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的著名书法碑刻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书法艺术的繁荣时期。这一时期虽屡颁禁碑之令，刻碑受到限制，数量锐减，但仍形成了独特风格。特别是汉字的各种字体，诸如篆、隶、楷、行、真、草，这一时期均已创制齐备，并产生了蔡邕、王朗、钟繇、张芝、王羲之、王献之等一大批名垂千古的著名书法家。这一时期上至帝王、下至百姓，均极其喜爱书法。

第一节　魏晋南北朝碑刻

中国古代碑刻有的书法高妙，有的出自著名书法家之手，是中国书法艺术宝库中的瑰宝，也是研究中国书法和碑学的重要资料。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碑刻文字极为丰富多彩，留传至今者数以千计，其中不乏鸿篇巨制。

诸如魏的《受禅碑》、《上尊号碑》，吴的《谷朗碑》、《禅国山碑》，晋的《辟雍碑》、《孙夫人碑》、《爨宝子碑》、《兴福寺碑》，南朝的《爨龙颜碑》、《宋文帝神道碑》，北朝的《张猛龙碑》、《贾思伯碑》等，皆系中国古代著名碑刻。这一时期的碑刻文字富有魏晋文人清刚豪迈的气概，其书法体裁往往独具个性。

三国碑刻

三国是隶书向楷书过渡的时期。三国石刻的隶书，虽与汉末的碑刻隶书差别不大，但其字形渐趋于方，其字势向纵的倾向发展，笔画也以直势居多，倘若笔画没有波磔的话，那就与楷书很相近了。

由于曹操立法严谨，禁止立碑。以“不惜倾无量之资财，以博建立碑碣之虚荣”为理由，而严禁立碑，所以这时期的碑版较少。在书法方面较优秀的有《受禅表碑》、《上尊号奏碑》、《孔羡碑》、《范式碑》、《曹真残碑》、《王基残碑》、《十三字残碑》等。

1.《受禅表碑》与《上尊号奏碑》

《受禅表碑》和《上尊号奏碑》（全称为《公卿将军上尊号奏碑》），位于许昌市西南17公里处的繁城镇受禅台前汉献帝庙旧址上。受禅台筑成于东汉建安二十五年（220年），是当年十月魏王曹丕接受汉献帝的禅让，并登基称帝的地方。

《受禅表》碑高3.22米，宽1.02米，厚0.28米，圭形，上有碑穿，额题篆书阳文“受禅表”三字。碑文22行，每行49字，字大3厘米，隶书阴镌，内容首先阐明禅让乃自古之美德，接着颂扬曹丕“齐光日月，材兼三级”，有“尧舜之姿”、“伯禹之劳”、“殷汤之略”、“周武之明”，在公卿将军固请下，他“回师千虑，至于再，至于三”才在繁阳（今繁城镇）筑灵坛举行受禅大典。

《公卿将军上尊号奏碑》碑高3.22米，宽1.02米，厚0.32米，圭形，上有碑穿，碑额篆书阴刻“公卿将军上尊号奏”八字。碑文隶书阴镌，正面22行，背面10行，每行49字，字大3厘米，内容为华歆等文武大臣效忠曹丕，奏请曹丕代汉称帝事。奏章称道“汉帝奉天命以固禅，群臣敬天命以固请”。汉献帝让位曹丕代汉乃天命所归。奏章前后均列公侯臣等46人职名。

两碑详细记录了汉献帝在受禅台上将帝位禅让于魏王的事实。历代传说两碑均系王朗文、梁鹄书、钟繇镌字，谓之三绝，即文表绝、书法绝、镌刻绝，有较大的史料价值和艺术价值。

吴国地处江东，也出现了一些极为著名的书法家，并留下了艺术价值很高的石刻。吴国时期的碑版，真书刻石有《葛府君碑》、《谷朗碑》；以方笔写篆的有《天发神谶碑》、《禅国山碑》等。

2.《谷朗碑》

《谷朗碑》全称《吴九真太守谷朗碑》。额题“吴故九真太守谷府君之碑”。三国时吴凤凰元年（272年）立于湖南耒阳。碑纵176厘米，横72厘米。字共18行，满行24字。碑原在湖南耒阳城东谷府君祠内，清时移置县城杜甫祠中（现耒阳一中），后迁蔡侯祠（传为蔡伦故居，在城内蔡子池畔）内保存。碑之两侧原有谷氏后裔题名，清初尚存，后渐磨灭。

碑主谷朗（218—272年），字义先，桂阳（治在今湖南郴县）耒阳（今湖南耒阳县）人。三世仕吴为牧守，累官长沙刘阳令、立忠都尉尚书郎、广州督军校尉等，吴建衡三年（271年）迁九真太守（今越南河内南顺以北地区）。凤凰元年四月乙未卒，终年54岁。其墓在今耒阳马水乡木村虎形山，嗣孙谷起凤、谷尚志等为之立碑。

