军演习。乾德元年（963年），在汴京城南凿大池，名为讲武池，引入蔡水，造楼船百艘，选精兵编练水军，名“水虎捷”，又名神卫水军。开宝七年，准备渡江灭南唐，在这一年之内，赵匡胤曾五次到讲武池检阅水军。开宝八年，渡江平灭了南唐后，但水军操练不辍。大中祥符六年（1013年），“选江南习水卒，于金明池按试战棹，立为虎翼军，七年改称虎翼水军”，又令“江浙淮南诸州，亦准此选置”。此后，北宋各路厢军便相继建立了水军心。

南宋时以江防为边防，“水军之制，则有加于前”。建炎元年（1127年），“置水军七十七，将造舟江江淮”，诏令在沿海及江淮各地招募善习舟楫的船民，于沿江海的要郡各置水兵一军，次要州郡则置中军。绍兴四年（1134年）7月，令江东安抚司招水兵1500人，同时在江、浙、荆、湖14郡各募水兵500共7000人，招兵备舰组建横江水军。绍兴五年（1135年），淘汰了三分之一老弱及不适任水军者，积极整编培训。逐渐增置，所建水军几乎遍及江南各地。

两宋的水兵，主要是来自沿江沿海的船民；第二部分是由陆军转建为水军的。如《宋史·兵志》所记：“神卫水军见（现）管军员，先自奉节（军）补入，多不会舟楫。”即是由陆军全队转入水军的例子；第三部分，是以各州“断配刺隶”的刑徒拨充。但不论新兵来自什么途径，都必须经过训练。北宋初年，开讲武池练习水战，以实习操练为主，一直到咸平年间，仍沿“岁习不辍”的操练方式。到南宋绍熙元年（1190年），对水军教育训练有所改进，诏令“江上水军（每）岁春秋两教外，每月轮阅习”，规定各地驻守水军，每年分为春秋两期培训教育，和每月操练检阅。并命令“沿海水军准是”为则，仿照进行培训。从此，分期讲授与及时实习相结合的培训办法，成为南宋水军教育的定制。

威震四夷的明代水师

明成祖永乐八年至宣德八年（1405～1433年），前后28年的时间，三宝太监郑和率领庞大舰队下西洋，是我国古代航海和海军史上的伟大创举。这支舰队涉足于东南亚，南亚，航程远及阿拉伯及东非沿岸诸国。郑和船队约有大小船只200余艘，是一支执行特殊任务的混合船队。这些船只大致分为五类：第一类是宝船，大的长四十四丈四尺（142米），宽十八丈（57.6米），九桅十二帆；中等的长三十七丈（118米），宽十五丈（48米）。第二类是马船，又称快船，是大型快速水战与运输的军用船，《明会典》注明，“以备水军进征之用”。第三类是粮船，长二十八丈，宽十二丈，有七桅，明人罗懋登《三宝太监西洋记》记载，这种运载船是运输粮食和后勤物品的船，使船队沿途航行无补给匮乏之忧。第四类是坐船，这种船的功用是如“边营陆寨之帅幕也，号令之所以整齐者也”。这种大型战船，长二十四丈，宽九丈四尺，有六桅。第五类是战船，担任护航的舰船，长十八丈，宽六丈八尺，有五桅。此外，还有辅助船只若干，例如水船。郑和率领的远洋船队，能够历涉重洋，除了船只性能优良外，还在于有健全的机构建制。全体船员共27550名，分为五大部分：

1.指挥部分：包括正、副使太监和少监、内监等，是掌握航行、外交、军事、贸易等重大行动决策和指挥的中枢首脑机构。

2.航行事务部分：包括火长、舵工、班碇手、水手、民梢，阴阳宫、铁锚、木舱，搭材等航海与修理工等技术人员。

3.外交、贸易部分：包括鸿胪寺序班（主持朝会宴享的仪式礼节）、通事（翻译）、教谕（对外宣传）、金人（起草文书）。

4.后勤部分：包括户部郎中（掌管钱财和船队后勤供应）、买办、办事（采购物资）、书算手、医官医士等。

5.护航部分：包括都指挥、指挥、千户、百户、旗校、勇士、力士、军力、余丁等武装军事人员。负责航行安全，抵御敌对武装和海盗的侵袭。武装护航人员，约占整个船队的73%，其中都指挥两名，千户144名，百户103名。

