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古代节日民俗

中国多姿多彩的节日文化可归纳为古代的节日文化、汉民族的节日文化和兄弟民族的节日文化等三大部分。人们怀着巨大热情，以最好的物质文化（饮食、服饰）和最精彩的精神文化（民间信仰、文艺、工艺）来欢度自己的节日。因此，中国传统节日形成的过程，反映了社会发展史和中华民族文化积淀过程的一个侧面。

第一节　节日风俗的发展与演变

节日风俗的产生

农业生产、原始崇拜、神鬼迷信、禁忌等习俗无疑是节日风俗产生的土壤。但是，这些习俗要注入节日还需要很长的时间，一方面使上述的原始习俗上升到礼仪性质，成为“约定俗成”的礼俗；另一方面，通过神话传奇故事给特定的节日增添浪漫迷离的色彩，通过历史传说的附会使其更加合情合理，某些民间习俗一旦被统治者引入宫廷生活中，于是上仿下效，更加风靡普及……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些条件都是节日风俗形成的催化剂。

根据节日风俗起源及发展来看，在先秦大部分节日已产生，但是从风俗内容上来看尚不够丰富，形式上也往往比较单一，流行地区不一定广泛，有些时间也不那么固定。所以，在先秦只能是节日风俗的起源萌芽阶段。之所以如此，是有深刻的历史原因的。众所周知，许多自然崇拜、神鬼迷信和禁忌在原始社会里已开其端，这从现代民俗考古及文物考古都可证实。春秋战国时代，奴隶制“礼崩乐坏”，大量的奴隶逐步转化成自耕农，一些奴隶主也向封建地主转变。与前代相比，人有了自己生活的权力。人类自我意识觉醒，逐渐冲破“礼”的枷锁束缚。因此，民间风俗也自然“相染成风，相沿成俗”，得到了长足发展。所以节日风俗的早期萌芽大部分是在这个时期。

但是，春秋战国时的长期分裂，又影响了已经萌芽了的节日风俗发展。各个国家或地区具有各自不同的历史积淀和传统习惯，因此，国与国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节日风俗不尽相同，而林立的国家界限又把人们分别囿于狭小的生活圈子里，生活风俗缺乏必要的融合，造成了“百里不同俗”的局面。

节日风俗的定型

汉代是我国节日风俗的定型时期。除夕、春节、人日、元宵、上巳、寒食、端午、七夕、重阳等主要节日的风俗内容都基本上定型于这个时期。

我国主要节日风俗定型于汉代，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及多方面的社会条件。除沿袭继承先秦社会生活风俗这个历史原因外，从汉代社会背景来看，促成节日风俗定型主要有三方面的因素。

首先，汉代是一个政治、经济比较稳定的统一国家，统一使先秦时代各地区不同的风俗出现融合。先秦时代的荆楚文化圈、巴蜀文化圈、齐鲁文化圈、吴越文化圈、北方文化圈、中原文化圈与秦文化圈在汉代逐步融为一体。各地风俗也互相吸收渗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长安宫廷中跳起南方楚舞，唱起楚歌，中原的礼俗也传到南方荆楚及百越之地。反映在节日风俗上，对照一下《荆楚岁时记》所载南方节日风俗与《西京杂记》所载长安节日风俗，有许多类似之处，这正是“相染成风”的风俗传播与融合发展的结果。

其次，汉代又是一个科学与迷信并盛的时代，这为节日风俗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土壤和空气。汉代天文学有了长足的发展。关于宇宙天体已有了三家学说：盖天说、浑天说、宣夜说。汉代科学技术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先秦时代那种盲目的自然崇拜，对节日风俗也产生了巨大影响，突出地表现为原始的自然崇拜与巫术式的风俗向宗教神学人文化过渡。节日形成与历法关系极为密切，历法确定是节日确定时间的前提。但是，夏、商、周三代以来直至汉初，每次改朝换代，都要改律历、易正朔、重立岁首。历法多变无疑对节日产生影响。西汉时制定了《太初历》，更精确地反映一年地球运行周期，特别是确定了建寅之月为岁首，从此以后2000多年再无大的变更，这无疑是节日得以确定的重要因素。