《谷朗碑》书法端劲有致，尚多汉人书风。字虽称隶书，实则体势已非常接近楷书，故亦有定为楷书者。当然同后世魏碑、唐楷相比，它还带有较浓的隶味。其结体方整，笔画圆劲，书风浑朴古雅，与曹魏诸刻风格稍异，但同为开后世楷书法门的重要碑刻。

故宫博物院藏有明拓本，为所见最旧拓本。整幅装，纵131.7厘米，横75厘米。纸墨醇古，拓工精良。

3.《禅国山碑》

《禅国山碑》又称《封禅国山碑》、《天纪碑》。吴天玺元年（276）立。43行，行25字。碑在江苏宜兴。因碑形状怪异，“石圆八出，形如米廪”，故俗称“囤碑”。碑文记吴末帝孙皓得祥瑞，故于天玺元年封禅于国山之事。书写者苏建，刻工何赦。二人生平不详。

《禅国山碑》为三国时期重要碑刻之一，自宋以来，多见著录。篆书，其书淳古秀茂，体势雄健，笔多圆转，继承了周秦篆书的遗意，被誉为“江南第一碑”。

《禅国山碑》亭

清嘉庆年间荆溪（宜兴古称）县令唐仲冕建护碑小亭，民国年间邑人储南强扩建为六角形护碑亭，至今其址仍在江苏宜兴城西南20多公里的国山顶上。1982年被定为“江苏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同年由江苏省文化厅拨专款修建碑亭，并建有百米保护围墙。

现存的有宋明拓本三种，以江苏南京历史博物馆藏拓本为最早。

两晋碑刻

两晋承袭曹魏禁碑旧习，故所立碑版亦不多。现在存留下来的晋碑寥若晨星，仅有《辟雍碑》、《郛休碑》、《孙夫人碑》、《齐太公吕望表》、《枳杨府君碑》、《爨宝子碑》、《王兴之夫妇墓志》等。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

1.《孙夫人碑》

《孙夫人碑》全称《任城太守夫人孙氏碑》，刻于西晋泰始八年（273年），清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江凤彝于山东新泰县新甫山下访得，后移新泰县学，现存泰山岱庙，是中国石刻史上较早记载妇人身世之碑。碑额隶书“晋任城太守羊公夫人孙氏碑”，碑文隶书20行，行37字。书法结字方整，紧练峭拔，笔画粗壮伟岸，笔力充沛，波磔短齐，捺角丰肥，方中见圆，较东汉隶书又有所变化。

现故宫博物院藏江氏初拓本，剪条装，额6页，每页2字；碑文47页，每页3行，行5字，纵22.5厘米，横12.6厘米。此本拓工精细，字口清爽，字神显露，至为难得。有“妙华”、“刘喜海”、“黄叶庄”、“吴氏家藏”等藏印及无款跋稿1页。

2.《辟雍碑》

《辟雍碑》全称《大晋龙兴皇帝三临辟雍皇太子义再莅之德隆熙之颂碑》，刻于西晋咸宁四年（278年），1931年出土于河南省偃师市东大郊村北西晋太学遗址中，后立于村内。碑首、碑身以整石凿成，通高3.22米，宽1.1米，厚0.3米。碑首和碑身全用整石凿成，而不是通常的组合式；碑首的左右两侧各有蟠龙伏绕。碑阳隶书30行，行50字；碑阴题名10列，当额处50行，其余44行，计400余人。碑额题23字，字径8厘米，为历代碑刻中碑额字数最多者。

西周时期，天子所设置的大学叫辟雍，同时也是天子举行祭祀仪式和承师问道的地方。碑文记述晋武帝司马炎及皇太子司马哀亲临太学辟雍视察的事迹。碑阴刻述，有太常散骑等行政学官和博士、助教等教职员四百余人。碑额篆书，正文隶书。字体灵活，风格独特，是中国现存晋碑中最大最完好的一通。

碑文的书体后人称“晋隶”，这是为了区别于此前的汉隶和后来的所谓“唐隶”。从字的结体趋向方正来看，书家认为与传统隶书已经拉开了距离，是接近楷书的表现，也是隶楷过渡时期的一个典型。

