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古代养殖趣话

美国人类学家摩尔说：“驯养各种动物，其目的各有不同——养羊为它的毛，养马为它的力气和驰驱，养牛为它的乳和筋肉，养猪为它的肉，养家禽为它的蛋和羽毛，养狗为的是用以打猎和做伴，养蜂为它的蜜，养金丝雀为听它的歌唱，养金鱼为它的美丽可爱。”

我国的养殖业有着古老而悠久的历史，因此，在古代养殖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产生了很多养殖趣闻和传说。本章我们主要介绍猪、羊、牛等牲畜的养殖趣闻。让我们在阅读趣味故事的同时更加深了对古代养殖知识的了解。

第一节　养猪趣话

猪为天下畜

追溯一下我们祖先曾有过的动物崇拜以及嬗递了几千年关于猪的“神圣”观念，足以佐证猪在人类生活中古往今来的重要地位。

在遥远的古代，猪曾被我国许多民族供奉于神龛祭坛，称为祭天神畜。居住在云南、四川以及西藏毗邻地带的高原和峡谷的纳西族，自古以来就有祭天习俗。这是最盛大、隆重、神圣而又广泛的祭天活动，祭坛中央供奉猪的头像。从远古时代起猪就与纳西人创造的“东巴文化”密不可分。《东巴经》叙述猪的地方既多而又严肃，不仅显示出纳西人依靠猪求生存的确切信息，而且在纳西先民万物有灵论和物活论观念中更具有精神文化的深义。在与大自然的整个交流中，纳西人把猪尊为图腾，形成一种根深蒂固的原始文化观念，纳西人自称“纳西美有若”，意思就是“纳西人最重要的事就是以猪祭天”。

猪头祭祀

现代历史学家记录沿革至今源远流长的纳函族祭天仪式：在高大、雄伟、肃穆的祭坛前，左右植以栗树，中间阀植以柏树，它们代表纳西族的原始男女祖先。祭坛中央端放着新宰杀的裸露皮肤的公猪，它浑身以鲜血涂染。红色象征吉祥，象征威严。祭天仪式由“达巴”主持，他在族人的顶礼膜拜之下朗诵《祭天经》，把保祐丰收的祈祷告知冥冥苍天。祭祀结束后还要把祭猪截成数段弃置于荒野山巅，让象征天神的苍鹰飞来啄食。人们在祈祷声中仰望牺牲被天神食尽，才怀着希望和快慰的心情在鼓乐声中返回家园。

湖南湘潭出土的商代青铜豕尊

以猪为祭牲的礼俗在我国民族志资料中屡见不鲜。生活在海南岛的黎族人死去时，亲友要带上新宰猪头和米酒前往祭奠，丧家要杀猪送鬼，把猪的下颌骨供奉在祭桌中央，祭祀后把它随葬在墓坑里。云南西盟佤族人在出猎前，须用一头俘猪敬献神癨。有时还须宰杀怀孕母猪，取出猪只对天祈祷，保佑他们狩猎获胜。云南宁蒗的彝族人在杀猪时，全家人须围坐火塘前，一人手提猪只，在全家人的头上向左绕七转，向右绕九转，然后以全猪祭祖，祈求保佑平安，免除百病。

汉民族对猪的崇拜历史可能追溯得更远。传说古代的先民祭祀社稷时，猪是最重要的祭牲之一。“凡宗庙之器，其名则成，则衅之以豭豚”（《礼记·杂记》）。商代的祭祀有一大牢、少牢之别，牛、羊，豕是主要祭品。牛是奴隶主的祭品，羊是巫师的祭品，而豕则是士庶以下普通平民的祭品，殷商时代的祭典十分隆重而复杂，除祭祀天地山川、日月星辰之外，还要祭祀祖先。王室祭先王称庙祭，平民祭先祖为家祭。家祭即“以豕为牲，陈豕于室，合家而祀”，此乃“家”字本意。万民皆以豕为家祭之牲，其用量可谓大矣。备作祭祀的猪还要短暂拘禁进行“殊养”。其方法是“系之牢，刍之三月”，培育出“肥裌”的猪以“谄媚鬼神”。商周金文中有许多屠猪的象形文字，显示“牧人”手持利刃仰卧屠猪以供祭祀的情景。为什么古人“家祭”一定要用猪呢？《淮南子·氾论》说得明白：“大高者而彘为上牲者，非彘能贤于野兽麋鹿也，而神明独飨之，何也以为彘者，家人所常畜而易得之物也，故因其便以尊之”。这表明在我国古代的部族，最初豢养数量最多的供作食用的家畜是猪，“因其便”而作为重要的最常用的祭祀之牲。

近代考古学家在湖南湘潭船形山发掘出一具商代晚期的青铜豕尊。长72厘米，高40厘米，重39.5千克，刻缕深沉，线条华美，体躯丰腴，膘肥肉壮，是一具孔武有力的公猪。考古学家认为豕尊所以铸作，表示公猪在祭祀仪式中非常重要。虽然家猪户户有之，但因以猪祭祀很普遍，还需要到处寻找公猪，索性铸为豕尊，随时可供祭祀之用。豕尊的前后肘部横嵌一对圆管，可以贯穿绳索就地移动。显然以豕尊代替公猪更为方便，而且祭祀形象更为威武隆重。青铜豕尊不仅是原始农业中罕见的珍贵艺术品，而且有力地佐证猪作为祭牲的重要价值。