元宵狮舞

再次，汉代又是神鬼横行、谶纬迷信的时代。如果说先秦时代的迷信仅只是由原始自然崇拜、巫术禁忌发展演变而来，那么汉代的迷信则有了完整体系的理论依据，更深入地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从社会上层到乡村偏野的民百姓，无不笼罩在一片神秘的迷雾中。但是，这种迷信的社会风气对节日风俗的形成却是必不可少的条件，节日起源于原始崇拜与禁忌，形成于迷信风俗。汉武帝为了祭祀太乙神，设祭坛、立祀祠、宰牛马、具太牢，兴师动众，折腾数年。这种在甘泉宫大张灯火祭太乙神的方式却被民间所仿效，形成了正月十五元宵节张灯夜游的风俗。阴阳五行家又把迷信禁忌活动划分给一年的四时八节、二十四节气，形成了一套僵化的岁时迷信顺序。岁时划分的迷信禁忌一写入经典，又逐步上升为礼俗。这种迷信与礼俗的混合体，在确定节日及其风俗活动中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节日与神话本来都是起源于原始崇拜的一对孪生姊妹，然而在发展中，却互相影响，关系亲密。神话为节日增添浪漫色彩，节日为传播神话又提供了媒介。在汉代，神话的发展也为节日风俗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有些风俗活动本身就来源于神话。那时，吴刚虽然还没有得道成仙，然而嫦娥却已经进入广寒宫，玉兔金蟾的传说使中秋节拜月之俗向赏月之俗发展，已搭上了浪漫的神话桥梁。织女星虽然还没有下嫁牛郎结成夫妻，但是“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的眉目传情，已给“七夕”乞巧的姑娘们增添了生动有趣的话题。

到了东汉，历史的积淀已在节日风俗中呈现出来，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一些历史人物的祭奠代替了原来某些原始崇拜活动的内容，成了节日的主宰，如后稷，屈原、介子推、伍子胥等，皆由人得道成神，受到人们的崇拜；二是风俗本身发展中，一些风俗上升成礼俗，一些礼俗演变为风俗，不少风俗和礼仪融为一体，被人们约定俗成地接受并沿袭下来。这一点在以后的节日风俗发展历史上也是如此。

节日风俗的变化

魏晋南北朝时期，在我国节日风俗发展史中是一个受冲击并出现变异的阶段。冲击来自三个方面：道教、佛教的宗教冲击；清谈玄学思想带来的玄怪观念的冲击；民族融合的冲击。由于这些冲击，使节日风俗活动的内容及性质发生着变异。

东汉末年，源于神仙说的道教，从民间勃然兴起。先称“五斗米道”或“太平道”，经创始人张陵、儿子张衡、孙子张鲁的传道广为流播，到了张角时变为农民起义的思想武器和组织形式。原始道教经过改造，到南北朝时得到了统治阶级的承认。在北方传道的有寇谦之，投统治阶级所好；在南方传道的有葛洪、陶弘景，干预南朝政治，被称为“山中宰相”。道教炼丹求仙，点铁成金、寻求长生不死，既符合统治阶级口味，而招神驱鬼、画符除妖治病，又为群众所欢迎接受，因而在社会生活中形成一股势力。

放风筝

两汉之际传入中国的佛教，到南北朝时，经过中国僧人遭安传教，西域僧人鸠摩罗什译经，佛教在中国广泛传播开来，形成了又一股宗教势力。宗教冲击对节日风俗影响颇深，出现了一些宗教节日，如四月八日浴佛节、七月十五日中元节等，浴佛节日仪式在南北各民族中都相当流行。七月十五是佛教的盂兰盆会节，也是道教的中元节。其他节日如中秋、重阳、七夕等节日风俗中都有佛教与道教的仪式内容渗入，这种宗教对节日影响尤其在唐宋以后表现得最为明显。

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与汉人杂居，一方面使汉族与少数民族的风俗出现融合；另一方面战乱造成北方人民向南方的大迁徙，使汉族内部南北风俗也产生融合。

唐代是中国节日风俗划时代的裂变时期。节日完全从原来的禁忌、迷信、祓禊、禳除的神秘气氛中解放出来，转变为娱乐型、礼仪型，成为真正的“佳节良辰”，但在某些方面已向奢侈享乐方面发展。

从隋唐到宋代，节日风俗一直处在这种变化过程中，这是一定的历史背景所决定的。隋唐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昌盛时代，北魏时出现的“均田制”，到唐代时已推行全国，将土地按户分配给农民耕种，赋税征收采用劳役地租与实物地租相结合的“租庸调”制，使封建小农经济模式达到了空前未有的繁荣阶段。由于国家的强盛和统一，科学技术长足的进步，农业生产从几百年的战乱中恢复起来，手工业、商业都十分发达。社会经济的发展与人民生活的相对稳定，给社会风俗演变提供了历史条件，因此，表现在节日风俗上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向娱乐型演变。

