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千秋仰止宫墙近——古代私家藏书

中国私家藏书的历史比官府藏书和公共藏书的历史要稍迟，学术界一般将其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因为当时民间已出现了私人收藏法家、兵家等著作的现象，而老子和孔子就是我国古代最早的私人藏书家。

第一节　百代渊源俎豆馨——私家藏书概述

私家藏书的历史沿革

秦汉时期，私家藏书事业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如汉代出现了像西汉河间献王和东汉蔡邕这样收藏颇富的藏书大家。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书籍的制作基本由简牍和缣帛过渡到价廉质轻的纸抄本，故此，私家藏书事业有了飞速的发展，藏书家群体的构成和私家藏书的风尚也为之一变：藏书已非贵族高官的专利，普通人家也出现了藏书的现象。于是，这一时期，无论是藏书家的人数，还是私家藏书的数量，都比汉代大有增加，并出现了萧绎这样拥书八万卷之巨的大藏书家。在此背景下，专门用以藏书的书室、藏书楼以及中国私家藏书史上最早的藏书目录也出现了。魏晋的私家藏书在藏用结合、推动学术研究和文化发展上也取得了明显的成效。最重要的是，这一时期出现的以抄书和贩书为生的专业人员，对私家藏书的发展有着重大的影响。“佣书”和“书贩”作为一种职业的出现，无疑使图书的积聚更为方便，从而大大加速了私家藏书的发展。

隋唐五代时期是中国古代私家藏书事业的迅速发展期，不仅藏书家的数量远非秦汉时期可比，而且其藏书的数量和质量都远在秦汉之上。此外，当时的藏书家还有许多创造，如：唐代藏书家颜师古，在收藏书籍外，还收藏古书画、古器物、书帖等，从而扩大了私家藏书收藏的范围；五代青州藏书家王师范，聚书数千卷，请杨彦询掌管，这是藏书史上聘请专职人员管理藏书的最早记载；五代藏书家和凝，有集百卷，且自篆上版，模印数百部，分送友朋，首开藏书家自刻文集之风。这些都对后世私家藏书事业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宋元时期是中国古代私家藏书事业的繁荣期。这一时期的私家藏书有以下几个特征：一是藏书风气非常兴盛，藏书活动从北到南延续不断，藏书家、藏书世家大量涌现，并由贵族官僚向平民阶层发展；二是藏书规模大，在宋代五百余名藏书家中，藏书量在万卷以上的就近400人，占80%左右；三是随着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在南方的确立，南方的文化有了很大的发展，私家藏书事业也超过了北方，并由此奠定了其后近千年南方私家藏书的发达局面；四是私家藏书目录的编制取得了一系列的突破，如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首开题要之例，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首创解题一体，尤袤的《遂初堂书目》独擅版本记载，而郑樵的《校雠录》更是开创了对藏书目录学的研究工作。凡此种种，一扫此前官府藏书一统天下的沉闷局面，极大地改变了私家藏书系统长期以来只有藏书而无学术的现象。由此发端，后世私家藏书编目渐渐形成制度，书目成果多若繁星，官、私藏书目录由此形成并驾齐驱的格局。

清孙退谷著《庚子消夏记》

明代私家藏书达到了空前兴盛的地步。以藏书家人数而言，其远远超过以前的任何一代，仅叶昌炽《藏书纪事诗》一书就记载有427人（不含以藏书著称的藩王）。而据现代学者的统计，明代藏书家更是多达700余人。我们只要略举当时著名的私家藏书楼如宋濂青萝山房、叶盛箓竹堂、王世贞小酉馆、项元汴天籁阁、范钦天一阁、赵琦美脉望馆、祁承襆澹生堂、钱谦益绛云楼等，便可想见当时私家藏书之盛况。值得一提的是，明代一些著名藏书家还根据他们的实践经验，总结出一套系统的鉴别古书的经验和庋藏、编目等方面的藏书理论，从而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古代藏书文化的内涵。其中，山阴藏书家祁承襆及其《澹生堂藏书约》功不可没。

清代是我国私家藏书发展的最高峰时期。它承继明代遗风，讲求宋元旧刻、明版精印及精校抄本，逐步形成了具有地区特色的藏书群体。20世纪初杨守敬在《藏书绝句序》中总结说：“其收藏之地，于吴则苏、虞、昆诸剧邑，于浙则嘉、湖、杭、宁、绍诸大郡，大都一出一入，此散彼收，朱玺红坭，灿然罗列。”苏、浙两地是南方藏书家的聚合之处，北京则是北方藏书家的荟萃之地，山东、福建等地也是清代藏书家的集中之地。清代藏书家已有按藏书目的、藏书特色而区分的赏鉴家和校勘家。清代藏书家的数量及其藏书规模均超过任何一代，他们在学术研究、文化发展等方面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近代以来，中国私家藏书由盛转衰，其原因有二：一是由于私家藏书赖以发展的基本条件，如经济之支撑、馆舍之建造、藏书之补充等均有所削弱，促使其逐步衰落。二是近代社会新型“图书馆”的出现和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古代私家藏书的衰落；私家藏书的变化，莫过于藏书的散出，是私家藏书无法回避的事实。一方面由于政局的更迭，战争的毁坏，藏书家家道中落，这些都直接导致了私家藏书的衰弱。

私家藏书的特点和主要贡献

私家藏书作为中华藏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长期担负着公共藏书的部分功能。近代以来，私家藏书又与各类公共图书馆相辅相成，共同推动着中国藏书事业和文化学术的发展，在很多方面都做出了很大贡献，总结起来有如下几点：

1.收集与保存

藏书家们的收藏，大都是费尽心血、节衣缩食、百般访求甚至弃产典当的结果。有的选购于市场，有的抄录于故家，有的收拾于散失，有的抢救于战火。既收而有之，又留心于保存、整理和留传。世乱转移于僻地，临终叮嘱于子孙。防水、防火、防鼠、防蛀、防盗、防散、修补、曝晒，更是劳心劳力。所以，众多古籍得以流传至今，实乃历代藏书家们的一大功德。

2.抄录与刊刻

古代图书的传布，主要靠手写抄录，即使有了雕版印刷之后，一些孤本秘籍和未刊稿本仍靠抄录流传。有的藏书家不仅购书、抄书，还亲手校订和刊刻了许多珍本典籍。所以说，古代文献典籍的传承流布，与历代藏书家的参与是分不开的。

3.整理与校勘

古代典籍在历代流传过程中，或疏于记事的核实，或忽于抄写刊刻之神校，以到长其甚者全书流失。历代藏书家多善校雠而订正之，辑佚而汇聚之。此外，文献积累日益繁富，使用上则需更有条理，类书丛编于是应运而生，而其编纂者多是历朝历代的著名藏书家。

4.叙录与题跋

对古籍的最早叙录始于汉代的刘向父子，古书题跋则成熟于宋代的欧阳修、陆游等人。这些著述既是藏书研究的结晶，又是关于古籍的评价和记事，而历代藏书家皆有所为。像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黄丕烈的《士礼居藏书题跋记》等，对浩如烟海的古代文献资料做出了有一定参考价值的鉴定，于后学识别藏书、使用藏书起到了启发和指导的作用。

5.培养人才，繁荣学术

藏书家本人利用自己的收藏进行研究撰述，时至今日，硕果累累。有的还用以教育子女和促进乡学，开明者将藏书广供学子研习，保守者亦借于亲友阅览，总之，都大有利于人才成长和学术研究。

6.促进了图书馆学和目录学的发展

在古代图书有关收藏、分类、编目、保管、使用等一系列课题方面，私家藏书家们经过长期的实践积累和经验总结，对图书馆学、目录学的理论发展和实践都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像郑樵的《校雠略》、祁承襆的《藏书约训》、孙庆增的《藏书纪要》等，都是古代私家藏书里程碑式的撰述。历代私家藏书目录，目前累计已达1000余种，这是中国文献目录学中一笔可贵的遗产。

7.补益国家藏书，充实公共图书馆典藏

从汉到清，在政权更迭的战乱时期，旧朝的国家藏书无不遭受严重的毁散，新朝国家藏书的重建又无一不是从全国各地的私家藏书中得到大批征献而得以恢复。近现代各类大型图书馆的善本典藏大多是得到大批私家藏书的捐赠、寄存和出售而得以充实的。以北京图书馆来说，最初以购得的归安姚氏、南陵徐氏之书为基础，而后又陆续得到几十家私家藏书的珍本典藏才达到今天的规模。正是私家藏书的基石奠定了现代图书馆的宏伟大厦。由此可见，古代私家藏书与国家公共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从来都是密不可分的。

第二节　庋藏检校穷余年——藏书家藏书

藏书家藏书概论

“藏书家”这个专用名词已经使用了千年左右，但几乎没有人对它下过准确的定义。

1.藏书家的基本条件

一般而言，要符合“藏书家”这一称号，必须具备以下三个基本条件：

第一，必须“多书”，即有超过一般人的收藏。随着时代的发展，历代典籍的不断积累增多，藏书的数量可有不同的要求。比如，汉代以前只要收藏数百卷图书即可称为藏书家；魏至唐代，应达千卷以上；宋至清代，应达数千卷，甚至万卷以上；近现代则应有数千册藏书，甚至万册以上始可视为藏书家。

第二，所收藏图书必具相当的质量。就“藏书家”的内涵而言，数量是前提，而质量是实质，没有足够的高质量的图书文献，就不能有效地从事学术研究。有藏书而缺乏高质量的图书，说明收藏人水平不到家，则无以称“家”。所谓高质量，即所收图书应有相当比例属于历代优秀的基本文化典籍和工具书，或某一方面的系统收藏。

第三，藏家本人应对藏书进行一定程度的整理和应用。图书是记录和传播知识的载体，藏书的目的主要在于学习、掌握和运用，藏而不用，等于无藏，又何谈藏书家呢？藏书的整理，主要是指装订修补、分类编目、著录题跋、曝晒保藏等。嗜书如命的藏书家大都能做到这些。对藏书的应用可以是多方面的，除藏家本人用以学习、研究、著述参考外，还可用以内教本家子女，外供士子研读，这也是藏书使用的另一方式。通常情况下，学者藏书家都是藏书家群体的主体，历史上的众多学者正是利用自己丰富的藏书。才结出了一颗颗丰硕的学术成果。

著名学者藏书家黄宗羲曾说过：“藏书非好之与有力者不能。”这就是说，要成为藏书家必须具备两个基本条件：一是必须具备一定的文化素养且爱好书籍，即有嗜书之情，好书之心，求书之愿，这是藏书家的内在修养；二是须有相当的家产和收入，即有购书之力，整书之费，藏书之所，这是藏书家的物质基础，二者缺一不可。因为不同时具备这两个因素，世间多少有钱者并非都是藏书家；反之，又有多少爱书、嗜书的穷困学者，求书而无力，始终也不能成为藏书家，真是莫大憾事。

2.藏书家的主要类型和特点

明代学者胡应麟曾将藏书家分为好事家、赏鉴家两类；清代学者洪亮吉又将藏书家分为考订家、校雠家、收藏家、赏鉴家、掠贩家五类。除掠贩家可视同书商外，其他各类藏书家均为学者型藏书家。学者型藏书家乃藏书家群体之主体，他们或为工作，或为治学，或为加强自身修养而收藏。他们藏用相得，书适其所，结出了丰硕的学术研究成果。唐代的吴兢，宋代的尤袤，明代的钱谦益、杨士奇，清代的黄丕烈、钱大昕等，都是历代藏书家中的大家典范。至于达官贵宦、中小官吏中的藏书家，实质仍是学者型的藏书家，只不过又多了“钱”和“权”两个因素，增加了收购藏书的条件。宋代的宋濂、清代的阮元等即为儒臣达宦藏书家的代表。

历朝诸王宗室中的藏书家，他们身处有钱有势的阶层，其收藏也十分可观。如宋代宗室荣王赵宗绰藏书达七万卷，可能是北宋藏书最多的一人；朱明宗室诸王中还校刻了不少堪称精良的古籍珍本。

封建时代的一些富裕的乡绅地主，为了教育自家或乡邻的子女而建立了不少家塾和学堂，并充以一定藏书，供其使用，此举对发展地方教育事业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宋代楚邱的曹诚就是此类藏书家的代表。此外，金融家和工商实业家中的藏书家，是明清以后，特别是近代涌现出来的特殊的一类藏书家，人数虽不多，却大都是藏书大户。

古代少数民族中的藏书家，主要集中在元代的蒙古族和清代的满族，他们对收藏和保存少数民族文字的古籍文献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僧侣道士中的藏书家，以其身世和社会地位的特点，自然又成为佛经、道藏的整理典守者和传播人。

藏书家群体中，历代都有少数的医生和药物学家，他们对古代医药典籍的收藏、整理和流传都做出了特殊的贡献。

至于书商中的藏书家，大多数是古籍的经营者，虽曾收购大批书籍，其目的不在自用，而在经销取利，其属性在商。但其中个别的有心者，由经营而增嗜，因年久而学长，精通版本，出口文章，与学者为友，切磋交往，偶有著述，又有个人藏书偏好，已然“商而士者”，自可称为藏书家。宋代的陈思、明代的童珮、清代的陶正祥、近代的孙殿起等人即是因商而藏的藏书家代表人物。

中国历代藏书家人数众多，有文献记载或有藏书传世的不下几千人，其所藏图书更是浩若烟海。

尤袤藏书

尤袤（1127—1194年），字延之，小名盘郎，小字季长，号梁溪、遂初居士，常州无锡（今江苏无锡）人，谥文简。尤袤从小聪颖过人，喜欢读书，只要是自己没读过的书，总要千方百计找来认真研读。尤袤在太学就读时善作词赋，尤其是他的诗写得很好，在当时就很有名气，后来终于成为南宋的著名诗人，同杨万里、范成大、陆游被后人并称为“南宋四家”。他的著作有《遂初小稿》60卷、《内外制》30卷，但都没有传下来，现在我们可以见到的只有清人尤侗辑佚其散作而编成的《梁溪遗稿》2卷。

尤袤一生嗜书，有“尤书橱”之称。他对图书“嗜好既笃，网罗斯备”。凡是他没有读过的书，只要他得知书名，就要想尽办法找来阅读，读后不仅要做笔记，借来的还要抄录收藏。杨万里曾经描述他乐于抄书的情景：“延之每退，则闭门谢客，日计手抄若干古书，其子弟亦抄书……其诺女亦抄书。”杨万里还记述一则故事，说他曾将其所著《西归集》、《朝天集》赠送给尤袤，尤袤高兴地写诗酬谢：“西归累岁却朝天，添得囊中六百篇。垂棘连城三倍价，夜光明月十分圆。”可见尤袤对书的嗜好之情。

江苏无锡惠山（九龙山）下的尤氏私家藏书楼，初名为“依山亭”，原为尤袤的父亲所建，后来尤袤将其改名为“遂初堂”。“遂初”含有“去官隐居，得遂其初愿”之意。综观尤袤的一生，在宦途上一直一帆风顺，但他却取晋名士孙绰《遂初赋》名称以自号，并将自己的藏书楼名为“遂初堂”，看来也颇有自示志存高远，读书为其一生初愿之意。宋光宗赵惇很欣赏他的博学，曾亲自题写“遂初堂”的匾额赐给他。经过尤袤一生的辛勤收集，遂初堂的藏书达到了3200余种。除了购买当时刻印的书籍外，大量地手抄笔录，广交朋友互通有无，也是遂初堂藏书的重要来源。

由于尤袤酷好收集、珍藏书籍，加上他曾担任过国史馆编修、侍读等公职，有机会借阅朝廷三馆秘阁书籍，能够更多地抄录到一些一般人所难以见到的书，因此，他的藏书十分丰富，其中善本、珍本亦很多。他的好友陆游曾在诗中描写他的藏书是“异书名刻堆满屋，欠身欲起遗书围”。尤袤曾把家藏书籍“汇而目之”，编成了《遂初堂书目》1卷，这是我国最早的一部版本目录，对研究我国古籍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遂初堂书目》把图书分成44类，从这本书目中可看出，尤袤的藏书包括经、史、子、集、稗官小说、释典道教、杂艺、谱录等内容。可惜尤袤藏书在他死后，因宅第失火，焚之一炬，仅留下《遂初堂书目》一部。

遂初堂藏书多抄本。抄录书籍成为是初堂藏书的一大来源，前后共抄书3000余部，卷数则应在万卷以上。诗人杨万里曾说他抄书勤苦以致“脱腕”的地步。遂初堂藏书多善本。遂初堂收购的善本书中，仅经尤袤本人做过标注的就有21种，多达47部。

尤袤十分重视收藏史书。他长期官居内廷，深得孝宗、光宗倚重，阅读内廷史料是他的一大专利，因此，遂初堂收藏的史部书非常丰富，为它在四部中收藏量最大的一个类目。仅《遂初堂书目》中著录的史部书就有900余部，比当时皇家书目《崇文总目》和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中著录的史部书还多，而且版本也比较齐全。仅其所藏《汉书》，就有川本、吉州本、越州本、湖州本等四种版本。遂初堂特别重视当代史料的收集，故在它的史部藏书中，单本朝史籍就有280多部，占到全部史部收藏总数的1/3。

他收藏的北宋《国史》，九朝具备，北宋《实录》不仅齐全，而且有多种版本。遂初堂藏书书法类图书丰富。尤袤是个颇具书法功力的书法爱好者，经常与友人杨万里等研究书法，“至夜不倦”。尤袤在《遂初堂书目》中著录的书录、画录就有30余部。

叶盛藏书

叶盛（1420—1474年），字与中，号蜕庵，江苏昆山人。正统十三年（1448年）进士，授兵科给事中、山西右参政、两广巡抚、礼部右侍郎、吏部左侍郎等职，谥文庄。

叶盛生平嗜书，遇奇书异本，必购之或抄录为快。精于校雠，博览群籍。宦游数十年，未曾一日辍书。有时到很远的地方任职，也“必携抄胥”自随。钱大昕《潜研堂集》之《江雨轩集跋》云：“文庄藏书之富，甲于海内，聚书至数万卷。”为了妥善保管好自己多年搜集的书籍，叶盛在自家的宅园里兴建了一座藏书楼，名之为“箓竹堂”，其含意是取《诗经·卫风·淇奥》学问自修之意。

叶盛经常告诫子孙要爱书读书。他说：“子孙才分有限，无如之何，然不可不使读书。贫则教训童稚以给食，但书种不绝足矣！若能布衣草履，从事农圃，足迹不至城市，弥是佳事。”他对当时藏书家虞堪的后人变卖祖上藏书，十分痛心，曾作书加以劝阻，并帮助解决衣食之忧。叶盛的心血没有白费，他的子孙多能遵从祖训，热衷藏书。在他去世后的一百多年里，“箓竹堂图书府扁钥未疏”。其长孙叶恭焕，字伯寅，号括苍山人。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举人。同叶盛一样，也是明代著名藏书家。他爱书聚书，“购古文奇帙，得数百千卷”，进一步丰富了箓竹堂的藏书，使之保持了“藏书甲当代”的美名。

叶盛认为，书难聚而易散。为使后人知道祖上藏书不易，决定编制《箓竹堂书目》。可惜，《箓竹堂书目》并没有完成。《粤雅堂丛书》中的《箓竹堂书目》6卷，不过是叶盛平时藏书的簿录，为未定之本，虽然也按类编排，却仅记册数，不注卷数和版本，与自序中的著录数字也不一致，所以也有人认为此书目并非出自叶盛之手。

叶氏箓竹堂的藏书质量是很高的，在所藏2万余卷图书中，有许多是罕见之书，非常珍贵。叶盛认为，藏书的目的在于读书，读书的目的在于求知。他边读书边考证，写过不少书的题跋，评述过许多书的版本优劣。他对校勘图书也很在行，指出了一些书的文字错误。他认为杂书、类书、传写、刊刻多不精，校勘须格外留意。他还考辨出不少诗文中的讹误。

叶盛一生游历广，见识多，嗜金石。巡抚两广时，常喜游名山大川，遍考碑刻铭文，收集了大量的金石拓片。经过精选整理，编成《箓竹堂碑目》六卷。

箓竹堂藏书中，以叶盛本人的手抄本最有名气。张元济《涉园序跋集录》称：“赵明诚《金石录》三十卷，宋椠久亡，世传抄本，以箓竹堂叶氏抄本为最善。”叶德辉《书林清话》中也说叶抄为“明以来抄本最为藏书家所秘宝者”。叶氏抄本喜用绿墨二色格，版心有“赐书楼”三字。叶盛著述颇丰。箓竹堂收藏的大批珍本为其著述提供了丰富的源泉。吴宽《叶文庄公祠》中说，“其书册满家，笃学考古，至忘寝食”。在叶盛著述中，最有影响的要数《水东日记》38卷。日记记载了许多明代典制和遗闻逸事，很有价值。叶盛还著有《开封纪行稿》和《箓竹堂稿》。《箓竹堂稿》收录其诗词4卷、文4卷。其“文有劲直之气，稍盛于诗”。叶盛卒后，他的所有著述由其子叶淇汇编，合为90卷刊行。

叶盛死后近二百年，直至其裔孙叶九来时，箓竹堂的藏书还没有多大损失，很为一般藏书家羡慕。但叶九来死后，箓竹堂藏书开始散失。清乾隆龚炜撰《巢林笔谈续谈》中记载过昆山藏书家的情况：“昆山藏书之富，往时甲于东南。藏书家们不惜重金购买宋元以来善本，广搜遗逸简编，装潢缮写，殆无虚日，缥缃充栋，藏书盈楼。尤其邑中故家旧族，尚多先世藏书。诸绅士亦不乏收买书籍。近来大姓日落，书籍亦多散之外方，可胜感叹！”箓竹堂藏书也有不少散流到外地。

王世贞《箓竹堂记》云：“生平无他嗜好，顾独笃于书，手自抄雠，至数万卷。”钱大昕《江雨轩集跋》说他：“服官数十年，未尝一日辍书。”及至晚年，叶盛藏书积至4600余册，共22700多卷，为当时江苏藏书之首。

知识链接

叶盛与《箓竹堂碑目》

《箓竹堂碑目》以时代先后为序，第一卷从三代至秦，收录坛山石刻等；第二卷从后汉至隋，收录沛县大风歌碑文等；第三卷从唐至五代，收录太原晋祠之铭文等；第四卷为宋、金二朝，收录开封国子监碑刻等；第五卷为元代碑文，收录有河津县建极宫碑文等；第六卷为例外，为各代集帖。著录也很细致，每帖下尽注其出处和数量。

吴宽藏书

明代苏州府吴县乐桥西尚书巷内有一处风景极为雅致的私人庭园，庭园内建有著名的私人藏书楼“丛书堂”，其主人便是大藏书家吴宽。

吴宽（1435—1504年），字原博，号匏庵，江苏苏州人。成化八年（1472年）会试、廷试皆第一，授修撰。孝宗即位，进侍读学士，官至礼部尚书。卒赠太子太保，谥文定。他少有才气，志趣超卓，笔力雄健，“诗文有典则，兼工书法”，当时有“吴中文士第一人”之誉。吴氏喜藏书，其丛书堂之藏甚富。藏书家沈周、王鏊等都是他的好友，常在一起聚会，读书论文。

吴宽位居一品，财力充沛，为他聚书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在京城为官数十年间，他四处搜求珍本，购买了不少有价值的书籍，使丛书堂之藏日益丰富。每遇有佳本而不肯出售者，他就千方百计借到手，亲自抄录成册，以充书楼。所抄本皆红印格，版心有“丛书堂”字样，以与其他藏书家抄本相区别。《静志居诗话》中说：“吴中藏书家多以秘册相尚，若朱性甫、吴原博、阎秀卿、都玄敬辈皆手自抄录。匏庵遗书流传者，悉公手录，以私印记之。前辈风流，不可及也！”由于吴宽极有文名，书法又绝似苏东坡，所以他抄录的图书一时身价倍增，与明初叶盛抄本并著，深为当时的藏书家赞赏。

古典藏书

吴宽曾自编《丛书堂书目》一卷，著录自己的藏书。又出资招请工匠，专门为丛书堂制作了一批书橱，并亲手撰写《书橱铭》，命工雕刻在书橱的门扇上。铭云：“虚其胸惟书可丛，窍其足维绳可束，是为行秘书，吾安能知之？”吴宽还收藏了不少名画，制作书橱时，也同时制作了一批画橱，并撰《画橱铭》，以抒其志。