秦汉以来，沿袭古人祭祀仪式皆成定制，“自天子至郡县，下逮庶人，莫不通祭”。祭品中数量最多、最为普遍的是猪。其目的不外乎是祈求丰年，祜民平安。《王祯农书》引“礼考索”通祭的祝辞：“社，五土癨；稷，五谷祖。土谷生成，利用以叙。世感载青，礼从今古……去彼螟蝗，介我稷黍。时维二仲，祀事斯举，诗歌幽雅，乐奏土鼓。有酒盈觞，有肴在俎，神共享之，愿降多祐。”清《八旗通志·典社》记述满人入主后以猪祭天之礼：“春秋立杆祭神后，祭马神二日，各用猪二，王公等祭马神一日，用猪一”，“以竿绾绸布片于炕，而缚一豕，以酒灌其身与鬣，耳鬣皆动，即吉。手刃之，取其肠胃而手之，亦有吉凶兆……割豕而群鸟下啖其余脔，则喜曰：祖先禄！不则愀然曰：祖先恫矣，祸至矣！”猪不仅被视为有“魂灵”的神物，而且成为人与神交感传递信息的桥梁。

在今天文明时代，以猪祭天的礼仪在很多民族依然流行，甚至在重大节日以及婚丧要事都离不开“猪祭”。例如江浙一带的风俗，“信鬼神，重祭祀。凡遇疾病，均以驱祟为急，务供神马，煮猪首以祀，名曰献猪头。”逢年过节祭天地，敬祖先，请利市，供品中必须有猪头一具，以示吉祥（《梅基志》）。当然，尽管现今以猪祭天在农村逢年过节仍然沿袭，但对大部分人来说主要还是仅仅作为食品罢了。

与养猪有关的文化现象

今天的人们养猪主要目的也许只是为了获得肉食。但是在中国古代，猪的价值不仅仅只是给人提供肉食，更加重要的是为农业生产提供肥料。此外，猪的形象也开始进入人们的精神层面，在原始宗教中，猪的形象与龙并列，这不仅体现在出土的文物当中，在民间传说中也有反映。大量的猪骨陪葬于新石器时代墓葬中，显然不是偶然现象，特别是在很少见到其他动物的骨骼，而常常只见猪的骨骼的情况下。猪还作为神话中的神灵，还和牛、马、狗等12种动物一样，很早就成为中国人生肖的重要组成成分。因此，我们可以说，中国古代存在一系列的与猪有关的文化现象。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古代猪的文化形象也非一成不变，早期的形象非常正面，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猪的形象开始逐渐走下神坛，特别是明清以后，中国人对猪的形象的认识远没有远古那么正面，猪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下贱”的代名词，这在很大程度可能是受吴承恩所著的《西游记》的影响所致。吴承恩在书中塑造了猪八戒这个似人非人、似猪非猪的形象深入人心。这一现象的出现，与猪在当时社会经济中地位下降，猪生活环境恶劣有着很大的关系。

1.原始宗教中的猪形象

今天的大多数人对龙的形象十分熟悉，但是否了解猪首龙身是中华第一龙的造型，值得怀疑。考古工作者在内蒙古自治区翁牛特旗三星他拉村出土的红山文化玉雕卷龙，出现了猪首龙身的造型，其年代距今大约6000年。当其时，养猪很盛行，当时的陶器、工艺品和造型艺术中以猪为母题的例子屡见不鲜，但猪龙合体则是第一次出现，人们称其为中华第一龙。

自1987年以来，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先后在含山县铜闸镇凌家滩自然村进行了4次考古发掘，出土了大量玉器。在第五次发掘中，在祭坛的近顶部发现了1件用玉石雕刻的猪形器。全长72厘米，重达88千克，猪的嘴、鼻孔、眼、耳俱全，并有一对獠牙，形态十分逼真。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杨立新此前说，这是目前中国新石器时代发现的个头最大、重量最重、年代最早的“玉猪”，是中国考古史上一次重大发现，堪称“中国第一玉猪”。

红山文化——龙猪

这只“玉猪”虽然采用粗犷的写意手法，用整块原石雕琢而成，吻部一对獠牙却清晰可见，因此张敬国教授说这只“中华第一猪”是一只“野猪”。猪在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中大量随葬，显然其不仅仅具有实用价值，而是在精神层面占有重要位置。

玉猪

据迄今为止的考古发现所知，各地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动物骨骼和模型中，以猪的形象数量最多，占其中大约1/3，而且在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中出土的猪骨数量更多。这些陪葬的猪骨骼中，尤其是随葬猪下颚骨的现象最为普遍，几乎遍及各个史前文化遗址。在甘肃永靖秦魏家遗址中，138座墓中有46座随葬猪下颚骨，达430块，数量惊人。山东胶县二里河遗址，在66座大汶口文化墓中，随葬有猪下颚骨143块。在泰安大汶口遗址中，发掘的墓葬有1/3用猪头或者猪的下颌随葬，且均为家猪。其中大部分用猪头，最多一座墓中达到14个之多。随葬猪牙、猪颚骨乃至整头猪的习俗遍及各地，是新石器时代一种非常普遍的葬俗。

关于葬猪的目的，目前考古学界给出的解释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代表财富说，这是其中较为主流的说法。在大汶口文化中，随葬猪头的数量基本和随葬陶器的数量或者规模相一致，猪、猪头、猪下颌随葬的多少可以部分反映墓主财产的多寡。