节日变得欢快愉悦，风俗生活内容也变得丰富多彩。大量的体育娱乐活动出现在唐人的节日里。荡秋千、放风筝、蹴鞠、打马球、拔河、射箭、走马、游猎、斗百草……形式多样。不同季节，不同的节日活动内容也各异。尽管在魏晋南北朝时，许多节日风俗已向娱乐型转变，一些体育娱乐活动也在节日出现，但远不及唐代变得这样彻底、普遍，尤其是节日观念上的转变。唐代有关节日的神话故事，也不再是那么狰狞可怖，也变得生动、滑稽、浪漫而又富有诗情画意。唐玄宗携道士游广寒宫，月宫桂下，仙姝成群，歌舞迷人。魏晋时织女还被视为好吃懒做而被惩罚之人，唐代以后，她已成了真善美的化身。至于凶神恶煞的捉鬼门神，先由钟馗道士取代，后又转让给秦叔宝、尉迟敬德二位将军。繁荣的社会经济带来了轻松愉快的节日风俗，反映出唐代人民丰富的生活情趣、相对平衡的社会心理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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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球与蹴鞠

足球是当今世界第一运动，最早的足球娱乐确实起源于中国。我国先秦时期就有了一种重要的娱乐活动，那就是所谓的“踏鞠”。踏鞠又叫“蹴鞠”、“蹙鞠”，其实就是我国最为原始的足球游戏。这种游戏活动早在3000多年前的殷商时代就已出现。在殷商用来占卜的甲骨文字中，已有关于踏鞠之事的记录。过去有些人认为中国的足球是在近代以后从欧洲引进的，但是实际上早在3000多年以前我国就有了足球运动的雏形，蹴鞠游戏便是它的最早源头。有的古籍中甚至将我国蹴鞠的起源一直推到上古时代。如刘向《别录》中称“寒食蹴鞠，黄帝所造，以练武士”。把蹴鞠的发明权归属于上古时代的黄帝的说法恐怕是附会之辞，但是根据现有的资料来看，蹴鞠活动在商周时期就开始出现，在春秋战国时期已经十分普及。宋代的高俅就是因为蹴鞠玩得好，被皇帝喜爱，成为太尉的。

节日风俗的进一步发展

中国节日风俗到明清时期，出现三种变化：一是上层统治者及文人士大夫层的复古风；二是有些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节日风俗淘汰或淡化；三是游乐性的风俗迅猛发展。因宋明理学的影响，封建礼教对人们思想禁锢日益加强，封建社会日趋僵化，这反映在节日风俗上也有了变化，更讲究节日的礼仪性、应酬性。例如，新年拜谒，达官贵人限于“礼尚往来”，不能不相互拜谒，于是一盒拜帖送到，见帖不见人。随之相伴的是复古风，唐宋时的驱傩仪式具有很大的娱乐性，内容已变得与前代面目全非，可是明代的驱傩活动却效法于汉代，师古而不法唐宋。甚至在民间已广泛盛行的门神是秦叔宝、尉迟敬德，可一些士族大夫，官宦之家偏不用，而法秦汉，用神荼、郁垒作门神。此类例子不胜枚举。明代社会由于手工业、纺织业的发展，在浙杭苏州一带出现了大批机户及佣工，沿海一带商业贸易也迅速发展，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资本主义萌芽虽然受到封建主义的阻力，但是仍然缓慢发展，给节日风俗带来很大变化。一些节日逐渐被人们冷淡，甚至被淘汰。如唐宋以前，人们十分重视的社日及祭土地神风俗，在明清时已不为人们重视。无土地，沦为佃户、雇工之人，也就不再敬土地神。男耕女织的家庭模式的破坏，七夕节也不为人注意，仅保留了家庭妇女们的娱乐活动。

但是，娱乐性的节日风俗在明清时仍在持续发展，像元宵节放花灯烟火，到明代长达10夜，创历史之纪录。龙舟竞渡之风有增无减，至于节日期间，玩狮舞龙、旱船秧歌、杂技百戏、体育活动等有增无减，杭州西湖上游艇画舫，节无虚日，盛况均超前代。

第二节　中国节日民俗

春节民俗

春节是中华民族的第一大节，她有着悠久的历史与丰富的文化内涵。春节凝结着中国人的贺岁情感、生命意识、审美趣味与宗教情怀，春节是民族文化传统的集中展示，人们在享受着春节文化的同时也表演着民族的节日文化。民族文化正是在节日这一特定的时空设置中得到传承与弘扬。

我国农历新年为什么放在正月初一呢？

我国人民以寒冬将至，春阳萌动之时作为新年伊始，其源头可以追溯到上古时代的“腊祭”。“腊祭”据说原是神农氏时代“索鬼神而祭祀”、“合聚万物而索享之”的年终祭祀习俗，主要内容是感谢百神上一年的赐予，祈求来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同时伴随驱疫禳灾活动。古代“猎”与“腊”也相通。时当冬闲，人们用猎获的野兽作为祭品举行大祭。《礼记·月令》曰：“是月也，大饮蒸。天子乃乞来年于天宗，大割祠于公社及门闾，腊先祖五祀赵公元帅像，劳农以休息之。”当时，有把“腊祭”之日当做新年来过的。

