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中国古代的丝绸

中国古代的劳动人民从长期的劳动实践中，发明了养蚕、缫丝、织绸的技术，给人类的物质文明作出了极其光辉的贡献，这是中国的光荣，也是中国人民劳动智慧的结晶。

第一节　丝绸的历史步伐

美丽的传说

丝绸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特质之一，那么它是如何起源的呢？在中国古代有着很多关于丝绸起源的美丽传说。西陵氏嫘祖、马头娘娘、马鸣王菩萨……这些都是被民间当成蚕业始祖祭祀崇拜的蚕神，种类五花八门，历史悠久。近代以来的考古发现从科学上证明了中国丝绸的悠久历史，或许，中国丝绸就是诞生在早期天人合一的文化背景上的。

西陵是远古时代四川地区的一个部落，传说这个部落的首领有一个美丽的女儿，名叫嫘祖，她长大后嫁给了中华人文的始祖——黄帝，并生了两个名叫玄嚣和昌意的儿子，汉代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中记载：“黄帝居轩辕之丘而娶西陵氏之女。”讲的就是这位黄帝的元妃。

传说在西陵一带的原古先民，他们尽管生活的地方遍布桑林，但还不会织布、做衣，只好夏缠树叶，冬披兽皮。嫘祖为了让人们穿得更好，最先用草皮，继而用树皮捻线，后来发现桑树上的野生蚕吐丝细而结实，便开始在家养蚕。她在木棍上套上煮的蚕茧，用手撕着捻线，因而后来的人们把这种线叫做丝（撕）线。她后来因看到蜘蛛网受到启发，把蚕丝织成绸，又从河里的梭鱼那里得到启示，做成缠丝的工具——梭子。接着，嫘祖把这种桑养蚕、缫丝织绸的方法不遗余力地教给人们，大家兴高采烈地脱去了干枯的树叶以及僵硬的兽皮，穿上了用丝绸制作而成的柔软舒适的衣服，蚕丝业也逐渐在中原地区兴盛起来。后来，人们为了感谢并纪念嫘祖“养天虫以吐经纶，始衣裳而福万民”的功德，就将她奉为“先蚕”，即蚕丝业的始祖神，民间也尊称她为“蚕神”，或者又被称为“行神”、“嫘姑”、“丝姑”、“蚕姑娘”等，受到世代人们的无限崇拜，甚至在韩国、朝鲜及东南亚的一些国家同样出现了对嫘祖的崇拜和祭祀活动。而在中国古代，嫘祖最先创立养蚕织绸的传说受到皇家和官府的认可，成为官方指定的蚕业始祖。早在北齐、北周时期，京城中开始创建专门的蚕室和先蚕坛，每年春天，皇后都要率领贵妇们用一头牛（太牢）来祭祀西陵氏嫘祖和黄帝，称为“亲蚕”礼。自此以后，亲蚕礼成了皇后们的必修功课，皇后们身穿特制的亲蚕服装，不仅要举行一般的祭祀仪式，还要亲手采摘桑叶。

与嫘祖的官方性不同，马头娘是一个在民间流传很广的关于丝绸起源的传说，故事讲的是在太古时代有一户人家，只有父女俩和一匹白马相依为命，有一次父亲出了远门，很久都没有回来。女儿十分思念父亲，一天就对白马开玩笑说：“如果你能帮我把父亲找回家，我就嫁给你。”谁知白马听了这话竟然仰天长啸一声，随即挣脱了缰绳，向外飞奔而去，没过几天就驮着女孩的父亲回到了家中。但从那以后，那匹白马只要一见到女儿就高兴地嘶叫跳跃，父亲发觉后，便悄悄地盘问女儿，才知道她当初许过的诺言。人与畜生怎么能够婚配？父亲一怒之下将白马射死，还把马皮剥下来晾晒在院子里。有一天，女儿走到马皮边，想到发生的事情，伤心地哭了起来。忽然狂风大作，那张马皮裹住了女孩，不知所终。几天后，人们才在一片树林之中找到了她，这时女孩已与马皮合成一体，浑身雪白，头也已经变成了马头的形状，嘴里则不停地吐出长长的丝，把自己的身体缠绕起来。

从此，这个世界上就多了种奇特的生物，因为它总是用丝缠住自己，所以人们就叫它作“蚕”（缠），又因为女孩是在树上丧生的，于是那棵树就取名为“桑”（丧），这就是世上桑、蚕与丝的由来。

西陵氏嫘祖雕像

这个传说最早见于晋代干宝的《搜神记》，流传极为广泛，历代皆有类似的记载，至今在四川、江南等蚕桑生产地区我们都还可以听到很多版本，但是它们的情节大同小异，不过在细节上有着各自的地方特色。

蚕马故事在民间受到热烈地追捧，人们把她尊奉为“蚕神”，看作是蚕丝业的始祖，又因为她的头形状如马，称她为“马头娘”或者“马头神”，也有亲切地称为“蚕花娘娘”的。再后来，由于有人感觉马头神的模样着实丑陋无比，就塑造了一个骑在马背上的姑娘形象，这种塑像被后人放在庙里供奉，叫作“马鸣王菩萨”。在民间，尤其是在江南地区，对“马头娘”崇拜极盛，蚕农们为她搭建了专门的蚕花殿，年年蚕事前后，祭祀不断，以祈求养蚕业能有个好收成。

丝绸的起源

丝绸起源的问题一直是人们所关心所争论的热点。之所以引起争论是丝绸起源的标准不定，各有所指，则各有所言。其实，人们在讨论这一问题时应牵涉到三个问题：

（1）野生丝纤维的纺织利用；

（2）家蚕的驯化成功；

（3）桑树的人工栽培。

这三项工作的发生或完成应该属于三个不同的时期，互有迟早。

在以前人们的研究大多以前两项完成作为标准，这其实是蚕业起源的结论。而我们现在以丝纤维利用为主要标准，则可以将丝绸起源的时间定得稍早一些。

1926年，我国第一代田野考古学家们在山西夏县西阴村发掘了一个仰韶文化遗址，其中出土了著名的半颗蚕茧。这半颗蚕茧在国内外学术界引起了争论：一是关于它的年代问题，一般来说，仰韶文化的年代在距今5000年前后或更早一些，此茧子亦应属同一时期，而持否定态度的人则怀疑当时发掘的科学性，认为这是后来混入的，因此，其年代甚晚；二是茧子的性质问题，至今已有野蚕茧、桑蟥茧、家蚕茧等多种说法；三是茧子的利用问题，这半颗茧子是被十分锋利的工具一割为二的，这样的切割究竟为了什么，人们多数倾向于吃蛹兼纺纱的说法，也有人认为这单是为了吃蛹。这些问题使得这半颗茧子在考证丝绸起源中无法起到直接的作用。但这半颗茧子一直被作为国宝藏于台北的故宫博物院。