在藏书管理上，吴宽也精心细致。平时要做大量的整理、编目等工作，每逢秋高气爽，总要晒书，去除书中的霉味，防潮防虫。

丛书堂藏书的来源以购书和抄书为大宗，也不乏朝廷赐书。丛书堂藏书质量则以抄本为最精。

吴宽一生著述亦丰，今存者尚有《家藏集》70卷及《平吴录》1卷。

由于《丛书堂书目》一卷亡佚，今天我们已难考吴宽抄本其详，但从诸家题识之中仍可看出吴宽一生确实抄了不少图书。见于记载者有：影宋抄本《孟子章指》1卷、《孟子音义》1卷、《孟子注疏》14卷；抄宋本《宾退录》10卷、《嵇康集》10卷、《吴沈诗草合卷》、《墨子》15卷；红格竹纸抄本《王建诗集》10卷、宋柳开《河东集》16卷、范成大《石湖居士文集》34卷、刘国器《纲目分注发微》10卷；另有《裔夷谋夏录》1册、《春明退朝录》1册、《谈苑》1册、《国初事迹》1册、《大唐传载》1册、红格抄本《续博物志》1册、红格抄本《霏雪录》2册、《南方草木状》1册等。其藏书印也多，有“古人史氏”、“延州来季子后”、“双井村人”等。晚年抄书还喜自署“吏部东厢书者”的雅号，颇有情趣。

明末清初时，吴宽丛书堂的藏书开始散失于民间。

杨士奇藏书

明初，在江西泰和城南，苍山脚下，青松掩映之中，有一座著名的藏书楼，那就是明代大学士杨士奇的东里草堂。东里草堂庭院优美，亭台楼阁错落有致。院内主要建筑为友松轩、贫乐堂和善乐堂。友松轩是杨士奇读书的地方，贫乐堂是他会客的场所，而善乐堂是东里草堂中藏书的地方。杨士奇曾为此处题诗云：“家惟经籍富，数世坐丘园，善乐承先训，心清味道言。”善乐堂中有杨士奇倾注了一生心血收藏的各种珍本奇书，数量之多，版本之精，在当时的江西藏书家中也是不多见的。

杨士奇（1365—1444年），名寓，以字行，明江西泰和人。建文初，被荐入翰林院充编纂官，后被授编修，不久又入内阁典机务，迁礼部侍郎兼华盖殿大学士，官至兵部尚书、首辅，他为官清廉，卒赠太师，谥文贞。

杨士奇少年时就立志藏书。其先祖是有名的藏书家，藏书数万卷，可惜元代毁于兵火，荡然无存。每当与其母谈及此事，他都感到痛惜万分，并下决心以藏书为己任，重振家风。而且，他也确实做到了数十年如一日，把藏书作为生活中的重要内容。他在《文籍志序》中自叙了藏书的艰难历程：“吾早有志乎学，而孤贫不能得书。稍长，事抄录，无以为楮笔之费。则往往从人借读，不能数得。年十四五，出教童蒙，颇有所入，以供养，不暇市书也。弱冠，稍远出授徒，所入颇厚，始蓄书，不能多也。及仕于朝，有常禄，又时有赐赉，节缩百费，日月积之，一为收书之资。历十余年，经史子集虽不能备，颇有所蓄，视吾先世所藏，千百之十一，视吾少之时，可谓富矣。”晚年，他官居礼部尚书，随着俸禄与赏赐增多，他购书越来越勤。在他撰著的《东里续集》中记有大量的购书事例，足见其藏书之盛。

东里草堂藏书的来源，主要是杨士奇用俸禄购买，另外还有朝廷赐赏、友人相赠及亲手抄录。杨士奇身居高位，又常参与文事，如担任《两朝实录》总裁等，自然得到朝廷赐书的机会就多。仅刊刻《欧阳文忠公集》一书，朝廷就赐书四十五册。杨氏为官清廉，虽然平生酷爱书籍，但从不以权势夺人所爱。大家都敬重他的为人，乐于与之相交，他的朋友很多，经常以书会友，许多朋友拿出自己的书籍赠给他。东里草堂所藏的《桂林郡志》、《柳文》、《事文类聚》、《大学中庸目录》、《易义二集》等，都是朋友赠送的。同僚王羽仪与他相交甚厚，如数月如不见，见面后必赠其一书。

入翰林前，抄书是杨士奇增加藏书的重要手段。如所藏《古文矜式》一书，就是他十六七岁时在私塾教书时向藏书家张子震借录抄成的。此书“盖世以为秘传稀有之书也”（《东里续集》卷十八）。杨氏抄录、珍藏之余对前来借录的人也不保守，继续让他们转录，使该书得以广泛流传。

杨士奇十分重视对藏书的保管。永乐十九年（1421年）春，他自翰林学士改任左春坊大学士，公务不太忙，常喜欢“坐小轩中，杜门却扫，时理书册”（《东里诗集》卷二）。杨士奇，教育子孙要加强东里草堂藏书的保管。他在家训中专门规定：“祖宗所遗一应碑铭、行述、诗文稿草、片纸只字及家乘谱牒之类，并委收掌爱护，不许损坏。但略有损坏，即是不孝。盖此系吾家传世之宝，子孙所当谨守为是。”他还亲自拟定了东里草堂管理书房的人选。

在杨士奇的家书中，也可见他对藏书管理的重视。他多次叮嘱其子杨稷：“一应书籍、文字、法帖、画卷，好生收贮，时常晒晾，纤毫不可损坏。此是老父平生尽心力所致，以为传家之宝者，汝须用心宝爱，稍有损坏，即不得为孝子！”（《东里续集》卷五十二）他还要求其子代为搜寻书籍，完善收藏。晚年，杨士奇多病，身体越来越差。正统九年（1444年）三月，他临终交代后事时，特别要求后人将京师的藏书完整无损地运回东里草堂。他说：“启行回去，凡书籍文字，须逐一收拾，包裹爱护。舟中尤须谨备雨水漏湿，片楮只字不可损坏遗落，法帖、图画皆然。”嗜书之情如此深厚，令人感叹。

杨士奇的版本学识很有功底，在明初藏书家中，要算他对个人藏书的评介最多，有云藏书之来历，亦有评藏书之价值。

杨士奇藏书的目的也很明确，不是充摆设，附风雅，而是供读书著述之用。他说：“积书岂徒以侈座隅、充箧笥而已。必讲读究明，务得之于心，而行之于身也。”他一生读书很多，以遨游书海为乐。而且，丰富的藏书为其著书提供了便利。杨氏一生著述甚多，有《东里文集》二十五卷、《东里诗集》三卷、《东里续集》六十二卷、《东里别集》五卷等。他的文笔很好，被推为一代作手，这与其藏书多亦有很大的关系。

黄虞稷藏书

明朝末年，南京有位著名藏书家叫黄居中（1562—1644年），字明立，又字坤吾，号海鹤先生。原籍福建晋江（今泉州），后迁居金陵（今南京）。他一生“锐意藏书，老而弥笃”，收书六万多卷，建千顷斋以藏之。黄居中自幼爱书，喜欢读书。未做官之前，他就经常四处奔走，到别人家去借书读。每逢见到好书，必精心抄成副本收藏起来。入仕以后，所得薪俸，除吃穿必用之外，其余全部用于买书。黄居中潜心藏书、读书和治学的精神是十分感人的。比他小20岁的著名学者和藏书家钱谦益在《黄氏千顷斋藏书记》中说他“寝食坐卧，宴居行役，未尝一息废书也”。近晚年，朝廷升任他为贵州黄平州知州，他不愿离开书乡南京，毅然以年迈婉辞，一心扑在收藏、整理图书和读书治学上，著有《千顷斋集》30卷及《文庙礼乐志》、《文征》、《论世录》等。黄氏死后四年，钱谦益因编辑《列朝诗集》之需要，曾去千顷斋借阅有关明代诗文方面的书籍，在千顷斋“尽得见本朝诗文之未见者”（钱谦益《黄氏千顷斋藏书》）。钱谦益也是当时著名的藏书大家，尚且到黄氏千顷斋去借读，而且读到了许多自己没有见到的书，可见千顷斋的藏书有多么丰富。

黄虞稷画像

黄居中去世之后，千顷斋藏书由其二儿子黄虞稷管理。黄虞稷（1629—1691年），字俞邰，又字楮园。几十年里，黄虞稷不忘继承父业，继续大力收藏图书，潜心读书治学。其好友、著名藏书家丁雄飞在《古欢社约》中说他是：“年未二十而问无不知，知无不举其精义。今且多方搜罗，逢人便问，吟咏之声达窗外。”他收书多，读书多，学问也深厚。著有《楮园杂志》、《我贵轩》、《朝爽阁》及《蝉巢》等。其晚年之所以被荐，完全是由于他具有博深的学问和对于明代史籍的熟知。黄虞稷对图书的嗜好与其父相比，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为了增益父藏，他四处征访，每得异本，便抄录收藏并认真校勘。经几十年努力，千顷斋藏书又增加了2万多卷。他把千顷斋予以扩建，更名千顷堂，使千顷斋之藏增至8万余卷，成为当时海内闻名的大藏书楼。

钱曾藏书

钱曾（1629～1701年），清代藏书家、版本学家，字遵王，号也是翁，又号贯花道人、述古主人，虞山（今江苏常熟）人。父亲钱裔肃和族曾祖钱谦益都是藏书家，受其影响，钱曾年轻时即有志于收藏古籍，访求图书不遗余力。入清后他便无意仕途，顺治十八年（1661年）在江南奏销案中因欠赋被革去生员。他继承了其父的藏书，后来又得到了钱谦益的绛云楼焚余之书，使藏书聚至4100余种，其中有很多宋元刻本和精抄本，成为继钱谦益绛云楼和毛晋汲古阁之后的江南藏书名家。钱曾的藏书室先后命名为述古堂和也是园。他重视宋元刻本及旧抄本，并认真校书，为古籍存真起了一定的作用。他还与当时的毛晋、毛扆父子及陆贻典、季振宜、冯舒与冯班兄弟、叶奕、顾湄等藏书家互通有无、易书抄校，从而使一些珍本秘籍得以流传。

钱曾编有3部藏书目录：《述古堂书目》、《也是园书目》和《读书敏求记》。《述古堂书目》收书2200余种，著录书名、著者、卷册，间或注明版本。《也是园书目》收书3800余种，仅著录书名和著者。这两部书目只是图书的登录簿，但据此可了解他的全部藏收情况。钱曾在版本学方面的成就，主要体现在《读书敏求记》中。该书是一部解题式的书目，继承了前人特别是宋人的书目传统，解题内容侧重于版本的鉴定。《四库全书总目》评价它“见闻既博，辨别尤精”。

钱曾认为图书比官职、金钱更贵重。他的藏书活动可以说是倾竭家资、沥尽心血。在他看来，寻求到好书，比升官发财还难。他一生选择的正是一条不求功名利禄、一心收藏图书的艰难道路。谈及这些图书的收藏经历时，他说：“竟如猩猩血，缕缕而出矣。”（《述古堂书目后序》）为了收藏书籍，钱曾与江浙一带的许多藏书家，如吴伟业、顾湄、金俊明、叶树廉、陆贻典、冯舒、冯班、曹溶等等，结交甚密，经常向他们借读、借抄图书。凡是难以买到的书，他都千方百计地从别家借来抄。钱氏抄书，所用纸墨精良，并严加校勘。因此，其抄本质量很高，可与毛晋汲古阁影抄本媲美。他认为，嗜藏书者，必须真懂图书，要善于识别好书。能理解并识别图书，才是真正懂书、爱书，也才能收藏到好书。他说：“而真好与真知者实难其人。是必知之真，而后好之始真。然好之既真，而不造于真知者，吾未之见也。”（《述古堂藏书自序》）在封建社会，一个官场无名，以布衣之身聚书的人，竟能收藏到这么多的珍籍，实在难能可贵。

钱曾收藏图书的活动有两个突出特点：一是注重搜求善本，所藏宋元旧刻、旧抄非常丰富；二是精于版本研究，为版本目录学做出了重要贡献。

钱曾述古堂、也是园、莪匪楼收藏的图书，多钤印章。其藏书印有“彭城世家”、“述古堂藏书记”、“钱遵王藏书”等。有的书上题有“虞山钱遵王莪匪楼藏书”小字一行。其所抄之书栏外有“虞山钱遵王也是翁藏书”或“钱遵王述古堂藏书”等字样。大约在康熙丁未之际（1666—1667），钱曾把家藏一部分宋刻复本书，卖给了泰兴藏书家季振宜，其余几万卷藏书也在他死后逐渐散佚。当年，钱曾为收藏图书辛劳一生，视书如命，保管甚严，以致朱彝尊为得其《读书敏求记》抄本，也大费了心思，花费了许多钱财。而于其身后，他的藏书也同大多数藏书家一样，非毁即散，难以保全。对此，清末藏书家叶昌炽在《藏书纪事诗》卷四中曾大发感慨：

张灯高宴白门秋，费尽黄金与翠裘。

面肆酒坊论秤买，蜡车障壁杂泥髹。

周亮工藏书

周亮工（1612—1672年），字元量，号栎园，别号缄斋、栎下生、适园、栎老、谅工、笠僧、伯安等，清祥符（今河南开封）人，居于金陵（今南京）。精于鉴赏，好古书字画，家有“赖古堂”、“因树屋”，又有“藏密庵”、“蕉堂”、“恕老堂”、“偶遂堂”等，藏印篆、古书、字画极富。著有《读画录》、《印人传》、《因树屋书影》、《赖古堂印谱》、《赖古堂诗文集》等。藏印有：“周亮工印”、“缄斋藏书”、“曾为大梁周氏所藏”、“赖古堂”、“栎园赏鉴图书”、“栋园周氏藏书”、“周栎园家藏书”、“赖古堂图书记”、“赖古堂手抄”、“周元亮抄本”等。其藏书后大部分为长子周在浚收藏。

周在浚，字雪客，号黎庄，一号遗谷，又号耐龛，祥符人。藏书楼名“秋水轩”。朱彝尊称他“藏书累叶，手泽犹新，玉籍缥缃，不减李邺侯之架；御书炳焕，何殊孙长孺之楼”。著有《云烟过眼录》、《晋碑黎庄集》、《秋水轩集》等。藏印有“周雪客藏书”、“周雪客家藏”、“大梁周在浚雪客私印”、“豫仪周雪客藏”等。

周亮工画像

惠栋藏书

惠栋（1691—1758年），字定宇，号松崖，江苏吴县人。其学沿顾炎武，一生治经以汉儒为宗，以昌明汉学为己任，尤精于汉代易学。所著《易汉学》《易例》《周易述》等，驳诘宋人《河图》、《洛书》、先天、太极之说，为清代吴派经学奠基，深得乾嘉学者推重。但固守汉儒《易》说，不复甄别，以致当时及后世有“株守汉学”、“嗜博泥古”之讥。又撰《古文尚书考》，继清初阎若璩之后，辩证《古文尚书》为晋人伪作。著述尚有《后汉书补注》《九经古义》《明堂大道录》《松厓文钞》等。

叶昌炽《藏书纪事诗》卷四咏惠氏一门诗曰：

红豆新移选佛场，葑田北去有书庄。

一廛负郭三分水，四世传经百岁堂。

说的就是惠氏一门从惠周惕、惠士奇到惠栋的藏书事迹。

红豆书屋为惠氏藏书之所。据李富孙说，“在吴城东冷香溪之北。吴郡东禅寺有红豆树，相传白鸽禅师所种。研溪（即惠周惕）移一枝植阶前，因自号红豆主人”。翁方纲《题王文简载书图》：“松崖昔侍研溪谈，秘笈师门一百三。今日新城访耆旧，巾箱著录果谁堪？”可见惠氏藏书的渊源。

钱大昕《惠先生栋传》谓：“自幼笃志向学，家多藏书，日夜讲诵，自经、史、诸子、百家杂说，释道二藏，靡不津逮。父友临川李公绂一见奇之，曰：‘仲孺有子矣！’……中年课徒自给，陋巷屡空，处之坦如。雅爱典籍，得一善本，倾囊弗惜。或借读手抄，校勘精审，于古书之真伪，了然若辨黑白。”

惠氏专心经学，尤精《周易》，首倡以声韵训诂、校勘考证为整理研究经籍之途径，是“吴派”考据学的创始人。曾广事钩沉汉儒易说，成《易汉学》，发明汉易学说。另外又有《惠氏百岁堂书目》三卷，见《苏州府志》。他的藏书印有“惠栋定宇”、“红豆山房所收善本”、“红豆斋收藏”、“红豆书屋”、“惠栋之印”、“定宇”、“臣栋”以及“松崖”朱文联珠印。

惠栋画像

知识链接

“孔壁”

又称“鲁壁”。指秦始皇焚书时，孔子后裔孔鲋、孔腾将孔子遗书藏于孔宅夹壁。据《孔子家语》记：“孔腾字子襄，畏秦法峻急，藏《尚书》、《孝经》、《论语》于夫子旧堂壁中。”又《孔丛子·独治篇》记：“陈余谓子鱼日：‘秦将灭先王之籍，而子为书籍之主，其危矣。’子鱼曰：‘顾有可惧者，必或求天下之书焚之，书不出则有祸。吾将先藏之以待其求，求至无患矣。’”又，《汉书·艺文志》：“《古文尚书》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范按：据《汉书·鲁恭王传》则为景帝时。又顾实《汉书·艺文志讲疏》考证在武帝初），鲁共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

沈曾植藏书

沈曾植（1850—1922年），字子培，号乙庵，晚年又号寐叟，浙江嘉兴人。

沈曾植是清末民初知名学者兼藏书家。他的祖父为清道光朝工部侍郎沈维。据称沈维一生除积书外无他嗜好。斗室之内“排签插架，坐拥百城”，并令人写了一副对联，即当年阮元为苏州藏书大家汪士钟书写的“种树如培佳子弟，拥书权拜小诸侯”，挂于书室之内。还立下规训：子孙不可一日不读书，且读书行善不可偏废。沈曾植是沈维长子沈宗涵的第二个儿子。沈曾植出生后不久，祖父即去世，8岁时父亲亦辞世，家境日渐贫困，沈曾植兄弟4人因无力聘请塾师，遂由母亲韩夫人启蒙读书。

沈曾植藏书始于他30岁考中进士踏上仕途之后。起初由于家境较贫，官俸微薄，虽嗜求古书，但常常囊中羞涩，丛书巨帙，善本名画，多不敢问津，只是在价格较低廉的书画中披沙拣金。经过多年的艰辛搜罗，加之鉴别精当，与其他藏书大家相比，虽藏品不能以万计，但精品亦琳琅满目。

沈曾植的收藏可分为碑帖、书画和书籍三个部分。碑帖的收藏时间较早，在京为官时即有所收获。据《海日楼题跋》所录，宋拓本有20余种，明拓本、名人题跋本也较多。最著名的有宋拓《淳化阁帖》，宋拓王羲之书《乐毅论》、《黄庭经》，王献之书《洛神赋》等，均为传世名帖。

沈曾植对书画的收藏始于光绪末年，其中多明清著名书画家作品，如文征明、董其昌、唐寅、陈洪绶、刘墉等。沈曾植对于书画鉴赏较有个性，他十分强调书画家对前代的继承，取其“存古法者”收藏，而对于展示书画家个性的作品，却颇不以为然。

沈曾植旧照

光绪末年至民国初年是沈曾植购置善本古籍最多的年份。据《海日楼题跋》收录书目，宋刻本4种，元刻本5种，此外明刻本、影宋本、名人题跋本也较多。沈曾植尤其喜爱黄庭坚的诗，晚年客居上海时，数年即收有黄庭坚诗文集9个版本，其中3个宋刻本，1个元刻本，4个明刻本和1个日本活字印本，均为世间罕传的珍本，其中一些是清代翻刻的祖本，学术价值很高。沈曾植生前未将自己的全部藏书编写成书目，只是把为善本书、名画、名帖撰写的题跋辑成《海日楼题跋》行世。

沈曾植在学术方面，以蒙古史、元史成果卓著，著有《蒙古源流笺注》、《元秘史补注》等。在文学方面，沈曾植是同光派的主要诗人，被汪辟疆在《光宣诗坛点将录》中肯定，著有《海日楼诗》、《逊斋诗钞》等。在艺术方面，沈曾植于书法颇有造诣，喜作草书篆书，古奥遒丽，自成风格，时称书中豪杰。

沈曾植的字号极多，据《清人室名别号索引》统计，有61个之多，其印章也多如牛毛，常用的有：“乙庵”、“寐翁”、“寐叟”、“东轩”等。

沈曾植属于清末的学者型藏书家，其治学藏书相互辅佐，颇重视书的资料价值，故而虽藏书量不能以万计，宋元本不过数部，但在书籍勘订鉴别方面却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财富。

缪荃孙藏书

缪荃孙（1844—1919年），中国近代藏书家、校勘家、教育家、目录学家、史学家、方志学家、金石家，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的奠基人，中国近代教育事业的先驱者之一。字炎之，又字筱珊，号艺风，江苏江阴申港镇缪家村人。著有《艺风堂藏书记》、《艺风堂金石文字目》、《艺风堂文集》等。

缪荃孙毕生研究文史，考录金石，校订旧籍。藏书活动一直是围绕着他的学术活动而展开的。

缪荃孙的藏书主要来源有二，即本人收集和友朋赠送。

缪荃孙十二三岁时居江阴中浦老屋，屋中存书四大橱，在从族兄缪犀读书之余，即取书阅读，且有所心喜。咸丰十年（1860年），江阴战乱，其书被毁，只字不存，因此缪荃孙的藏书均是他日后靠持之以恒地搜罗，日积月累形成的。

缪荃孙一生南北奔波，历十六省，其所到之处均留下了访求典籍网罗群书的足迹。

自江阴战起举家转徙江淮，“流离琐尾，亦时购零本以消永日”（缪荃孙《艺凤藏书记·藏书记缘起》）。这是缪荃孙最早的收书记录。此时他还在从师就读，购书只不过是一种消遣。至咸丰十一年（1861年），因患疟病，寓淮安姑丈家中，加之捻军已近，无力从师，故终日研读《随园诗话》、《吴会英才集》、《洪黄两家诗》、《文选》等，并仿其体例风格而为之，散步湖滨，吟咏成帙。

缪荃孙旧照

缪荃孙真正的藏书活动则起自至四川读书之后，“甲子游蜀，受知于李顺德师勖以目录之学，三上春官，陆遵秦晋，水出蜀豫，遇书辄购，所积遂多”（缪荃孙《艺风堂藏书记·藏书缘起》）。

而缪荃孙大宗购书有两次。一次是在任翰林院编修时，他殚心著述，一有闲暇即至琉璃厂海王村书肆搜访异本，时值有“五部侍郎四部尚书”之称的汤金钊欲假归乡里，其家藏全部出售，缪氏即以重金购得一部分；第二次是在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八月，缪荃孙经上海入京，“在沪见蒋香生太守书，在都见方柳桥太守书，购及千金”（缪荃孙《艺风老人年谱》）。

除上述两次大规模购书外，缪荃孙还利用一切机会广收博集以充家藏。缪荃孙的藏书除自己收集外，还有一些是朋友代购或赠送的。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艺风堂友朋书札》中，记录了缪氏同时代知名学者157人与之论学的书信，从中可以看到有许多学者曾为缪氏代购、代抄或赠送过典籍，这当中尤以汪鸣銮、叶衍兰、沈曾植、梁鼎芬、李慈铭、叶德辉、傅增湘、王先谦、罗振玉等为最多。他们或受缪氏之托为其寻访所需之书；或借到珍籍请人抄录双部，寄与缪氏共享；或将近刻之书及所购之书相赠。

以数千金购得汤金钊、蒋凤藻、方功惠部分家藏为基础，以广收博集为充实，以友朋代购、赠送为补充，逐渐形成了缪氏治学所需的完整家藏。缪荃孙藏书的具体数字今已无可考知，而其《艺风藏书记》、《续记》、《再续记》中所收录的典籍则是缪氏藏书的精品，其所记共1457种，近35000卷。其内容涉及经、史、子、集四部。所藏集部诗文类最多，占所记典籍的40%。除此之外，其藏书中的另一个重点就是史部。缪氏一生在史学研究领域涉猎颇广，从谱传到地方史志无所不涉，且尤以金石擅长，反映到藏书活动中则是注重家谱、传记、方志、金石等类文献的收藏。另外，其目录类共有典籍57种，这当中包括书目、书籍和金石三小类，仅就书目而言，就包括了一些著名的藏书目录，如《百川书志》、《千顷堂书目》、《绛云楼书目》、《佳趣堂书目》等。从藏书版本上看，明刻本最多，达546种；其次为旧抄本，共361种；最少为稿本，仅40种。