二是巫术宗教说。持这一观点的学者否认猪骨代表财富的观点，主张葬猪具有巫术目的和驱邪的功能。

综合来看，葬猪的巫术宗教目的说可能更加符合实际。

2.原始神话、传说中的猪形象

猪的形象还出现在神话传说中。有学者研究指出，《庄子》中《大宗师》中提到的繠韦氏，是一个开辟大神，即是一个以猪的形象为基础的神灵。而在《山海经》中，作为黄帝之孙颛顼之父的韩流，嘴巴像猪，脚似猪蹄。《山海经》中还记有：“流沙之东，黑水之西，有朝云之国，司彘之国。”汉代淮南王刘安所编辑的《淮南子》中记有“豕喙民”。汉高诱注解说“豕喙民”是长着猪嘴一样的人。

3.古典小说中的猪形象

在中国古代神话小说中，吴承恩的《西游记》成功地创造了“猪八戒”的形象，书中的猪八戒，是一个好色、贪吃、懒惰、爱占小便宜、耍小聪明、贪生怕死、善嫉进谗，而且对于求佛取经的苦行生活并无兴趣的人物。有研究者指出：“他是一位双重喜剧人物，因为作为一个勉勉强强的取经者，他对出家生活了无兴趣，加上他形如妖怪，力大无比，除了大饱口福和搂着女人酣睡外别无所求。他是一个放大的普通世俗之人的形象，如果赋予他以世俗成功和家庭美满的适当刺激的话，他或许会变成一个更为严肃认真的人物。正因为缺乏这些刺激，他在取经途中变得越来越坏，成了一个忌妒、吝啬、胆小贪吃、沉湎于世俗生活享受的人。作为高家的女婿，他表现得自私而勤劳，同任何白天劳动、晚上来照料家室、美化住宅的自觉男人没有任何区别。他虽然好色，但只要夜夜有自己的浑家相伴也就心满意足了。因此，按一般的标准，他属于模范丈夫一类。他的岳父可能讨厌他的丑陋相貌，但却不能抱怨说，他在田里干活不特别卖力。甚至他的大胃口也是他辛勤劳动的直接后果。”也有学者认为，这位亦人亦猪的形象象征着缺乏宗教追求和人生抱负的、粗俗的纵欲生活。

《西游记》中“猪八戒”的形象

养猪的农谚和民谣

农谚是农业生产第一线的广大劳动人民在生产过程中的经验总结，它在农业生产上的作用远远比那些农书运用得更加广泛，因为它更容易被农民掌握和使用，而一些所谓的农书，更多的只是高锁于高阁中的奢侈品，与普通的百姓并不直接发生关系，也并非普通老百姓都能够看得到的。因此，常常被忽视的农谚，却是曾经的真正经典，指导着许多老百姓的具体饲养活动。

关于中国的养猪谚语，种类比较多，涉及养猪的意义、饲养的方法、饲料来源、管理措施等等。

可爱的小猪

为什么要养猪，这是很多中国农民最为关心的事情，在中国这个以农耕为主要产业的社会里，答案并不像欧洲人那样是惟一的，即提供肉食。由于古代中国人的饮食结构主要以素食为主，辅以蔬菜，加上油和盐，对于多数的普通老百姓来说，吃肉是稀少的事情。早在春秋战国时期，“肉食者”即是当时贵族的代名词。特别是到了近代，由于人口众多，人均土地面积很少，人们的食物更多地依赖于种植业，第一要务是维持1年360多天粮食供应无忧，吃肉只是额外的恩赐，自然养猪的目的主要是为了田间庄稼有一个好的收成，这一目的在农谚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诸如，“农家第一宝，六畜挤满槽”“畜是地的宝，没它种不了”“无牛不成农，无猪不成家”“牛大得力，猪大肥家”“有猪有牛，攒粪不愁”“牲畜喂料两得利，壮了牲口肥了地”“畜多、肥多、粮食多”“养猪又养羊，肥源有保障”“要想庄稼好，还得猪上找”“养猪不赚钱，回头看看田”“养猪不上算，请到地里看”“养猪两头利，吃肉又肥田”“种田不养猪，秀才不读书”“穷在栏里，苦在田里”“栏中无猪，田中无谷”“种田不离猪，扫盲不离书”“不养鸡猪鸭，肥料无办法”“养猪养牛，有肉有粮”。其中的“穷在栏里，苦在田里”，“栏中无猪，田中无谷”两条农谚，更是把养猪与种地的关系上升到了极致，即如果不养好猪，积好肥料，就要饿肚子了。各地的农谚告诉我们：养猪是手段，而生产出更多的粮食才是目的。

在上述如此多的农谚中，只有两句农谚中提到养猪为了吃肉，其一是：“养猪两头利，吃肉又肥田”。不过在这句农谚中，除了提到养猪的目的是为了吃肉以外，还没有忘记顺带着指出，养猪吃肉的同时，还有肥田的目的。其二是：“养猪养牛，有粮有肉”，仍然是将肉和粮食紧密联系在一起，可以想见中国古代直到近代，养猪在当时人们的经济生活中，处于一个极不寻常的地位。当时的人们并非不想吃肉，而是由于自然条件的限制，种植业成为人们的食物的主要来源。

