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碑刻在形制上的分类

碑刻泛指刻在碑上的文字或图画，有广狭之分。狭义的碑，指的是经过精心磨制加工，有一定尺寸、规格和形制的长方形竖石。这种立石碑刻文字或图画的习惯始于东汉，汉末以后愈加通行，居石刻文字之首列。广义的碑刻，即泛指各种种类、形制的石刻文字或图画。下面分别加以介绍。

第一节　摩崖与碣

汉代以前的刻石没有固定形制，一般都直接刻在山崖的平整面或独立的自然石块上。因此也就有了两种不同的基本形制，分别称为“摩崖”与“碣”，并一直延续到后代。它们可以看作是一种原始的石刻。在无字、无定形的碑发展成为有字、有定形的碑以前，这两种石刻承担了碑的主要作用——记功与记事，因而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

摩崖概述

摩崖是指在较平整的天然崖壁上的石刻。早在新石器时代，先民们在山崖岩洞上刻画的图画符号已经可以看作摩崖的初始形态。文字产生以后，摩崖也是其最早的载体之一。最早的摩崖石刻，其制作方法与原始岩画相同，是直接利用较为竖直、平整的崖面进行刻写。直到铁制工具广泛应用以后，人们才能够在刻写之前先有意识地磨平崖面。“摩崖”一词的“摩”指的就是通过摩擦使石面平整这个意思。由于石壁不能像碑石那样进行精细的加工，所以字的石底都不很平整，而且摩崖的字一般都较大。

摩崖有些是经过书丹的，但也有不少是直接举刀凿刻，故其书风多自然开张，气势雄伟，意趣天成，表现出一种阳刚之美。

早期摩崖的内容也从岩画中脱胎出来。这一点可以从许多远古少数民族的摩崖遗迹中得到证实。这些民族很早以前曾经生活在华夏大地上，但随着其他民族的到来，他们或是被融合，或是迁移到其他地方，以至于他们留下的种种遗迹今人已经无法解读，如福建仙字潭摩崖、浙江仙居蝌蚪文摩崖、江西广昌古源天书。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要数贵州红崖天书、石门摩崖群、云峰山刻石、大基山刻石、天柱山摩崖等。

其他重要的摩崖作品还有东汉的《西狭颂》、《郙阁颂》（以上2种与《石门颂》合称“三颂”）、《杨淮表记》，北魏至北齐间今山东境内《尖山摩崖》、《岗山摩崖》、《葛山摩崖》、《铁山摩崖》（以上4种合称“四山摩崖”）、《泰山经石峪金刚经》，南朝梁刻于今江苏镇江焦山的《瘗鹤铭》等等。

贵州红崖天书

红崖天书，原名“红岩碑”，位于贵州省安顺市关岭布依族苗族自治县城东约十五公里晒甲山半山处。距离著名的黄果树瀑布仅数里之遥。晒甲山又称“红岩山”或“红崖山”。与关索岭对峙，紧靠滇黔公路。从公路到红岩山，约半公里。

山崖呈现出一片灼灼似火的赤霞般的色彩，宽约百米，高30余米。在这壁红崖北面的一隅，数十平方米的峭崖上，在长10米、高6米的范围内，有20多个神秘的符号，其布局蹊跷，风格古拙，使人顿感古趣盎然，仿佛时空坠入了远古的过去。这就是千古之谜的红崖天书。

红崖天书似画非画，大者一米见方，小者仅十几厘米。字迹红艳似火，虬结怪诞，非雕非凿，如篆如隶，笔势古朴，结构奇特，虽然排列无序，却也错落有致。经数百年风雨剥蚀依然如故，色泽似新。

红崖天书

自明朝弘治初年被发现以后，对于“天书”的来源和内容，500多年来经历代学者先贤孜孜不倦不断探索，总共提出了五类四十种不同的观点，主要有：文字说、图谱说、天然岩石花纹说、符咒说、神秘天书说等等。其中，尤以文字类的破译者居多。虽然学者们提出了如此多的不同说法，但却始终莫衷一是，尚无一人的破译能得到大家的公认。

由于这一地带是三国时期诸葛亮“七擒孟获”的故地，故自明代发现之日起至清代道光、咸丰年间，人们皆认为红崖天书乃“诸葛公碑”。咸丰年间，著名学者邹汉勋提出异议，认为红崖天书的内容当为殷高宗伐鬼方还经其地纪功之石，只是“土人以其在诸葛营旁，称之为诸葛碑”。不久，莫龙芝又提出“三危禹迹”说，认为红崖天书记述的是大禹引黑水入三危归南海留下的纪功遗迹。清末庄善又将天书形成的时期，推向三代之前的洪荒年代。最近几年，又有学者提出是明初逊国的建文皇帝逃到这里以后颁布的一道讨伐燕王朱棣篡位的“伐燕诏檄”。

清代学者赵之谦则率先跳出了“汉字”的思维定势，根据关岭地区自古的居民多是少数民族的特点，提出了天书文字是“苗民古语”的新看法。民国时期又有学者提出可能为古彝文或原始彝文的观点。有现代学者进一步提出，“天书”可能是彝族巫师将原始的彝文进行专业性的变形处理，用银朱涂写而成的“除鬼避邪”符咒，以示“祈福消灾”的权威。当然也可能出于某种专业化的保密目的，以便区分巫师的流派等等。最近又有学者提出能否参照水族的“水书”尝试破解。

还有的人思路更“开阔”，观点也更加“新颖”。比如清代诗人、学者张文焕，干脆认为红崖天书是“好事者”的恶作剧。最近有一位专家通过实地考察后指出，“天书”上的斑斑红迹不是什么人类所写的文或字，这些在变化中的斑斑红迹是碳酸盐沉积岩的风化现象，是自然界固有的，不是什么人类涂写上去的。

红崖天书最早发现于明代嘉靖年间。当时的贵州普安州（今盘县）诗人邵元善，是一位在当地作过官的举人。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他在游山玩水之余写了一首《红崖诗》（又题《咏红岩》），收于《黔诗纪略》中，是关于红崖天书发现的最早文字记载。红崖天书从此为世人所知。

《红崖诗》诗云：“红崖削立一千丈，刻画盘旋非一状。参差时作钟鼎形，腾掷或成走飞象。诸葛曾为此驻兵，至今铜鼓有遗声。即看壁上纷奇诡，图谱浑领尚且盟。”

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永宁州团首罗光堂为了讨好上级，便准备拓印一大批红崖天书送礼。可是由于“天书”并非刻制而成，因此无法制作拓片。罗光堂便命令工匠用桐油拌石灰涂凸字面，使字变成阳文进行拓印，之后又命令工匠用锤钻将桐油石灰铲平，让人参照还残留的某些笔画，随意乱刻上一些似文似图的字。红崖天书的本来面目给彻底破坏了。这种杀鸡取卵的行径引起了乡绅们的愤慨，扬言将告发罗破坏古迹的罪行。罗光堂的上级——知州涂步衢深知破坏古迹罪的严重性，但他也是罗光堂行贿的对象之一。“收人钱财，与人消灾”。他一边压制舆论，一边令人将天书上的桐油石灰斧劈刀凿，沸水洗涤，致天书面目皆非，崖面斑剥陆离，字迹漫漶难辨。以致直到60年后，在天书的岩壁上还可剥离出石灰浆层。清末还有位叫徐印川的贵州提督，竟在天书崖面上，手写了一个草书的“虎”字，以求同天书千古不朽。

经过这两番破坏，红崖天书原貌尽失，加上天长日久，已近风化，原貌保护已无意义。但从旅游开发的角度看，还应当加以修复以发挥其实用价值。

汉代以后的摩崖一般要先对石壁进行整修，以便形成规整的平面。受到石碑的影响，有的还要造出一个碑的外形来。现存汉代摩崖中，以陕西汉中的石门摩崖群最为著名。

石门摩崖群

石门所在地汉中，因气候湿润，降水丰沛，故有“小江南”之称，又是古代兵家必争之地。但汉中北倚秦岭南屏巴山交通极为不便，物资运输受到阻碍，于是汉中有了举世闻名的栈道，也就是后来李白笔下的蜀道。其中最著名的一段横跨秦岭天险，贯通南北，连通褒水、斜水，修在一条长250公里的峡谷中。该谷南口名“褒谷”，地处原褒城县境；北口名“斜谷”，在眉县。故统名褒斜谷，而修在这里的栈道也就名褒斜道了。修建该道计用工70余万人次。

石门就是褒斜栈道南端的一段隧道。但褒谷最险处绝壁陡峻，山崖边水流湍急，很难架设栈道，故而称为七盘山的路障。

东汉明帝永平六年（63年），皇帝下诏在此处开凿穿山隧道。官府下令用火焚水激法破石开路。先用油脂含量极高的松柏作燃料煅烧山崖四到五个小时，再向灼热的崖面泼水或醋，使其骤然冷却，自然酥裂，然后再用铁制工具剥离。至永平九年（66年）终于形成了这条全长13.6米、可供车辆通行的隧道，称“石门”。石门隧道内壁岩面经过修整，光滑平顺，没有斧、凿、钻等痕迹。内宽4.2米，可供两辆马车（汉制一轨为1.5米）同时行驶。与幼发拉底河河底隧道、那不勒斯婆西勃洞隧道相比，石门隧道是世界上人工开凿的第一条隧道，也是最早具备车辆通行条件的人工隧道，在我国古代交通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在世界交通史上也享有盛名。

为纪念石门隧道的开通，当时镇守汉中的郡守襵君下令，将石门隧道开通的过程以文字的形式刻于山崖之上，史称《汉中太守襵君开通褒斜道碑》。此摩崖也是石门出现的第一处摩崖。褒斜道自东汉以来，因政治和军事的原因时开时闭。每一次开通，或记事或咏颂大多会采取摩崖石刻的方式。而各个时期过往的仕官商贾、文人墨客，在饱览胜迹之余，也纷纷记事咏物，抒怀为文，镌刻于石门隧道内两壁及隧道外褒河两岸的悬崖壁上，直至明清世代不绝，形成了蔚为壮观的石门摩崖石刻群。据统计，在石门故址的石刻有104种，仅石门内壁就有34种。上自汉魏，下至明清，俨然一座石刻宝库。

石门这些石刻，是珍贵的“石头书”，特别是汉魏石刻，属国内珍稀之物。正因如此，褒斜道石门及其摩崖石刻，于1961年就被确定为全国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其中13种汉至南宋时代的石刻出类拔萃，蜚声古今，最受推崇，号称“石门十三品”，被誉为“国之瑰宝”，被评为“一级甲等文物”。

褒斜栈道与石门隧道

石门十三品中，有汉刻8种，曹魏和北魏石刻各1种，宋刻3种。其中以记述或赞颂褒斜道修治通塞历史为内容的有6种，分别是：第二品《汉中太守襵君开通褒斜道摩崖》，镌刻于公元66年，是我国早期的摩崖石刻，其书体为篆书向隶书过渡的典型代表；第五品《故司隶校尉犍为杨君颂》（又称《石门颂》）号称我国汉代摩崖“三颂”之首（另外两颂为《西狭颂》、《郙阁颂》），其汉隶被誉为“汉人极作”；第四品《右扶风丞李君通阁道摩崖》和第六品《杨淮、杨弼表记摩崖》也都是汉代摩崖的精品；而第十品《李苞通阁道摩崖》属少见的三国曹魏遗存，是研究三国蜀魏之战的实物资料；北魏时期出现的第十二品《石门铭》在魏碑中地位极高，被誉为“不食人间烟火”之仙品。用大字书写、状物抒怀的有4种，分别是：第一品《石门》碑、第七品《玉盆》、第八品《石虎》和第九品《衮雪》，均为汉隶大字摩崖。其中署名“魏王”的《衮雪》还被认为出自魏武王曹操之笔。宋代人撰写的追述汉魏往事的第三品《襵君开通褒斜道摩崖释文》和第十一品《释潘宗伯、韩伸元、李苞通阁道题名》，同时也是宋代仿写汉隶的上乘之作。而第十三品《山河堰落成记》，又名《重修山河堰碑》，形巨体丰，是该地摩崖石刻中最大的一块碑刻，是南宋绍熙年间官民整修山河堰竣工后的纪事碑。

1969年至1971年，国家因根治褒河，修建褒河水库，由国务院组织，将淹没区内的“石门十三品”以及其他主要刻石共17方一并迁至汉中博物馆。

搬迁石门十三品，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工作。第一步为确保刻字的完整无损，须将摩崖凿取，然后经修整外形后使之类似石碑。当时，主要靠人力和手工操作，辅之以电钻之类的机械，个别部位在不影响安全的情况下实施了小爆破。第二步是运输。从山石中凿取的摩崖重达数吨至15吨，从山间或河边要运到公路上去，摩崖下面只好铺设木轨，木轨上放置用圆木做成的滚筒，将摩崖平放在滚筒上，用木杠撬推滚筒，就这样将摩崖运至公路上。然后装入平板车，予以固定，将其缓慢地运至汉中博物馆。第三步是修复摩崖。不少摩崖凿取前已有裂缝，凿出后便解体。有的在凿取和搬运中因重力作用而出现破裂。所有这些问题需修复，凡断面要除锈去污，进行粘合，背面作加固，正面要修复。经过处理，使之形成一个坚固的整体。对散落的碎块要进行粘接，凡摩崖表面沾染的胶质物或污垢要逐一清除，漫漶不清的刻字要力求维护原貌。第四步又按产生的年代先后来排列。后来，国家拨专款修建了“石门十三品陈列馆”，将这13件摩崖置放在其中专门保存。

石门十三品陈列馆中保存的刻石

石门十三品不仅是研究褒斜栈道通塞和汉中水利建设的珍贵史料，又是书法艺术的杰作，在书法艺术上占有重要地位，是汉代以来书和刻两者的最高艺术结晶。它们是研究汉魏书法的实物标本，对我国书法艺术的发展发挥了启迪和推动作用。这些石刻从唐宋时起便颇负盛名，1000多年来，一直为历代学者、金石家、书法家所推崇。民国时期，中国出版的第一部大型工具书《辞海》，其封面就是集汉中《石门颂》中的“辞”、“海”二字而成。

