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军队的将帅与训练

将帅是军队的核心，是军队的实际指挥者。两军对垒，实际上就是将帅之间智勇的博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突出表现了名将名帅的指挥艺术。而能否将军队训练成一支强军，也是评判将帅能力高低的标准之一。

第一节　军队的核心：将帅

将帅的使用

国君或中央政府如何用将，是非常重要的问题，这其中也包括主将如何使用偏将、裨将的问题。西汉初年，刘邦的大将韩信曾当面评价刘邦：“陛下不能将兵，而善将将。”（《史记·张释之淮阴侯列传》）所谓“善将将”，就是善于用将，这是刘邦得天下的重要原因之一。我国古代兵家历来认为，当将领选定之后，必须讲究“用将之道”。用将之道的关键有二：一是付以重任，授予军事指挥的全权；二是严格要求，厉行赏罚。

汉文帝时，冯唐曾向汉文帝阐述过一番用将之道：“臣闻上古王者之遣将也，跪而推毂（即车轮），曰‘阃（即城门）以内者，寡人制之；阃以外者，将军制之。军功爵赏皆决于外，归而奏之。’此非虚言也。臣大父（即祖父）言，李牧为赵将居边，军市之租皆自用飨士，赏赐决于外，不从中扰也。委任而责成功，故李牧乃得尽其智能……西抑强秦，南支韩魏。当是之时，赵几霸。”（《史记·冯唐列传》）这一番议论，有事实，有分析。它告诉我们，对于选定了的统兵将帅，当其率军出征之后，必须授以指挥军队的全权，使之充分发挥其才能，当国君的不要多加掣肘。这是用将之道的重要一条，叫“兵权贵一”。

“兵权贵一”，“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这是我国古代军事学上一条公认的原则。早在《孙子兵法·谋攻》中就专门论述了这一问题，称作“将能而君不御者胜”。《孙膑兵法·篡卒》中说：“得主专制，胜。”“御将，不胜。”又《将德》中说“君令不入军门，将军之恒也。”就是说，对于一个有能力的将领来说，不受国君的干预才能打胜仗。因为国君并不了解战场上的实际情况，不了解敌我双方的具体情况，若要指挥，大半是瞎指挥。正如孙子所说：“不知军之不可以进而谓之进，不知军之不可以退而谓之退，是谓縻军。”千变万化的战场上，要求指挥权的高度集中，这种权力只能掌握在亲临战场的将帅手中。这也就是《六韬·武韬·兵道》所说的“凡兵之道，莫过于一（指集中、专一）”。作为一个有头脑的君主，就应当充分信任与尊重将帅指挥作战的自主权。《六韬·龙韬·主将》还主张，国君在出征之前就应当举行隆重的仪式，将军队的指挥权授给主将，表明“军不可从中（指朝中）御”，“军中之事，不闻君命，皆由将出”，然后作战时才可能“无敌于前，无君于后”，让将帅毫无后顾之忧地发挥其最大的主观能动性。这种理论，先秦的大军事家孙子概括为“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史记·孙子吴起列传》）。

汉文帝像

《史记·绛侯周勃世家》中记载了一个流传千古的故事：汉文帝时，匈奴大举入侵，文帝命周亚夫为将军，在细柳准备迎击。有一天，汉文帝想去军中慰劳，到了细柳军营，只见军士们披甲执锐，军容威武，严格地执行着“将军令曰：军中闻将军令，不闻天子之诏。”汉文帝只得按营中的军令行动。周亚夫敢于在皇帝大驾到来时仍坚持军令不乱，指挥如一，表现出平时练兵之严明。汉文帝在军中颇受拘束，不得不领略“军中闻将军令，不闻天子之诏”之滋味，不得不“按辔徐行”、“改容式车”。但他既不在营中颐指气使，也不在人前叱令将军，而是心悦诚服地表扬周亚夫：“嗟乎，此真将军矣！”后来治军严明的周亚夫果然在平定吴楚七国之乱时一举成功。

元末明初，朱元璋之所以能削平群雄，统一全国，其中有一条原因就是善于选将，也善于用将。每当徐达、李文忠等大将出征之前，他除详细交待战略任务之外，常常专门交待“阃外之寄，汝实任之”（《明史·徐达传》）。他将古代兵法中常见的“自阃之外，将军制之”、“阃外之事，将军裁之”的经验总结付诸实践。正因为如此，朱元璋下面的一方主将在必要时才可能大胆行使这种权力。如李文忠随常遇春北征时，常遇春病故，李代常为主将。这时，朱元璋命令李往陕西与徐达合兵攻庆阳。当李率兵到太原时，知道庆阳已被徐达攻下，而大同形势危急。这时，李文忠决计不去陕西而北援大同，这就与朱元璋下达的命令不合。于是，“军吏以为疑。文忠按剑叱曰：‘阃外之事，吾将而专之。敢言不援大同者斩。’遂出雁门。”（《明史·李文忠传》）结果取得大胜。

历史上也有一些将领，事先虽未得到君主关于“阃外之寄，汝实任之”之类的许诺，但在必要时仍按“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原则行事而取得胜利。如东汉初年，刘秀派吴汉率军入蜀攻讨当时割据四川的公孙述。军到川西时，刘秀两次告诫吴汉：“成都十余万众，不可轻也。但坚据广都（今双流），待其来攻，勿与争锋。”吴汉进攻成都，不利。刘秀得知，下令斥责吴汉“临事勃乱”，“轻敌深入”，要他“急引兵还广都”。可是吴汉在作战中摸清了公孙述的实际情况之后，遂大胆地来了个“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用秘密的夜行军，集中了全部兵力，做了三天各方面的准备之后，与公孙述军大战，遂大胜。接着“八战八克”，斩公孙述（《后汉书·吴汉传》）。

当然，历史上也有不少因违反“兵权贵一”而招致大败的例子。据《资治通鉴·唐肃宗乾元元年》所载，安史之乱时，平乱的唐将郭子仪、李光弼等在公元757年取得大胜，收复长安和洛阳“两京”。次年，乘胜攻讨驻于邺城（今河南安阳）的安庆绪。由于唐肃宗见郭子仪、李光弼的军力日盛，不放心，“子仪、光弼皆元勋，难相统属，故不置元帅”，使军队没有统一指挥，更派一个不懂军事的宦官鱼朝恩任“观军容宣慰处置使”，代表皇帝去“监军”，担任指挥，实为瞎指挥，处处掣肘。于是，号称“步骑六十万”的唐军无有专谋，号令不一，优势尽失，不仅未拿下邺城，反而在敌兵攻击下一战即溃，吃了大败仗。这就是有名的“滏水（今河北滏阳河）之溃”。