《辟雍碑》拓片（碑额）

《辟雍碑》刻立不久就被推倒埋在地下。直到1600多年后的1931年，在东大郊村村北面晋太学遗址中才被一位黄姓村民在挖墓圹时发掘出来。由于不知道为何碑，又埋于地下。当时区长李之斌听说此事，命人将碑挖出。方知为稀世珍宝。有人欲砸碑卖字，被李区长劝阻，并运回村中妥善保护起来。当时曾有拓片20张在北京等地学者中传开。为防不测和人为损伤，又埋于土中。新中国成立后才掘出，碑座于1974年出土，跟此前挖出的碑身可谓珠联璧合。1987年拟建亭保护，并已拨款，可是未能建成。直到14年后的2001年，才由村民中的25人集资建成碑亭。最近几年，上面曾来人，要把《辟雍碑》运到省城博物馆，村民得知群起而反对，并以老百姓特有的方式制止了。如今，碑亭在两家村民高高的院墙夹持之中，大门紧锁，庭院深深，可谓万由于《辟雍碑》刻立之后不久即埋于土中，千百年来免于风雨剥蚀，重见天日后，完整无损，字迹清晰，被视为“晋碑之冠”。《辟雍碑》对了解我国的教育制度也有参考价值，现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3.《爨宝子碑》

《爨宝子碑》全称为《晋故振威将军建宁太守爨府君墓碑》，碑质为沙石。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出土于云南南宁（今曲靖市）扬旗田村，1852年移置曲靖城内，现存于曲靖一中爨轩内爨碑亭。1961年3月，国务院正式批准为全国首批重点保护文物，拨款重新修理建碑亭，加固碑座。

此碑碑首为半圆形，整碑呈长方形，高1.83米，宽0.68米，厚0.21米。正文楷书计13行，每行30字，后列官职题名13行，每行4字。刻署年为“太亨四年岁在乙巳”[即东晋义熙元年（405年）]。

碑文记述爨宝子生平。爨宝子系爨部族首领，世袭建宁郡太守。滇人袁嘉谷曾为碑亭撰书一联“奉东晋大亨，宝子增辉三百字。称南滇小爨，石碑永寿两千年。”这里的“三百”、“二千”，是为了语言对仗，取其约数。实际上立碑至现在，已有将近1600年历史，碑文共有388字。大亨是晋安帝壬寅年（402年）改的年号，次年又改称元兴，至乙巳（405年）又改号义熙。云南远在边陲，不知内地年号的更迭，故仍沿用。

保存《爨宝子碑》的“爨碑亭”

《爨宝子碑》的书体在隶楷之间，体现了隶书向楷书过渡的一种风格，由于其脱胎于汉隶笔法，故而波磔犹存，相较于北方的魏碑体，它则更显得“原生态”。此碑字用笔方峻，起收果断，似昆刀切玉；字的造型奇特自由，似天马行空，神秘莫测，令人产生丰富联想。

《爨宝子碑》书法朴厚严谨，含蓄古逸，大巧若拙，率真硬朗，气度高华，气魄雄强，奇姿尽现。究其渊源，因属隶变时期的作品，体势情趣、情态均在隶楷之间。寓飘然于挺劲，杂灵动于木讷。

此碑为汉字的演变研究提供了宝贵资料，在书法界也有着极高的地位。与《爨龙颜碑》并称为“二爨”，因《爨龙颜碑》字多碑大称“大爨”，此碑则被称为“小爨”。

南朝碑刻

南朝碑刻，大体继承了东晋的风气，好书法的风尚仍不亚于东晋。上自帝王，下至百姓，都极其喜爱书法。可是，南朝至齐末，仍承袭东晋禁碑的规定，故造成书法流传帖多于碑。南朝碑版流传下来的也很少，但并不是绝对没有。300年间，所建立的碑版亦不下数百种。可是，因受到人为的破坏，存留于今的不过数十通。

1.《爨龙颜碑》

《爨龙颜碑》全称《宋故龙骧将军护镇蛮校尉宁州刺史邛都县侯爨使君之碑》，立于刘宋孝武帝太明二年（458年），碑高3.88米，宽1.46米，是现存晋宋间云南最有价值的碑刻之一，现存云南省陆良县彩色沙林西面约三公里的薛官堡斗阁寺打殿内。碑额呈半圆形，上部浮雕青龙、白虎、朱雀、玄武，下部正中穿孔，左右刻日、月，日中刻俊鸟（三足鸟）；月中有蟾蜍。碑阳记爨氏家世及本人生平事迹，存文900余字；碑阴为职官题名，三段刻，共313字。

此碑记当时雄踞云南东北部爨氏首领，世袭本地官职。碑文追伤痛爨氏渊源及本人的生平事迹，反映了当时边疆地区政治、军事机构的详细情况，可补正史之不足。

碑文为南中知识分子爨道庆所作，词采富丽，文笔凝练，富于感情，反映出爨道庆相当高的汉文学修养。就书法而言，笔力雄强，结体茂密，继承汉碑法度，有隶书遗意，运笔方中带圆，笔画沉毅雄拔，兴酣趣足，意态奇逸。字体方正，险劲简古，有气魄而多变化。这种雄浑庄严的书体，实为北魏碑的先河，并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