据《三宝太监西洋记》介绍，郑和船队在航行中，保持一定的编组队形，以免单船流散和多船碰撞。“每日行船，以四帅字号船为中帐；以宝船三十二只为中军营，环绕帐外；以坐船三百号，分前后左右四营环绕中军营外；以战船四十五号为前哨，出前营之前；以马船一百号实其后；以战船四十五号为左哨，列于左，人字一撇撇开去，如鸟舒左翼；以粮船六十号，从前哨尾起，斜曳开列到左哨头止；以马船一百号副于中；以战船四十五号为右哨，列于右，人字一捺捺开去，如鸟舒右翼，以粮船六十号从前尾哨尾起，斜曳开到右哨头止；又以马船一百二十号实于中；以战船四十五号为后哨，留分二队，如燕尾形；马船一百号当其前；以粮船六十号从左哨头起斜曳收到后哨头止，如人有左肋；又以马船一百号实于中；以粮船六十号从右哨头起斜曳收到后哨头止，如人有右肋；又以马船一百二十号实于中”。舰队在航行时的通讯联络，“昼行认旗帜，夜行认灯笼，务使前后相继，左右相挽，不致疏虞”。如果遇到视线不良的天候时，则以音响进行联络。在郑和舰队航行中，是使用航海罗盘技术指向，但也运用了我国古代所习用的天文航海，依据天体位置辨别方向和距离。

当时，中国高超的航海技术，实为欧人震骇，瓦斯科·达·伽马去印度时，所率领的葡萄牙船队，仅由四艘快船组成。哥伦布去美洲只有三只帆船，而且只有88名水手。欧洲的船队与郑和船队相比，显然是远为逊色。

明万历二十年至二十五年（1592～1597年），日本太政大臣丰臣秀吉，为实现吞并中国和朝鲜的野心，两次发兵侵略朝鲜。明政府应朝鲜国王李昭的请求，两度支援朝鲜抗日。中朝联军协同作战，经过平壤、稷山等战，将日军压缩围困在朝鲜东南沿海的蔚山、泗州、顺天等地。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10月，联军水师获悉日军准备撤退，迅速调整部署，将水师2.6万千人，战船800只，从古今岛移至左水营，占领猫岛，封锁光阳湾，控制露梁津海峡，决心围歼顺天的日军。日军曾多次企图突围，均被联军击败，向联军求和，遭拒绝后，又向泗州的日军求援。不久泗州日军在岛津义弘率领下，出兵万余，战船500余只，约同南海、固城等地的日军分头赴援。联军密切协同，以伏击、夹击和火攻，最后打败了日军，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1661年，郑成功率领战船350多艘，进行了一次远程奔袭登陆作战，从荷兰殖民主义者手中，解放了我国神圣领土台湾。登陆作战中，郑成功的60艘快船组成环形阵势，以强大炮火压住敌规火力。同时，组织了几艘满载炸药和易燃品的小快船，冒着敌人的炮火，偷偷地疾驶向敌舰，把小船牢牢钉在敌舰旁，引发火以后，兵士们跳入海中。顷刻，小船上的炸药爆炸，烈焰冲天，荷军最大指挥舰“黑克托号”带着烟火沉入海底，其余荷舰吓得仓皇而逃，郑成功舰队胜利地登陆。经过迫降赤嵌城，围攻台湾城等战斗，从而收复了台湾。

水战的攻防

在江河湖海中作战，自然条件与陆战差异很大，若要克敌制胜，除了一般的指挥艺术、临战勇怯、装备优劣、兵力多寡以及陆上特别是江湖两岸的配合等因素之外，自有其若干特殊的致胜因素。正如《圣武记》卷14所概括的：“请言舟要（即水战的要领）：大胜小、坚胜脆、顺风胜逆风、顺流胜逆流，防浅、防火、防风、防凿、防铁锁。”这其中，以下几点又是十分重要的。

必须占据上游，这是在江河作战中十分重要的客观条件。好比陆战中的居高临下一般，占了上游就占了明显的优势，故而古代兵书中十分强调这一点，如“据上流以藉水力”（《草庐经略》卷11），“欲战者无迎水流”（《百战奇略·舟战》）之类。早在公元前525年楚国和吴国在江中作战时，楚国的司马子鱼就曾断言：“我得上流，何故不吉？，”后来果然打了胜仗（见《左传·昭公十七年》）。在战争中，能否处于江河的上游往往是在战前就决定了的。在春秋时期吴楚两国的多次战斗中，水战楚常胜，陆战吴常胜，就是因为楚国占据了大江的上游。此外，如秦的统一战争、西晋的统一战争、隋的统一战争和太平军从武昌东取南京的战争，都是从长江的上游顺江东下，以高屋建瓴之势取得胜利的。刘禹锡在《西塞山怀古》一诗中“王浚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的名句，正是描写了这种“据上流以藉水力”的气势。可是，在古代战争中也有一些有才能的主将，从自己处于下游的既定事实中想办法转为上游，变被动为主动，从而取得胜利的。宋金战争之中，韩世忠在长江布防遏制金兀术入侵江南之后的归路。金兀术在大江之中的水军既处于下游，驾船技术又远远不及宋军，情况极为被动，屡战屡败。此时，金兀术部下“有献谋者曰：‘凿大渠接江口，则在世忠上流。’兀术一夕潜凿渠30里”。用开凿三十里大渠的办法使自己从下游转到上游，看来是十分费力之举，可是，金兵就靠这一点优势取得了主动。“次日风止，我军帆弱不能运，金人以舟纵火，矢下如雨……得绝江遁去”（《宋史·韩世忠传》）。金兀术就是这样逃回了江北。宋末，吕文焕与蒙古水军战于江中，“文焕居下流，乃泊舟两岸，而以中流之舟佯败而退。敌追之，两岸舟反在上流，出敌之背而夹击之，敌遂败”（《草庐经略》卷11）。这是在战斗中从下游劣势转为上游优势的又一成功的战例。

