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秦汉时期的名帝

秦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国家。它结束了长期以来诸侯割据称雄的局面。但秦朝建立后，统治残暴，给人民带来了无比的痛苦和极大的灾难。秦朝只传二帝就结束了统治。之后的汉朝开始实行休养生息政策，使得经济空前繁荣。汉朝之所以能政治稳定，国势强大，主要是有几代英明、雄武的明君治理，使得汉朝达到了空前的强盛。

第一节　秦代明帝

秦始皇嬴政

秦始皇（前259～前210年），姓嬴，名政，秦庄襄王之子，13岁时继承王位。由于年龄太小，由丞相吕不韦以“仲父”的身份辅政。22岁时开始亲政。次年，丞相吕不韦去职，从此“独治其民”。

嬴政掌权后，重用尉缭、李斯等大臣，谋划灭亡六国的策略，任命王翦、李信、王贲、蒙恬等为将军，展开了大规模的统一战争。经过十年的兼并战争，先后灭掉了东方六国。公元前221年，嬴政自称始皇帝。

秦始皇称帝后，首先是建立中央集权政府。规定皇帝是至高无上的统治者，在皇帝之下设有三公九卿，组成中央政府。

三公，即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丞相是最高的文官，辅佐皇帝处理国政，丞相有左右之分，当时以右为上；太尉是最高的武官，掌管军事；御史大夫监察百官，掌管文书。三公之下是九卿，即：有掌管宗庙礼仪的奉常，有掌管宫廷警卫的郎中令，有负责皇宫保卫工作的卫尉，有掌管宫廷车马的太仆，有掌管刑法的廷尉，有负责民族事务和外交的典客，有掌管皇族内部事务的宗正，有分管财政的治粟内史，还有负责山海地泽税收的少府等。这三公、九卿分工明确，各司其职，共同对皇帝负责。

秦始皇画像

设置地方机构时，秦始皇采纳了廷尉李斯（后任丞相）的建议，否定分封制，推行郡县制，即把天下分为36郡，郡以下设县。后来，疆土扩展，由36郡变为40郡。每个郡由朝廷任命三个长官。郡守是一郡之长，掌管全郡政务，是一郡的最高行政官；郡尉掌管军队，负责治安；郡监御史负责监察。每县由皇帝任命县令，当时由皇帝任命的共108名郡（36郡时）一级的官员和800多名县令。县以下设乡，乡以下设亭。乡有乡官，亭有亭长，大约十里为一亭，十亭为一乡。这样，就把全国最后的一切权力都集中在了皇帝一人手中。二十几个世纪以来，中国历史上朝代虽然不断更迭，而秦始皇所开创的封建政体却相沿不衰。故有“历代都行秦政事”之说，可见其影响之深远。

其次是统一政令，统一各种制度。在战国时期，各国车辆大小不同，道路也有宽有窄，造成了交通阻断的情况。秦始皇下令各地，拆除阻碍交通的关隘、堤防、城堡，修建以咸阳为中心通向全国各郡的驰道，东达今河北、山东，南至江苏、湖南，北抵内蒙古的阴山；并规定全国驰道一律宽50步，驰道每隔3丈各植青松一棵。

秦始皇为开发偏僻落后的岭南地带，还下令抽调了50万民工，由水利专家史禄负责，开山凿渠，以沟通湘水和漓江，这就是秦凿渠，后来改为灵渠，灵渠的开凿，便利了南方与中原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这样一来，全国36郡变得四通八达，改变了割据局面。

新政权建立后，各地诸侯的余孽不断制造骚乱，秦始皇为此又下令：一搜六国兵器；二拆天下险要关塞；三调民间豪富名士集中咸阳。用这种釜底抽薪的办法，平息了地方叛乱。

西安秦皇陵

在语言文字方面，由于当时国度不同，地区不同、字体写法也出现了很大差异，给经济发展和文化交流带来了很大困难。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便命廷尉李斯整理文字。李斯依据籀文，制订出了一套笔画简便的新文字。这就是小篆，作为当时标准文字，通用于公文法令，促进了当时的文化交流。

此外，秦始皇还下令统一货币，规定钱为二等；黄金为上币，以镱（yì，二十两）为单位；铜钱为下币，以半两为单位。统一度量衡，规定：度，分为寸、尺、丈；量，分为升、斗、桶；衡，以10钱为1两，16两为1斤，120斤为1石。以上这些，在当时都是涉及到千百万人习惯势力的重大改革，而秦始皇竟在十余年中就能胜利完成，展现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皇帝的雄才大略。

为了巩固政权，秦始皇开始进行了一系列的举措：

一是修造长城。秦始皇为了防止北方匈奴的骚扰，下令修筑长城，西起临洮，中经阴山，东跨鸭绿江，也就是今天的万里长城。

二是没收天下的兵器，然后熔化铸成12个巨大的铜人，每个有24万斤，用铜288万斤。这12个大金人，都置于咸阳宫前，以显示秦始皇的威严，避免天下人作乱。

三是修建官道，即驰道。以咸阳为中心，共修成三条，一条向北通到了内蒙古，叫做直道；一条通向东面的河北和山东，直到海边；一条向南，通两湖和江苏。驰道宽达50步，两旁每三丈远就种一棵青松树。驰道的建立，大大缩短了传令的时间，有利于中央集权的加强和政令的及时传达。

四是为了杜绝先前六国后裔的反叛行动，秦始皇将各国后裔贵族们连同富豪一块迁到了咸阳，这样便于监视，同时也繁荣了都城的经济。

五是“焚书坑儒”。焚书：他为了统一思想、钳制人口，下令凡是秦记以外的书，凡是那些讲医药、占卜、种树一类的书以外，凡是各国史官所记的历史书，凡是史官所不需要的书，全部烧掉，这是一场文化浩劫；坑儒。他认为儒生乱发议论，妖言惑众，就亲自圈点了460余人一律杀掉。这是压制言论的残酷手段。这样，秦朝以前的许多历史事实和学术思想从此失传。这是秦始皇摧残中国多元文化的一大错误之举。使中国的文化事业遭受了一次重创。

秦始皇从13岁即位开始，就动工修建骊山陵墓。全国统一后，又调发役夫徒隶70余万人，大肆修建，耗时38年。直到秦始皇死，陵墓工程尚未完工。现在此墓叫秦始皇帝陵，法国总统希拉克惊羡地称其为“世界第八大奇迹”。然而，有谁知道这奇迹中耗尽了多少人的鲜血？

万里长城

阿房宫大殿

秦始皇还建筑了很多华丽的宫殿。他每灭掉一个国家，都要让人将宫殿的图画下来，然后在咸阳照样仿造。结果咸阳的周围就建有宫殿270多座，行宫在关外有400多座，关内300多座。在这些宫殿中，最大最有名的莫过于阿房宫。因为在秦末已经被项羽烧毁，所以其规模究竟有多大，现已无法考证。根据历史记载，阿房宫的前殿的东西就宽达500步，大约相当于700米。南北有50丈，相当于115米。这个巨大的宫殿，每年都要调用民工70万人，足见工程之浩大。

苛捐杂税，加上严苛的法律，使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百姓渴望统一，渴望结束无休止的战争，渴望过上安宁的日子。可是秦的暴政让他们失望至极，民心丧失加速了秦帝国灭亡的脚步。

秦二世胡亥

公元前230年，胡亥出生，他是秦始皇的第18个皇子。在秦始皇的众多皇子中，胡亥的才德没有丝毫突出之处。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平庸的人，却登上了皇帝的宝座。

秦始皇虽然忙于处理国事，但并没有忽视对宗室子弟的教育。当时，秦国国力雄厚，诸公子的学习条件非常优越。尤其在秦始皇焚书坑儒前，宫廷内的儒学氛围很浓厚。诸公子从中学习了礼仪道德之类的知识，其中秦始皇的长子扶苏最为优秀。扶苏为人宽厚仁慈，深爱儒学，得到秦始皇的喜爱。后来，秦始皇焚书坑儒，遭到了扶苏的反对。秦始皇虽然很生气，但考虑到扶苏有治国才能，于是将他派往北方守将蒙恬的军队里监军，这样做既可以避免与他争论，又可以磨练他。

与扶苏不同的是，胡亥虽然也学了一些儒学理论，但他对此并没有很大的兴趣。再加上秦朝在管理过程中多尊崇法家学说，胡亥刚接触它就被它吸引了。

尽管扶苏在各个方面都比胡亥优秀，然而秦始皇的突然驾崩和赵高的蓄谋篡权却将胡亥推上了皇位。

赵高原本只是宫中的一个太监，此人不仅身强力壮，而且擅长书法、谙熟刑律，因而深受秦始皇喜爱，屡屡被提拔，直到升为中车府令。后来，他做了胡亥的老师，与胡亥的关系非常亲密。

中车府令虽然不是一个很高的官职，但却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赵高做了中车府令后，主要负责为皇帝准备车马仪仗。不仅如此，他还要为皇帝起草诏书和下传符玺。因此，他可以时常跟随在秦始皇的身边，特别是当秦始皇出巡时。

公元前210年，秦始皇最后一次出巡，左丞相李斯随行。胡亥得到秦始皇的允许后，跟随在老师赵高身边。此时的秦始皇已经有50岁了，一番长途跋涉舟车劳顿，患染病死于沙丘平台。秦始皇不愿意让自己辛苦打下来的江山付诸东流，于是给扶苏留下遗诏，“以兵属蒙恬，与会咸阳而葬”，希望扶苏在朝中众多重臣的拥护下继承父业并将其发扬光大。