《爨龙颜碑》

此碑为清代著名学者、金石学家阮元出任云贵总督，在道光六年（1826年）访求名碑于陆良贞元堡发现，命知州张浩建亭保护，并写有题跋。

知识链接

阮元小档案

阮元（1764—1849年），字伯元，号云台、雷塘庵主，晚号怡性老人，扬州仪征人。清代嘉庆、道光年间名臣。他是著作家、刊刻家、思想家，在训诂、经史、数学、天算、舆地、编纂、金石、校勘等方面都有着非常高的造诣，被尊为一代文宗。

阮元的父亲阮承信系国学生，修治《左氏春秋》，为古文大家。母亲林氏也出身于仕宦之家，通晓诗书，有修养。阮元5岁开始跟从母亲学字，6岁进私塾就学。他的母亲对他偏重于文字的教育，他的父亲则令他通文义和立志向学。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廿五岁的阮元中进士，入翰林院任庶吉士，次年授翰林院编修。一年后因学识渊博，受高宗赏识升任少詹事，入值南书房、懋勤殿，迁任詹事。

1793年外放，历任提督山东学政、浙江学政，嘉庆三年（1798年）返京，任户部左侍郎，会试同考官，未几又赴浙江任巡抚十年，嘉庆十年丧父，归家丁忧，服除，任职兵部，又先后出为湖南、浙江巡抚。嘉庆十九年（1814年）调江西巡抚，因捕治逆匪胡秉耀有功，加太子少保，赐花翎。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调河南，升湖广总督，次年调两广总督；道光元年（1821年）阮元兼任粤海关监督；道光六年（1826年）迁云贵总督；道光十五年（1835年）回朝，拜体仁阁大学士；道光十八年（1838年）因老病致仕，返扬州定居，临行加太子太保衔。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卒于扬州康山私宅，谥“文达”，享寿八十六岁。入祠乡贤衴、浙江名宦祠。

阮元自弱冠一举成名，在长达六十多年的治学生涯中，著作极为丰富，说他是“著作等身”，当之无愧。其生平所著之书，根据一些常见书目统计，约在三十种以上。除个人著作以外，阮元还编辑了许多大型丛书和工具书，其中最为人们熟知的，除《皇清经解》、《经籍籑诂》以外，当推《十三经注疏》。此外，阮元所刻印之书还有一个重点，是其搜集刻印了一些知名学者的遗著。据粗略统计，他所刻名家选集就有钱大昕、钱塘、汪中、刘台拱、孔广森、张惠言、焦循、凌廷堪等大家。可见阮元究心表彰绝学，不遗余力。

2.《瘗鹤铭》

《瘗鹤铭》原刻在镇江焦山西麓江心岛石壁上，中唐以后始有著录，后遭雷击滑坡，碑文下半截落入江中，再后来，上半段也消失了。至南宋淳熙年间（1174—1189年）一石露出水面，有人将它从江中捞起，得20余字，仍在原处竖立起来，许多人前来观摩摹拓，有的甚至凿几字带走，学者们也来研究它，因而远近闻名。清康熙五十二年，闲居镇江的苏州知府陈鹏年曾募工打捞出5方《瘗鹤铭》残石70余字，共93字。经历代专家考证，《瘗鹤铭》原文应在160字左右，尚有很多缺失。

1997年，镇江博物馆和焦山碑刻博物馆联合对“瘗鹤铭”残石进行了为期三个月的考古、打捞，发现了“欠”和“无”二字，但仍残缺很多。2008年10月8日，《瘗鹤铭》残石打捞考古开工。此次打捞工程主要由镇江水利局水投公司、省交通工程公司实施，焦山碑刻博物馆、镇江博物馆联合考古队全程介入，动用一艘打捞船、一艘挖泥船、两条小工作艇，利用现代化的打捞技术，包括GPS技术、超声波技术、多波束水下地形测量技术及潜水等，对焦山西麓江滩进行一次科学、全面的打捞考古作业。在打捞出水的1000多块山体落石中，经过清洗、拓片、辨识、鉴定，并与前人考定著录的《瘗鹤铭》铭文对照，能够初步认定587号、546号、977号石块上“鹤”、“化”、“之遽”等4个字内容相吻合，字形大小、文字式样、笔画形态都已经具备了东晋六朝由隶至楷的书写特性，也与《瘗鹤铭》书风相一致。此外453号石疑似为“方”字，但未获确认。

对于《瘗鹤铭》的书写人和刻石年代，历来看法不一。唐人孙处元《润州经》认为系王羲之书，宋黄庭坚、苏舜钦等亦持此看法；因陶弘景曾自号华阳隐居，宋人李石《续博物志》即认为系陶弘景书，后附和此说者最多；欧阳修认为华阳真逸是顾况的道号；还有人认为是唐人王瓒所书；也有人觉其字同颜真卿《宋广平碑》接近，认为是颜真卿书。总之至今仍不能定论。

