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古代服饰概述

中国古代，宫廷服饰、官员服饰、民间服饰与妇女服饰，形式多样，种类繁复，因时而异。这些服饰所蕴含的文化特性、显现的文化品质，是中国古代服饰文化宝库中的珍品，成为历代民间世象百态中最具特色、最为生动、最有影响、最显活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予后世深远影响。

第一节　古代帝王服饰

不同凡响的“真龙天子”

纵观中国古代改朝换代的历史，每当新皇帝登基，都会千方百计地在自己的出身上大做文章。

皇帝，即天子也。天子在中国是人间的主宰，他既代表上天的意志，又主宰人间的生灵。所以皇帝的形象一定要与其至高无上的地位相匹配。

比如，汉高祖刘邦起兵造反前，不过是秦朝一个小小的亭长，但登基后便为自己的身世杜撰了这样一段神话：刘邦的母亲一次在大湖边睡着了，梦中与蛇相遇。此时，电闪雷鸣，乌云翻滚，刘邦的父亲发现天气骤变，急忙往湖边跑去，猛然看到有一只蛟龙附在他妻子的身上。此后，妻子怀孕，生下刘邦，也就是日后的汉高祖。

又如明太祖朱元璋。一本叫做《天潢玉牒》的书是这样讲的：在朱元璋还没出生时，有一天，朱元璋的母亲陈氏在麦场坐着，这时候从西北方向来了一个道士，长着长胡子，头戴簪冠，身穿红服，手拿象简。道士坐在麦场中，用象简在手中拨弄白丸。陈氏好奇地索要大丹，一不留神，竟然情不自禁地把它吞了下去。她吞下大丹后，那个道士却忽然不见了。不久，陈氏就生了一个男孩，就是朱元璋。传说朱元璋出生的时候，自东南飘来一股白气，贯穿房屋，奇特的香味弥漫在整个屋子里，历经一夜都没有散去。

类似的神话不胜枚举，其目的就是为了证明：皇帝不是凡胎俗子，而是凌驾于世人之上的“真龙天子”。

千年不变的龙袍

既然是“真龙天子”，不仅要有不同于凡人的形象，还得有龙廷、龙座、龙床、龙袍等超越常人的服饰。中国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几千年，有关皇帝的一套礼仪模式延续不变。就连终止了中国两千多年冠服制度的清朝，虽然坚守本民族的服饰，但皇帝的服饰仍然采取了十二章纹饰的“传统式样”。这说明中华民族对皇帝的认识已经形成了一个固定的形象模式。

龙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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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章纹饰

十二章纹包括：日、月、星辰、山、龙、华虫、宗彝、藻、火、粉米、黼、黻。分列左肩为日，右肩为月，前身上有黼、绂，下有宗彝、藻，后身上有星辰、山、龙、华虫，下有火、粉米。十二章纹发展历经数千年，每一章纹饰都有取义，“日月星辰取其照临也；山取其镇也；龙取其变也；华虫取其文也，会绘也；宗彝取其孝也；藻取其洁也；火取其明也；粉米取其养也；黼若斧形，取其断也；黻为两己相背，取其辩也。”（见第5页圉）也就是说：日、月、星辰代表三光照耀，象征着帝王皇恩浩荡，普照四方。山，代表着帝王的稳重性格，象征帝王能治理四方水土。龙，是一种神兽，变化多端，象征帝王们善于审时度势的处理国家的大事和对人民的教诲。华虫，通常囿为一只雉鸡，象征王者要“文采昭著”。宗彝，是古代祭祀的一种器物，通常是一对，绣虎纹和譐纹，象征帝王忠、孝的美德。

藻，则象征皇帝的品行冰清玉洁。火，象征帝王处理政务光明磊落，火炎向上也有率士群黎向归上命之意。粉米，就是白米，象征着皇帝给养着人民，安邦治国，重视农桑。黼，为斧头形状，象征皇帝做事干练果敢。黻，为两个己字相背，代表着帝王能明辨是非，知错就改的美德。总之，这十二章包含了至善至美的帝德，象征皇帝是大地的主宰，其权力“如天地之大，万物涵复载之中，如日月之明，八方囿照临之内”。

谈到古代帝王的服饰，就不能不说古代的服饰制度，因为古代帝王的正式服饰与服饰制度具有密切的关系：服饰制度一旦制定，皇帝至尊身份所需要穿戴的具有特殊标记的服饰也就得以确立；而所有的服饰制度又都受到帝王服饰的制约，必须参照这一至尊服饰的式样，遵循不得僭越犯上的原则制定的。

帝王龙袍冠冕形制的确立

身穿龙袍的古代帝王

1.帝王服饰与龙袍

最初具备形制的帝王服饰现已无实物可考，但有关记载却可见于先秦典籍。记载先秦职官与各种典章制度的儒家经典《周礼·春官·司服》记载：

司服的职责：掌理王者的吉凶衣服，辨别这些礼服的名称种类及其用场。天子参加吉礼吉事的礼服有：祭祀昊天上帝，穿着大裘戴冕，祭祀五帝也是一样。祭享先王，服着衮服头戴冕；祭享先公，招待宾客，举行大射礼服着鷩服头戴冕；祭享山川，服着毳服头戴冕；祭祀社稷、五祀，服着希服头戴冕；祭群小祀，服着玄服头戴冕。凡有兵事，服着韦弁服，视朝，服着皮弁服，田猎，服着冠弁服，有丧事，着服弁服，有吊事，着弁经服。

依据古代学者郑玄等人的解释：大裘是天子祭天之服，玄衣缥裳，玄是黑色，缥是兼有赤黄之色，玄衣即黑色面料的上衣，缥裳即赤黄色的下裳。上衣绘有日、月、星、山、龙、华虫等六章，类似今天的手绘服装，是画工用笔墨颜料画在布上的；下裳则用绣，有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等六章，共十二章，这就是十二章纹样的来历。

古代大裘样式

周代以前，帝王服饰绘绣以上所述的十二章花纹。到了周代，因旌旗上有日、月、星的图案，服饰上也就不再重复，变十二章为九章。纹饰次序，以龙为首，龙、山、华虫、火、宗彝是画的；藻、粉米、黼、黻是绣的。

历代龙袍均遵循这一基本样式，几千年来未有大的变化，“龙袍”实际上成了古代中国人一个特定的传统服装模式。清代的服饰制度在中国服饰发展史上是最庞杂、繁缛的，但是清代的龙袍制作工艺之精湛、用料之考究、艺术价值之高，都是前朝帝王服饰无法比拟的。清代的龙袍可谓是中华服饰中最精湛、最华丽的工艺美术极品。

2.万国衣冠拜冕旒

帝王的冕冠形制是在周代确立的。

冕，《说文》的解释是：“大夫以上冠也，邃延垂旒纩。”这里的“延”，又写作“埏”，是处于冕冠顶部的一块长方形的冕板。“邃”本意是深远，这里指冕板的长形，覆盖在头上。“旒”又写作“鴙”，是“延”的前沿挂着的一串串小圆珠玉，称作“冕旒”。冕冠两侧各有一孔，用以穿插玉笄，以便与发髻拴结，又在笄的一端，系上一根丝带，从颔下绕过，再系于笄的另一端，用以固定冕冠。在两耳处，又各垂下一颗蚕豆般大的珠玉，即称作“纩”，也有叫“充耳”的。充耳并不直接塞入耳中，而悬挂在耳边，走起路来悠悠晃动，意在提醒戴冠者不要轻信谗言——成语“充耳不闻”即由此而来。冕旒垂挂下来挡住眼睛的视线，也有类似含义，意在提醒戴冠者不必去看那些不该看的东西，——成语“视而不见”即由此而来。这些都十分形象地体现了“非礼勿听，非礼勿视”的礼仪原则。

十二章纹饰

周代时，天子、诸侯、大夫着冠均可采用“冕旒”，只是在数目上有所区分，天子的冕冠悬有十二条冕旒，其他人要依次减少。但后来随着等级的森严、礼制的规范，便只有帝王才能戴冕有旒，“冕旒”也就成了帝王的专用品，甚至成了帝王的代称。唐代诗人王维就写有这样的诗句：“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

3.其他配饰与规制

帝王服饰除冕旒、玄衣、缥裳外，还有韨、革带、大带、佩绶、舄等附件。韨即芾，也有叫做“蔽膝”的，因为最早形成的是遮蔽前身的衣服，所以后来把蔽膝放在冕服上，以表示不忘古制之见，牵系于革带上面垂盖于膝前；革带二寸见宽，用以系韨，后面系绶；大带，用以束腰的四寸宽的大腰带；佩绶即所佩的丝带；舄，即鞋子。古代凡用作礼服的鞋子，都可称其为“履”，诸履之中，又以舄为贵。