建国后，我国的考古工作者分别在长江流域的浙江吴兴钱山漾和黄河流域的河南荥阳青台村发掘到两批可以作为丝绸起源时间物证的文物。前者是一些丝带、丝线及一块丝质的绢片，属于约4750年前的良渚文化产物，虽然已经碳化，但还能做切片分析，证明是由家蚕丝作原料；后者是包裹儿童尸体的丝织物，时属5630年前仰韶文化时期，碳化严重，只能分析纵向情况，但还能看出为蚕丝类纤维，却已无法做切片分析丝纤维的完全度了。上述发现可将丝绸起源的时间定于距今5000年之前，同时也可看出西阴村的半颗茧子在年代上也基本可信。

丝绸业之所以在中国发生，大概基于这些基本条件的具备：

首先是资源的存在，中国大陆上必须有着广泛的野生桑树和野蚕的存在，结出各种野生的蚕茧。这是一个基本条件。现代科学手段对于5000年前土壤的分析研究表明，当时的长江和黄河中下游流域，都有着丰富的桑属植物分布；现代生物学研究结果表明东亚和南亚是蛾类生物的集中区，其中包括蚕蛾类昆虫。

其次是发达的古文化，也就是要有进化、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古人。在距今7000年之前，中国历史进入新石器时期，这是大陆生活的先民们跨入文明门槛前的最后一个历史时期。在这个时期中，先民们在衣、食、住、行、生产、宗教、艺术、战争等方面形成了较完整的规范，各个方面的发明不断涌现，是一个相当活跃的时期。这为丝绸的发明提供了土壤。

丝绸

还有一个条件是机会。发明的机会尤为重要。野生的蚕茧何止成千上万，但只有其中的一颗给人类带来了发明的启示。现在的人们推测，先民们可能是为了吃蚕蛹才把茧层扯开，这才发现了蚕丝的纤维性能，也许是野生的茧子在风吹雨打之中自动解体，露出了根根纤维从而被先民们发现。一旦茧丝纤维性能被发现后，那么，在纺织业到了一定水平的新石器时代，把它纳入纺织原料也就顺理成章了。

现在，我们把视野扩展到整个世界范围。从纺织原料使用的角度来看，古代世界可以划为四个纺织文化圈，其中旧大陆划为三个。

东亚地区以中国的两河流域为代表，其中虽然也有使用葛、麻（大麻和苎麻）的情况，但其特点是使用丝纤维。

南亚地区以印度为代表，其特征是使用棉纤维，包括草棉和木棉两个大类；棉纤维的使用在古印度文化的重要遗址摩亨朱达罗中有大量的发现。

地中海地区包括欧洲、西亚和北非，这一地区以地中海为枢纽，自古就有发达的文化交流，因此在纺织文化中也显示出同一性，主要的纺织纤维为亚麻和羊毛。其中人们一般认为亚麻起源于埃及，而羊毛首先起源于西亚的两河流域，不过在考古发掘中，则无法在新石器时代将两种纤维分出明显的区域性来。

新大陆的古文化主要集中在南美，该地区也使用羊毛和棉花作纺织纤维，但其种类与旧大陆有别，可视为独立的发现和利用。

可以看出，丝绸以鲜明的个性独立于世界纺织文化之林。

考古界近年的研究告诉我们，东亚文明在文化方面之所以能区别于世界，实际是有赖于下列四物：玉、漆、丝、瓷。这四物可以称得上是中国文化的四大特质。综观世界文化史，青铜、石器、铁器等为大家所共有，而唯有玉、漆、丝、瓷为中国所特有，而且这四物在中国古文化中所占地位都是极高的。世界最初了解中国，就是因为有丝绸，丝绸之路的先导是丝绸，可见丝绸对于中国文明的贡献之大。

中国文明中还有所谓的“四大发明”，但这四大发明中又有两项与丝绸有直接的关系。纸的发明就直接受到丝绸生产技术的启示，纸字的最初含义就是制丝绵过程中的茸丝的积淀物；印刷术的发明也直接与丝绸上的凸版印花术有关。因此，甚至有人建议，这四大发明其实只不过是三大发明而已。观点新奇，但也不无道理。

初步的发展

中国历来重视丝绸的生产，根据现有的资料来看，可以肯定在商代的时候，丝绸的生产和利用便已相当普及。

商代的帝王和贵族非常迷信，盛行死后厚葬。他们除以奴隶殉葬，还习惯把死者生前喜爱的东西，特别是铜器，包裹上丝绸，放入墓中陪葬。随着岁月的流逝，这些铜器受到了不同程度的侵蚀，表面出现了斑斑锈痕。而包在铜器上的丝绸，却因铜锈渗透，与铜器粘连在一起，避免了微生物的侵蚀而保存下来，成为我们今天研究商代丝织技术极为珍贵的实物。在河南安阳、河北藁城台雨村等殷商贵族墓葬中出土的青铜器上，都粘附有这样的丝织物残痕。经鉴定多半属于提花织物，甚至有可能是经过洗练的织物，说明当时丝绸生产确已具备一定的规模，并且掌握了较高的织造技术。

在西周到战国时期，丝织手工业发展很快，织制丝织物的地区也大为增广。我们通过《诗经》对春秋时织制丝绸的描述，可以大致看出来。如《豳风·七月》说：“蚕月条桑，取彼斧窹，以伐远扬，掎彼女桑。”西周初期岐山一带（现在陕西省境内）养蚕、治丝、染色的生产很兴盛。《魏风·十亩之间》有“十亩之间兮，桑者闲闲兮，行与子还兮。十亩之外兮，桑者泄泄兮，行与子逝兮。”《卫风·氓》说：春秋时魏国和卫国栽桑和买卖丝的活动很活跃。除此以外在其他各篇中谈及丝织物品种和色彩的内容也很多。另外通过号称著于夏初而实成书于战国时期的《禹贡》，我们也可约略窥知当时丝织业的情况和分布。《禹贡》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地理书，书中把当时我国的内地和接近内地的地区划为“九州”，并扼要记载了各地的物产。九州中有六个州将丝和丝织器作为主要物产，其中兖州（今山东北部，河北南部一带）有丝和一种花纹绸；青州（今山东南部、河南东部一带）有蚕丝和桑丝；徐州（今安徽、江苏的淮河流域）有一种细绸；扬州（今淮河以南地区）有一种绘有图案的彩锦；荆州（今江苏、安徽沿长江两岸一带）有丝带；豫州（今河南及湖北的北部）有绢绸和丝绵。

由于丝绸在此时经济生活中占重要地位，各国统治者皆鼓励蚕桑生产。为了蚕桑利益，两国之间甚至可以不惜动用武力。《吕氏春秋》、《史记》等书中都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在楚国和吴国接壤的边境，两国女子因争夺桑叶，发生纠纷，竟至殃及人命。楚平王听说后，极为愤怒，决定派兵打仗。吴国借此机会派公子光攻打楚国，占领了楚国的居巢（今安徽巢县）和种离（今安徽凤阳）两个城市，大胜而归。