先秦时期新年习俗处于萌芽阶段。《诗经·七月》中记载了西周时期旧岁新年交替时的节庆风俗。冬天来临，人们回到室内，堵住向北的窗户，在室内生火，用烟熏鼠准备过年。所谓“八月剥枣，十月获稻，为此春酒，以介眉寿”，是说人们收获之后，酿制美酒，庆贺丰收，孝敬老人。所谓“朋酒斯享，日杀羔羊，跻彼公堂，称彼兕觥，万寿无疆”，是说人们将美酒和羔羊奉献给诸神，以酬谢一年来神的保佑和赐福。这时的欢庆活动因各国采用的历法不一样而没有统一的日子，大致在冬天农闲之际，它是后来新年习俗的雏形。

新年习俗定型于汉代。经过战国和秦朝末年的社会大动荡后，西汉初期推行“休养生息”政策，社会生产得到了恢复和发展，社会秩序比较稳定，人们的生活情趣高涨，一系列节日习俗逐渐形成。《太初历》推行后，历法长期稳定，正月初一作为新年的日期也因此得到确立。这样一来，原来各地区分别在冬末春初不同日子举行的酬神、祭祀和庆祝活动便逐渐统一在农历正月初一这一天进行。随着社会的发展，从汉朝到南北朝，正月初一过新年的习俗愈演愈烈，燃爆竹、换桃符、饮屠苏酒、守岁阳、游乐赏灯等活动都已出现，庆祝的日期越拉越长，逐渐演化成为我国的第一大节日。

新年习俗在唐代发生裂变。唐朝是思想文化昌明的时代，同时也是内外文化交流频繁的时代，新年习俗渐渐从祈报、迷信、禳除的神秘气氛中解放出来，转变成娱乐型、礼仪型节日。庆祝新年的重点由祭神转向了娱人，转向了人们自己的娱乐游艺，享受生活。所以，可以说，也只有在唐代以后，新年才真正成为普天同庆、亿民欢度的“佳节良辰”。

新年习俗到明清时期开始转型，礼仪性、应酬性渐渐加强。人们在新年相互拜谒，达官贵人互送名帖，或者登门叩拜，平民百姓也讲究“礼尚往来”，馈赠礼品，互相拜年。此外，春节的游艺性进一步加强。新年期间，玩狮子、舞龙、演戏、说书、高跷、旱船等各种娱乐活动五彩缤纷，绚丽夺目，北京人逛厂甸、广州人游花市、苏州人听寒山寺钟声、上海人游城隍庙，各地游艺活动独具特色，各种娱乐活动层出不穷，令人眼花缭乱。

按照我国的习俗，从广义上说，春节是指从腊月初八的腊祭或腊月二十三的祭灶到正月十五的元宵节这段时间，狭义上则指正月初一这一天。这期间活动很多，许多习俗富有浓郁的民族色彩。

正月初一早上，人们开门见了面，都作揖道喜，互贺没有被“年”吃掉，这成了春节的重要活动。先是在家中，晚辈向长辈磕头跪拜，祝福祝寿，然后到邻居家中拜长辈。当然了，晚辈的口袋里总是被长辈塞满了糕点、花生之类的食物。大人们见面则说“出门见喜”、“恭喜发财”、“健康长寿”等吉祥话语。宋代时开始出现拜年的贺帖，到了明清以后，投寄贺年片之风盛行。过年给亲朋好友寄张印刷精美的贺年片，上面写一些简短的祝贺词语，别有一番情趣。

春节逛庙会

古时春节有饮“屠苏酒”的习俗。传说春节喝屠苏酒，可以强身除病。

春节期间的饮食也极为丰富，美味佳肴应有尽有。按照习俗，我国南北方的饮食习惯不同，南方人喜食甜食，春节早上吃糖莲子、糖年糕、糖汤团等，意思是“一年甜到底”，而北方人则喜欢吃饺子。

春节传统的民间习俗，寄托了人们的美好愿望和憧憬。旧时，即使再穷，春节这天也要想方设法穿上新衣，盼望在新的一年里合家幸福，平安无事，盼望农业丰收，生活美满。

两千多年的历史，中国的新年风俗盛行赤县神州，渗透到了每个人的生活之中，也铸造了每个炎黄子孙的灵魂。过大年，每到阴历年底赶回家与亲人团聚，祭祖宗，拜年，这些已成为炎黄子孙共同的习惯。

清明民俗

清明在中国岁时体系中有着独特的地位，是中华民族的重大纪念日，中国境内民族大多有清明或类似清明的祭祖日，对祖先的追悼与祭祀是传统社会民众生活的重要内容。时至今日，祭祖仍为民俗生活中的大事。