第二节　养牛趣话

驯牛趣话

在古代人类生存的漫长历史过程中，狩猎和采集是赖以生存的主要实践活动，其中野牛就是重要的猎获物之一。随着网罗和弓箭的发明，捕获野牛的数量显著增多，人们就把吃不完的幼犊豢养起来以供匮食之需。这样，人类就逐渐由原始渔猎生活发展起初期的畜牧业。据《礼记·月令流》记述：“能执伏牺牲谓之伏羲。”伏羲就是征服野兽的意思。殷墟出土的卜辞中有驯牛的记事。甲骨文中的象形文字，“牛”表示是在牛肩上架横木以控制，“牢”表示是养牛的圈；“牧”表示手执鞭牧牛。近代考古学家在浙江省余姚河姆渡新石器时代遗址里，除发现人工栽培的稻谷遗物之外，还有已驯化的大量的牛骨化石和畜圈；在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遗址里，也发现了众多的牛骨化石，表明我国先民结束野蛮时代并走向文明曙光降临的历史时期，牛显然是贡献了一份力量。远在距今2000多年前，人和牛就已经存在着相互依赖的密切关系了。

牛是指有角大家畜或牛类家畜而言。现代牛在动物分类学上属于哺乳纲、偶蹄目、洞角科、牛属的牛种。它们的祖先和其他哺乳类的祖先一样，都是由四趾或五趾动物进化成偶蹄类的。在无垠的地球上到处都有牛属的代表。大约在中新世以后的地质年代，牛类的祖先开始分化成为独立的系统。它们有野生的，也有家养的。野牛有的栖息于茂密的森林内，有的奔驰于辽阔的草原上，有的攀沿在海拔5000～6000米的崇山峻岭中，有的生存于潮湿低洼或干燥沙漠里；而家养的牛则被饲育在良好的避风厩舍里。人类驯化的牛主要有三大类，即黄牛、水牛和牦牛。

水牛

黄牛的祖先是原始牛。古生物学家在我国东北、华北等地更新世地层中发现原始牛的遗骨化石。黄牛曾经作为我国古代牛类代表的总称。据陈藏器著《本草拾遗》记述：“牛有数种，本经不言黄牛、乌牛、水牛，但言牛耳。南人以水牛为牛，北人以黄牛为牛。”直至唐代以后才分类称呼。黄牛适应性较强，遍布我国南北各地。人们习惯用黄牛这一名称，是因为它们以黄毛者居多。其实黄牛的毛色多种多样，这是根据人们喜爱而进行的有意识的选择结果。黄牛作为专用词汇的时间不太久。

水牛的祖先是亚洲平角水牛，在我国南北地区不同时代的古地层里，发掘出7个不同类型的水牛骨骼化石，可以窥视水牛的进化过程。从近代出土文物判断，古人驯化水牛总是和种植稻谷有密切的关系。汉代许慎《说文》中的“牨”，《玉篇》中的“牨”，以及司马相如《上林赋》中的“沉牛”，历代注释考证都认为是水牛。水牛有长角型和短角型两类，长角水牛分布于五岭以南地区，古称“州留牛”，体大力强，挽力超群；短角水牛分布于长江流域广大地区，古称吴牛，体型较小。随着人民的友好交往和迁移活动，长期以来这两类水牛相互杂交产生中间型水牛，交错地分布在南北许多地区。

牦牛古称睺牛，它起源于亚洲北部地区的野牦牛，在我国华北以及苏联西伯利亚和美国的阿拉斯加等地区均发现距今5000多年前的古牦牛化石。现今野牦牛仍成群地生活在青藏高原海拔4000～5000米的崇山峻岭之间，据考古学家推断，牦牛最早可能是由喜马拉雅山麓和昆仑山麓的羌人所驯化。

我国古代还驯化了一种为数不多的牛种——封牛，现今称为瘤牛，是岭南地区驯化的一种高肩峰牛。古籍《上林赋》中称作物。《后汉书·顺帝记》记述：“阳嘉二年，疏勒国献狮子、封牛。”李贤注释：“封牛，其领上隆起若封然，因以名之，即今之峰牛也。”宋代《海录碎事》记述：“梧州出独峰牛，土人乘骑如马，谓之角乘。”表明在距今2000年以前，南方很多地区就已经驯养封牛使役，并随着人民的友好交往向内地传播繁衍。

家牛在人类的驯化下，按照人类的经济需要发展。例如，在周代以前，人们养牛主要供作食用，希望饲养的牛肌肉肥裌，臀部突出；春秋战国时代商业发达，养牛以供运输引辇，则要求驾牛的体型均匀紧凑，走得快，驮得多；汉代以来牛耕逐渐发展，则希望牛体高大，挽拉力强，而在水田或旱地作业又有不同的要求；近代由于乳牛业的兴起，则繁育的乳牛要求乳房大，泌奶多，这就产生了现今世界上琳琅满目的类型和品种。

封牛，现今称为瘤牛

千百年来，动物经过人工培养以后，在人的手下改变了它们的模样，甚至再也不能认出它们本来的面目了。把今天人类驯化的牛和野牛相比，那简直面目全非，形态殊异。野牛的体躯硕大，前高后矮，性情凶猛，奔驰迅速，速度不亚于骡马，膂力足以抵御虎豹。很难想像现今驯养的耕牛、肉牛和乳牛在原始旷野森林中怎么能生存。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们已经成为与人类相依为命的畸形动物了。