随着丝织技术的提高和丝绸产量的大幅度增加，丝绸产品除了能满足贵族的日常需要，还有了大量剩余，使它作为商品进入市场流通。

金文是铸或刻在商周青铜器上的铭文，内容多属于祀典、赐命、征伐、契约有关的记事，史料价值很高。有一段西周金文就记载了一件有关丝绸交换的故事。内容大意是一个叫智的贵族，准备用一匹马和一束丝与一个叫限的贵族换五个奴隶。限嫌少，没有成交，智又改用货币：“寽”百（一种布币）去换，限还不同意，因而智诉讼于井叔，井叔判智胜诉。这个故事一方面告诉我们周代奴隶不值钱，可以任意买卖，另一方面也说明丝帛已作为昂贵的商品，进入了流通领域，并且日趋兴盛。

秦汉时期是中国古代丝织手工业生产蒸蒸日上并且业已达到比较成熟的时期。这时期的丝织产地东起沿海、西及甘肃、南起海南、北及内蒙，覆盖面相当广。仅见于记载的丝织产地就有：长安（今陕西西安）、临淄（今山东淄博市）、襄邑（今河南睢县）、亢父（今山东济宁市）、东阿（今山东阳谷县）、巨鹿（今河北平乡县）、河内（今河南武陟）、朝歌（今河南淇县）、清河（今河北临清县）、桂阳（今湖南郴州市）、蜀郡（今四川成都市）、珠崖（今海南琼山县）和相当于现在内蒙的呼和浩特以及甘肃的嘉峪关等地区。当时的临淄、襄邑和东阿等地都生产过不少历史上著名的优良产品。

两汉时期，随着丝绸剩余产品的不断增加，投入各地市场的数量也相应地不断增长。《汉书》里有一段记载，很能反映这一史实：“（张）安世身衣弋绨（黑色的粗绸），夫人自纺绩，家童七百人，皆有手技作业，内治产业，累积纤微，是以能殖其货（使利润增长）。”其妻亲自参与纺织，其家童当然也被驱使从事这种生产，有众多人参与，所以才能殖其货。《后汉书》里也有一段类似的记载：“朱隽少孤，母以贩缯（丝绸）为业，同郡周起负官债百万，县催责之，隽窃母帛（丝绸），为起解债。”朱隽所窃其母的丝绸，当仅是其母所有丝绸的一部分，尚且值钱百万，其母全部丝绸的总价值当然更大。又可见当时市场流通的丝绸，一定为数已非常可观。

融合与转折

在唐太宗（627—649年）的时候，有一个名叫窦师纶的著名丝织品花样设计师，他潜心研究通过丝绸之路传进中原地区的西方纹样，并在其基础上进行创新，用环式花卉或卷草代替来自西域地区的联珠纹，用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传统动物主题替代西域诸神，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设计风格，很快成为一种流行图案。因为窦师纶被皇帝授予了陵阳公的爵位，所以人们就给他设计的这种图案取名叫“陵阳公样”。这种将动物置于花卉环的团窠，在中国整整沿续了数百年之久，这也是丝绸之路上东西文化交流的结果。这种丝绸文化上的多元融合早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就已经出现了，从魏晋南北朝一直到隋唐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大碰撞、大融合的重要历史阶段，特别是随着丝绸之路上东西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使得文化、艺术、技术等各方面都有了很大的发展，这种现象反映在丝绸上，就是为秦汉以来的传统丝绸技术体系注入许多西方的元素，使中国丝绸进入了一个大转折的历史时期。

这种转折首先表现在丝绸产区的变化上，从上古直至西晋末年，中国桑蚕丝绸的主要产区都是集中在北方中原地区，那里的生产水平一直领先于长江流域。然而东汉末年以来，中原大地处于长期混战中，长江流域却相对比较安定，北方的民众为了谋求生路，纷纷渡江南下，在为当地提供了大批劳动力的同时，也带去了桑蚕丝绸业等先进技术。

丝绸之路

经过南移的汉族与南方土著人民长期的共同劳动，到了南朝的时候，西汉司马迁在《史记》中所描述的地广人稀、生产落后的景象已经大为改观。特别是隋朝开凿大运河，为南北经济的贯通提供了便利的交通条件。当时的朝廷十分注重发展南方的丝绸业，唐大历二年（767年），薛兼训担任浙江东道最高军事长官时，看到农村养蚕不普遍，机织生产技术还比较落后，就从他的部队中挑选了一批来自北方的未婚士兵，让他们回家乡选择善于缫织的能手为妻，并带回南方，浙江绍兴一带的丝绸业因此得到了迅速发展。到了魏晋隋唐时期，全国已经形成了黄河流域、四川盆地及长江中下游三大丝绸产区，为南宋时期丝绸中心的南移奠定了基础。

汉代开通的西北绿洲丝绸之路在魏晋隋唐时期达到了鼎盛，而海上丝绸之路也在此时兴起，通过丝路贸易，中国同西亚、中亚等地区文化的交流更加频繁。正是在这种多元化文化的冲击下，魏晋隋唐时期的丝绸无论是在生产技术还是艺术风采上，都呈现出一种与以前不同的中西合璧的风格。

以纬线起花，并使织物图案在纬向得到循环是西方的织造传统。这种织造技术传入中国后，堪称丝织品之冠的织锦由以经线显花的经锦逐渐向以纬线显花的纬锦过渡。纬锦的出现在中国丝绸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它较之中国传统的经锦更利于图案的换色与花纹细部的表现。另一方面，在北朝到初唐时期，丝织技术迈上了一个新台阶。这种技术上的发展不仅表现在丝织方面，在印染和刺绣方面也有了很大的进步，各种新的植物染料逐渐传入中国并在中国种植和应用，各种防染印花技术得到了充分发展，唐代“三缬”名盛天下。长期以来一支独秀的锁绣针法被逐渐淘汰，劈针、直针、钉针等各种新针法开始各领风骚。

频繁的文化交流，不仅改进了传统技术，工匠们也通过不断汲取西方纺织文化的营养，创作出了一些新的丝绸图案，“陵阳公样”并不是孤例。首先是纹样排列的变化，北朝时期，受到波斯萨珊王朝装饰方式影响，犹如一串串珠子的“联珠纹”成为晋唐丝绸纹样的主流。在纹样的表现内容上，有很多源自西方的题材，比如山羊等动物纹样和太阳神等异域神癨在北朝时期开始大量出现在中国的丝织品上。到了唐代，丝绸纹样的题材和艺术风格更为多样化，宝相花图案的流行使图案的主题逐渐向充满生活气息的花鸟植物纹样发展。

文化和技术上的交流与融合，促进了晋唐时期蚕桑丝绸业的大发展，尤其是处于中国封建社会鼎盛时期的唐朝，经济繁荣，国力雄厚，在吸收大量新元素基础上形成的丝绸生产技术体系逐渐形成，并主导了以后的丝绸技术主流，使中国丝绸文化翻开了历史上最为灿烂的篇章。