传承至今的民俗节日中，惟有清明是以节气兼节日的民俗大节。作为二十四节气之一，清明最初主要为时令的标志，时间在冬至后一百零七日、春分后十五日，公历的四月五日前后。《淮南子·天文训》说：春分后十五日，北斗星柄指向乙位，则清明风至。清明风古称八风之一，它温暖清爽，在和煦的春风之下，天地明净，空气清新，自然万物显出勃勃生机，“清明”节气由此得名。

汉魏以前清明主要指自然节气，它是与农事活动密切关联的一般节令。后世成为清明重要节俗内容的祭祀活动，此时由另一民俗节日承载，这就是寒食节。寒食在清明前两日或一日，禁火冷食、墓祭及巫术性游戏等构成寒食节俗的特殊景观。

清明真正成为民俗节日是在唐宋之后，清明在唐宋后具有时令与节日的双重意义，并且其节俗意义日渐增强。民间渐将寒食节的节俗内容与清明合而为一。

清明虽然晚出，但它有着久远的历史源头，是传统春季节俗的综合与升华。对于祖先的祭祀中国人向来十分重视，当时尚无墓祭的礼俗，要祭逝去的先人，就立一名为“尸”的神主在宗庙祭祀。春秋战国时期，墓祭风气渐浓，据《孟子》记述的一则笑话说，在齐国有一个无所事事又颇好脸面的穷人，其人外出，常常醉饱归家，声称自己有诸多富贵朋友，对妻妾颐指气使，其妻生疑暗地跟踪，发现丈夫并不是出入于富贵之家，而是乞讨于墓地之间。由此可见，当时已经有了以酒食在墓区祭拜先人的习俗。但这种习俗似乎还限于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人家，对于身份低微、财力薄弱的庶民阶层来说，并不普遍。汉代随着儒家学说的流行，宗族生活的扩大，人们因现实社会生活的需要，返本追宗观念日益增强，人们对于祖先魂魄托寄的坟墓愈加重视，上墓祭扫之风转盛，如严延年不远千里从京师“还归东海扫墓地”。

唐人沿袭前代祭墓风俗，并扩大到整个社会。从礼经的记载看，古代并没有春季上墓祭扫的例规，但唐时已成风气。据《旧唐书·玄宗纪》载，唐玄宗鉴于士庶之家无不寒食上墓祭扫，于是下诏“士庶之家，宜许上墓，编入五礼，永为常式”。朝廷以政令的形式将民间扫墓的风俗固定在清明前的寒食节，由于寒食与清明节气日的相连，寒食节俗很早就与清明发生关联。寒食禁火，清明取火，扫墓亦由寒食扩展到清明，唐人已将寒食清明并称，白居易《寒食野望吟》描写寒食情景：“乌啼鹊噪昏乔木，清明寒食谁家哭。”唐代诗人柳宗元的《与许京兆书》中描述，每至清明，“田野道路，士女遍满，卑隶佣丐，皆得上父母丘墓”。清明不仅从寒食中分担了祭墓的功能，同时它也将一些原本属于寒食节日的游戏娱乐置于自己名下，如蹴鞠、秋千是寒食的著名节俗，这时也已成为清明的娱乐。杜甫《清明》诗云：“十年蹴鞠将雏远，万里秋千习俗同。”如果说唐朝寒食与清明并列，清明地位逊于寒食的话，那么宋朝清明已基本上完成了对寒食的置代，除禁火冷食仍为寒食特有的外，清明已承担了许多原属于寒食的节俗功能。

宋代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记载说，北宋时人们在清明这天都要祭拜扫墓。至于扫墓的目的和具体仪式，宋代也有人专门说明。如南宋吴自牧的《梦粱录》中说，人们“到郊外去上坟扫墓的目的是为了尽自己对祖先的思念之情和敬仰之心”。扫墓作为清明节的重要内容，一直被延续下来，直至明清时期，风气更盛。

清明时节莺飞草长，风和日丽，在屋子里被闷了整整一个冬天的人们，正好可以走出户外，探春踏青，呼吸一点春的气息。宋代天才画家张择端的传世杰作《清明上河图》，以恢弘而细腻的神来之笔，描绘了清明时节人们上坟踏青归来后逍遥自在的场景。宋代周密的《武林旧事》一书中，更详细记载了南宋临安城（今杭州）清明时节人们踏青春游的热闹情景。

进入清代，清明节仍是流行于广大民间的一个重要节日。据清代潘荣陛的《帝京岁时纪胜》说，清代的北京，清明节一到；“倾城男女”纷纷扶老携幼，去往四郊扫墓祭祖。富裕的人家，往往还要用盒子装上准备好的酒菜烧纸，乘车坐轿前往。到了墓地，人们要修整坟墓，往坟头上添点土等。祭扫完之后，人们就在坟前将随身携带的各种纸莺放飞，互相比试各家风筝制作和放飞水平的高低。这一天，还流行摘柳树枝佩戴的习俗，所以，踏青外出的人们人人都要往身上挂点柳枝。