《瘗鹤铭》拓片

此碑真书，文自左而右行，点画灵动，字形开张。其书法艺术代表了南朝的时代风格，虽已是成熟的楷书，但仍能看出篆隶笔势的遗意。其笔势富有骞举意趣，飞舞回旋如鹤翅高翔。《瘗鹤铭》在中国书法史上具有坐标意义，被誉为“大字之祖”。其书法之精妙，使历代文人为之赞叹，是研究我国书法及碑刻发展史的重要资料，学习书法艺术的一个重要范本，被誉为“碑中之王”。

总之，由于南朝文化发达，艺术兴盛，这大大有利于书法的进步。同时，在这动乱的年代，不仅老百姓遭殃，连中、小地主、士族也大感失意，使人们精神上感到空虚，以信仰佛教来寻求精神寄托。正因为佛教到了南朝有了长足发展，各地的佛寺急剧增加，并大力塑造佛像。在造像方面，大多用金属铸造形象。这就势必延聘文学之士或书法家来撰文纪事，更为普遍的是凿石作碑碣，或在天然的岩石上凿刻，即称摩崖刻石。这自然会使书法艺术得到普遍的发展。

十六国与北朝碑刻

十六国碑刻存世极少，主要有前秦《广武将军碑》和《邓太尉祠碑》以及北凉《沮渠安周造佛寺碑》。另外，当时在东北东部和朝鲜半岛北部建立的高句丽政权遗留下的碑刻代表——《好太王碑》也合并到这里介绍。

1.《广武将军碑》、《邓太尉祠碑》及《沮渠安周造佛寺碑》

《广武将军碑》，现在西安碑林。碑四面刻，前面刻碑文，碑阴及两侧刻部将姓名。隶书。正文17行，行31字。碑阴2列，一侧2列，一侧8列。额隶书“立界山石祠”五字。碑阴、碑侧，则信手刻凿，有行书流便之意，奇志横生。

《邓太尉祠碑》，前秦建元二年（366年）立，高170厘米，宽64厘米。原立于蒲城县东北邓艾祠内，1972年入藏西安碑林。此碑隶体已杂有楷法，书法亦佳，为前秦碑刻代表作。

北凉《沮渠安周造佛寺碑》原藏于柏林国家博物院，二次世界大战被毁，具体形制已不可考。世间仅存孤本拓本，现藏中国历史博物馆。

《邓太尉祠碑》拓片

2.《好太王碑》

《好太王碑》全称《高句丽广开土境平安好太王碑》，位于吉林省集安市区东北5公里的好太王陵向东200米处。刻立时间相当于东晋安帝义熙十年（414年）。

《好太王碑》是由一块天然的基本呈方柱形角砾凝灰岩（火山石）稍加修琢而成的，无碑额。高6.39米，宽1.35～2米；碑底周长6.29米，碑文44行，满行41字，计1775字，现存1590字左右。东南面宽1.48米；西南1.35米，西北2米，东北1.46米。其基础是一不规则的五边形花岗岩板，再下面是双重花岗岩石板夹沙砾构成抗震基础。

好太王是高句丽第十九代王，名安，又作“谈德”，391年即位，时年18岁，在位共22年，于412年去世。在位期间，高句丽“国富民殷，五谷丰熟”，“威武震披四海”，曾先后征服了百济、扶余，并多次击败倭寇。他一生共攻取64城，1400多个村庄。可谓文治武功，勋绩卓著。他的儿子长寿王继位后，即第二十代高句丽王为纪念其父开疆拓土的功绩，谥其父为“国冈上广开土境平安好太王”，于高句丽长寿二年（414年）勒石竖碑。

光绪十年（1884年），当地县官为使拓本更清晰，下令让一位农民把马粪涂在碑版上面，待晾干后用火焚烧，苔藓杂草倒是烧干净了，可是古碑却被烧裂；这位农民为了便于椎拓，竟异想天开地用白石灰把有沟有洼的地方抹平，严重损坏了碑文书法的真迹，造成拓本严重失真。愚昧无知使古碑备受摧残。

也就在这一年，日本陆军曾派参谋本部的间谍来到当地，带回日本一套双钩加墨本碑文；此后又陆续有日本学者前来考察并著书立说。1905年，有个叫百鸟库集的日本人建议把《好太王碑》运到日本。1907年，日军第五十七联队长小泽德平又提出用军舰把《好太王碑》运到日本。结果遭到当地民众的强烈抗议和坚决反对，阴谋没有得逞。当年，法国人沙畹来到集安，进行了拍照、测量，并购买拓本，把古碑介绍到西方。1927年，当地各界有识之士为防止日本侵略者把古碑盗运出境，发动民众集资修建碑亭，把《好太王碑》遮蔽起来。

1949年以后，文物部门对《好太王碑》进行了有效的保护，把填补在裂缝处和缺损部分的白灰除掉，对于被火烧后残缺的部分进行了转接。1982年11月，当地政府新建的碑亭竣工，这道碑得到了更好的保护。