赵高见诏书还未发出时秦始皇就已死去，立即在李斯面前分析了扶苏即位给李斯带来的不利，并最终说服了李斯。二人将秦始皇的遗诏扣下，然后商量如何将秦始皇的遗体运回咸阳城。

为了防止秦始皇死亡的消息泄露出去，他们像往常一样为秦始皇安排饮食起居，并在随行的车上装满鲍鱼，以鲍鱼的腥味来掩盖尸体的腐臭味。

不久，赵高、李斯等人将秦始皇的遗体运进咸阳城。接着，他们将篡改的诏书公布于世，立胡亥为皇帝。

中国，胡亥靠赵高和李斯相助，轻而易举地做了历史上第二个皇帝。秦二世靠赵高的阴谋当上皇帝之后，对赵高百依百顺，言听计从，为了巩固其统治地位，他一上台便诛杀功臣、兄弟姐妹。

首先，他杀掉了蒙氏兄弟。蒙恬、蒙毅都是秦朝大将，为秦始皇统一中国、北逐匈奴立下汗马功劳。由于他们对赵高的阴险恶毒十分清楚，深为赵高所惧。所以胡亥一登上皇位，便听信赵高的谗言，以企图谋反的罪名，把蒙氏兄弟杀掉；接着，又与赵高合谋捏造种种罪名，逮捕了秦始皇的6个儿子和10个公主，押到一个叫杜的地方（今西安市东南）杀掉。

随后，胡亥怕剩下的十几个兄弟、姐妹们揭露他的阴谋，索性一起逮捕，在咸阳大街上斩首示众。秦二世有个哥哥，眼看自己的兄弟姐妹就要被斩尽杀绝了，急得坐立不安。他原打算逃跑，又怕连累家室。想来想去，觉得早晚得死，倒不如早死一步，还可以保全自己的妻子儿女。于是，他就给秦二世写了一封信，说：“先帝死后，在地下一定很寂寞。当初，先帝活着的时候，对我十分宠爱，并把他喜欢的一匹好马赏给我。为了报答先帝的大恩大德，我甘愿以身殉葬，去地下服侍先帝。”秦二世见哥哥主动求死，心里非常高兴，便与赵高商议，不但马上批准，还假惺惺地称赞一番，并赏给家人很多钱，让其用来料理后事。就这样，胡亥的二十几个兄弟姐妹先后都被他暗杀、赐死，或车裂了。

秦始皇去世前，阿房宫并没有修完。秦二世为大享宫廷之乐，广调民工，继续修建。当时咸阳粮草不足，他便下令咸阳城周围300里以内田地所产的粮食不准动用，让各地人民把粮草全部运进咸阳，并要担任运输的民工自带干粮。在他称帝以后，各种赋税的数量，已经超过农民全部收入的三分之二，进一步把农民推到重赋繁役、苛法酷刑的死亡线上。

这时的秦朝，全国如同布满了久经曝晒的干柴，只要有一个火星，就会燃起燎原大火。因此，公元209年，也就是秦始皇死后的第二年秋天，爆发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农民大起义，即陈胜、吴广起义，使强大的秦朝立即陷于土崩瓦解之中。

在起义军同秦军的多次交战中，秦军节节败退，秦朝的统治危在旦夕。也就在这个时候，秦朝出现了内讧，丞相李斯和已升为郎中令的赵高发生了权力之争。李斯上书秦二世，揭露赵高有谋反之心。但是秦二世和赵高的关系是何等的密切，他非但不接受李斯的意见，反而听信赵高的诬告，说李斯的儿子李由（当时任三川郡守）有谋叛行为，于公元前208年六月，把李斯腰斩于咸阳市上，诛其三族（即父族、母族和妻族）。

李斯死后，赵高独揽大权，被秦二世封为丞相。从此，朝内一切事无巨细，皆由赵高定夺。赵高居心叵测，早有作乱之意。但是在这以前，有右丞相冯亥疾和左丞相李斯等一批重臣在位，他还不敢轻举妄动。自从李斯死后，看着这批重臣一个个都被他杀的差不多了，便蠢蠢欲动；但他仍怕群臣不服。为万全之计，他想了个绝招，预测人心。

二世三年三月的一天，他乘秦二世大会群臣的机会，当场献上一匹鹿，并别有用心地对秦二世说：“我为陛下献上一匹上好的马！”二世胡亥笑着说：“丞相你错了，怎么把鹿当作马呢？”赵高又问左右大臣。由于众臣惧于赵高的淫威，结果说是马的多，说是鹿的少。事后，赵高就把说是鹿的人假借其他罪名统统杀掉了。从此，赵高更加横行霸道，为所欲为，朝内大臣谁也不敢说他个不字。为了使自己的种种罪恶瞒过二世，他又劝秦二世深居简出，使文武大臣只听其声，不见其形，于是秦二世便成了“傀儡”皇帝。

“指鹿为马”事件发生后，赵高认为作乱的时机已经成熟，便伺机以待。这年八月，刘邦带起义军攻入关中，逼近咸阳，派人暗中结识赵高，作为内应。赵高立即与女婿阎乐策划谋反，让他举兵进宫，逼秦二世自杀。阎乐对二世说：“你骄纵放肆，诛杀无辜，不行君道，天下共叛。你自己该知道怎么办！”二世说：“我可以见见丞相吗？”阎乐说：“不行。”二世无奈，只得退一步说：“我可以不做皇帝，降身到一郡做王可以吗？”阎乐说：“不行。”二世又说：“我愿意去做一个万户侯。”阎乐仍不答应。二世无法，最后只得哀求地说：“我和妻室去做一个平民，待遇像诸位公子一样，总该可以了吧！”阎乐听得不耐烦了，杀气腾腾地说：“我是奉丞相命令，代表天下的群众来杀你的。你虽然提出了这么多的要求，但我却没法允许，也不能去报告丞相。”说罢，指使他的兵士一拥而上，逼到了二世的跟前。二世无奈，只好自杀。赵高立子婴为秦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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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皇求仙药

秦始皇当了皇帝之后，特别是到了晚年，迷信、怕死，总想长生不老，享尽人间富贵欢乐。为此，他曾多次派人去海外寻找长生不死的仙药。

当时，有一个叫徐福的读书人，原是楚国人，通晓阴阳五行，人很聪明，交游也广，并和齐国侯生和燕国的卢生志同道合，很有交情。由于他们对秦始皇武力征服不满，总想替自己的国家报仇雪恨。于是，经常秘密谋划，等待时机，随时准备打进秦朝内部，像蛀虫一样把秦始皇的江山毁掉。

当徐福听到秦始皇到处求仙药的消息后，便凭三寸不烂之舌，谎说自己与仙有缘，能取到仙药，并以此骗取了秦始皇的信任，遂造大船20只，带领几千名童男童女和大批的粮食、金银财宝，远渡东海而去，杳无音信。而卢生则通过宦官赵高，煽动秦始皇大兴土木，劳民伤财。眼看把一个盛秦的国力、财力耗费得差不多了，便又以能找到仙药为名，一走了之。

第二节　西汉名帝

汉高祖刘邦

汉朝是中国以强大先进的面貌屹立在世界东方的开始。

汉朝的创立者是汉高祖刘邦（前256～前195年）。刘邦的父亲是沛县（秦时泅水郡郡治，今属江苏）丰邑中阳里的普通农民，人称刘太公。母亲生有三子，长子刘伯，次子刘喜，三子刘季，又叫刘邦。刘邦还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幼弟刘交。刘家人多地少，靠父耕母织勉强度日，家境贫寒。

刘邦年轻时在家乡不像他的父兄那样老实务农。他好交游，嗜酒，没钱买酒时就赊酒喝，常常喝得醉醺醺的。刘太公不喜欢这个儿子，等他成年时让他去试官。刘邦考试合格当上了沛县泗上亭的亭长。按照秦制，十里为一亭，十亭为一乡，亭长是掌管一亭道路、治安和劳役的小吏。

刘邦官不大，但他志向高远。有一次，刘邦奉命带人到秦都咸阳服劳役。看到帝国都城的繁华壮观和秦始皇出巡时的威武仪仗，他惊叹不已，感慨地说：“大丈夫就应当是这样的啊！”在亭长任上，刘邦看不起那些仗势欺民的贪官污吏，惟独与沛县主吏萧何和狱掾曹参志趣相投，来往密切。刘邦为人正直，常常嘲讽贪官污吏，萧何和曹参总是千方百计保护他。一次，刘邦奉派押送一批徒犯前往骊山，去给秦始皇修陵墓。路上，不断有人逃跑。刘邦想，这样走到骊山，人差不多跑完了，按照秦朝的法律，他也难免一死。因此，当队伍到达丰邑西部的泽中亭过夜时，刘邦果断地给所有徒犯松了绑，对他们说：“你们赶快走吧！我也得跑掉，不能回去了！”徒犯们感激刘邦，有十几个人当场表示愿意跟他走，趁着夜色，刘邦带这些人来到南边的芒山和砀山一带藏身。在那里，刘邦等人一面耕田糊口，一面联络各地贫苦百姓，积蓄力量。萧何、曹参假作不知，暗中与刘邦往来。