端午民俗

端午依托夏至时间节点，传承着古老的年节习俗，在汉魏六朝时融汇南北民众对五月的时间感受，并接纳了屈原沉江的传说，发展为一个全民性的民族大节日。正是由于社会上下层民众对端午节俗的共同重视，才保证了她传承千年的生命活力。

端午作为五月五日的节名，始于魏晋时期。晋人周处在《风土记》中有如下记述：“仲夏端午，烹鹜角黍。端，始也，谓五月初五日也。”端午本是仲夏月的第一个午日，即夏历的午月午日，后人们用数字记时体制取代干支记时体制，以重五取代重午，但仍保持着端午之名。

唐代以前“端五”、“端午”混称；唐玄宗李隆基生于八月初五，为避讳，以后便正式将“端五”改为“端午”。

关于端午节的起源，说法颇多。现代学者闻一多认为，端午节起源于吴越地区的龙图腾崇拜。西汉《大戴礼记》有五月五日浴兰汤，即以兰草汤沐浴的记载，可见端午节的某些习俗，早在屈原之前已经有了。叙述周穆王驾八骏西游故事的《穆天子传》，也早已有了关于龙舟的记载。东汉邯郸淳的《曹娥碑》，称五月五日是春秋吴国伍子胥遇难日，伍子胥死后变成涛神，民间于是有了驾舟竞渡迎涛神的习俗。此外，东汉蔡邕《琴操》和晋代陆翙《邺中记》称端午是为了纪念介子推；晋代虞预《会稽典录》称端午是为纪念浙江上虞少女曹娥。流传影响最广的，认为端午起源于纪念屈原，最早的记载可见南朝时梁朝人吴均的《续齐谐记》和南朝时梁朝人宗懔的《荆楚岁时记》。实际上是后人附会于端午节的一则优美传说，但这也反映了我国历代人民对于屈原的无限热爱和怀念。吴均在《续齐谐记》中有这样一段文字：“屈原五月五日投汨罗而死，楚人哀之。每至此日，竹筒贮米，投水祭之。汉建武中，长沙欧回，白日忽见一人，自称闾大夫，谓曰＇君当见祭，甚善。但常所遗，苦蛟龙所窃。今若有惠，可以楝树叶塞其上，以五彩丝缚之。此二物，蛟龙所惮也。回依其言。世人作粽，并带五色丝及楝叶，皆汨罗之遗风也。”

古代迷信称农历五月为恶月、五月五日为恶日。所以端午节又有佩香袋、缠五色丝、挂蒲剑、饮雄黄酒、带老虎肚兜等风俗。届时，姑娘们多在衣襟上佩挂五色香袋，香袋里装的是雄黄、苍术、甘松、白芷、细辛、丁香和香草等配成的香料粉，可以驱虫排毒。据《荆楚岁时记》载，用青、黄、赤、白、黑五色丝线，系于臂上或挂在胸前，可“令人不病瘟”，《后汉书·礼仪志》上说可“以止恶气”。端午时，人们还将菖蒲采来剪成宝剑形，挂在屋檐下，将艾草挂在门楣上，据说这样可禳毒气，鬼也不敢进门了。有些地方还以芸豆荷包和五彩丝络成的小粽子、蒜头挂在儿童胸前，大人饮雄黄酒，在屋角洒雄黄水，并将其水涂抹在儿童面颊上，或用菖蒲、艾草煮水，用来沐浴，这些都是为了消毒杀菌、防疫去病、驱除毒虫、保人安康。

赛龙舟

端午赛龙舟是我国一项历史悠久的水上竞技活动。在有些地区它又称“划龙船”或“龙舟竞渡”。

赛龙舟“起于越王勾践”。春秋末期，勾践和吴国打仗，曾经战败被俘。他在吴忍辱负重三年，终于赢得吴王夫差的信任而归国。他卧薪尝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终于报仇雪恨。而在雪耻过程中，他五月五成立的水师起了重要的作用。他这种坚强的毅力和决心，感动了不少的人，后来人们效仿他，以五月五这天划船竞渡以示纪念。早在南北朝时期就有几种关于龙舟竞渡起源的说法。一说是纪念屈原，二说是纪念吴国大将伍子胥。吴、越都处江南水乡，河湖交错，民间习惯以舟代车，都很有条件形成竞渡之俗。