《好太王碑》的碑文为汉字隶书，在书法界一向被看重和备受推崇。此碑书法、书势很优美，颇具古质而今妍之志。碑文隶中有楷，似楷实隶。看上去平平淡淡，古拙质朴，提按变化不大，也不作装饰夸张，字正体方，填满字格，方头方脑，笨手笨脚，可是却给人以饱满浑厚，端庄谨严，内敛厚重，张力十足之感。此碑又一明显的特点是，古今字和别体字颇多，这些结构字体之形成，能查出它的来龙去脉。北凉传世书迹极少，故此刻极为珍贵。

北魏王朝的建立及孝文帝的改革，使遭到严重破坏的北方经济也开始得到了恢复和发展，随之也出现了文化繁荣。北魏的书法艺术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得到巨大的发展。这时期南北碑版书风已逐渐全面地趋向统一。这说明书法作为一门艺术，它的发展是与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的全面发展相联系的，这充分说明了北朝碑版书法的发展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

由于北朝没有禁止立碑的规定束缚，所以北朝的碑版很多。最多当推北魏，其次是东魏、西魏，这时立碑之风极为盛行。这时期的碑不但数量多，而且又都非常精美。这种碑版无论在数量上，或是在书法造诣上，都可以与东汉的隶书碑版相媲美。这种北朝的石刻，不只指具有碑的形式的一些石刻，而且还包括北朝各种石刻在内，如墓志、塔铭、摩崖、造像题记、幢柱刻经等。所以，自北魏至北周，整个北朝时期内的石刻，可以说数以千计。这些石刻，大多数出自民间无名书家之手，为后代留下了许多赞不绝口的杰作。尤其是楷书，到了北朝，独具风貌，故人们称之为“魏碑”，也称为魏碑体。这种字体基本上属于楷书范畴。在书艺方面，有着其他时代不曾具有的特色，即崇尚自然和天趣，开创了这一代的书风，魏碑和汉碑、唐碑各自体现了一个时代书法艺术的高峰，并派生出各种流派。

《张猛龙碑》原拓

北朝的碑版很多，除前文介绍过的“龙门二十品”外，著名的碑版尚有《张猛龙碑》、《贾思伯碑》等。

3.《张猛龙碑》

《张猛龙碑》虽然不知道撰文者姓名，书丹者何人，但其在书界一直享有崇高的声誉，赞美之词不乏共文。

《张猛龙碑》是一通功德碑，碑主张猛龙其人名不见经传，虽然官至太守，而史书无传。这篇碑文为我们提供了许多不亚于“列传”的资料。该碑刻立之后不知什么时候埋没于地下，直到明朝初年才出土，近代以来碑版已多处残泐，碑文中时有脱落漫漶的字、词、句，无法一一解读。

《张猛龙碑》额“字皆二寸”，碑额正书大字为“魏鲁郡太守张府君清颂之碑”十二字。称赞碑阴行书官员姓名、官职，历时四年，“正光三年正月廿三日讫”。

《张猛龙碑》楷书以方笔为主，兼用圆笔，字取纵势，中宫收束，天骨开张，结构欹侧险劲，风格清俊刚健，逸态多姿，劲健雄俊，奇正相生，潇洒古朴，变化多端。此碑书法已开唐楷之先河，并成为后来学楷者的经典之作。

东、西魏和北齐、北周时期留传下来的碑刻极少，绝大多数为造像记、摩崖石刻等。这些碑刻我们在前文大多已经介绍过，这里就不再重复了。

第二节　隋唐碑刻

隋唐时期石刻形制高大，内容广泛，分布地区辽阔，种类齐全，文种大增，尤其讲究碑刻的书法艺术，撰人、书丹者皆具其名，呈现出石刻碑版的百花盛开局面。

隋朝的碑刻

隋朝国祚虽较短，可是在文化上作出了新的成就。隋朝承袭了魏晋的余风和六朝的风格，作了一番大加工，变为隋代的楷书。这个时期内，唯独楷书盛行于世，可以这样说，到了隋朝时期，楷书才算是一种极其规范化的标准书体，成为中国书法界正楷的一种规范。它开创唐朝正书的先河，对唐朝写正楷的一派影响最深，其功劳也最大。

在碑刻、书法方面，隋代出现了综合南北的趋势，熔南北于一炉。这时立碑之事，又在各地盛行起来，直至今日，还遗留下为数较多的名碑，其书艺的高超，即使唐朝的一些名书家也不能超越。

这时期著名的碑志除了前面介绍过的《美人董氏墓志》等墓志外，以《龙藏寺碑》为重要代表。

《龙藏寺碑》全称《恒州刺史鄂国公为国劝造龙藏寺碑》，隋开皇六年（587年）十二月五日刻于河北正定隆兴寺，是恒州刺史王孝蚻为国劝造龙藏寺的纪事碑。碑阳30行，行50字，约1500字，行间有细线分隔。碑阴题名5列，左侧题名3列。