缪荃孙对待藏书的态度十分开明，他认为藏书聚散是常事，应泰然处之。但对前人藏书因国难颇多散佚，而不能流传后世甚表遗憾。在此基础上，缪荃孙逐渐形成了“书去目存”的藏书观。这种藏书思想虽出于无奈，但从中我们也看到了缪荃孙对待藏书豁达开通的一面。

“书去目存”的开明藏书思想使缪荃孙极为注重家藏同世流通和后代流传，其具体表现为：

第一，公开家藏，与人共享。他首先将所藏珍善之本，编成《艺风藏书记》，并付梓刊印，之后又将成书多方赠送。仅据其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的日记中载，所赠友朋的《艺风藏书记》就不下20部。自此，友朋往来借书者常年不绝，藏书流通甚为频繁。由此可见，《艺风藏书记》实际上是缪荃孙向广大友朋敞开自己的藏书之门。

第二，刊刻丛书，流传家藏。缪荃孙将刊刻丛书认为是保存典籍、以传后世的行之有效的方法。“单缣另帙最易消磨，有大力者，汇聚而传刻之；昔人曾以拾冢中之白骨、收路弃之婴儿为比，则丛书之为功大矣”（缪荃孙《艺风堂文漫存·卒壬稿》卷二）。其刻书始于光绪八年（1882年），是年刊《万善花室文集》、《洪幼怀文集》。之后他常年刊刻不辍，其中有《常州先哲遗书》42种、《云自在龛丛书》19种、《对雨楼丛书》5种、《藕香零拾》38种、《烟画东堂小品》25种。这些丛书多为缪荃孙从自己的藏书中所辑。今天缪荃孙藏书多已散侠，而我们可以从其所刻的丛书中见到其部分藏书的原貌，由此可见缪氏借刻丛书来使其藏书留传后代的目的是达到了。

缪荃孙所处的时代正值国家内忧外患，此间藏书楼被毁、典籍亡失之事常有发生。无情的现实使他逐渐形成了“书去目存”的开明藏书思想，加之一生颠簸，无高官可做，无厚禄可享，于是就走上了一条不同以往敢于冲破旧模式的藏书之路，并形成了勤于收集、善长整理、不求追异、力主实用、注重流通、刊藏传世的特点。

方功惠藏书

“巴陵方与归安陆，一样书林厄运过，雁影斋空题跋在，流传精椠已无多。”这是清代著名学者王仪通题日人岛田翰《皕宋楼藏书源流考》时咏广州碧琳琅馆的藏书纪事诗。方功惠碧琳琅馆收藏之富，当时几乎可与陆氏皕宋楼和丁氏八千楼相匹。方氏之藏虽没有像皕宋楼那样魂漂东瀛，然却如昙花一现，瞬间烟消云散，同样令人扼腕。

方功惠（1829—1897年），字庆龄，号柳桥，清湖南巴陵（今岳阳）人。自幼嗜书，家有碧琳琅馆，藏书十万卷，富甲粤东。最难得的是，方功惠甚至在杨守敬之前就已经注意收集从日本散出的我国古籍珍本。当时正值日本明治维新，杨守敬访书日本，搜得许多国内已经失传的珍本秘籍，如日本曼殊院、尾张菊地氏、知止堂乃至佐伯文库之旧藏。书林传为美谈。佐伯文库为日本著名私家藏书，其历史甚至早于我国的天一阁，故不乏国内罕见之秘册。碧琳琅馆盛于一时，连当时号称博学的两广总督张之洞也常去碧琳琅馆借阅书籍。

方氏饶于资财，故他和许多家境富裕的藏书家一样，也喜欢刻书。所刊《碧琳琅馆业书》，收书四十四种，中多海内罕见孤本；又刻有《古经解汇函》、《古小学汇函》、《全唐文纪事》等，实为书林有功之臣。

方功惠的藏书有《碧琳琅馆书目》4卷，著录其藏书约3000种；《碧琳琅馆珍藏书目》4卷，著录各种类珍本约680种；《碧琳琅馆集部书目》不分卷，著录所藏集部总集之书约500种。又有藏书题跋《碧琳琅馆藏书记》，收录方氏藏书题识75篇。

方功惠死后，其孙方湘宾将碧琳琅全部藏书运至北京，请其同科举人李希望为之鉴定，李氏因此遍读碧琳琅馆之藏而成《雁影斋题跋》和《雁影斋读书记》。庚子之变后，方湘宾把藏书大部分卖给了北京琉璃厂书肆。一部分捐赠京师大学堂，今存北京大学图书馆。

孙星衍藏书

孙星衍（1753—1818年），清代藏书家、目录学家，字渊和，号伯渊，阳湖（今江苏武进）人。性嗜聚书，闻人藏有善、秘本，借抄无虚日。金石文字拓本，古鼎彝书画，无不考其源委。家有藏书楼“平津馆”，贮书极富，以校勘精审见称。编撰有《孙氏家藏书目》，分外编3卷、内编4卷；《廉石居藏书记》1卷、《平津馆鉴藏书籍记》3卷，续编1卷，补遗1卷。嘉庆五年（1800），刊行《祠堂书目》。辑刊文献甚多，嘉庆中刻有《岱南阁丛书》、《平津馆丛书》。《岱南阁丛书》主要收集自著诗文集和校订的《古文尚书》、《孙子》和地理，刑律方面的古籍。《平津馆丛书》10集32种，主要为辑校的诸子、医学、历史等方面的古籍，选择精严，校勘精审。著述宏富，有《尚书今古文注疏》、《寰宇访碑录》、《周易集解》、《考注春秋别典》、《尔雅广雅训诂韵编》、《晏子春秋音义》、《金石萃编》、《史记天官书考证》、《建立伏博士始末》、《明堂考》、《续古文苑》、《平津馆文稿》、《芳茂山人诗录》、《仓颉篇》等。

孙星衍画像

孙星衍的父亲孙书屏曾任丹阳、句容教谕及河曲知县，很喜欢收藏图书，但因家庭经济不富裕，无钱多买，便经常把衣物卖掉换钱买书，其家集有好几柜图书。受父亲爱好熏陶，孙星衍自少年时候就对书籍产生了浓厚兴趣。年幼的他，经常偷看柜中图书，喜爱至极。二十几岁上学于龙城书院，之后受聘关中，校书于毕沅官署，遍读毕氏丰富藏书，深究版本目录之学，为其收藏图书奠定了理论和方法基础。从此以后，开始留心搜讨古籍。在京师任职九年，曾受命进西苑校中秘书，见到、读到许多一般人难以得见之书；在翰林院，他遍读了《永乐大典》。此时与之交往的，多一代好学名儒，所论非书即学，使他大开眼界。凡得见奇文秘籍，他都尽力购买，买不到的便抄。经、史，子、集，以至释道两藏及字书、医学、阴阳、术数家言，无不收购、写存书箧。因此，其收藏十分丰富。孙氏收书最盛是他为官山东之时，此时官俸较为丰厚，除生活日用外，全部用于买书。为了收书，他经常往来于曹南、历下等地，每到一处，都忙于访书、购书，收藏了许多书籍。嘉庆三年（1798年），其母卒，他南归阳湖守孝，其南归船上只装载了一万卷图书，别无长物。乡民纷纷为之送行，成群结队，连绵数十里。当时正是汛期，河湖泛滥。孙氏船过滕县微山湖时，忽然狂风大作，书船沉没，书画尽湿，损坏大半，这对于其收藏来说，是一次大厄。此后他居家五年，经常奔走于吴、越各地，继续购求图书。有人为他作了一幅《万卷归装图》的画，以记其收书之盛，许多文人学士都为之题词作诗，述写情怀。孙星衍在《孙氏祠堂书目·序》中说：“海内奇文秘籍，或写或购，尽在予处。”足见其藏书之富。

孙星衍收藏图书有两个突出的特点：

其一，从对待藏书的思想上说，他把图书看作是公众的财富，主张以此来教化后人。他清楚地认识到，历代藏书，尤其是私家之藏，没有聚而不散的，或遭兵燹，或因家破而散亡，或为子孙售卖，难能以一家继之。因此，他将自己的藏书捐入孙族祠堂，作为孙氏一族公产，不为己有，以便利用这些藏书“教课宗族子弟，俾循序诵习”（《孙氏祠堂书目·序》），培育人才。

其二，从收藏图书来看，善本颇多。孙氏一生游学及为官足迹遍及南北东西，既有“先后从翰林院存贮底本及浙江文澜阁写录难得之书”，又有从吴越文献渊薮腹地搜讨的宋元古刻珍善，因此，其收藏中“颇有善本及秘府未收之本”。其时，阮元奉命采访四库遗漏之书，曾从孙氏书库中抄录了不少世间不见的古书，进呈内廷。孙氏本人也计划将自己收藏的善本及难得之本编目之后，托人献呈朝廷。他自编的三种书目中可以说是善本连绵，多得令人目不暇接，由此可见其收藏中的善本之富了。

孙星衍的藏书楼主要有孙氏祠堂、平津馆和廉石居三处。

孙氏祠堂是孙星衍遵承父命在金陵修建的孙氏忠愍祠，是为祭祀其从先祖明代功臣孙兴祖而建的。祠堂内有一小院，院内有古松五株，因又名五松园，为星衍祖母闲居之所。五松园门上有匾额一方，题曰“廉石居”。大约在嘉庆三年（1798年）他归乡服母丧的那几年中，将其从老家及山东带回的藏书，大部分都捐藏于孙氏祠堂，这便是孙氏祠堂藏书。他留下的一些治学用的善本书，一部分留藏于其祖母居住的孙氏祠堂内小院的廉石居（五松园），这便是廉石居藏书；另一部分带往山东官所，这便是平津馆藏书。平津馆藏书是他第二次为任山东（嘉庆九年至嘉庆十五年），官山东督粮道驻节平原道之安德时的藏书处。平津馆藏书实际上是行箧藏书，多为其读书治学时常要用的善本书，数目接近其捐于族祠后留存的一半。

孙氏藏书处，除上述孙氏祠堂、廉石居和平津馆外，见于文献记载的尚有冶城山馆及一榭园。一榭园在苏州虎丘，为其子孙竹廉建立的一所藏书处，孙星衍死后，一部分孙氏祠堂藏书曾分藏于此。

孙星衍收藏图书的卷数，从其所撰三种书目来看，大约有10万卷左右。孙氏藏书皆钤有印章有，“东方廉使”，“东鲁观察使者”、“孙忠愍侯祠堂藏书”、“孙氏祠藏”、“孙星衍印”、“都官”、“星衍私印”、“伯渊”等。

孙星衍不仅是著名藏书家，也是位著名目录学家。他曾根据藏书编撰了《孙氏祠堂书目》、《平津馆鉴藏书籍记》和《廉石居藏书记》三部书目。其中以《孙氏祠堂书目》最为有名，它在书目分类的创新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深为后世目录学家所推重。

《孙氏祠堂书目》内编4卷，外编3卷。此目共收书2300多种、46000余卷。每书均著录书名、卷数、作者，兼记版本。书目由孙氏祠堂初刻于嘉庆十五年（1810年），刊本不多，流传较少。至光绪九年（1883年），李盛铎将其刊于《木樨轩丛书》，才得以广泛流布。

《孙氏祠堂书目》的最突出的特色在于其分类。它把图书分为经学、小学、诸子、天文、地理、医律、史学、金石、类书、词赋、书画和说部等12大类，并在这12大类下分设了44个小类。他创造的十二分法，对于打破传统四分法顽固统治，推进分类法适应时代的革新，以至于对近现代分类法新体系的产生和发展，都具有积极的开拓意义。

孙星衍一生苦心于收书、读书和治学，收藏宏富，学问渊博。尽管他生前曾费尽心机，希望身后能保住其藏书，但也还是难免战乱之厄。他死后，迫于情势，其子曾于苏州虎丘建一榭园，分藏孙氏祠堂藏书，但不久，一榭园则“池馆楼台，鞠为茂草”，藏书全部毁去。孙氏身后才几十年，其藏书就散佚了，令人扼腕叹息。

周永年藏书

周永年（1730—1791年），字书昌，山东历城人。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进士。周永年藏书近十万卷，精本荟萃，其学识渊博，曾参加过《四库全书》的纂修和《四库全书总目》的编写，是乾隆时期有名的学者和藏书家。

周永年在中进士之前，即提出“儒藏”之说。虽然在明代末期的藏书家曹学佺就已经提出过“儒藏”说，但曹氏的“儒藏”说，不过是想以一个人的力量搜集历来的儒家经典和解经著作，以与释、道两藏相媲美，而对于这些书籍的保存和流通等问题就没有涉及。周永年的“儒藏”说远较曹氏之“儒藏”说具体，因为他跳出了历来私人藏书家的小圈子，起而提倡由社会承担起藏书的责任，使藏书为社会服务。他还主张将天下图书分藏于天下学宫、书院、名山、古刹，以便让那些欲购书而无从的寒门窭士使用。尽管他的这一设想未必能够实现，但他毕竟开始将这一理想付诸实践。他提出由各县之长官、各地之巨族出面倡议，于当地名胜之处建立义学义田，接受藏书家之捐书和赠款。各地义学，应将其藏书编为《儒藏未定目录》并互相传抄，从而使士子知古人著作之存佚情况。同时，各义学各置活版一副，将珍贵却不甚流传的书刊印行世，分而藏之，以使“奇文秘籍，渐次流通”。

周永年画像

为了这一理想，他除在相识的学者中广为宣传之外，还以身作则，置买田地，建“借书园”。因为周永年藏书不在炫私，而在于给大家提供方便，因此他的借书园就像一个私人的图书馆。他的朋友章学诚为他的这种热情打动，为他写了一篇《借书园书目叙》，其中有这样的话：“《借书园书目》者，历城周林汲所藏经史百家之书，用隋、唐四库例，粗具孔目以备稽检者也。周君尝患学之不明，由于书之不备；书之不备，由于聚之无方；故竭数十年博采旁搜之力，弃产营书，久而始萃。今编目所录，自经部以下，凡若干万卷，而旧藏、古椠、缮钞、希觏之本亦略具焉。然周君之志，盖欲构室而藏，托之名山；又欲强有力者，为之赡其经费，立为纪纲，而使学者于以习其业，传抄者于以流通其书，故以藉书名园。”

他的这一举动也感染了他的好友桂馥，桂馥也将自己的全部藏书捐给借书园。但由于种种原因，在周永年的生前，部分藏书就一再地散佚，待周永年死后，他的借书园也随之夭亡了。可以说，周永年除了是一位著名的私人藏书家外，还是18世纪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先驱者。

他的室名有“水西书屋”、“林汲山房”，藏书印有“借书园本”、“林汲山房藏书，传之其人”。

黄丕烈藏书

我国古代的藏书家，又多是刻苦读书的学问家，或者是精于校勘的目录版本学家及热心刊刻图书的出版家。但是，对此四者，在众多的藏书家中，多数人仅能偏重于一二而已，能同时做到收藏图书丰富、读书治学博深、校书编目精审、刊刻流布勤力者，是极少见的。而清代乾嘉年间的黄丕烈则正是这样一位集藏、读、校、刊之大成的杰出藏书家。

黄丕烈（1763—1825年），字绍武，又作绍圃，又字荛圃，号荛夫、荛翁、老荛、复翁、复初氏、百宋一廛翁、求古居士、求古居主人、读未见书斋主人、听拟轩主人、秋清逸叟、廿止醒人、见独学人、复见心翁、学山海居主人、抱守老人、长梧子、知非子、半恕道人、民山山民、员峤山人、佞宋主人、复斋、独树逸翁、书魔、癸未人、见复生、龟巢老人、小千顷堂主人、荛圃宅人、士礼居主人、承之、六十老人、黄氏仲子，等等。苏州府长洲县（今江苏吴县）人。

黄氏生平别无他好，惟嗜收藏、校勘及刊刻图书，悉心于书，直至终老。有“士礼居”和“百宋一廛”为藏书之所。15岁前，黄氏本居长洲城昭明巷，家有学耕堂、养恬书屋、养恬轩等书斋，收有先辈遗藏。乾隆六十年（1795年），黄氏举家忙于为其父办丧，不慎引起大火，屋宇烧毁大半，由于全力抢，幸而藏书没有受损。据传，大火正旺时，黄丕烈趴在父亲灵柩上，誓以身殉父，火灭后，藏书完好，人们都说这是其孝心感天的结果。次年（1796年）夏，黄氏迁往洗马巷居住，藏书处仍名学耕堂，又称蜗庐。另有小千顷堂、石泉古居、牧恬轩等书斋也有藏书。嘉庆七年（1802年）冬，再迁往城东县桥巷。大概从居住县桥巷之后，他才把自己的藏书楼命名为士礼居。当年，黄氏有幸搜购到宋代严州（今浙江建德）刻本和宋代景德官刻本《仪礼》两种，欣喜若狂。《仪礼》，又名《士礼》，为记其盛，题其书室为“士礼居”。后来他又把自己几十年求得的一百余种宋版书集于一室收藏，命室名曰“百宋一廛”。廛者，平民之室也。士礼居和百宋一廛是黄丕烈的主要藏书之所，此外，求古居、读未见书斋、陶陶室、复陶室、太白楼、学山海居、红椒山馆（亦作红蕉山馆）、求古精舍等处也有藏书。黄氏收藏图书的盛期，是从他40岁后迁居县桥巷到嘉庆之末他50多岁这一段时期，此后，便接近尾声了。

“士礼居”藏书

黄丕烈嗜书至笃，常称自己是“书魔”、“痴绝”、“惜书不惜钱”。为了买书，他从不顾钱财衣食。每得好书，其乐无比，总要请知书好友一起欣赏，并要他们为之赋诗作画，以寓其乐。著名学者和藏书家顾抱冲、陈鲈、吴骞、顾广圻等，都曾为其收藏题咏过。每年除夕，他还经常举行“祭书”活动。沈士元《祭书图说》记述说：“黄君绍圃，家多藏书，自嘉庆辛酉至辛未，尝祭书于读未见书斋，后颇止。丙子除夕，又祭于士礼居，前后皆为之图。夫祭之为典，巨且博矣。”

黄氏爱书，不但为藏书题咏、作画、举祭，还以奇书秘典之得命其书斋及字号，他的许多署名、斋号与藏书有关。他说：“余性喜读未见书，故以之名其斋。”（《士礼居题跋记》卷二）他非常喜爱宋版书，顾千里送他一个外号“佞宋主人”，他欣然受之。其书斋之名，如学耕堂、养恬书屋、百宋一廛、求古居、读未见书斋、学山海居、求古精舍等，无不与其嗜书志趣有关。

由于黄丕烈嗜书如命，购书不惜倾家，因此，他收求到的图书也多，其士礼居等所藏，富甲一方。据范锴《花笑厂杂笔》卷三载：“吴郡黄荛圃主政丕烈，藏书甚富，宋元版及影抄旧本，无不精善。”他之收藏，光是宋版书就有200种左右，可见其收藏之富。

黄丕烈对校勘学、版本目录学的贡献和成就，主要体现于其对于图书校订及版本鉴定之后留下的大量题跋之中。他每读一书，每校一书，每鉴定一书，必将心得、校订讹误结果、书之来龙去脉，版刻及掌故等写成题跋，有些图书其至要写下四五篇题识或跋文。他一生大约为800多种珍善典籍写下了上千篇题跋之作。除士礼居藏书题跋之作而外，黄丕烈在版本目录学上的贡献，还体现于他为后人编撰的《百宋一廛书录》、《百宋一廛赋注》、《求古居宋本书目》及《所见古书录》四种版本书目之中。《百宋一廛书录》成书于嘉庆八年（1803年），收录了黄氏此前所藏宋版书122种，此目对书之版刻、形制、刊时、刊地、刊者、卷数、行格、全缺、存佚、纸墨及字体等等，均有详细著录；对书之收藏、传布源流、藏家姓名、印记及校勘情况，也多有记载，是一部参考价值很高的版本目录。《百宋一廛赋注》是黄氏在顾广圻为其作《百宋一廛赋》基础上加注而成的，成书于嘉庆十年（1805），计收录宋椠109种，内容与《百宋一廛书录》大体相仿，只是由于著作形式不同而文字上有差异。大约在嘉庆十七年（1812年），他又编撰了《求古居宋本书目》一卷，收宋刻书178种，把前二目之后所收宋版书全部补入此目之中，是士礼居收藏宋版书的总目。他还编了一部《所见古书录》，可惜已亡佚。黄氏在其《百宋一廛书录序》中曾谈及此目的有关情况：“十一余年来，究心载籍，欲仿宋人晁、陈两家。辑录一书，系以题识，名曰《所见古书录》。”他在《百宋一廛赋注》中又谈及此目体例：“专论各本，以宋椠一、元椠二、毛抄三、旧抄四、杂刻五分列。今宋椠粗就矣。”《所见古书录》书稿曾经由瞿木夫编订为20卷，归陆氏皕宋楼收藏，后来。此目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随皕宋楼古籍一并售于日商，并从此失传。这是我国目录学史上的一大损失。

除书目题跋作品外，黄丕烈尚有《士礼居诗抄》、《荛圃言》、《卯须集》及《盲史精华》等，后两书已失传。

黄氏不仅收藏丰富，读书治学有成，擅长勘校，而且勤于刊刻，是乾嘉时期著名刻书家。他之所以要大力刻书，不是为了谋利，而是因为深感“秘本不敢自私，当公诸同好”，是“意在流传旧本饷世”，一句话，是为使好书得以流传，为读书人提供图书。他曾计划把所藏宋元善本全部刻印出来。此宏愿虽未实现，但还是尽其所能，刻印了大批好书。仅所刻《士礼居丛书》就包括有图书19种，194卷之多。士礼居刻书，版本精善、校勘精审，内容出色，深得世人称誉、喜爱。其刻书，尽量采用善本作底本。对于书版校对，除亲友外，他本人及儿孙一齐上阵，真可谓倾尽全力。凡所刻之书，均有序跋，详书之原委、优劣及刊刻缘起、经过等等。黄氏士礼居刊刻的图书内容实用，颇具研究和参考价值。为了更多地给后人提供资料，黄氏不惜工本，在许多书后都加刻了附录。

黄氏士礼居藏书于嘉庆末年开始散出，至道光之初黄丕烈去世之前已全部散尽，其书多售于汪士钟艺芸书舍收藏。汪氏艺芸书舍藏书散出后，又为常熟瞿镛的铁琴铜剑楼和山东聊城杨以增的海源阁分而得藏。

莫友芝藏书

清代中后期，贵州出了一位全国闻名的大藏书家和目录学家，他就是独山的莫友芝。

莫友芝（1811—1871年），字子偲，别号合郘，晚年又称眲叟。莫氏先人本为上元（南京）珠市巷人，其远祖于明弘治间从征至都匀并留居。至其高祖莫云衢始迁居独山州定居。其家居独山以北35里的一甲上街（亦称兔场街）上。其父莫与俦，字犹人，一字杰夫，晚号寿民，嘉庆四年（1799）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后官四川盐源知县，再改为贵州遵义府学教授。莫与俦学问很好，朴学造诣尤深，为纪昀、洪亮吉所器重。莫友芝随父居遵义住所，与遵义郑珍同窗，学于其父莫与俦。莫友芝刻苦向学，于苍雅、故训、六经、名物、制度无不探讨，而于目录、版本、金石之学则尤为深究，成就非凡，与以经学名家的同窗挚友郑珍都成了名冠西南的大学者。

莫友芝画像

莫友芝于道光十一年（1831年）中举人，此后曾连年去京师应会试，皆不中。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于京师会试报罢后，到琉璃厂书肆访书，对人侃侃谈论汉学门户，多惊人之语，被逛书肆的曾国藩注意到，十分佩服，便叩其姓名，遂相识，一谈即合，结为朋友，两人情谊很深。后来曾国藩向国子监学正刘菽云推荐莫友芝。咸丰八年（1858年），他被派为知县，但不愿就职。同年六月，他离京到了太湖，进入其好友胡林翼幕府，为其校刻《读史兵略》。不久，胡林翼死去，他又到安庆投入曾国藩幕府十余年。此后，他遍游江淮吴越，结交学者名流，谈书、访书、读书。曾国藩曾委托他到江南一带搜访遗书。他到了湖南，搜集了清初著名学者王夫之的书，刻成了《王船山遗书》。后来，曾国藩于南京设立江南官书局，延请博学之士校勘经史，派莫友芝统领书局事。

格致书院同治四年（1865年），莫友芝曾奉命到扬州、镇江等地搜访文汇阁、文宗阁散逸的《四库全书》，结果是无功而返。同治十年，他再次到扬州、镇江等地搜访《四库全书》，于扬州至兴化途中突发急病而死。莫氏有两个儿子：长子莫彝孙，早逝；次子莫绳孙，官至两淮知府，亦嗜藏书。其从子莫棠，字楚生，也以藏书及目录版本之学闻名。