皇帝专用服饰的式样、颜色均有严格的规定，但周代以后各个朝代也有所变化。秦汉时为玄衣缥裳，到汉武帝时改正朔，易服色，服色尚黄。隋朝时帝王百官均穿黄袍，从唐朝开始，赤黄色为帝王专用服饰颜色。皇帝龙袍定为黄色的规定，一直延续到清朝灭亡止，有一千多年的历史。“黄袍加身”，就意味着登上了帝位。

帝王服饰无论如何变化，但万变不离其宗，均朝着更尊严、更豪华、更特殊、更能显示等级的方向发展。

乾隆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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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秀全龙袍改射眼

洪秀全在起兵造反之前，曾借上帝及耶稣之口，把“龙”比作“魔鬼”、“妖怪”和“东海老蛟”。成事之后，他自己却又穿起了龙袍，于是对外解释说，自己穿的龙袍上的龙纹是“射眼”之龙，就是在画龙的时候，将一只龙的眼圈放大，眼珠缩小，另外一只比例正常，两道眉毛用不同颜色，并宣布凡是射了眼的龙纹，都是宝贝金龙。公元1853年以后，索性取消了射眼的规定，亲自下诏令称：“今后天国天朝所刻之龙尽是宝贝金龙，不用射眼也。”现在南京太平天国纪念馆里的唯一一件太平军马褂上，就保存有射眼的痕迹。

第二节　古代官员服饰

在古代服饰制度中，官服不但是最为庞杂的服饰之一，而且也最能体现封建社会尊卑有序、等级森严的社会特征，因此，它也是最能代表中国礼仪文化特色的服饰。

文武百官的制服

在西周时，百官服饰就已经有了严格的等级差别，不同的官职品位对应不同种类形制的官服。《周礼·司服》对此有详细规定：“上公的礼服，自衮冕以下和王者的衣服相同；侯伯的服制，自鷩冕以下和上公的礼服相同；侯爵、伯爵的礼服，自冕以下和天子的相同；子爵、男爵的礼服，自毳冕以下和侯爵、伯爵的相同；孤的礼服，自希冕以下与子爵、男爵的相同；卿大夫的服制，自玄冕以下和孤礼服相同，丧服加大功和小功；士的服制，自皮弁以下，和大夫的礼服相同，其丧服除了斩衰、齐衰、大功、小功以外，另加缌麻。”

秦汉以后，百官服制日趋繁琐，至隋唐大致完备。其中官服颜色最可体现官职品位的高低，服色甚至成为官职的代名词。

官服分颜色从唐朝开始：三品以上紫袍，佩金鱼袋；五品以上绯袍，佩银鱼袋；六品以下绿袍，无鱼袋。官吏有职务高而品级低的，仍按照原品服色。如任宰相而不到三品的，其官衔中必带“赐紫金鱼袋”的字样；州的长官刺吏，亦不拘品级，都穿排袍。以后又进一步确定：文武官员三品以上穿紫色官服，四品穿深绯色，五品穿浅绯色，六品穿深绿色，七品穿浅绿色，八品穿深青色，九品穿浅青色。这种服色制度，到清代被废除，只在帽顶及补服上区别品级。

朱元璋建立了明朝后，官员的服饰制度达到了最完备、最繁缛的地步。明代给每级官员都设计了一种动物图案作标志，把它绣在两块正方形的绵缎上，官员常服的前胸后背各缀一块，这种就是补子，这种官服就叫补服。据《明会典》记载，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规定，补子图案：公、侯、驸马、伯：麒麟、白泽；文官绣禽，以示文明：一品仙鹤，二品锦鸡，三品孔雀，四品云雁，五品白鹇，六品鹭鸶，七品髙鸂鶒，八品黄鹂，九品鹌鹑；武官绣兽，以示威猛：一品、二品狮子，三品、四品虎豹，五品熊罴，六品、七品彪，八品犀牛，九品海马；杂职：练鹊；风宪官：獬豸。除此之外，还有补子图案为蟒、斗牛等题材的，应归属于明代的“赐服”类。

古代官服

清代官服原则上都是蓝色，只在庆典时可用绛色；外褂在平时都是红青色，素服时：改用黑色。

清代文一品官补子——仙鹤

清规定禁穿明代衣冠（汉人服饰）但明代的补子为清代继续沿用，图案内容大体一致，各品级略有区别，通常是，文官：一品鹤，二品锦鸡、三品孔雀，四品雁，五品白鹇，六品鹭鸶，七品髙鸂鶒，八品鹌鹑，九品练雀；武官：一品麒麟，二品狮，三品豹，四品虎，五品熊，六品彪，七品、八品犀牛，九品海马。另外，御史与谏官均为獬豸。

明清官员所用补子都是以方补的形式出现的，与明代相比，清代的补子相对较小，前后成对，但前片一般是对开的，后片则为一整片，主要原因是清代补服为外褂，形制是对襟的原因。一般清代官服以顶戴花翎显示其不同的身份和地位。官服中的礼冠名目繁多，有朝冠、吉服冠、常服冠、行冠、雨冠等。男子的服饰以长袍马褂最为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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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岳父为“泰山”的由来

今人称岳父为“泰山”，却不知“泰山”一词的源起也同官服颜色有关。据唐人段成式《酉阳杂俎》中记载：唐玄宗李隆基于开元十四年（726年）到泰山举行祭拜天地的大典，丞相张说担任封禅使，顺便把他的女婿郑镒也带去了。按照旧例，随皇帝参加封禅后，丞相以下官员可以升一级，郑镒本为九品官，张说利用职权，一下子便把他的乘龙快婿连升四级，升作五品。唐代八、九品官穿浅青色或青色官服，五品官穿浅绯色官服。唐玄宗在宴会上看到郑镒的官服突然换了颜色，诧异地问他缘故，郑镒支支吾吾，尴尬地不知如何回答。此时，玄宗身边那位擅长讽刺滑稽的宫廷艺人黄鏣绰替他回答说：“此泰山之力也！”妙语双关，唐玄宗心照不宣，此事才算蒙混过关。

古代官员佩饰

在人类拥有第一件衣服之前，恐怕就有了第一串项链，这些用兽齿、鱼骨、贝壳、石块串起来的项链，使人类形成了最早的装饰观念。

当然，远古人类佩戴饰物，并不仅仅是为了装饰，它更多地是勇敢的象征，光荣的标志；也或许是避邪的镇物、信心的寄托；甚至是狩猎或捕鱼丰收的庆贺。

白玉、金发饰（反山良渚文化墓地出土）

随着人类的进化和文明的起源，佩饰渐渐地由习惯向规范方面变化，逐步地分为“德佩”和“事佩”两大类。前者指佩玉，后者指佩手巾、小刀、钻火石等生活用品。古人对佩玉非常重视，玉也因此成了最重要的佩饰，究其原因，在于古人赋予玉以一种神秘的道德色彩。

1.佩玉

玉器最早出现于七八千年之前。玉作为非实用性的生产工具和专用礼仪制品，标志着以等级为核心的礼制的开始，象征着持有者的特殊权力和身份。

在古代，佩玉是一种礼仪，更是身份的标志。

西周时统治者即对贵族百官士人的佩玉作了严格的规定。《礼记·玉藻》“古之君子必佩玉。”“君子无故，玉不去身。”专门记述各种佩玉礼制：君子必须佩玉，行动起来可以发出悦耳的叮咚声；凡是衣外系带，带上必有佩玉；无故不得摘去佩玉。古代佩玉的方式，是在外衣腰的两侧各佩一套。每套佩玉都用丝线串联，上端是“珩”（衡），这是一种弧形的玉；珩的两端各悬着一枚“璜”，这是半圆形的玉；中间缀有两片玉，叫“琚”和“璃”；两璜之间悬着一枚玉，叫“冲牙”。走起路来，冲牙与两璜相撞击，发出有节奏的叮咚之声，铿锵悦耳。玉声一乱，说明走路人乱了节奏，有失礼仪。