对于将帅要授以实权，充分发挥其临战指挥的能动性，这是用将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对将领又要有严格的要求，使之成为全军军风的体现者。《尉缭子·重刑令》认为，凡是统兵千人以上的将领，都身负着国家的重托，如果临阵退逃，就应宣布为“国贼”，给以最严厉的刑罚。凡有作为的国君，都应当“明制度于前，重威刑于后”，对各级将领提出明确的要求，违反者就加以重刑。在这方面，历史上有不少著名的事例。据《史记·司马穰苴列传》载，齐景公为了抵御晋国和燕国的入侵，经晏婴的推荐，任命司马穰苴为将军，统率全国军力与晋、燕作战。为了改变当时“士卒未附，百姓不信”的局面，齐景公特派庄贾为监军。谁知庄贾傲慢无拘，大军集中的第一天，身为监军的庄贾就严重违反军纪，黄昏时才入军营，并说是因为亲朋送别，故而未至。司马穰苴就此说了一段很有名的话：“将受命之日则忘其家，临军约束则忘其亲，援袍鼓之急则忘其身。今敌国深侵，邦内骚动，士卒暴露于境，君寝不安席，食不甘味，百姓之命皆悬于君，何谓相送乎！”然后按军法，“遂斩庄贾以徇三军”。作为主帅，对军中第二号人物能如此执法不阿，故而“三军之士皆振栗”，“争奋出为之赴战”，结果是“晋帅闻之，为罢去。燕师闻之，度水而解”。三国时期。诸葛亮率大军北征，与魏军张邰部接战，“亮使马谡督诸军在前，与郃战于街亭（今甘肃庄浪东南）。谡违亮节度，举动失宜，大为邰所破”。诸葛亮乃毅然将马谡斩首，然后上疏说：“街亭违命之阙……咎皆在臣授任无方。臣明不知人，恤事当暗，《春秋》责帅，臣职是当。请自贬三等。以督厥咎。”（《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这种既严格要求大将，又严格要求主帅自己的行动，深得后人赞赏，故而这个“挥泪斩马谡”的故事流传至今。

将帅的职责

著名军事家孙武说：“夫将者，国之辅也，辅周则国必强，辅隙则国必弱。”“知兵之将，生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在这里，他把国家的命运、民众的安危与将帅直接相联系。将帅的地位、作用如此之重要，那么，他的职责是什么呢？

1.谋“安国之道”

历代兵家都认为，兵者为“谋国”、“治国”、“经国”、“理国”、“立国”、“安国”之道。国家强盛安危，当然有着许多错综复杂的因素，但在不少情况下，是直接与将帅能否谋定安国之策有关的。如孙武出奇谋帮助吴王阖闾战胜强楚，张良为刘邦成汉业运筹帷幄，诸葛亮在辅助刘备时，不仅表现出“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的指挥才能，更重要的是他为刘备制定了“东联孙吴，北拒曹操”，“据荆州，取巴蜀，以成鼎足之势”的战略方针，还有刘伯温虽是个文人学者，他能以宏韬大略帮助朱元璋智取巧夺，以成帝业，都能说明这一点。

孙武画像

从历代兵家论述中看出，要求将帅谋“安国之道”，主要是强调要“决胜于庙堂”。古时候，进行重大政治、军事决策，要在宗庙举行会仪，谋划大计，称之为“庙算”。

《孙子兵法·计篇》中说：“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子无算乎；吾以此观之，胜负见矣”。意思是说，在战争之前有周密的作战谋略计划，才能战胜敌人，这是因为计算周密，胜利条件多；战争之前，如果没有周密的计划，就不能胜过敌人。这是因为计算不周，胜利条件少；计算周密，胜利条件多，可能胜敌，而何况根本不计算，没有胜利条件呢？我们从这些方面来考察，谁胜谁负就可以预见。古人强调“决胜于庙堂”的“庙算”，有两层意思。

一是谋求“不战而屈人之兵”，获取“全胜”的战略“庙算”。兵家尉缭曾对如何取得战争胜利做过这样的分析，他认为：凡用兵有“道胜”、“威胜”、“力胜”三种情况，宣讲武事，分析敌情，设法造成敌人士气衰落而部队涣散，它虽然形式完整，却不能用来作战，这是“道胜”；加强完善武器装备，使士兵有果敢战斗的决心，这是“威胜”；攻破敌军杀其将帅，登上敌城发动机弩，击溃敢众夺取土地，然后胜利而归，这是“力胜”。他主张求“道胜”，以“不战而屈人之兵”。孙子也认为：百战百胜，不算最好的，不战而使敌人屈服，才算是好中之好的（《孙子兵法·谋攻》）。另外，吴起关于“兴四德”、“亲万兵”、有“四和”而后求战的主张，《六韬·文韬·守土》中关于“无疏其亲，无怠其众，抚其左右，御其四方”为防守国土之要的思想等，都是谋求“全胜”的战略“庙算”的具体表现。

二是“先计而后战”的战术庙算。早在春秋时期，管仲就说过：“凡攻伐之为遭也，计必先定于内，然后兵出于境。计未定于内而兵出于境，是则战之自败，攻则自毁也。”三国时的军事家、政治家曹操也说：“欲攻敌，先定谋。”宋代民族英雄岳飞从丰富的实践经验总结出：“勇不足恃，用兵在先定谋。”如此等等，可以看出作战当“以计为先”，战前进行计算、谋划是将帅的重要职责。