石门摩崖刻写的汉字，处于由篆书而隶书的重要过渡时期，因此也代表了汉字发展史上承前启后的一个重要阶段，反映了我国文字由篆书到隶书、由隶书到楷书的发展过程，是文字发展的历史真迹。字体为古隶，大小、长度、广狭参差错落，既有天然的韵味，又有雄强的骨力与威势，被称作“神品”。

除石门摩崖之外，汉代重要的摩崖还有甘肃成县天井山古栈道上的《西狭颂》、陕西略阳白崖上的《郙阁颂》、新疆拜城喀拉克达格山的《刘平国治路颂》等。

北魏时期的摩崖以云峰诸山摩崖刻石最为著名。

云峰诸山摩崖石刻是云峰、大基、天柱和玲珑四山石刻的总称。其中云峰、大基、天柱三山位于胶东半岛，属于崂山山脉；玲珑山白驹谷位于青州。

云峰山刻石

云峰山，又名文峰山，位于山东省莱州市区东南7.5公里处。其主峰东西两侧各有一峰，形同笔架，故当地人又称笔架山。其西连高望山，东接寒同山，北望沧海，南眺群峰。虽海拔仅300余米，却山岩耸秀，林壑优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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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道昭

郑道昭（455—516年）字僖伯，自称“中岳先生”，谥文恭。荥阳开封（今属河南）人。他是北魏时期著名的政治家、诗人和书法家。北魏孝文帝年间，官至通直散骑常侍。宣武帝年间出任光州刺史，转青州刺史。

郑道昭生性闲适散逸，喜游山水，好为诗赋，尤工书法，于光州各地题刻甚多。一般认为云峰山、大基山、天柱山各处摩崖石刻均出自郑道昭手笔。郑道昭的书法融百家之长于一体，刻意创新，笔力圆劲苍健，结构严谨宽博，运笔娴熟自然，气韵雄豪，有汉隶遗意，创一代书风。

云峰山共有历代刻石35处，其中北朝刻石17处（北魏16处，北齐1处），山阴半腰以《郑文公下碑》为起点，向上有《论经书诗》、《观海童诗》、《咏飞仙室诗》、《耿伏奴题字》。山顶以《云峰之山题字》、《九仙之名题字》为中心，四周有《赤松子》、《王子晋》、《安期子》、《浮丘子》、《羡门子》5处题字。东西两侧峰有左、右阙之称，左阙西壁有《左阙》、《山门》两处题字及郑述祖《重登云峰山记》，阙口南端巨石平面刻《当门石坐题字》；右阙仅刻《右阙题字》。

云峰山刻石在刻写时充分考虑到自然的风化，又采取了减少自然风化的合理措施。刻石多选择于云峰之阴，东向或西向的石面且多隐藏在绿树成荫的幽静的山谷中，由茂密的树丛遮挡风沙的侵蚀和南向强光的暴晒，避免了由于热胀冷缩的突变侵蚀。因此虽历经久远，仍清晰可辨。

云峰刻石，利用天然岩石、依山凿刻，或矗立、或斜依、或偃卧，嵌空叠架，姿态不一，与四周的自然景色融为一体。同时又能因形就势设计，凿刻独特，章法生动灵活，是云峰刻石的一大特色。

云峰山“郑公之所当门石坐也”刻石

比如《郑文公碑》全文1000多字，石面偏左有一条由上而下约15厘米的粗劣石线斜穿而过，书写人便在左下角不宜刻字的部位大胆的闪过。甚至在一行完整的刻石中，因石质粗劣有意越过，留去一字或数字的空白，整个章法闪让交错，取其天然，上下贯联，给人感觉非常庄重、古朴。

云峰刻石的雕刻艺术已经达到了相当高超的水平，可谓纯熟自如。在刀法上多以圆刀代替了平直的刀法，由早期粗放方整到方圆结合风格飘逸，顿、挫、运、转，表现深刻，使传统的雕刻技法和书法艺术融为一体。

大基山刻石

大基山古称东莱山，又称掖山，位于山东省莱州市城区东5公里，海拔478米。山体呈半环状，四周群峰环抱，当中为一深邃圆阔的谷地，仅西南方有一豁口，自成天然门户。因谷内自古为道家所居，故俗称道士谷。谷内林丰木繁，古木参天，芳草萋萋，山花野果，清香流溢，因无村居阡陌，纤尘不染，清静安谧。昔日谷底清泉四涌，溪流纵横，潺潺流水经年不断。

自山谷至山顶分布历代摩崖刻石24处。其中相传有北魏书法家光州刺史郑道昭父子手书摩崖题刻14处，其余为金元明清题刻共10处，这些刻石大小不一，多者数百字，少者仅十余字，主要分布于四面诸峰、南北入谷处及谷之腹心处。其中尤其以位于西山腰的《登大基山诗》（又称《置仙坛诗》）最为著名。该石镌刻于西峰东侧山腰的一长方形独立巨石上。石高约2.90米，宽4.20米，厚约1.5米，状如枇杷果，故称“枇杷石”。刻石字高约9厘米，宽约10厘米，共206字，字字刚劲挺拔，笔力雄强，虽历经千年沧桑，依然字迹清楚可辨，雄伟壮观。

天柱山摩崖

天柱山古称高宝山，位于山东省平度市大泽山镇北隋村北1.5公里处，海拔280米。山中有刻石共计72块，都是北魏年间的。其中最著名的是矗立在天柱山之阳的《郑文公碑》。这块摩崖刻在一块天然巨石上，高3.2米，宽1.5米，阴文20行，每行40～50字不等，共计881字。碑文历1400多年至今仍清晰可辨。书法多用圆笔，变化巧妙；结体宽博，气魄雄伟。

玲珑山在浙江省青州城西南16公里处的群山环抱中，海拔567米，面积2.73平方公里。峻峰锐起，耸拔突兀，为一方之冠。嵯峨的石峰林凸起在浑圆的山顶上，远远望去，犹如一座雄踞山巅的古代城堡。玲珑剔透的怪石、形态各异的洞穴遍布山体，它简直像一块巨大的盆景石，搁置于天地之间。

玲珑山的北魏刻石，较重要的有3处，山顶2处，山下1处。山顶的两处，一曰《白云堂题名》，一曰《北峰山题名》。山下的一处最为著名，就是镌刻在北峰一块巨大石壁上的《白驹谷题名》。

云峰诸山北魏摩崖，一般认为是郑道昭（？—516年）的真迹。郑道昭，字僖伯，自号中岳先生，北魏开封（今属河南）人。官至秘书监、荥阳邑中正，曾出任光州和青州刺史。

浯溪摩崖石刻群

唐代最重要的摩崖为湖南祁阳县城西的浯溪摩崖群。

浯溪摩崖石刻群位于湖南省永州市祁阳县城（浯溪镇）西南部湘江大桥南端的浯溪公园内。距离永州市区50多公里。此处苍崖石壁，濒临湘江，巍然突兀，连绵78米，最高处拔地30余米，为摩崖文字天然好刻处。

根据1994年的调查，浯溪摩崖石刻群共有自唐大历二年（767年）至民国九年（1920年）300多人的诗、词、书、画、题词石刻，包括活碑、残碑计505方，其中唐代30方，宋代113方，元代5方，明代78方，清代88方（包括安南——越南使臣诗5方），民国9方，还有时代不明的182方。其中最著名的是被人称为“摩崖三绝”的《大唐中兴颂》。

唐代杰出散文家、诗人元结，于代宗大历六年（771年）将10年前率兵镇守九江抗击史思明叛军时写下的充满浩然正气的名篇《大唐中兴颂》旧稿补充定稿。这是元结的一篇有代表性的、为人传诵，又是本人最得意的作品。颂文“以史为鉴，端严正气”。即以“安史之乱”为借鉴，痛玄宗重色昏庸，恨孽臣奸骄毒乱，赞肃宗盛德之兴，喜群生万福是膺，表臣僚忠肝义胆。可传千古，可寿名山。因此被称为“文绝”。

文章定稿以后，元结派专人赴临川，请他的好友颜真卿大笔书写，并于夏六月石刻于摩崖上。颜真卿时年63岁，其书法艺术正处于成熟期。而他写颂时下笔激越高昂，气势磅礴，字字刚正雄伟，气度恢宏，精神内蕴，字里行间充满刚毅之气，使中兴碑成为鲁公生平得意之笔，堪称颜氏翰墨之高峰。颜书《大唐中兴颂》，流动而又刚健的运笔，秀丽而又圆润的点画，落落大方而又平整坚实的结构，形成质朴雄强的气势，有如一曲刚劲有力的正气之歌，显示出作者“立朝正色，刚而有礼”的风度，实令人百看不厌，余味无穷而又感慨万千！唐以后历代书法家无不为之倾倒，被誉为“宇宙杰作”，致使后人“百拜不能休”，的确是颜字中最具魔力的一绝。故此被赞为“字绝”。

清嘉庆重刻颜真卿书《大唐中兴颂》

此处崖壁宽广120平方米，中兴碑高3.2米，宽3.3米，全幅面积10.56平方米。如此高、大、陡、险的顽然巨石正是难得的摩崖之处，因而可当“石绝”。

后人为保护摩崖三绝，自宋仁宗皇祐五年（1053年）始，已经六次修建“三绝堂”。

除了《大唐中兴颂》外，浯溪摩崖群中较为出众的还有元结此前撰文、请名家写篆的“老三铭”——季康玉箸篆《浯溪铭》、瞿令问悬针篆《吾台铭》、袁滋钟鼎篆《吾亭铭》；宋代著名书法家米芾的《浯溪诗》和著名文学家黄庭坚的长诗《书摩崖碑石》及清人何绍基、吴大澄等名家题名刻石的“新三铭”等。

宋代以后的摩崖以重庆涪陵的长江白鹤梁题刻最具代表性。

白鹤梁题刻

白鹤梁题刻位于重庆城东北120公里处涪陵城北长江中的天然大石梁山，东距乌江与长江汇合处一公里，现处于三峡库区中，原本是在造山运动时天然形成的一块长约1600米、宽16米的天然巨型石梁，形似卧伏长江的巨鳄。古时候这里环境优美，郁郁葱葱。每当秋冬来临，便有成百上千的白鹤飞到此地栖息，翩翩起舞，煞是奇美，白鹤梁即由此得名。又相传唐时白石渔人和尔朱真人在此修炼得道，乘鹤仙去，故以“白鹤”名之。

过去白鹤梁仅冬春季偶尔露出水面。因此古代劳动人民就在白鹤梁上刻石鱼作水标，以此记录枯水变化，预卜农业丰歉。梁上刻历代石鱼图14尾，最大的一条长2.8米，宽0.95米，高浮雕。其余均为线刻，长0.3～1米不等。作为水文观测标志的3尾石鱼中，较清晰的是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重刻的一对雌雄鲤鱼，溯江而游，首尾相连，分别长1.05米和1米。据实测，这对石鱼眼睛的海拔高程为137.91米，与当地现立水位标尺零点的海拔高程相差无几，说明石鱼水标具有相当的科学性。在石梁中段，贴近这一对石鱼的下方，尚隐约可见一对较小的线刻石鱼，长约0.58米，应为唐广德二年以前的遗物。

白鹤梁题刻原貌

因为传说凡逢石鱼出水，其年即是丰年，因此这些石鱼引得历代游客络绎不绝。不少游人还是历代的书法名家、文人墨客或地方官吏，他们纷纷在此留题纪胜，或怀古颂今，或记事言情。题刻排列无序，多依地势，参差不齐，主要分布于中段东端约70米长的梁脊倾斜14.5度的北坡上。整个题刻区长约220米，宽约15米，总面积3300多平方米。现存题刻163幅，计1万多字，题刻人姓名全者500余人。题刻中最早者刻于唐广德元年（763年），其余以宋代居多，次为元、明、清三代和近现代。截至1963年2月15日涪陵文化馆最后题刻落笔，刚好1200年。题刻文字大者每幅约2米见方，小者长、宽不盈尺。其中不乏历代名人真迹，如黄庭坚、晁公道、黄寿、朱昂、吴革、刘甲、庞公孙、王士贞等。书体更是颜、柳、苏、黄皆备，真、草、隶、篆并呈，可谓汇名家书法于一梁，大放异彩，流芳千古。其中尤以北宋大书法家黄庭坚题写的“元符庚辰涪翁来”最为令人惊叹。

这些题刻当中，有关水文的题记有108段。它们和石鱼图像共同记录了自唐以来1200多年间长江中上游72个年份的枯水水文资料，为研究长江水文和区域气候变化，利用长江进行灌溉、航运、发电以及城市、桥梁和水利工程的规划及建设提供了极为可靠的实物依据，具有很高的科学价值，是世界水文史上的奇迹。葛洲坝水电站和宏伟的三峡工程都参考了白鹤梁水文题刻的一些数据，如三峡工程确定的175米水位高程就是以白鹤梁1000多年的洪水记录为依据。同时它们又是珍贵的历史文献，有的可补史书阙误，还具有较高的书法和文学艺术价值。

1974年在巴黎召开的国际水文工作会议上，中国代表团以《涪陵石鱼题刻》为题，向大会提交报告，白鹤梁的科学价值遂得到世界公认，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誉为“保存完好的世界唯一古代水文站”。

由于三峡工程建设的需要，白鹤梁题刻将要永沉江底。文物保护部门最初认为已经没有办法保留白鹤梁题刻。为了最大限度地保存题刻原貌，当地博物馆和文物管理所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在白鹤梁上风餐露宿，将上面的题刻全部用硅胶翻成反模。这样，即使白鹤梁题刻永沉水下，这些反模也可以被处理成正模，供人观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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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峡工程

三峡工程，即三峡水利枢纽工程，是一项包括航运、发电等在内的综合性水利工程。三峡工程位于中国重庆市市区到湖北省宜昌市之间的长江干流上，和下游的葛洲坝水电站构成梯级电站。它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水电站，也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大型的工程项目。1992年获得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建设，1994年正式动工兴建，2003年开始蓄水发电，于2009年全部完工。