宋王朝建立后，为了增加政府的收入，改变了传统的轻商、抑商政策，从而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丝绸的流通更加普遍、频繁。不仅在都市，而且在农村，丝绸的流通也在大量增加。当时的北方传统丝绸生产区经过“安史之乱”以后长达一个世纪的喋血干戈，丝绸业呈现萎缩状态。而南方小政权的统治者为了安定社会，经常会实行奖励耕织的政策，而且南方的气候、温湿度等自然条件也都有利于蚕、桑的生长。比如当时割据江浙闽地区的吴越国王钱镠就“闭关而修蚕织”，为后世太湖流域的蚕丝生产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据史料记载：北宋时全国租税和上贡的两项丝织品中，黄河流域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各占全国总量的1/3，长江中下游地区的丝绸重心地位日益凸显。特别是南宋朝廷定都于临安后，随着政治重心的南移，大批技艺精湛的纺织工匠定居江南，丝绸生产的重心便南移到了以江浙一带为中心的长江中下游地区。而这些地区丝绸业的快速发展，以及由于北方少数民族势力的割据妨碍了陆上丝绸之路的通行，宋代特别是南宋时期，海上贸易成为了丝绸对外贸易的主要途径。

经过长期的吸收和融合，隋唐时丝绸业经过转折后形成了一个新的体系，两宋时期的丝绸技术主要就是沿着转折后的方向逐渐完善，并发展出了自己的特色。其中最显著的一点就是与唐代丝绸艳丽、丰满的风格相比，宋代的丝绸装饰更注重轻淡、自然、庄重，自然生动的写生折枝花、缠枝花以及大量花鸟纹成为图案的首选题材。这时，丝织艺术与人文艺术结合得更加紧密，这在宋代最具代表性的丝织品——缂丝上有着极为明显的反映。在技术上，当时的丝绸生产技术已臻于完善，形成了一整套从栽桑、养蚕到牵经、络纬、上机织造的规范。生产工具方面已经有了脚踏缫丝车、高楼提花绫机、罗机等，出现了不少像秦观的《蚕书》一样关于蚕织生产的专著。

和两宋王朝同时存在的，还有在北方地区由契丹、女真、党项等少数民族相继建立的辽、金和西夏王朝以及后来由骠悍的蒙古族建立起来的强大的蒙古帝国。这些王朝的贵族统治阶级对高档丝织品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偏爱和需求。他们对丝绸的获得主要来自战争劫掠，以及宋朝廷每年大量的岁贡，当然他们自己也发展了一定规模的丝织生产，而这些从事丝绸织造的工匠大多是来自中原地区的汉民，虽然生产的技术水平跟内地相比有一定的距离，但是还是极大地促进了当地的丝绸生产。

丝绸的繁荣

1279年，南宋王朝被元帝国所灭，元统一了天下，这是一个多种文化激烈碰撞并逐渐交融的时代，蒙古族文化、伊斯兰文化和汉族传统文化都对丝绸的生活和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当时北方的传统丝绸产区由于连年战乱，破坏严重，日益变冷的天气也使得北方变得不适宜蚕桑的生长，丝绸生产日渐萎缩，南方地区成为最重要的丝绸产区，政府集中了全国以及回族地区的优秀工匠，设置大量的官营丝绸作坊进行生产。

和两宋时期崇尚清雅、自然不同，蒙古贵族继承了契丹族、女真族等北方游牧民族对加金丝织物的狂热爱好，丝织技术因此在原有基础上有了进一步发展。这大概是因为北方寒冷少水，周围的色彩比较单调，只有那灿烂的金色才能像太阳的光芒一样，给生活在广漠中的人们带来更多的希望。元代的加金织物主要有织金、绣金和印金三大类，其中又以“纳石失”的技术和艺术成就最高，纳石失源自西域，是波斯语词的译音，蒙古贵族为了获得这种用金线显花而形成具有金碧辉煌效果的织锦，专门设立了五个作坊来生产这种织物。

丝绸作坊

当时淮河以南以汉族人为主的地区却大抵还是延续了宋风。为了鼓励农桑生产，元代时还出现了一批总结蚕桑丝绸技术的专门著作，《农桑辑要》的颁布是政府行为，民间也有不少这样的书出版发行，其中如王祯的《农书》详细记载了各种丝绸生产用具并配了图，薛景石的《梓人遗制》则对各种织机做了详细记录。

1956年5月，在地下沉睡了300多年的定陵地宫大门被打开了，定陵是明代万历皇帝的陵寝。考古人员从中发掘出了大量的珍宝，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640多件帝后冠服织品，其织物花色品种齐全，有锦、绫、罗、缎、纱、绸、绢、绒、改机、缂丝、刺绣等十几个丝织物大类，可以说定陵是万历帝的一个巨大的衣橱，代表了明代丝绸生产的最高水平。

明朝建立之初，为了恢复生产，农民出身的朱元璋对蚕桑业等格外重视，他在自己早已统治的江南地区大力推广种桑养蚕，形成了以江南为中心的区域性密集生产，苏州、杭州、松江、嘉兴和湖州地区成为当时五大丝绸重镇。特别是以湖州为中心生产的“湖丝”，是海内外众多地区丝织业所仰给的原料，西北的潞绸、广东的粤缎等都以湖丝为原料，连苏州、松江等丝织业发达地区也使用湖丝作原料，有“湖地宜蚕，新丝妙天下”的说法。而在当时设立的供应宫廷和政府需求的众多织染局中，又以江南的浙江和直隶分布最多，特别是隶属中央的南京织染局和地方上的苏州、杭州织染局、无论是在规模、丝绸品质和产量上都是首屈一指。参与织造的除了有匠籍身份的工匠外，还有“领织”的民间机户，出现了许多专门以织造为生的机户。

丝绸生产的专业化也促进了丝绸技术的大发展，在养蚕和缫丝方面有了用火盆以适度的火加速烘干蚕丝来提高蚕丝品质的“出水干”和“出口干”工艺。而在织造技术方面，明代最杰出的表现是在提花织造的技术上，唐代就已出现的束综提花技术到了明代已经相当完备和普及，在宋应星的《天工开物》里可以看到这种用线制花本来贮存织物图案提花信息的斜身式小花楼织机。在织物品种方面，当时的丝绸种类十分丰富，这点我们可以从定陵出土的服装织品中窥其一斑，特别是其中的绒类产品和妆花织物是明代丝织技术的重要进步，闻名天下的漳绒、漳缎就是这个时候生产的。妆花则是在明代十分盛行的一个品种，特别受到上层阶级的喜爱，妆花织品在定陵出土的丝织品中也占了极大的比例。以上海露香园顾绣为代表的刺绣工艺，也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有了进一步发展。