龙藏寺曾几度被毁重修，《龙藏寺碑》也历尽沧桑。如今碑额尚且完好，字口清晰，碑阳下部50厘米大部剥落，字迹已无法辨认。碑为圆顶。下无龟跌，以方石为座，碑身无有雕刻繁缛的花纹，保持着早期碑刻的占朴。碑身高254厘米，阔106厘米，厚30厘米。碑额呈半圆形，上有粗犷生动的蛟螭盘绕，六只龙首分别垂向两侧，即是碑檐的水口，又新颖庄严，再加上刻工精细，形象逼真，称得上是国内少见的艺术品。

《龙藏寺碑》脱胎于魏碑，开唐楷之先河。细观碑石，可见字体开阔厚重，笔法刚劲有力，保留了露锋、方笔等魏碑特点。虽然如此，但其艺术价值远迈其上。与隶书和魏碑相比，《龙藏寺碑》结体方整，横细竖粗，并增加了逆起顿收的写法，近似于唐碑，这就大大丰富了中国书法艺术的表现力。这种写法一直沿用至今，因此可以说《龙藏寺碑》是最早的标准楷书，上承南北朝余风，下开初唐书法诸家先河，号称隋碑第一。

《龙藏寺碑》法帖版本很多，过去流传于世的本子大多是清朝乾隆年间所拓，最好的本子，是清末收藏文物甚富的大官僚端方所藏号称“宋拓”的本子。新中国成立后上海发现了比端本更精，存字更多的珍本，现藏于上海图书馆。此本存字1401个，比端本多18个字，但原碑仍有51个字无证可考。

唐代碑刻

唐代是中国历史上最为统一强盛的封建王朝之一，也是文化艺术光辉灿烂的时期。唐代由于科举制的实行，书法受到了文人的高度重视，加上唐代帝王大多爱好书法，且在书法上具有深厚造诣，上行下效，形成了书法艺术在唐代的空前鼎盛，涌现出了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孙过庭、张旭、怀素、颜真卿、柳公权等许多著名的大书法家。在唐代近三百年间，碑刻艺术得到充分发挥，丰碑巨碣、造像、刻经、墓志、墓表等石刻成千上万，不可胜数。

初唐的四大家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书写了一些著名的碑版。

欧阳询有：《皇甫诞碑》、《九成宫醴泉铭》、《虞恭公碑》、《房彦谦碑》、《化度寺碑》、《千字文》、《姚辩墓志》、《宗圣观记》。

1.《九成宫醴泉铭碑》等

《九成宫醴泉铭碑》，唐贞观六年（632年）刻于陕西麟游县，由魏征撰文。碑额阳文篆书“九成宫醴泉铭”六字，行文24行，行49字。碑身和碑首连成一体，碑首有六龙缠绕。正面隶书“九成宫醴泉铭”6个大字，碑座已经破损。

《九成宫醴泉铭碑》拓片局部

《九成宫醴泉铭碑》用笔方正，且能于方整中见险绝，字画的安排紧凑、匀称，间架开阔稳健。其字形偏修长，行笔于险劲之中寻求稳定，尤其在画末重收，笔至画尾便稳稳提起。整体碑文高华浑朴，法度森严，一点一画都成为后世模范，是欧阳询晚年代表之作，故后人学习楷书往往以此碑作为范本。

虞世南的代表作传世很少，仅有《孔子庙堂碑》、《汝南公主墓志草稿》等。

褚遂良的代表作有《伊阙佛龛碑》、《孟法师碑》、《雁塔圣教序》、《同州圣教序》等。

薛稷的代表作有《信行禅师碑》、《升仙太子碑题名》、《涅槃经》等。

其他的还有颜师古、殷令名、赵模、殷仲容、李冶、王知敬、敬容、欧阳通、高正臣等书丹名家。

另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怀仁集王羲之书《大唐三藏圣教序》碑。

2.怀仁集王羲之书《大唐三藏圣教序》碑

《大唐三藏圣教序》文由唐太宗撰写，唐代多位书法家都曾书写这一序文并由碑刻传世。如褚遂良所书《雁塔圣教序》即为此文。

唐咸亨三年（670年），长安宏福寺僧怀仁从王羲之书法中集字，刻制成碑文，称《唐集右军圣教序并记》；因碑首横刻有七尊佛像，又名《七佛圣教序》。

怀仁集王书成此碑，历廿五年乃成。虽是集字成碑，且缺失之字为拼接组合而成，但因怀仁功力深厚，又是谨慎从事，终能各尽其势，完好地再现了王羲之书法的艺术特征，用明人王世贞的话来说，是“备尽八法之妙”，笔锋使转处莹丝可见，成为王字的一个大宝库。此碑于宋以后中断，传世以未断宋拓本为佳。