以佩玉显示佩玉者的身份和地位，在《礼记·玉藻》中也有详细规定：帝王佩戴用玄色素色丝串联的白玉，公侯佩戴用红色丝绳串联的山玄玉，大夫佩戴用素色丝串联的水苍玉，世子佩戴文杂色丝绳串联的瑜玉，士人佩戴赤黄丝绳孺玟玉。“孔子佩象环五寸而组绶。”可见，古代是用佩玉的质地和串玉丝绳的颜色来辨识等级。

2.笏板

笏是百官朝见皇帝时所执的手板，用于记事。大臣执笏向天子奏事，入朝前后则将笏插在朝服的大带上。笏的用处因官阶大小而异，其质地、形制早在周代时就有严格规定。周代时不但百官朝见皇帝要执笏，儿子事奉父母也要执笏。《礼记·内则》中规定：公鸡鸣啼、天亮晨起后，儿子要戴冠穿衣，将笏插入腰带中，去拜见父母。父母若有吩咐，即刻记在笏上，以免过时遗忘。作为一种礼仪，虽然侍奉的对象不同，但实质是相同的。

汉以后，“笏”礼更重，也被称作“手板”。谒见长官时，下属也要求执板，表示尊敬。晋见上官时，不许垂臂执板，必须双手执板至鼻间高度，毕恭毕敬地作鞠躬状，这才合乎上尊下卑的礼仪，否则，就有丢官的危险。

笏

3.佩印

官吏佩印，始于战国，止于隋唐。周朝官吏只有符节不见官印，而战国时为六国之相的苏秦曾佩六国相印，天子也常常佩印。至汉朝时，佩印成为制度，官印实际上已经成为权力的象征和身份的标志。汉代皇帝都身佩天子之玺，作为帝王权力的象征。百官也要佩印，而且官职一旦任免须即刻交印。

按照制度，官印必须随身携带，印章装在皮制的靋囊里，然后悬挂在腰间的绶带上，因此又称佩印绶。印绶是汉代官服上区别官阶高低的一个重要标志：诸侯王是金玺绿绶；相国和丞相先是金印紫绶，以后也改为绿绶；太师、太保、太傅、太尉及左右将军俱是金印紫绶；御史大夫是银印青绶；俸禄二千石以下、六百石以上的官员用铜印黑绶；六百石以下、二百石以上的官员用铜印黄绶。绶带不仅在颜色上因官有别，而且在编织的稀密上也因职而异。

4.佩鱼

前面提到，唐宋时，除以官服颜色辨识官阶品位高低外，“佩鱼”也是重要的辨识标志。唐时，凡五品以上官员盛放鱼符，都发给鱼袋，以便系佩在腰间。宋时不用鱼符，只留鱼袋。宋时官服也承袭唐制，不同品位以不同服色区别。凡服色为紫色或绯色者，都要加佩鱼袋，鱼袋上用金或银饰为鱼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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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珠

清代官服中的朝珠也很有特色。这是清代品官悬于胸前的饰物，形制同于念珠，其数一百零八粒，以珊瑚、琥珀等物加工而成。凡文官五品、武官四品以上及京堂、军机处、翰詹、科道、侍卫、礼部、国子监、太常寺、光禄寺、鸿胪寺所属官员，都可佩戴。妇女悬挂朝珠者必须是公主、福晋以下五品官命妇以上。除此之外，只有乾隆时特别恩准翰林官可以戴朝珠。朝珠既是官服标志，又是贵族官僚的奢侈品，一挂朝珠就值几千两银子，甚至就值万两银子。朝珠还有标志官员就职于某些部门的作用，像内廷行走人员就不分等级都可佩戴。

古代官员的腰带

古时衣服没有纽扣，为了使衣襟不散开，便以带束腰，所以古时“服皆有带”，这可以一直追溯到秦汉以前的殷商周三代。封建社会的服饰制度形成以后，腰带也成了区别尊卑的一个标志，这在官服中表现得也十分明显。

按装饰材质区分，官员腰带、有金带、玉带、犀带、银带、鍮石带、铜铁带之别，即以金玉等物装饰，而并非通体金玉制成的腰带。各个朝代对官服腰带的质地、形制均有不同规定。如《新唐书·车服志》载：“其后以紫为三品之服，金玉带，銙十三；绯为四品之服，金带，銙十一；浅绯为五品之服，金带、銙十；深绿为六品之服，浅绿为七品之服，皆银带，銙九；深青为八品之服，浅青为九品之服，皆鍮石带，銙八；黄为流外官或庶人之服，铜铁带，銙七。”其中“銙”指腰带上的饰物，其质料和数目随官员的大小高低而不同。“銙”的质料，在宋代因等级差别分别更多，有玉、金、银、犀、铜、铁、角、石、墨玉之类。銙的形状，以方形为主，也有圆形。

古代官服腰带的形制与今天腰带不同，一般分前后两条：一条钻有圆孔，借此穿插扣针，两端又以金银为饰，名叫“铊尾”；另外一条缀有一排并列的饰片，名“铐”。佩戴时，銙的一面佩在腰的后背，而且两端的铊尾必须朝下，以表示对皇帝的顺从臣服。

元代玉带（江苏苏州盘门外吴门桥元墓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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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仲行三易其带

宋朝百官的束带制度执行得十分严格。孝宗朝时，吏部尚书王仲行被罢职后，被调往外地，王仲行是三品以上的高官，自然系金带佩鱼，他在离开京城之前，去朝廷阁部辞行。门卫见他依旧金带佩鱼，认为不合制度，拒之门外。王仲行忍气吞声，解下佩鱼，门卫仍不买账。无奈何，又将金带换成红带，还是不行。最后只得换成皂带，才得勉强放行。

清代服饰尤重佩饰。男子身上佩服挂件，清初时还只有二三种，后来愈见繁多，以至于一串串地挂在腰间，有香荷包、扇套、眼镜盒、烟袋、火镰甚至割肉吃的刀叉等等。皇帝也时常赏赐一些佩饰给下属官僚，官僚也借此炫耀。

清代任何一位大臣一旦离开朝廷出差外省时，都必须按规定在腰带上另外拴上两根白色丝带，这两根带上各绣有一个字，就是“忠”和“孝”，故称之为忠孝带，意在提醒大臣，人虽在外，心却永远忠实于朝廷皇上。在两根忠孝带的尾端，还联结有两只小小的荷包。由于朝廷对这些荷包的式样并非统一规定，所以它成为贵族官僚们夸富耀奇的物件。其颜色斑斓，式样奇巧，是真正的装饰品，并没有什么实用价值。官服上的腰带用蓝色丝线组成，十分耀眼夺目。奇巧在于联系腰带的扣子，它也同荷包一样，朝廷没有统一规定，是大臣们显示富贵财势的一个标志。金扣、银扣、铜扣往往为低级官员所用，财大气粗的高官则不惜工本，用上好的翡翠甚至外国金器制成，一副扣子价值常在千两银子之上。

古代命妇服饰

所谓命妇，是指受到封建王朝诰封的古代皇室及百官贵族妇女。按照封建制度的规定，丈夫为官，夫人即为“命妇”，而命妇自有一套服饰，必须按规定穿着装扮。

按《周礼·天官疏》载：“命妇有内外之分：内命妇即三夫人以下，古代天子，后立六宫，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女。三夫人亦分主六宫之事，三夫人以下则如九嫔等；外命妇如三公夫人、孤、卿、大夫之妻即是。”

古代命妇的服饰在历朝的服饰制度中都有详尽规定。周朝时宫内设有“内司服”一职，专门掌理王后的衣服以及辨别内外命妇的服色。凡有祭祀和招待宾客时，负责供应王后和九嫔世妇内外命妇等贵族妇女应当穿着的衣服。

纵览历朝的命妇服饰制度，可以看出两大特点：一是内命妇服饰以皇后为尊。依照嫔妃与皇帝本人的亲疏远近关系按等级顺序变化，她们与皇后相比，都必须显示出等而下之的尊卑之分；二是外命妇服饰也按品阶等级变化，而且变化远比内命妇服饰复杂。汉代时佩不同绶带。魏晋南北朝后，或衣料、或首饰、或花冠、或发型、或式样、或衣色、或绣纹、或图案，分出等级秩序。清代命妇服制定得直截了当，简明扼要：命妇服饰各依其夫。另有金约、领约、采帨、朝裙、朝珠等制度，各按其品。内外命妇根据其夫及子之品受封，不同封号标志不同的品位，而不同的品位又穿着具有严格规定的服饰。