清代由于朝廷实行了一系列鼓励植桑养蚕的政策，明末因为战乱而损失惨重的蚕桑丝绸业得到了较快的恢复和发展。丝绸的主要产区在明代的基础上进一步向环太湖地区和珠江三角洲地区集中，特别是江南地区的丝绸生产规模不断扩大，道光年间（1821—1850年），南京地区用于生产缎类丝织品的缎机就多达3万张，这还不包括用来生产纱绸绒绫的织机数量。不仅如此，清代的主要皇家丝绸作坊，除设在北京的内织染局外，另外还有分设在江南一带的江宁、苏州、杭州三大织造局。清代的织造衙门废除了明代的匠籍制度，而是从民间征募了大量技术优秀的能工巧匠从事丝绸织造。

清代的蚕桑丝绸技术在继承明代的基础上有了一定的发展，特别是在生产工序上的分工更为细密、专业化程度更高，比如络丝、牵经、接头等丝织前的准备工序，因为需要高度的技巧和熟练手艺，往往各自成为一个行业，并且世代相传。这时在织工序上，由于品种不同，所用的织机不同而各有分工，仅织缎织物的就分为素缎织工、花缎织工、纱缎织工、锦缎织工等几种，可见当时分工之细。而当时的丝织品种类也更加繁多，形成了有地方特色的品种，比如云锦，在品种设计和织造技术上达到了很高水平。随着刺绣商品的活跃流通，这时出现了许多独具特色的地方绣品，特别是苏、粤、蜀、湘四种地方的刺绣销路最广，所以有了“四大名绣”的美称。

知识链接

什么是女红

女红，也称做女工、女功、女事，属于中国民间艺术，多指女子所做的针线活方面的工作，例如纺织、缝纫、刺绣、拼布、贴布绣、剪花、浆染等。

第二节　中国古代的染色技术

取之自然：矿物颜料

我国古代纺织生产中的印染技术，是我国古代纺织生产中的一项极为重要的成就，也是我国古代化学史上的一项可贵的成就。它的内容相当丰富，包括有：着色、染色、印制各个方面。

我国古代用于给织物着色的材料概括起来有天然矿物颜料和植物染料两大类。我国在服装上着色的历史就是从这类颜料的利用开始的，其渊源可追溯到新石器晚期。而自此以后的各个时期，由于它们不断地被人们所采用，终于发展成历代以彩绘为特点的特殊衣着设色所需的原材料。

以矿物颜料给织物着色，其中较常见的赤铁矿、朱砂、胡粉、白云母、金银粉箔、墨（墨不是矿石制成，这里根据其使用方法，归纳于此处）和石墨等。

矿物颜料

赤铁矿，又名赭石，主要成分是呈暗红色的三氧化二铁，在自然界中分布较广，是我国古代应用最早的一种红色矿物颜料。1963年在发掘江苏邳县四户镇大墩子4000多年前的文化遗址时，出土了四块赭石，其上有明显的研磨痕迹，说明当时我国已开始利用这种矿物颜料了。到春秋战国时，赭石由于色泽逊于其他红色染料，逐渐被淘汰，但仍然被用来作监狱囚衣的专用颜料。后来“赭衣”成为囚犯的同义词也即源于此。

朱砂，又名丹砂，主要成份是红色硫化汞，属辉闪矿类，在湖南、湖北、贵州、云南、四川等地都有出产，是古代重要的红色矿物颜料。我国利用朱砂的历史很早，在青海乐都柳湾原始社会时期墓葬中曾发现大量朱矿；在北京硫璃河西周早期墓葬、宝鸡茹家庄西周墓中也都发现过用朱砂涂抹痕迹的织物残片。由于朱砂色泽纯正，所以一直到西汉依然深受人们的欢迎，有些贵重衣物仍用它涂敷。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大批彩绘印花丝织品中，有不少红色花纹都是用朱砂绘制的，如其中一件红色菱纹罗锦袍，尽管在地下埋藏了2000多年，其上面用朱砂绘制的红色条纹，色泽依然十分鲜艳。

胡粉，又名粉锡，主要成份是碱性碳酸铅。历代妇女多用它做敷面化妆品或彩绘服饰织物的白色颜料。以铅、醋为原料制胡粉至迟在唐代著作中已有详细记载。近年在福建福州宋墓中发现许多彩绘上衣，上面都有这种颜料的涂绘痕迹。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曾对胡粉的化学生产工艺作过较为详细的描述：“每铅片百斤，用醋两瓶，安火四两，养之七日，铅片皆成粉霜。”这种制作方法和现在西方所谓“荷兰法”相似，却比它早了几百年。

白云母，亦名绢云母，是一种含有硅酸钾铝的白色矿物，产于我国湖南临武等地区。把它研磨成极细的粉末后具有良好的附着性和渗透性，可作为白色颜料使用。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印花敷彩纱”上，光泽晶莹的白色花纹，经化验，证实是用白云母绘制而成。

金银粉是指用金、银研磨而成的粉屑（它一般加上粘和剂制成金银泥使用）。金银箔是指用金或银打制的薄片（比纸还薄）。用金银泥和金银箔绘制或装饰衣着，可使织物获得金光闪闪，色泽艳丽的华贵效果。这种装饰织物的方法，自汉以来一直被广泛应用。在出土的历代纺织品中，也常常可以见到应用金银色涂画和印制的织物，如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金银色印花纱，福州市北郊南宋墓出土的大量金银花织物，都是使用金银粉装饰的产品。

墨即为我国历来所谓的“文房四宝”之一的墨。墨是以松柴或桐油的炭黑（经过焚烧）和胶制成的，颜色纯黑（有的墨发紫光，是制墨时加入“苏枋”的原因）。历代彩绘衣着上的黑色，基本都是用墨绘制。石墨（矿物）是煤或碳质岩石受区域变质作用或岩浆侵入作用的影响而形成的。颜色呈铁灰色或钢灰色，我国古代也有用石墨在衣着上设色的。曾经见于记载的是安徽黟县的情况，自六朝以来，黟县群众每以其地所产石墨处理布匹，使之具有深灰的色彩（关于黟县石墨，是历来文人们艳羡的东西，因而也时常出现于文学著作之中，特别是宋代的著作）。

除了上面所说几种矿物颜料，我国古代还曾以雄黄、雌黄或黄丹作为黄色颜料，以各种天然铜矿作为蓝色和绿色颜料制作各种彩绘衣服，其使用方法与以上数种颜料相似，这里就不多谈了。

取之自然：植物颜料

植物染料和矿物颜料虽然都是设色的色料，但它们的作用却是很不相同的。以矿物颜料着色是通过粘和剂使之粘附于织物的表面，其本身虽具备特定的颜色，却不能和染色相比，所着之色也经不住水洗，遇水即行脱落。植物染料则不然，在染制时，其色素分子由于化学吸附作用，能与织物纤维亲合，而改变纤维的色彩，虽经日晒水洗，均不脱落或很少脱落，故谓之“染料”，而不谓之“颜料。”