三峡大坝坝址位于湖北省宜昌市上游不远处的三斗坪，高程185米，蓄水高程175米，水库长600多公里，总投资954.6亿元人民币，安装32台单机容量为70万千瓦的水电机组，现为世界最大的水力发电站。

但是，2001年4月，中国工程院院士、上海交大教授葛修润提出了“无压容器”保护方案。葛院士认为，白鹤梁题刻之所以保护得非常好，靠的就是水。正因为题刻常年在水下，才会保存比较完整。反之，如果把白鹤梁暴露在空气中，很容易被风化。所以最好的保护环境就是原质的长江水。“无压容器”是一个椭圆形平面的单跨拱形壳体结构，壳体结构覆盖“白鹤梁题刻”。容器内的水与容器外的长江水连通，造成内外水压一致。由于内外压力可以相互抵消，“水下宫殿”内部也就相当于没有了压力。此外，壳体还将保护题刻不受泥沙淤积和冲淘破坏。壳内通过过滤，置换源自长江的清水，再配以强大的光源，能满足参观者清晰观赏石刻的要求。

这个方案最终获得国家文物局批准，被正式确定为白鹤梁题刻的保护方案。2003年2月，这座“水下宫殿”破土动工。2009年5月18日，白鹤梁水下博物馆举行落成仪式，成为世界上第一座水下博物馆。

水下博物馆在水下40米处。参观者经过安检，通过一条长88米的电梯下降到水深40米处。再通过一条约150米的平直交通走廊，迈过一道宽约一米、厚约半米的钢制舱门后就进入到60多米长的环形参观走廊。参观走廊上的一侧有23个半米大小的水下视窗。从视窗望去，石鱼、书刻等都展现在面前，最近的题刻只有一米远，最远的也不过8米左右。水下题刻周围安装了6排共1万多盏节能灯，可以保证游客清晰地看到题刻。在视窗之外的水中还安装了28个可旋转摄像机，游客通过触摸屏调节可以欣赏到题刻的细致部位，还能通过电脑数据库调集与眼前景观相关的录像资料等。倘若参观者是潜水爱好者，还能到水中和题刻做“亲密接触”。意犹未尽的参观者还可以到岸上博物馆参观从白鹤梁转移上来的题刻。水下博物馆的建成，使得原来只能在枯水季现身的白鹤梁题刻，现在常年可见。

碣与石鼓文

凡是刻有文字的独立天然石块，都可以称作“碣”。先秦的石鼓可以算是碣的最早代表，其后秦始皇巡游天下的七处刻石都是典型的“碣”。

从现存实物和文献记载判断，碣的形状在方圆之间，上小下大，形似馒头。在碑出现以后，碣的功能逐渐被取代，汉魏以后，这种形式的石刻就很少见了。因此到了唐代以后，已经碑、碣不分了。如果不加区分，统统都可称之为碑。如果分开来说，则有碑和碣的区别。流传最广的是唐代李贤注解《后汉书》时的说法：“方者谓之碑，员（即“圆”本字）者谓之碣。”这就是说，从正面看，上顶为圆弧形的是碣，上顶平、正面呈长方形的是碑。还有一说，出自《唐律疏议》引《丧葬令》：“五品以上听立碑，七品以上立碣。”既然从官位的高低来规定，显然大者为碑，小者为碣。但具体的尺寸之别末见记载。

后代历史上直接称作碣的也甚为少见，如东汉永寿元年的《孔君墓碣》、柳宗元撰文的《唐故兵部郎中杨君墓碣》等等。其他大多数刻碣也不是为了记功记事，而是放置在名胜、园林中的假山上，供刻写景致名称或题词用。而且这些刻石也几乎不再使用“碣”的名目了。真正称得上“碣”的当数著名的10块石鼓了。

石鼓文共有10件，每件均作鼓形，高二尺，直径一尺多，周长三尺有余，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大宗石刻。十个石鼓分别刻有一首四言诗，内容记述了周天子使臣与秦国君一同游猎，在吴阳射鹿捕鱼，高原行猎，偙地大狝，后经汧水而归的情况。故又称“猎碣”。诗的格调颇似“诗经”。

秦汉以后，石鼓长期湮灭无闻，直到唐初才在天兴（今陕西宝鸡）三畤原被发现，唐宪宗时被迁入凤翔孔庙。唐代杜甫、韦应物、韩愈等人都曾作诗吟咏，石鼓之名始广为人知。五代战乱，石鼓散于民间，北宋司马池（司马光之父）搜得其九，移置凤翔府学。宋仁宗皇祐年间（1049—1053年），一位叫向传师的人几经周折，终于找到最后一鼓——乍塬鼓，当时已被农人改制成臼，顶端截去了一大块。由于宋徽宗非常喜欢石鼓，故又于大观年间（1107—1110年）中迁至东京（今河南开封）辟雍，后入内府保和殿稽古阁，并用金嵌入字口。金人破汴京后辇归燕京。元灭金以后，移至国子学大成门内。直至清朝灭亡，石鼓一直存放在这里。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由当时的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主持，石鼓随其他众多故宫珍宝南迁，暂厝于四川峨眉县西门外武庙，抗战胜利后才运回北平，1956年开始在故宫博物院铭刻馆展出。

全部石鼓文应有7000多字，经历了数百年的风雨沧桑，现在十个石鼓所刻文字多已残损，仅存272字。北宋欧阳修所录已仅存465字，明代范氏《天一阁》藏宋拓本（本为元代赵孟藏）仅462字。其中一鼓——马荐鼓至今已一字无存。清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为更好地保护原鼓，乾隆皇帝曾令人仿刻了十鼓，放置于北京国子监，现仿鼓仍在国子监大门两侧展出。但限于乾隆时期古文字研究及仿写的水平，其字形以及刻字部位和原石鼓都有不少差别。而且复制的石鼓形状完全取于今鼓，鼓膜鼓钉俱全，完全丧失了原来的形制。

石鼓文的石与形，诗与字浑然一体，充满古朴雄浑之美。石鼓文书写用笔起止均为藏锋，书体线条匀圆，笔力稳健。横竖折笔之处，圆中寓方，转折处竖画内收而下行时逐步向下舒展。在章法布局上，虽字字独立，但又注意到了上下左右之间的偃仰向背关系。字体多取长方形，字行方正大方，促长伸短，匀称适中。体势整肃端庄，古朴雄浑，凝重遒劲。前人大多认为这就是许慎在《说文解字叙》中提到的出自周宣王时史籀之笔的籀文。但实际上这是由秦之大篆向小篆衍变而又尚未定型的一种过渡性字体，在古文字学上应划归战国文字中的秦系文字。

清乾隆时期仿制石鼓

石鼓文被历代书家视为习篆书的重要范本，故有“书家第一法则”之称誉。自唐以来，凡学篆者，无不奉为典范。

唐代书法家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都很推崇其书法，历代很多文学家和书法家也都推崇备至。其对书坛的影响至清代最盛，著名篆书家杨沂孙、吴昌硕就是主要得力于石鼓文而形成自家风格的。

石鼓文的拓本，唐代就有，但早已失传。流传下来的最著名的拓本，有明代安国藏的《先锋》、《中权》、《后劲》等北宋拓本，现在日本。元代赵孟藏宋拓本后入藏宁波范氏《天一阁》，清代咸丰十年（1860年）毁于太平天国战火。

十只石鼓的名称和排序如下：

车工鼓第一

汧殹鼓第二

田车鼓第三

銮车鼓第四

灵雨鼓第五

乍塬鼓第六

而师鼓第七

马荐鼓第八

吾水鼓第九

吴人鼓第十

第二节　石碑、墓志与塔铭

碑刻

就今天所知，先秦时代有三种器物被称为“碑”。

其中之一，原指一种大木，上面有一个圆孔称为“穿”。这种大木一般竖立在墓坑的四角，当棺椁下葬时，将绳子穿过“穿”，牵引棺木徐徐下降。这种“碑”在下葬完毕以后并不撤除，因此可以为后来凭吊逝者的人指引方位。后来这种“碑”改为石质，并开始逐渐在上面刻写逝者的姓名、官职、籍贯等基本信息，就产生了后世常见的墓碑。到了汉代以后，人们又将追述逝者功劳、表彰其生前业绩一类的文字一同刻在上面，因而逐渐演化出纪事碑、功德碑等各种内容的碑文来。

第二种“碑”实际上是古代用来测定日影以定时的仪器日晷的别称。

第三种器物，可能与墓碑同源，也是从竖木或竖石演变而来。只不过这种“碑”不是立在坟墓周围，而是立在祠庙门外，用来拴马；也有“穿”，不过开在中间而非顶部。1996年，考古工作者在河南新郑市的韩国宗庙遗址发现一块这样的碑，很可能最初就是立在韩国宗庙门前的，被称为“中华第一碑”。

碑的形制变化大致可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1.两汉碑刻

由于西汉时期还处于木碑向石碑过渡的阶段，而且王莽篡权以后，凡有石刻者皆令扑倒磨灭，故而西汉时期的碑刻存世稀少，且形制不一，还算不上严格意义上的石碑。东汉石碑多为丧葬用，形制完整、统一，成为后代碑刻所遵循的范式。

汉碑的主要特点是：碑首与碑身由同一块石头一体雕刻而成。首有圭首（上尖下方）、圆首和平首（又称“齐首”或“方首”）三种形状，纹饰以云气为主。圭首碑较为常见，如《郑固碑》、《鲁峻碑》、《鲜于璜碑》、《景君碑》、《白石神君碑》、《仓颉庙碑》等皆是。

“中华第一碑”

碑首正中称为“碑额”，多用篆书提携碑名，如“某某之碑”。不过汉碑的碑额并不强求居中，而是因势而就。汉碑在碑额下方还保留着原始碑的特征之一——穿。如《衡方碑》、《武荣碑》、《武班碑》、《白石神君碑》、《鲁峻碑》、《陈德残碑》、《郑固碑》、《校官碑》。有的碑穿在碑身的上部，如《李孟初碑》、《景君碑》、《仙人唐公房碑》、《娄寿碑》等。有的碑穿位置几乎在碑身的中间，如《袁安碑》、《袁敞碑》等。也有的穿开在额上。此外，圆首碑“穿”的四周一般还刻有三圈被称作“晕”的弧形纹饰，如《赵碑》、《营陵置柱碑》、《孔宙碑》、《仙人唐公房碑》。东汉晚期，“穿”逐渐被废止，而“晕”则逐渐演化为蟠纹、螭纹，并进一步发展为龙纹乃至“四灵”（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的图像，如《鲜于璜碑》。

碑身的正面称为“碑阳”，碑面称为“碑阴”。两侧称为“碑侧”，其中靠近碑阳首行的为“右侧”，另一侧为“左侧”。碑阳一般刻正文。碑阴则多用来题名，一般包括撰书人、立石人、赞助人及捐款数额等。不过，东汉以前书碑人多身份低微，故而很少署名于碑上。已知的仅有三例：《武斑碑》之纪伯允、《华山碑》之郭香察和《衡方碑》之朱登；另外在摩崖中还有两例，即《西狭颂》之仇靖和《郙阁颂》之仇绋。刻工地位更低，在汉碑中未见。也有的碑阴刻另一篇长文，则称“后碑”，碑阳则相对称“前碑”，如《史晨前后碑》。如果正文过长，碑阳刻不下，则依次刻在左侧、碑阴和右侧。

汉碑的碑侧一般无纹饰，碑座也是无纹饰的方形石基。东汉末年开始出现了龟趺，如《白石神君碑》和《王舍人碑》。龟趺应当从玄武的形象演化而来，后附会为龙之九子之一，名赑屃，性喜负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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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生九子

所谓“龙生九子”，并非龙恰好生九子。中国传统文化中，以九来表示极多，有至高无上地位，九是个虚数，也是贵数，所以用来描述龙子。但到了明代，人们开始认为“九”是实际的数字，但对于究竟是哪九子一直没有准确的说法。一般通行的看法是：

老大囚牛，龙头蛇身，爱好音乐，性情最温顺，专好音律，耳音奇好，能辨万物声音，它常常蹲在琴头上欣赏音乐，因此琴头上便刻上它的遗像。

老二睚眦，豺首龙身，性格刚烈，好斗喜杀，好杀戮，能克煞一切邪恶。所以古人常把它刻在刀剑刃身与手柄接合的吞口处，更增添了慑人的力量。

老三嘲风，形似兽，好险又好望，因此常出现在殿宇屋脊上。

老四蒲牢，形似盘曲的龙，好鸣好吼，常作为钟上的兽钮。

老五狻猊，又名金猊、灵猊，形似狮子，虽然相貌凶悍，但喜静不喜动，好坐，又喜欢烟火，佛座上和香炉上的脚部装饰的狮子形兽就是它。

老六赑屃，又名霸下，形似龟，有一排牙齿，好负重，力大无穷。传说它上古时代常驮着三山五岳，在江河湖海里兴风作浪。后来大禹治水时收服了它，它服从大禹的指挥，推山挖沟，疏通河道，为治水作出了贡献。洪水治服了，大禹担心它又到处撒野，便搬来顶天立地的特大石碑，上面刻上它治水的功绩，叫它驮着，沉重的石碑压得它不能随便行走。因此后世常用作碑刻的基座。

老七狴犴，又名宪章，形似虎，好争讼，有威力，急公好义，好仗义执言，而且能明辨是非，秉公而断。因此衙门长官坐堂时用的衔牌和出巡时的肃静回避牌上端，都用它的形象；古时牢狱的大门上，也都刻有狴犴头像。

老八负屃，狮头龙身，好舞文弄墨，石碑两旁的“文龙”就是它。

老九螭吻/鸱尾，龙首鱼身，口阔噪粗，好吞，多安在屋脊两头，有消灾灭火的功效。

另一种说法认为：

老大是赑屃；老二是螭吻/鸱尾；老三是蒲牢；老四是狴犴。

老五饕餮，样子似狼，性贪吃。因为它贪吃无厌，把能吃的都吃光以后，竟然吃了自己的身体，只剩一个头，因此从来都是有头无身的形象。又因它能喝水，古代也将其刻在桥梁外侧正中，防止大水将桥淹没。