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七月，陈胜、吴广在大泽乡发动反秦起义。义军所到之处，人民纷起响应。九月，沛县县令为保全自己，也想宣布起义。萧何、曹参趁机劝他说：“你是秦朝的县令，沛县子弟不会听从你的命令，不如把逃亡在外的人召回来，取得他们的支持。”县令觉得有理，就派卖狗肉的樊哙去找刘邦。当刘邦带领数百人赶来时，县令又突然变卦，下令紧闭城门，并派人捕杀萧何、曹参。萧、曹二人连夜出城，与刘邦相会。刘邦让人在帛书上写下动员人民起义的文字，用箭射进城去。城中百姓见了帛书，杀死县令，打开城门。萧何、曹参等人共同拥戴刘邦为沛公，率领3000人一同起义。

就在刘邦宣布起义的同月，楚国旧贵族项梁和他的侄儿项羽也在吴县（秦时会稽郡郡治，在今苏州）起兵反秦。项梁、刘邦和随后起义的英布、彭越、陈婴等人，初奉陈胜为领袖，陈胜被杀后，共立楚怀王的孙子心为新的楚怀王。秦二世二年（公元前208年）九月，秦将章邯夜袭定陶，项梁疏于防备，被秦军杀死。章邯随即北攻赵王歇，赵王歇派人向楚怀王求救。楚怀王决定，由项羽率领义军主力北上救赵，派刘邦收拾陈胜和项梁残部西进关中，并与诸将相约，先入关中者封为关中王。项羽要求带兵西进，楚怀王未准。

刘邦率军从砀县出发，一路避实击虚，于次年四月攻占颖州。韩王成和司徒张良闻讯来归。张良出身于贵族家庭，幼读诗书，精通兵法。因对秦始皇并灭韩国心怀仇恨，张良曾以重金收买两名杀手，在阳武博浪沙行刺秦始皇，但刺客投出的铁椎误中副车，谋杀未遂。归附刘邦后，张良协助刘邦过关斩将，连下十余城。秦二世三年（公元前207年）六月，刘邦军至南阳郡，南阳郡郡守吕龄退守宛城（今河南南阳）。刘邦急于进兵关中，想从宛城西边绕行。张良坚决反对，他对刘邦说：“您虽然急于入关，但是前面秦军尚多，并且依险固守，如果不把宛城攻下，就会陷入腹背受敌、被动挨打的局面。”刘邦听后改变了主张。他连夜调集部队，偃旗息鼓，绕道回师，将宛城秦军团团围住。七月，吕驣不战而降。刘邦乘胜西进，收丹水、克胡阳、下析郦。八月，刘邦攻进武关。把持秦朝朝政的赵高见大势已去，杀了秦二世，向刘邦求和，刘邦不为所动。九月，秦王子婴杀死赵高。十月，刘邦军抵灞上（在今陕西西安东南），子婴献城投降。刘邦只用一年时间，便占领了秦都咸阳。

刘邦进入咸阳城，看到秦宫奢华、美女如云，想留在宫中享乐。樊哙虽是卖狗肉出身，在这个问题上却很有见识。他对刘邦说：“您是想得到天下呢，还是想当富翁呢？这些奢丽之物，正是秦朝灭亡的原因，您要它何用？还是赶快还军灞上，不要在宫中停留。”刘邦不听。张良听说后，又劝刘邦说：“正因为秦君无道，您才能来到这里。现在刚刚进关，您就贪图享受，乐而忘返，这是助纣为虐，会令天下百姓心寒。”刘邦幡然悔悟，下令封闭咸阳的宫室、府库，带兵回到灞上。十一月，刘邦召集咸阳城中百姓，宣布废除秦朝的苛刑酷法，并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咸阳百姓无不拍手称快。

刘邦雕像

刘邦先入咸阳，按约应封关中王。但奉命北上救赵的项羽听说后大怒，他不顾起义军内部的团结，竟然挥师进攻刘邦派重兵把守的函谷关。十二月，函谷关破，项羽率军进驻鸿门（在今陕西临潼东北）。为了避免同室操戈，刘邦亲自带张良、樊哙到鸿门，向项羽解释误会。几天后，项羽领兵杀进咸阳。他处死了已经投降的秦王子婴，将秦宫美女和珍宝洗劫一空，又放火烧了华丽壮观的阿房宫，大火持续3个月之久，连绵数十里。咸阳百姓痛恨项羽的残暴行为，骂他是衣冠禽兽。

汉王元年（公元前206年）二月，项羽自立为西楚霸王，建都彭城，独占了北方九郡。同时分封刘邦、英布等17人为诸侯王，加封楚怀王为“义帝”，将他迁往彬县，后又派人将他杀死。项羽分封诸侯，破坏了自秦始皇以来的统一局面，恢复了战国时代的诸侯割据，违背了人民希望统一的愿望和要求。同时，他分封诸侯又不完全根据功劳大小，而是出于个人好恶，致使没有受封和封地不多的人深为不满，反楚战争一触即发。

为了限制刘邦的发展，项羽名义上封刘邦为汉王，却又把关中地区一分为三，分别送给秦朝降将章邯等人，而让刘邦去统领遥远的汉中、巴蜀地区，建都南郑。当时刘邦属下的汉军虽有10多万人，军中有曹参、樊哙、灌婴等猛将，但无力与拥兵40多万的项羽分庭抗礼，只好接受分封。

四月，刘邦带兵前往南郑。项羽的侍卫韩信因屡次献计不被采纳，心怀怨恨，从楚营逃出，投奔刘邦。韩信从小丧父，家境贫寒，曾受胯下之辱，但他胆大心细，有勇有谋，是一位难得的帅才。丞相萧何多次向刘邦举荐韩信，刘邦未予重视。一天夜里，韩信离营出走。萧何得知后，来不及禀报刘邦，便亲自去追赶韩信。刘邦不以为然，问韩信有何克敌制胜之策。韩信没有从正面回答这个战术问题，却从战略全局上分析了楚汉相争的形势，提出了灭楚兴汉的基本方略，即顺应民心，适时东征，平定三秦，再决雌雄。刘邦见韩信深谋远虑，当即设台拜帅。刘邦亲自授给韩信印信，封他为大将军，令其带兵东征。

韩信雕塑

汉王二年（公元前205年）八月，刘邦任命东征凯旋的韩信为左丞相，讨伐投降项羽的魏王豹。韩信采取声东击西战法，巧妙地渡过黄河，生俘了魏王。九月，韩信向刘邦建议，让他带兵3万继续北上，进攻赵、代，讨伐燕国，向东平定齐地，向南切断楚军粮道，再与刘邦主力合围项羽，会师荥阳。这是一个颇有远见的战略部署，刘邦欣然应允。韩信带兵北上后，迅速平定了赵、代，迫使燕王臧荼归降。接着，韩信又向已经降汉的齐王田广进攻，生俘了田广，占领了齐地。到次年十一月，形成了韩信在齐、彭越在梁、刘邦在关中，三路会攻项羽的局面。

在战局对项羽不利的形势下，项羽以释放被俘的刘太公和刘邦的妻子吕雉为条件，与刘邦议和。汉王四年（公元前203年）八月，楚汉双方约定，以荥阳城东的鸿沟为界，沟东归楚，沟西归汉。项羽的目的是利用停战保存实力，整顿兵马，补充粮草，以便再战。刘邦的谋士陈平和张良看破了项羽的企图，向刘邦进言道：“汉已控制天下大半，诸侯都来归附，楚则兵疲粮尽，现在正是灭楚良机。如果放任项羽东归，那就是养虎贻患了。”刘邦听后，立即率军追击项羽。在此关键时刻，楚将周殷投降汉军，并动员九江王英布归汉，项羽完全陷入了孤军作战困境。十二月，刘邦、韩信、彭越、英布四路大军分进合击，将项羽围在垓下。项羽带800余骑突围南逃，逃到乌江口时，身边只剩下两人。项羽自觉无脸回见江东父老，遂拔剑自杀。

汉王五年（公元前202年）二月，刘邦登基称帝，建立汉朝。五月，刘邦在洛阳南宫大宴群臣，并与群臣总结楚败汉胜的经验。有人说：“陛下能跟属下同利，谁能攻城夺地，您就封他为王。项羽残害功臣，猜忌贤者，所以会失去天下。”刘邦说：“你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要说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我不如张良；治理国家，安抚百姓，筹备粮饷，支援前方，我不如萧何；率领百万大军，战必胜，攻必克，我不如韩信。这三个人，都是当代豪杰，均为我所用，这才是战胜项羽、夺取天下的原因。”

由于农业在楚汉战争中遭到破坏，汉初经济十分困难，粮食严重不足，每石米价高至五千钱到一万钱。富商巨贾和大工商主趁机囤粮居奇，抬高粮价，牟取暴利。有的奸商用铅铁铸钱，冒充铜钱使用，更使货币泛滥，物价腾贵。刘邦认为，农为本，商为末，要想平抑物价、稳定人心，必须打击奸商，发展农业生产。因此，在登基之初，刘邦就采取了重农抑商政策。主要措施是：

一、让大批士兵复员，并解放部分奴隶为平民，增加农业劳动力。刘邦宣布，因饥饿而自卖为奴婢的，全部解放为平民。士卒复员后留在关中从事农业生产的，免除徭役12年；回到家乡务农的，免除徭役6年。

二、执行轻税薄赋政策，让农民休养生息。秦时政府收取的田租，相当于农产物的一半还多；汉初政府大量减租，收取的田租只相当于农产物的十五分之一。

三、从政治、经济和社会地位各方面，打击和压抑商贾。汉朝政府规定，不许商人及其子孙任官，不许商人佩带兵器，不许商人乘车骑马，不许商人穿绵帛等精细织物，商人和奴隶算赋加倍。由于执行了这样一些政策，农业经济得到迅速恢复。