古代宫廷命妇的霞帔

第三节　古代平民服饰

禁忌与限制下的平民服饰

在中国古代，各行各业各种身份的人必须各穿其衣。平民服饰在大前提上不可僭越贵族服饰，在小前提上又不可僭越各种行业的服饰，也就是三教九流，各有其服，就像我们今天的各种行业制服。

宋代，不但由朝廷下文明确规定平民服色、装饰、衣料等等方面的禁忌，而且详细规定了各行各业的服饰，不得逾越。宋代笔记小说《东京梦华录》记载北宋京都汴京的民情风俗，十分详尽。其中记载：

古代平民服饰

又有小儿着白虔布衫，青花手巾，挟白磁缸子卖辣菜……其士、农、工、商、诸行百户衣装，各有本色，不敢越外……香铺里香人，即顶帽披背。质库掌事，即着皂衫角带不顶帽之类。街市行人便认得是何色目……

即使是乞丐，也有特殊衣着，甚至媒婆也分等级而有不同装束：“上等戴盖头，著紫背子；中等戴冠子，黄色髻背子，或只系裙。手把青凉伞儿，皆两人同行。”在《宣和遗事》一书中，也有关于北宋时汴梁各阶层人士的衣装打扮的记述。如富贵人家纨绔子弟的衣着为“丫顶背，带头巾，率地长背子，宽口祷，侧面丝鞋，吴绫袜，销金裹肚”。秀才儒生为“把一领皂褙穿着，上面著一领紫道服，系一领红丝吕公绦，头戴唐巾，脚下穿一双乌靴”。寺僧行童为“墨色布衣”，汴梁巡兵装束为“腿系着粗布行缠，身穿着鸦青衲袄。轻弓短箭，手执著闷棍，腰挂着镊刀”。

人之贵贱衣帽分

古代穷人多穿褐衣。褐是用粗麻和兽毛混纺织成的布料。这种布料制成的衣服，质地粗糙，厚重但不暖，而且毫无美观可言，与贵族穿的轻暖华丽的狐皮裘衣恰成鲜明对比。古代史料诗歌中，“毛褐”、“短褐”、“被褐”指的都是当时下等人的衣着，代指农夫、平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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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褐

古代新进士及第后授官为“释褐”，所以“释褐”也是古代做官的代名词。意思是说脱去布衣而穿官服，从此也就不是普通老百姓而是官了。《太平广记》中的《崔朴》一文，叹尽仕途曲折、难以升迁之苦，其中有句说：“崔琯及第后，五任不离释褐。”意思是说崔琯中了进士后，五次任命都没有超出刚考中时所授的官，所以心情郁闷，长叹命运多舛。唐朝科举考试制度规定，考中进士者“赐进士及第”，但并不等于得了官位，还必须经过礼部考试。取人的标准有四条：一是身，要生得体貌丰伟；二是言，说话要言辞辨正；三是书，写字要楷法遒美；四是判，要得文理优长。这一关必须通过，进士才有官做，故称“释褐试”，意思是及格后可以换穿官服。

从现存的古代服饰实物及图画上看，平民服饰与贵族服饰有天壤之别，其中著名的宋代张择端所画《清明上河图》最能说明问题。从图中看，凡是体力劳动者，都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衣短不及膝盖，或者刚刚过膝，头巾也比较随便，甚至有椎髻露顶者，脚下一般穿麻鞋或草鞋。从历代《耕织图》中也可看出农民的装束特征。南宋《耕织图》中可见下田的农夫穿对襟短衣、背心，裤管高挽至大腿，赤脚挑担；另有一农妇也下田劳动，她裤管低挽，露出赤足，衣袖也短至肘弯之上，类似于今天的短袖衣衫，同贵妇人长袖长裙截然不同。清初刻《康熙耕织图》中对农夫的刻画更为详细，或扶犁、或耕田、或施粪、或收割、或挑担、或掌秤，其中服饰衣装已同今日农民下田干活时的衣装区别不大，都是十分朴素的短打扮，以便于劳作。图中农妇虽穿长裙，但绝无花纹图案，头巾也显得简陋。

古代服饰

古代劳动人民衣着朴素，并非仅仅为了劳作方便，它同时也是受到了统治阶级的法令限制。宋代因与东北契丹战争失利，为求和妥协，不惜以厚礼巨款进贡。为此，在国内加强了对人民的剥削，使得人民日益贫困，明显影响了平民的服饰。男子衣饰已是越来越短，头巾甚至已经无法保持一定式样了。尽管如此，统治者仍屡屡下诏对平民庶人的服饰提出种种限制。比如，时而规定平民只能穿粗白麻布衣，穿黑衣还必须得到特殊的允许；时而规定职务低下的小公务员、平民、商人、杂技艺人都一律只能穿黑白二色，不能穿杂彩丝绸等等。

精美华丽的印花织品在封建社会中几乎都只流行于上层社会。平民一是穿不起，二是不准穿。宋代规定：印花布只许做官服、军服，禁止平民庶人服用。明代平民同元代一样，衣服只许穿暗褐色。

特殊的商人服饰

商人自古以来都是一个十分特殊的阶层，他们的服饰特征总在阶级差别的鲜明界线边游移不定，时贵时贱，时而华丽时而简朴，时而受朝廷禁令限制，时而又无视等级有所僭越，其根本原因还在于统治者“重农抑商”的政策的推行。“无商不奸”是古人心目中根深蒂固的一个观念。汉代统治者对商人就采取抑制的态度，汉高祖刘邦最坚决。他大力推行重农抑商政策，下令商人不准穿锦绣等织品，并要商人缴很重的税，以促使流民归附土地。此后历代王朝都有禁令，严厉地将商人的穿戴限制在平民庶人的服饰之内。明太祖朱元璋甚至下令：“农衣绸、纱、绢、布。商贾上衣绢、布。农家有一人为商贾者，亦不得衣绸、纱。”从法令上看，商人的地位甚至还不如农民。

可是，社会上的事又常常不以统治者的意愿为转移，政策一松，法制禁令就没有了约束力，商人立刻衣饰华丽，宝马金车，挥金如土。所以，历朝多有大臣屡屡上奏皇帝，说商人衣饰奢侈，僭越等级，要求严厉惩处，以正礼法。到了清末，商人可以用钱捐个官当，这也就表示了统治阶层对商人的一种妥协，一种无可奈何的默认。

古代传统丧服中的观念

中国封建社会是由父系家族组成的社会，以父宗为重。其亲属范围包括自高祖以下的男系后裔及其配偶，即自高祖至玄孙的九个世代，通常称为本宗九族。在此范围内的亲属，包括直系亲属和旁系亲属，为有服亲属，死为服丧。亲者服重，疏者服轻，依次递减。最早的丧服礼仪在《仪礼》中已经有比较完整的体现，五服按照血缘关系适用于与死者亲疏远近的不同的亲属，每一种都有特定的居丧服饰、居丧时间和行为限制。两千年来，汉族的孝服虽然有传承和变异，但仍然保持了原有的定制，基本上分为五等，即：斩鄀、齐鄀、大功、小功、缌麻。

第一等叫“斩鄀”，是五服中最重要的一种。“鄀”是指丧服中披于胸前的上衣，下衣则叫做裳。斩榱上衣下裳都用最粗的生麻布制成，左右衣旁和下边不缝，使断处外露，以表示未经修饰，所以叫做斩鄀。凡诸侯为天子、臣为君、男子及未嫁女为父母、媳对公婆、承重孙对祖父母、妻对夫，都要穿斩鄀。

次等孝服叫做“齐鄀”，是用本色粗生麻布制成的。自此制以下的孝衣，凡剪断处均可以收边。孙子、孙女为其祖父、祖母穿孝服；重子、重女为其曾祖父、曾祖母穿孝服；为高祖父、高祖母穿孝服，均遵“齐鄀”的礼制。孙子孝帽子上钉红棉球，长孙钉一个，次孙钉两个；余者类推。孙子媳妇带三花包头，插一小红福字。未出嫁、且未梳头的孙女用长孝带子在头上围一宽榱，结于头后，余头下垂脊背，头上亦插一小红福字。孙子、孙女的孝袍子肩上钉有红布一块，有的剪成蝙蝠，有的剪成其他图案。按亡人性别，男左女右，谓之“钉红儿”。重孙子孝帽子上钉粉红棉球，亦长孙钉一个，次孙钉两个；余者类推。孝袍在肩上钉有红布两块，亦男左女右，谓之“钉双补丁儿”。元孙肩上钉三个“钉丁儿”。