莫友芝早年家境并不富裕，但还是千方百计搜购图书。他每次进京赴试，都要遍访书肆，搜求古籍。后来他入江南官书局，经常去江浙一带搜访遗书，有机会来往于一些著名藏家间，见闻更广，收藏亦富。他的藏书主要是在其客居金陵和入主江南官书局后遍历江南搜访到的。

莫友芝的藏书处名曰影山草堂，原是在莫友芝父亲为官贵州独山时于兔场街的翁奇河上所建。因为莫友芝一生的资力并不丰厚，所以影山草堂藏书中珍贵的宋元版本并不很多，其特色是多明本、清抄本和稿本。但是，这些书多为初印本、祖本，不仅是今天，就是在当时来说，也都是稀世珍宝。还有大批仿宋本、聚珍本、精刊本、旧抄本及《四库全书》未收本等，皆为难得之善本书。他的图书都庋存于楠木箱中，共有165箱之多。满堂书箱，箱箱都装满各色图书。

莫友芝去世后，影山草堂藏书为其子莫绳孙递守。大约到了1937—1938年间，莫氏藏书散佚。

莫友芝不仅是一位著名藏书家，还是位了不起的目录学家。他编撰的《郘亭知见传本书目》和《宋元旧本书经眼录》，是近代著名的目录学著作，学术价值极高，在目录学史上具有很高的地位。

知识链接

“汲冢”

指汲郡（今河南汲县）魏襄王（或谓魏安釐王）墓中所藏古书。据《晋书·束皙传》记：“（晋）太康二年（281年），汲郡人不犟（人名）盗发魏襄王墓，或言安釐冢，得竹书数十车。……漆书皆科斗字。……束在著作，得观竹书，随疑分释，皆有义证。”这是由古墓出土的一大批传世最古的简册书籍实物，得《穆天子传》等失传古书多种，在学术考古上有重大价值。

李盛铎藏书

李盛铎（1858—1937年），字椒微，号木斋。江西德化（今九江）人。李盛铎出身于封建官僚家庭，书香门第，代传藏书家风。继承父辈嗜好，从小乐于搜集名家著述，数十年如一日，终成中国近代最负盛名的藏书家。他不仅是藏书家，又是校勘家、版本家、目录学家，对所藏善本，皆逐一批订，或考证著者平生，或品译著述旨趣，或叙述得书经过、收藏源流及版本价值。所写“题要”、“题识”共1500多条，约15万字，著有《樨轩藏书题证及书录》，编有十多种版本的藏书目录、藏书人表。他死前对藏书进行了初步整理，自编了《木犀轩收藏旧本目》、《木犀轩宋本书目》、《木犀轩无板书目》。李盛铎家族世代不乏藏书之人。祖父李恕，字卉园，清道光时贡生，喜藏书，曾在江州（九江）谭家坡周濂溪墓侧筑“木犀轩”，藏书几十万卷，后毁于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战火中。父李明墀（1823—1886年），亦喜藏书、刻书。据《德化李大中丞行状》载，“生平好聚书，廉俸所余辄购置经籍，所藏多至数十万卷，尝刻《范家集略》行世。又念乡先辈陈东浦方伯、吴兰雪刺史乾嘉时负重名，而后裔不振，为重刊诗集以传其人”。李盛铎搜集各家著作汇刻的《木犀轩丛书》即受命于父。

李盛铎旧照

李盛铎受家庭的熏陶，承先代遗风，从小即喜庋藏。他除承袭部分先辈遗书外，尚力事广搜博采。李氏藏书多抄本及单行本，其珍贵者，往往逾于宋刻。李氏为官期间，每闻旧书典售，多亲往视，不惜重金购归。遇佳本，价昂而力不能购，便借校、借抄，或令子侄辈抄写以存。宣统三年（1911年）以后，李氏旅居京津，更时常往来于京津之间各书肆，书贾也时至其家推门求售。当时，许多著名私家藏书流散厂肆，如曲阜孔氏、商丘宋氏、聊城杨氏、宁波范氏、宁波卢氏、巴陵方氏等，其中许多精品亦多归李氏。此外，李氏在出使日本期间，得识日本目录学家岛田翰，因岛田翰之助，曾购获一批国内久佚或流布不广之本以归，其中有几本古活字本、古刻本、古抄本，以朝鲜古刻本尤多。

由于李氏的长期努力，李氏藏书自成体系。就版本而言，不仅包括宋元明清各代的精刻本及抄本、校本、稿本，还包括刊印精美的铜、木活字本及彩色套印本。以装订形式而论，李氏所藏包括梵夹装（经折装）、蝴蝶装、册页装等形式。所收书类及四部，内容十分丰富，其中一些书在书史及版刻史上，都有其特殊的地位，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李氏大量收藏的日本与朝鲜的古刻本，亦自成一格。

李氏藏书数量之多、版本之精、内容之广，都是许多藏书家所不及的。李氏藏书中有300种宋元刻本，很多旧抄本、稿本、批校本及一些日本、朝鲜刻本，最值得称道。李盛铎除以藏书宏富、版本精密知名外，还是近代知名的版本目录学家，并精于校勘。数十年如一日，丹黄不去手，一书一校、而校乃至三四校，不经反复认真考证决不轻下断语，校毕则自写题跋识语。这些文字或叙购书经过，或言版本源流，或记书林遗事，从中不仅可看到他广博的知识、审慎的态度，而且亦为研究利用李氏藏书提供了便利。在近世藏书家中，版本之精，涉及之广，校勘之详者，当首推李氏，即近代精于校勘、富于收藏的傅增湘对他亦执弟子之礼。袁克文也曾拜于李氏门下，学习版本目录之学。

抗战前夕，李氏经济窘困，开始典售藏书。李盛铎逝后，其后人于1939年将李氏遗书绝大部分售与北平伪政府，后这批书交付北京大学图书馆保存。赵万里等著名版本学家，据此编成《北京大学图书馆李氏书目》，从中可知李盛铎所藏之书，共有9087种，8385册，其中名贵罕见本约占1/3以上。其余有一少部分旧藏散佚厂肆。

李氏木犀轩还曾以拥有大量珍贵的敦煌写卷而闻名当世。甘肃敦煌千佛洞之建筑创于后魏，历周、齐、隋、唐，代有增益。其洞内佛龛，每为储藏经典书籍之所，后经洞封闭，世人几不知。清末，甘肃敦煌鸣沙山石室所藏古卷，先后为斯坦因、伯希和盗去其中精华部分，从而引起国内上下朝野人士注意。直至宣统元年（1909年），清政府学部当局，始电咨甘肃有司，将洞中遗留悉数运京。李氏当时利用职权之便，将运至京城残卷中最好的归诸私囊，残余的8000余卷归于北京图书馆。此事颇遭时人斥责，称之为“劫中之劫”。李氏对此事讳莫如深，从未出以示人，故外人难知其所藏内容。1935年春，李氏以经济之故，欲卖其所藏古卷，乃印成目录一册，藉资号召。除佛经外，经史杂著及契约等有关史料者甚多，而《景教经》尤为名贵，远胜学部所藏。终因索值昂贵，国内学术机构欲购不得，终被日本人以8万元，捆载东去，流诸异国。与一些千方百计护持国家文化古籍的藏家相比，李氏此举为国人之羞。

叶德辉藏书

叶德辉（1864—1927年），字奂彬，号直山，别号郋园，清湖南湘潭人。

叶德辉画像

叶家先世为江苏吴江人，到其祖父叶世业因避兵乱才于道光末年移居湖南，故叶德辉好自称为吴人，还曾主持修纂过《吴中叶氏族谱》。叶家原先略有藏书，叶德辉自己则是在光绪十二年（1886年）入京会时，每天到琉璃厂、隆福寺书肆访书而开始了他的藏书生涯。以后无论乡居湖南还是游览京师亦或滞留吴中，他都随时留心收罗。光绪年间湘潭藏书大家袁芳瑛卧雪庐藏书散出，精品多为李盛铎所得。叶德辉在财力和权势上都无法和李盛铎抗争，但收拾残零，所获亦十分可观。以后，叶德辉又在北京购得商丘宋氏纬萧草堂和曲阜孔氏红榈书屋旧藏20箱，至辛亥革命之年，叶氏观古堂藏书已达4000余部、20万卷之多，以后又有所续藏。叶德辉之子叶启倬《观古堂藏书目录跋》曾描述说：“家君每岁归来，必有新刻旧本书多橱，充斥廊庑间，检之弥月不能罄，生平好书之癖，虽流离颠沛固不易其常度也。”

叶德辉治学以经学、小学为主，故观古堂所藏颇多此二类之书，尤以清人的经义著述为多；又因为叶氏很欣赏陈文述、舒位所撰《乾嘉诗坛点将录》一书，并有意继起汇辑《乾嘉诗坛点将录诗徵》，故又特别注意搜集乾嘉的诗文集，先后收得一百多家，一一撰写提要，记述作者生平事迹、诗源派别源流等。叶德辉藏书不佞宋，所以他十分推崇张之洞《藏书答问》以清刻为主、不列宋元旧刻的做法，在其名著《书林清话》中也一再批评藏书家们“薄今爱古”的偏弊。他自己的藏书以咸丰二年（1852年）桂馥所刻的《说文解字义证》为镇库之宝，就此可知叶氏的基本藏书观。

叶德辉的藏书目录有《观古堂藏书目录》4卷，是目初编于光绪二十七八年间（1901—1902年），辛亥革命时“避乱县南朱亭乡中，重编此目”，以后陆续修订，1915年刻于观古堂。叶德辉又有《郋园读书志》16卷，是为叶氏的题跋汇录，1928年上海澹园刊，其中第十一至十四卷为《乾嘉诗坛点将录徵目》。

叶德辉也是清末的大刻书家，曾刻有《观古堂汇刻书》、《观古堂所刊书》、《丽楼丛书》、《双梅景闇丛书》、《观古堂书目丛刻》等。叶德辉曾将家藏宋版《南狱总胜集》影摹刊行，据说达到惟妙惟肖的程度，甚至连精于版本的杨守敬也误以为真宋本而不惜高价购置。1935年，叶氏后人就其生前所刊、所著书版片尚存者，汇辑成《郋园全书》129种、200册，以“中国古书刊印社”名义刊行。

叶德辉的著述以《书林清话》影响最大。当时，叶德辉有感于叶昌炽的《藏书纪事诗》以藏书家轶事为主，而无历代版刻及校勘故实，乃别辟蹊径，成《书林清话》十卷，以后又撰成《书林馀话》二卷，1957年古籍出版社出版有合印本，又有1987年中华书局影印本。

观古堂藏书在抗日战争时被其子卖给了日本人，这是我国典籍自皕宋楼后又一次大规模外流，现国内仅零星藏有观古堂旧物数十种。

第三节　斑斑缃帙美九州——藏书楼藏书

“藏书楼”一词，实际上是一种泛指，它实际上是所有古代官方、私人和各类公、私机构收藏图书文献典籍的地方的总称。其建筑形式不一定必须是楼，其名字也不一定以楼命名。纵观古代藏书史可知，早期的藏书建筑均未冠名，而将藏书建筑比较普遍地冠以“阁”、“楼”等名称的，是明清两代以来的习惯。

藏书楼藏书概述

实际上，一般的读书人家、知识分子，虽然藏书也达到了某种规模，设有专室收藏，但未必都有起造宏大的楼阁专门藏书的经济能力。因此，古代历史上藏书楼除称为某某楼、某某阁外，也多以“堂”、“轩”、“馆”、“亭”、“台”、“房”、“斋”、“室”、“舍”、“洞”、“屋”、“居”等为名。只要它的作用是藏书的，就都包括在通常所说的“藏书楼”概念之内。这些藏书场所虽然名称各异，但也有某些共性，体现出古代学者、知识分子、书籍主人的一种共同心理，即这些名称都流露出某种程度的占有性和私秘性，都体现了宝藏珍籍、传之久远、秘不示人的心理。无论是皇家贵胄、高官显宦，还是一般知识分子，此种心理概莫能外。

西汉惠帝废除了禁止私人藏书的“挟书律”，正式标志着民间藏书的合法化。从此，有藏书的人才敢于光明正大地公开自己的藏书。汉成帝时，洛阳等地已经出现了“书肆”，即卖书的店铺，而且出现了“以佣书而谋生者”，也就是以书法见长，靠给人抄书谋生的人。这两种事物的出现，标志着当时社会上购书、藏书已成为读书人比较普遍的风气，书籍已经作为商品进入了流通领域，社会需求大大增加。东汉光武帝时期，已出现了私人专门的藏书处所。据记载，当时的曹曾“积石为仓藏书”，具有很好的防火效果，并将藏书处名为“曹氏书仓”。几乎同时的桓谭，在安徽淮北相山也辟有藏书室，称“桓君山藏书处”。东汉初平年间，蔡邕曾将个人藏书六千余卷赠与王粲，仅从六千这个数字来看，可知他的藏书量是相当惊人的。三国时期著名的私人藏书家有“二王”，即王朗和王弼，其中王弼的藏书已达万卷之丰。

唐代科举制度的实施刺激了民间私人藏书的繁荣，而宋代私人藏书的进一步发展则得益于雕版印刷术的兴盛。明清时期更是私人藏书的高峰期，藏书楼的建筑也臻于极致，出现了像范氏天一阁、毛氏汲古阁、钱氏绛云楼、陆氏皕宋楼等著名的藏书楼。

古代的藏书楼，在我国文化发展史上曾经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它的历史功绩是不可磨灭的。直到今天，虽然藏书楼已辉煌不再，但我们却仍然在承沐着它们的恩泽。

知识链接

“校”和“雠”的区别

在古代，“校”和“雠”是有区别的。“校”是一个人，用两本书边读边对，来发现错误；而“雠”则是两个人对坐，一人读，一人看副本，来发现书中的舛误。从这个词中，正可看出古人修书的认真态度。当然无论是校还是雠，都不是简简单单改正书中错字的问题，还需要通过多书比对，补残正阙，通释典籍，校勘异文。对古代一些因说法模糊不清而无法理解的内容，还要搜检考据，疑古求真，探其原意。这就需要校勘者具备深厚的学养和渊博的知识。

绿雨楼藏书

明代北京城内正阳、宣武两门间，有一座高楼，硕柱劲梁，非常壮观。这就是正德年间大藏书家陆深的藏书楼——绿雨楼。

绿雨楼分上下二层。楼下有屋三间，窗朝南开，夏凉冬暖，为主人居室。上层楼东有一室，名曰“素轩”。此室与陆深的书房连接，书房中有一木榻、一茶几、一古琴、一铜香鼎，“左居图，右架史”。书房北面有西窗，窗外巨槐遮荫，夏季高温时，主人尤喜在书房内读书纳凉。上层楼北有一室，名曰“潜室”，取“潜毓德”之义。上层楼的中间一室才是藏书处，名曰“书窟”。“广可五尺，长丈有咫，穴北壁以取明，杂藏书三千卷，斯楼之大观云。”书窟与素轩间，另有二小屋，供主人接待宾客之用。屋外连接露台，可远眺山水，可坐玩赏月，主人常在这里把酒吟诗。

陆深（1477—1544年），字子渊，号俨山，华亭（今上海松江）人。

陆深幼迷藏书，“每事收藏节衣食”。收藏之不易，使陆深对自己的藏书分外珍惜。他把其绿雨楼藏书编成了《文裕江东藏书目录》。该目录把绿雨楼藏书分为十三类：十三经第一，理性第二，史第三，古书第四，诸子第五，文集第六，诗集第七，类书第八，杂史第九，诸志第十，韵书第十一，小学医药第十二，杂流第十三。陆深把小学医药合为一类，这种编目方式罕见。他自述其理由：“不幼教者不懋成，不早医者不速起，其道一也。”此亦一家之言，颇为奇特。

陆深不仅历尽艰难收藏图书，还出资刻书，以广流传。他曾于浦东老家刊刻过《痘疹论》等书。他刻书非常认真，一重校勘，精选底本；二重刻工，精择良匠。他曾亲自校勘《嵇中散集》、《麈史》诸书，以保证刻书质量。

陆深一生读书很多，见识甚广，尤通晓典故。他读书多写题跋，品评得失，所作题跋往往有感而发，切中要点。陆深还是一位大作家，著述甚多，有《俨山集》100卷、《俨山外集》40卷、《俨山续集》10卷等。其中诗赋、传记、辨文、笔记、杂志、碑帖、序跋各种体裁俱备，内容也涉及经史子集各类。陆深著述丰富且雅正，在明代藏书家中名列前茅。

万卷楼藏书

明代中叶，山东章丘有一座藏书楼，名万卷楼，其藏书富甲齐东，名盖全国。万卷楼的主人是著名文学家、剧作家、藏书家李开先。

李开先（1502—1568年），字伯华，号中麓，自号中麓子、中麓山人、中麓放客。山东章丘人。李开先不仅藏书富甲一方，而且以诗文、散曲见称，同王慎中、唐顺之、熊过、陈东、赵时春、任瀚、吕高等并称“嘉靖八才子”。

李开先清代著名藏书家钱曾的《读书敏求记》称：“近代藏书家推章丘李氏、金陵焦氏。”朱彝尊《静志居诗话》有云：“中麓最为好事，藏书之富甲于齐东。”李开先藏书概况由此可见。

李开先曾撰有《李中麓书目》，可惜失传。汲古阁主人毛晋之子毛斧季跋《新刊张小山北曲联乐府》云：“章丘李中麓开先，晓音律，善作词，最爱张小山，谓其超出尘俗。其家藏词山曲海不下千卷。”李开先在《藏书万卷楼记》中说：“藏书不啻万卷，止以万卷名楼。以四库胪类不尽，乃仿刘氏《七略》分而藏之。楼独藏经学时务，总之不下万卷，余置别所凡五。”从以上记载中，我们不难看出李开先藏书的规模及特色。李开先将所收图书分开收藏，原意在保护图书，免遭不测，却正好说明了其藏书之富宏。仅词曲类的图书，李开先就收藏不下千卷，这是南方许多藏书家都望尘莫及的。

万卷楼的藏书完整保存了一百多年，明末清初开始散出，经过明末清初的社会动乱，已散失殆尽。李开先在《张小山小令后序》中曾云：“既登仕籍，书可广求矣。”然其毕生心血所搜求的大量藏书，最后仍然逃脱不了散失的命运。

李开先画像

天一阁藏书

在浙江宁波月湖西南的绿树深处，有一座国内现存最古老的藏书楼，这就是闻名遐迩的天一阁。尽管中国3000年前就有了国家藏书机构，各个朝代也都有私人藏书楼，但历经几百年的沧桑而流传至今的，在中国图书馆史上只有天一阁，这在世界图书馆史上也是罕见的。

天一阁藏书楼以其丰富的古典秘籍和深邃的藏书文化，吸引了莘莘学子前去探寻知识的奥秘，也吸引了数以万计中外学者争相叩启这座文献宝库的大门。著名学者余秋雨曾感叹道：“不错，它只是一个藏书楼，但它实际上已成为一种极端艰难，又极端悲怆的文化奇迹。”（《风雨天一阁》）

天一阁博物馆的范氏厅堂里挂着创始人范钦的肖像画：端庄的坐姿，连鬓的胡子，却长着纤细的指尖。范钦（1506—1585年），字尧卿，又字安卿，号东明，浙江鄞县人。

天一阁

范钦藏书处原名东明草堂，随着藏书的增加，原藏书处不堪容纳，便在其住宅东面重建一座藏书楼。建楼的时间大约在明嘉靖四十年（1561年）至四十五年（1566年）之间。天一阁命名的由来，据清代学者全祖望《天一阁碑目记》称：建阁之初，范钦曾在阁下凿一池塘。而当时，他正巧搜集到吴道士“龙虎山天一池”石刻，是元揭文安公所书。范钦大喜，认为正与筑阁凿池之意相合，即以“天一”为阁名。

天一阁藏书楼的格局，是由范钦亲自设计的。楼的主体建筑为木结构六开间二层楼房，坐北朝南，前后开窗。楼上为一大统间，中间用书橱隔为六阁，书籍就放在橱里。楼的正中悬有明隆庆五年（1571年）郡守王原相所书“宝书楼”匾额。楼下并列六间，当中三间品阁连在一起，作为中厅，两旁悬挂着文人学士题写的楹联。其中，两副楹联寓意精确：“人间庋阁足千古，天下藏书此一家”；“十万卷签题缃帙斑斑，笑箓竹、绛云之未博；三年清秘祥光昺昺，接东楼、碧沚以非遥”。

天一阁整体结构为“上一下六”，隐含“天一”、“地六”，取《易经》中“天一生水，地六成之”的观念，寓意以水克火，保护藏书及建筑。

今日天一阁，前为天一池，中为天一阁藏书楼，后为尊经阁、明州碑林和仿古新书库，三处连为一线，中有卵石小径与天一阁藏书楼相通，周围种植兰桂，满园清香，江南园林清逸秀润的风貌依旧。天一阁藏书楼的建造规制闻名于世，乃至清代得到乾隆皇帝的赏识，由此成为修建清代皇家藏书楼，即著名的清代“七阁”——文渊阁、文津阁、文溯阁、文源阁、文宗阁、文汇阁、文澜阁的样板。

天一阁藏书是范钦耗尽毕生心血的结晶。他购求图书的途径，一是购入本邑丰坊（又名道生）万卷楼及袁忠彻静思斋的藏书，二是与当时学者、藏书家王世贞、丰坊等相约互抄之书，而更主要的是他孜孜不倦搜寻之书。范钦仕宦大江南北二十余年，每到一地都以觅书为乐，尤其喜欢收集当代地方史志、政书。这样日积月累，天一阁的藏书达五万余卷。《茶余客话》称其“喜购旧本，两浙藏书以天一阁为第一”。

天一阁藏书不但丰富，而且藏书的特色及价值在中国古代文化遗产保存史上占据重要的地位。文人墨客盛赞为“斑斑缃帙美九州”。

天一阁藏书主要是宋元以来的刊本、稿本、抄本，而以明刻本为主。其中最多的是明代地方志书和政书。范钦多年仕宦在外，足迹遍布全国，这为他全面收集明代地方志提供了条件。据长期从事天一阁研究的骆兆平先生考察，天一阁原藏省、府、州、县志有435种，比《明史·艺文志》著录的还多，时至今日尚存271种，仍然是我国收藏明代地方志最多的图书馆。其中172种为各地纂修方志现存最早的志书。有164种在《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和《台湾公藏方志联合目录》中均属仅见之本。天一阁是收藏明代地方志书的宝库。

我国历代科举考试文献，以明代保存最完整，而现存明代科举录的80%收藏在天一阁。据阮元编《天一阁书目》反映，其藏明代进士登科录68册，会试录62册，乡试录297册，武举录33册，共计460册。天一阁收藏的万历十一年（1583年）以前的明代登科录基本是完整的。目前，天一阁尚存明代科举录370种，其中绝大部分为海内孤本。天一阁所藏历代科举录珍籍是研究我国科举制度和明代历史人物的瑰宝。

范钦及其后人，经历了世纪风雨，仍能世守陈编，使天一阁藏书宝库继续增辉。

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天一阁进呈602种珍贵典籍作四库底本，得到乾隆皇帝的“恩赏”。从此，在这座民间藏书楼里，增入了宫廷文物。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乾隆皇帝赐《古今图书集成》一部，后又赐十八世纪绘画《平定回部得胜图》、《平定两金川战图》各一套。

天一阁以其丰富的文献宝藏和经典的建造模式，雄踞世界四百余年，令世人叹为观止。黄宗羲在《天一阁藏书记》中，充满赞佩之情地说：“尝叹读书难，藏书尤难，藏之久而不散，则难之难矣。”

知识链接

御赐《古今图书集成》与《平定回部得胜图》

《古今图书集成》是我国现存的最大的一部类书，全书10000卷，目录40卷，共约1.6亿字，汇集我国古代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应用技术的各个门类的资料。学者张廷玉认为该书贯穿古今，包罗万象，“诚册府之巨观，为群书之渊海”。直到今天，仍有其重要的文献价值和研究参考价值。天一阁所藏的是毛装本，保持着初印时的风貌，印刷精良，插图尤其精美，为海内珍本。

《平定回部得胜图》全图共16帧，是历史之画卷，艺术之精品。卷首有乾隆皇帝亲制序文，卷末刻有于敏中等大臣集体撰写的跋文。图中描绘清朝乾隆年间平定新疆准噶尔部和回部上层贵族叛乱集团的战争，歌颂了我国多民族国家的团结和统一。这套组画是极为精致名贵的铜版画，是在法兰西皇家艺术院长马利尼侯爵的指导下，由名手制成的。版画的作者是清宫廷画家意大利传教士郎士宁。16帧画页，每帧都留有乾隆皇帝的诗文墨迹，并钤有“乾隆宸翰”等印章，是稀世珍宝。