汉朝建立后，简单的约法三章已经不能适应统治国家的需要。于是，刘邦让萧何制定刑律，让韩信整顿军法，让张苍改定历法和度量衡，让叔孙通制定礼仪规范。萧何在《秦律》六章基础上予以增删，订立《汉律》九章。叔孙通以秦朝礼仪为蓝本，制定了汉朝礼仪。《汉律》禁止诸侯王擅自增加赋税和徭役，对不依法向中央政府供应军需者规定严惩，突出了维护中央权威的内容。

威胁汉初政治稳定的主要因素，是诸侯割据的局面依然存在。刘邦是反对诸侯割据，主张国家统一的。在平定三秦过程中，他就一举废除了雍王章邯、塞王司马欣、翟王翳、河南王申阳、魏王豹、殷王司马印的封地。但是，在楚汉相争不下时，为了孤立和打击项羽，他又不得不分封彭越、韩信、英布等兵力雄厚的将领为王。加上归汉诸王，在汉初与各郡县并存的，有7个异姓诸侯王。他们是：燕王臧荼，韩王信（韩国贵族，与韩信不是一人），楚王韩信，梁王彭越，汝南王英布，赵王张敖，长沙王吴芮。诸侯王拥有封地，辖有军队，不断凭借封地发动叛乱，阴谋夺取政权。

公元前202年，距刘邦称帝还不到半年，燕王臧荼就领兵叛乱。刘邦迅速出兵，平定了叛乱。公元前201年，有人告发楚王韩信意图谋反。刘邦假称要巡游云梦，命令楚王到陈留相会。当韩信如期赶到时，刘邦下令将他逮捕，贬为淮阴侯。公元前199年，赵王张敖的丞相贯高谋害刘邦未遂，刘邦将张敖贬为宣平侯。公元前196年，诸侯王叛乱达到高潮。先是楚王韩信趁刘邦出征的机会在长安谋反，被皇后吕雉和相国萧何诱进宫中处死。接着，梁王彭越的部下告发他谋反。刘邦派使者到定陶，出其不意地将他逮捕，先废为平民，随后处死。不久，淮南王英布又在封地大举叛乱。年已老迈的刘邦不顾体弱多病，率领大军东征。英布战败后逃走，途中被当地百姓所杀。韩王信于公元前201年投降匈奴，并勾结匈奴贵族入寇边疆。刘邦亲自带兵征讨，于公元前196年击杀了韩王。这样，汉初异姓王在7年间发动的9次叛乱都被刘邦平定，刘邦在平叛之后不再分封异姓王。平定异姓王叛乱，既巩固了刘邦家族的统治，也维护了国家统一。

刘邦是一位有远见的开国皇帝，在取得平叛胜利后，他没有喜而忘忧。公元前196年，刘邦东征英布凯旋还师，路过故乡沛县时，召集家乡父老们宴饮。在酒席宴上，刘邦回顾了自起兵沛县到创立汉朝的艰辛历程，不禁慷慨高歌。他一边击打乐器，一边高唱即兴而编的《大风》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他看到，在风云激荡的岁月里，一个强大而顺应历史潮流的王朝虽已建立，但巩固政权的任务还十分重大，他希望有更多的猛将勇士起来保卫边疆、捍卫统一。刘邦在东征英布时受了箭伤，伤重不治，于次年四月二十五日在长安逝世，终年61岁。

汉文帝刘恒

汉文帝刘恒，生于公元前202年；公元前180年九月即皇帝位，公元前157年六月病死于未央宫。他在位23年，终年47岁，是我国封建社会中的一位少有的贤明皇帝。

刘恒是汉高祖的第四子，为薄姬所生。刘恒8岁的时候，代地陈豨举兵汉，自立为代王。刘邦带兵平叛，陈豨为周勃所杀。就把刘恒封为代王。刘邦死后，薄姬为了逃避吕后的暗算，主动要求随子出京；又因薄姬平时为人和善，也从不敢得罪吕后，所以吕后同意薄姬的要求，让她到代地做了太后。公元前180年七月，吕后去世。九月，周勃和陈平巧设计谋，灭了吕后所有亲信，迎来代王刘恒，拥立为皇帝，即汉文帝，时年23岁。

汉文帝即位后，以高祖刘邦的既定方针为基础，推行了一系列治国利民政策，开创了“文景之治”的局面。文帝为人谨慎，而且富有谋略。他即位后，十分注重选用有才能的人治理国家。他拜屡出奇计的重要谋士陈平为左丞相，英勇善战屡建军功的大将军周勃为右丞相，灌婴为太尉；以自己的心腹宋昌为卫将军，统帅南北军；封讨伐诸吕有功的两个兄弟刘章为城阳王、刘兴为济北王；又下令各郡国察举“贤良方正”，选拔博学多谋的贾谊和晁错等人到朝中任职。文帝知人善任，为了熟悉国家大事，有一次朝会时询问右丞相周勃：“全国一年审理和判决多少案件？”周勃抱歉地说：“不知道。”文帝又问：“全国一年收入和支出的钱粮有多少？”周勃又谢罪说不知道。文帝又问左丞相陈平。陈平说：“这些事都有主管的官吏。”文帝问：“主管的人是谁？”陈平说：“陛下要了解审理和判决的案件，可以询问廷尉；要了解钱粮的收支情况，可以询问治粟内史。”文帝说：“既然各有主管的人，那么你们又管什么事情呢？”陈平说：“作为宰相，对上辅佐皇帝，对下哺育万物生长，对外镇服夷狄和诸侯，对内则使百姓归附，使公卿大夫各尽其职。”文帝说：“你的回答很有道理。”周勃自感水平不如陈平，很是惭愧，就借口有病，请求免去右丞相职务。从此，陈平独自担任丞相。

汉文帝在平定边境叛乱方面，十分注重安抚为主，武力为辅的策略。对北方匈奴，他一方面派兵加强边防，另一方面则继续推行和亲政策，取得了明显成效；对其他少数民族，则重在安抚。公元前184年（高后四年），南越（桂林、南海一带）王赵佗称帝谋反，进攻长沙。吕后曾派兵迎挡，没有取胜就死去了。从此，赵佗更加猖狂，不断在边境上掠夺。文帝即位后，对南越的骚动，没有兴师动众，而是采用安抚的办法。文帝知道，赵佗是真定人（今河北正定），祖先坟墓都在那儿，就派人修理这些坟墓，一年四季祭祀，并设立了管理坟地的机构，文帝还把赵佗的叔伯弟兄封了官。他想起陆贾从前见过赵佗，两人关系甚好，就派他为使臣，拿着礼物，带着信件去见赵佗。文帝在信中说：“得了你的土地，中国也大不了；得了你的财富，中国也富不了。因此，服岭（大庾岭）由你自己处理吧。你称皇帝，必然形成两个皇帝并立，可是又没有使者往来，这就引起争端；争而不让，仁德的人是不愿意的。为此，我愿意跟你去掉从前的不和，希望你也能同意，不要再来侵犯。”赵佗看了这封信，深受感动地说：“既然现在蒙皇上这样可怜我，恢复我原来的封号，又像以前一样有使者来往，我马上就可以不称帝了。”此后，他去掉帝号，主动向汉朝称臣。吴王刘濞称病不到京城朝见，文帝没有责怪他。大臣们都主张去征伐，文帝却说他年老了，行动不便，就赐给他几、杖，准他不必上朝，暂时避免了一场战争。汉文帝的宽宏大度，使汉朝进一步增进了与边境少数民族的友好往来。

文帝即位后，十分重视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他曾多次讲过：“农业是天下的根本，没有比它再重要的了；人民有吃有穿，天下才会太平。”为发展农业生产，他进一步减轻农民负担。文帝即位的第二年，就免去天下田租一半；13年后，完全废除了田租。每年的春天，他还亲率大臣耕作，生产供祭祀用的粮食。为了促进农业的发展，他还规定农民种地没有种子，由各县借给他们；没有口粮，由各县贷给；发生天灾，由各县赈济。公元前158年（后元六年）夏，天下大旱，蝗虫成灾。文帝施加恩惠，令诸侯不要入贡，废除禁止民众开发山林湖泊的法令，减少自用的衣服、车驾驹马，缩减郎官、官吏、官员的名额，发放仓库的粮食以救济贫民等。这些措施，深受农民欢迎，调动了生产积极性，粮食产量逐年提高，国家也逐渐富足起来。为了缓和阶级矛盾，文帝废除了一人犯罪，父母及其家属连坐的法令，废除了面上刺字、割鼻子、砍足等残害身体的肉刑。

文帝十三年间，齐国（汉代封王之国）太仓令淳于意是一个清官，但他一向散漫，不愿受什么约束。因为他会医术，后来就辞官看病。有一次，一个大商人的姨太太患了病，请淳于意医治。那女人吃了药不见好，过了几天死去了。大商人告他庸医害命，被当地官吏判刑。他的小女儿缇萦听说后，跟他到长安上殿见汉文帝，侍卫不让进，她就写信给皇帝，信中说：“我父亲犯了法，受到肉刑处分，我不但为父亲伤心，也替天下所有受肉刑处罚的人伤心。因为，一个人死了不能再活，割了鼻子不能再接上，悔过也来不及了。我愿给公家做奴婢，替父亲赎罪，让他有个悔过机会，恳请皇上开恩。”文帝看了信，深受感动，非常同情小姑娘的一片孝心。他表示坚决废除肉刑，并采纳了丞相张苍拟定的代替肉刑的几条办法：废除脸上刺字，改为服苦役；废除割鼻子，改为打300板子；废除砍左、右足，改为打500板子。