老六是睚眦；老七是狻猊。

老八椒图，形似螺蚌，性好僻静，性情温顺，反感别人进其巢穴，故人们常将其形象雕成大门上的衔环兽或刻画在门板上，也有刻在挡门石鼓上的，令其保卫家庭安宁。

老九貔貅，有独角、双角之形，短翼、卷尾、鬃须，有火性，能招来大量的金钱，自古以来都作为守护财宝吐宝之圣物。

汉碑字体大多数是隶书，也有极少数为篆书，如《袁安碑》、《袁敞碑》。东汉碑文所刻的隶书，一般没有那种破锋枯笔的现象，故多给人以一种静穆、朴拙的高古之美。

2.魏晋碑刻

由于随着曹操禁止厚葬的命令，使东汉盛行的那种树立丰碑的风气得以消失，人们也把这个时期似乎称为无碑时代。

但曹魏以后也有一些碑出现。如西晋的《孙夫人碑》、《吕望表》，前秦的《邓太尉祠碑》、《广武将军碑》，北凉《沮渠安周造寺碑》，东晋的《爨宝子碑》等。尤其是北魏统一北方以后，不受禁碑，碑志重又盛行，涌现出许多碑志。如《郑文公碑》、《晖福寺碑》、《大基山诗碑》、《张猛龙碑》、《马鸣寺碑》等。

3.隋唐碑刻

碑的形制最终确定下来，并为后代遵循。由于碑的形体不断加大，这时候的碑已经分为三个部分，由碑冠（碑额）、碑身、碑座组成，其形式可说是多样化和艺术化。尤其是碑冠，往往单独雕刻，形状不一，花样较多。碑冠有蟠螭纹冠，由三四条曲身的龙组成，如乾陵武则天的《无字碑》、颜真卿撰并书《颜家庙碑》。还有殿宇冠，冠形像殿宇的屋顶，如乾陵的《述圣记》、唐玄宗书《孝经》。此外，还有半圆冠、无冠方形等。碑冠往往较背身略大，以起到挡雨的作用，更有利于碑身文字的保存。

带有碑座的唐代碑刻（西安碑林陈列）

碑座绝大多数为龟座和二龙戏珠方座。还有正方渐减梯形座，面上有浅刻兽纹和蔓草纹，如《述圣记碑》和唐玄宗《孝经》等。除此之外，受到佛教的影响，还出现了须弥座。如柳公权的《玄秘塔碑》和褚遂良的《同州圣教序碑》等。

总之，这时期的碑刻讲究艺术化，本身已经成为一件精美的艺术品。从碑文的字体来看，唐以后的碑文诸体兼备，因这时期各种书体均已完备。刻石技法上也较以前大为改观，能刻“破锋枯笔”了。这样使书法艺术更加多姿、逼真。这时期的行书、草书、真书均以入碑。如颜真卿《多宝塔碑》、褚遂良的《房玄龄碑》、欧阳询的《九成宫醴泉铭》、《皇甫诞碑》均为真书；《怀仁集王圣教序》、唐太宗李世民《晋祠铭》、《温泉铭》均为行书；武则天《升仙太子碑》为行草书；《张旭草书千字文断碑》、怀素的《律公帖》刻石等均为草书。这些碑刻不仅是中国书法史上的瑰宝，而且也可以说是世界线条造型艺术上的杰作。至于碑刻雕刻艺术，也较汉代的画像石和画像砖有着较大的发展。在圆雕上，碑冠的蟠螭精致而生动，碑座的龟逼真而精细。

碑面浮雕已有高低二种浮雕之分。如褚遂良书的《同州圣教序碑》的碑座有武士高浮雕，个个刚劲有力，栩栩如生。低浮雕有“二龙戏珠”，流畅活泼，在线刻上也五彩缤纷，尤其碑刻，有蔓草纹、宝相花、兽鸟以及人物等。这些线刻不仅丰富了石刻艺术，而且那些绚丽的蔓草、宝相花和人物兽的有机构图，丰富并发展了装饰画。

4.宋以后碑刻

这个阶段只是续隋唐的余风，在碑的形式上毫无创新，在艺术上更是薄弱，缺乏生气，不仅没有像唐代那样精致生动、形式多样，也无汉代的古朴笨拙，给人一种呆板粗略的感受，即有的碑就是一块方列石，既没有任何装饰，也没有碑冠和龟座，仅以一块方形的石基作碑座。除此之外，这时期的碑与以前不同的是，即在书法布局上不仅仅是一些密密麻麻的小字，而是以大字居多，有的碑只书几个字，甚至只书一个字，如“福”、“寿”，以及一笔“龙”、一笔“虎”字等。此外，还有把绘画、舆地、山川刻入碑里。如苏州碑刻博物馆陈列的四大宋碑《平江图》、《天文图》、《地理图》、《帝王绍运图》等，具有较高雕刻艺术。此外，宋代以后的一些碑刻，往往是因其文学资料方面有着丰富的内容才被世人所重视而保护起来，得以一直流传至今。

墓志

由于随着曹操禁止厚葬的命令，使东汉盛行的那种树立丰碑的风气得以消失。然而，其碑的内容并没有消失，而它用另一种形式出现了。即由地面移入墓中，因而墓志流行开来。

佛教传入中国以后，信众渐多，出家的僧尼及居士按照佛教仪轨，通常不用棺葬而用火葬，焚尸后入骨灰塔。但仍有不曰墓志而曰塔铭。

墓志是指置于墓中，专为记述死者姓名、籍贯、生卒年月和事迹的石刻。

墓志铭一般碑石较小，字体精致，又因埋入墓内，不易毁损，出土时还像新的一样，弥足珍贵。

一般认为，墓志的产生是由于东汉末年曹操下令禁碑，但人们悼念逝者之情仍希望有所寄托，于是产生了这种埋放于墓中的刻石形式。不过，在检寻古代文献和现代考古发掘的过程中，人们也发现一些其他种类的刻写文字，可能与墓志有关。

早在周代，古人在丧葬队伍中就已经开始举“铭旌”，即后代的“幡”，并一直沿用至现代。现代发现的一些出土文物表明，汉代以前的“铭旌”上面一般都写有死者的姓名、籍贯等文字。

1979年，在陕西秦始皇陵西侧赵背户村的秦代刑徒墓地中发现过一批陶片，上面刻有尸骨主人的名字。由此可以看出，标记死者姓名、随尸体一同下葬的风气早已有之。而且这一做法也延续到东汉。在东汉时代，凡刑徒在服刑期间死去的，官方利用劳役工程废弃的残砖，统一制作“刑徒砖”，一般是经过粗略的打磨，然后在上面用朱砂书丹，然后刻写。1964年，考古工作者在洛阳南郊发掘了522座东汉刑徒墓，共出土“刑徒砖”820余块。刻写的内容也较秦砖更详细，除死者姓名、籍贯以外，还包括部署、职别、刑名、所在狱名和死亡日期等。

墓室刻石

在西汉后期的墓葬中，开始出现了墓室刻石。这种装饰到了东汉时期更加精致。题材包括人物、车马、鸟兽、花木、建筑、神怪等，有时还会在画像边刻说明性的“题榜”。少数墓室刻石还会刻有墓主人的姓名、籍贯、官职、事迹以及卒、葬年月和哀悼祈愿等文字。这一习俗在古代典籍如《西京杂记》、《博物志》等当中也有记载，光绪末年山东峄县所出《临为父作封记》就是这种东西。西晋时此类石刻有所谓《荀岳墓题字》、《魏雏枢题字》、《石尠（xiǎn）墓题字》、《石定墓题字》等。但这一时期尚未有墓志之称，形制也不一致。

现存最早的墓志是东汉延平元年（106年）的《贾武仲妻马姜墓记》，虽并未自称“墓志”，但其形式、内容都已经与墓志基本相同了。由此看来，墓志的出现确实要早于曹魏时代。魏武禁碑，只不过是促进了这种石刻和随葬形式更加普及罢了。

这一时期还有直接把小型墓碑埋入墓内的，如洛阳出土的永平元年（291年）《徐夫人菅洛墓碑》、元康元年（291）《成晃碑》。这些“墓碑”的形式和内容都与地面上的墓碑相同，只是形体缩小而已。

墓志在定型之前有多种样子。有圭形的，如清乾隆年间出土的晋代《刘韬墓志》，只一石，长二尺余，宽尺余，上尖下平，形似玉圭，称“圭形墓志”。相似的还有洛阳出土的元康九年的《徐美人墓志》。此外还有竖长方形的，如北京出土的永嘉元年（307年）《华若墓志》。还有《刘宝墓志》，方趺圆首，与碑碣无别。

墓志成熟与定型是在南北朝，尤其是北魏时期。定型以后墓志身多为方形，在下为底，配有一样大的正方形盖以保护志文。盖和身共同，谓之“一合”。有时志和盖的四周还有花纹装饰。有的盖左右还镶嵌两只铁环，以便于提取。盖上多用篆书刻朝代和死者官爵与姓名，身刻志文。志文多数是平常的叙述性语言，记死者姓名籍贯、家谱世系，次叙生平事迹、官爵履历并颂扬其政绩德行，再记卒葬年月和茔地位置、妻女情况等；最后用几句押韵的文字加以概括并表达悼念之意，叫做“铭”。志文和铭合称为“墓志铭”。有的墓志阴面或侧面刻有家属姓氏。现存最早明确称为“墓志铭”的，是刘宋大明八年（464年）的《刘怀民墓志铭》。

近代著名藏书家吴元起藏《刘韬墓志》拓片（原石已佚）

北朝以魏太和二十三年《韩显宗志》为最早，其他较重要的还有《刁遵志》、《崔敬琶志》、《郑道忠志》、《李超志》等。

也有一些特殊形状的墓志，比如仿龟形的北魏《元显隽墓志》。而唐代的《李寿（唐高祖李渊弟）墓志》，龟形更大，且彩绘贴金，雕刻精湛，富丽堂皇。

这一时期的墓志身上多刻棋子方格，志文用小楷书。北齐和隋代的墓志间有隶书。唐代墓志也有用行书的。

历代对隋唐时期墓志的收藏与研究极为重视，在近代更是达到了高潮。清末以来对隋唐墓志大力搜集汇录者有端方、罗振玉、章钰、陆和九、缪荃荪、于右任、张钫、李根源等人。其中墓志的收藏以张钫的《千唐志斋》最为著名。斋建在河南新安张钫旧居内，共收藏、著录唐代墓志1250种，仅洛阳地区出土的就有1209件，至今仍全部保存完好。此外还有李根源的曲石精庐所藏亦颇丰。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各地在考古发掘中陆续发现了一批隋唐时期的墓志材料，其中很多都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如西安地区出土的隋大业四年（608年）《李静训墓志》、唐景云二年（711年）《章怀太子墓志》、开元廿八年（740年）《杨思勖墓志》、咸通十五年（874年）《苏凉妻马氏墓志》；北京地区出土的唐建中二年（781年）《姚子昂墓志》；辽宁朝阳地区出土的隋大业八年（612年）《韩暨墓志》、唐天宝元年（742年）《韩贞墓志》；宁夏出土的乾元元年（758年）《慕容威夫妇合葬志》等。此外在安徽合肥、亳县，江苏扬州以及福建、湖南、广西等地也发现了一批隋唐墓志，它们为考古发掘及研究工作提供了可靠的断代根据，对于隋唐历史文化的研究具有重要价值。现收藏隋唐墓志较多的有陕西省博物馆及昭陵博物馆、洛阳关林石刻艺术馆、开封市博物馆、扬州市博物馆、北京石刻艺术馆等。现存及有所著录者总数已近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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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怀太子

章怀太子李贤（654—684年），唐高宗第六子，也是武则天所生的第二子。在其兄李弘死后，一度被封为太子，之后被废为庶人。武则天掌权以后，为避免李贤有什么轻举妄动，派丘神绩去巴州监视他。但丘神绩却做主将他囚于别处，逼他自杀，李贤遂死。武则天得知此事，于显福门为李贤举哀，并恢复他的王位，贬丘神绩为叠州刺史。中宗复辟后，于神龙二年（706年）追赠李贤“司徒”，并派人迎其柩陪葬乾陵。睿宗景云二年（711年），追赠皇太子衔，谥章怀太子，与其妃房氏合葬。

李贤的才华，在高宗诸皇子中为最高。他统召注释的《后汉书》，至今仍为权威注本。深受后世赞誉。

宋元及以后，墓志锐减，不复辉煌。宋志出土者较少于唐，且并未受到收藏者重视。元明以下之见著录者更少。

可以附入墓志一类的还有买地券，亦称冥契、幽契、墓别。买地券源于西汉，盛于东汉，唐宋以后遍布于大江南北。买地券是死者领有阴间土地的凭据，通常附有道教的制鬼符篆，券文刻写或笔写于砖、铁、铅板、石板等硬化的物品上，以便于墓中久存。如吴《浩宗墓券》、西晋《杨绍墓别》、南汉《马二十四娘墓券》，这些“券”一般并不提及墓的四至。唐代以后开始明确四至，如《刘玄简墓券》。

北魏时期墓志

北魏时期有代表性的墓志有：

1.《张玄墓志》

《张玄墓志》全称《魏故南阳张玄墓志铭》。此碑立于北魏普泰元年（531年）十月，原石已佚，出土之处不详。何绍基在道光五年时购得剪裱旧拓孤本，但在经过剪裱之后行款已失，推测为20行，行20字。当时为了避康熙的名讳“玄烨”，而改称为《张黑女墓志》。

《张玄墓志》正书，书法精美，刻工亦佳。字形略扁，多有隶书笔意，古质典雅。用笔方圆兼备。横画或圆起方收，或方起圆收；长捺一波三折，排泄角含分隶遗意，不少用笔有行书意，结体含动势。书法峻宕朴茂，笔画锋藏势劲，结体偏方，又由方趋圆。于北碑峻逸之中，又含南帖温润，遒丽与雄强之长兼而有之。既有北魏的神韵，又有唐楷的法度，堪称魏碑中难得的精品，备受书家好评。