利用植物染料，是我国古代染色工艺的主流。自周秦以来的各个时期生产和消费的植物染料数量相当大，其采集、制备和使用方法，值得称道之处也极多。古代使用过的植物染料种类很多，单是文献记载就有数十种，现在我们仅就几种比较重要的常用染料谈一谈。

在古代使用过的诸种植物染料中，蓝草应用最早、使用最多。我国利用蓝草染色的历史，至少可从周代说起，《诗经》中就有：“终朝采蓝，不盈一雦”的诗句，说明春秋时的人们确曾采集蓝草，用于染色。《礼记·月令》中也有“仲夏之日，令民毋艾蓝以染”的叙述，说明战国至两汉之间，人们不但用蓝草染色，而且大量种植，以备收获，因而在不到割刈之时，是不准随便采撷、制取的。

茜草，又名茹雂和茅蒐（《尔雅》），也写作蒨草，是我国古代长期使用的植物染料，早在《诗经》中既有关于它的种植和染色情况的记载：如“茹雂在阪”、“缟衣茹雂”，前者是指它的种植，后者是指以它染色。茜草是多年生攀缘草本植物，野生于今江苏、浙江、四川等省，春秋两季皆能收采（以秋季采到的质量为好）。在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深红绢”和“长寿绣袍”的红色底色，经化验，就是采用茜草作染料的。

红花又名红蓝花，是夏天开红黄色小花的草本植物，原产于西北地区。西汉时，开始传到内地。红花中含有黄色素和红色素两种色素，其中只有红色素具有染色价值。我国自汉以来的各个时期，利用红花的这种特性来提纯和染红的。《齐民要术》曾对民间泡制红花染料的工艺作了详细描述。其内容大意是：先捣练红花，略使发酵，和水漂洗，以布袋扭绞，再于草木灰中浸泡一些时间，再加入已发酵之粟饭浆中同浸，然后以布袋扭绞备染。草木灰为碱性溶液，而发酵的饭浆呈酸性。另外，为使红花染出的色彩更加鲜明，古人还用呈酸性的乌梅水来代替发酵之粟饭浆（《天工开物》）。由此可见，中国古代制取红花素的方法与近代提取原理是完全一致的。

尤其值得夸赞的是我国古代不但能够利用红花染色，而且能从已染制好的织物上，把已附着的红色素，再次提取出来，反复使用。这在《天工开物》里也有明确记载：“凡红花染帛之后，若欲退转，但浸湿所染帛，以碱水、稻灰水滴上数十滴，其红一毫收转，仍还原质，所收之水藏于绿豆粉内，再放出染红，半滴不耗。”这段记载听起来，好像很难理解，其实是有道理的。这是有效利用红花红色素易溶于碱性溶液的特点，把它从染织物上再次浸出。先民们也实在聪明，他们竟然想到利用常见的绿豆粉充作红花素的吸附剂，将红花素储存在绿豆粉内。这也说明当时染匠不仅对红花素的染色特点和性能十分了解，在红花的利用技术上也是非常熟练的。

植物颜料

苏木原名苏枋，李时珍《本草纲目》说：“海岛有苏枋国，其地产此木，故名。”其实这种属豆科的常绿乔木植物，在我国的云南、两广和台湾等地历来均有生长，并且早在西晋年间，南方地区的民间，就已广泛使用它染色。用苏木染出的红色，和用红花染出的蜀红锦以及广西锦的赤色，十分接近。

栀子属常绿灌木，开白花，果实中可作染料的色素主要成份是栀子苷。先将其果实在冷水中浸泡，再经过煮沸，即可制得黄色染料。此染料属直接性染料，可直接染着于丝、麻、棉等天然植物上。由于它染色方便，着染织物色光鲜明，自秦汉以来，一直是中原地区应用最广泛的黄色植物染料。

槐花指得是豆科植物槐树的花蕾和开放花。槐蕾呈黄绿色，形状象米，因此又称为槐米。槐花内含有一种属媒染性的色素芸香甙，可以与很多种媒染剂发生作用，染出绚丽缤纷的色彩。像是与锡媒染剂得艳黄色；铝媒染剂得草黄色；铬媒染剂得灰绿色。郁金属姜科多年生草本植物，地下有块茎及纺锤状肉质块根，断面呈黄色，有香气，主要在我国南部和西南部被广泛种植。《本草纲目》记载：“郁金生蜀地及西域，染色是用其茎。染妇人衣鲜明，惟不耐日炙，微有郁金之气。”表明古代民间早已熟知郁金的特性，并广泛用于妇女所用织物的着色。这是我国最早带有香味的服装染色材料。

黄栌，又叫作栌木，漆树科落叶植物，常见于我国北部和中部，木材可制器具，兼用于制取黄色染料。染色方法据《天工开物》记载：先用黄栌煎水染，再用麻秆灰滤出的碱水漂洗。栌木中含一种称作非瑟酮的色素，染出的黄色在日光下是略泛红光的黄色，在烛光下是泛黄光的赤色。这种神秘的光照色差，让它一跃成为最高贵的服色染料，从隋朝到明朝之间，一直只有皇帝才能穿这种染料制成的服饰。

鼠李，又名臭李子，属落叶灌木或小乔本，分布于我国东北部和中部地区。它的果实和茎皮含有大黄素、芦荟大黄素等多种色素，是一种优良的天然绿色染料。

紫草，多年生草本，根粗壮，外表暗紫色，断面紫红色，含紫色结晶物质乙酰紫草醌，可作紫色染料。紫草在古代亦作“茈草”（《尔雅》），陶弘景说：“今出襄阳，多从南阳新野来，彼人种之，即是今染紫者。”李时珍说：“紫草花紫根紫，可以染紫，故名。”紫草素也属媒染性染料，如不加媒染剂，丝毛麻纤维匀不着色，与椿木灰等含铝较多的媒染剂作用可得紫红色。

除上述植物外，古代还以狼尾草、鼠尾草、五倍子等含有鞣质的植物作为染黑的主要材料。

我国的植物资源丰富，在明、清时期，除满足我国自己需要外，开始大量出口，仅光绪初年，红花从汉口输出达6000担；茜草以及紫革从烟台输出达4000担；五倍子达2万多担；郁金从重庆输出到印度达6万担，而用红花制成的胭脂绵输到日本的数量更是可观。

丝绸的精炼与染色技术

从文献史料来看，最早记载了丝绸精练工艺的是《周礼》一书。《周礼·天官·冢宰》“染人”条云：“凡染，春暴练”，郑玄注：“暴练，练其素而暴之。”

然而，考古实物却更早。远东古物博物馆保存的我国河南省安阳殷墟出土的青铜器上丝织物痕迹中发现了带有和不带有粘性物质（即丝胶）的两种丝织物，这说明我国在商周时期已经有了丝绸精练。后来，我国学者在分析西周早期丝织物时，又通过切面观察和金属元素测定，发现其切面中的单丝呈三角形任意分布，随机排列，和现在精练后的丝纤维切片相似。这是当时已经产生丝绸精练工艺的明证。