汉文帝不仅亲自过问法律的制订，对不合理的条文及时修改，而且坚持法律一经成文，就要人人遵守，皇戚国亲概不例外。《资治通鉴》和《汉书》中都曾记载了一些文帝带头执法的故事。比如有一次，文帝外出路过中渭桥（长安附近渭水上的一座桥梁）时，碰巧有人也从桥下走出，使文帝的马受惊而逃。文帝一时发怒，便想加重制裁。廷尉张释之却对文帝说，法律对每个人应该都是一样的，不能以人的身体贵贱而变更。文帝称赞他做得对。结果，张释之以量刑标准，对那个人处了罚金。像汉文帝这样一个封建王朝至高无上的统治者，能做到以身守法，实在是难能可贵。文帝的一生节俭，在封建帝王中也是罕见的。他继皇帝位23年，宫室、园林、狗马、衣服、车驾都没有增加。有一次，他打算建一露台，召来工匠一算，需要花费100斤黄金，相当10户中等人家的财产，感到太浪费，就决定不建了。他说：“我奉先帝宫室，就常常感到不安和羞愧，为何还要浪费那么多钱为自己建露台呢？”文帝平时经常穿着黑色粗布做的衣服，就连对他所宠爱的慎夫人，要求也很严格，规定衣裙下摆不准拖到地面，帷帐是素面，全不刺绣，也没有花边等。他修建陵墓时，下令随葬品只能用陶器，禁止用金银铜锡等贵重物品。他在遗诏中说：“给我送葬的车马，不准陈列兵杖；送葬人戴的白布孝带宽不超过三寸；治丧期要短；在治丧期间，不要禁止百姓结婚、祭祀、饮酒和吃肉。”由此可见，他还是一个能坚持与人民同甘共苦的皇帝，这也是他一直为历史所称道的重要方面。

汉景帝刘启

刘启生于公元前189年，在10岁的时候被立为太子。公元前157年，32岁的刘启即位。他接手的是一个国泰民安的王朝，但因为文帝期间对于藩王的政策是安抚有余，施威不足，导致了同姓王的势力发展很快，他们拥有军队，自置官职，政治力量和经济力量不断增长。早在济北、淮南二王相继谋反时，贾谊就曾指出藩王势力是汉朝的一大疾病，当时晁错也提出相同的见解，主张削藩，但此建议没有被采用，还是安抚政策解决了问题。经过了多年的发展，藩王的势力已经对汉室构成了威胁。所以，景帝一上台，便采纳了晁错的建议。

晁错是历史上有名的臣子，在文帝时就做出了很大的成就，以敢于谏言、博学多才、能言善辩而著称。景帝即位以后，任命他为内史。后又拜为御史大夫，位列三公。晁错对于时事的分析向来很有见解，他认为藩王势力强大而又最危险的是吴王刘濞。刘濞是刘邦之侄，当初刘邦封他为吴王时就担心他会反叛，所以，告诫后人要注意他的动向。刘濞到封地以后，就不断地发展自己的势力，企图有朝一日夺取帝位。景帝为太子时，吴王世子入京，因一点小事，被景帝误伤而死，刘濞因此怀恨在心，更加强了势力培植。到景帝即位，刘濞已经准备了40年，成为对中央政府威胁最大的诸侯王。所以，晁错主张先削吴王的封地。但是这个主张遭到了外戚窦婴的反对，削吴的事没有得到有效的落实。但楚、赵、胶西三国都做了不同程度的削夺，楚王削了东海郡，赵王削了常山郡，胶西王削了6县，晁错又修改有关律令30章。一时诸侯喧哗，反响强烈。各藩王无不将晁错恨之入骨。晁错的父亲意识到了儿子的危险，特意从家乡颍川赶到京城劝说儿子。结果晁错不为所动，气得其父服毒自尽。最后景帝也决定削夺吴的两个郡。

吴王刘濞见朝廷有所行动，立即联合其他藩王叛乱。他以“诛晁错、清君侧”安社稷为旗帜，联合各地诸侯王起兵。公元前154年正月，削吴诏书一到，刘濞便在广陵（今扬州）起兵，接着胶东、胶西、济南、淄川四国起兵，包围齐都临淄，赵则与吴兵汇合西进，声势之浩大可谓前所未有，史称“吴楚七国之乱”。久居太平的景帝从没见过这架势，当时也慌了手脚。一些奸臣趁机也想除掉晁错。其中曾任吴相、与晁错有隙的袁盎与窦婴说动景帝杀晁错以息叛乱，说是这样就可以兵不血刃地将叛乱平息。景帝虽然知道晁错是朝廷得力的栋梁大臣，但也想不出更好的办法，于是就一面调兵遣将，一面诛杀晁错，并派袁盎等去宣谕吴王息兵。

景帝初时还以为叛乱可以就此平息，可是，他根本就是小看了吴王刘濞的野心，吴王刘濞嘲讽地说：“我已经是东方的皇帝了，还有谁配给我下诏？”此时，景帝才知道自己错杀了晁错，这是一件令亲者痛而仇者快的蠢事。吴王根本只是给自己找了个借口，他的目的本来就不只是杀晁错。于是景帝派郦寄率领一支队伍击赵，派栾布率领一支队伍入齐。派太尉周亚夫率36位将军讨伐吴楚叛军，又拜窦婴为大将军，屯兵荥阳，统率全军。各位将领都显示出了杰出的才能，不到三个月就平了叛乱。其中赵王、楚王自杀，吴王逃奔东越，后被东越人杀死。胶东、胶西、济南、淄川四王全部伏诛。

七国之乱平定后，景帝把叛王封地做了一番调整，收回了藩镇的行政权和官吏任免权，使王国的独立地位被取消。从此，诸侯王只能享用王国的租税，而不能过问行政，成为只有爵位而无实权的贵族。这一平叛不仅使藩镇对于朝廷的威胁得以消除，也提升了景帝的威信，只不过晁错的死却是景帝一生的憾事。

文帝不仅是给景帝奠定了稳定的经济基础，其政治、经济等政策也让景帝受用匪浅。他即位后，基本保持着原来的治国方针，保持安定局面，发展生产，休养生息；采用的也是劝农、薄敛、轻刑等措施发展生产，并在一些方面做了必要的改进；对外则依然继续和亲匈奴，以保证边塞的稳定。

中国自周秦以来一直重视农业生产，强调农桑之本的重要。景帝也是一样，他认为“农，天下之本也。黄金珠玉，饥不可食，寒不可衣，以为币用，不识其终始。间岁或不登，意为末者众，农民寡也。其令郡国务劝农桑，益种树，可得衣食物……”所以各郡国务劝农桑。为了使农牧资源得到合理配置，景帝即位后就宣布允许人民迁徙到地广人稀的地区去发展生产。为了鼓励农人劳作，他还宣布减免一半田租。汉代田租常制是“十五税一”，景帝将其改为“三十税一”。为了与民休息，景帝非常注意节省民力。他在位期间，除为自己修建了一座规模不大的阳陵外，基本上没有兴建其他土木工程。

轻刑也是景帝比较重视的一项安民措施。文帝时期将肉刑改为笞刑，如当割鼻者改为笞打三百，不过就是这样，犯人也是常常被打成残废甚至被打死，景帝将其做了不同程度的修改。后来，景帝还废除了磔刑——一种分裂尸体的酷刑，将其改为弃市。为了避免枉屈无辜，景帝一再强调决狱务必先宽，即使不当，也不为过。要求法官不可“以苛为察，以刻为明”，要求判案时要依律判决，若罪犯有不服，则需要重新评议，一切都要体现宽厚仁慈。

汉朝历来尊崇黄老的无为而治的思想，景帝也是继承了这一思想，处士王生是黄老道学大师，常被召居宫内，与景帝谈黄老思想精髓。景帝还在学术上对诸子采取兼容并蓄的态度，允许百家争鸣，而且也十分注重儒家的教化作用。当时为儒家设立了不少博士官，《诗》、《书》、《春秋》等均立博士，景帝起用《公羊》学大师董仲舒和胡毋生为博士，推动了儒家的教化和影响。地处西南的蜀郡郡守文翁选了十几个人来到京城拜博士官求学，数年后返回郡中，在成都市内盖起全国第一所地方官办学校——成都学馆，使蜀郡教化大行，后来普及全国的郡国学校就是以蜀郡学馆为楷模建立起来的。使这片原本是蛮汉杂居，文化、风俗都很落后的地方，一时大有改观。

对于边疆的问题，景帝继续采取汉初以来与匈奴和亲的政策。但匈奴一方还是时常小规模地入侵汉境。对于匈奴的入侵掠夺，景帝也像文帝一样偃兵休息，从未进行大规模出兵反击，只是采用增调部分骑步兵屯守防御。为了维护汉匈和睦关系，景帝还在汉匈边界设置关市，互通有无，大大促进和便利了汉匈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这种宽厚的政策，保证了汉朝社会的安定局面。

在用人方面，景帝也还知人善任、择贤而任。郅都是执法不避权贵的刚正官吏，景帝于是拜他为济南太守，惩治几任太守都束手无策的大恶。结果郅都到任后，即刻诛杀该族首恶。一年之后，济南郡成了路不拾遗的清明之境。后来景帝又任他为雁门太守，匈奴畏惮郅都，不敢靠近雁门。景帝调刚直不阿的宁成为中尉，专门惩治为非作歹的宗室权贵；景帝任敢于直谏的程不识为评议朝政的太中大夫；任守口如瓶的周仁为郎中令，作为贴身近臣。景帝用人，一向用其所长，不计此人的身份地位，只要有用能用都加以任命。