何绍基旧拓至今传世，拓本共12页，每页4行，满行8字，今藏上海博物馆。

2.《元羽墓志》

《元羽墓志》刻于北魏景明二年（501年），1918年在河南洛阳出土，今存中国历史博物馆。

元羽为北魏王室，因此墓石字体优美，刻工极精细。其笔画方折峻厉，亦参用圆笔，直画收笔多做悬针形。

《张玄墓志》拓片局部

民国时洛阳北邙山出土的元姓诸志及其他北魏将相大臣志多为于右任鸳鸯七志斋所得，后移赠陕西省博物馆。

元羽墓志

南朝墓志较少，北朝为多。除《刘怀民志》外，建国后在南京附近出土了东晋《谢鲲志》、《刘谦妇刘氏志》、《王兴之志》、《刘剋志》、《王丹虎志》、《王闽之志》；齐《吕超静志》；梁《程虔志》、《永阳王萧敷夫妇志》。

南北朝和隋代墓志均不署撰书人姓名。唐代以后始有标撰书人名和官衔者，自撰墓志者则属个别，如甘肃出土的《明彭泽墓志》等。

墓志在隋唐时期更加普及，从王公贵族至平民百姓都在墓中埋设墓志，即使竖有墓碑，也要在墓中埋一件墓志。隋唐墓志的质地、雕饰和文字书法都比较考究，还有一些名人撰、书的作品。

隋代墓志

现存的隋代墓志是以官僚贵族及其眷属的葬志为主。志文的撰写也有了相对固定的套路。一般志首先记叙死者的卒官、姓名、籍贯和祖先世系，而后回顾死者的生平仕历并加以称颂，最后记录死者的卒年、葬日、葬地及子孙姓名等。隋代有代表性的墓志有以下几种：

1.《美人董氏墓志》

全称《美人董氏墓志铭》，刻于隋开皇十七年（597年）。撰文者为蜀王杨秀，隋文帝第四子，董美人为其爱妃，病逝时年方19岁，杨秀撰文以表哀悼。21行，行23字。

《美人董氏墓志》所书小楷在历代墓志中堪称上品，历来被列为隋志第一。上承北魏书体，下开唐朝钟绍京一路小楷新风之先河，是南北朝到唐之间的津梁。其书法布局平正疏朗，整齐缜密；结字恭正严谨，骨秀肌丰；笔法精劲含蓄，淳雅婉丽。从字体面目看，楷法纯一，隶意脱尽，已与晋人小楷、北朝墓志迥别，但是部分地可以看到外方里圆、华美坚挺的笔致，给人以清朗爽劲、古意未漓的感觉。

《美人董氏墓志》原石于清嘉庆、道光年间在陕西西安出土。为上海陆君庆官陕西兴平时所得，旋归上海徐渭仁。咸丰三年（1853年），上海小刀会农民起义战争期间，原石毁佚。初拓本流传甚少，极为难得。现北京图书馆、北京大学藏本、日本三井文库等均有收藏。

北京图书馆藏《美人董氏墓志》初拓本

2.《张通妻陶贵墓志》

《张通妻陶贵墓志》立于隋开皇十九年（599年）。志文19行，行19字。清末出土于陕西咸宁，原石已佚。原始拓片藏于故宫博物院。

此志楷书，书法结构平正，并具有齐陈峻整绵丽的风格，于隋代墓志中属于秀丽一派。

3.《苏孝慈墓志》

《苏孝慈墓志》立于隋文帝仁寿三年（603年）。37行，行37字，共1292字。清光绪十三年（1887年）在陕西蒲城县出土。

墓志出土当年，县令张荣升撰跋刻于碑文第三十一行（短行）“文曰”下方空白处，后因有人认为所刻位置不妥，遂被凿削。故今天所见整拓本仍留有清晰痕迹。

此志楷书，书法结字谨严，用笔劲利，神采飞动，是隋代书法的代表作，在书法上可以看作唐代欧阳询一派楷法的先驱。

4.《常丑奴墓志》

《常丑奴墓志》，凡27行，行27字，共存659字，系隋大业三年（607年）常丑奴及夫人合葬志。志石于明代存陕西兴平崇宁寺壁间，后随崇宁寺毁废，志亦佚去。现上海博物馆藏有明代拓本。册首有清金农题签，册后有清杨知、诸锦、陈章、高翔、姚玉珏、翁方纲等题跋。曾经曹溶、金农、陈骥德、吴大澄递相收藏。

上海博物馆藏明拓《常丑奴墓志》首页

常丑奴，扶风始平（今陕西兴平）人。该志正书，无撰书人姓名。被奉为唐楷之先导。

5.《元公夫人姬氏墓志》

《元公夫人姬氏墓志》刻于隋大业十一年（615年），清嘉庆二十年（1815年）出土于陕西西安。初归武进陆氏，继为大兴恽氏、南皮张氏得，经咸丰庚申兵燹，石已断裂残缺不全，现仅存拓片。37行，行37字，无书者姓名。

现存初拓本很好地保留了该志的本来面目。全志正书，笔势劲拔峻快，结体方整遒丽，是隋墓志中的代表之一。拓片曾经萧山朱翼盦先生收藏。1953年，朱夫人张宪祗率子捐献故宫博物院。

唐代墓志

唐代墓志基本上沿袭了隋代墓志的形制和文体格式，但在表现形式上，出现了明显的等级差别。那些贵族和高级官员的墓志铭形制较大，刻绘精致，花纹装饰也较为繁杂，如在陕西昭陵出土的唐显庆四年（659年）《尉迟敬德墓志》，该墓志边长约120厘米，顶形盖上刻有多重宝相花饰，中央以飞白书刻写志名，志侧刻有十二生肖纹及宝相花饰，志文达2221字之多。而一般平民和下层官员的墓志边长仅40厘米左右，志文在500字上下，装饰花纹也很简单，有的甚至没有任何装饰。有些地区（如新疆等地）还使用砖刻写墓志，更加简略。

唐代墓志的书法技艺十分丰富高超，包含了各种书体、各个流派的书法风格。初唐时期，墓志书法受褚遂良、虞世南、欧阳询等大书法家的影响十分明显，如咸亨三年（672年）的《盖蕃墓志》、圣历二年（699年）的《崔玄籍墓志》等。这种影响一直延续到盛唐时期，如天宝十一年（752年）的《顺节夫人李氏墓志》，书体形神与褚遂良《大字阴符经》有许多相似之处。盛唐时期，由于唐玄宗喜作隶书，墓志中的隶书也随之增多，如开元十一年（723年）的《崔泰之墓志》、天宝十年（751年）的《倪彬墓志》等，都是用隶书刻写的碑刻佳作。中、晚唐时期，墓志书体又深受颜真卿、柳公权等大书法家的影响，如贞元五年（789年）的《公孙夫人李氏墓志》等。唐代后期，墓志书体日渐草率，行书甚至行草体也时有所见。

唐代墓志的雕刻纹饰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从唐初至唐高宗时期，主要是缠枝忍冬、卷云纹，纹饰简洁明快，枝蔓肥大，花叶、云朵多为单层三瓣形。武则天时期，主要是忍冬、行云及花鸟图案，纹饰变得纤细繁缛，花瓣、花朵层叠多生，缠枝纹形成多组∽形的连续图案，如圣历二年的（699年）《赵慧墓志》等。到了开元年间，出现了大朵花蕾的忍冬花饰和以花朵图案为主的多重忍冬及对叶忍冬花结以及四象云气纹与人身十二生肖纹饰等，如开元四年（716年）的《独孤氏墓志》、开元二十一年（733年）的《开承简墓志》等。到了天宝年间，转肥厚丰硕的花草纹居多，团花纹也开始出现，如天宝七年（748年）的《宋遥墓志》等。安史之乱以后，墓志的纹饰明显减少，变得粗率简略，花饰以团花、回形折线纹、宽肥的簇叶纹、四象及开光式十二生肖纹为主。

1.欧阳询书《姚辩墓志》

《姚辩墓志》刻于隋大业七年（611年），虞世基撰文，是现今所见欧阳询书写的唯一墓志。高三尺三寸，广一尺五寸。寸楷32行，行42字。石在陕西西安出土，但不是原石，而是北宋元祐三年戊辰（公元1088年）翻刻的，一石二面，但翻刻技术极好，而且还能看到欧书小楷风格，字体方整，富有六朝风致。该铭“随”字带“辵（即“辶”），为隋碑中鲜见。

志主姚辩（546—611年），史书无传，字思辩，武威人，官至左屯卫大将军、右光禄大夫，屡立大功，死后赠左光禄大夫，谥曰“恭”。本志可补史书所缺。

该志为万韶文刻字。万韶文是隋唐两代知名刻工，唐永徽四年（653年）禇遂良的《圣教序碑》，也属万韶文刻，此时距离刻《姚辩墓志》已42年，万氏至少有60岁了。

《姚辩墓志》全拓

2.欧阳通书《泉男生墓志》

《泉男生墓志》，唐代正书石刻。王德贞撰文，欧阳通书，调露元年（679年）刻。石高92厘米、宽91厘米、厚12厘米，其上篆书“大唐故特进泉君墓志”。1921年在河南洛阳城北东岭头村出土。原石曾归陶北溟，陶北溟欲转售日本人，为张风台以千元购回。后藏河南开封市博物馆。志文正书，46行，满行47字。书法严整俊美，恣肆奇倔，有其父欧阳询之风。

3.颜真卿书《王琳墓志》

《王琳墓志》全称《唐故赵郡君太原王氏墓志铭并序》，石灰岩质，纵90厘米、横90.5厘米。四侧刻云纹饰，唯下侧有“开元廿九年（741年）记”字样。志全文32行，满行32字，有浅界格。2003秋于洛阳龙门镇张沟村出土。

撰文者为王氏之夫徐峤，徐峤两《唐书》有传。官至润州刺史、江南东道采访处置兼福建等州经略使、慈源县开国公。

开元二十九年王琳卒于润州，徐峤悲痛欲绝，亲志其铭。翌年，峤卒。徐峤文采超人，所撰王琳志铭气度不凡，志文为颜真卿所书。此时徐峤50多岁，颜真卿30多岁，职位不高。徐峤让颜书丹，可谓慧眼识珠。

《王琳墓志》是迄今我国发现的颜真卿最早的书法艺术作品，让我们领略了颜真卿早年书法的魅力。从该志可见，早在青年时代，颜真卿的书法已呈现出独特的风格。随着岁月递增，其书渐臻完善，直至炉火纯青。

4.颜真卿书《郭已虚墓志》

《郭已虚墓志》1997年在河南省偃师出土，现藏偃师商城博物馆。颜真卿当时41岁，其书法艺术已有相当浓厚的功底。

此墓志青石质，长104.8厘米，宽106厘米，厚16厘米，盖顶篆书为“唐故工部尚书赠太子太师郭公墓志铭”，四边线刻有瑞兽及花纹。志文楷书，35行，满行34字，共1150字，有浅线界格，字体端庄工整，刻工十分精细。

墓志文统篇规整统一，单字结构严密，笔道刚劲有力，较之现藏最早的北宋多宝塔碑拓本影印本，保持了颜氏楷书风格的原风原貌，是研究颜体早期书法成就弥足珍贵的资料。

这一墓志间接地反映了当时唐王朝与吐蕃之间发生的重大事件和其他一些历史的真实状况，补充了唐代史志的不足，对历史研究有一定价值。

5.张少悌书《高力士墓志》

《高力士墓志》刻于宝应二年（763年），1999年秋于陕西蒲城县保南乡山西村的高力士墓中发掘出土，现藏蒲城县博物馆。墓志为青石质，长113厘米、宽79厘米、厚16厘米，正面刻有铭文1682字。

志署“尚书驾部员外郎知制诰潘炎奉敕撰，太中大夫将作少监翰林待诏张少悌奉敕书”。此文详述高力士一生，辞采华丽；字体楷行并茂。此志系张少悌年富力强时之作。此碑在墓中保存完好，字口清晰，是研究张少悌书法不可多得的样本。该志可补史料之阙，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研究价值。

知识链接

张少悌

张少悌是盛唐书碑名手。但在唐代，书法蔚兴，高手如云，又因为其书迹流传较少，后世对他所知甚少。目前所能知道的是他的主要活动年代是唐玄宗天宝至唐德宗贞元年间，大致与颜真卿同辈而略晚。广德元年，张少悌官太中大夫、将作少监、翰林待诏。至大历十二年（777年），迁为守将作少监，其余依旧。

目前所知张少悌所书碑版多为行书，少量为正书，共有十四种。最早的是天宝六年（747年）的《王四娘塔铭》（行书），最晚的是贞元元年（785年）四月的《王仁敬碑》（楷书）。张少悌行书自王书《圣教序》直追晋法，且更具闲淡冲和的韵致，但始终没有走出王羲之的影子。由于艺术史的评价往往“重变不重常”，既然张少悌的书法没有站在变革的浪尖上，故而未被后人看重也在情理之中。

1999年，张少悌书于广德元年（763年）的《高力士墓志铭》与大历十二年（777年）的《高力士神道碑》出土，他的书法重新引起人们的重视。二碑前者偏于行楷，是奉敕而作，镌刻精良，颇能传达用笔的精微之处，笔画的起止搭截十分清楚。总体上给人的感觉是平和雍容，温文尔雅，用笔洗练纯净，但同时也缺少了险势所带来的紧张和惊心动魄。后者则为行草，且更趋成熟并富有个性，有了自己的特征。它已经摆脱了拘谨而有更多性情的流露，显得更加自由。

相信随着未来出土材料的增多，我们对张少悌书法的认识和理解会更加深入。

塔铭

信奉佛教的僧尼及居士不用棺葬而用火葬，一般焚尸后即葬入骨灰塔，故随葬记录生平的刻石不称墓志而称塔铭。较著名的有唐《化度寺邕禅师塔铭》、《王居士砖塔铭》、《净业法师塔铭》、《兴圣寺尼法澄塔铭》等。