史料中关于粽子的记载，始于东汉。汉时的粽子包成牛角状，称为“角黍”。西晋周处《风土记》称：“古人以菰叶裹黍米煮成，尖角，如粽榈叶心之形。”又说每年在夏至和端午两个节日都吃这种食品，称“粽”或“角黍”。另据古籍记载，夏至用黍和鸡祭祀祖先，早在殷、周时就有。后来夏至以“角黍”祭祀和端午节以粽子祭祀屈原，不过是原来风俗的演变和发展。

中秋民俗

“一年月色最明夜，千里人心共赏时”。天上明月，人间情怀，人们围绕着中秋明月这一特殊天象形成了中国人特有的月亮节、团圆节。祭月、拜月、赏月、玩月、走月、跳月，中国中秋拜月人的心态情感在如水的月光之下，表现得生动而自然。

中秋节是中国的传统佳节。根据史籍的记载，“中秋”一词最早出现在《周礼》一书中。到魏晋时，有“谕尚书镇牛淆，中秋夕与左右微服泛江”的记载。直到唐朝初年，中秋节才成为固定的节日。《唐书·太宗纪》记载有“八月十五中秋节”。中秋节的盛行始于宋朝，至明清时，已与元旦齐名，成为中国的主要节日之一。这也是中国仅次于春节的第二大传统节日。

中秋赏月

据考证，我国的中秋节，是在上古秋分和月神崇拜的基础上，发展变化，最后固定在每年八月十五这天。据《周礼·春宫》说，远在周代，就已出现了每年中秋夜击鼓赋诗以“迎寒”的活动。又据《礼记》等书记载，周天子每年秋天要“夕（拜）月”。到了汉代，每逢立秋日，人们要举行敬老等仪式。入晋，已有关于中秋赏月的记载，但当时尚未形成一种风俗。直至唐代，中秋赏月、玩月等活动才终于成为一种遍及社会各界的风俗。据统计，仅唐末大诗人白居易的传世诗作中，以中秋和八月十五为题的诗，就达七首之多。可见，当时的中秋活动，对人们的生活的确影响深远。到了宋代太宗年间，皇上正式下令以八月十五为中秋节。中秋节的活动，在南北各地广泛兴盛起来了。据宋人孟元老《东京梦华录》一书记载，中秋之夜的东京汴梁，到处弦歌不绝、人声鼎沸，一派热闹欢乐的景象。达官贵人们，在自己的歌榭楼台上饮酒赏月，一般市民则争先恐后地登上沿街的酒楼，一睹中秋明月的风采。而宋人吴自牧的《梦粱录》上说，南宋的都城临安，中秋月圆之夜，同样是热闹非凡。无论是穷人还是富家大户，家家都要安排一顿晚宴，全家人一同饮酒赏月。街市之上赏月，玩月赏景的游人，“婆娑于市，至晓不绝”。到了明代，吃月饼成为庆祝中秋的重要内容。据明人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介绍，每到中秋之夜，西湖湖面上赏月的游船，来来往往，穿梭而过；苏堤上踏歌玩月的人群，络绎不绝，“无异白日”。

进入清代，中秋节的规模和内容更加扩大和丰富，中秋节的北京城，到处充满了喜庆、欢乐的气氛。家家户户，向月而供，“焚香行礼”。此时与月神相伴的玉兔，在民间文化的塑造下，形象更加生动，清代潘荣陛的《帝京岁时纪胜》上说，清初京城人用黄沙土做白玉兔，并施彩绘，“千奇百状，集聚天街月下，市而易之”。晚清人对玉兔也亲爱有加，称玉兔像为“兔儿爷”。

根据中国的历法，农历八月在秋季中间，为秋季的第二个月，称为“仲秋”，而八月十五又在“仲秋”之中，所以称“中秋”。中秋节有许多别称，因节期在八月十五，所以称“八月节”、“八月半”；因中秋节的主要活动都是围绕“月”进行的，所以又俗称“月节”、“月夕”；中秋节月亮圆满，象征团圆，因而又叫“团圆节”。在唐朝，中秋节还被称为“端正月”。关于“团圆节”的记载最早见于明代。琼台玩月图《西湖游览志余》中说“八月十五谓中秋，民间以月饼相送，取团圆之意。”《帝京景物略》中也说：“八月十五祭月，其饼必圆，分瓜必牙错，瓣刻如莲花……其有妇归宁者，是日必返夫家，曰团圆节也。”中秋晚上，中国大部分地区还有烙“团圆”饼的习俗，即烙一种象征团圆、类似月饼的小饼子，饼内包糖、芝麻、桂花和蔬菜等，外压月亮、桂树、兔子等图案。祭月之后，由家中长者将饼按人数分切成块，每人一块，如有人不在家即为其留下一份，表示合家团圆。

中秋节时，云稀雾少，月光皎洁明亮，民间除了要举行赏月、祭月、吃月饼、祝福团圆等一系列活动以外，有些地方还有舞草龙、砌宝塔等活动。除月饼外，各种时令鲜果、干果也是中秋夜的美食。