水牛起源趣话

在南方有水牛的化石和遗骨是不足为奇的。但对北方出现的水牛化石，以及它和水牛的起源问题，人们还存在争议。因为在更新世以来的地层里，近几十年来已在我国发现不下七种之多的不同水牛化石，这些古生物学的发掘应特别引起我们畜牧学界的重视，由此重新探讨究竟中国水牛起源于何处。

1.中国北方的水牛化石

在遥远的原始时代，中国北方已有水牛的野生种。至少是在万年以前，由于自然环境的变化，尤其是气候等生态环境的改变，从而迫使水牛的生存，乃至几千年来的饲养移向南方地区，这些问题现在提出来显然与现代成了定论的学说是相违反的。因为当前在畜牧科学部门几乎公认，中国的水牛起源于印度或东南亚，只是人云亦云而已。

在相同的地质年代，在山西省境内还发现丁氏水牛，而且和德氏水牛很相似。丁氏就是已故的地质学家丁文江。在更新世晚期的地层里，还有杨氏水牛的发掘。在周口店猿人所在的另一地点，又有旺氏水牛的化石。上述的化石在东北和内蒙古也有发现，并不限于华北地区各省才有。一直到历史时期的安阳殷墟，更发现一种圣水牛的遗骨，是由短角水牛进化而来。

水牛的化石

2.东南地区考古发掘的水牛遗存

在最近几十年来，仅在安徽、江苏和浙江三省已有考古和地质科学工作者对水牛陆续有新的发掘，这些成为半化石的水牛只是在新石器文化遗址的发掘中随同出现的，可惜大多尚未引起我们应有的注意。

浙江省余姚县河姆渡文化遗址的发掘，引起了对水稻栽培历史研究的重视。该遗址出土的水牛头骨16件，另有破碎的颌骨和牙齿数十件，掌骨十余件，经过鉴定后，认为可能已是驯化的水牛，时代约在距今6700年前，好像与南方的原始农业很有联系。这些水牛头骨的角心粗短，两角从基部向后侧方伸展，角心横切面略呈等腰三角形，角尖后缘棱角清楚，前缘呈弧形，枕骨不突出而近于垂直。这些头骨如果是从遗址的第三地层出土的，则已被驯化的可能性较大，若出自更下面的第四层，而且与许多其他野兽骨混同在一处，是否已在驯化中，这就有些可疑。

第三节　养羊趣话

为什么山羊驯化久远

山羊是人类最早驯化的家畜之一。考古学家认为，山羊被驯化至少已有1.2万年。古代亚述人称山羊为“穷人的奶牛”。这个比喻有褒义也有贬义，然而却恰如其分地表达了在漫长的人类生活史上山羊和人结下的不解之缘。

自从人类进入狩猎游牧生活以肉作为食品以后，就产生了两种新的成就，都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其一是火的利用，另一个则是动物的驯养。当古代人有了较丰裕的食品并开始定居下来，野山羊可能是他们最早选留饲养的动物的一种。考古学家在伊拉克和约旦古代遗址中发掘出的洞穴壁画以及人们遗弃的羊骨碎屑，鉴定距今约1.2万年。在地处以色列的埃尔奇洞穴发掘出的羊骨，以及伊朗北部地区贝尔特洞穴发掘出的山羊遗骸，表明在公元前6000～8000年人们已经驯养山羊。到公元前3000年左右，山羊已遍布西南亚地区。中国的考古发掘确证，在公元前2000年龙山文化时期山羊已是人们的重要家畜。

山羊

山羊为什么能成为最早驯化的家畜之一？据推测可能有以下几个原因：其一，山羊是人们重要的食物来源。羊肉肥美，皮可御寒。特别是能在狩猎困难的严冬季节为人们提供食品。

公元前3500年亚述人牧羊图

其二，人们无需给山羊提供更多的饲料，因为大部分季节满山遍野的青草和树叶就足够饱腹了。其三，和许多大牲畜相此，山羊体躯小，便于饲养，而且还有牧羊犬——最早驯化的家畜作为羊群忠实的守护者。其四，也是主要的，山羊自身对自然条件具有很强的适应性能，使它能在严寒和酷热的各种气候条件下繁衍生存。特别是人们比较密集地居住在一起，并有较好的安全保护设施之后，使羊群的规模不断繁衍扩大，所以古代的民族、部落或王室均以拥有羊群数量作为衡量占有财富多少的标志。部落之间的袭击和帝王之间的征战，主要的掠夺对象就是羊。这也是古代使山羊发生混杂、传播迅速并产生广泛适应能力的重要原因。

考古学的发掘显示出山羊在古代人民生活中有崇高的地位。人们为纪念山羊做出的贡献，把山羊的图形雕刻在石碑上，塑造在陶器上。在帝王宫殿或神庙的饰物上，几乎都显示出山羊庄重、严肃的形象。近代在美索不达米亚出土的公元前4000年的陶器上，绘制有已经驯化的公羊；在巴格达出土的瓦罐上，绘制公元前3500年人们饲养羊的图景。公元前3200年苏美尔时代绘有羊形的护身符和圆形印章。在公元前2400年乌尔王朝墓穴出土的双羊雕像：一对青石玳瑁金银公山羊，后肢立地，前肢伏在一棵树上食叶。特别是古埃及以及克里特岛米诺文化的国玺，都雕刻有庄重的公羊头像。