1.欧阳询书《化度寺邕禅师舍利塔铭》

《化度寺邕禅师舍利塔铭》，唐李百药撰文，欧阳询书，刻于唐贞观五年（631年）。相传北宋庆历初，范雍在南山佛寺曾见到原碑，叹为至宝。寺中僧人误以为石中有宝，破石求之，不得而弃，碑断为三石。后经靖康之乱，残石碎佚。清代翁方纲根据拓片考证原石为35行，行33字。

现存宋拓本，为海内孤本。明初为王翶（孟阳）所藏。存字最多，凡930字，《全唐文》即据以录文。清代经陈伯恭、成亲王、荣郡王、沈树镛、潘祖荫等递藏。民国间潘祖荫侄女静淑嫁吴湖帆，以此为陪嫁物。后吴氏将此本与宋拓《九成宫醴泉铭》、《温彦博碑》、《皇甫诞碑》三册欧阳询书碑合装一匣，名为“四欧秘籍”，是传世最为显赫的欧书拓本之一。

上海博物馆藏《化度寺邕禅师舍利塔铭》宋拓本首页彩影

册首有吴湖帆绘《勘碑图》、《化度寺碑式》。册中有翁方纲、罗振玉、吴湖帆、伯希和、沈尹默等人题跋，李鸿裔、朱孝臧、吴梅、蒋祖诒、叶恭绰等观款。册尾另装入“敦煌残本”影印件。

2.《王居士砖塔铭》

《王居士砖塔铭》刻于唐高宗显庆三年（658年），17行，行17字，上官灵芝撰文，敬客书。

此塔铭书后即掩埋黄土之下达900多年，直至明万历年间出土。但因用石甚薄，出土不久即损裂，始破为二，继破为三，又破为四，后碎作七，故世传佳拓极少。

该志为正书，书写人敬客，生平事迹均不可考。但此铭楷法精妙，体势俊逸，风神挺秀，深得欧、褚意法而又能自出机杼，无疑为唐楷中之佼佼者。

第四节　造像、画像、题记与建筑物刻铭

造像碑及其题记

造像是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开始出现的。佛教徒不仅要参拜佛像，而且将捐资造像看作祈福消灾的大功德。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是中国佛教空前兴盛的时代，许多重要的佛教石窟、造像都是在这一时期开凿雕刻的。依照形制，造像可以分为石雕造像（包括石窟造像、摩崖造像和单体造像等等）和造像碑两大类别。石雕造像属于古代雕刻艺术范畴，这里只介绍造像碑。

造像碑大多数立在石窟或寺庙内外，是佛教艺术与中国碑版和汉代画像艺术结合的产物。现存的实物，以北魏时期的最早，而以东魏——北齐和西魏——北周时期的数量最多，说明其最盛期在北朝晚期。至隋代日趋衰落，唐代仅偶有发现。在地域分布上，北方明显多于南方，多发现于今河南、陕西、山西、甘肃等省。

造像碑所雕刻的佛像，在题材和造型风格等方面的特征，一般近于同时期的石窟、寺庙里的单体造像艺术。但因雕刻于碑石上面，故多系高浮雕作品，且形体较小，雕琢得更加精细。碑上还常铭刻造像缘由和造像者姓名、籍贯、身份等，有时还线刻供养人像。

造像碑借用了中国传统石碑的形式，在形体上分长方扁体形和四面柱形两类。由于其前后和两侧面均可开龛造像，故此可以大体归纳为三种形式。一种是通碑四面雕为排列整齐的小型佛像，千篇一律，少有变化，这种形式，称为“千佛碑”或“万佛碑”。第二种则是在碑的前后两面各雕出二层或三层的佛龛，龛中雕出一佛二菩萨或一佛二弟子二菩萨，龛楣雕有飞天伎乐及天幕等。第三种形式是全碑仅雕为一龛，龛中雕一佛二菩萨，菩萨脚边雕有护法狮子。这一类造像，多在龛上层雕出供养人和供物，左右还多有文字题记等。

配合这种风气，在石刻中也出现了一种新的类型——造像题记，也就是在造像旁边附刻上造像时间、造像主姓名、所造佛像名称和发愿文。造像题记一般是在石窟建成、佛像雕造完毕以后，在石窟边缘或佛像的旁边的侧壁上雕琢出一块碑版造型的石壁，然后刻写。这种形式的造像题记出现较早，在北魏开凿的龙门石窟中多有发现。更多的是不用碑的形式，直接在石窟空白的壁面或佛像旁边摩崖刻写。

北周造像碑，上有北周建德二年（573年）发愿文

由于有些石窟造像经过历代不间断地刊刻和扩建，造像多，题记自然也很多。这些题记的摹刻所在之处见缝插针从壁脚到窟顶，排列得密密麻麻。一般而言，造像主的身份高，开凿的洞窟就大，造像也大，题记位置就显著，篇幅也长；造像主身份低，洞窟就小，造像也小，题记位置则不固定，一般仅刻造像主姓名。后者又被称为“题榜式”造像记。北朝时期不仅有题榜式的造像记，还有题榜式的造像。比如龙门古阳洞南壁，一座座小佛龛按照棋盘格的样式纵横有序排列，旁刻佛名、造像主或供养人姓名。

造像题记中记录的造像主的姓名、官职、籍贯以及祈福缘由等内容，对于研究各个历史时期的官制、地理、民族等社会情况均有较高的参考价值。而其中所出现的各种造像题材，为我们研究不同历史时期的佛教信仰提供了有准确纪年的研究资料。

我国较著名的石窟造像群主要有山西云冈石窟、河南洛阳龙门石窟、巩县石窟、甘肃麦积山石窟、敦煌石窟、四川大足石刻、河北响堂山石刻、山东千佛山石刻等。而造像题记则以龙门石窟中众多的造像题记最为世人称道。

龙门石窟造像及其题记

龙门石窟位于河南省洛阳市南郊12公里处的伊河两岸。香山和龙门山隔伊河对峙，远望犹如一座天然的门阙，古称“伊阙”。龙门山山清水秀，景色宜人，温泉增辉，自古以来就被列入洛阳八大景之冠，传说隋炀帝杨广曾登上洛阳北面的邙山，远远望见了洛阳南面的伊阙，就对他的侍从们说，这不是真龙天子的门户吗？古人为什么不在这里建都？一位大臣献媚地答道，古人并非不知，只是在等陛下您呢。隋炀帝听后龙颜大悦，就在洛阳建起了隋朝的东都城，把皇宫的正门正对伊阙，从此，伊阙便被人们习惯地称为龙门。龙门石窟就开凿于这处山水相依的峭壁间，是中国四大石窟之一（另外三大石窟为：山西云冈石窟、甘肃敦煌莫高窟和甘肃天水麦积山石窟）。

邮票中的龙门石窟

它始凿于北魏孝文帝由平城（今山西大同市）迁都洛阳前后。历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隋、唐和北宋等朝，雕琢断断续续达400年之久，其中北魏和唐代大规模营建有140多年，因而在龙门的所有洞窟中，北魏洞窟约占30%，唐代占60%，其他朝代仅占10%。据统计，东西两山现存窟龛2345个、佛塔70余座。历代开凿的主要寺窟有潜溪寺、宾阳中洞、宾阳南洞、万佛洞、莲花洞、奉先寺、古阳洞、药方洞、擂鼓台中洞、擂鼓台北洞和看经寺。龙门全山造像11万余尊，最大的佛像卢舍那大佛，通高17.14米，头高4米，耳长1.9米；最小的佛像在莲花洞中，每个只有2厘米，称为微雕。

龙门石窟是佛教文化的艺术表现，但它也折射出当时的政治、经济以及文化时尚。石窟中保留着大量的宗教、美术、建筑、书法、音乐、服饰、医药等方面的实物资料，因此，它是一座大型石刻艺术博物馆。

1961年即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2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第一批国家级风景名胜区；2000年11月30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龙门石窟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龙门石窟也是中国佛教造像题记保存最多的一处，共有各时期佛教造像题记2860多块，数量居中国各大石窟之首。其中著名的《龙门二十品》是魏碑书法精华，唐代著名书法家褚遂良所书的“伊阙佛龛之碑”则是初唐楷书艺术的典范。这些石刻都堪称中国书法艺术的上乘之作。

所谓《龙门二十品》，是后代碑拓鉴赏家从龙门石窟众多的石刻造像题记中精选出来的二十种造像题记的总称，最早见于清代康有为所著的《广艺舟双楫》和方若所著的《校碑随笔》。这些碑刻不仅记录了发愿人造像的动机、目的，还为石窟考古分期断代提供了依据。在书法上，它们在汉隶和晋楷的基础上发展演化，从而形成了端庄大方、刚健质朴，既兼隶书格调，又孕楷书因素的独特风格，是北魏时期书法艺术的精华之作、“魏碑”体的代表，上承汉隶，下开唐楷，兼有隶楷两体之神韵。

“二十品”中有十九品在古阳洞，一品在慈香窟，名称分别是：《比丘慧成为亡父始平公造像记》、《长乐王丘穆陵亮夫人尉迟为亡息牛撅造像记》、《步餉郎张元祖妻一弗为亡夫造像记》、《北海王元详造像记》、《司马解伯达造像记》、《云阳伯郑长猷为亡父等造像记》、《新城县功曹孙秋生二百人等造像记》、《邑主高树和维那解伯都卅二人等造像记》、《比丘惠感为亡父母造像记》、《广川王祖母太妃侯为亡夫广川王贺兰汗造像记》、《邑主马振拜和维那张子成卅四人为皇帝造像记》、《广川王祖母太妃侯为幼孙造像记》、《比丘法生为孝文皇帝并北海王母子造像记》、《北海王国太妃高为亡孙保造像记》、《比丘道匠为师僧父母造像记》、《辅国将军杨大眼为孝文皇帝造像记》、《陆浑县功曹魏灵藏造像记》、《安定王元燮为亡祖亡考亡妣造像记》、《齐郡王元佑造像记》、《比丘尼慈香、慧政造像记》。

其中《杨大眼造像记》、《始平公造像记》、《孙秋生造像记》、《魏灵藏造像记》由于字数较多、书法最精，被合称为“龙门四品”。

1.《杨大眼造像记》

《杨大眼造像记》，简称《杨大眼》，是龙门石窟北魏时期造像记中书法艺术价值最高的作品之一。

造像主杨大眼是北魏名将，南朝人形容他的眼大得像车轮，《魏书》上说他“少有胆气，跳走如飞”，骁勇善战。孝文帝时，迁为统军。宣武帝初年他奉命南伐，连拔五城，追奔至汉水，斩南朝辅国将军王花，首虏2000余，因功封安成县开国子，食邑三百户，任直阁将军，不久又加辅国将军、游击将军、平东将军。当他凯旋，经伊阙时发愿开龛，时当在正始三年夏秋之际。造像龛位于古阳洞北壁第二层，大龛东起第三龛，右邻魏灵藏造像龛。龛大且内容丰富，雕刻富丽华美，是古阳洞中的精品。

杨大眼造像龛，右侧为《造像记》

造像龛高253厘米，宽142厘米。尖拱形，龛楣中心刻庑殿顶殿堂，正脊中心为金翅鸟，殿内释迦牟尼佛端坐。佛殿下二龙盘绕，二龙外侧二仙人分骑象、虎而行。龛内释迦牟尼结跏趺坐，禅定印，两侧菩萨侍立。三尊雕像皆饰火焰纹背光。造像记在龛右侧，高126厘米，宽42厘米，盘龙首，长方座，正面刻五个小龛，圭形碑额上刻“邑子像”三字，所刻文字歌颂北魏将领杨大眼军功显赫的一生。

《杨大眼造像记》即属于脱尽隶法、斜画紧结的典型邙山体。其特点是结体庄重稳健，中宫紧收，四面辐射；笔势雄奇，点画轻重对比明显，受刀意影响显著，形成块面元素；而用笔特点，则圭角尽露，沉厚恣肆，提按顿挫明显，即所谓“方峻”。

2.《始平公造像记》

《始平公造像记》在古阳洞北壁。魏孝文帝（元宏）太和二十二年（498年）九月十四日造讫。题记由孟达撰文，朱义章楷书。共10行，每行20字。此碑与其他诸碑不同之处是全碑用阳文雕刻，而且有横峰笔直的棋子方，为历代石刻所仅见。记文内容寄造像者宗教情怀，兼为往生者求福除灾。

此碑用笔方折峻整、棱角分明，笔画折处重顿方勒，结体扁方紧密，点画厚重饱满，锋芒毕露，宽厚肥壮而不呆板，显得雄峻非凡。起笔处折锋顿笔，收笔处顿笔藏锋，笔力浑厚。结字伸缩有变，字势风骨凛凛，一派魁伟雄姿。它一反南朝靡弱的书风，开创北碑方笔的典型，被推为魏碑方笔刚健风格的代表，以阳刚之美称誉后世。

该刻清乾隆年间始被黄易（1744—1801年）发现，受到书坛重视。其书法艺术在“二十品”中被列为第一珍品。更被人看作方笔魏碑的极致。

3.《孙秋生造像记》

《孙秋生造像记》在古阳洞南壁自窟口向内第3龛，龛高254厘米，宽150厘米，深65厘米，造一佛二菩萨。在龛的右侧刊刻造像记，高153厘米，宽50厘米，蟠龙螭首，方形碑座上有3个后刻的小坐佛龛，造像碑文可分为3部分，自上而下，第一部分，额题；第二部分，发愿文13行，行9字；第三部分，题名15行，行30字，共刻人名139人。在题名的末尾，最后一行刻日期，为北魏宣武帝景明三年（502年）五月廿七日刻毕。

《孙秋生造像记》由孟广达撰文，萧显庆书，为六朝碑刻中为数不多的刻有书家署名者。但书家情况不详，或为地位低下的工匠或民间经书写手。但此记书法是龙门造像记中的佼佼者，与《孙秋生造像记》风格接近，书风沉着劲重。全篇用笔方正遒劲，朴厚古拙，峭拔劲挺；力量外拓；章法处理上行列也较为整齐，显得纵有行而横有列，虽字字独立，但笔法多变，但并无刻板之感。