小酉馆藏书

王世贞（1526—1590年），字元美，号凤洲，又号弇州山人，居所在江苏太仓鼓楼铺，出身于家学渊博的官宦之家，加之天资过人，自幼便显示出不凡的才华。王世贞从小就以读书为乐，十八岁便开始了诗歌创作。他博览群书，学识渊博，笔耕不辍，成为明代文坛“后七子”的领袖人物，独主文坛二十年。在其身后200多年中，论著述之富，很少有人能与他相比。其著作有《弇州山人四部稿》174卷、《续稿》207卷、《艺苑卮言》、《读书后》、《鸣凤记》等。

王世贞的一生是求学治学的一生，也是求书的一生。他从小以书为乐，每遇好书，必定要设法得到，否则会寝食不安。成年后，仕宦在外，每到一地，他总把搜求异书放在首位，日积月累而藏书充栋。其藏书的规模和求书的痴迷都在文坛留下佳话。

为了收藏好图书，王世贞在他居住的庄园内修建了三处藏书楼。庄园名为“弇山园”。相传弇州之山是神仙的居住之地，五彩之鸟的栖息之所，王世贞取庄园名为“弇山园”，这与他当时“才最高，地座最显，声华意气，笼罩海内”的文坛领袖地位是相一致的。他所建的三处藏书楼为：小酉馆、尔雅楼和九友斋。

小酉馆位于弇山园凉风堂之后，藏书3万多卷，是王世贞数十年集书的主要部分。尔雅楼前有一泓池水，池畔竖立着书法大家米芾所书的“墨池”二字碑碣。尔雅楼藏书丰富，王氏所购《周易》、《礼经》、《毛诗》、《左传》、《史记》、《三国志》、《唐书》之类尽藏其中，超过3000卷，皆宋版精绝之书，还有“墓铭、朝报，积之如山”。而九友斋则收藏精善难得之秘本，如“以庄园易之”的《两汉书》。王世贞称此书“诸本之冠……桑皮纸白洁如玉。四旁宽广，字大者如钱，有欧柳笔法，细书丝发肤致，墨色精纯。”王世贞的藏书数量之多，版刻之精绝，在明末藏书家中是不多见的。

王世贞藏书没有编目。在藏书管理方面，据说藏书楼中有一老仆，十分熟悉家藏，主人需要什么书，甚至是某书、某卷、某页、某字，往往话音刚落，老仆马上能找到。熟练至此，令人惊叹。由此推论，老仆之学问，亦非常人可比。王世贞谢世后，其子王士骐致力于访求父作及收集小酉馆散失之藏书，曾于货郎担中遇其父所作《读书后》，以重金购回，刻版刊行，使之广为传播。王士骐后，其子孙没有把王氏藏书守住，小酉馆的藏书不到50年就全部散归他姓了。

《小酉山房倚声》书影

知识链接

得一奇书失一庄

清代学者叶昌炽曾为王世贞赋诗云：“得一奇书失一庄，团焦犹恋旧青箱。”（《藏书纪事诗》）说的是万历年间，王世贞任南京刑部尚书之职，当时他的藏书已有相当的规模，但恋书的嗜好仍使他孜孜以求。一次，他遇到一位书商在出售宋版《两汉书》，该书不但版刻精良，且装帧十分讲究，令他爱不释手。书商要价很高，他一时没有足够的现金购买，又担心如此好书为他人所得，情急之下，便用一座庄园换取了《两汉书》。欣喜之余，王世贞还在《六臣注文选》中，对这本书做了记载：“此本缮刻极精，纸用澄心堂，墨用奚氏。旧为赵承旨所藏。往见于同年朱太史家，几欲夺之，义不可而止。太史物故，有客持以见售，余束身团焦，五体外无长物。前所得《汉书》已不复置几头，宁更购此，因题而归之。”

在中国藏书史上，嗜书者众多，舍财求书、典衣求书、以物求书的不乏其人，而痴迷到不惜以一座庄园换一部书的程度，恐怕仅此王世贞一人吧。

脉望馆藏书

江苏常熟西北有座名山叫虞山。山上苍松翠竹，清涧奇石，风景秀丽。这座山形同卧牛，南临尚湖，东端伸入城中，旧有“十里青山牛入城”之称。就在山脚下的虞山镇南，至今仍完整地保存着明万历年间的藏书楼，名为“脉望馆”。此藏书楼是明末著名的藏书家赵琦美父子兴建的。楼名“脉望馆”典出唐段成式《酉阳杂俎续集》二《支诺皋》：“据《仙经》曰：蠹鱼三食神仙字，则化为此物，名曰脉望。”又取明童冀《尚絅斋集》四《赠医者》诗“雨荒苔巷夫须合，日上芸窗脉望飞”之义，表现了藏书楼的主人对文献典籍的痴爱和崇尚之情。

赵用贤，赵琦美故居（脉望馆）

赵琦美（1563—1624年），原名赵开美，字玄度，又字如白，号清常道人。其父赵用贤（1535—1596年），字汝师，号定宇。赵用贤自成人后，立志搜求古籍，决心为保存文化、传播文化奋斗一生。他孜孜不倦地求书、校书、刻书，为脉望馆丰富的藏书奠定基础。他编制的《赵定宇书目》，是明代遗留下来有限的几部目录之一，对于研究当时的古籍很有参考价值。长子赵琦美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不但继承了父业，而且在藏书方面的成绩和声誉超过了他的父亲。

脉望馆是明末常熟地区三大著名藏书楼之一，以其藏书的丰富而“雄视江南”。钱曾《也是园书目后序》云：“玄度收藏数千卷，二酉五车，斯架塞屋，临老乃发无书之叹。非无书也，即挂一漏万之意也旨哉。”又据《脉望馆书目》的著录，该馆收藏的图书近5000种，2万多册。由此可见，脉望馆的藏书是十分丰富的。

脉望馆的藏书不但数量多，而且价值高。赵琦美收藏了大量的珍本秘籍。如《劳山仙迹诗》1卷，至今仍为精绝之帙。又如《东皋子集》3卷，其书乃今世罕传。特别是所藏的《脉望馆抄校本古今杂剧》，更是海内孤本，惊人秘籍。

脉望馆藏书的丰富和版本的精绝，来源于赵琦美求书的广采博收和校勘、刻书的专勤与严谨，以及明末常熟一带的藏书、校勘之风。

赵氏收藏图书广采博收，“刓编啮翰，断碑残甓，梯航访求”。杨守敬《日本访书志》卷八载明刊本《酉阳杂俎续集》赵琦美序，云：“美每从吴门过，必于书摊子上觅书一遍”，遇到好书，便“以铢金易归”。他出身官宦之家，本人又是刑部郎中，有丰厚的俸禄和家财用于购书。可贵的是，他虽身为贵少，但“布衣恶食，无绮纨膏粱之色”，省下钱来买书。这些为他藏书奠定了雄厚的经济基础。出资购买的书籍占脉望馆藏书的绝大部分，另一部分藏书，是由赵琦美亲自抄录或刊刻的；刊刻的书和抄本是脉望馆藏书中极其珍贵的一部分。

赵琦美校勘图书的勤奋和严谨，也成为书林佳话。明末清初著名的藏书家钱益谦赞叹道：“朱黄雠校，移日分夜，穷老尽气，好之之笃挚，与读之之专勤，盖近古所未有也。”一次，他买到一部由吴琯私刻的五卷本《洛阳伽蓝记》，刊刻极差，且漏误很多。他便先后买来四种抄本同那部私刻本对勘，改正了刻本中488处错字和320个衍入或脱漏的字。过几年，他又买到旧刻本《洛阳伽蓝记》，重新同那部私刻本对勘，又改正了私刻中的五十多处错误。经过八年精审校勘，硬把一部不堪卒读的刻本变成了善本。另一次，他从旧书铺里买到李诫《营造法式》残帙一部，其中缺少十几卷书。为了补全这部书，他四处访寻，先从一书商手里购得残本三册，后又从国家秘阁书库借抄此书，但阁本也缺六七卷。赵琦美毫不气馁，仍孜孜寻访。经过了20多年的努力，最终补齐了全书。8年校勘一善本，20年补齐一珍帙，这其中包含着多少的艰辛和赤诚！

赵琦美还十分重视刻书。据统计，他刊刻的图书有36种126卷。这些刊刻图书的内容十分丰富，既有史书，又有文集；既有天文历算书，又有医学书籍。如现存的东汉张仲景撰的《伤寒论》10卷，就是赵琦美根据宋刻本翻印的；而西汉初编撰的《周髀算经》2卷，现存的最早版本也是赵琦美的刻本。

赵琦美不仅收藏、校勘、刻印图书，还利用丰富的藏书进行研究工作，撰写了不少著作，主要有《洪武圣政记》32卷、《伪吴杂记》3卷、《容台小草》1卷、《脉望馆书目》8卷等。《脉望馆书目》是明末少有的一部目录学著作。书目按家藏图书的存放位置加以登录分类，首先把藏书分为30号，按千字文排列，从“天地玄黄”到“吕”为止，然后分经、史、子、集、不全宋元版书（残缺本）、旧版书、佛经、墨刻等200个子目。子目设置详细，极方便检索。这部书目，不但著录不少俗文学图书，而且还收录了《几何原本》、《泰西水法》等7种西方传教士译著的书籍，很有参考价值。

脉望馆的藏书，在中国藏书史上还不能称为“最大家”，但它在明末开一代藏书、校勘之风，为后人树立了榜样。赵琦美为我国古代图书的收藏、整理、研究、传播等方面做出了较大的贡献。

知识链接

《脉望馆抄校本古今杂剧》的重新问世

关于这部秘籍的重新面世，在中国藏书史上曾留下一段珍闻。抗日战争时期，大文献家郑振铎曾以“文献保存同志会”的名义为政府收集古籍善本，抢救中国古代典籍。八年中，陆续抢救到诸如瞿氏铁琴铜剑楼、刘氏嘉业堂等的旧籍。其高潮是买到明赵琦美《脉望馆抄校本古今杂剧》，它包括三百四十种（据钱曾《也是园书目》）元明杂剧，经钱谦益、钱曾、黄丕烈等多人递藏，至购书时仅存二百四十二种。民国二十七年（1938）五月，《古今杂剧》散落苏州市肆。郑振铎得知后惊喜万分，说：“几乎使永不曾失过眠的我，第一次失眠。这兴奋，几与克复一座名城无殊！”但好事多磨，就在郑振铎筹款准备从书商唐某处购其所藏三十余册时，却为古董商孙伯渊先之一步购得，与其所藏的三十余册合为六十四册，成为全璧，且“待价而沽，所望甚奢，且声言此时决不出售”。郑振铎的失望之情“像熊熊火红的热铁突然抛入水中一样”，“惟一的希望是，此国宝不至出国”，并发誓“任用多少的力量与金钱都不计，必有办法可以得到它！”后经再三联系、反复议价，古董商限二十日以九千金取书，郑振铎四处奔走向人告贷，终依期购归此书。郑振铎对此书评价极高，认为此书是“宏伟丰富的宝库”，“不仅在中国戏剧史上是一个奇迹”，“而且在中国历史、社会史、经济史、文化史上也是一个最可惊人的整批重要资料的加入”（郑振铎《跋脉望馆抄校本古今杂剧》）。

《脉望馆抄校本古今杂剧》的重新问世，被学术界视为仅次于敦煌卷子、居延汉简、内阁大库档案，可见其价值的重大。

汲古阁藏书

明末清初，常熟七星桥畔，曾有一座藏书楼，叫“汲古阁”。汲古阁的主人是明末著名的藏书家、大出版家毛晋。毛晋的汲古阁藏书楼极富特色，它不仅以富藏宋元秘籍而闻名于世，还以刊刻流布珍帙而彪炳史册。著名学者顾廷龙盛赞汲古阁“藏书震海内，雕椠布环宇，经史百家，秘籍琳琅，有功艺林，诚非浅鲜”（《明代版刻图录初编》卷七）。至今，汲古阁“毛抄本”、“毛刻本”仍为人们所称颂。

毛晋（1599—1659年），初名凤苞，字子久，后更名晋，字子晋，号潜在，晚号隐湖，江苏常熟人。毛晋少为诸生，通明好古，博闻强记。曾拜师于著名学者、藏书家钱谦益，得到他的言传身教。但仕途不顺，屡试不中，终身为布衣，以书为业。

毛晋一生，性无他嗜，惟书是癖，以至“于书无所不窥，闻一奇书，旁搜冥求，不限远近，期必得之为快”（王象晋《汲古阁书跋序》），而且又“负泥古之癖，凡人有未见书，百方购访，如缒海凿山以求宝藏”（陈继儒《隐湖题跋叙》），不遗余力。其父是当地乡绅，有田数千亩，质库若干所，为他嗜书、购书提供了优裕的条件。为了购求善本珍籍，他曾在家门口贴一榜书：“有以宋椠本至者，门内主人计叶酬钱，每叶出二佰；有以旧抄本至者，每叶出四十；有以时下善本至者，别家出一仟，主人出一仟二佰。”由于价格优厚，书商们闻风而至，毛家门庭若市。一时间，湖州贩书的船舶纷至沓来，往来穿梭于七星桥畔。据《同治苏州府志》载，当时常熟一带曾流传民谚：“三百六十行生意，不如鬻书于毛氏。”毛晋“搜求遗佚悬金购”的美谈成为书林佳话。释苍雪《南来堂诗集·赋赠毛子晋壬午赴试南闱》诗云：“千金万金置田屋，谁见挥金买书读？世皆贵金不贵书，书价安知倍不足。”

除了重金购书之外，借抄他人之善本，亦是毛晋觅书的另一途径。当时常熟私家抄书有30余户，惟毛氏抄书与众不同。一是规模较大。毛晋之子毛戾在《五经文字跋》中说，当时家中有抄书工匠200名，书林曾有“家蓄奴婢二千指，入门童仆尽抄书”之说。二是抄本精良。毛晋挑选匠中善者，用好纸佳墨，采用影写的方法抄宋版书，简称“影宋抄”，这是毛晋的一大发明。其方法是将薄纸覆于宋本书页上，按其行款、字体、版式，照样摹写，保持宋椠原来风貌。其影抄之书，纸白如玉，墨光如漆，界栏似发，边档像带，字体均匀，无大小粗细之现象，可谓精美绝伦，与原刊酷似。世人称其为“毛抄本”，并盛赞：“汲古阁印宋精抄，古今绝作。”（孙从添《藏书纪要》）

汲古阁《礼记》书影

经过数十年殚精搜索，毛晋藏书最多时，达到84000余册。为了收藏其充栋之秘帙，他在隐湖七星桥畔，修建了汲古阁藏书楼，后又建目耕楼。汲古阁的规模及其藏书特色，陈瑚在《为毛潜在隐君乞言小传》中曾这样描述：“江南藏书之富，自玉峰箓竹堂、娄东万卷楼后，近屈指海虞。然庚寅十月，绛云不戒于火，而岿然独存者，惟毛氏汲古阁。登其阁者，如入龙宫蛟肆，既怖急，又踊跃焉。其制上下三楹，始子讫亥，分十二架，中藏四库书及释、道两藏，皆南北宋内府所遗，纸理缜滑，墨光腾剡，又有金元人本，多好事家所未见”，阁内所藏“非宋之绣梓不在列焉”。毛晋的朋友李清，在参观了汲古阁藏书楼后，撰文称：“子晋家藏诸秘，余目击十三经、十七史宋本，又《册府元龟》与《文选》诸宋本，森列邺架。”（《汲古阁观书记》）汲古阁所藏宋元之善本，皆钤以“宋本”、“元本”椭圆形印章区别之，又以“甲”字钤于卷首。其藏书皆盖有藏书印，如“毛晋秘箧审定真迹”、“毛氏藏书”、“汲古阁世宝”等等。最有意义的是一方朱文大印，印文取元代赵孟頫在藏书卷后书：“吾家业儒，辛勤置书，以遗子孙，其志何如？后人不读，将至于鬻，颓其家声，不如禽犊！若归他室，当念斯言，取非其有，无宁舍旃。”印文的内容，表达了书的主人告诫子孙世守陈编的殷殷之情。

毛晋汲古阁藏秘籍，不仅仅为收藏而收藏，而且是“以藏而以刊”，刊刻珍本“使宋椠之无传者，赖以传之不朽”。

毛晋有功于书林至巨者，还在于汲古阁的刻书。

早期，毛晋以“绿君亭”和“世美堂”的名义刊行图书，汲古阁建成后，即以“汲古阁”的名义大量刊刻典籍。毛晋刻书40余年，共刊梓600种书帙，积书板109000余片。汲古阁藏书楼刻书的规模和数量，在私家刻书中实属罕见。汲古阁有固定刻工20名，有装修齐备的偌大工场，有数量可观的能工巧匠，汲古阁俨然为一个出版作坊。

毛晋刊行书籍数量很多，内容包罗万象。仅明天启四年（1624年）至崇祯六年（1633年）的9年中，汲古阁刻书竟达200种以上。其内容，“自五经，十七史，以及诗词曲本，唐宋元金别集，稗官小说，靡不发雕”。其中最著名的有十三经、十七史、《津逮秘书》、《六十种曲》，所刻《宋六十家词》开汇刻词集的先例。

毛晋刻书讲求质量。首先，慎选底本，所刻之书多为宋版元刊，珍善秘帙；其次，精审校勘，毛氏父子亲自参加，并高薪延聘周砚农等名手校勘书稿和书写版样。毛晋学识渊博，治学严谨，又善诗文，他既是著述家，又是鉴赏家和版本学家。他经常从诸家藏书中借来多种版本，加以比较，“手翻诸部，雠其讹谬”，“补其遗亡，即蛛丝鼠琅，风雨润湿之靡收者，一一整顿之，雕版流通，附以小跋”。明末学者陈继儒赞叹其为：“胸中有全书，故本末具有脉络；眼中有真鉴，故真赝不爽秋毫。”（《隐湖题跋叙》）其子亦耽于校雠，比勘图书，一丝不苟。学者称赞他们所校勘过的书籍与“真本无毫发之异”。为了提高刻书质量，毛晋亲自为“毛刻书”撰写了249篇题跋，或考其源流，或辨其真伪，或提要玄，为读者阅读指示门径，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后毛晋将其中125篇汇为一书，名为《隐湖题跋》。为了保证印刷质量，毛氏“鸠集良工，从事雕镌”，不惜代价定造佳纸。《常昭合志稿》云：毛氏“所用纸，岁从江西特造之，厚者曰‘毛边’，薄者曰‘毛太’，至今犹名不绝”。汲古阁装订书面，采用宋笺藏经纸，宣德纸染雅色，自制成古色纸。毛氏刻书，佳纸优墨，加之精工细雕，版式宽敞，字体整齐悦目，其精美绝伦。

汲古阁的刻书除阁内收藏外，还多次印刷，广销大江南北，“天下购善本者，必望走隐湖毛氏”。一时间，天下书商往返于七星桥，“载箱之盛，近古所没有”。“毛氏之书走天下”的美谈闻名遐迩。毛氏刻书对保存和传播古代文化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毛晋与汲古阁也因此名声大振，成为明末最有特色的藏书楼。历代文人学士曾赋诗赞其云：“高阁藏书拥百城，主人匡坐校雠精。名传海外鸡林识，学重都门虎观惊。”（陆世仪《桴亭诗集·赠毛子晋》）又《静志居诗话》云：毛子晋版刻古代典籍，“公诸海内，其有功于艺苑甚巨”。

毛晋死后，毛家很快衰败。汲古阁所藏宋元善本归于泰州季振宜，后转归徐乾学的传是楼。书板亦被后人转卖或毁坏。据《汲古阁刻板存亡考》载：“相传毛子晋有一孙，性嗜茗饮，购得洞庭山碧螺春茶、虞山玉蟹泉水，患无美薪，因顾四唐人集板而叹曰：‘以此作薪，其味当倍佳也。’遂按日劈烧之。”清学者叶昌炽作诗，斥毛氏子孙的颓败：“只因玉蟹泉香洌，满架薪材煮石铫。”（《藏书纪事诗》）

曝书亭藏书

朱彝尊（1629—1709年），字锡鬯，号竹姹，又号金风亭长，晚号小长芦钓鱼师，浙江秀水（今浙江嘉兴）梅会里人。朱彝尊在文学上的成就颇高，与王士贞并称为“南朱北王”，同为文坛领袖。他在词学和诗歌方面，被后人奉为浙派诗和浙西词派的开山鼻祖。朱氏一生著述颇丰，主要有《曝书亭集》80卷、《曝书亭词》7卷、《日下旧闻》42卷、《经义考》300卷等。

朱彝尊嗜书、爱书几近痴狂，为求书而终身奔波。他的藏书活动始自青年时代，历时60余年。因为朱氏学问渊博、名气很大，不少名门争相聘其做幕僚，使他青年时代就云游四方。这期间，他的足迹几乎遍及大半个中国，北到内蒙古、河北、山西一带，南到两广、云南等地，东至山东沿海、江浙诸地，所到之处，便以访求图书为乐。一次，他在南昌书肆购得五箱图书，携归贮满一书柜，由此开始了他自己的藏书生涯。不料，此后不久，清政府大兴文字狱，牵连甚广。朱彝尊家人惟恐遭到株连，遂将藏书中涉及明末史事的书籍尽相焚弃，损失图书甚多。但他并没有因此放弃收书之心，依然游访于城乡、庙寺、街衢书肆，四处搜求图书。又有一次，他偶然遇到明代著名藏书家项笃寿之子，听说其家衰败，项氏藏书已外散，便急忙赶往讨购，以20万金的高价买下了项氏万卷楼全部旧藏残帙。朱彝尊做了翰林院检讨后，其所得俸禄也几乎全用于搜求图书。

朱彝尊抄本《新安兵事考》内页

朱彝尊不仅购书，更酷爱抄书。在京为官时，他身边总带着一位善于楷书的小吏为他抄书。康熙十八年（1679年），朱氏任翰林院检讨，参加纂修《明史》。他利用能进入史馆之便，携楷书手王纶，见四方呈进之书、史馆所藏之书，随时私下抄录成副本存之。此事后被掌院学士牛钮形等人告发，以“漏泄罪”被撤去了翰林的官职。朱彝尊不惜丢官为藏书的故事，被书林传为佳话，当时人们反誉他为“美贬”。

经过几十年的辛勤采访、抄录，到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乞假归里时，朱彝尊藏书已达3万余卷。为了收藏这些书，他在秀水梅会里老家构筑藏书楼，名为“曝书亭”和“潜采堂”。朱家的故居很气派，有厅堂楼阁、小桥池水与花园。朱彝尊自述：“池南有亭曰曝书，既曝而藏诸，因著于录。”就是说，曝书亭既是藏书之所，亦是晒书之处。归老后的朱彝尊仍潜心于治学藏书，江浙一带的藏书楼和书肆几乎都留下了他购书、录书的足迹。曝书亭的藏书很快就达到了8万余卷，雄居清初江南一带藏书楼之首。

朱彝尊隐居后，每日坐拥书城读书治学，他将曝书亭的藏书整理编次，拟编撰藏书全目，可惜没有完成。现传世的有《竹姹行笈书目》一卷，收书700余种；《曝书亭书目》1卷，收书也只有2400余种，非曝书亭藏书之全目。而他对藏书事业做出的最大贡献，则是编撰了卷帙浩大的专科版本目录学佳作——《经义考》。

《经义考》原名《经义存亡考》，是朱彝尊将孔子以来人们所诵习的经书，以及历代学者诠解经书的著作，仿元代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体例编撰而成。该书是以书名为纲，凡历代所著录的说经之书，先著其卷数、著者或注疏者，考其爵里，其下各注“存”、“佚”、“阙”、“未见”这四项附注，然后，原文照录原书序跋及古今学者论述之文。朱彝尊本人的一些考证，也以按语的形式附列于最后。该书资料网罗宏富，为两千年来说经之书的总汇；该书注重经学的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为古代经学之第一部专科目录。《经义考》的编撰历时5年，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完成初稿，以后边修改边刻印，至乾隆二十年（1755年）才由卢见曾、马日璐刻印完全书，历时五十余年。《经义考》全书共300卷，该书问世后得到了极高的评价。书稿完成时，恰逢康熙皇帝南巡，朱氏呈上此书，康熙阅后称赞曰：“朱彝尊此书甚好，留在南书房，可速刻完进呈。”稍后，又赐“研经博物”四字匾额，奖励朱氏在经学方面的造诣和成就。乾隆皇帝也曾为此书题注：“自汉迄今，说经诸书存亡可考，文献足征；编辑之勤，考据之审，网罗之富，实有裨于经学。”（《乾隆御题诗注》）对于这部学术巨著，毛奇龄在其序文中称：“非博极群籍，不能有此！”陈廷敬在序文中更盛赞朱氏为：“微竹姹博学深思，其孰克为之。”此外，古代不少的目录学家在《经义考》所用体例的启发下，以大致相同的类例编撰各种专科目录，推动了古典目录学的发展。《经义考》亦在目录学史上占据了重要的位置。