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有一个古老的传说，雷神托尔通常乘坐一辆由两只公山羊驾驭的车。他有这样的怪癖：每天晚上把这两只山羊宰杀充饥，第二天早晨再使它们复活。古希腊神话里讲山羊的故事很多。阿玛尔特山羊用自己的奶养活了万神之王宙斯，因此后来成为摩羯星座的标记。臭名昭著的潘神阿卡底亚，是宙斯的异母兄弟，他喝了阿玛尔特山羊的奶，出生时长出羊角、羊须、羊尾和羊脚。传说中的另一魔怪是一只狮头、羊身、蛇尾的吐火怪物，有很多种野兽都要拜倒在它的脚下。

羊类奇趣珍闻

山羊和绵羊是羊族中的两大类，体躯和习性也极相仿。两者比较可以看出山羊奇特之处。山羊体躯瘦，头长，脸面垂直，有须；绵羊体躯丰满，头短，脸呈凸圆形，无须。山羊角多为三棱形并呈镰刀状弯曲，绵羊角呈螺旋形，粗大。在山羊和绵羊的混合畜群中，往往是山羊行使指挥权，并且是绵羊最聪明、最大胆的伙伴。当遇到危险时，山羊向羊群发出警报，带领绵羊通过危险区，缓和绵羊的惊恐。山羊自己往往立于没有植被的高岗，使群羊显而易见。在角斗时，山羊排成扇形阵势迎难而上，绵羊却缩成一团或成群逃窜。而山羊，尤其是有角的公山羊，会用匕首似的尖利的角抗敌，勇猛异常。格斗时高抬前肢，用头横撞，用角尖刺敌，或将前肢举起像人站起来一样，而后突然用角向下勇猛撞去。

绵羊

山羊和绵羊相比，脚板稳，胆量大，能在贫瘠荒芜的地区攀登陡峭的山坡，并且稳健地站立在危险的悬崖峭壁上。当羊群采食灌木丛枝叶时，总有一个或几个公山羊站岗放哨，一旦发现某种可疑迹象，它们便立即发出警报，迅速转移或准备战斗。山羊在觅食活动中有很大的独立性，但在获悉警报以后，立即四面散开，组成一条防线迎难而上；当被追逐时便分成几个小团体。据说，安哥拉山羊对敌态度非常特别。当猛兽接近羊群时，它们立即聚合成一个高堆，强者爬到堆上，弱者被压在堆下，野兽见到这种情形，往往被惊吓而踯躅不前。

公山羊之间发生格斗，往往是为了争夺发情的母羊。格斗时，公羊先拱肩互相威胁，而后转圈寻隙猛撞。有时它们还会坐下来，用前脚刨土互相掷击。为此，公羊常会留下许多斗殴的伤痕。战斗结束，获胜者可以同时占有几头母羊。母山羊之间也常发生争斗，主要是为了保卫自身栖息的地盘。

在一个羊群中，根据山羊的好斗和顺从程度形成一个等级制度。新来的山羊必须在羊群中确定自己的地位并行使自己的权利。羊群行进时只能有一只带头羊，按一定路线走向牧场，一路上都按头羊的样子食草。在由母山羊和小山羊组成的混合羊群中，母山羊让小山羊到较远的地方吃草，母羊瞭望，小羊怀疑有危险时就地蹲下。山羊之间保持视野联系，每只山羊有次序地经常检查是否安全。每只山羊在群内很安静而且互相信任，一旦离开羊群就发出惊恐的呼叫。

山羊不像狗猫那样经常睡觉，但它们也有嗜睡期。用电脑图扫描器记录到山羊有与其他家畜相同的深睡或麻痹状态。山羊睡眠时躺在地上，肌肉松弛，两耳下垂，虽然它的双目张开，但已完全与外界失去联系。

野生绵羊的祖先是谁

绵羊这一属动物，在世界上有许多不同的种和亚种，这是根据各地区的野生类型形态学的各种特征而有几种不同的分类，例如有把大多数的野绵羊分为摩夫伦型和阿尔格里型两大类群。前者公羊的角长弯而不呈螺旋状，也有把摩夫伦羊称为欧洲的野绵羊。阿尔格里型的绵羊一般都形成螺旋形的长角，体格亦较大，大多数分布在我国天山、阿尔泰山和帕米尔高原一带。在这两大类群中和我国现有绵羊品种最有血缘关系的当推阿尔卡尔野绵羊和鄕羊或盘羊及其若干亚种，它们分别属于以上的两大类群。但曾经也有如此的分类：（1）东北亚和北美的巨角野绵羊；（2）鄕羊，其中包括摩夫伦野绵羊，阿尔卡尔野绵羊及其他二十多个亚种，显然把上述两大类群都归入鄕羊这一种内。目前一般同意前一种分类，但也不是很满意的。仅由此可见，野绵羊的种类很复杂，再加以家绵羊的品种更是繁多，它们和野绵羊之间已存在很大的差别，以致关于绵羊的起源问题，或出于何种野生类型驯养而来，至今并不是已完全解决的，不过某些地区的野绵羊肯定和古代的绵羊是有关系的。

上述各种野绵羊的命名，迄今也不是统一的，它们一般都按头骨特征特别是角的形状分类，而且有些名称还是根据东方草原民族的语言转译而来的。不论怎样，鄕羊迄今尚存在我国西北边疆地区，而且常有捕获。在新疆八一农学院畜牧兽医系曾保存一具完整的头骨，角长而呈典型的螺旋形，是很有代表性的一种鄕羊。