4.《魏灵藏造像记》

《魏灵藏造像记》在古阳洞北壁，无年月，无撰书人姓名。额楷书题“魏灵藏”，额左题“薛法绍”，中间一行“释迦牟尼像”字略大于两侧。全记10行，行23字。根据乾隆初拓本判断，共应215字。民国十年凿损百余字。北魏造像每用别体字，此记尤多。

记文楷书，书法酷似《杨大眼》，疑出于一人。此碑是方笔露锋之典型代表，最显见用笔之妙。笔画锋颖外露，角棱若刀，结体扁方紧密，点画厚重饱满，显得雄峻非凡，端庄隽洁。起笔都将锋颖露在画外，有的角棱若刀，有的细锋引入，煞有情趣；即使画也挺直有力，折笔显见方棱；收笔处，有时敛毫便止，有时放锋犀利。笔画或大或小，大者纵矛横戈，如虎奔龙吟，小者轻微一点，如蜻蜓掠水，皆能顺势合情，绝无率意轻发。结体或取横势，或取纵势，皆极意显示雄踞盘关之威仪，怀隐瑰玉之神采。整篇看来，严整肃穆，端庄隽洁。

除了“四品”的说法，依据辑录者眼光不同，另有合称为“十品”者，但历来所选不一。

一种说法为“四品”与“二十品”中《慈香》、《道匠》、《牛橛》、《高树》、《元燮》、《太妃侯》六品合称。

另一种说法为在“四品”之外选“二十品”中《一弗》、《解伯达》、《郑长猷》、《惠感》、《高树》、《法生》、《太妃侯》、《元燮》、《道匠》、《马振拜》十种。

《龙门二十品》代表了魏碑体，是龙门石窟碑刻书法艺术的精华，历来为世人所推崇。不同时期书家还在“二十品”之外，辑录有拓片“三十品”、“五百品”，乃至“龙门会山”等等。

画像碑及其题记

《道德寺碑》

画像碑是指碑上刻有山水、人物、花鸟等形象、地图以及景观的平面图或示意图等图像的碑刻。这种类型的碑刻到唐代以后才出现。主要是由于社会的发展，一些特定信息需要有更加可靠、便于传播，同时又能长期保存的传播形式。由于其坚固耐损，材料易得，制作工艺简单成熟，碑刻就成了很好的载体。

1.人物画碑刻

人物画碑刻，所见最早的是唐代的《道因法师碑》、《道德寺碑》和元代的《大开元寺兴致碑》。

（1）《道因法师碑》。

《道因法师碑》全名为《大唐故翻经在德益州多宝寺道因法师碑》，唐龙朔三年（663年）镌立，现存陕西西安碑林。碑主道因法师曾在慈恩寺帮助玄奘翻译佛经。

此碑碑文为欧阳通书写，也是欧阳通的代表佳作。欧阳通楷书虽出于父，但却写得更瘦硬，更劲挺，特别是主笔横画在收笔时末锋飞起，富有浓重的隶意，这在此碑帖中多有体现。此碑书法笔力遒健，险峻瘦怯，但锋芒棱角太露。

更重要的是此碑的两侧有浮雕花卉图案，趺座两侧线刻两组人物，都是高鼻深目、头发卷曲的西域人形象。人物有的穿靴，有的赤脚，似乎身份有所不同。

（2）《道德寺碑》。

《道德寺碑》全称《大唐京师道德寺故禅师大法师之碑》，唐显庆三年（658年）刻，到范书。螭首方座，高230厘米，宽94厘米。文37行，行67字，楷书。该碑系尼姑十善为其师母、道德寺主持善惠和玄懿二人所立。碑文内容记述善惠和玄懿二人的宗教活动情况和事迹。到范为初唐书法家，其字颇似欧体。碑阴上部浮雕三佛二菩萨及二护法天王，中部浮雕莲花及护法狮子，下部线刻善惠和玄懿及其弟子的画像。碑原立于唐长安城道德寺内。1950年出土于西安市西郊梁家庄，遂移入西安碑林。

（3）《大开元寺兴致碑》。

《大开元寺兴致碑》刻于元延祐六年（1319年），碑为圆首方座，高1.64米，宽0.55米，圆形碑额的顶端刻有神人、仙草、瑞兽等图像，两边刻有缠枝牡丹，中间篆刻“大开元寺兴致”6个大字。碑身正面分两段，上段刻图画，为唐玄宗与胜光法师辩论佛恩德的场面。玄宗与胜光对坐，玄宗一边有4名侍者，胜光一边有4名沙弥，代表政、教两方面。下段刻文字，是玄宗与胜光辩论佛德的内容。

碑文楷书，原文书写者为金代僧人澄润，书写时间为金宣宗贞祐四年（1216年）。

传说唐开元二十八年（740年）正月二十八，玄宗皇帝与著名的胜光法师曾在延庆殿进行过一场有关佛恩德的辩论。在听了胜光法师的弘论后，玄宗皇帝被说服，并说：“自今以后，誓为佛之弟子，可于天下州府各置开元寺一所，表朕归佛之本意。”这也是开元寺兴建的由来。

2.山水画碑刻

山水画碑中最著名的要数清代的《关中八景诗图碑》。

所谓“关中八景”，指的是八处关中地区著名的文物风景胜地，又名长安八景。分别为：华岳仙掌、骊山晚照、灞柳风雪、曲江流饮、雁塔晨钟、咸阳古渡、草堂烟雾、太白积雪。清康熙十九年（1680年），朱集义用诗和画的形式描述了这八处胜景，并制成碑刻保存至今。

此碑碑阳有冯绣的篆额“关中八景”。下共分八段，每段左右分刻，成十六格。单层左诗右图，双层左图右诗。刻字者为高君诏，刻画者为杨玉璞。每首诗末还配有简短的说明性文字，介绍景观历史。碑阳最下端为周王褒的楷书题跋。碑阴刻松鹤图。

此碑山水画用线刻，品位上乘，刀工娴熟，线条流畅。

3.花鸟画碑刻

花鸟画碑中有代表性的有宋文与可的《文同画竹碑》和清慈禧太后的《平安富贵图碑》。

（1）《文同画竹碑》。

《关中八景诗图碑》全拓

《文同画竹碑》现保存在安徽马鞍山采石矶碑廊中。碑版上线刻文同所画之竹。由于文同本人留下的画作极少，更重要的是他虽然以画竹闻名，但自己却并不看重，所以流传更少。因此这通石碑所刻的竹画极为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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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胸有成竹”的典故

宋代画家文同（1018—1079年），字与可，四川省梓潼县人。他是苏轼的表兄，曾任洋州（今陕西洋县）知州。

文同以善画竹著称。他对竹子有深入细致的观察，法度谨严。他画竹叶，创浓墨为面、淡墨为背之法，形成墨竹一派，有“墨竹大师”之称。又因为他主张胸有成竹而后动笔，故苏轼在《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中说他主张：“画竹，必先得成竹于胸中。”也就是从这篇文章中，衍生出了“胸有成竹”这个成语。

（2）《平安富贵图碑》。

慈禧太后御笔《平安富贵图碑》刻于清光绪十六年（1890年）。整幅作品上半为书法篆刻，包括最上方居中阴刻的“慈禧皇太后御笔之宝”玺印，下为“平安富贵”四个大字楷书，下接三方印鉴。下半为诗歌图画，包括一幅梅瓶牡丹如意图（“瓶”谐“平”音）中安插牡丹花（寓“富贵”意），瓶边斜放一只如意；右侧小字题诗一首。全碑图文并茂，结构精巧。

4.景观图碑刻

景观图碑刻的代表有华山西岳庙中保存的《太华全图碑》和《敕建西岳庙全图碑》。

（1）《太华全图碑》。

《太华全图碑》在灏灵殿月台下右侧，康熙三十九（1700年）制，通高1.85米，碑高1.4米，宽0.7米，碑座束腰长方形，无碑首，碑面石质光油细致，雕刻精细。碑面阴线刻绘的华山诸景，并注有各峰景点名称。全碑所刻景点位置准确，名称清楚，层次分明，错落有致。

（2）《敕建西岳庙全图碑》。

《敕建西岳庙全图碑》在灏灵殿月台下右侧，居《太华全图碑》左，长2米，宽0.85米，此碑将西岳庙的整个布局、殿堂楼阁的名称，形式及开间大小、门窗斗拱都非常详细地刻画在图中，为研究西岳庙的古建布局及复原工作提供了极其珍贵的资料，从此图与文献记载对照，此碑当为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陕西巡抚毕沅重修西岳庙时所刻。惜在20世纪70年代初因汽车倒车不小心将此碑撞倒，折为两段，现已复制，树立其旁。

5.地图碑刻

地图碑可以南宋《平江图碑》和《地理图碑》为代表。

《平江图碑》

（1）《平江图碑》。

《平江图碑》是南宋理宗绍定二年（1229）郡守李寿朋重整坊市后所刻的平江府城平面图碑，原存苏州府文庙，后藏苏州市博物馆。它是现存最古的苏州城图，也是流传下来的宋代城市图中最详密的一幅，同时还是我国现存最早、最完整的城市平面图。因该碑中部模糊不清，1917年曾被深刻过。1961年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该碑高2.76米，宽1.415米，平江图边框高2.03米，宽1.39米，顶上正中有碑额“平江图”三字。四边分题东、西、南、北四字，以北为上。

苏州在唐代就是江南的大城市，建有60里坊，390座桥，以都市繁华、河网纵横著称。南宋建炎四年（1130），金军夷平坊市。绍兴以后陆续修复。此图所反映的就是经李寿朋整修后的情况。城北居住区小巷横列，除有河道外，与元、明北京的胡同极相似，跨街建坊也与明清城市相同。因此，它是研究里坊制度废除后宋代城市规划新发展的重要史料之一，图中所示的子城府衙也是了解宋代衙城形制的珍贵史料。图中所绘玄妙观三清殿、报恩寺塔、罗汉院双塔、瑞光塔等至今尚存。

（2）《地理图碑》。

《地理图》是南宋黄裳作的中国全国性地图，淳祐七年（1247年）由王致远在苏州按原图刻石成碑。它与现存西安的《华夷图》和《禹迹图》是现存我国最古老的三幅全国性地图。碑亦分上图下文两部分，详细刻画出山脉、河流、湖海、森林、长城及各级行政机构路、府、军、州的地理位置，并将地名用“题榜”标明，极其醒目。与我国现在的地图相对照，除海岸线出入较大，边境地区地方标志模糊，黄河、长江的发源地不清楚外，其余基本相符。下部释文共645字，大致记述了自夏禹到南宋的历代版图变迁情况。左下角沿有刻工王致远的47字题跋。

石阙

阙本来是中国古建筑中的一种特殊的类型。这种建筑物是在重要建筑的大门之外建两个对称的台子，在台子上建楼观，上圆下方，因其两台子之间阙然为道，所以称为阙。因为在阙楼上可以观望，所以又称之为观。又因在阙上悬挂法典，所以又被称为“象魏”。阙一般有台基、阙身、屋顶三部分。

汉阙的建筑形式，从现存实物和古代画像石、画像砖、壁画中可以看出有单阙对立的，也有带子阙的。还有直接把两山对峙之处称之为阙的。

按阙所在的位置，有宫阙、祠庙阙、陵墓阙、城阙、国门阙等不同类型。其中祠庙阙与陵墓阙不仅有大量实物传世，而且保存着大量铭文图案。

宫阙位于帝王之居宫门前面，因此古时也经常把阙作为帝王宫廷的代表。自汉魏以后，宫阙逐渐与皇宫大门相结合，成为一个整体了。这种将双阙两观与宫殿宫门相结合的形式，我们从唐宋以来的绘画和遗址中常常可以看到。现在保存唯一的一处宫阙实物就是北京故宫午门两旁的东、西雁翅楼。它们与午门相结合，构成为凹形的平面，把两观形式与门组合在一起。我们如果把两座雁翅楼与午门分开，还可以重现汉以前两观的形式。现在的午门又称五凤楼，但是在正门两旁的侧门上，还特意加上了阙左门和阙右门的名字，以保存原来宫阙的遗意。

祠庙阙位于大型的祠堂、庙宇的大门左右，现存实物有著名的嵩山三阙。

1.嵩山三阙

嵩山三阙位于河南省登封县嵩山之麓，是太室庙阙、少室庙阙和启母庙阙的合称，为公元2世纪初东汉时期所建。三阙均为石制，阙身上有汉代隶书题记和各种人物、车马、动植物、建筑物的雕刻，是研究汉代社会生活、风俗习惯和书法艺术的珍贵资料。

太室庙阙位于嵩山太室山前中岳庙南约1里处，分东西二阙，以条石及块石砌成。有两段隶书铭文，行间均有直向界格。阙身其余石面均满雕各种姿态生动的人物、车马、动植物等图案，为研究汉代绘画及社会风习的珍贵实物资料。《太室石阙铭》的隶书圆润古朴，兼有篆意，为传世西汉碑铭之上乘。

启母庙阙

少室庙阙在登封县城西6公里少室山下邢家铺村西，为少室阿姨庙神道阙，东汉安帝延光二年（123年）颍川太守朱宠所建。形制与太室阙相仿。《少室石阙铭》刻于西阙南面，为篆书，存字20行，行存4字。西阙北面上部有双勾阴文篆书题额“少室神道之阙”6字。东阙北面另有隶书题名四行，无年月，阙身其他石面亦如太室阙满刻艺术价值甚高之汉画像，因年深日久，剥蚀较重，尚可看出有赛马、踢球、射猎、斗鸡、角力及与兽相逐等图案。《少室石阙铭》的篆书宽博朴厚，气象恢弘，有大家之风。