外戚是汉室从高祖时起就很敏感的问题。景帝对此颇能分清彼此，不以偏概全，既不让外戚专权，又能任用确有才能的外戚以适当的官职。比如任命窦婴为大将军，后来窦太后几次让景帝拜窦婴为丞相，景帝却没有听取，认为他只适合做武官，而不适合做丞相，最后还是拜卫绾当了丞相。

景帝于公元前141年死在未央宫中，在位16年，终年48岁。景帝死去的当天，汉武帝刘彻即位。

汉武帝刘彻

公元前156年七月初七，汉武帝刘彻出生。他父亲汉景帝刘启正好在这年登基，所以他一出生便是皇子。传说汉武帝母亲怀孕时，梦见太阳钻入怀中。汉景帝听说后很高兴，认为这是一件吉利的事情，预示着这孩子将来会有大作为。

刘彻的初名为“彘”，他生性聪明，勤学好问，7岁的时候“诵伏羲以来群圣所录阴阳诊候，及龙图龟束数万言，无一字遗落”。汉景帝见其“圣彻过人”，于是把他的名字改为“彻”。后元三年（公元前141年），景帝去世，16岁的刘彻即位，是为汉武帝。

在“文景之治”时期，汉朝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但是，在老子思想的影响下，“无为而治”严重阻碍了君权的集中，造成了人心涣散、一味向入侵匈奴妥协的局面。要想管理好国民，首先要改造国民的思想，让国民自觉地遵守法制、听命君主、为保国土而仇视匈奴。为此，从小就受到儒家思想影响的汉武帝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了儒术。

为了顺利推行儒术，汉武帝罢免了年事已高的宰相卫绾，任魏其侯窦婴为宰相，任母舅田羛为掌握军权的太尉。窦婴和田羛都喜欢儒术，他们又向汉武帝推荐了儒生出身的赵绾和王臧。汉武帝任赵绾为御史大夫，王臧为郎中令。

汉武帝与儒臣合作，决心推行一场政治改革。一方面，他整顿法规，严格执法，要求臣子相互检举违法乱纪的官员，特别是皇亲国戚，罪行一旦被核实就对其贬谪；另一方面，为了削弱王侯的权力，他令住在京城的王侯迁回各自的封地。

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汉武帝召见大儒董仲舒，向其探询治国良策。董仲舒将自己的一整套儒家治国思想说给汉武帝听，提出了颇有见地的治国安邦之策，深得汉武帝之心，史称“贤良对策”。

为了达到独尊儒术的目的，汉武帝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了儒学教育体制，用儒家思想来培养接班人。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的建议，兴办了完全把儒家五经作为教学课程的太学，聘请儒学博士担任老师。由于国家的大力提倡，太学生数逐年增加，到西汉末已多达上万人，这些人成了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最有力的维护者。另外，汉武帝还号召在郡国兴办地方学校，使儒学成为士人进身入仕的阶梯，将国家体制与儒家思想有效地结合起来。

汉武帝之所以要推崇儒家思想，主要是为了大力加强中央集权。为了加强君主集权，他采取了一些行之有效的措施。

汉武帝即位时，丞相大多为开国功臣，位高权重，往往牵制了皇权的效力，汉武帝对这种丞相分权的局面极为不满。好在这些丞相基本上都已年老或者去世，汉武帝便趁机不拘一格地选拔人才，让众多的儒生代替元老们掌握国家政权。同时，他一面通过打击丞相来加强自己的权力，一面进行官制改革，取消军功贵族的特权。

汉武帝陵

汉高祖在位时曾封了很多刘姓的王，被称为同姓王。后来，这些同姓王的后裔横行乡里，对抗中央。为此，汉武帝采取“强干弱枝”的政策，着手削弱地方的割据势力。汉武帝从“大一统”理论中找到了加强中央集权、打击地方势力的理论依据。为了彻底削弱诸侯王的势力，他在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采纳了主父偃的建议，通过颁布“推恩令”来清除分封制。推恩令规定，诸侯王的王位除了由嫡长子继承以外，还可以用“推恩”的形式让其他的儿子在本侯国内分封。新的侯国可脱离原来王国的限制，有独立的地域，且不再受原国王管辖，而直接由各地的郡县来管理。“推恩令”名义上是皇帝施以恩德，但实际上却剥夺了诸侯王的政治军事权力，削弱了他们的势力。

汉武帝在打击地方势力的同时，还着手打击地主豪强，并且加强了对地方官吏的控制。西汉初年，由于政策的宽松，刑罚被减轻，地方豪强势力得到很大发展。随着时间的推移，各地出现了一批以强凌弱、以众暴寡的豪强地主。为了实施对他们的有效控制，汉武帝除了继续推行汉初以来将豪强迁至关中、直接监管的策略外，还任用酷吏来诛杀豪强。

为了加强和完善对全国各地的监察，汉武帝改革了汉初的监察制度。他把全国分成了十三个监察区，每个区叫做部，每部派出一名刺史，仅中央的刺史叫做司隶校尉。刺史不处理行政事务，专门检查各地豪强的违法行为和地方长官郡守、国相等人的营私舞弊行为，防止郡守和地方豪强们相互勾结、对抗中央，避免以前同姓王犯上作乱局面的再次出现。同时，刺史要负责向中央推荐优秀官吏或罢免政绩不好的官吏。这一措施的施行，使地方豪强势力受到遏制，社会趋于安定。

除此之外，汉武帝还设置了御史中丞、司隶校尉和丞相司直三大监察系统。这样一来，朝内外的绝大部分官员都处于被监察的范围内。

从西汉初到汉武帝时，基本上都是军人当权。为了改变政治官员的构成，汉武帝听从董仲舒的建议，通过一系列法令、措施，建立了以选拔文官为主的用人制度。

汉武帝在继续推行汉初察举制的同时，扩大了察举的范围。在汉朝初期，只有贤良和孝廉两科，汉武帝在此基础上增加了儒学、明法（即明习、通晓法令）、德行、学术等科。汉武帝命令郡守向中央推荐德才兼备的人，否则就要受罚。

汉武帝在完善察举制的同时，还建立了征召制。征召制、察举制与公车上书制互相配合，使汉武帝网罗了大批优秀人才，壮大了他的统治基础。

由于社会经济条件的局限，汉初实行了黄老的“无为”政治。这种治国思想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经济文化上的联系，但同时也助长了西北边疆和蒙古高原匈奴贵族的嚣张气势。他们经常侵扰西汉边境，给边疆吏民带来了灾难，也对西汉政权的稳固造成了威胁。

文景时期，西汉朝廷在对待匈奴方面基本上以和亲为主，以此换取短暂的和平。到了汉武帝时期，经历了前几代的发展后，生产有了较大发展西汉的国库逐渐充实起来，士兵军事素质也提高到了一定的水平，基本上具备了大规模反击匈奴的实力。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汉武帝决定对匈奴进行彻底的打击，洗刷数年来的耻辱。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联合西方的大月氏国，夹击匈奴。随后又命令卫青、霍去病率领部队对匈奴进行了远征。经过数次打击，匈奴一蹶不振，再也无力骚扰中原，只好迁往北方很远的地方。此外，张骞出使西域，虽然没有达到联合大月氏抗击匈奴的目的，但是自此开始了大西北的开发，不仅断了匈奴右臂，更重要的是打通了通往西域的道路，形成了沟通古代欧亚交通的“丝绸之路”。

汉武帝在位期间，还完成了对东南和南方的统一和对西南地区的开发。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汉武帝又发兵东北，降服了那里的高丽等郡，加强了朝鲜与中原的文化交流。此后，武帝威名震慑四方。

汉武帝做了半个多世纪的皇帝，把汉朝推向鼎盛的时期，在文治武功上都有一定的建树，如果他不是在晚年犯了些错误，或者真可以称得上是个完美的皇帝。但是，现实里绝对没有如果，所幸的是，他后来对自己的过失做了反思。但是历史不会遗忘，人们所承受的苦难也不会被遗忘。

汉武帝晚年繁刑重敛，信惑神怪，巡游无度，使百姓疲敝，尤其是中外交往开始频繁后，各种珍奇宝贝更是让武帝大开了眼界，这同时也刺激了武帝的消费欲，他开始广设苑囿宫殿，陈设布置也是日渐奢华，其他贵族官吏也竞相攀比，奢靡之风日盛。或者是他想用这种方式对那些州国人显示大汉的富庶，所以经常给那些外国使者、商人等赏赐，那些人回去后，又带来了更多的人，结果使国家因此而支出无度。

另外，他还喜欢巡游，仅仅公元前110年的那一次，就行程18000里，沿途“所过赏赐用帛百余万匹，钱金以巨万计”。可见其奢华程度！在这样的情况下，农民怎能不贫困？农民不得好过，那么他们就会起来反抗。于是，全国各地相继出现农民起义，虽然这些起义最终都被镇压，未能从根本上撼动汉王朝的统治，但这足以让他听见警觉的钟声。后来，他开始转变以前的政策，将注意力转向农业生产和经济的恢复。

汉武帝受方士们的诱惑，很喜欢祀神求仙。并试图寻找可以长生不老的药，甚至封一个骗子——据说有长生不老药的人——五利将军、天士将军、地士将军、大通将军、天道将军，并黄金万两，将女儿嫁给他，这个人就是栾大，直到事情败露，才将这人拦腰斩了。但这个巨大的骗局并没有让汉武帝醒悟，他依然幻想着有一天能够找到海上的神仙，能够让自己长生不老。