2.治强盛之军

《吴子兵法·治兵》中，吴起在回答“兵以何为胜”时，十分明确地断言：“以治为胜。”“治兵”、“治军”这一概念使用很早，如《左传·隐公五年》、《礼记·曲礼》等文献中就已出现。古时含义较广，我们这里所指的“治强盛之军”，主要指未作战之时将帅对军队的管理、训练、教育而言。这是将帅最重要、最经常的职责和任务之一。为“治强盛之军”，对将帅提出了诸多要求，“知兵”，“和众”就是重要内容之一。“知兵”，就是要了解、熟悉自己的部队，做到“知兵善任”。兵家所言“知己知彼”中的“知己”，就是要求了解自己的部队，特别是了解自己下辖的各级将佐。《武经总要》上说，大将受领任务，必须首先估计部属的能力，知道他们胆力的勇怯、技能的精粗，使所用的人都恰如其分，这才是好将帅。

3.决疆场之胜

战争爆发后，将帅的主要职责当然是指挥作战。作为古代将帅，凭着机智、果断、沉着、勇敢的指挥才能，凭着精湛、高超的竞技在战场上“折冲千里”，积小胜为大胜，积战斗的胜利为整个战争的胜利，则是责无旁贷的。因为，战争毕竟是力的较量，它要求将帅组织战役和战斗，直接指挥和带领部队在战场上守城攻坚、拼死廝杀。在冷兵器时代，除把将帅披坚执锐、身先士卒、拼死廝杀作为“决疆场之胜”的重要条件之外，也十分重视为将者“察情”、“任势”的智慧，十分强调“将在谋，不在勇”的道理。

“察情”，就是在临战之前迅速而准确地掌握有关的各种情况，做到“知彼知己”。这就包括对天时、地利、敌情、我情的考察与了解。孙子说：“知天知地，胜乃不穷。”“知天”就是掌握天气的特点以及可能到来的变化，让自己的行动适合这种特点与变化。三国时著名的赤壁之战中，孙刘联军凭诸葛亮“借”的东风火烧曹军，取得全胜。东风不是好“借”的，这只是诸葛亮善于观察、预测“天时”，并充分运用了“天时”之利的缘故。这是“知天”的典型战例。不过这种情况古代并不多见。对自然条件最重要的和最经常的考察，是在于“知地”。因为古代作战没有可以离开地面的飞机，没有可以迅速离开不利地形的交通工具，所以将士都是靠双脚或借助于马匹、战车在地面上活动，地形的远近、险易、广狭、死生对于一次战役的胜负，较之现代战争更为重要。

“任势”，就是要懂得利用有利形势。古代兵家强调“任势”。认为关键在于“乘势”和“造势”两点上。宋代尹宾商总结前代兵法之精华。写出《兵》三十六字，其中关于“乘”、“捭”，讲的就是“乘势”问题。“乘”即利用，“捭”即分开，就是分析，辨别。尹宾商说：“乘者，乘人之不及，攻其所不戒焉耳。”“骄可乘，劳可乘，懈可乘，饥可乘，渴可乘，乱可乘，疑可乘，怖可乘，用可乘，险可乘，可乘者敌也，揣其可乘而乘之善制敌也。”他一口气举出了十种可“乘”之势。同时他又看到，战争双方相互保密，在战争的迷雾中，最难以捉模的是敌人的行动企图，真真假假，虚虚实实，使人眼花缭乱的现象给军事判断带来许多困难。因此，为将者要做到利用有利态势，就要对战争的情况辨真伪，分虚实、定奇正……把现象极相似而本质对立的混杂在一起的各种情况分解开来，这就是“捭”。通过“捭”，找出可“乘”之势。除“乘势”外，还要善于“造势”。《六韬·龙韬》中记载，周武王问太公：“凡用兵之法，其大要如何？”太公答道：“其成与败，皆由于神与势的运用。”这里的“神”即“神化”，“势”即“形势”，太公认为由神化莫测之计谋所造成的兵势，使敌人自然无法加以抵抗，他还具体列举了二十种战术行动，认为这些是造成“神”与“势”的重要方法。孙子的“诡道十二法”，更是备受兵家推崇的重要“造势”方法。

皇帝与军帅的冲突

宋太祖赵匡胤通过陈桥驿兵变、“黄袍加身”，从节度使、禁军统领做到了皇帝，在当时军阀混战、争立为帝的气候下，自然有许多人不服气。宋朝建立不出半年，就有李筠和李重进两个节度使起兵反叛，赵匡胤亲自出征，才将他们平定。而后，他单独召见谋士赵普，询问解决五代以来“兵强则逐帅、帅强则叛上”的办法。赵普分析说：“唐季以来，战斗不息，国家不安者，其故非他，节镇太重，君弱臣强而已矣。今所以治之，无他奇巧也，惟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天下自安矣……”赵匡胤便决心削夺节度使的权力，这就演出了一场历史上称做“杯酒释兵权”的话剧。

宋太祖画像

不久，赵匡胤即召掌握重兵的大将石守信、王审琦饮酒。几杯过后，赵匡胤举起酒杯说道：“我要不是有你们的帮助也不会有现在这个地位。可是你们不知道，做皇帝也有很大的难处，还不如做个节度使自在。不瞒各位说，做皇帝以来，我还没有睡过一夜安稳觉呢！”石守信等人听了十分惊奇，忙问何故。赵匡胤说：“皇帝的位子，谁不想坐呢？”石守信等人都连忙磕头说：“陛下何出此言？现在天下已定，谁还敢有异心呢？”赵匡胤说：“对你们我是完全放心的，就怕你们的部下将士当中，有人贪图富贵，以黄袍披在你们身上，你们想不厚意，能行吗？”石守信等听到这里，感到大祸临头，纷纷磕头不止，哭着说：“我们都是粗人，没想到这一点，希望陛下指一条生路。”赵匡胤又说：“人生在世就好像白驹过隙一样非常短暂，想要富贵的人，不过是多积些金银，除自己享乐外，还要使子子孙孙过上好日子。要想安稳太平，你们不如把兵权交出来，到地方上做个闲官，买田置产，终日饮酒作乐，君臣间也无猜忌之嫌，上下相安，这样终其天年，不也很好吗？”石守信等人听到这里，齐声拜谢。第二天一早，他们都称病引退，赵匡胤马上照准，收回他们的兵权，赏赐大笔财物，安排他们做一些散官，有的还结为儿女亲家。对其他地方的节度使，也基本上按照这个原则解除其兵权。此后，宋朝建立了新的军事体制，从地方军队中挑选出精兵，编成禁军，由皇帝直接控制，这样才逐渐改变了五代骄兵悍将专横跋扈的局面，中央皇权得到了极大的加强。