知识链接

“雅赚”钱曾

康熙二十年（1681年），尊任江南典试官，吏官之暇，遍访街巷坊肆和藏书家，买到了许多珍本秘籍。一次，他得知著名藏书家钱曾根据述古堂、也是园的藏书，编撰善本书目《读书敏求记》，其中著录了钱氏家藏的孤本秘籍。该书被当时的学者名流视为珍贵的版本目录佳作。朱彝尊不由得为之心动，非常想见到这部书。但钱曾视其书为珍宝，锁在书箱里秘不示人。为了读到这本书，朱氏朝思暮想，终于想出个得书的妙计。一次，他在江左住所大摆酒席，宴请当地文人学士，当然也请了钱曾，其意在于钱氏之书也。宴会开始，钱曾和文人学士们觥筹交错，酣然尽饮。朱彝尊乘机派人以数量可观的黄金和价值不菲的轻裘皮袄，买通了钱氏的书童，深夜启箱取出《读书敏求记》的原稿，让预先雇佣的数十个抄手躲在密室，连夜赶抄成副本。以现代保护版权的角度看，此行为是不够光明正大的，但可见朱彝尊痴爱图书的情深意切。朱氏痴书别具风格，被当时人们谑称为“雅赚”钱曾。

铁琴铜剑楼藏书

铁琴铜剑楼位于常熟县城宾汤门外十里的罟里（亦写做菰里）村，现称“古里”，是个“辛峰左峙，清水东潴”，“沃壤千畦，桑竹弥望”的地方。藏书楼的初创者为瞿绍基。瞿绍基（1772—1836年），字厚培，别字荫棠。

瞿绍基最大特点是酷嗜书籍，遇到好书就出资购置。常熟本为文化之邑，藏书之风自古极盛。瞿绍基自幼就喜读书，深受家乡藏书文化熏陶，而且瞿家家资丰厚，也为他斥资购书提供了条件。经过十年积聚，终于使藏书达到十万余卷。瞿绍基专为构室庋藏，日夜披览。最初，名藏书之所为“恬裕斋”，取古书中“引养引恬”、“垂裕后昆”的意思。

当时常熟城中有两家有名藏书楼的书籍先后流散，一为张氏（金吾）爱日精庐，一为陈氏（揆）稽瑞楼。流散书籍中有不少是珍贵的宋元善本，这些书后来有十之六七为瞿绍基设法购得，这也使瞿氏恬裕斋收藏大增，名望高扬而“甲于吴中”。除多方购置外，瞿绍基自抄的书也很多，如唐杨士勋的《春秋谷梁传疏》、宋程大昌的《考古编》、杨伯岩《六帖补》等书皆为其手抄，并曾刊刻过汪绎的《秋影楼诗集》。

铁琴铜剑楼纪念馆

瞿绍基是瞿氏藏书的奠基者，但当时他的藏书处还不叫“铁琴铜剑楼”，真正称以“铁琴铜剑楼”，则是在他儿子瞿镛时代。瞿镛（1794—？）是瞿氏藏书楼的第二代主人，字子雍。瞿镛继承先父之志，益肆力搜讨。由于瞿家藏书的名声已远播在外，送书上门的人很多。一时间，“大江南北，浙江东西，书估云集”，将明代及清初以来的诸家旧藏书籍纷纷送到瞿宅，而瞿镛不惜出重价购买。有时现钱不足，甚至不惜质典他物。本来，在瞿绍基时代，瞿家恬裕斋就已经很有规模，后来经瞿镛多年增益，藏书更丰。在咸丰十年（1860年）的战乱中，汪氏（士钟）艺芸书舍的藏书散佚殆尽，后来这些流散的书，有一半被瞿镛设法购得。艺芸书舍的藏书本来就汇集了很多私家名楼的藏书，现在大部分汇于瞿氏之手，所以，瞿氏藏书不仅渊源有自，而且精雅无比，仅宋元刊本就达300余种，抄校精本难计其数。瞿氏藏书经瞿镛之手，骤然崛起，终于可与当时的山东聊城杨氏（以增）海源阁、浙江钱塘丁氏（丙）八千卷楼、浙江归安陆氏（心源）皕宋楼齐名，并称为晚清四大藏书楼之一。

瞿氏第三代瞿秉清、瞿秉渊昆仲，在铁琴铜剑楼的历史发展上，也起到了功不可没的重要作用。他们在战乱中不顾艰危，历经颠沛辗转，维护和保全了绝大多数家藏典籍，使藏书虽历兵燹而终逃流散之厄。

瞿秉清（1828—1877年），字浚之，为瞿镛之第五子。其二兄秉渊（1820—1886），字镜之。兄弟二人“缵承前志，不懈益勤”，又能继承先人藏书之志趣，旁搜博采，日累月积，使瞿氏藏书进一步发展，“远追古人，近比毛氏（晋），将益盛焉，无不及也”。

清军与太平天国军作战时，因为战乱，私家藏书毁于兵火者屡有所闻。瞿氏兄弟为保护图书历尽了千辛万苦。据瞿镛的外甥张瑛《虹月归来图记》所记：咸丰庚申（1860年）四月闻警，浚之、镜之弟兄将藏书中当世罕有的最珍贵部分选出来，分别放置于村北荷花溇、村西桑坝和香塘角，又将经部书寄存于周泾口张氏。八月，太平军攻进常熟，瞿氏兄弟二人从藏在各处的书中选取了一千余种善本，打成捆，又辗转换了三处地方，都觉得不太安全。战乱中土匪蜂起，瞿氏兄弟又将书运到定心潭苏氏家。同治元年（1862年），常熟战事复起，四乡蹂躏殆遍，瞿氏留在罟里和香塘角的书也受到损失，所幸苏氏处的书尚存。瞿氏昆仲又从这部分藏书中再一次精选了宋元珍本及秘抄精校本，同治二年（1863年）二月以船载波江，存在苏北海门县大洪镇。直到五月兵退后，才载书还乡。经整理，发现在战乱中散失的占全部旧藏十之三，幸存者占到了十之七，总算是基本保存下来了。为纪念这次护书过程，兄弟二人特请画家吴冠英绘制了一幅《虹月归来图》，并遍请名家题咏。当时题记、题诗的有翁同龢、杨沂孙、叶昌炽等，一时传为士林佳话。瞿氏兄弟为保护祖上藏书付出了心血。

瞿氏第四代传人瞿启甲是近代闻名遐迩的藏书家。他最终嘱咐家人，将铁琴铜剑楼的藏书完整捐献给国家，为我国文化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

瞿启甲（1873—1940年），字良士。瞿启甲不仅继承了先辈的藏书事业，且又有所发扬光大。在他的精心呵护下，铁琴铜剑楼藏书得到很好的管理。铁琴铜剑平日长年聘请修补、装订古籍的高手，使“宋元旧椠视之一如新装而无一散佚”。楼内全部藏书每岁必曝晒一次，而且每次爆晒必有一定时日，故所藏书能经久不蠹。

瞿启甲并非仅为守成祖业之人，他在前人基础上，继续不断搜购书籍，“搜访乡邦文献，增积至几百种”。不仅丰富了家藏，而且为常熟县立图书馆搜集了许多珍贵文献，“收集古代史料以及地方文献极富”。

更为可贵的是，瞿启甲具有符合时代潮流的进步思想观念。他对旧时代藏书家将典籍秘不示人的陋习非常不以为然，认为“书贵流通，能化身千百，得以家弦户诵，善莫大焉”。他毫不吝惜地把大量家藏珍贵古籍供人影印抄录，为揭示自家所藏，他招聘人员，雕版印刷，并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出版了《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24卷。这部目录由其祖父瞿镛开始编写，经秉渊、秉清校勘增补，并先后延请著名学者季锡畴、王蒿隐、管礼耕、王颂蔚、叶昌炽等审补修订，到瞿启甲时，已历三代，而终于完成出版事宜。以后，他又先后出版了《铁琴铜剑楼宋金元本书影》（附识语），辑录了《铁琴铜剑楼藏书题跋集录》（1982年由启甲子瞿风起交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为达到让私家藏书服务于社会的初衷，他鼎力支持商务印书馆影印《四部丛刊》。该丛书一编收书323种，出自瞿家者25种；续编75种，出自瞿家者40种；三编收书70种，出自瞿家者16种。

铁琴铜剑楼虽然管理严格，但并不杜门谢客。瞿启甲热情接待读者，供读者查阅古籍。对“嗜书之人……瞿氏辟有专室，供人饱览”，“且供茶水膳食”。这些举动，在历代藏书家中实为罕见。在倡立常熟图书馆并任馆长后，他以身作则，向图书馆捐献了部分书籍。

瞿启甲，在晚年病笃时，毅然留下遗嘱：“书勿散，不能守，则归之公。”寥寥数字，已表现出瞿启甲化私为公的博大胸怀，真正体现了藏书事业的终极目的与文化精神。

遵照他的遗愿，他的儿子瞿炽邦（济苍）、耀邦（旭初）、熙邦（风起）在新中国成立后，将铁琴铜剑楼的宋元明古籍善本献给国家，现存于北京图书馆。1950年，当时的中央文化部副部长郑振铎在致瞿氏后代函中写道：“铁琴铜剑楼藏书，保存五世，历年逾百，实为海内和家藏书中最完整的宝库。”函中还对瞿氏后代化私为公，将书捐给国家的义举进行褒扬，认为其所为“当为世人所共见而共仰”。

爱日精庐藏书

以张金吾爱日精庐为代表的张氏藏书、刻书世家，其富藏善刻海内闻名。清末蒋光煦《论书目绝句》诗中有“汲古名高阁久虚，琴川重见辟精庐”的赞句，把张氏爱日精庐藏书楼与毛晋汲古阁相比，可见其藏书、刻书影响之大。

张金吾（1787—1829年），字慎旃，别字月霄。江苏常熟人。他少年时读书很刻苦，学问不错，但屡试不中，遂放弃科场，一心致力于收藏和编纂图书，爱日精庐为其藏书之所。张氏的藏书、刻书事业始自其祖父张仁济，其父张光基、叔父张海鹏继之。张海鹏传望楼刻书最盛。至张金吾爱日精庐，藏书之富则达到了张氏三代收藏的高峰。

张金吾的祖父张仁济（1717—1791年），字敬堂，号讷斋公。他与其兄张仁美“皆好藏书，家多宋元旧刻”。有照旷阁为其藏书处，藏书万卷，多为宋元刻本。

张金吾的父亲张光基（1738—1799年），字南友，号心萱。他好学嗜古，继承了其父照旷阁藏书，并继续收藏，得到扩充。除求购之外，他还喜欢抄书。照旷阁里收藏有许多他抄录的图书，如《龙龛手鉴》、《东观奏记》、《三辅黄图》、《洛阳伽蓝记》等等。

张金吾的叔父张海鹏（1775—1816年），字若云，号子瑜。张海鹏出身藏书世家，嗜藏书，尤喜刻书。家有望海楼和借月山房作为藏书处，藏书丰富。张海鹏不仅喜欢收藏图书，且更注重于刊刻流布图书。他认为，如果只注意于一己的收藏，不努力刊布推广，先人流传下来的古籍会越来越少，以至于佚亡。因此，他便把自己的主要精力放到了图书的刊刻流布上了，终生“以剞劂古书为己任”。他常对人说：“藏书不如读书，读书不如刻书，读书只以为己，刻书可以泽人。上以寿作者之精神，下以惠后来之沾溉。”

张氏爱日精庐

张海鹏一生只活了42岁，但从事刻书业有近20年。其所刻印之书均为大部头丛书、类书和总集，著名者有《学津讨原》、《墨海金壶》、《借月山房汇钞》和《太平御览》4种大书。《学津讨原》20集，收经、史、子、集各类图书173种、1408卷。此书系张氏在毛晋汲古阁藏《津逮秘书》基础上“汰之溢之”，去除冗劣，又从家藏中补进珍善，取《学海类编》和《津逮秘书》书名之意，称为《学津讨原》。这部书开雕于嘉庆七年（1802），成书于嘉庆九年（1804）。张海鹏为编书、刻书费尽了家产，晚年家道中落。至道光元年（1821），也即他去世后五年，其藏书、刻书处传望楼遭火，将藏书及印版大部分烧毁。但是，他刊布的图书至今在一些图书馆里仍有传藏，可供人借阅。

张金吾13岁丧父，16岁丧母，由叔父张海鹏收养。金吾从小就很懂得自励自奋，读书做事十分勤勉。他虽刻苦好学，但仕途却十分坎坷，久试不中，遂绝意科场，心向收藏，研读图书，在藏书和目录学方面成绩卓著。他自嘉庆十六年（1811年）开始，大规模地搜购图书，十多年后即达到七八万卷，至去世时，其藏书有104000卷之富。

张金吾还喜欢抄书，用抄本来扩充其收藏。翁同龢在《诒经堂图书后》中说：“月霄仿毛氏之例，求工书者精抄之。先公亦尝与其事。先公赴京师，先母每每夜篝灯影，写至漏尽目眵事止，所抄者皆张氏书也。”连后来成了光绪皇帝之师的翁氏的父母都为张氏抄书，可见其抄书规模之大。仅据瞿冕良《常熟先哲藏书考略》著录，张金吾爱日精庐所抄图书就有60多种1100多卷，且均为唐、宋、元善本。

人们一般只知道张金吾藏书楼名“爱日精庐”，系取曾子“爱日以学”之义，实际上其藏书楼叫“诒经堂”，爱日精庐只是诒经堂的一部分。诒经堂是张氏藏书楼的总名称。爱日精庐是张金吾读书、写作和收藏重要图书之所。除爱日精庐外，诒经堂还有“世德斋”、“青藜仙馆”、“诗史阁”、“巽轩”、“求旧书庄”、“墨香小艇”和“积书”等藏书处。关于诒经堂各处藏书情况，张金吾《爱日精庐文稿·诒经堂记》记述道：“诒经堂凡三楹，古今诂经之书藏焉。堂之西曰爱日精庐，则金吾读书之所，而仅以藏先君子手泽者也。庐之南曰世德斋，则曾大父、大父诗集暨十世祖端岩公、从父若云公校刊各书在焉。又其南曰青藜仙馆，毛子晋、何义门敕先诸先辈手校诸书在焉。庐之西有阁曰诗史，以藏元刊《中州集》。金吾集金源一代之文，成《金文最》一百二十卷，凡金人著述及当时碑版足资采集者咸附焉。阁之南曰巽轩，昔年从锡山得活字十万有奇，排印《长编》二百份，于焉贮之。堂之东曰求旧书庄，宋、元、明初刊本藏焉。庄之南曰墨香小艇，元、明旧写本藏焉。循庄而北，长廊数十步，有精舍三楹，榜曰积书，则先君子创建以贮书者，凡史、子、集三部通行之本咸在焉。此诒经堂藏书之大凡也（叶昌炽《藏书纪事诗》）”。因为爱日精庐是其读书、写作的常居之处，所以外人便常称其藏书之处为爱日精庐了。

张金吾的藏书印有：“秘册”朱文长方印、“张印月霄”朱文方印、“爱日精庐藏书”朱文方印及“曾在张月霄处”等。

张金吾藏书有三大特色：其一，多经部书。其二，多金人著作。其三，所藏多宋元旧椠。

从收藏思想方面看，张氏有两点是值得称赞的，就连今人也是应当学习的。其一是藏书为了读书的思想。他认为，藏而不读，不如不藏；读书不用心，不如不读。其二是收藏而不秘藏的思想，主张把书借他人阅读，“乐与人共，有叩必应”。

张金吾不仅在藏书上卓有成就，而且还是一位著名目录学家。他编撰的《爱日精庐藏书志》36卷及《续志》4卷，是我国目录学史上重要的书目著作之一。

《爱日精庐藏书志》以收录善本珍籍为主，著录了大批宋元旧椠及旧写本、校本书，对版本研究颇具价值。张金吾的收录标准是“以有裨学术治道者为断”，也就是说，利于学术研究的就收录，否则就弃之。书目共收善本书773种，其中经部146种，史部190种，子部139种，集部298种。这部书目的另一个特色是有解题，并附原书序跋，具有“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之功。对此，清代著名目录学家顾广圻给予了高度评价：“备载各家之序跋，原委灿然，复略就自叙校雠、考证、训诂、簿录、荟萃之所得，各发解题，其标读书之脉络也。”

藏书之外，张金吾于文献纂辑上也颇有成就。所编纂有两大成果：其一是用了12年时间，矢志网罗金代文献，三易其稿，编成《金文最》120卷，使以往处于散佚中的金代文章灿然毕备。其二是用了3年时间纂辑了《诒经堂续经解》1436卷，重点是收编宋元人之解经、说经著作，以续纳兰性德《通志堂经解》。此书稿本于民国时期流入涵芬楼，后毁于1932年“一·二八”战火。

张金吾晚年，家境贫困，为了买书，他欠下巨债。由于负债无力偿还，其藏书于道光八年（1828年）被族侄张承涣强取豪夺而去。藏书被夺走，张氏气愤之极，非常伤心，第二年也就在穷困忧闷中死去了。

海源阁藏书

我国自明清以来，私家藏书事业以江浙一带堪称繁荣昌盛。北方地区的私家藏书，无论其规模、声望、影响均稍逊一筹。但晚清时期，山东的杨氏海源阁却能一枝独秀，其规模、影响均可与南方有名的藏书楼并驾齐驱，平分秋色，成为北方私家藏书之冠。

海源阁位于山东西部的聊城内万寿观街路北杨氏宅院内。它的创始人为杨以增。

杨以增（1787—1856年），字益之，号至堂，晚号东樵，死后谥端勤。杨以增著述有《退思庐文存》、《杨端勤公奏疏》。

海源阁

杨以增生平没有别的嗜好，只是喜爱读书，所以很注意收集购买书籍。开始时他所收典籍还是以普通版本为主，但特别注意选择刻印精良的本子，经过日积月累，庋藏渐多，藏书已经有了一定的规模。道光二十年（1840年），杨以增在故乡聊城建立了专门的藏书楼，并名之为“海源阁”。海源阁面南背北，二层四间，檐中悬挂楼名匾，为杨以增亲自手书。旁题跋语，言及建立藏书阁的初衷和书楼名称的寓意。跋语称：“先大夫欲立家庙未果，今于寝东先建此阁，以承祀事。取《学记》‘先河后海’语，颜曰‘海源’，盖寓追远之思。并仿鄞范氏以‘天一’名阁云。”从以上跋语来看，海源阁在始建时是承担着双重作用的，首先是杨家祭祀先祖的场所，同时也作庋藏图籍之处。至于将此阁命名为“海源阁”，不论是追思杨氏祖先的荫泽还是用来比喻读书、做学问应当溯源观海，都是十分贴切的。海源阁后来随着藏书的逐渐增多，扩充到书室12间，后院5间则专藏帖片、字画、古玩；又别辟陶南山馆。

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后，杨以增得到林则徐的荐举，接任了陕西巡抚之职。但陕甘地区地近边陲，终不似江南文化昌盛，所以在这段时间，杨以增收集图书的活动虽在继续，但还没有致力于珍贵版本的收藏。他在此间所收的珍本仅有宋版《汉书》、《晋书》、《通鉴总类》等少数几种。

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后，杨以增的藏书在原有基础上，质量和数量都有了新的飞跃。这是因为他开始到号称“人文渊薮”的江南去做官，藏书活动的发展得到了新的机遇和优厚的条件。当时有几个重要的因素促进了杨氏海源阁藏书事业的发展。首先是杨以增时任江南河道总督，不论是从声望、地位，还是资财上，都为他广收书籍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再有就是当时的江南地区正值经济破产、动乱频仍之际，尤其是太平天国及捻军与清军作战，更使江南地区兵燹连年不绝，江南旧家藏书多不能守，大量散佚，流入市场，给杨以增大批收购珍善本提供了机遇。如黄丕烈藏书中有许多就最终流入杨以增之手。除此之外，瞿氏恬裕斋部分流散之书，韩泰华玉雨堂元人集部书，鲍氏（廷博）知不足斋等江南名家藏书，均归于杨氏海源阁。可以说，江南名家藏书归于聊城杨氏，使杨氏海源阁藏书不论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得到一次飞跃。正是这一阶段收书，使海源阁成为清末北方地区藏书的中心，奠定了海源阁与铁琴铜剑楼并称雄于海内，而号称“南瞿北杨”的地位。从此，清代以江浙为中心的藏书家，其书籍“辗转流播不出其域”的情况，因聊城杨氏而改变。

除上述因素外，杨以增凭借自己的声望与地位，得以广交朋友，延揽学士文人，为自己寄赠、选择、鉴别、审订、校刻书籍。杨以增与梅言伯、刘燕庭等人订交，每得好书，则远道互相寄赠。又有其幕客松江韩渌卿、文登于昌进、泾县包世臣、日照许瀚、嘉兴高均儒等，为其鉴别、审订、校刻古籍。其中于昌进是当时东鲁地区仅次于杨以增的北方大藏书家与著名文献家。

海源阁藏书在杨以增的儿子杨绍和手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充实和发展。杨绍和（1830—1875年），字彦合，一字念徽，号勰卿，又号筠岩。杨绍和善于鉴别古籍，在北京充翰林时专事收购图书，凡孤本珍籍、精校名抄，一经发现无不采购。杨绍和，最值得一提的是他得到了怡亲王府的许多图书。当时，慈禧发动宫廷政变，顾命八大臣以狂悖被杀，怡亲王载垣也在其中。怡府藏书，建有乐善堂、明善堂、安乐堂，专门庋藏珍贵图籍。怡府的图书多得自徐氏传是楼、季氏静思堂，渊源久远，数量质量均属上乘。怡府事败后，其宋版书籍多至数百种，流入北京隆福寺附近书肆。当时杨绍和正在北京为官，趁机购得怡府乐善堂中善本书籍不下百余种。这样，杨氏海源阁中不仅包容了南方江浙藏书之精华，又汇聚了北方王府藏书中的珍品。正如人所说：“汲取南北之精帙，萃于山左一隅……以前此江浙藏书中心之格局已岌岌为之冲破矣。”（叶恭绰《遐庵谈艺录》）同时，海源阁也正如傅增湘在《海源阁藏书纪略》（《题记》附录二）中所说：“蔚然为北方图书之府，海内仰之，殆如景星庆云。”

杨氏海源阁之所以成为北方私家藏书中心，声名远播，不仅因杨以增、绍和父子二人的广泛搜集选购，而且由于他们对所藏书籍进行了精心的保管，认真的校勘、整理，并遴选其中珍贵者加以刊刻流布。海源阁藏书搜集于乱世，杨氏从自己的收书经历中深悟珍贵图籍散易聚难之理，所以对收到书籍的爱护远逾于一般。凡非契友，例不示人。杨家有家中仆役不准登上书楼的家规，仆人中有在杨家服役数十年而不知阁上书籍究竟是何等样子的。

杨以增作为旧时代的藏书家，对图籍的利用主要在于阅读与校勘。他勤于读书，藏一本读一本。杨以增不仅尽阅其所藏，还要参照其他版本，进行仔细校订，并记述该书购置的经过，详述版本优劣。其子杨绍和继承父志，所以海源阁所藏善本书中多有杨氏父子的题跋。杨绍和还编撰了《海源阁书目》和阁内善本藏书记《楹书隅录》初编、续编，后来绍和子杨保彝又增删为《海源阁书目》和《海源阁宋元秘本书目》（其间有江标编《海源阁藏书目》，收入《江刻书目三种》）。杨氏家族利用阁内藏书刻印流传的有《海源阁丛书》数十种。