“大功”是轻于“齐鄀”的丧服，是用熟麻布制作的，质料比“齐鄀”用料稍细。为伯叔父母，为堂兄弟、未嫁的堂姐妹，已嫁的姑、姐妹，以及已嫁女为母亲、伯叔父、兄弟服丧，都要穿这种“大功”丧服。

“小功”是轻于“大功”的丧服，是用较细的熟麻布制作的。这种丧服是为从祖父母、堂伯叔父母，未嫁祖姑、堂姑，已嫁堂姐妹、兄弟之妻，从堂兄弟、未嫁从堂姐妹，和为外祖父母、母舅、母姨等服丧而穿的。

最轻的孝服是“缌麻”，是用稍细的熟布做成的。现在大多用漂白的布做成，称为“漂孝”。凡为曾祖父母、族伯父母、族兄弟姐妹、未嫁族姐妹，和外姓中为表兄弟、岳父母穿孝都用这个档次。

传统礼仪是根据丧服的质料和穿丧服的时间长短，来体现血缘关系的尊与卑、亲与疏的差异的。

五服之外，古代还有一种更轻的服丧方式，叫“袒免”。在史籍中记载：朋友之间，如果亲自前去奔丧，在灵堂或殡葬时也要披麻；如果在他乡，那就“袒免”就可以了。袒，是袒露左肩；免，指不戴冠，用布带缚髻。

到了近现代的时候，中国的丧葬习俗受到西方的影响，丧服有了很大改变。通常是在告别死者、悼念亡魂时，左胸别一朵小黄花，左臂围一块黑纱。有些妇女死了亲人在发际插一朵白绒花。这些象征的致哀方式，比起古代丧服，要简化得多了。

总之，祭祀活动中的祭服以及丧葬礼仪中的丧服，都远远地超越了服饰自身的实用功能，从而成为一种礼仪、一种标志、一种制度的体现、一种精神的载体。它们都深深地包含了中国文化中家庭宗法观念与国家封建权力结构等多方面的深刻涵义，成为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所产生的文化符号。换言之，作为文化符号的意义即是古代祭服与丧服的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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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丧服的特点

1.尊崇祖先。丧服中的最高规格是给予直系祖辈的，即“父亲”的角色。这标志着“父亲”在家庭中的重要地位，晚辈也借此形式表示对祖辈的崇拜与敬仰。

2.尊卑有别。丧服的规格是根据死者在家庭中的宗法地位而定的，地位愈高，家庭成员为之服丧的丧服就愈高，而服丧者的宗法地位也影响到丧服的规格。如，嫡系长子与庶出子女的地位悬殊，同是为亲祖父服丧，嫡孙可服斩衰三年，而庶子的子女只能服齐衰不杖期。庶子之子在祖父死后，甚至无权为亲祖母（祖父之妻）服丧。可见，丧服的等级也是家庭宗法地位的标志，以此也可看出国家丧服制度的渊源。

3.内外亲疏有别。这源于家庭法制。直系祖孙辈的丧服规格比旁系都要高一、二等。一亲一疏、一内一外恰好体现出两层意思：既以服丧强调封建家庭之间的和睦关系，又以此区别内外主次，以便维系封建家庭权力结构的稳定性。

4.男尊女卑。这一观念在丧服中有充分的表现。它时刻在提醒人们：夫妇如君臣，尊卑之礼不可僭越。早在秦代以前，《仪礼·丧服传》中就明确规定：“夫者，妻之天也，妇人不贰斩者，犹日不贰天也。”意思就是说，妻子不为两个人穿斩衰的丧服，就像没有两个天一样。一句话，夫为妻纲。可见中国古代妇女在人格尊严和社会地位上，都要受男性夫权的压迫。

第四节　古代鞋袜与头巾束额

古代鞋制的演变

古代的鞋有屦、履、舄、鏎、屐、鞮等名称。鞋履二字都出现得较晚。履即屦，分别用草、麻、皮制成，战国以前，“皆言屦，不言履”。直到战国之后，屦才通称为履。鞋字出现得更晚些，最早见于南朝梁顾野王的《玉篱》，是鞮的异体字。

周代时，随着国家政体与服饰制度的建立，人的衣饰不但逐步规范化，而且正式纳入礼仪的范畴。周朝廷就专门设有名为“屦人”的官职，他的职责就是掌理国王和王后各种衣服颜色所应搭配穿的鞋子，制作赤舄、黑舄、素屦、葛屦以及舄屦上的装饰，辨别外内命妇的命屦、功屦、散屦，凡四时的祭祀，各按照尊卑等级穿着礼仪规定穿着的鞋子。

古代鞋子

舄为双底鞋，以革为底，以木为重底，类似于今天的胶底鞋，可以走湿泥地而不透水。不过，鞋面多用绸缎制成。诸履之中，舄是最为尊贵的，它是专用于同朝服、祭服相配的。周天子的舄分三种颜色：白、黑、赤。赤舄最为尊贵，因为“赤者盛阳之色，表阳明之义”。皇后的舄也有三种颜色：赤、青、元。其中以元色最为尊贵，因为“元者正阴之色，表幽音之义”。所以，在礼节最隆重的场合，天子穿赤舄，皇后穿元舄。依此类推，什么时候，什么场合，什么人，应该穿什么鞋，均有一整套严格的穿鞋规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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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堂入室脱鞋袜

周代凡登堂入室，都必须把鞋子脱在户外。这不仅同古人席地而坐有关，而且与礼节有关。大臣见君主，不但要脱鞋，而且还要脱袜。古代称袜为“袜”。《左传·哀公二十五年》载：卫侯一次与大臣们饮酒，褚师穿袜进屋入席，卫侯见状大怒，认为褚师有意不敬，喝骂道：“如此无礼者，将断其足！”褚师赶忙解释说：“我们的脚上生了东西，烂得厉害，恐怕您看见了会呕吐，所以不敢脱袜。”《吕氏春秋》载：齐王生病，派使者去宋国请文挚，文挚到后，没有脱鞋就到床边询问齐王的病况，齐王大怒而起，扬言要将文挚生烹活煮。可见，不脱鞋袜入堂拜见尊者，是非常失礼的举止。

到了汉朝，就脱下鞋袜赤脚入朝上殿，但汉高祖刘邦给予丞相萧何的一个特殊待遇就是“特命剑履上殿”。也就是说，辅佐刘邦打下天下的萧何被皇帝特许为可以佩剑穿鞋上殿朝见。这样看来，其他大臣上殿是必须解剑脱鞋以示敬意。汉末魏国的曹操也曾下令，进祠上殿都必须脱鞋。这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成为人们的习惯礼节。尤其是在祭祀先祖、拜见尊长时必须遵循古礼。一直到了唐代，这一习俗才逐渐改变。除祭祀活动外，大臣朝会上殿可以穿鞋了。

古人对鞋履的重视程度远在今人之上。秦代以前就有装饰鞋履之风尚，在皇室贵族那里甚至达到了十分奢侈的地步。历代穿丝鞋的都是有钱人，朝廷甚至专门设有“丝鞋局”这样的机构，供应皇室贵族的丝鞋。魏晋南北朝时，贵族所穿鞋子在质料上十分讲究，有“丝履”、“锦履”和“皮履”。另外，还有一种贵族妇人所穿的“尘香履”，以薄玉花为装饰，鞋内放有龙脑等香料，故称“尘香”。唐代文德皇后的一双鞋竟以丹羽织成，前后金叶裁云为饰，并缀有珠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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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太后的凤履

当年在清朝慈禧太后身边作女官的德龄以亲身经历写的《御香缥缈录》

中曾经对宫廷中的鞋子有详尽的描写。单就慈禧太后御用的凤履来说，宫廷里就有两个太监终年一事不做专门为太后保管，有一间专门存放凤履的“鞋库”，其中有几百双鞋子按号码排列，以备使用。这些鞋制作起来，不但工序繁多，而且工艺精巧，在鞋面上还必须装饰珍珠、宝石、璞玉、翡翠等一应宝贵的饰物。慈禧尤喜珍珠，一双鞋上总有七八十颗左右，打得最多的甚至有三四百颗，真是奢侈到了极点！

相比之下，平民百姓的鞋就多为麻鞋和草鞋。由于生活贫困，一些穷人甚至赤足，因为已经穷得无鞋可穿。即使有鞋可穿，也必须遵循朝廷规定。比如魏晋时曾有规定：士卒百工在鞋的颜色上只能限于绿、青、白三色；奴婢侍从只能限于红、青两色。若有违反，便是犯上，是要查罪法办的。