在古代，大凡拥有重兵的将领多半被君主所猜忌，这是很正常的，因为，封建皇权本身就是依靠军队来夺取的，要想保住它，也必须拥有一支强有力的军队，控制住军权。尤其是通过武力夺得天下的皇帝，对这一点认识得最清楚，对拥有兵权的功臣宿将也就猜忌得最强烈。他们要想方设法使将领的兵权分散或者解除，自己好牢牢地控制住军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只有掌握了军权和军队，才能掌握皇权，这是古代政治制度的一大特点。在解除将领兵权、集中中央兵权方面，宋太祖在历代帝王中算是一位佼佼者，基本上是通过和平的手段解决问题的，用了“赎买”的方式，使君臣上下相安无事，也没有造成军队、社会的不稳定。可是，在许多朝代，解决这一问题的过程，往往伴随着一幕幕血腥屠戮的惨剧。

刘邦以一曲《大风歌》唱出了“安得猛士兮守四方”的宽广胸襟。他在楚汉之争的战斗中，是以善于用人而著称的。然而，天下稳定以后，却开始对那些曾经追随他四处征战的宿将故旧不放心了，寻找借口将他们一一翦除。例如，韩信是一员出了大力的将军，楚汉战争时期曾在关键时刻要挟刘邦立他为王，当然令刘邦不放心。所以，有人上书告韩信谋反，刘邦就不分青红皂白，将他贬为淮阴侯，削去其兵权。“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其他功臣见此，惶惶不安，也就有人反叛，陈豨即是其中的一个。在平定陈豨的叛乱过程中，又据说韩信早已与陈豨有勾结，干脆将韩信逮捕杀掉。类似的还有彭越、英布、臧荼等，都是以谋反的罪名被处死的。汉初封的七个异姓王，杀的杀，废的废，逃的逃，只剩下一个小小的衡山王吴芮，成不了气候，朝廷才算罢休。

明太祖朱元璋在这方面比刘邦有过之而无不及。从他立国之始，就警告文武勋臣，不可效法西汉韩信、彭越“事主之心日骄，富贵之志日淫”，这已经预示着对功臣勋将的杀机。丞相胡惟庸大权在握，有人告发他谋反，勾结北元和倭寇，这真是剥夺其权的大好机会。朱元璋立即将胡惟庸满门抄斩，还先后株连了3万余人。后来又说李善长知道胡惟庸谋反却没有报告，竟也将这位明朝开国第一号功臣，还是朱元璋的亲家，全家处死，虽然李善长有朱元璋亲赐的两道免死铁券，况且已经77岁，仍不免一死。大将蓝玉也被以谋反罪诛杀，当时穷究党羽，死者又达1.5万余人。其他将领除了在战争中牺牲的以外，也多不得善终，如傅友德、朱亮祖、华云龙等都是死于朱元璋之手。

当然，像韩信、英布、胡惟庸这类人物，或许真有狂妄不法、恃功骄横、为害一方的罪行，可是，这在封建社会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类似情形在权臣贵族阶层中肯定是广泛存在的。刘邦、朱元璋对功臣宿将的打击、杀戮，当然也可以起到抑制贵族地主不法行为的作用，消除其对皇权的威胁，达到巩固政权的目的。然而，他们所做的这一切，是围绕着军权的归属所展开。所谓“谋反”，不过是皇帝为这些拥有一定军事实力的功臣宿将所加的罪名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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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军”的来历

“将军”一词，是对古代高级武官的称呼，这种称呼有时是官衔，有时则只是尊称。

将军并非自古就有。商周等早期王朝都有负责军队管理的官职，但是不叫将军。比如按照《周礼》记载，周代负责国防事务的最高官职是大司马，而没有将军之说。

在春秋时期，“将”即“统帅”，所以某卿士统帅某支部队，一般称“将某军”，后来有“军将”的说法，到了春秋末年，“军将”逐步演化成了“将军”。但是整个春秋时期，“将军”也只是对卿士的另一个称呼，而并非官职名称。

战国时期，文臣武将不分的局面发生改变，专业武官出现，将军就成为了正式的官职，但是这个官职的地位、权力是不固定的。一直到西汉前期，将军这个官职的设置仍然带有一定的随意性。西汉中后期到东汉，将军的设置才固定下来，并且区分了等级。将军从此成为高级将领担任的固定官职，从地位最高的大将军到随处可见的各类将军，中间分好几个层级。

有些朝代，比如宋朝，将军不是官职名，而只是一种称号。而清朝的将军则更多地成了一种军衔或者爵位；即使作为官职，也未必是指武将。在现代军衔制度中，军衔为将官的军官，则可统称为将军。

第二节　军队的训练

教戒为先

当无数农家子弟离开各自的田园茅舍进入军队，成为军人之后，必须经过严格的训练，方能上阵杀敌，这是不言而喻的。孔子曰：“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论语·子路》）就是说，让未受训练的兵士去作战，就是将他们开到敌人刀枪下去送死。春秋时的大政治家、大军事家管仲称经过训练的士兵为“教卒”、“练士”，未经训练的士兵为“驱众”、“白徒”。他认为：“以能击不能，以教卒、练士击驱众、白徒，故十战十胜，百战百胜。”（《管子·七法》）根据现在所见到的资料，春秋时的晋悼公，就已正式设立了军队的训练部门，负责全军步卒与驭手的训练，“使训卒乘，亲以听命”（《左传·成公十八年》）。总之，一支军队组建以后，第一件大事就是训练士卒。而且，不仅是新兵，就是老兵，为了进一步熟悉教令，提高战斗力，也要经常进行训练。这就是我国古代军事家特别强调的：“用兵之法，教戒为先。”（《吴子兵法·治兵》）按照《心书·习练》的阐述，所谓“教”，首先是“教之以礼义，诲之以忠信”，用今天的语言来理解，就是首先要进行政治思想、道德作风方面的教育。然后才“习练”各种技艺，这其中首先又是队列和阵法变化，即“阵而分之，坐而起之，行而止之，走而却之，别而合之，散而聚之”的操练。所谓“戒”，就是“戒之以典型，威之以赏罚，故人知劝（勉励、提倡之义）”。就是要明白宣布并讲解各种军令军纪，让士兵明确自己在军中的行动准则，不可为者坚决不为，应当做者拼死去做。而“能教戒于先，则梃可格刃，以一当十之兵也”（西湖逸士《投笔肤谈·军势》）。直到现在，我们仍然在使用“训练”一词，其实，在古代军事家心目中，“训”即教训、“治兵”，往往就只是对军队的管理训练而言。吴起对于军队管理训练的目的和内容有这样一段论述：“若法令不明，赏罚不信，金（鸣金）之不止，鼓之不进，虽有百万，何益于用？所谓治者，居则有礼（指各种规矩准则），动则有威，进不可当，退不可追，前却（前进与退却）有节，左右应麾（服从指挥），虽绝成陈（虽失掉联系仍能各自为阵），虽散成行。”如果军队训练到这种程度，就可以作到“投之所往，天下莫当”。