由以上所知，绵羊的祖先有很大的骨骼，因化石鄕羊的臼齿更为发达，但和在泥河湾三门系地层收集的山东野绵羊化石比较，则又有明显的差异，因为后者的角心更为细长，横断面更呈三角形，角的方向更为挺直，枕骨在角心的后方更为突出。照这样的比较观察，可以推测山东等地的化石绵羊已是鄕羊的一个变种。是否在上古时代我国华北一带的绵羊也起源于这种成了化石的山东绵羊，而未必一定来源于西北高原。这一点在此是一个推测，只是目前在国内这方面的古生物学资料还很少，有待进一步去研究。

第四节　其他动物养殖趣话

我国最早的水库养殖

昆明池是我国最早的一座水库，距今约2000年。

昆明池是汉代首都长安附近的一处相当规模的渔产基地，昆明池故址在今陕西省西安市南斗门镇东南一片洼池。当时长安入水流量甚大，沣、蟚、贑、沼四条河流泛滥后泻入斗门一片洼地，造成许多水泊。汉武帝时，主要通过人工筑坝拦洪，开渠建闸等设施，成为一座练兵、航运、养鱼、灌溉以及供给长安城市用水的大型平原水库，史称为昆明池或昆明湖。据《三秦记》载：“昆明池中有灵沼，名神池云，尧时治水，尝停船于此地，而汉武帝又名目昆明耳。”前汉书《武帝本记》还载有：“元狩三年（公元前120年）发谪吏穿昆明湖。”颜师古的注释中说：“昆明池在长安西南，周围四十里。”据考证，昆明池图基本上是椭圆形，在24000亩以上。

利用昆明池养鱼在《西京杂记》和《三辅故事》中都有记载；汉武帝作昆明池学水战法。后汉昭帝年少，于池中养鱼，以给诸陵祠，余付长安，市鱼乃贱。约在公元前80年，汉昭帝即位后七年，才把昆明池养鱼作为一项生产事业。

根据宁波市鄞县志记载，宁波鄞县车钱湖，兴建在唐朝。天宝三年，离现在1000多年，该库原有面积8万多亩，能灌溉农田50万亩，该库有7个水坝和5个排水闸，盛产鳜鱼、鲌鱼、鲮、蟹、黄尾密鲴等，新中国成立前最高年产鲜鱼40～50万斤。由于该库长年累月泥沙的淤积，目前该库平均水深只有1.7米，面积由于围库造田缩小了1/3，只有2万亩左右。这座水库逐渐向浅水湖泊演变，1950年该库建立了国营东钱湖渔场，该场在改进外荡拦鱼设备方面做出了一些贡献。

除上述两个水库兴建最早以外，尚有大水库是甘肃省的鸳鸯池，辽宁省的闹得海，吉林省小丰满和二龙山水库，黑龙江省的镜泊湖等。这些水库以捕捞为主，新中国成立后才开始进行人工放养鱼种。新中国成立前，我国水库渔业基础是比较薄弱的，捕获水库中以天然鱼类为主，而人们所采用捕捞网具和钓具，主要采用在江河中的捕鱼工具。

为什么说骏马出神州

马在动物分类学上属马科马属。马属动物中的马、驴和斑马都来自一个共同的祖先。现代马是从古代野马经过漫长进化和人工选择而产生的。生物学家常常把马的进化看成是生物进化史上最系统、最确实、最典型的例证。马的进化史概括为始祖马、中马、原马、上新马和真马五个阶段。考古学家在世界各地发掘出的马骨化石及野马分布地区表明，马的驯化中心在中亚的天山山麓以及中国的西北边陲草原地区。直至19世纪初期，这些地区还有马的祖先——蒙古野马和鞑靼野马的踪迹。

我国考古学家认为，在距今40万年以前，野马已经是周口店北京猿人的狩猎对象。近代在江苏大汶口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掘出众多殉葬的马和雕工精细的陶马。表明在距今6000年前古人已开始驯化野马并作为祭牲。殷商时代的甲骨文记录表明，马在距今4000年前已是驯化的重要家畜了。

秦汉时战争频繁，统治阶级都非常重视马的繁育与改良，天马就是此时从西域引进的优良马种之一。天马又称汗血马。《史记·乐书》记述：“大宛有天马种，踢石汗血，号一日千里。”《西域图记》对天马有如下描述：“其马骝马、黑马，多赤耳，黄马、赤马，多黑耳。惟耳色别有余，毛色与常毛不异。相传大宛国中有高山，其上有马不可得，因取五色马置山下与集，所生之驹，皆为汗血，因号为天马子。”又据《前汉书·张骞传》记述：“乌孙竞与汉通婚，初天子发书易曰：神马当从西方来。得乌孙好马，名曰天马。”乌孙国即今日新疆伊犁地区。这是古代人以马联姻的轶事。汉代皇帝还在京都长安为天马建造豪华厩舍，举行盛大礼仪。时人赋有《天马歌》曰：“天马来兮从西极，经万里兮归有德，承灵威兮降外国，涉流沙兮四夷服”（《史记·乐书》）。

鞑靼野马

马踏飞燕——天马

1969年，考古学家在甘肃武威汉代古墓中，发掘出雕工精细的工艺品——天马。它体态轻盈，神形兼备。昂首扬尾，四蹄腾空，动作协调，自由奔放。最令人惊叹的是，马的一只后腿正踏在一只龙雀的背上，显示天马飞奔的瞬时动态神姿。这件造型别致的珍贵文物反映出距今2000年时我国绘画、雕刻、冶炼、铸造多方面技艺的结晶，也记录着我国悠久的养马史和珍贵马种资源。1984年，我国旅游管理局把天马作为中国旅游图案的标志，象征着中华民族在腾飞，在前进。