古人木屐，一般是在家闲居时的便鞋，正式场合是不能穿的，否则就会有散漫无礼之嫌。虽然木屐在东汉以后几度时兴，但东汉以前穿木屐者都是贫寒下士，富贵之人是不穿的。

隋唐以后，靴子成了朝服，在礼节上较其他鞋子要贵重得多。因为是朝服，等级规定的就更加严格。宋代文武官朝会时均穿黑皮靴，但根据官服的不同颜色来装饰皮靴的边缝衮条。比如穿绿色官服的用绿边，穿绯色官服的用绯色边，穿紫色官服的用紫色边。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虽出身于贫苦农民，但当了皇帝后却格外看重等级差别。他曾下令：文武官父兄子弟及女婿可以穿靴，校尉力士在执勤时可穿靴，但出外则不许穿；庶民、商贾、技艺、步军及余丁等，都不许穿靴，只能穿一种有统的皮履。明代万历年间，还禁止一般人穿锦绮镶鞋。

古代绣花鞋

“三寸金莲”绣花鞋

除了按照历朝服饰制度所变化出来的种种关于如何穿各种鞋子的规定外，中国女子因缠足所带来的女鞋畸变也值得带上一笔。

缠足起于何时，历来众说纷纭。比较明确的记载是源起于南唐后主李煜的宫中。以“一江春水向东流”而闻名于后世的李煜是一个耽于声色的亡国君主。宫中有一纤丽善舞的宫嫔，名为窅娘，李煜命人造六尺高的金莲台，让窅娘以布缠足，在台上作新月状，并穿白色的袜子行舞于莲台之上，舞姿之美令人叹为观止。

金莲鞋

唐朝以前虽也以女子脚小步缓为美，所谓“足下蹑丝履，纤纤作细步”是女子美的风度，但一般只言其脚小，不言其脚弓。经过五代十国时期，宋代时女子缠足逐渐多了起来。《宋史·五行志》说：“理宗朝，宫人束脚纤直，名‘快上马’。”宋代著名文人苏轼还特地作了一首《菩萨蛮》的词，描绘小脚：

涂香莫惜莲承步，长愁罗袜凌波去。

只见舞回风，都无行处踪。

偷穿宫样稳，并立双趺困，

纤妙说应难，须从掌上看。

词中显示了中国士大夫对女子的把玩心理，显而易见是竭力赞美小脚之优雅。像苏轼这样名流文士的赞赏，不能不对女子缠足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一种以脚小脚大评价女子美丑的审美风尚逐步形成。这一风尚自然也影响到鞋子的式样。据《老学庵笔记》载，宋代就出现了名为“错到底”的妇人鞋。这种底尖的鞋子，正好是为缠足的小脚女人而制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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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寸金莲

三寸金莲跟我国古代妇女裹足的陋习有关。裹足的陋习始于隋，在宋朝广为流传，当时的人们普遍将小脚当成是美的标准，而妇女们则将裹足当成一种美德，不惜忍受剧痛裹起小脚。人们把裹过的脚称为“莲”，而不同大小的脚是不同等级的“莲”，大于四寸的为铁莲，四寸的为银莲，而三寸则为金莲。三寸金莲是当时人们认为妇女最美的小脚。

古代的袜子

古代最早的袜子是以皮革做成的。最晚不迟于汉代，袜子的质料已由皮革向布帛完成过渡。湖北江陵凤凰山西汉墓出土的一双女袜，无彩无纹，底长15厘米，出土时尚穿在死者足部，袜身为苎麻织成：湖南长沙马王堆西汉墓出土的女袜，情况也与此相似：平底高双夹袜，以双层素绢缝成，袜面用绢较细，袜里用绢较粗，制为齐头、短鞘，开口处附有袜带，袜带也用素纱制成。

古代的袜子

据文献记载，汉代公卿百官出席宗庙等祭祀仪式，按规定必须穿着红色领袖内衣、红裤及红袜，以示对先祖列宗的赤诚之心。这种以红袜为祭服的做法一直影响到后世，由唐及宋，以至元明，各个时期遵行不改。

汉魏时期士庶男子所穿之袜以苎麻制成者居多，取其坚固耐用。女子所穿之袜，则大多以绫罗制成，取其柔软舒适。隋唐时期的妇女，也喜穿着绫罗之袜。宫廷妇女所穿之袜，则以精美的彩锦制成。江浙一带的民间妇女，出于着屐的需要，还喜欢穿着分指之袜，制作时将大趾与另外四趾分开，形成Y形，俗称“丫头袜”，或作“鸦头袜”。这个时期的男袜，仍以苎麻为之，到了冬季，则穿一种厚实的罗袜，以数层罗帛缝纳而成，俗谓“千重袜”。宋代则在此基础上发展出兜罗袜，其质地柔软而厚实，可御寒冷。

宋代的士庶男子多着布袜，贵族男子也有穿锦袜者，不过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将彩锦之袜践踏在足下，实为奢侈之举。这个时期的妇女，因为缠足的关系，多将袜子作成尖头，头部朝上弯曲，形成弓形。

除缀有袜底的女袜之外，宋代以后还时兴一种无底之袜，只有袜筒，没有袜底，也用于缠足妇女。因缠足妇女足部已有布条系裹，故不必再施袜底。着时可裹于胫，上不过膝，下达于踝，俗谓“半袜”，或称“膝袜”。

元、明、清三代女袜仍以绫罗制成者为多，这种绫罗之袜在考古发掘中也常有发现。与此相比，男袜质料更为丰富，视季节而别使用，春秋之季多用布袜，以棉布制成。深秋时节则穿绒袜，以羊绒为之。也有着毡袜者。到了寒冷的冬季，大多穿着棉袜，以双层布帛为之，内絮棉絮。这种以彩帛为表，内蓄棉絮的冬袜，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尚有大量遗存。在北地山村，也有以皮袜御寒者。至于夏季，则穿暑袜，以细棉或细麻织物为之，质地轻薄而疏朗，专用于夏天，南松江地区出产者最为上乘，驰名远近。

头巾与束额

蔡邕《独断》曰：古帻无巾；王莽头秃，乃始施巾之始也。头巾本是古代劳动人民在地里进行农作的时候，为了尽量少的避免炙热太阳的光照而来的一种简单朴实的小发明。明、清时规定是给读书人戴的儒巾。蔡邕《独断》曰：古帻无巾；王莽头秃，乃始施巾之始也。换言之，农民包头巾是为了方便擦汗，或者遮阳；秀才包头巾为了表明自己的身份。

将布帛等物折叠或裁制成条状围勒于额，被称为束额，又称抹额。束额习俗早在商代已经出现，在殷商时代，不分男女，无论尊卑，均喜在额间系扎丝帛制成的头箍状饰物。

秦汉以来，士庶男子多用巾帻裹首。这种巾帻有两种形制：帛围勒于额，露发髻于外，时称半帻、半头帻、空顶帻，实际上就是束额。这种半帻本来专用于童子，从西汉末年开始逐演变为成年男子的装束。在汉魏时期，男子用于束额的还有鬟带，其制较半帻为窄，也以布帛为之，因大多被裁制成带状，故称鬟带。使用时由颅后绕前，系结于正额。至于冬季，则以布帛裁成长条，内絮绵絮，使用时系扎在额间，以利保暖。这种束额多用于北方，尤以老年人为常用。

山西束额

汉唐时代，妇女也用巾帛扎额，不过多见于歌女舞姬。汉代以来，束额还被军将武士及卤簿仪卫用作额饰，因有军容束额之称。武士仪卫以布束额，并非为了装饰，而是用作部队的标识，不同颜色的束额，可区分不同的部队。唐袭汉法，武士出征及仪仗出行也在额间系扎布巾，通常是扎在幞头之外。宋代仍有这种做法，当时的武士仪卫在用布帛抹额之前，已先系裹幞头，有的还戴有小帽，与汉魏时单独用布带扎额有所不同。

宋代民间男子崇尚系裹头巾，束额多用于妇女。宋代妇女的束额在制作上比先前讲究，通常将五色锦缎裁制成各种特定的形状，井施以彩绣：有的还装缀珍珠宝石，渐渐向首饰靠拢。元代贵妇用束额者不多，只有士庶之家的女子才喜欢作这样装束。大概是因为在额间系扎着这么一道布帛，可防止鬓发的松散和发髻的垂落，又便于劳作，故受到士庶妇女的青睐。