海源阁虽然经过杨以增、杨绍和、杨保彝三代人的搜集与努力保护，但在战乱中也受过很大的损失。杨绍和时期，即逢清军镇压捻军，“烽火亘千里，所过之区悉成焦土”。杨氏海源阁外的另一处藏书处陶南山馆的藏书就受到部分损失，其中“宋元旧椠，所焚独多”。民国时期，军阀马鸿逵及土匪王金发在民国十七（1928年）至十九年（1930年）间三次进聊城。尤其在王金发攻占聊城时，海源阁藏书受到惨重损失。当时报纸曾报道说：“杨宅已不见一人，院内室外书籍满地，厕所马厩亦无地无之，院内书籍尽为大雨淋烂，惟藏书之十余室内书籍依然满架，但均参差不齐。”王献堂在《海源阁藏书之损失与善后处理》一文中也提到：土匪“日常以杨氏书籍出售，购者随意予价，略不计较。有时割裂包物煮饭，或带出作枕头使用”。看到这些记载，人们会深深感到，旧社会战乱不定，国且不保，安顾书为！杨氏藏书的存余部分，后辗转归入北京图书馆和山东省图书馆，得以保存至今。

海源阁作为近代北方藏书楼，历90余年，可为北方藏书家中的典范。它的藏书以其数量与质量脍炙人口、名扬天下，其中不少都是珍稀精品。

八千卷楼藏书

在近代藏书事业史上，八千卷楼是与瞿氏铁琴铜剑楼、杨氏海源阁、陆氏皕宋楼并称的近代四大藏书楼之一。

八千卷楼主人丁氏兄弟中，兄为丁申（？—1887年），字竹舟，浙江钱塘（今浙江杭州）人。辑录有《武林藏书录》一书，书内记载了文澜阁建造修复经过，北宋以来杭州地区刻书、藏书、采书情况，以及自三国至清的杭州文献家故实。弟丁丙（1832—1899年），字嘉鱼，别字松生，晚称松存，别署钱塘流民、八千卷楼主人、竹书堂主人、书库抱残生等。丁丙23岁入杭州府学，后一心属意于地方公众事务及文献、书籍搜集保存，终身未仕。丁丙留下的著述有《谈礼私记》、《礼经集解》、《松梦寮诗》初集、《九思居经说》、《说文部目详考》、《说文篆韵谱集注》、《武林金石志》、《宜堂小记》、《松梦寮集》等。

丁氏兄弟均博极群书，对图籍嗜藏不怠，一生专好读书治学，“于学无所不通”。这和丁氏的家学渊源有着直接的关系，其祖父丁国典就是一个喜好读书、富有藏书的人。他仰慕丁氏先人北宋时藏书八千卷的事迹，在杭州梅东里修筑了藏书楼，也名之为“八千卷楼”，并请梁山舟学士题写了匾额。丁国典曾说：“吾聚书多矣，必有好学者为吾子孙。”这样看来，他造楼藏书，除习慕先贤外，还有传之后代、培养子孙的殷切寄托。其父丁英不仅遍读八千卷楼藏书，还经常来往于齐、楚、燕、赵间，“南北往还”，遇到秘籍，辄载以归，使家中藏书日益丰富。他收集的几万卷书，有近一半是乾嘉时期各旧家秘藏，因此质量很高。丁申、丁丙兄弟也随父亲共同“雪抄风校”，付出了不少辛劳。但可惜的是，丁氏八千卷楼前期由丁氏兄弟父、祖两代搜集的典籍，在太平天国之役中“尽会劫灰，无一帙存者”。咸丰十一年（1861年）冬，太平军第二次攻占杭州，丁氏家室遭毁，侥幸保存下的仅剩丁国典在世时朝夕把玩的《周易本义》一书。而丁申、丁丙二人的作用也正是在此时显示出来的。

八千卷楼藏书印

丁氏兄弟的功绩，主要说来有两大项：一是在战乱中尽力抢救和保护了杭州文澜阁的《四库全书》；二是重建了丁氏八千卷楼。

丁氏八千卷楼藏书的恢复与发展，是与丁氏兄弟抢救、补抄文澜阁“四库”同步进行的。可以说，补配“四库”无论于公储或于私藏，都是一个很有益的过程。从补配文澜阁《四库全书》开始，丁氏兄弟就开始大规模购书。他们按“四库”目录，或抄或买，但开始时重视的是与目录上原书卷帙是否符合，还顾及不到版本，在购抄过程中虽然接触到不少宋元旧抄、校雠秘册，但均没有保留，失之交臂者颇多。经多年搜求，丁氏藏书虽然达到20余万卷，但其中善本寥寥。补抄“四库”工作完成后，丁氏兄弟逐渐开始讲求善本。善本颇费资财，为了有足够的钱购书，丁氏兄弟摈弃了车马、衣服之荣，饮食起居也与寒素之家没有什么区别，恶衣恶食亦所甘心，一心将家资投入于藏书事业。他们朝访夕求，凡齐、楚、燕、赵、吴、越、秦、晋之间，一听到有善本，就去信求购，意在必得。“内而秘殿所储，外而岛夷所蓄，力之所致，鲜不征求”。他们尤其重视对故乡先贤遗著文献的收罗。这样经过前后30余年的努力，丁氏藏书已大大超过了丁国典及丁英时期八千卷楼的庋藏数量，质量也远非旧日可比。

丁申去世后的第二年，即光绪十四年（1888），丁丙为继承祖、父、兄的遗志，开始重新修建丁氏私家藏书楼，地基选在丁丙所居正修堂的西北隅，占地二亩多，筑书楼五楹，堂之上称为八千卷楼，所收为《四库总目》已著录之书；堂之后室五楹，上为后八千卷楼，专藏“四库”未收之书；再后西边又有一后楼，三楹，称为小八千卷楼，专门收藏善本书籍，其中所藏宋元刊本200百余种，并包括明刊本中的精品、旧钞中的佳本及稿本、名人校本并两千余种。

丁氏藏书楼总名称为“嘉惠堂”，这是取自光绪谕旨中“嘉惠艺林”之辞，但因其中各楼又均有“八千卷”之字样，所以人们一般仍称其家藏书楼为“八千卷楼”。书楼所处之地，风景极其幽美。丁丙又在书楼周围遍植林木，在楼上俯仰四顾，则可见“紫阳山环其前，皋亭山倚其后，钱塘江与西湖映带左右，规模宏畅，气象崇隆，观者莫不叹羡”。在书楼建成，图书入藏就绪后，丁丙特将丁申子丁立诚和自己的儿子丁立中等人叫到楼上，感慨地对他们说：“此吾祖吾父之志，吾兄未竟之事，而吾勉成之，小子识之！”（《八千卷楼自记》）并让侄子丁立本将此语写于书楼墙壁上，让丁氏后人铭记于心，爱护并保存好这些来之不易的图书。

八千卷楼藏书中收藏的明人及浙江先哲著作较多，所收图书各类版本比较齐备，许多藏书都经过前代著名藏书家收藏，其中有名的来自范氏天一阁、祁氏澹生堂、毛氏汲古阁、钱氏绛云楼、黄氏千顷堂、钱氏述古堂、曹氏楝亭、鲍氏知不足斋、黄氏士礼居、汪氏艺芸书舍、瞿氏恬裕斋等处。这除了反映出图书聚散无常的规律外，也证明了丁氏昆仲长年搜书的一片苦心。

丁氏八千卷楼的藏书目录有两种：其一为《善本书室藏书志》40卷，由丁丙撰述，丁立中缮录排纂，此为八千卷楼中的善本书目提要；其二为《八千卷楼书目》20卷，由丁立中受丁丙命编成，为八千卷楼藏书目录。

八千卷楼中的藏书，归宿可以说还是很幸运的。丁丙死后八年的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丁氏后人所经营的官银号亏空倒闭，不得不以家产呈抵，其中即包括八千卷楼的全部藏书。当时的两江总督端方怕丁氏藏书遭到和陆氏皕宋楼藏书同样的命运，即以官款75000银元将八千卷楼的藏书全部收购下来，移到新开办而且即以丁氏旧藏为馆藏基础的南京江南图书馆庋藏。如今，这批珍贵的书籍仍完整地保存在南京图书馆。

宋楼藏书

陆氏皕宋楼，也是我国近代闻名遐迩的四大藏书楼之一。创建者为浙江归安（今浙江湖州）人陆心源。湖州地处太湖南岸，除经济发达外，自古也是人文显达之地，居住过许多有名的学者及藏书家。早在南北朝时期，梁朝沈约已“开浙江收聚之先声”，宋代的周密、陈振孙、叶梦得，明代的茅坤等，其收藏图籍均可名列史册。仅在吴晗先生所撰的《江浙藏书家史略》中，湖州藏书家在三十八府县中即名列第三，但他们藏书的规模，均比不上后来的陆心源。

陆心源（1834—1894年），字刚父，号存斋，晚号潜园老人。陆心源一生著述颇丰，称得上是一位大学者，著有《仪顾堂集》20卷、《群书校补》100卷、《吴兴金石记》16卷、《归安县志》40卷、《宋史翼》40卷、《元祐党人传》10卷等功力颇深的著述，此外还编纂了不少书籍。他的遗作汇成洋洋大观的《潜园总集》达940余卷，可称得是著作等身了。

陆心源青少年时代即聪颖过人，30岁起开始藏书活动，“志欲尽读天下书，偶见异书，顷囊必购”。当时刚经历了太平天国起义和第二次鸦片战争，大江南北正当战乱之后，故家藏书多不能守，这对陆心源来说正是一个良好的时机。他搜罗到不少宋元珍贵版本，其藏书已初见规模。后来出任闽省粮盐道，经济情况更加丰饶，被诟辞归山林后，“誓墓不出，而求书之志益勤”，称得上又有钱、又有闲、又爱书、又懂书，因此，更是将网罗书籍当成自己一生中的第一大事业。时人评他为“薄富贵而厚于书”。十几年间，他前后购置图籍达15万卷，而且质量精良，许多来自故家旧藏，与坊间所售的书相比自然不同。如郁松年宜稼堂、周星诒书钞阁、严元照芳椒堂、刘桐暝（一作“眠”）琴山馆、陈微芝带经堂等处图书，均在此期间流散于外而被陆心源大量收购。而以从上海郁氏宜稼堂中购的书为最多最精。宜稼堂藏书的最精华部分，虽说被丁日昌先行买下而归于丁氏持静斋，陆氏因此还与丁日昌弄得很不愉快，但其余归于陆心源的仍达近五万册，其中有许多宋元刊本及名人手抄本，如蜀大字本《左传》，宋刊本《史记》、《后汉书》、《通鉴纪事本末》、《诸臣奏议》等等。陆心源藏书已达“素缥缃帙，部居类汇，遂为江南之望”的地位。

《皕宋楼藏书志》题名

陆心源的藏书处有守先阁、皕宋楼，十万卷楼等处。归里后，陆心源在归安城东莲花庄北修造园林庭院潜园，水木明瑟，极清旷之至。守先阁在潜园内，其中贮藏一般图书，按照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分别插架，供人阅览，其中还藏有郁松年宜稼堂旧存抄本及多种明人文集。十万卷楼和皕宋楼均在陆心源旧居月河街。因陆氏所藏宋版书已收罗至一百种以上，遂将原藏书楼辟出一部分专门收藏宋元珍本，而名其处为“皕宋楼”。“皕”为“二百”之意。实际上有宋版书110部，取名“皕宋”，有一定的炫耀夸大成分。因为宋版书到明代就已成为珍稀版本，以页数论银定价，到清末更成为稀世珍品。乾嘉时期黄丕烈曾收藏宋本书百余种，学士顾莼曾为他的藏书室题写了“百宋一廛”的匾额。现在陆心源自称“皕宋”，颇有驾“百宋一廛”之上的意思在内。十万卷楼地处月河街上，专门庋藏明以后的秘刻本及精抄精校本、当代学者的著述等。陆心源还颇喜读顾炎武遗书，非常倾慕顾炎武的学识，故将自己的读书处名为“仪顾堂”，取“心仪顾氏”之意。

陆心源藏书的最大特点就是珍善秘本数量极多。在他的几处藏书中，又以皕宋楼为专门收藏宋元刊本及名人手抄本的处所。《皕宋楼藏书志》中著录宋版书200余种，元版书400余种（其中多种为仿刻本、原板重印本，而非真正宋元刻本），其余则为明初刻本、旧抄本及名人精抄精校本。皕宋楼藏书中，有许多“四库”未收本、稀世孤本及罕见秘籍，其文献价值是不可估量的。

用今天的眼光衡量，陆心源是一个具有开放意识的藏书家。他“念自来藏书未能垂远”，曾在光绪八年（1882年）春上书归安太守，将守先阁所藏的4200余种、115000余卷图书化私为公，供人借阅。

皕宋楼藏书的最后归宿十分令人痛惜。陆心源死后十三年，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一个让全国藏书界和学术界深感震惊的消息突然从湖州传出，归安陆氏皕宋楼的全部藏书，已被陆心源的后人售予日本静嘉堂文库。一时间全国学人议论纷纷，叹息不已。

出售皕宋楼藏书的经手人为陆心源的长子陆树藩。陆树藩为光绪十五年（1889）恩科举人，因其父捐守先阁图书，特赏二品衔，赏载花总翎军机部存记，分发江苏候补道，曾任江苏实业学堂及铁路学堂监督、苏州孤儿院院长。陆树藩本人亦颇有著述，如《吴兴词存》、《皕宋楼藏书三志》、《穰梨馆过眼三录》等，因此他并不像有的人所认为的是一个不了解皕宋楼藏书价值的人。至于陆氏旧藏之所以由他经手卖给日本静嘉堂文库，有比较复杂的原因。

陆心源临终时曾有遗言：“训嘱诸子保存好图书，勿令散佚。”陆树藩当时也曾力图保护好图书，但当时陆家的经济状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陆家所经营的缫丝厂，在日本商人造丝大量倾销而使中国生丝业破产的大潮中，亦遭倒闭之厄；陆家钱庄也随之破产，经济情况一落千丈；加之陆树藩创办的赈捐慈善事业赔资负债，此时他已无财力来支持皕宋楼的管理，使楼中已“布满灰尘，堆置狼藉”，“终将有管理不善和失散之危”。在这种情况下，陆树藩起初尚无将书售予外邦的决心，而想求其书能不失散、完整地在国内转让，他曾向两江总督端方和上海工部局提议，将全部藏书捐给地方政府，条件是由官方建藏书楼贮藏，但未能获允。他也曾登报声明愿捐献给有经济实力的藏书家建新楼妥善管理，但由于陆氏藏书量多质优，沽价高昂，又为求保持原藏的完整性不肯拆零易售，故一时国内无人响应。后来，陆家经济状况进一步恶化，为偿债及维持上海、湖州两个大家庭的生活，变卖家产及皕宋楼藏书已成唯一出路。陆树藩遂产生了将书高价卖给日本宫廷的想法。他通过在日本留学的堂弟牵线联系，先希望由日本宫内省收购，但未成功。后来静嘉堂文库创建者岩崎弥之助得知了此部分书籍的价值，下决心由文库收购。

岩崎弥之助是日本三菱财团第二代主要人物，也是静嘉堂文库的创始人。他拥有巨大财力，不惜重金收购汉学古籍。得知皕宋楼藏书要出售后，遂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初，派书志学者、静嘉堂文库库员岛田翰来中国对皕宋楼藏书进行了实地考察，后又经一系列交涉、讨价还价，最后从50万压至10万余银元成交。次年六月，陆氏皕宋楼、十万卷楼的全部藏书4万余卷，终远离故国归于东瀛。

直到今天，静嘉堂文库仍为日本收藏汉籍宋元椠本最丰富的藏书所，其中大部分精华得自陆氏皕宋楼。

皕宋楼珍藏流入日本，使热爱祖国文化的人们无不痛心疾首。当时张元济先生听说陆氏要售书的消息后，曾在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赴京，“力劝荣华卿相国拨款购之，以作京师图书馆之基础，乃言不见用”。后来，他又曾急筹六万元，想为上海商务印书馆涵芬楼收购此藏，无奈款项未及筹足，皕宋楼藏书已尽载以东了。这不能不说是我国藏书事业史上的奇耻大辱。

知识链接

皕宋楼藏书与天一阁藏书比较

陆心源的同乡李宗莲曾将皕宋楼藏书与天一阁藏书进行过一个比较，他认为天一阁与皕宋楼相比有“五不及”：一、总体数量，天一阁仅五万卷，而皕宋楼则是其两三倍；二、天一阁宋版书仅十余种，元版书百余种；三、天一阁所藏有许多丹经、道录、阴阳、卜筮等“不经之书”，而皕宋楼则“非圣之书不敢滥储”；四、天一阁藏书封扃甚严，而宋楼则“守先别储，读者不禁”，“公诸士林”；五、天一阁收书为“承平时举而有之”，比较容易，而皕宋楼则“掇拾于兵火幸存”的乱世，搜索困难。以上五点，除第三点我们不能苟同外，其余四条皆言之有理。事实上，第三条从今天来看，正是天一阁藏书很有价值的一个原因。

古越楼藏书

19世纪末20世纪初，我国的藏书事业已从私人藏书楼向近代图书馆转化。其中，开一代风气之先，其功足以彪炳史册的，要数浙江徐树兰。他创办的古越藏书楼，其名称虽仍旧惯，但实际上，已成为我国第一个开放型的私人图书馆。

徐树兰（1837—1902年），字仲凡，号检庵，浙江山阴（今浙江绍兴）人。

徐树兰是一个在当时深孚众望的归乡士绅，而在他一生事业中至今仍为人称道不绝的，则莫过于他首创的近代公共图书馆——古越藏书楼。

古越藏书楼既是徐树兰首创及投大量财力、心血的事业，又是他未竟的事业。其建楼的“集议”起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而书楼建成则已是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了。徐树兰虽然没有亲眼见到古越藏书楼的最后建成与开放，但从倡议、捐款到置地、设计、章程制度的订立、雇工营建、图书标本及报刊的采购等一系列工作，都是徐树兰一手操办。他为创建此楼耗费的精力极为巨大，他为实践“教育为本”、“造就人才”的维新思想及披荆斩棘的创新精神为国人所共钦。

徐树兰认为，培养人才不能单纯依靠办学，因为学校招收人数终归是有限的。为了给国人创造学习读书的社会环境，他非常钦羡欧美国家在学校教育发展的同时，社会文化事业、公共图书馆事业兴旺发达的情况，并决心效仿。

古越藏书楼旧址

徐树兰的建议决不是仅仅停留在口头上，他毅然付之于行动。他首先捐银8600余两，在绍兴城西的古贡院购地一亩六分，并集工营造。徐树兰将这座建筑命名为“古越藏书楼”。除对总体建筑样式、功能等进行了精心设计外，徐树兰还参酌东西各国规制，为藏书楼拟议了章程。在他拟定的《古越藏书楼章程》中明确表示，本楼创建之宗旨有二：一曰存古，一曰开新。要使学问必求贯通，要“博求”之古今中外。从这条宗旨中可以看出，徐树兰对古越藏书楼典藏内容的设计，已完全突破了历代藏书楼只典藏经、史、子、集等传统古籍的做法。徐树兰还将自己过去私藏的“经史大部及一切有用之书”，悉数捐献给古越藏书楼，延聘懂得书籍的管理人员来分类。不仅如此，他还出银23560余两，购备了“所有近来译本新书以及图书标本、雅驯报章”，使古越藏书楼收藏的各类书籍达到7万余卷，编目为35卷。筹建古越藏书楼，总计耗银3万余两，均由徐树兰自行捐献。另外，为维护藏书楼的日常管理和支付工作人员的工资，徐树兰还要每年另捐经费1000银元。如果没有他的努力，古越藏书楼是不可能筹建起来的。

徐树兰塑像

古越藏书楼创议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其后在徐树兰主持下，紧锣密鼓地实施筹建。不幸的是，徐本人在藏书楼就要大功告成的前一年因疾辞世。而藏书楼最终在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全部完成并开始接待读者。

古越藏书楼的建成，实现了徐树兰的遗愿：“以备阖郡人士之观摩，以为府县学堂之辅翼”，在地方文化教育、开发民智等方面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光绪三十年（1904年），古越藏书楼的监督冯一梅为楼内藏书重新编撰了书目，为《古越藏书楼书目》。冯一梅所撰书目，是在徐树兰捐书时自编书目的基础上重编的。重编书目20卷，分为“学”、“政”两大部。此书目较系统地反映了近代科学体系，与旧日有重大区别。学部包含23类，政部包含24类，虽然有许多待商榷之处，但此书目能打破旧的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并将许多“新学”之书与“经”并列，这是目录学上的重大革新。著名目录学家姚名达十分推崇《古越藏书楼书目》，他说：“谈最早改革中国分类法，以容纳新兴之学科者，要不得不推《古越藏书楼书目》为最早也。”

古越藏书楼的藏书注重古今中外兼收并蓄，尤重“新学”之作，如英国艾约瑟的《博物新闻》、美国丁韪良的《格物入门》、日本饭盛挺造的《物理学上编》等，这和徐树兰提倡维新图强的先进思想是一致的。

藏书楼已开始贯彻“以人为本”，即以读者为本的思想，处处为读者方便考虑，如设60个阅览座，每日上午9：00—11：00、下午1：00—5：00为阅览时间，并注意解决读者往返就餐之烦劳，规定可自备膳资委托藏书楼厨师代办三餐，免费供应茶水等，颇具现代图书馆的服务意识。古越藏书楼还注意动员广泛社会力量襄助藏书楼事业，征集赠书，提倡私藏通过一定手续、在一定时间内“存书”于藏书楼，以利公众检阅等，这些都是过去旧式私家藏书楼不可能实行的。

古越藏书楼在抗日战争前，改名为“绍兴县立图书馆”，今日已并入鲁迅图书馆。现在绍兴古越藏书楼遗址，尚存首进石库墙门及临街之楼。

嘉业堂藏书

自清代至近代，300余年间，我国私人藏书楼以千余计，而能以御赐书匾额榜自家藏书楼的，仅有浙江南浔的嘉业堂一家。它的主人便是浙江著名民族资本家刘承幹。

刘承幹（1881—1963年），字贞一，号翰怡，别署求恕居士。其祖父刘镛，经营湖丝出口生意，至清同治初年时财富已甲于一方，成为南浔一带四象中最有权势、最富有的四大豪门之冠。其生父刘锦藻则是著名的《清朝续文献通考》的纂辑者。承幹幼年时，因其伯父刘安澜早亡无子，由祖父做主，出继为安澜后嗣。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祖父刘镛病逝，于是乎，刘承幹便以“承重孙”的身份一夜之间成为豪富，继承与主持了祖父遗留下来的偌大家业。

刘承幹搜聚书籍始于宣统二年（1910年），在应邀出席清廷的南洋劝业会议期间，他却“独步状元境各书肆”大批搜购，引起书市的瞩目。等他返家后，书商便专程送书上门，纷至沓来。辛亥革命后，刘承幹定居于上海爱文义路，以其丰厚的家财实力，大量收集古今图书。他还结交了在沪“避难”的许多清朝遗老，发起组织“淞社”，定期聚会，一些生活拮据的遗老们愿意将藏书出售于他。他既心好之，又有财力，便来者不拒，乘机兼并了十几家私人藏书楼。他曾在《嘉业堂藏书记》中说：“逾年辛亥，武汉告警，烽燧达于江左，余避居淞滨，四方衣冠旧族，避寇氛而来者益多，遂为中原文献所聚。”购进卢址抱经楼、丁日昌持静斋、缪荃孙艺风堂和丁氏八千卷楼、祁氏澹生堂等著名藏书楼散出的大量书籍。

嘉业堂藏书楼

刘承幹搜求图书如海涵百川之势，仅短短六七年，其声势直追清末著名的瞿氏铁琴铜剑楼等藏书大家。

刘氏藏书，初庋于上海寓所内的求恕斋，后因容纳不下急剧增长的古籍，从民国九年（1920年）起，在家乡南浔故居小莲庄旁，买地20余亩，耗金12万元，建造藏书楼。因为他曾捐资为光绪皇帝陵园植树，宣统皇帝溥仪曾赐刘家“钦若嘉业”金匾。民国十三年（1924年），当藏书楼竣工时，他便将此楼命名为“嘉业堂”，以示纪天恩并光耀天下。嘉业堂是一座口字型回廊式两层建筑，前后两进各有七楹，有房80余间，包括宋四史斋、诗萃室、黎光阁、求恕斋、希古楼、抗希居等书斋，庋藏书籍882橱，另设阅览室、工作室、刊印房，成为民国以来规模最大的私人藏书楼。

嘉业堂藏书楼全盛时期在民国十四（1925年）至二十一年（1932年），庋藏各类古籍1200余部，16万册，60万卷（真正实数为57万多卷），均为线装书。就藏书数量而言，嘉业堂超过清末全国四大藏书家——杨氏海源阁、瞿氏铁琴铜剑楼、陆氏皕宋楼、丁氏八千卷楼，成为我国历史藏书量最大的私人藏书楼。嘉业堂藏书多且精：