武帝晚年的时候，变得疑神疑鬼，有一次因为做了个噩梦便着人下去调查，认为是有人在诅咒他，结果出现了“巫蛊之祸”。先后枉杀了几万人，其中包括丞相、亲生女儿、皇后的侄子等，后来有人污蔑太子诅咒武帝，太子被迫假传圣旨斩了这个负责调查的人，发兵攻占长安的要害部门，结果皇太子兵败自杀。直到第二年的时候，武帝才查明太子原来是冤枉的。后来丞相刘屈麾和将军李广利也被指控诅咒皇帝，结果刘屈麾被杀，将军李广利则投降了匈奴，所率部队七万余人几乎全军覆没。这次惨败让汉武帝彻底清醒了，他亲自调查了巫蛊事件，结果证明大多数都是办案负责人江充的诬陷之罪，他后悔莫及。

这时候他才开始自我检讨，并在泰山明堂祭祀的时候对着苍天和臣子们做了自我检查，遣散了所有方士，并下了“罪己诏”，宣布“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任命田千秋为丞相，封为“福民侯”。任命赵过为搜粟都尉，推广“代田法”和先进的农用工具，开启了“昭宣中兴”的西汉盛世。

不过此时，汉武帝已经垂垂老矣。公元前87年，武帝一病不起，于是在病床前立了太子刘弗陵，为了怕太子的亲母专权，还赐死了其母钩弋夫人。封霍光为大司马、大将军，辅佐皇太子。次日，武帝病逝。

第三节　东汉名帝

汉光武刘秀

光武帝（前6～公元57年），名刘秀，字文叔，南阳郡蔡阳县（地在今湖北省枣阳县南）人。出生时传说有赤光照堂中，尽明如昼。9岁时他的父亲去世，由叔父刘良抚养长大。年轻时的刘秀，高个头，高鼻子，前额有点突出，相貌堂堂一表人才。《后汉书·光武帝纪》是这样记载的：“身长七尺三寸，美须眉，大口，隆准，日角。”他从小喜欢务农，处事谨慎，讲信用，性情温和。他的哥哥刘绩与刘秀的性格迥然不同，性情刚毅，不事家业，刘氏皇族的意识特强，对新莽政权极端不满，破产散财，交结雄俊人物，颇有取天下的野心。因此刘秀常被哥哥嘲笑，笑他胸无大志。

新莽末期，连年灾荒，各地农民揭竿而起，天下大乱。地皇三年（公元22）十月，刘绩在春陵起兵，而刘秀和李通的从弟李铁在宛城起兵。他的哥哥再也不敢小瞧他。十一月，刚起兵的刘秀等人的军队就与官军相遇，由于指挥不当，结果大败。但由于起义军很得人心，不久便发展到十余万人。于是将领们都主张拥立一个刘姓的皇帝，以此统一号令，顺应人心。南阳一带的豪杰都认为刘绩最为合适。但新市、平林军的将领们大都散漫放纵，害怕立刘绩做皇帝后失去人身自由，便把懦弱的刘玄拥立为皇帝。刘玄登位后即封刘秀的哥哥为大司徒，封刘秀为太常偏将军。

南阳一带的情况引起了王莽震惊，他急忙调兵遣将，集结了43万人马，命司空王邑与司徒王寻率领兵马前往镇压。由于王邑、王寻过于轻敌，被刘秀率军击得溃不成军。这次战争也成了王莽政权的丧钟。更始元年（公元23年）九月，刘玄的军队相继拿下长安和洛阳，王莽政权灭亡，刘玄定都洛阳。

汉光武刘秀陵墓

定都后，刘玄需要派一员亲近大将代表朝廷去河北一带宣示朝廷旨意。刘秀领命去了河北。在河北，刘秀考察官吏，按其能力升降去取，自由施展。他还平反冤狱，废除王莽苛政，恢复汉朝的官吏名称，通过这些措施使得他很快巩固了在河北的统治地位。刘玄发觉后，急忙让使节赶到河北封刘秀为萧王，并命令刘秀停止一切军事行动速速回京。但刘秀以“河北未平”为由拒绝回京，刘秀与刘玄从此分裂。

由于这时爆发了赤眉起义，刘秀利用机会加大收编起义军，壮大自己的力量，而刘玄这时也被起义军击败。刘秀经过几年的战争后使割据的局面得到了统一，并于建武元年（公元25年）登帝，史称汉光武帝。

光武帝即位后，在总结前朝的基础上，确立了一套新的治国方略，其核心是好儒任文、以柔治国。为了稳定和巩固封建统治，首先致力于整顿吏治，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他鉴于西汉末年“上威不行，下专国命”的教训，于是“退功臣而进文吏”，虽封功臣为侯，赐予优厚的爵禄，但禁止他们干预政事。对诸侯王和外戚的权势也多方限制，所以当时宗室诸王和外家亲属都比较遵奉法纪，无结党营私之名。

在行政体制上，刘秀一方面进一步抑夺三公职权，“虽置三公，事归台阁”，由尚书典守机密，出纳王命，使全国政务都经尚书台，最后总揽于皇帝；另一方面，又加强监察制度，提高刺举之吏，如御史中丞、司隶校尉和部刺史的权限和地位。建武六年（公元6年），刘秀又令司隶州牧各实所部，省减吏员，全国共并省400多个县，吏职减省至十分之一。这些措施强化了皇帝的权力，达到了“总揽权纲”的目的，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封建官僚机构的行政效率。

与此同时，刘秀还采取了不少措施来安定民生，恢复残破的社会经济。如建武六年下诏恢复三十税一的旧制，并且罢郡国都尉官，停止地方兵的都试，一度废除了更役制度。次年又令轻车、骑士、材官、楼船士及军假吏遣散还乡，发弛刑徒屯田边境以代替征调的戍卒等等。据史书记载，光武帝统治后期“兵革既息，天下少事，文书调役，务从简寡”。这多少反映了东汉初年的封建租赋徭役负担，比起西汉后期和战争期间有所减轻。

建武二年至四年，刘秀又前后九次下诏释放奴婢，或提高奴婢的法律地位。规定民有被卖为奴婢而愿意归随父母的听其自便，奴婢主人如果拘留不放，就依法治罪，对于没有释放的官私奴婢，也在法律上给予一定的人身保障，规定杀奴婢的不得减罪，炙伤奴婢的要依法治罪，又废除了奴婢射伤人处死刑的法律。这些措施的实行，使大量奴婢免为庶人，对于广大流民返回农村，促进生产，无疑起了积极的作用。建武初年，全国户籍遗存的人口只有1/5，田野荒芜，到建武五年情况已有所好转，土地逐渐得到垦辟。光武帝末年，载于户籍的人口已达到2100多万。

虽然光武帝统治时期，经济上达到了“中兴”，但是，他的政权是建立在世家豪族的基础上的。所以在他即位之后，就宣称要以“柔道”治天下。所谓的“柔道”，实则就是扶植和保护世家豪族的利益。

建武十五年（公元39年），刘秀为了稳定封建统治秩序，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针对当时“田宅逾制”和隐瞒土地户口的严重现象，下令全国检核土地户口。郡县守、令不敢触动贵戚官僚和世家豪族，反而在清查过程中“多为诈巧，不务实核”，“优饶豪右，侵刻嬴弱”。结果，激起各地农民的反抗，郡国的豪强大姓也乘机作乱。对此，刘秀采取了不同的对策。对于农民的反抗斗争是进行分化和镇压，对于大姓兵长，则在处死度田不实的河南尹张等十几名郡守之后，即下令停止度田，向豪强地主让步。光武帝在其统治末年还“宣布图谶于天下”，企图以儒家学说与谶纬神学的混合物作为思想武器，加强对人民思想的统制。

建武中元二年（公元57年）二月戊戌日，光武帝在洛阳南宫前殿去世，享年64岁。

汉明帝刘庄

汉明帝（公元27年～75年），名刘庄。幼名阳，是东汉光武帝刘秀的第四个儿子，东汉第二代皇帝。少年时师从经学大师桓荣学习，10岁时，就能背诵和理解古典名著《春秋》。由于较早地在刘秀身边学习和观察政务活动，增加了他的才干。

建武十五年（公元39年），刘秀下令检查天下的垦田和户口，并命令刺史、太守们逐一汇报。到汇报这一天，12岁的刘阳站在刘秀身后，观察上报官吏的神色。而刘秀仔细检查着文书，翻着翻着，在陈留县的吏牍中发现了这样一句话：“颍川、弘农可问，河南、南阳不可问。”刘秀莫名其妙，问下面的官吏们，大家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这时，站在刘秀身后的刘阳得到父亲的准允，站出来说：“河南是首都所在，中央高级官吏都住在这里；南阳是陛下的故乡，陛下的亲戚多居住于此。因此对这两个地方的田亩数字，负责检查的官员们当然不敢多问。”刘秀恍然大悟，惊叹12岁的孩子有如此锐利的眼光，于是有了以刘阳为帝位继承人的打算。但由于这时刘强是太子，刘秀在刘强没有任何错误的情况下是不能废除他的，所以刘秀左右为难。