古代兵器

可以说，每支军队都要练兵，可每支军队训练的结果不同。从我国古代练兵的经验来看，关键在于两个方面，一是严格，二是实用。

训练从严，主要有训练科目从严和考核赏罚从严两个方面。岳飞治兵时，“师每休合，课将士，注坡跳壕，皆重铠习之”（《宋史·岳飞传》）。戚继光亦规定：“凡平时各兵所用器械，轻重分两，当重于交锋时所用之器。盖重者既熟，则临阵用轻者自然手捷，不为器所欺矣。”这一类制度要求训练时要加大难度，铠甲、兵器都要加重，上了战场就可以应付自如了。训练中还必须认真，一丝不苟，定出严格的考核标准与赏罚制度，任何人不得例外。戚继光要求部下在“操之时，虚心公念，犯必不赦，至亲不私，必信必果”。岳飞练兵时，“子云（即岳云）尝习注坡，马踬（即扑倒在地）。怒而鞭之”（《宋史·岳飞传》）。岳飞对自己的亲生儿子都如此严格，对全军训练之认真，就可想而知了。戚继光规定了训练中每一项具体科目的具体要求，逐一进行比较考核，将成绩载入“武艺册”中，然后按训练成绩分为十等。例如，考核射箭，九发九中为超等，八中为上上等，七中为上中等，六中为上下等，五中为中上等，四中、三中为中中等，二中为中下等，一中为下上等，不中为下中等，全然不知射箭方法为下下等。凡属上等均有赏，中上、中中等免究，中下等以下受罚。赏罚的对象不仅是士兵，甚至主要不是士兵，而是各级将佐。将佐训练的部队如果成绩是下上等要捆打，下中等捆打了还要降职，下下等则以“抗违练兵”之罪“捆打参革”，即撤职查办。

练好军队的第二个关键是要实用，要从实战出发。关于这点，戚继光曾反复加以强调。他明白地指出：“往时场操，习成虚套，号令金鼓，走阵下营，别是一样家数。及至临战，却又全然不同。平日所习器技舞打使跳之术，都是图面前好看花法之类，如至临阵，全用不对，却要真正搏击，近肉分枪，如何得胜？又如平日只用短小竹箭，临时射大箭，高下如何得中？”他宣布：“往年将官，多用虚套”，自他统兵之后，“说谎弥缝之套，必当痛禁。宁拼死，决不合同他们欺心欺国”。所以，他把他所领导的军事训练叫作“练战实”，也就是练“实战”，要求“平日教场所操练金鼓号令、行伍营阵、器技手艺，一一都是临阵一般，件件都是对大敌实用之物，便学一日有一日受用，学一件有一件助胆”（《练兵实纪》卷八）。戚继光在隆庆二年（1568年）被任命为“都督同知总理蓟州昌平保定三镇练兵事”的重要职务时，特地向中央上疏，提出练兵的若干重要原则，其中就专门有“教练之法，自有正门。美观则不实用，实用则不美观。而今悉无其实”（《明史·戚继光传》）的一段议论。这种必须从实战出发“练战实”的主张完全是必要的，特别是因为古代作战主要靠刀枪杀敌，这类武艺中常有一些被戚继光斥为“周旋左右，满片花草”的华而不实的花套路，只能显技逞巧，全无实战价值，是古代练兵的大病。戚继光痛恨此病，大声疾呼。自从他到蓟门负责练兵之后，一扫这类恶习，而以“练战实”为主，故而取得了练兵的巨大成就。

古代训练军队，还很注意强调由点到面，由少到多，先练骨干，逐步推广，务求取得实效。《通典》卷一四九引《太公兵法》说：“教战之法，必申三五之令，教其操兵起居进止，旌旗指麾，陈而方之，坐而起之，行而止之，左而右之，列而合之，绝而解之，无犯进止之节，无失饮食之宜，无绝人马之力。令吏士一人学战，教成十人；十人学战，教成百人；百人学战，教成千人；千人学战，教成万人；万人学战，教成三军之众。”应当说，这是一条注重实效的、正确的练兵途径。

训练的内容

古代军队兵器的种类多，军中分工细，教战内容大者要分步兵、骑兵、水兵、车兵、战法等专项，小者要分弓弩、刀枪、棍牌、火器等兵器科目，另外还要练战队、练阵法，内容十分庞杂。

1.教阵法

阵法，它是古代战争中常见而又十分重要的内容。它可以严格队列阵形，使全军上下动作协调一致，适应敌情变化，充分发挥战斗力。它要求全部兵士上阵之后，动作协调，紧密配合，千万人都按共同的目标与意图投入战斗，做到孙子所要求的“人既专一，则勇者不能独进，怯者不能独退”。做到尉缭子所要求的“金鼓所指则百人尽斗，陷行乱阵则千人尽斗，覆军杀将则万人齐刃，天下莫能当其战矣”。

要达到上述要求，就必须组织部队对阵法进行操练。对部队进行阵法训练，在我国有着悠久的传统。早在周代，对周族成年男子进行普通的军训时，就已经规定：“中春，教振旅，司马以旗致民，平列阵，如战之阵”。“以教坐作，进退、疾徐，疏数之节。”对于阵法的操练，因各种阵法的具体要求不同，而训练内容有所差异，但都有若干共同的基本功夫。要多练的，正是这种基本功夫与应变能力。