重阳民俗

“又是九月九，重阳节，难聚首，思乡的人儿漂流在外头”。一首《九月九的酒》迷醉了多少游子的心，同时它又掀动了游子几多乡愁；重阳糕、菊花酒、茱萸佩，这一道道重阳风景，编织着多少漂泊者的故乡之梦。在社会人口大流动的当代，重阳，为离开乡土的人们提供了梦寻故土的感觉，重阳宣泄了思乡人的抑郁情感，抚慰了旅行者悬浮的心灵。重阳又是传统的祈寿之节，人们在感伤的同时并没有失去对新生活的期盼，重阳为眷恋生活的人们开辟了一片晴朗的天空。

每年农历九月九日，在秋高气爽、丹桂飘香的金秋时节，人们又迎来了九九重阳节。重阳一词的来历，据说是与《易经》上有“以阳爻为九”有关。以九为阳，两九相重即为重九；日月并阳，两阳相重，故九月九日即被称为重阳。重阳节，除称为重九节之外，还称为登高节、女儿节、茱萸节、菊花节等。这些叫法，均由节日的活动内容或主题而得名。

重阳节是我国汉族民间流传的一个古老传统节日，它的由来是十分久远的。一般认为，这个节日始于先秦时期，如屈原《远游》诗中，就有咏重阳的佳句。据晋人葛洪托名西汉刘歆所撰的《西京杂记》上记载说，西汉初年，宫中已有九月九日“佩茱萸、食蓬饵、饮菊花酒”的习俗。可见，这个节日在我国出现甚早。

赏菊是人与自然的交流。东晋文人陶潜在重阳节时沉浸在“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意境中。唐代杜牧则追求“菊花需插满头归”的风雅。清代人把不同品种的盆菊放在庭院中，并给它们起了各种美丽的名称，如潇湘妃子、平沙落雁、杏林春燕、朱砂盖雪、玉池桃红、秋水芙蓉等。

古代，民间在该日有登高的风俗，所以重阳节又叫“登高节”。相传此风俗始于东汉。唐人登高诗很多，大多数是写重阳节的习俗，杜甫的七律《登高》就是写重阳登高的名篇卖重阳糕。登高所到之处，没有划一的规定，一般是登高山、登高塔。登高是一次富有诗意的远足，目标是经过认真选择的。魏晋时豫章郡（今江西南昌）人登高的地方是高峻有陂、山呈龙形的龙沙。临海郡（今浙江临海）人登高的地方，则是山头平整、可坐三四百人的湖山。在远足中，人们尽情地观赏金色的秋景，呼吸大自然的清新气息。重阳节还有吃“重阳糕”的习俗。讲究的重阳糕要做成九层，像座宝塔，上面还做成两只小羊，以符合重阳（羊）之义。有的还在重阳糕上插一小红纸旗，并点蜡烛灯。这大概是用“点灯”、“吃糕”代替“登高”，用小红纸旗代替茱萸。

重阳节插茱萸的风俗，在唐代就已经很普遍。古人认为在重阳节这一天插茱萸可以避难消灾，大多是妇女、儿童佩带，有些地方，男子也佩带。重阳节除了佩带茱萸，也插菊花。唐代就已经如此，历代盛行。清代，北京重阳节的习俗是把菊花枝叶贴在门窗上，“解除凶秽，以招吉祥”。这是头上簪菊的变俗。宋代，还有将彩缯剪成茱萸、菊花来佩带的。

从历史记载来看，晋代是十分重视重阳节的，但是，直到唐代，才由大臣李泌奏请皇上，正式确立重阳节，官方布告民间重阳节为“三令节”之一。

重阳节在唐代被官方正式确立之后，迅速在民间流行开来。节目活动的内容，则沿袭了汉晋以来登高、饮酒、采茱萸等传统。人人都耳熟能详的唐代大诗人王维《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一诗，就充分反映了这一情况。

宋明以来，重阳节的活动，代代相传。据南宋人周密《武林旧事》记载，每当重阳佳节，南宋宫中总要安排“重阳排当”，以便游乐。宋代，还出版了有关菊花的专著《菊谱》。史书记载说，有的酒店在重阳时，还要用菊花扎出门洞，让客人在菊花中出入，增添节日的趣味性。宋人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和吴自牧的《梦粱录》中，对北宋东京和南宋临安的重阳风俗，也多有反映，说明重阳节活动在宋代已遍及南北，成为深入民间的一个重要节日。明代，皇帝每年重阳都要登万寿山、吃重阳糕等，民间百姓则登西郊香山，游报国寺，饮酒作乐。

进入清代，重阳节的活动，流行不衰，大江南北，同庆重阳佳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