建武十七年（公元41年），刘秀以“怀势怨怼、数违教令”的罪名，废黜了郭皇后，另立阴丽华为皇后。皇太子刘强觉得母亲被废，大势已去，不得已上书刘秀，请求让位，出镇藩国。刘秀觉得时机成熟，于是在建武十九年（公元43年），下诏封刘强为东海王，立东海王刘阳为太子，改名为庄。建武中元二年（公元57年），刘秀去世，刘庄正式即帝位，史称明帝。

汉明帝刘庄崇尚儒学，他命令皇太子、诸侯王及大臣子弟、功臣子弟，都要读经。又为外戚樊氏、郭氏、阴氏、马氏诸子弟立学校于南宫，聘任高明的经师传道授业。明帝在“五经”之中，又独重孝经，倡导“以孝治天下”，甚至命令宫门、羽林的守卫士兵都要背诵孝经。对礼仪制度，明帝也非常重视，他亲自与东平王刘苍讨论，制定了祭祀天地和祖先的仪式，按等级建立了一套天子、王侯、百官的车服制度。

明帝还十分提倡尊师重道，明帝为太子时，曾跟埔士桓荣学过《尚书》，即位以后仍尊桓荣以师礼。明帝这样做当然是出于师生之谊，然而更重要的是为天下树立表率，向社会倡导一种尊师重道的风气。

在对付周边游牧民族的侵扰问题上，由于社会的安定和国力的恢复，明帝一改光武朝的守势，采取积极进攻的战略。永平八年（公元65年），北匈奴骑兵进攻河西诸郡，焚烧城邑，杀掠甚众，人民深受其害，以至河西城门昼闭。永平十五年（公元72年），北匈奴又侵犯河西，而且胁迫西域小国随同入寇。面对北匈奴势力的猖狂侵扰，明帝派遣窦固和耿箫出屯凉州（东汉治陇县，今甘肃清水县北），作为北伐的准备。永平十六年（公元73年），明帝命令诸将率同南匈奴及乌桓、鲜卑等少数民族组成的骑兵部队，出塞北征，揭开了东汉政府同北匈奴战争的序幕。这次出征，窦固西出酒泉，在天山（今新疆吐鲁番城北）击败匈奴呼衍王部，追至蒲类海（今巴里刊湖），占据了伊吾卢城（今新疆哈密）。

为了巩固军事活动的成果，窦固命令假司马班超和从事郭恂到西域诸国开展外交活动。班超和郭恂率领36人，先到鄯善，在鄯善国击杀匈奴派往该国离间汉与鄯善国关系的100多名使者，迫使鄯善王声明从今以后依附汉朝，永无二心，并且纳子为质。班超随着质子回到首都洛阳，明帝下诏提升他为军司马，命令其继续经营西域。从此以后，西域遂成中原统一帝国的一部分，得到长足的发展。永平十八年（公元75年）秋天，明帝开始染病，不久病逝于洛阳东宫前殿，享年48岁。

汉献帝刘协

公元181年，刘协踏着东汉的亡国之音来到了人世。他的母亲王美人是赵国（今河北邯郸市西南）的平民，后汉书评价其母为“丰姿色，聪敏有才名，能书会计”，很受汉灵帝的宠爱。然而作为一个没有后台的妃子，受皇帝宠爱也会招来杀身之祸。她的被宠引起了当朝何皇后的疯狂嫉妒。当王美人刚刚生下刘协后，何皇后就用药酒毒死了她。

汉光武帝刘秀所创建的“中兴王朝”，到桓、灵二帝统治时期就已经是穷途末路，外戚干政与宦官专权所造成政治腐败，已经是东汉王朝无法医治的顽疾。汉灵帝病死后，太子刘辨继位后，何太后（即那个毒死献帝生母的狠毒女人）临朝，其兄何进掌握政权。从此，宦官和外戚便展开了一场争夺大权的拉锯战。先是何氏兄妹密谋召并州牧董卓领兵入京，用武力铲除宦官势力。然而，却被宦官先发制人，将何进杀死。

董卓接到何太后的密令后，赶赴洛阳的中途，宦官已经挫败了何进的密谋活动。司隶校尉袁绍这时并不同意远召董卓入京，认为利用现有的兵力已足以铲除宦官。袁绍带领一队人马包围皇宫，拘捕“诸阉，无少长皆斩之”，少数逃跑者最后也被迫“投河而死”，彻底消灭了宦官专权的日子。宦官已除，其时董卓已无进京的必要，少帝刘辨也派使臣传达停止前进的诏旨。可是，心怀异图的董卓还是直奔洛阳而来。在公元189年农历八月，董卓率领他的凉州军团开进了洛阳城，东汉的国都从此受到了恐怖的威胁。

公元189年农历九月，董卓废少帝刘辨为弘农王，8岁的娃娃刘协登上了皇帝的宝座，董卓先后自为太尉、相国，总揽了东汉王朝的军政大权。董卓这时也暴露出本性的贪婪无厌、凶狠手辣的狰狞面目。他“身先士卒”，“奸乱公主，妻略宫人”，更是放纵手下胡作非为，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献帝成了他的一具政治玩偶。

凉州军团的行径遭到了朝廷内外的怨恨，于是，各地讨伐军此起彼伏，初平元年（190年）正月，以袁绍为首的关东（即函谷关以东地区）州郡纷纷起兵，组成了讨伐董卓的联军。

凉州军团善战，但无奈其兵力远不如关东联军多，且远离本土，补给艰难，作战形势极为不利。于是他们不得不主动撤退，迁都长安，强迫献帝及其嫔妃出宫。又“驱徙京师百姓悉西入关”，并放火焚烧洛阳宫庙及人家。这一天，东汉历经200年精心经营的名都顿成一片废墟。

董卓的倒行逆施激起广大臣民的愤怒。公元192年农历四月，司徒王允诱使吕布刺死董卓。将这个恶贯满盈的刽子手暴尸街头、破肚燃灯，遗臭万年。但天下并没有因此而太平，董卓的旧部在李催、郭汜、张济、樊稠的统率下，打着为董卓报仇的旗号，在六月攻破长安，王允等公卿百官及士民万余人惨遭杀害。献帝刘协又成为李催等凉州悍将手中的傀儡。

董卓的各旧部本来地位相近，现在取得了政权就开始各怀鬼胎，很快就升级为武力争斗。他们都知道谁控制刘协，谁就是胜者。这其中数李催的势力最强，这一年，他强迫献帝从南坞迁移到北坞。公元195年，关中地区旱灾严重，饥荒让无数百姓流离失所。再加上连年兵灾战祸，人们纷纷四处逃亡。七月，郭汜、杨定、董承等领兵护送献帝一行东返洛阳。建安元年（公元196年）七月，这一行人终于到达了洛阳。当刘协东奔西跑之际，在中原地区，袁绍和曹操正在进行着频繁的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孙策占据江东，刘表占据荆州，公孙瓒盘踞辽东……这其中，被人们评价为“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的曹操已经是北方军阀中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这时的曹操力排众议，毅然决定派大将曹洪前去迎接汉献帝，不久又亲自来到洛阳，保卫京都和皇帝，曹操开始掌握了朝政大权。后来曹操接受董昭等人的建议，决定迁都许县（今河南许昌）。至此，这个苟延残喘的东汉朝廷总算有了个安身立命之处。

献帝刘协虽然处境艰难，但只要东汉王朝在名义上存在着，他的政治影响依然不容忽视，谁将献帝控制在自己的手中，谁就可以“挟天子以令诸侯”。曹操掌握了献帝，即掌握了政治上的主动权。献帝此时虽然没有行使皇帝的权力，但也总算还有个名分。

然而，这样的日子依然没过了多久，随着公元220年农历正月曹操的病逝，汉朝也就开始了最后的终结，曹操的儿子曹丕继承了魏王位。十月，献帝逊位，将皇帝玺拱手奉献给曹丕。曹丕祭天登基，改称天子，封献帝为山阳（县治今河南焦作市东）公，并“邑一万户，位在诸侯王上，奏事不称臣，受诏不拜，以天子车服郊祀天地，宗庙、祖、腊皆如汉制，都山阳之浊鹿城。”

公元234年农历三月，刘协去世，时年53岁。八月，曹魏“以汉天子礼仪葬于禅陵”。做了一辈子傀儡的刘协终于走到了人生的终点，也让汉室就此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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颠覆东汉的太平道教

太平道是道教早期的教派之一。它的创始人是东汉末年巨鹿（今河北平乡）人张角，因崇奉《太平经》而得名。关于《太平经》的来历，传说是汉顺帝时的方士于吉，在曲阳泉水之上巧遇太上老君，得到一本神书《太平清领书》，有百卷之多，这就是道教最初的重要经典《太平经》。这本书把老子神化为至尊天神九玄帝君，宣扬长生不死的神仙思想，提出建立公平而没有灾害的“太平世界”的政治理想。

东汉末年，这本书被张角所得，于是他以此书为经典，创立了太平道，教练弟子，以符水咒语、跪拜首过给人治病，收了很多信徒。张角自称大贤良师，派遣弟子到四面八方传教，在十多年间，就有了数十万信徒。

太平道尊奉“中黄太乙”为其主神，崇尚黄色，以阴阳五行相生相克的原理为基础，宣称要建立“黄天”之治。张角率领徒众起义后，口号是“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张角自称“天公将军”，他的弟弟张宝称“地公将军”，张梁称“人公将军”。这就是东汉末年著名的黄巾军大起义。

由于起义的准备仓促和张氏兄弟的先后病故和战死，这次起义最终被残酷地镇压下去。之后，太平道的教团组织渐渐散落沉寂，传授不明。其信徒一部分加入到五斗米道，也有一部分在民间秘密流传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