草木灰的碱性较强

我国古代所用和丝绸精练剂有两大类，一类是碱剂，另一类是酶剂。

碱在古代称为“灰”，多是烧成，如蜃灰和石灰。又有草木灰，碱性较强。酶剂的最早使用其实就是水，水中的微生物能起到脱胶作用，其活性部分就是各种蛋白水解酶。唐代后大量使用胰酶，即猪胰中使用的蛋白酶、淀粉酶的脂酶。少量地选用瓜萎、冬瓜等植物酶。胰酶用于丝绸精练，较国外早1200多年。

汉代前后，丝绸精练工艺又得到较大发展。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将精练温度从先秦的室温提高到100℃，刘熙《释名》曰：“练，烂也，煮使委烂也。”二是产生了捣练法，汉代班婕妤有《捣素赋》叙述了宫女们在寒夜捣练的情景，可见汉代已有捣练法产生。此后，捣练法一直沿用，并有了发展。王祯《农书》考曰：“砧、杵，捣练具也……盖古之女子对立，各执一杵，上下捣练于砧，其丁东之声，互相应答。今易作卧杵，对坐捣之，又便宜速，易成帛也。”

魏晋之后，胰酶精练工艺也开始形成并逐步普及，在唐代，人们已正式采用胰酶精练工艺，但其详情却不得而知。我们所看到的最早记载是在元末明初的著作《多能鄙事》中：“练绢法：凡用酽（桑）柴灰，或豆楷荞麦秆灰，或筶中硬柴白炭，煮熟了，然后用猪胰练帛之法，须俟灰（水）滚下帛，候沸，不住手转，勿过熟，过熟则烂，勿夹生，夹生则脆，以所煮绢，就（手）扭些，随手散，即未熟，再煮，候扭住不散为度。用胰法：猪胰一具，同灰捣成饼，阴干，用时量帛多少，剪稻草一条，折作四尺长条搓汤浸帛。”

由上可见，当时所用精练工艺其实就是用碱练作初练、用酶练作复练的脱胶工艺。该工艺中先用碱练不仅起到脱胶作用，而且也为后来的酶练作预处理，因为酶练需在丝胶膨化时方能进行。酶练后的丝织物光泽更佳，脱胶匀均，富有丝鸣。

矿物颜料利用粘合剂印上织物或是用其极细的粒子染上织物在古代被称为石染。

赤铁矿又名赭石曾是最早用于织物着色的颜料，但不久就为朱砂所大量代替。河南荥阳青台村仰韶文化罗织物上已见朱砂的痕迹，到殷周时期就更为普遍，它以其色彩之纯、浓、艳获得了广泛欢迎。直到马王堆汉墓中仍发现有整匹朱砂染色的织物，以后逐渐少见。

黄色矿物原料主要是石黄，又分雌黄和雄黄，在西周时期已见于涂染，黄色带有红光，色相丰满纯正。后来织物印染中的矿物类黄色颜料多被金色替代。

青绿色的颜料大多是含有铜离子的矿物，中国采铜甚早，从而也导致铜类矿的发现。其中有空青、石绿、石青等，其中石绿即是孔雀石。

白粉之属颇多。一种称为垩土，又名白善土，被用作织物的增白剂，亦作白色颜料。后来使用铅粉，又称胡粉，乃铅粉调糊而用；又有密陀僧者，乃铅粉调荏油而用。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印花织物中，还有使用绢云母作粉白色颜料和用方铅矿作银灰色颜料的情况。

黑色矿物原料主要是墨，早期可能曾使用天然黑色矿物，后来则烧漆烟和松煤而成，又有加入各种胶质或药料之举，使墨色、墨光得到改善。

《周礼·地官》中有“掌染草”之职：“掌以春秋敛染草之物，以权量受之，以待时而颁之。”染草就是草木染料，现称植物染料。《唐六典》载：“凡染大抵以草木而成，有以花叶、有以茎实、有以根皮，出有方土，采以时月。”说明草木染料是我国古代染色的主要内容，而矿物颜料除朱砂外，大多只用于局部的着色。

红花中含有两种色素，红花素溶于碱而不溶于酸及水，黄色素溶于酸及水而不溶于碱，红花染料的制备、提取及染色一系列工艺技术均是以此为基础的。

红花染料的制备形式一般有两种，一种可称之为干红花，另一种是红花饼。干红花的制作法在《齐民要术》中被称为杀花法：“摘取即碓捣使熟，以水淘，布袋绞去黄汁；更捣，以粟饭浆清而醋者淘之，又以布袋绞去汁，即收取染红勿弃也。绞讫，著瓮器中，以布盖上，鸡鸣更捣令匀，于席上摊而曝干。”红花饼制法与此相似，只是最后捏成薄饼，阴干收贮而已。

在红花使用的早期阶段，人们把上等的红花素用于制备胭脂，而把其次的含有不少黄色素的染液用于丝绸染色。约于唐代起，红与黄色素的分离技术进一步提高，人们已经能染得纯红花素上染的色彩，称为真红。明代方以智《物理小识》云：“河水浸红花，次日裹盛，洗去黄水，又以温水洗之，又以豆萁灰淋，水洗之，乃泡乌梅汤点（槌乌梅与干红花等分），帛籍黄蘖而染红。”先用中性或偏酸性的河水浸，均是为了进一步淘去红花饼中的黄色素，然后用碱性的豆萁灰浸出红花素，再用酸剂乌梅水将花汁中和到酸性，便可用于染色。改变红花素染液的浓度，则可得到不同的染色色泽如莲红、桃红、银红、水红等。

各种蓝草的茎叶中均有可以缩合成靛蓝的吲哚酚，但它在各植物细胞中的存在形式却是有所不同的。其中菘蓝中的形式为菘蓝甙，当它遇到碱时即可水解游离出吲哚醇，从而氧化为靛蓝；而其他蓝草如蓼蓝、马蓝中则是靛甙，必须经过长时间发酵、在酶和酸的作用下才能水解游离出吲羟，再氧化为靛蓝。这一原理决定了我国靛蓝染技术发展的路程。

蓝染的早期工艺是碱制靛，只能用于菘蓝。起初是将草木灰与蓝液一起染色，碱剂使菘蓝甙水解而直接氧化积淀于织物之上；到魏晋之时采用石灰和发酵先将菘蓝水解制靛，然后再还原染色，其制靛方法在《齐民要术》中有记载：“七月中作坑，令受百许柬，作麦秆泥泥之，令深五寸，以苫蔽四壁，刈蓝倒竖于坑中，下水，以木石镇压令没，热时一宿，冷时再宿，洒去罧，内汁于瓮中，率十石瓮，著石灰一斗五升，急手抨之，一食顷止，澄清，泻去水，别作小坑，贮蓝淀著坑中，候如强粥，还出瓮中，蓝淀成矣。”明代宋应星《天工开物》所载制靛之法与上相似，但需水浸七日，增加了发酵时间，使得蓼蓝等一些必须酶和酸才能水解出吲羟的植物也能用于制靛，故可称为发酵制靛。