此碑首创“集王”一格，再现王书风貌，极为士林所重，现存西安碑林。

怀仁集王羲之书《大唐三藏圣教序》（宋拓本局部）

中唐时期涌现出不少著名书家，并为后世遗留下许多珍贵的碑刻遗迹，如李北海、苏灵芝、李邕、李阳冰等均为名家。但其中最为重要的还是颜真卿。

颜真卿开创了一代书风，打破了初唐时期的那种拘谨的局面，变得富有创新，其字的形态、风格变得肥厚一些，这与唐玄宗崇尚丰腴书风是分不开的。据记载，由颜真卿书写的碑文多达150余种，至今尚存50余种。有代表性的碑刻有《多宝塔感应碑》、《东方朔画赞碑》、《郭家庙碑》、《麻姑山仙坛记》、《宋瞡碑》、《八关斋会报德记》、《元吉墓碑》、《臧怀恪碑》、《颜家庙碑》、《颜勤礼碑》、《李元靖碑》等。

3.《多宝塔碑》

《多宝塔碑》全称《大唐西京千福寺多宝塔感应碑》，天宝十一年（752年）四月二十日建，高285厘米，宽102厘米，岑勋撰文，颜真卿书丹，徐浩题额，史华刻字，碑文正书34行，每行66字。

碑文写的是西京龙兴寺和尚楚今静夜诵读《法华经》时，仿佛时时有多宝佛塔呈现眼前，他决心把幻觉中的多宝佛塔变为现实，天宝元年选中千福寺兴工，四年始成。原在唐长安安定坊千福寺，宋代移西安碑林，现藏于西安碑林。

《多宝塔碑》是颜真卿早期（44岁）的代表作品，为后人初学书法的极佳范本。但是，此碑并没有形成颜真卿宽博雄浑的风格特点。此碑用笔笔笔藏锋、笔笔回锋，结构疏密匀称，平稳谨严，一丝不苟，风格严谨庄重，刚劲秀丽，与其后期书法面貌有很大不同。

存世最早的宋拓本原为李宗瀚旧藏，今藏故宫博物院。

4.《颜勤礼碑》

《颜勤礼碑》全称《秘书省著作郎夔州都督府长史上护军颜君神道碑》，立于大历十四年（779年）。楷书，碑文一通。高175厘米，宽90厘米，厚22厘米。碑四面环刻，存书三面。碑阳19行，碑阴20行，行38字。左侧5行，行37字。自署右侧上半宋人刻“忽惊列岫晓来逼，朔雪洗尽烟岚昏”14字，下刻民国宋伯鲁题跋。

此碑在北宋时尚为人知。元明时被埋入土中，至民国年间才重新发现。1922年10月，何梦庚得之于西安旧藩廨库堂后土中，时碑虽已中断，但上下都完好，惟其铭文并立石年月，因宋时作基址而磨灭。

颜勤礼乃颜真卿曾祖父。颜真卿撰文并刊立此碑时，年71岁，书法已炉火纯青。故此碑历来为习颜书所重。

此碑现存西安碑林。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初出土拓本，其中“长老之口故”之“故”字，当断处有断线纹，但不损笔画。其后“故”字下泐。首行“碑”字右竖笔未损。

《玄秘塔碑》

中唐末期及晚唐时期的书风力求瘦健，来摆脱其肥厚的风格。这时期也出现了一些名书家和著名碑刻佳作。有柳公绰的《武侯祠堂碑》，沈传师的《罗池庙碑》，柳公权的《李晟碑》、《冯宿碑》、《苻瞞碑》、《玄秘塔碑》、《神策军碑》、《刘沔碑》、《魏公先庙碑》，范的《阿育王寺常任田碑》，裴休《圭峰定慧禅师碑》等。

5.《玄秘塔碑》

《玄秘塔碑》，全称《唐故左街僧录内供奉三教谈论引驾大德安国寺上座赐紫大达法师玄秘塔碑铭并序》，唐裴休撰文。碑立于唐会昌元年（公元841年）十二月，碑在陕西西安碑林。楷书28行，行54字。碑文书体结字内敛外拓，结构紧密，挺劲；运笔健劲舒展，干净利落，四面周到，有独特的面目，是历来影响最大的柳体楷书范本。

6.《神策军碑》

《神策军碑》全称《皇帝巡幸左神策军纪圣德碑》，唐武宗会昌三年（843年）立于皇宫禁地，今原碑已佚，故形制不明。碑文记录了回鹘汗国灭亡及安辑没斯来降等事，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此碑由翰林学士承旨崔铉撰文，更增添了此碑的艺术价值。柳公权书写的碑文，其书法结构严整，充分体现了“柳体”楷书骨骼开张、平稳匀称的特点，加之此碑刻工精良，拓本与真迹无异，可一睹柳公权晚年书法真迹，故后世奉为柳书代表作。今存唐末或北宋初所拓孤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