启母庙阙位于登封城东北3公里万岁峰之启母庙前。这里有著名的古迹启母石。启母庙据说建于汉武帝时，武帝为避其父景帝讳，改名开母庙。启母庙阙亦为东汉延光二年颍川太守朱宠所建。阙铭无额，文篆书35行，前11行，行7字，后24行，行12字，铭文内容为颂扬夏禹治水以及启母的事迹。《启母庙石阙铭》下方，另有东汉灵帝熹平三年（174年）中郎将堂溪典《嵩山请雨铭》，隶书，17行，行5字，字多剥蚀。阙身有汉画像，与铭文书法交相辉映。《启母庙石阙铭》的篆书，较《少室石阙铭》为严谨，比李斯诸刻方紧，而秦篆浑朴茂美之气，尚依稀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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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启出生的故事

大禹治水时，他的妻子涂山氏也来到嵩山，给他缝衣做饭。大禹为了尽快凿开山间通道，就变了一只大熊，在山间来来往往，开山凿石，忙碌不停。为了避免惊吓妻子，他就告诉她说：“你听见我的击鼓声再来送饭。”

一天，大禹一不小心，竟把一块石头踢落崖下，恰好击在鼓上，涂山氏听到鼓声，急忙把饭送去。可是她竟看见一只大熊在山间跳跃治水。她心中一惊，羞惭之下便向山下跑去。跑了一阵，涂山氏跑不动了，化成了一座巨石。大禹见此情景，大呼：“还我孩子！”只听一声巨响，石头破开，生下一个男孩，因此取名叫“启”。

陵墓阙是现存汉阙中保存得最多的类型。它们均位于陵墓之前，两相对称，中阙为道，为陵墓神道的入口大门。现存者均为石制，故能保存近两千年未毁。著名的陵墓阙有四川渠县冯焕阙、沈府君阙，绵阳平阳府君阙，梓桐李业阙以及山东嘉祥武氏祠阙，平邑皇圣卿阙等等十数处。这些阙均为公元一二世纪遗物，不仅是研究汉代建筑而且也是研究汉代社会生活和书法、雕刻艺术的重要实物。

2.冯焕阙

冯焕阙位于四川省达州市渠县北土溪赵家坪。据《汉书》记载：冯焕，东汉安帝时人，为幽州刺史，延光元年（121年），被诬下狱，事虽辨明，已病死狱中，安帝“赐钱十万，以子为郎中。”

冯焕阙为双体，东西各一，目前仅存东阙，高4.38米，由阙基、阙身、枋子层、介石、斗拱层、阙顶6个部分组成，是一座完整的仿木结构建筑。

阙身由青砂石做成，由三层大石叠成：一层，雕刻着纵横相交的仿子；二层为介石，较薄，四面平直，上面布满浅浮雕方胜纹图案；三层石块向外飞斜，呈倒梯形，两侧为曲拱，富有强烈的装饰美。拱眼壁上，正面青龙，背面玄武，刻画细腻，刀法娴熟。顶部仿双层檐，庑殿式，简瓦，瓦纹草叶。

阙身正面铭文下刻一饕餮，铭文为“故尚书侍郎河南京令豫州幽州刺史冯使君神道”，大约建于建光元年或后一年。

冯焕阙风格稳重朴素，雕刻精致简练，造型生动优雅，独具一格，显示了汉代高超的建筑艺术，是中国建筑艺术史上的珍品。

3.沈府君阙

沈府君阙位于四川渠县城北34公里的水口乡汉亭村燕家场，是汉阙中唯一的双阙幸存者。约建于东汉延光年间（122—125年），但其子阙已经毁废。左、右阙形制相同，由台基、阙身、楼部及屋顶4部分构成，两阙东西相距21.62米，阙高4.84米。

台基，石一层，无刻饰。阙身为独石，略有收分，四角各刻1柱。两阙内侧分刻青龙、白虎。东阙青龙浮雕，利吻紧咬玉环下之绶带，挣扎上仰，奋欲腾云。西阙白虎浮雕，隆准短身，四足五爪，尾长而刚健，口亦紧咬玉环绶带，跃跃欲奔。正面居中刻展翅朱雀、铭文及铺首，左阙铭文：“汉谒者北屯司马左都侯沈府君神道”，右阙铭文：“汉新丰令交都尉沈府君神道”。楼部石2层，第一层刻栌斗、纵横枋及铺首，四隅雕角神；第二层下段减地平西王母、三足鸟、蟾蜍、玉兔及求仙药的使者等；上段呈上大下小的斗形，1周斗6朵，正、背面作身弯曲的曲，侧面身很长，斗下浮雕仙女乘鹿、玉兔捣药、射猴及董永侍父图等。屋顶部均存石1层，作重檐庑殿式。正、背面出檐56厘米，侧面出檐62厘米，刻出椽子、连檐、瓦当、瓦垅；其上脊饰已失去。此阙建筑构件刻得略显粗糙，两阙斗多不对称，装饰雕刻都很精美。

阙周遍布反映汉代社会生产、生活的人物、动物和作物的浮雕，如独轮车、农商贸易、猎射、戏兔以及牛、羊、马诸畜和果树、水草等等。西阙铭文“汉新丰令交趾都尉沈府君神道。”其书法独匠，乃汉隶之佳品，其中之“沈”字肆意运笔之飘逸淋漓，为世罕见。

两千年来，世人纷纷前往观摩，其拓片流诸海外。沈府君阙，造型古朴，雕刻精巧，状物逼真，形态生动，不仅是造型艺术中的又一珍品，而且是研究汉代生产、生活、建筑、交通工具及书法、雕塑、绘画艺术难得的实物资料。

沈府君阙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建亭保护，20世纪80年代初国家拨专款修建围墙，并由专人看管。

4.武氏祠阙

武氏祠位于嘉祥县纸纺镇武宅山村北，为汉代祠堂和墓地，始建于东汉桓、灵时期。武梁祠为单间歇山式，全石结构，现存石阙、石狮各一对，石碑两块，祠堂石刻构件四组40余石。其石刻画像，内容丰富，雕制精巧，取材广泛，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反映了东汉时期的社会状况、风土人情、典章制度、宗教信仰等，是中国最大、保存最完整的汉碑、汉画像石群。

石阙为双阙对称，间距4.15米，由基座、阙身、栌斗、阙顶组成。重檐平伸，顶刻四坡瓦垄，傍依单檐子阙，通高4.30米，基座各宽2.58米，厚1.4米，通体刻画像及花边纹饰。两阙身正面有建和元年（147年）题铭90余字，记有立阙人武始公暨弟绥宗、景兴、开明及营造工匠姓名。

石阙画像与祠内其他画像一样，运用了减地平雕加阴线刻的手法，由良匠卫改雕文刻画而成。画面图像丰富、布局严谨、雕琢精湛、风格凝重沉稳，堪称汉画像石的典范和集大成者。

新中国成立后，为加强这批珍贵文物的保护和管理，在此专设文物保管所。1964年将处于深坑中的石阙、石狮，按原位置提升到现在的地坪以上，并建立了宽敞的保护室。

陵墓阙自汉唐以后也有所改变，已逐渐从一般墓道中消失。陕西西安附近汉唐陵墓的陵门前双阙尚有遗址可寻，尤以唐高宗武则天合葬墓神道前的双阙遗址最为显著，借双峰以为阙址，气势更为雄伟。

除了以上几种形式的阙以外，古时候还常常在城门的两旁建立双阙，以为守望，称作城阙。此外还有“国门之阙”的提法，但一般认为这只是一种想象，并无实物。近年来在辽宁绥中海边，发现了秦始皇行宫遗址前大海中的一对峙立礁石，俗称之为海门，可能秦始皇当时巡视海疆时，曾把它当做过国门阙。

经幢

幢原是中国古代仪仗中的旌幡，是在竿上加丝织物做成，又称幢幡。由于佛教的传入，特别是唐代中期密宗的传入，僧众开始将佛经或佛像书写在丝织的幢幡上。后来为保持经久不毁，改成刻在石柱上，因刻的主要是《陀罗尼经》，因此称为经幢。自此，经幢成为一种带有宣传性和纪念性的艺术建筑。

唐宋以来，建幢之风盛行，其中尤以五代两宋时最多。一般安置在通衢大道、寺院等地，也有安放在墓道、墓中、墓旁的。有为建立功德而镌造的陀罗尼经幢，也有为纪念高僧而建的墓幢。

经幢多为石质，也有少量为铁铸。一般由幢顶、幢身和基座三部分组成，主体是幢身，有二层、三层、四层、六层之分，刻有密宗的陀罗尼经文。一般最常见以《佛顶尊胜陀罗尼经》为最多，其次为《白伞盖陀罗尼》、《大悲心陀罗尼》、《大随求即得大自在陀罗尼》、《大吉祥大兴一切顺陀罗尼》，此外也有刻《金刚经》、《般若心经》、《弥勒上生经》、《父母恩重经》等。基座和幢顶则雕饰花卉、云纹以及佛、菩萨像。整体多呈六角或八角形，以八角形为最多，另有少数为圆柱形。此外还有直接刻在石壁或建筑物内壁上的。

历代重要的经幢有：

1.五台山佛光寺经幢

佛光寺有两座唐代经幢，一座建于唐大中十一年（857年），立于佛殿阶前的中线上，高3.24米。另一座建于唐乾符四年（877年），在山门和文殊殿之前，高4.9米。均为八角形须弥座，上刻陀罗尼经及立幢人姓名。幢身之上有狼角形宝盖，表面携流苏，八角出狮头。山蕉叶之内是覆钵，其上有仰莲覆宝珠，刻工极为精好。

2.河北赵州陀罗尼经幢

建于北宋景佑五年（1038年），高约18米，是我国现存石经幢中最高的一座。河北卢龙有一座金代经幢，重建于金代大定九年（1169年）。幢呈八角形，7层，高10米。柱身浮雕云龙，柱头饰仰莲、石狮，第七层盘盖上雕八条巨龙，上为仰钵承托球形幢顶，雕刻极为精美，为罕见石雕杰作。南翔寺经幢，建于唐咸通年间，北宋重修，元代重镌尊胜陀罗尼经文。高8米许，上刻有莲瓣、如意纹、力士、天王等，幢身六面，镌刻陀罗尼经文全文。

河北赵州陀罗尼经幢

3.上海松江唐经幢

建于唐大中十三年（859年）现存21级，高9.3米，幢身八面，刻尊胜陀罗尼经全文。相传造此幢有二说，一为此处是“海眼”，造幢镇之；二谓每年秋天官府在此行刑，信佛者造幢超度亡灵。全幢高大美观，尚具盛唐风格。

4.无锡惠山唐宋经幢

江苏无锡慧山寺山门前，北为唐乾符三年（876年）陀罗尼经幢，南为北宋熙宁三年（1070年）建的普利院大白伞盖神咒幢。两幢形式大小基本相同，上刻“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并序”。由上至下有栏杆、仰莲、坐佛、狮子、云纹等，雕刻华丽，造型优美。

5.杭州凤凰山梵天寺经幢

位于浙江杭州凤凰山麓，建于唐乾德三年（965年）；共两座，高15.67米，为浙江现存最高的一对经幢。书刻经文精美，华盖按腰檐形式制作，十分别致。

6.浙江海宁安国寺经幢

在浙江海宁盐关镇西北隅，共有三座经幢，分别建于唐会昌二年（842年）、四年（844年）和咸通六年（865年）。幢为石制，刻有《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其咸通六年幢高7米，腰檐仿木构建筑，是现存发现最早的石构仿木制法古经幢，幢座还有精湛的佛教故事浮雕。

7.福建漳州经幢

唐咸通四年（863年）所建。幢为石雕，高1.83米，幢身镌刻《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全文，书法遒劲，有晋人风韵，明顾炎武评为天下经幢第一。

8.湖南常德铁经幢

建于宋代的湖南常德铁经幢，原在德山山麓，位于乾明寺左侧。经幢建在1.42米高的石座上，幢身用白口铁铸成，高4余米，重约1.5吨，幢身铸刻《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基座部分铸有佛像、金刚力士、莲花等纹饰。此种由生铁铸成、仿木结构的经幢，在我国现存经幢中很少见。

9.云南大理国经幢

在云南昆明，建于大理国时期，具体年代不详。又名“地藏寺石幢”或“梵文经幢”。经幢为石质，七层八菱形，高约8.30米。其第一层刻《尊胜宝幢记》及梵文《心经》、《发四宏愿》等，第二层刻四大天王及梵文《陀罗尼经》，第三层以上雕刻佛像、菩萨、天王及楼宇、飞禽等。经幢造型优美，形象毕肖传神，是滇中艺术珍品。

10.《居庸关云台六体文字石刻》

《居庸关云台六体文字石刻》，在北京昌平居庸关云台券洞内，元至正五年（1345年）九月元顺帝敕旨刊刻。券洞边上雕刻各种花草图案，洞内东西两壁刻有四大天王，并有梵、藏、八思巴、回鹘、西夏、汉文6种合刻的文字。其中除梵文外，其余5种文字均分大小字，梵文与5种大字为陀罗尼经，分别是《佛顶放无垢光明入普门观察一切如来心陀罗尼》咒文与《佛顶尊胜陀罗尼》咒文；小字为建塔功德记。其中梵文和藏文为横刻，其他四种文字竖刻。

这处石刻是现存稀有的精致的元代雕刻艺术杰作；同时，这六种文字石刻更是有着重要的语言学、文字学、文献学和书法艺术价值。

其他建筑物刻铭

除以上三种形式的建筑刻铭以外，带有铭刻的建筑物还有界至、桥、柱、井栏等。

（1）界至。一般用来记某些建筑或地产的“四至”，盖始于汉代，也称“界碑”、“界至碑”、“四至碑”，佛寺则曰“界相碑”。如唐《丰乐寺大界相碑》，北宋《栖岩寺四至记》，南宋《常熟县经界记》等。

（2）桥。江浙地区一些宋元时期建造的石桥都刻有当时的年号，这一风俗到明清更为盛行。

（3）柱。唐宋寺观之石柱或柱础上有时刻有文字。其中保存至今、最早的是河南安阳出土的凿孔之方石，刻有“赵建武四年造泰武殿前猨戏绞柱石孔”字样。

（4）井栏。江浙地区宋代以后的井栏多刻有年号。最古老的则是南朝梁天监十五年（516年）茅山道士所作的井栏。

此外还有一些石质器物刻石，这里就不做过多介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