2.教队列

凡是军事训练，总要从队列训练开始，“一二一”、“左右左”的口令是任何练兵场上所共有的声音。这一点，今天与古代相比，并无二致。

所谓队列，就是军队在战阵中的行列，其基本要求就是《司马法·严位》中的“立卒伍，定行列，正纵横”。今天队列的“立正”、“向右看齐”、“向前看”的要求，就是“立卒伍，定行列，正纵横”的具体化。行列已齐，纵横已定，然后才能练习前后跪起等队列变化。

古代军队为什么重视队列训练？因为在冷兵器时代，作战以刀矛弓弩为主要武器，这与现代战争以枪炮为主要武器有着很大的不同。前者要求密集型队形，后者要求散开型队形；前者只有人员密集、刀枪并举，万箭齐发，才能发挥威力；后者故然也需要火力集中，但需要多用散兵，以减少敌人机枪和火炮的杀伤力。正因为如此，古代作战有“行惟疏，战惟密”的一条基本原则。这就是说，在行之间，宜疏一点，各种兵器才能施展得开，不至于相互影响；但整个战斗队伍，则宜密一点，方能形成打击力。古代军队之所以重视队列训练，还因为可以从经常性的队列训练中培养部队坚决服从命令的良好军风，真正做到令行禁止，军令如山；以队列训练为基础，方能训练各种战术配合，训练各种阵法的排列、演化。

队列教练的基本要求是人人定位，行列整齐；进退左右，俱成行列；起坐跪伏，俱从号令。其基本要领，就是“列不攒挤、亦不过疏，前看心、后看背、左右看两肩，此系整行齐武之要言”。为了使部队方位明确，不致混乱，古代常以各级将领和各部分兵士不同的旗色、服色、徽章作为区分队伍行列的标志。虽然队列训练的内容并不复杂，但它是其他各种训练的基础，所以兵令历来要求十分严格。如《尉缭子·兵教》主张，训练时有非令而进退者，要按违犯训练条例论罪。而且同行的伍长不督促教练，也要受同样的处罚，因保教练无功，督促不力。由此可看出，古代对队列训练是十分重视的。

3.教拳术

拳法图势

拳术，是我国传统的健身之道，也是军队教战的一个传统项目。《荀子·议兵》中论述当时诸侯各国军事训练之时，说“齐人隆技击”，这种很兴盛的“技击”，就是一种徒手的拳击式的活动。相传宋太祖赵匡胤在练兵时就规定必须学拳，还编制了“三十二势手卷”。古代军队其所以重视拳术教练，其好处有三：一是可以“活动手脚”，是强身健体的需要；二是练拳为习练其他技道之基础。无论练习何种兵器，没有不包含拳法的。明代何良臣在《阵记》中说过：“学艺先学拳，次学棍，拳棍法明，则刀枪诸技特易耳。所以拳棍为诸艺之本源也。”三是可以增加徙手搏斗的能力。战场上，如果万一失掉或损坏了手中的武器，必然要与敌人手搏。这时，拳法的高低就有了十分明显的作用。

我们现在所能见到的正式将练拳列入练兵内容的记载，以明代为多，其中又以戚继光的《纪效新书》卷十四最为明晰。他说：“拳法似无预大战之技，然活动手脚，惯勤肢体，此为初学入艺之门也……学拳要身法活便，手脚便利，脚法轻固，进退得宜，腿可飞腾。”有了这样的基础，学习各种兵器就容易多了。所以他说：“其拳也，为武艺之源。”戚继光不仅介绍了学拳的各种要领，以及明代各种有代表性的路数，而且还绘出多种拳法图势，编出习练口诀，引导士兵学习。《武备志》全部收录了戚继光编的口诀和绘制的图例，对后世影响很大。

4.教器械

在古代的战争中，兵器的种类较多。早在《周礼·夏官·司兵》中就有“司兵掌五兵五盾”的记载。“五兵”指的就是戈、戟、矛、殳、弓矢，五种兵器各有所用，相互配合。《司马法·定爵》讲：

“弓矢御，殳矛守，戈戟助，凡五兵五当（用途），长以卫短，短以救长，迭战则久，皆战则强。”这五种兵器是先秦时期的主要武器。到后来发展到有“十八般兵器”、“十八般武艺”的说法。古典小说《水浒传》第二回：“史进每日求五教头点拔，十八般武艺一一从头指教。哪十八般武艺？矛、锤、弓、弩、铳、鞭、简、剑、链、挝、斧、钺、戈、戟、牌、棒、枪、权。”其实军队作成所用的兵器远不只这些，此处讲的十八般兵器，只是泛指，形容其多的意思，因为古代战争有步战、车战、水战、骑战等，兵器种类繁多，是可以想见的。每一种兵器的使用，都需要平时刻苦训练，也就是说要练出一身武艺。所以，古代军队不得不重视军队的兵器训练。例如，弓矢的训练一项，在《武经总要》、《纪效新书》、《虎钤经》等兵法中，都十分详细地论述了它的重要，还规定了教练弓矢的具体步骤，概括起来可分如下几步：“审弓矢”、“量力调弓、量弓制矢”、“先学持满”，练“脚法”、练“手法”、练“调气息”、练“控弦”、纠误姿、由近及远，由易而难，由将佐或老兵向新兵传授经验等。

军用宝剑

5.教法令

《尉缭子》有《制谈》一篇，认为治兵必须“号令明、法制审”，而且坚决贯彻执行，则高山可上，大河可渡，敌阵可破。因为军法、军纪、军令是军队中每个成员共同的行动准则，是整齐步调、努力作战的基础，令行禁止，执行赏罚的依据。从这个意义上讲，军法、军纪、军令能出战斗力，是克敌制胜的一种保证，历来被兵家所重视。在战国时期成书的《周礼·夏官·诸子》和《韩非子外储说右上》中就已经出现了“军法”这一概念，战国时期的《司马法》中第一次有了关于车兵，步兵的战斗条令的简略记载。