与必须占据上游相类的另一个重要客观条件是要居于上风位置，使自己的进攻方向处于顺风的地位。在水战中，顺风者较之逆风者有以下明显的优势：1.便于帆船加快速度压制、冲击敌船；2.便于使用火攻；3.便于向敌船抛撒石灰之类粉尘，破坏敌方军士视力；4.便于向敌方射箭。在历史上，借助风力破敌的战例甚多，诸葛亮“借东风”的故事几乎是家喻户晓的。虽然这是《三国演义》中有所渲染的故事，但赤壁之战中处于下游的孙、刘联军能在大江中战胜处于上游的曹军，的确得力于江中的东南风。据《资治通鉴·汉献帝建安十三年》载，大战开始时，“时东南风急，盖（指孙刘联军的大将黄盖）以十舰最著前，中江举帆，余船以次俱进……去北军二里余，同时发火，火烈风猛，船往如箭，烧尽北船，延及岸上营落。顷之，烟炎张天，人马烧溺死者甚众”。很明显，“东南风急”、“火烈风猛、船往如箭”，在这一战中所起的作用是十分重要的。又如，公元558年南朝陈军侯調部与梁军王琳部战于大江之中，王琳据上流东下，侯琪引军入芜湖避其锐气，“时西南风忽至，琳谓得天道，将直取扬州。侯調等徐出芜湖，摄其后。比及兵交，西南风翻为調用。琳兵放火燧以掷船者，皆反烧其船。琳船舰溃乱，兵士投水死十二三，其余皆弃船上岸，为陈军所杀殆尽”（《北齐书·王琳传》）。这一仗，侯調兵力较弱，又居于下流，所以能胜，关键在于占据了西南风的上风。公元919年，五代时吴越王钱镠下属的钱传馞部与刚即吴国王位的吴王杨隆下属的彭彦章部在大江中相遇，“吴船乘风而进，传馞引舟避之，既过，自后随之。吴回船以战，传馞使顺风扬灰，吴人不能开目……传馞因纵火焚吴船，吴兵大败”（《资治通鉴·后梁均王贞明五年》）。这一战，又是从下流的劣势利用顺风而转为优势，用顺风撒灰、顺风纵火而取得胜利的一例。

水战中取胜的另一客观条件是战船的制造，一般来讲，大可胜小，坚可胜脆。如明代名将戚继光就说过：“福船高大如城，非人力可驱，全仗风势。倭船自来矮小，如我之小苍船。故福船乘风下压，如车碾螳螂，斗船力而不斗人力，是以每每取胜。”

水战中要想取胜，还有一点与陆上不同，就是要设法掩饰与隐蔽自己。这是因为在陆地上地势有高低，四野有林木，可以掩蔽自己的军队。而水上一望无际，视野开阔，若不在河湾之中，基本上是所有船只、兵力都暴露无遗，所以，这就需要用人工进行掩饰。古代所用的方法主要有两种，一是在战船上多设生牛皮或铁甲之类的防护物以避对方的矢石，等于是筑一道防护墙，《水浒》中的“傍牌”，就是这类防护物。有时还用毛毯裹船作为保护，如宋金战争中，金主完颜亮于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南下时，就曾“以毯裹船载粮而来”，对防御矢石颇有作用。宋军主将刘铸只好选军中会潜泳者，即“善没者凿沉其舟”（《宋史·刘锜传》），方能取胜。另一种方法就是在船上多张旗帜，既可以隐蔽自己的兵力，使敌方不明虚实；又可以给敌方一种气势逼人之感，使敌方望而生畏。到双方开战时，如林的旗帜又可以阻挡敌方射来的箭。古代兵书中所写的“水战之道”中，常有“张牛革以避矢石”、“多树旗帜以惑之”，这是从实战中总结出来的行之有效的防御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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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支战船编队

中国古代船只用于战争的时间约为公元前11世纪，即商代末年周武王伐纣时。当时周武王与诸侯会师于孟津（今河南孟津县），统帅着兵甲4.5万人、战车300乘，浩浩荡荡地准备渡过黄河。为此，丞相姜尚监工赶制了47艘大战船，利用这些战船运载军兵车马。这支战船编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支战船编队，而第一个统帅水军的首领便是姜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