（1）有宋刊本65部，元刊本74部及21部宋、元、明递修的三朝本。这些珍本主要是从著名藏书家缪荃孙、袁克文等藏书楼觅得。

（2）所收抄本甚为可观，如明代各朝皇帝《实录》抄本，近3000卷。这些抄本精善珍贵，价值极高，为此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自藏的《明实录》时，曾到嘉业堂抄校外配阙佚的内容，有的阙疑之处竟达千字之多！另外，还收藏有80卷、42册《永乐大典》抄本。这个数目，在国内仅次于北平图书馆之所藏。再有徐松辑抄自《永乐大典》的《宋会要》五六百卷，后由北平图书馆洽购、整理出版。

（3）藏有重要的明代史料。嘉业堂共藏明刊本2000部，“为嘉业堂精华所萃”，其中明人文集达600种，多为《四库全书》所未收者。还有明代政治、经济、边防的重要史料，也属世间珍籍。这些明刊本如今有60%收藏于台湾。

（4）藏有地方志1200余种，多为世间不经见之本。就数目而言，居国内外公私收藏中的第11位，在私藏中仅次予以收藏方志为主的任振采的天春园。就价值而言，有些均属人间孤本。这些方志中，有20余部在抗战中卖给了中央图书馆，其余的大部分于新中国成立后卖归浙江省图书馆，一部分于1954年由复旦大学收购。

嘉业堂刻书甚多，其中“多稿本秘册未经传播者”。为校勘刻书，曾聘缪荃孙、叶昌炽、杨钟羲等名家为之鉴定校订。所刻包括：《嘉业堂丛书》56种，750卷；《吴兴丛书》64种，850卷；《求恕斋丛书》30种，241卷；《留余草堂丛书》10种，60卷；《希古楼金石丛书》5种，50卷；又刻宋版“四史”、《旧五代史注》、《晋史斠注》、《章氏遗书》及自辑自撰的《明史例案》9卷、《南唐书补注》18卷、《王文敏公遗集》8卷等。

日寇侵华前，刘氏已家道中落，其镇库之宝——宋版“四史”等售予潘氏宝礼堂；徐松所辑的《宋会要》稿本售予北平图书馆；手抄全部《明实录》售予中央研究院；《永乐大典》残本售予大连满铁图书馆，后辗转前苏联列宁图书馆归入北京图书馆。抗日战争爆发后，日本人对嘉业堂的藏书尤其觊觎，特命南浔驻军严加监视，并胁迫刘承幹参加上海治安维持会。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在日寇的威吓笼络兼施下，刘氏欲以80万元售其藏书，美国人亦欲染指，各书贾也蠢蠢欲动。“文献保存同志会”的叶恭绰、郑振铎等人晓以民族大义，以25万元购买了所藏明刊本1200余种，归重庆中央图书馆，后运至台湾；另外，浙江大学、香港大学、复旦大学也分别收购其藏书。1951年，刘承幹将大量鬻而未尽的图书全部捐献给浙江图书馆，经统计，共11万余册图书、3000余册杂志、自刻书2万册、版片3万片。嘉业堂也改成浙江省图书馆的一个古籍书库，被列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我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私人藏书至此告终。

作为中国早期民族资本家的刘氏家族，三代人均从事商业、文化、教育、科技等方面有益于社会的工作。刘承幹接管祖业后，除经营生丝外，一生大部分精力均放在买书、聚书、校书、刻书上，出于朴素的爱国热忱，不惜资财，苦心孤诣于祖国文化遗产的保存与传播，其精神实可嘉许而流芳后世。

第四节　心清自得诗书味——古代名家藏书

藏书是一种雅好，历朝历代多有名人将它作为自己毕生的事业而苦心经营。

名家藏书概述

宋代史学家司马光，藏书达万册，有“藏书癖”之称。南宋大诗人陆游则将其居室直接取名为“书巢”。历史上也有只藏不读的藏书人，登峰造极者莫过于天一阁的主人范氏子孙，他们甚至把藏书作为一种宗教式的朝拜对象。当然，书藏而不读，也有妙处。单是看那长长的一排书藉，用手从一端开始一路抚摸过去，就有无穷乐趣。但若藏书只为情趣，而不用不考，必行之不远。明代藏书家高濂“藏以致用”的意识颇有见地：“得见古人一言一论之秘，以广心胸未识未闻。”

藏书家的乐趣，有时也不仅仅在用书上，比如他们大都喜欢在新获图书上盖一方自己的藏书印章，以表达自己的个性情致。如明代藏书家祁承襆的藏书印章是：“澹生堂中储经籍，主人手校无朝夕。读之欣然忘饮食，典衣市书恒不给。后人但念阿翁癖，子孙益之守弗失。”不仅流露出了爱书之情，而且表达了读书之乐。《榆园丛书》的作者清人许益斋，其藏书印文深含哲理：“得之不易失之易，物无尽藏亦此理。但愿得者如我辈，即非我有益可喜。”其藏书观、珍书情跃然纸上，更显其境界之高雅。

古今名人多注重精神生活，酷爱藏书中蕴藏的那股古雅深邃、静逸无边的气息。明代藏书家吴从先有言：“藏书之户明净而深”，“读书得此护持，万卷尽生欢喜”。概括而言，名家藏书的主要特点是精品多，绝版多，个人色彩重，不易为外人所见。

纪晓岚藏书

纪昀（1724—1805年），清代学者、文学家。字晓岚，一字春帆，号石云。河北献县人。纪昀性情坦率，言语诙谐，工诗善对，才思敏捷。以博才学识深得乾隆帝赏识，被命为《四库全书》总纂官。主持编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历时13年完成全书。著有《纪文达公遗集》、《阅微草堂笔记》。

纪昀曾用斋号有：阅微草堂、三十六亭、水明楼。

“阅微草堂”地处北京虎坊桥（今西城区珠市口西大街）。纪昀在《阅微草堂笔记》中记载，该寓所原称阅微草堂，为威信公故宅，始建于清雍正中叶。草堂前院尚有当年纪昀手植的紫藤，每到四五月间，茂密的枝蔓叶茎，几乎笼罩整个庭院。两株紫藤相互攀绕，藤花迎风盛开，郁郁葱葱，庭院一片幽香。沿着一条古朴幽雅的走廊来到后院，可见一座宽敞古雅的大厅，这就是当年纪昀的书斋阅微草堂所在。乾隆年间，纪昀以数千金购北京琉璃厂书肆书庋藏于阅微草堂中。纪昀自题一联：

阅微草堂

书似青山常乱叠，

灯如红豆最相思。

当年挂于藏书室中的“阅微草堂”匾额墨迹是与纪氏同朝的进士、学者桂馥亲笔所题，原物现存于中国书店。

纪昀资质聪慧，博闻强记，贯通群籍，旁证百家，是清朝著名的学者。他一生历尽坎坷，曾获罪谪戍迪化（今乌鲁木齐），两年后被召还。赦还后，纪昀在阅微草堂挑灯审阅，把《四库全书》的36000多册书读完，主持编撰了200卷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至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写完。特别是到晚年，他长夜伏案疾书，追寻见闻，写下笔记小说《阅微草堂笔记》，计24卷，享与《红楼梦》、《聊斋志异》并行海内之盛誉。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评价他：“本长文笔，多见秘书，又襟怀夷旷，故凡测鬼神之情状，发人间之幽微，托孤鬼以抒己见者，隽思妙语，时足解颐；间杂考辨，亦有灼见。叙述复雍容淡雅，天趣盎然，故后来无人能夺其席，因非仅借位高望重以传者矣。”鲁迅在评价了《阅微草堂笔记》成就的同时，“发人间之幽微”，点出其阅微草堂的寓意所在。

纪昀的阅微草堂遗址现已改成专营山西风味的“晋阳饭庄”，不过，院内草堂风貌依旧。另外，因纪昀曾遣戍新疆，故乌鲁木齐人民公园鉴湖旁也有阅微草堂的遗迹。

林则徐藏书

林则徐（1785—1850年），清代杰出的政治家、民族英雄。字元抚，又字少穆、石磷，晚号俟村老人。侯官（今福建福州）人。先后任湖广总督、陕西巡抚、云贵总督等职。1838年，赴广东查禁鸦片，迫令英美烟贩交出鸦片237万余斤，于虎门当众销毁。著有《林文忠公政书》、《信及录》、《云左山房文钞》、《云左山房诗钞》等。

林则徐1830年离开家乡，至1849年因病回归故里，长期的官宦生涯使他无暇顾及家乡田产。他父亲死时留给他田产十契，房屋23间。返乡后，他把这些田宅分给三个儿子，只留下文藻山住宅作为自己栖息之所。这是一栋三进五间排木构房屋，坐南朝北，大门濒临小河，沿河筑有照墙一道，四面风火墙。这里为低洼地带，每临汛期，闽江水涨时，这所住宅往往被淹，梁柱大多朽坏，已经难以修复。由于无钱另行购买新房，只得将就居住于此。寓所楼上为书房，取名“云左山房”，福州方言“云左”与“文藻”谐音相同。“云左山房”即后人俗称的“七十二峰楼”。室内用红木博古书橱隔成数间，楼柱挂有楹联，乃林则徐自撰，梁章钜书写：

坐卧一楼间，因病得闲，如此散材天或恕；

结交千载上，过时为学，庶几秉烛老犹明。

师友肯临容膝地，儿孙莫负等闲书。

林则徐塑像

山房中藏有林则徐平生购置的各类书籍，其中一部分是外文书报。在云左山房里，他着手整理旧稿，将在西北时期写的《西北水利》细加修订。他有感于民生国计，在书斋中还撰写了《消暑随笔跋》、《重修福清文庙碑记》等文章。又把《使滇吟草》、《黑头公集》等诗稿选辑成《云左山房诗钞》。以斋名命名的文集尚有《云左山房文集》、《云左山房文抄》和《云左山房杂录》。云左山房丰富的藏书亦为次子林聪彝编《云左山房书目》提供了有利条件。林则徐根据云左山房著书心得，自撰格言两则：

读史有怀经世略，

检方常著活人书。

西塞论心亲旧雨，

东山转眼起亭云。

曾国藩藏书

湘乡曾氏是个大家族，在中国近代史上举足轻重。但它不同于旧式的封建家族，也不同于新式洋化大家族。它有很浓厚的文化气息，重藏书，重教化；无盛气，无奢侈，无愚昧。曾家几代多人都有藏书。

其父曾麟书（1790—1857年），字竹亭，湖南湘乡人。平生困苦于学，以课徒授业为生。建有利见斋书室，积有数千卷常用书籍，曾国藩曾为之编过一个书目。他留有一条家训联语：“有诗书，有田园，家风半读半耕，但以箕裘承祖泽；无官守，无言责，时事不闻不问，只将艰巨付儿曹。”对曾家影响很大。

曾国藩（1811—1872年），字涤生，号伯涵。道光十八年（1838年）进士，授检讨，历官礼部侍郎。会太平军起，在籍督办团练，组湘军，以功封毅勇侯，至直隶总督、大学士、两江总督。国藩学主实践，家中女织男耕，一生勤学苦读。著有《求阙斋文集》、《诗集》、《日记》、《奏稿》、《家书》、《家训》，辑编《经吏百家杂钞》、《十八家诗钞》等百数十卷，有《曾文正公全集》行世。

曾国藩画像

曾氏有大量藏书，是从曾国藩集起。他一生除从政治兵外，读书、买书、著书、刊书是他唯一的嗜好。他的治家信条是“书蔬龟猪早扫考宝”，把书摆在重要的首位。他任两江总督时是他大量收书的主要时期。江浙一带为重要的藏书刻书之地，他曾委派莫友芝为他专门访求遗书。除购买外，他的僚属、地方官绅投其所好，纷纷以书呈赠，也是他扩充藏书的重要一途。据曾国藩日记所记，自咸丰末年至同治五年，十余年间，向其赠送书籍的就有30多人次，达600余种书籍。例如莫友芝送武英殿聚珍版《水经注》、《元和郡县志》、《说文校义》等；邵位西送《庄子》、《知不足斋丛书》等14种；许仙屏送书帖两箱；丁义芳从九江送书四篓；庄木生寄书一篓，又《宋诗纪事》等四部；刘霞仙送《石经》等26套。何廉昉送殿版《二十四史》一套。苏源生送《中州文征》、《鄢陵文献志》、《记过斋丛书》等；谢希迂送《通典》、《通考》等五部；邓小芸送《沅湘耆旧集》200卷；庄思永送《三希堂法帖》、《大观帖》、《皇南碑》等；冯竹渔送《海山仙馆丛书》、《粤稚堂丛书》等等。这些多为极其珍贵的书品。

曾国藩对资料的积累和保藏也极其重视。他和家人写信都用统一的格纸，过后都一册册装订保存下来。他在军中的日记、奏疏及其他公文资料也都逐年装订成册寄家保存。如《李秀成供词》就曾藏于他的公记书楼。

曾国藩还喜欢刻书，刊刻《船山遗书》就是他一大功绩。全书422卷，历时3年，所费不薄。且该书被清朝列为禁书，他敢刻禁书，也是一件了不起的决断。他还在南京创始成立了金陵官书局，网罗学者编刻了许多书籍，在其影响下，先后有7个省仿效。

曾国藩对书楼、书箱的建造制作也亲做设计，给家人写信嘱咐：“读书乃寒士本业，切不可有官家风味，吾于书箱及文房器具，但求为寒士所能备者，不求珍异也。书箱四方上下皆有方木为柱为框，顶底及两头用板装之，前后横板三块，如吾乡仓门板之式（可开可合）。出门则以绳络之而可挑，在家则以架乘之而可累两箱、三箱、四箱不等。开前仓板则可作柜，并开后仓板则可通风。”（《曾国藩家书》）

曾氏于同治三年（1864年）将旧宅故居扩建为侯府，大门悬“毅勇侯第”朱地金匾，正堂名富厚堂，取《汉书》功臣表中记“富厚如之”一语之意。内辟有八本堂、求阙斋、归朴斋、筱咏斋、艺芳馆、思云馆，皆有藏书。院内竹木扶疏参天，楼阁掩映，幽静宜人。

八本堂是专藏曾氏手稿、日记、奏章、各类公文、账目、信札以及曾氏选编前人著述手抄本的专室。

求阙斋藏书楼，取名“求自缺陷不满之处”。楼系三层建筑，实际用于藏书的是第三楼的五间房子，计380平方米。因专收藏曾国藩的藏书，故其后人称之为公记书楼，编有《公记书目》，总计不下10万卷。

归朴堂是曾纪泽藏书之所，亦称朴记书楼。名取《吕氏春秋·论人》篇中“故知知一则复归于朴”一语。曾纪泽（1839～1890），字劼刚，为国藩长子，研究心经史，诗文卓然成家，精通西国语言文字，曾任出使英法钦差大臣，驻俄全权公使。其藏书室在三楼，用两间约100平方米，除经史子集外，以收藏西洋文化书籍为其特色。

艺芳馆是曾国藩第三子曾纪鸿及夫人郭筠的藏书室，亦称芳记书楼。二楼收藏医、卜、星、算等书，三楼收藏经、史、子、集等书。各占两间约200平方米。曾纪鸿学问广泛，精研天文、算学、英文、星卜之学；为著名数学家。著有《圆率考真图解》、《对数详解》、《栗布演算》等。其夫人郭筠亦精诗文，著有《艺芳馆诗钞》。光绪年间，郭筠主持曾氏家政，亲课儿曹。她远见卓识，思想开朗，曾氏三房男女孙辈，20余人均被远送英美学习科学，多数成为学者教育家，如曾宝荪、曾约农、曾昭权等，无一人从政做官。

思云馆是一座二层楼房，古代以“望云思亲”表示怀念父母，原为曾国藩建成本想作为自己终老林泉之所。同治六年（1867年）以后做了曾府学堂。抗战时期曾纪鸿的孙女曾宝荪把自己办的长沙艺芳女校的图书、仪器移藏于此，便成了她的藏书所，计有十几大架书籍。

此外，曾纪鸿之子曾广钧还有环天室和筱咏馆藏书，情况已不十分清楚了。上述各处藏书均编有书目。现除《公纪书目》归藏湖南省图书馆外，其他均巳佚失。

曾氏藏书设有专管人员，前后计四人：彭芳六、贺老头、王子陵及其女王席珍。这在中国私家藏书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

另外，曾氏在北京台基厂宅第也有部分藏书。不过，在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时毁于战火了。

曾氏富厚堂到底共有多少藏书，没有确切统计数字。据有关人士的回忆，保守的估计，古籍线装书不下30万卷，另有平装书数万册，还有不少档案史料，大量珍贵字画、金石碑帖等文物。

知识链接

曾氏家族藏书的归宿

曾氏家族藏书的下落流归，大体如下：

（1）有很大一部分在解放初期流散到民间，包括被有些当事人顺手拿走。如解放初期双峰县政府曾取走若干担图书及家具。

（2）双峰县图书馆曾收藏了曾氏部分图书。

（3）湖南省图书馆收藏曾氏藏书最多，总计有一万余册。

（4）新中国成立前夕，曾宝荪、曾约农离开大陆时，曾将曾国藩、曾国荃、曾纪泽的大部分日记、信札、奏疏手稿及部分珍贵书籍、文物等，用特制的五大口铁箱装封，由师爷贺云章押运海外。据说有一箱被贺留在大陆，下落不明。其余四箱带到台湾，1972年曾宝荪把它寄存在台北故宫博物院。

盛宣怀藏书

盛宣怀（1844—1916年），字杏荪，号次沂，又号补楼，江苏武进人。他是晚清以洋务起家的大官僚。同治九年（1870年）入李鸿章幕，初任内文案，又先后总管招商局、电报局、铁路总公司、汉冶萍公司。由淮军幕而入官，授命邮传大臣、红十字会会长，一生官运亨通，财源横流。

盛宣怀在治事之余，又颇寄情于图书、金石、书画。以其地位和财力，不数年而大有所积。收藏多为江南故家散出者，以苏州江氏灵鹣阁、巴陵方氏碧琳琅馆和杭州王氏退圃旧藏为多。其中以宋版《圣宋文选》、《通鉴纪事本末》最享盛名。他还曾远游日本，在异域购得1500部以上，这又成为他的一个特藏。他的藏书思想也属于比较开明的一派，曾和端方相约各出私藏共建一个“淞滨金石图书院”，公诸天下后世。他还刻就一方“贻之子孙，不如公之同好”的印章。而端方爽约，他自行其志，于宅旁拨地十余亩，构造了一所愚斋图书馆，于宣统二年（1910年）落成，入藏各类图书达十余万册，还聘请缪荃孙编成《愚斋图书馆藏书目录》18卷，另有《盛氏图书馆善本书目》4卷。

盛宣怀旧照

盛宣怀故后，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盛氏家属将其藏书分别捐赠圣约翰大学、交通大学和山西铭贤学校三校。上海圣约翰大学分到66607册、132027卷，包括明刊本近500种，日本刊本也近500种，方志六七百种，其中不少是精品。解放后这批书调到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300多种医书调给上海中医学院图书馆，其中有33种是孤本。上海交通大学分到577种，16002册，28821卷，1956年这批书又调给安徽合肥师范大学图书馆。分给山西铭贤学校者数目不详，后又转调给山西农学院图书馆。

在抗日战争时期，盛氏藏书精善本又屡见散出，上海中国书店曾整批购下数十箱，还有流于东瀛者。

新中国成立后从盛氏祠堂中移交公库的图书还有81287册。其中善本45种，1060册；盛氏刻印书18种，27064册。另外由上海市房管局移交之盛氏后街盛升颐案内之图书又有3000余册。文件、档案、信函等计808包，分装40箱，均归藏上海图书馆。

藏书之外，盛宣怀收藏金石书画文物也不少。他收购以研究明史著名的王颂蔚旧藏明人尺牍数百札。他还收藏历代状元手迹200余家。他曾计划另建一所艺术馆珍藏，但终未建成。其金石书画下落流散情况不明。

盛宣怀除收藏之外，还刻印了一些书籍，计有《常州先哲遗书》初集40种，64册；续集30种，40册。刻此书聘请缪荃孙主持，抉择严谨，刻工精良，深得藏书家赞誉。晚年又刻成一部《卫生丛书》。盛宣怀还极重视译书，在其创办南洋公学时，附设译书院，延张元济为院长，译刊各类图书达54种。

盛宣怀一生著述信札等文字，在其逝世后，由家人旧僚整理刊成《盛尚书愚斋存稿初刊》100卷。

知识链接

张之洞及其《书目答问》

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我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丛书《四库全书》修成。7年之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亦告竣。《提要》对10254种古代典籍分类编排，并作出简要考订和评论。至今为止，它仍是最重要的问学门径之书，但其内容繁杂，不易为初学者掌握。而且，《提要》编成以后近百年内，又有大量学术著作问世，这就迫切需要有一部“以约驭繁”且吸收最新学术成果的版本目录学著作，来充当治学者的入门向导。

张之洞的《书目答问》便担负了这一任务。《书目答问》的最大特色是切于实用。张之洞在《略例》中标明著述宗旨：“读书不知要领，劳而无功；知其书宜读而不得精校精注本，事倍功半。今为分别条流，慎掸约举，视其性之所近，各就其部求之。又于其中详分子目，以便类求……凡所著录，并是要典雅记，各适其用。总期令初学者易买易读，不致迷罔眩惑而已。”

《书目答问》共收录典籍2200余种，学术精要之作，基本网罗。又于每一种书目下列举若干重要的、通行的版本，加以简要切当的比较，以为初学者指点要津。

由于《书目答问》具有简约、精要、实用的特点，素为学界所推重。梁启超回忆，他少年时代“得张南皮之《轩语》、《书目答问》，归而读之，始知天地间有所谓学问。”对国粹派素持批评的鲁迅，于真正的中国学问仍深表敬意。1927年，他在抨击“整理国故”口号的同时，又告知青年：“我以为要弄旧的呢，倒不如姑且靠着张之洞的《书目答问》去摸门径去。”清末至民国间，求国学的入门之径者，莫不求教于张之洞的《书目答问》，仅此一例，即可见张氏在中国近世学术史上的地位。

康有为藏书

康有为（1858—1927年），字广夏，号长素，又号更生，广东南海人。人又称南海先生。倡导变法维新。戊戌政变后逃亡日本，居国外16年，民国成立后回国，晚年主要以著述、翻阅书画消遣岁月，生平著述达126种。

康有为故居

万木草堂内景

康有为出自岭南藏书世家，其叔祖名国器者，官至安西巡抚，建有澹如楼和二万卷书楼，已有藏书数万卷。另一叔祖名国熔者，别有七松轩，藏书万卷。

《康南海自编年谱》自述说：“余家小有藏书，久好涉猎，读书甚多……光绪五年（1879年）还乡，居于二万卷书楼及澹如楼中，或养心或读书，超然物外……别筑云衢书屋。光绪八年购碑刻，讲金石之学。经上海，大购西书以归讲求焉。光绪十四年大收汉碑。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封吾云衢书屋，吾所藏之书及所著书稿尽失矣。又建万木草堂，以吾所著书及藏书三百余箱，尽付一炬。所著行之书，亦已行各省毁版矣。”

康有为早期在广州讲学时曾建有万木草堂藏书，供弟子们自由阅览并共同管理，梁启超等几位弟子又捐添一些，多达300余箱。所有康氏上述藏书，在戊戌政变中均被查封，或焚毁，或散失。

康有为在戊戌政变后，逃离流亡国外16年中，足迹遍布各大洲，也曾广泛收集图书文物。如从锡兰（今斯里兰卡）带回贝叶经；从日本购得大量日汉文书籍，这又为他再建藏书打下了基础。

康有为从海外归来后，又大量收购，积累了大量藏书。其晚年的藏书处有三处：一是上海愚园路住宅内的延香堂；二是杭州西湖天园内的天游堂；三是青岛福山路的天游园。而以延香堂为主，总藏数约有十几万册，数十万卷。其中有像《资治通鉴》宋元刊本22部，明刊本也有200多部。还有大部分的《古今图书集成》，原系孔广陶三十三万卷楼旧物。还有一部元代佛经《普宁藏》，计1200册。佛经的收藏也成为了康氏藏书的一个特色。

康有为逝世后，其藏书分散了，大宗的归入广西大学，有近2000种、2万余册。元版《普宁藏》售于浙江王寿山。《古今图书集成》早已抵债弃之。其余则尽被其家属出售，散见于上海、广东、香港、青岛、镇江、台湾、美国等地。

康氏藏书目录，传世者有《万木草堂书目》、《南海珍藏宋元版书目》和抄本《康氏藏善本书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