以发酵为主的制靛法可能出现在唐宋前后，在此以前，蓼蓝只可染碧，不堪为靛。

制成的靛蓝本身不溶于酸、碱溶液，它在染色前必须被还原成靛白，以可溶于碱性溶液的靛白进行染色。《天工开物》说：“凡靛入缸，必用稻灰水先和，每日手执竹棍搅动，不可计数。”稻灰水和的目的是提高溶液的碱度，中和发酵产生的酸，加快反应过程，搅动是为了加快发酵还原，使靛蓝还原成靛白溶于染液，上染于纤维，然后再在空气中氧化成靛蓝而被固着在纤维上。如此反复多次，就能染得较深较牢的蓝青色。

印绘、印金与三缬

绘画在中国出现甚早，甘肃大地湾的地画、仰韶文化的彩陶画都反映了距今五六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先民高超的绘画水平。这一时期也是丝织品出现的时期，因此将绘画的手法应用于织物是不足为奇的。印花技术是画绘技术的延伸，它将染料或颜料拌以黏合剂，并用凸纹版或镂空版将其直接印在织物上显花，这种工艺在秦汉时期得到了较大的发展。最早的凸版直接印花实物出土自湖南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墓中出土的金银色印花绢采用金、银、黄三种颜色套印而成，整个印花图案单元呈菱形，由银色的“个”字形分格纹、黄色图案化兽面形的主面纹以及叠“山”形金色小圆点纹组成。在印花时使用了三套色的凸版，这种印花方法的出现与秦汉印章的流行密切相关。

当时还有一些印花织物则采用了印花技术与敷彩相结合的方法，这种将印花和绘花结合的方法是当时印花技术上的一个重大革新，它用直接印花的方法代替了费工费时的底纹部分的手工描绘，不仅提高了生产效率，而且兼收底纹规整划一之功。

从这些出土的印花丝织品可以了解到，早在两汉初年，我国的印花和彩绘技术就已经相当精湛，并掌握了镂空版和凸版分色印花的全部工艺。

“缬”字出现很迟，约在唐代才有“三缬”之名，用作古代防染印花织物的统称。但就“缬”字本义来看，它实际上就是指绞缬一种，即今日所称的扎染。唐代《一切经音义》说：“以丝缚缯染之，解丝成文曰缬”，很清楚地解释了缬的本义是绞缬。

最早的绞缬实物约出现于魏晋时期，如甘肃敦煌佛爷庙北凉墓葬、玉门花海魏晋墓、新疆尉犁营盘墓地及吐鲁番阿斯塔那北朝至隋唐墓葬群中均有出土，图案亦有一些变化，但多为小点状，也有少量网目状和朵花状的图案。对照唐代的文献来看，这些小几何纹的绞缬名目多见于唐诗之中，如撮晕缬、鱼子缬、醉眼缬、方胜缬、团宫缬等，其中出现较多的是鱼子缬和醉眼缬，也就是出土实物中最常见的小点状绞缬。

蜡染的应用最早见于印度或是中亚地区的棉布上，但到了魏晋时期，中国的西北地区出现了以点染法点上蜡液后进行防染而成的丝织物。这种先以蜂蜡施于织物之上，然后投入染液染色，染后除蜡的方法被称为“蜡缬”。然而在中原地区，蜡缬很快为使用以草木灰、蛎灰之类为主的碱剂进行防染印花的灰缬所代替。唐代的灰缬非常流行，灰缬的染色常通过夹板夹持来进行二次防染，即先将织物对折后用夹板夹持，然后施以防染剂，打开夹板，得到色地白花。这种灰缬便是后来广泛用于棉布印染的蓝印花。

印花绢

三缬之中最为重要的一种就是夹缬。夹缬之名始于唐代，据《唐语林》记载：夹缬的发明者是唐玄宗时（712—756年）柳婕妤之妹，她“性巧慧，因使工镂板为杂花，象之而为夹缬”。其名也屡见于唐代史料，它指的是一种用两块雕刻成图案对称的花板夹持织物进行防染印花的工艺及其工艺制品。

夹缬中最为精彩的是多彩夹缬，其关键是在夹缬版上雕出不同的染色区域，使得多彩染色可以一次进行。但夹缬色彩总数并不完全等同于雕板设计的色彩区域数，有时在染色时夹缬板上只雕一种纹样，单色染色，染成后再用其他颜色笔染。

印金就是用类似印花的工艺将金箔或金粉黏着在丝织品表面的工艺。印金在历代文献中常被称为泥金、销金、贴金等名。唐代李德裕《鸳鸯篇》写道：“洛阳女儿在青阁，二月罗衣轻更薄。金泥文彩未足珍，画作鸳鸯始堪著。”这里的金泥文彩就是印金。此外如“罗衣稳约金泥面”、“银泥罗衫越娃裁”等也都属于印金产品。

我们现在所知最早的印金织物是新疆营盘出土的贴金。此类贴金在4世纪前后应用甚广，当时男女服装的领口、裙摆、胸前、袜背等，均可以看到金箔被剪成三角形圆点形、方形等，在丝织物上贴出各种图案。不过，唐代的贴金，可能更应该称为销金，它从外观上来看与贴金非常类似，但其工艺却有较大的区别。从韩国民间保存下来的印金工艺来看，宋元印金中大部分都采用这一工艺。即先在织物上用凸纹版印上黏合剂，然后贴上金箔，经过烘干或熨压，剔除多余的金箔。陕西扶风法门寺地宫出土的铁函表面包裹着的蝴蝶折枝花纹的印金罗，应该就是销金产品。辽元墓葬中还有在销金外再进行描墨或朱砂的作品。有些保存得非常完好，但大多数情况是金箔被压碎，成了金粉。金粉脱落时便露出了后面的黏合剂。可以说，韩国民间保存下来的印金工艺很可能就是在元代从中国传入的。

泥金的实物在辽代丝织品上有大量发现。如内蒙古阿鲁科尔沁旗耶律羽之墓出土的四入团花绫地泥金填彩团窠蔓草仕女等。当时的泥金大多为画绘而成，可分为两种方法，一是依绫绮类的织物底纹而画，一是在素织物或小几何纹地上进行画绘。其中最为精美的一幅应数绮地泥金龙凤万岁龟鹿，它以泥银绘出云纹的地，泥金绘出“龙凤万岁龟麟”六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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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绣的硬裱

硬裱是刺绣的一种装裱方法。在绣品完成后，直接在绷子上把绣好的作品粘在专用薄板上，等完全粘好后取下绷子，配好装饰性的卡纸，再装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