为了让将士能真正遵守军令，服从指挥，重要的一条是必须平时重视对全军实施军法教育。只有在平日的教育训练中反复地申军法、习军令，使全军熟悉军法军令，才能逐步养成遵守军法军令的良好习惯。孙子强调“令之以文，齐之以武”，和张预注释的“文思以悦之，武威以肃之，畏爱相兼”，讲的就是平时的军法军令教育与战时严行法令的关系。明代的戚家军，除了采取经常学习军法军令的措施之外，还制定了一套严格可行、确实有效的制度来保证法令的实施。戚家军规定：“平时恃强凌弱，酗酒忿争，喧骤无礼，蹂取人果稼，作践人庐器，分别轻重治之贯耳游营，奸淫人妇女，偷盗人财物，军法示众。”它规定军队在平时无论大小过失，都要公开处理，或游营示众，或处以重刑。这既是严格执行惩罚，整肃军纪，也是在向全军进行活生生的军纪、军风及军法教育，达到惩一儆百的作用。

6.教礼义

《吴子兵法·图国》中说，凡是统制管理一个国家，以及治理军队，要以礼来训诲他们，引导他们，又要以义来奖励他们，激劝他们。其目的不外是要使他们都能知道什么是荣耀，什么是耻辱。使人人知道耻辱之事切不可做，一心向荣耀之处拼死而为。如能做到人人有耻，那么在政治上如果企图积极进取，有大行动，就足以有力量可以向敌进攻。即使把企图与行动缩小范围，最低也可以保国守土，效死国家，使之不至于有被敌侵夺之祸。

训练的方法

兵家李靖说，教练得其法，则训练效果良好，自然指挥如意，官兵亦乐于为用。教练不得法，虽然督促甚严，亦无益于事。为增进效果，所以编辑图表，以利进行。古代军队不仅重视教战，而且对于教育训练的方法也是十分讲究的，常用的教习方法大致有如下几种：

1.合理编组，因人施教

《司马法·严位》说：所有的作战准备，不是难在作战部暑的布阵，而是难在使人人适合作战部署。使人适合作战部署尚不太难，最难的是得人而用且各称其职。一方人有一方人的气质秉赋，甚至各州都不一样。教化可以为风俗，习惯也是形成风俗的主要部分，所以风俗也是各州不相同的。用国家的政策之道，军队的严明法令可以变化风俗，但必须注意到这些风俗的差异，这是强调在用法令、教化统一各方风俗时，要注意到各自的差异，因人因时而教。李靖曾经主张不同民族的戍卒，其训练方法各不相同。军队中汉族的戍卒，用一种方法训练；番族（少数民族）的部落，则另用一种方法训练。兵家吴起主张因各人素质特长的差异，给不同的兵器，规定其不同训练课目：身材矮小的人，使之执持矛戟，准备熟习近战；身材高大的人，使之执持弓弩，准备熟习远战；使强有力的人执持旌旗，因为必要之时需要他麾旗先登；使勇而敢的人执持金鼓，因为金鼓声音号令，离远了听不清，必须接近战线，故而受伤流血在所难免；无论身材高矮，凡是体力气力较弱不能服直接战斗兵役的，就让他们充当诸种杂役勤务；至于长于智虑的人，就可以使之研究计议作战之事，来充任参谋军官。《六韬·犬韬》在“练士”中，则更详细地论述了教战过程中如何根据各人的特长，秉性、天赋、情状等合理编组，因人而教。

2.先之以身，志诚感诚

无论是教练器械、技艺，还是练胆养气，激励士气，古代兵家都强调将帅必须以身先之，以造成“感通之神”，激发兵士的练兵积极性。戚继光说，所谓将领身先士卒，并不是单单表现在战斗中，平时训练，也要表现出同甘共苦。只有平时训练亦与兵士没有不同，才能激发兵士的训练积极性。这里他就明确指出了将领带头训练，提高自身技艺对增强官兵团结，提高练兵积极性的作用。器械、技艺训练如此，军队的胆气士气训练如何呢？他又说，作为将帅，怎样才能真正有效地训练部队的胆气士气，其有效方法不外乎是要以身作则，言传身教而已啊！凡是所提倡的，所鼓励的，都要自己首先做到，以自己的诚意和模范作用去教育感化士兵。这种身先士卒的精神一直为兵家所推崇。早在先秦时期，《尉缭子·战威》就说过：“战者必本乎率身以励众士。”他把将帅以身作则作为领兵作战的基本要求。为了真正做到将帅先之以身，要训练部队严格的纪律，自己必须带头执行纪律。这种以身先之，造成“感通之神”是一种不上操场的操练，是贯穿于整个军队生活中的操练。戚继光说：“操兵之道，不独执旗走阵于场，而后谓之操，虽闲居坐睡嬉戏亦操也。”即这种操练，存在于“一言一动”、“一语一默”之中。应当说，古代兵家的这些经验之谈，是很有实际意义的。

古人狩猎图

3.围猎斗勇，校场竞技

古时候田猎、围猎，无论是军队还是民间都非常普遍、经常，它既是获取生活资料的重要渠道，又是训练军队的重要手段。《左传·隐公五年》中记载：“故春蒐，夏苗、秋猕、冬狩，皆于农隙，以讲事也。”意思就是说，春夏秋冬，在农闲或务农的间隙组织围猎，讲习武事、以振军旅。古代文献中还有许多古代国君、将领率军出猎的情景，《隋书·礼仪志》载：“监猎布围……百官戎服，骑从鼓行入围，诸将并鼓行越围。”《宋史·礼志》载：“太祖建隆三年，始校猎于近郊，先出禁军为围场。”利用田猎、围猎中与野兽搏击、斗智斗勇的机会，无论是对军队的胆气、技艺，还是组织纪律，都是有效的锻炼。元朝成吉思汗根据游民、牧民善骑、善猎的特点，将士兵围猎的收获大小、勇猛状况以军功形式记录下来，以备论功行赏。

历史上的精兵

相传为诸葛亮所写的《心书·习练》中有一句名言：“军不习练，百不当一；习而用之，一可当百。”这话是很有道理的。我国古代军队讲究练兵，不少名将练出了一支支战斗力大大强于其他军队的精兵，在我国古代军事史上写下了若干著名的篇章。例如，春秋时，孙子在吴国严格练兵，可以“折冲销敌”，乃“鸣鼓会军”，终于得到了“西破强楚，北威齐晋，南伐于越”的重大战功（《吴越春秋》卷四）。后来，越王勾践为报过去败于吴国之仇，乃发愤治国治兵，特别加强了使用弓弩的训练，请当时的弓弩专家陈音“悉以教吾国人”，“陈音教士习射于北郊之外，三月，军士皆能用弓弩之巧”，后来终于取得伐吴雪耻的大胜利（《吴越春秋》卷九）。