明清时期是束额的盛行时期，当时的妇女不分尊卑，不论主仆，额间常系有这种饰物。此时的束额形制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除了用布条围勒于额外，还出现了多种样式：有的用彩锦缝制成菱形，紧扎于额：有的用纱罗裁制成条状，虚掩在眉间；有的则用黑色丝帛贯以珠宝，悬挂在额头。还有一种束额，以丝绳编织成网状，上缀珠翠花饰，使用时绕额一周，系结于脑后。这种束额被称之为渔婆巾，或者叫渔婆勒巾。冬季所用的束额，通常以绒、毛毡等厚实的材料为之；有的用绸缎纳以丝绵，外表施以彩绣；考究者还装缀珠翠宝玉，两端则各装金属搭扣，用时围勒于额，绾结于后。束额的造型也有多种：有的中间宽阔，两端狭窄；有的中间狭窄而两端宽阔，后者在使用时多将两耳遮盖。因为这种束额兼具御寒作用，故被称之为暖额。富贵之家的女子则崇尚用兽皮制作暖额，常用的兽皮有水獭、狐狸、貂鼠等，貂狐之皮最被看重。这种毛茸茸的兽皮暖额围勒在额部。宛如兔子蹲伏，因此，又被形象地称之为卧兔。

第五节　古代内衣与女性饰物

内衣也称小衣、亵衣、汗衣、鄙袒、羞袒、心衣、抱腹、帕腹、圆腰、宝袜、诃子、小衫、抹腹、袜肚、袜裙、腰巾、齐裆、肚兜，它是人体上身最为贴身的衣服。从史书记载来看，较早的内衣称为亵衣。“亵”意为“轻薄、不庄重”，可见古人对内衣的心态是回避和隐讳的。

除了华美的服装，历代男女的佩饰也非常丰富，提及中国的服饰文化，就不能不了解这些多姿多彩的饰物。用作头饰的有簪、钗、布摇；用作耳饰的有玦、珰、耳环等；用作领饰的有串珠、项链、项圈等；用作手饰的有镯、钏、戒指等；用作腰饰的有大带、革带等；用作佩饰的有玉佩、容刀、香球等。本文着重介绍一下古代女性的饰物。

古代内衣演变史

中国内衣的历史源远流长，先秦时期的史籍已有这方面记载。周代妇女所穿的亵衣，有一个专用名称，叫相服，南北朝时仍保留着这一称呼。男子所穿的亵衣，则被称之为泽，因这种内衣紧贴于身，可吸取汗泽，故以名之。到了汉代，则干脆称其为汗衣，斯文一点，则称其为鄙袒或羞袒，意思是赤膊不太雅观，所以要用布裁成小衣，遮覆胸背。

内衣在中国历史上各个时代有不同的称谓：汉朝内衣称为“抱腹”、“心衣”，魏晋称为“两当”，唐代称为“诃子”，宋代称为“抹胸”，元代称为“合欢襟”，明朝称为“主腰”，清朝称为“肚兜”，再后来就到了近代，则是我们至今仍可见到的“小马甲”了。

汉代称内衣为抱腹、心衣。汉刘熙《释名·释衣服》称：“帕腹，横帕其腹也。抱腹，上下有带，抱裹其腹，上无裆者也。心衣，抱腹而施钩肩，钩肩之间施一裆，以奄心也。”可见“心衣”的基础是“抱腹”，“抱腹”上端不用细带子而用“钩肩”及“裆”就成为“心衣”。两者的共同点是背部袒露无后片。

当时还有一种内衣，既有前片，又有后片，既可以挡胸，也可以挡背，这种衣服就叫两档。两裆本来是妇女的内衣，魏晋时期始被穿出，并演变成一种背心，不分男女均可着之。

唐代以前的内衣肩部都缀有带子，到了唐代，出现了一种无带的内衣、称为“诃子”。这也是其外衣的形制特点所决定的：唐代的女子喜穿“半露胸式裙装”，她们将裙子高束在胸际然后在胸下部系一阔带，两肩、上胸及后背袒露，外披透明罗纱，内衣若隐若现，因而内衣面料考究，色彩缤纷，与今天所倡导的“内衣外穿”颇为相似。为配合这样的穿着习惯，内衣需为无带的。

古代肚兜

唐代以后，妇女的内衣还流行过抹胸，这是一种“胸间小衣”是“肚兜”的前身，始于南北朝，是唐宋时期内衣的称谓，结构上以紧束前胸为特征，以防风寒，用于约束和固定乳部。

金、元时期的男子亵衣比较特殊，这一时期的内衣称“合欢襟”，由后向前系束是其主要特点。穿时由后及前，在胸前用一排扣子系合，或用绳带等系束。合欢襟的面料用织锦的居多，图案为四方连续。

明时期的妇女，贴身多着主腰，其制繁简不一：简单者仅以方帛覆于胸间，复杂者则开有衣襟，钉有纽扣，制如背心，有的还装有衣袖，形同半臂。

古代女子内衣

明清时期的内衣还有兜肚，或称肚兜，通常以柔软的布帛为之，制为菱形，上端裁成平形，形成两角，与左右两角各缀以带，使用时上面两带系结于颈，左右两带系结于背，最下的一角则遮覆于腹。不分男女均可着之，但妇女及童子所穿者多采用鲜艳的颜色，并施以彩绣。童子所穿者多绣以虎，以辟不祥。妇女所穿者常绣以百蝶穿花、鸳鸯戏莲、莲生贵子等图案，反映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老人所着者则制为双层，纳以棉絮，有的还贮有药物，以治腹疾。

中国古代女子内衣以其“近身衣”的浪漫情怀在服饰艺术中独树一帜。它是女性私密空间中的悄悄话，含羞而内敛、充当着美和情的抒发载体，一经揭开它神秘的面纱，那塑身修形的造型理念、大俗大雅的配色处理、无限寄寓的图腾纹饰、独具创造性的技艺手段，无一不吐露出女性对生活价值理念、审美情趣、情感寄托、情爱传感等诉求的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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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贵妃与内衣

中国人的贴身肚兜，传说是从杨贵妃开始，根据《事物纪源》中说：“贵妃私安禄山，指爪伤胸乳之间，遂作诃子饰之。”据说越是天生丽质的女人，越是喜欢狂风骤雨般的爱情方式，近乎饿虎扑羊般的野蛮动作，愈能赢得芳心的强烈振撼，安禄山与杨贵妃便是如此。有一次安禄山把杨贵妃抱在怀里，在她身上最柔软的部位用力揉捏，居然使她的酥胸上出现累累伤痕，弄得无法向玄宗交代，只好以红锦锻遮在胸前，称为“诃子”、也叫“肚兜”，这便是“乳罩”的起源，“禄山之爪”的成语也由此而生。事后安禄山曾对人说：“贵妃人乳，滑腻如塞上酥！”

云鬓生辉的发饰

古代女子发饰多种多样，有笄、簪、钗、环、步摇、凤冠、华盛、发钿、扁方、梳蓖等。

1.簪钗

簪钗是中国古代妇女束发美发的工具，中国古代女性发饰种类非常丰富，它的设计制作与人们的生活密切相关，深深地体现了民族文化的个性特色。因而，古代妇女发钗无论在装饰上的题材、内容还是在艺术形式上都承载着悠久的历史，俨然是吉祥文化标本之集合，反映了中国传统的审美情结。因而，簪钗上的传统意趣应该具有很高的历史、文化和艺术价值。

簪的本名称“笄”，是中国古代束发的工具。在古代，汉族的结发方式，无论是辫发盘髻，还是束发着冠，均须以簪钗约束固定。女子年满十五岁时，如已许嫁，便将头发绾成一个髻，即以簪插定发髻。以示成人，如“年以及笄”。在中国古代，簪钗还常被用于男女间定情的信物。皇宫贵族的女子可以用珍奇的材料做发饰，而一般小户人家只能戴荆钗（荆条编织的发钗）——“拙荆”便是古代男子对外人称自己的妻子的谦词。

钗，由两股簪子交叉组合成的一种头饰。用来绾住头发，也有用它把帽子别在头发上。五代五缟《中华古今注·钗子》：“钗子，盖古笄之遗象也，至秦穆公以象牙为之，敬王以玳瑁为之，始皇用金银作凤头，以玳瑁为脚，号曰凤钗。”钗与簪是有区别的，发簪作成一股，而发钗一般作成两股。