三国时东吴的大将吕蒙在担任中下级将领时就长于练兵。他作别部司马时，练兵认真，军纪严格，连服装都专门设计，整齐而又精神。当孙权阅兵时，吕蒙所部“陈列赫然，兵人练习，权见之大悦”。后来屡获战功，成为孙吴军队的主力（《三国志·吴书·吕蒙传》）。

李世民画像

三国时曹操的大将徐晃是立战功最多的将领之一，被曹操誉为“将军之功，逾孙武、（司马）穰苴”。所以能如此，就出于多年严格练军之功。例如，当曹仁、徐晃等部在襄樊打败关羽之后，还军庆功，曹操到各军视察慰问，“案行诸营，士卒咸离陈（同阵）观。而晃军营整齐，将士驻陈不动。太祖（即曹操）叹曰：‘徐将军可谓有周亚夫之风矣’。”（《三国志·魏书·徐晃传》）

著名军事家李世民不仅在统兵打天下时注重军事训练，当了皇帝之后，仍经常认真地训练将士。据《太平御览》卷二九七引《唐书》之载：“太宗初即位，突厥入寇，欲诸军皆习骑射，每退朝，即引诸卫将习射于显德殿庭。”他告诉部将说：“我今不使汝等穿池筑苑，造诸淫费农民，姿令逸乐。兵士唯习弓马，若无贼来，我则为汝博士，教汝等武艺优长；若有贼来，我即为汝将帅，领汝斗战，亦望汝等前无横敌。”“于是日引数百人于殿庭教射，太宗亲自临试，每坐或至午时，射中者随赏弓刀布帛。”这时，有臣下进谏说；“不宜引卑碎之人（指普通士兵）挟弧矢于轩陛之侧。”可是，李世民回答说：“率土之内，皆吾臣子。我所恨，不能将我心遍置人腹中，岂有相疑之道哉！”由于他能如此重视军队的训练，结果“一二年间，兵士尽便弓马”。

唐代平定安史之乱的名将李光弼以善于练兵闻名，“能以少覆众。治师训整，天下服其威名。军之指顾，诸将不敢仰视”。郭子仪也是当时名将，当李光弼代替郭子仪指挥朔方地区（今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大部分）军队以后，“营垒、士卒、麾帜无所更，而光弼一号令之，气色乃益精明”（《新唐书·李光弼传》）。唐肃宗派去的监军使者鱼朝恩见到李部官兵训练之时，申号令，鸣鼓角，部伍坐作，进退若一。朝恩叹曰：“吾处兵间久，今始识训练法。”（《新唐书·郝廷玉传》）

戚继光抗倭图

唐代的名将高崇文曾任长安城使，统领神策军。他在长武（今陕西长武）练兵时，“五千人常若寇至”。当朝廷派使者至长武，命令高崇文统兵出征成都的刘辟时，“卯漏（即卯时）受命，辰巳出师，器良将完，无一不备”（《新唐书·高崇文传》）。从卯时接到命令，辰时至巳时就全军陆续出发，其间只有三四个小时，5000人的军队就可以出动。如果没有平时严格的训练与严明的军纪，是根本不可能的。

宋代岳飞精心训练的“岳家军”威振天下。特别是岳家军的精锐“背嵬军”更是勇健无比，“凡有坚敌，遣背嵬军，无有不破者”。对于他练兵的成绩，宋高宗的评语是：“治军之有法，虽观古无以惭。”（《金陀粹编》卷三《自池州移军潭州奖谕诏》）岳飞的敌人对岳家军的评价，则是流传千古的八个字：“撼山易，撼岳家军难。”（《宋史·岳飞传》）

古代练兵，成效最卓著的，是我们已多次提到过的戚继光。他在浙江抗倭时，召募农家子弟从军，“务辑众心，一军皆服”，“简练训习，一旅可当三军”，取得了抗倭的重大胜利。福建人民盼望戚家军“如望时雨”。他到蓟州（今河北北部）守边，从南方召募了过去曾在戚家军作战的“南兵三千”，这三千重新入伍的战士“如期至，陈而待命郊外。自朝日雨甚，至于日中，军容益壮，总干山立。边将大骇：‘将军令固如是乎’”！他在北方边境练兵十几年，又大获成效，检阅之时，“十六万之师毕至，营伍必整，旌旗火鼓必齐，约束必坚，号令赏罚必信”。“在镇十六年，边备修饬，蓟门宴然。继之者踵其成法，数十年得无事”（以上皆见《明史·戚继光传》）。作为戚家军练兵的经验总结《纪效新书》和《练兵实纪》，是戚继光给后代留下的宝贵遗产，可以说是我国古代最重要的“练兵学”专著，至今仍有若干可供借鉴的高明见解。

有兵不练，后果是可想而知的。西汉时，晁错在著名的《论兵事疏》中曾经指出：“士不选练，卒不服习，起居不精，动静不集，趋利弗及，避难不毕，前击后解，与金鼓之音相失，此不习勒卒之故也。”清代中叶以后，军事力量日渐衰弱，从鸦片战争开始，清军与入侵的列强作战，几乎每战皆败，这其中原因当然很多，但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将嬉兵惰，不抓紧练兵。据《圣武记》卷十三所载，清嘉庆年间的情况已是“承平日久，兵习宴安，步行四五十里即脚肿”。这样的军队，怎么能打胜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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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帅与将军的差异

元帅可以说是一个非常显赫的武将头衔。在中国象棋中，与黑方的“将”相对应的就是红方的“帅”。

在某些朝代中，将军是一种正式的武职，而且是制度化、固定化的。相比之下，元帅则不然。“帅”这个字，最早当做动词用，有率领、统率的意思，后来则名词化，指军队的统帅这个同“将”的演变差不多。

但总的来说，在古代武官体系中，元帅一般只是一个临时性的职务，不在正式的官职之列，甚至在很多时候仅仅只是一种习惯性称谓；而将军则基本上是正式的固定官职。从名词所代表的意思上来说，只有一支军队的主将才能称为元帅，其职务相当于总指挥，而军队中的高级将领则都可以称之为将军。这就是说，一支军队元帅只能有一个，而将军可以有很多，这就是帅与将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