古代头饰

2.步摇

步摇是一种插在髻上的饰物，上缀可以摇动的花枝或垂珠，走起路来，随着步履的颤动，这些花枝或垂珠会不停地摇曳，故名“步摇”。步摇是古代妇女插于鬓发之侧以作装饰之物，同时也有固定发髻的作用。是自汉以来，中国妇女中常见的一种发饰。簪插步摇者多为身份高贵之妇女，因步摇所用材质高贵，制作精美，造型漂亮，故而非一般妇女所能使用。“步摇”这个名称，到了明清时已很少听见。其实，这种首饰并没有被淘汰，只是改变了名称而已。我们从史志诗文中常见有“珠钗”等名称，就是步摇的异称。这种首饰在清初刻本《秉月楼》一书的插图中还有描绘，完整实物也有传世。

3.华胜

华胜是以金、玉等材料雕琢而成一种饰物，中部为一圆体，圆体的上下两端附有对向的梯形饰牌，使用时系缚在簪钗之首，横插于两鬓。最初专用于妇女，后不分男女皆可用之。这种首饰有多种形制，以质料而别，其中以玉胜所见为多。

4.钿钏

钿也是古代妇女常用的首饰，通常以金银、珠翠或宝石制成。使用时安插在鬓发之上，因多被制作成花状，又称“花钿”。现存花钿实物，以晋墓所出年代为早。

古代妇女的花钿，除以金、银等材料制成外，还有用鸟羽为饰者，名谓“翠钿”。这种翠钿是在金钿基础上加工而成的，其制作方法比金钿多一道工序，即在金钿上粘贴一层鸟羽。由于鸟羽多选择翠绿之色，故被称之为“翠钿”。

摇曳生姿的耳饰

在古代，耳饰的分类很多。

有圆形环状缺口的，直接夹入耳垂，一般以玉质常见，也有用骨、石、玛瑙、象牙等材料制成的，称为玦。商周以后，中原地区及北方地区的居民，也喜欢在耳部佩戴上这种饰物。

有圆柱形喇叭口，撑大耳孔后将其贯入耳孔的，常见的有琉璃材质，称为耳珰，尤其以琉璃耳珰为绝妙。耳珰的造型大同小异，其区别主要反映在两端，一般作平头形，两端直径大小略有不同，佩戴时多半以细端塞入耳垂。除了平头形以外，还有作圆头形者。耳珰中心的穿孔，是为了悬挂坠饰而预备的，通常的做法是先将耳珰穿过耳垂，然后将系有坠饰的细绳从耳珰孔中穿过，缚结于耳垂之下。

古代压托巾

有金属制的环形耳饰，扣入耳孔的，称为耳环。耳环最初多用于南北各地的少数民族，后传到中原，也为汉族妇女所接受。宋代以后，穿耳戴环在汉族妇女中日益盛行，文献中有不少记录，实物也遗存很多。在明清时期，还流行过一种小型耳环，叫丁香耳环。丁香是一种植物，果实甚小，呈椭圆形。丁香耳环即仿照其状制作而成，由于小巧轻便而深受妇女喜爱，不论是大家闺秀、小家碧玉，都喜欢佩戴这种耳环，只是选用的质料有所差异，贵者采用金银宝玉，贫者则以铜锡为之。

还有由耳环演变而来的耳坠，在耳环下悬坠一枚或一组装饰，材质丰富多变。耳坠的上半部分是个耳环，耳环之下悬以坠子，故名“耳坠”。中国先民佩戴耳坠的风习，可一直上溯到新石器时代。当然，那时的耳坠形制都比较简单，通常以玉石磨制而成，在坠子的上部，各钻有一个小孔，以绳带穿结佩戴。后来的发展，也包含了当时封建礼教对女性的许多约束，在佩戴了灵动的耳坠之后，要求女性仪容端正，要保证耳坠不能移步亦摇，时刻提醒女性自我约束、自我检点。

这种严苛的礼教直到唐朝才有所缓解，为了争取平等自由，许多女性都拒绝穿耳。可是，自由之风没有能够坚持多久。到了宋朝，一切又恢复如昔了。

多姿多彩的颈饰

中国古代妇女的颈饰主要有珠串、项链、璎珞等。

古代先民最早佩戴的颈饰，往往是用大自然赐予的材料串组而成。装饰品的种类十分丰富，取材广泛，有各种兽齿、鱼骨、石珠、骨管和海蚶壳等。从新石器时代中期开始，玉制串饰出现在人们的颈部，至商周时已十分普及，并逐渐取代兽齿、鱼骨、硬果、贝壳等自然之物。玉制中饰的形制繁简不一，以管、珠为常见，简单者在管、珠之间夹入一些几何形饰件，如方形、琮形、璜形、三角形、圆形、璧形、多边形等，复杂的玉制串饰则被加工雕琢成各种形状，如鸟形、兽形、龙风形等，和玉质管珠互相配合，组成一套串饰。

隋代的嵌珠金项链

除了用天然材料外，古代颈饰还有用金属材料制成者，盛行不衰的项链就是其中之一。项链是在串珠基础上演变而成的一种颈饰，通常由三部分组成：主体部分是一条链索。链索的下部悬一个坠饰，俗称“项坠”；链索上部的开口部分，则装缀一个可以开合的搭扣或搭钩。也有不用搭扣者，戴时直接套在颈项。从考古发掘的材料看，早在新石器时代，我国先民已佩挂起类似项链的饰物。但由于封建礼制的约束，古代女子佩戴项链的不多，一直到民国时期，传统的服饰制度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一批年轻妇女受欧美妆饰风习的影响，项链才流行起来。这个时期的项链，大多以金银丝扭绞成链索之状，俗称“链条”。链条的上端缀有搭扣，以便佩戴，链条的底部多系有坠饰。常见的坠饰有两种形制，一种为金锁片，一种为金鸡心，这些项链在民间还有大量传播。

项圈也是古代常用的一种项饰。通常以金、银锤制或模压成环形，考究者嵌饰以珠翠宝石。在部分少数民族地区，成年男子也佩戴这种饰物。唐代妇女受北方少数民族妆饰习俗的影响，也有佩戴项圈的现象，直到明清时期，妇女仍有佩戴项圈的习俗。

璎珞是古代用珠玉串成的装饰品，多用为颈饰，又称缨络、华鬘。璎珞原为古代印度佛像颈间的一种装饰，后来随着佛教一起传入我国，唐代时，被爱美求新的女性所模仿和改进，变成了项饰。它形制比较大，在项饰中最显华贵。

流光溢彩的手饰

古代手饰有镯子、臂钏、戒指、义甲等。

手镯是古代女性最重要的腕饰。手镯，亦称“钏”、“手环”、“臂环”等，是一种戴在手腕部位的环形装饰品。其质料除了金、银、玉之外，也有用植物藤制作的。

手镯由来已久，起源于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过渡时期。据有关文献记载，在古代不论男女都戴手镯，女性作为已婚的象征，男性则作为身份或工作性质的象征。此外，在古代社会，人们还认为戴手镯可以避邪或碰上好运气。

臂钏是在手镯基础上演变而成的一种手饰。古代手镯既可戴在一个手上，也可两手皆戴。既可佩戴一只，也可佩戴数只——从手腕一直戴到上臂。隋、唐、宋、元、明诸代的妇女，有戴臂钏的习俗。臂钏的形制两种变化不大，通常以锤扁的金银条为之，绕制成盘旋状，所盘不等，少则3圈，多则5圈8圈，也有作十几圈者，考究者用金银丝编制成环套，以便调节松紧。

戒指本称“指环”，它是人们套在手指上的环形物，现存实物以新石器时代为早。距今约有四千多年的历史。古代指环的质料非常丰富，主要有骨、石、铜、铁、金、银、玉及各类宝石，其造型有圆环形、圆箍形、圆簧形、马镫形、嵌宝形、动物形、印章形等状。

古代妇女喜欢蓄甲，指甲长了，很容易被折断，尤其在劳作和弹奏乐器时，更易折损。为此，人们特地发明了一种指套，其制为平口，通体细长，由套管至指尖逐渐变细，头部微尖。最初用竹管、芦苇杆等削制而成，后发展成用金银宝石来制造。使用时套至手指中间的关节处，可用几个，也可将十个手指全部套上。这种指套被称作“护指”，或称“义甲”。

清代的“扳指”及“义甲”

纵观中国历代妇女的饰品，种类繁多，斑斓多彩。这些饰品的产生和演变，与当时的经济水平、社会风尚、审美情趣等都有密切的关系，是中国传统服饰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当代妇女妆饰仍有很高的借鉴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