唐代皇帝重视马的改良，珍重“宝马”。据《唐会要》记述，唐高祖武德年间（618—626年），康居国献马4000匹。这些马体躯高大，彪悍健美，对改良马种起重要作用，“既杂胡种，马乃益壮”。以后又相继从大宛、乌孙、突厥等国引进良马。唐太宗的著名坐骑“昭陵六骏”就是遐迩闻名的良马。它们的名字是：拳毛弱，黄毛黑喙；什伐赤，纯赤；白蹄乌，纯黑；特勒膘，黄白喙，微黑；飒露紫，搦骝；青雕，苍白杂色。这六匹骏马气势磅礴，姿态雄伟，各具特征。其中飒露紫体高160厘米，传说是唐太宗李世民的战骑。据《唐昭陵石迹考》记述：太宗讨王世充战于邙山，以数十骑出阵，流矢伤马，仍负伤勇猛战斗，直至胜利。西安博物馆里还保存有“昭陵六骏”的石刻象，记述战马立功救主的轶事。贞观十二年，居住在瀚海以北的“骨利干”族献良马百匹，其中有十匹极受唐太宗珍视，赐名为“十骥”。它们的名字为：腾云自、皎雪骢、凝露白、元光骢、决波騟、飞霞骠、发电赤、流金、翔麟紫、奔虹赤（《唐书·回纥传》）。唐玄宗时大宛进贡的六匹骏马，有红、紫、青、黄、丁香、桃花诸色。唐玄宗赐名为红玉、紫玉、平山、凌云、飞香、百花。饰以锦缎，佩以碧玉，金碧交辉，环铃叮。珍贵的崮土文物唐三彩马就是很好的佐证。这些姿态各异的战马及其英雄轶事在唐代文学艺术作品中屡见不鲜，通过雕刻、绘画、诗词、歌赋等抒发了对骏马的赞誉。

唐代著名文学家柳宗元，在他的《晋问》第三问中，以华美词藻倾注感情着实对晋地畜马盛况大加赞颂。“晋国多马，屈焉是产。”这是说晋地出产的马最好。接着叙述晋地畜马的环境条件：“土寒气劲，崖坼分裂，草木短缩，鸟兽坠匿，而马蕃焉。”他形象地描述绚丽多姿的马，“或赤或黄，或玄或苍，或醇（纯色）或（杂色），黭然（黑色）而阴，炳然（明亮）而阳。”描绘群马奔驰的情景：“乍进乍止，乍伏乍起，乍奔乍踬，若江汉之水，疾风驱涛，击山荡壑，云沸而不止。”马群漫步在河边，“群饮源槁，回食野赭；浴川蹙浪，喷震播洒；溃溃焉，若海神驾雪而来下。”马群散开相互追逐，“观其四散惝怳，开合万状，喜者鹊厉，怒者人搏；决然岔跃，千里相角，风靭雾鬣；耳擂层云，腹捎众木，寂寥远游，不夕而复”。展示了一幅西北地区万马奔腾壮丽的画卷。

历代都十分重视对马匹的引进和改良，为我国培育良马奠定了基础。千百年来，我国劳动人民因地制宜地选育了许多优良马种：蒙古马，产于内蒙古和黑龙江地区，体质结实，胸阔深长，肌腱发达，被毛浓密，适应性广。三河马，产于黑龙江呼伦贝尔盟，性温顺，耐粗饲，适于群牧。西南马，产于云、贵、川地区，体态匀称，蹄质坚实，善于爬山越岭，负重致远。伊犁马，产于新疆伊犁地区，头颈高昂，四肢强劲，步履稳健，很适于驮乘和使役。其他著名的良马还有河曲马、焉耆马、岔口驿马等。

古今养狗业的变迁

在远古相当长的一段时期，狗在人们生活中有极其特殊的地位。例如，古埃及人尊狗为神，在庄严的神龛里供奉的不是天使和仙女，而是一只彩色斑斓、威武雄壮的狗像。法老王宫里豢养的狗，经常都要披挂彩衣，颈着项圈，上面刻写着狗的名字和生日。狗死后还要以棺木盛殓，鼓乐送葬，立碑志铭。非洲有些部落信奉的图腾就是狗，朝夕顶礼膜拜，赐降吉祥。古罗马人和古希腊人还把形态各异的狗铸造在银币上以永志不忘。

公元前3000年古埃及人驯狗图

人与狗长期为伍并建立起相互信赖的感情联系，人类根据自己需要的选择驯化而改变狗的形态。从考古学发掘的片断资料得知，在公元前2100年埃及第十四王朝的墓碑上，已经有了好几个变种的狗；在公元前2000年印度有了黄毛狗、猎狗、膝狗、曲狗、家狗、灵猩和獒；在距今2000多年古罗马人豢养的狗，已经有了家狗、猎狗、膝狗等10多个优良品种。

公元前1世纪古希腊动物学家亚里士多德著《动物志》，对家狗的形态和习性有比较详细的描述。在谈到狗的繁育时说：狗有数种。其中斯巴达猎狗雌雄均足八月适于配种，雌狗经一次交配即可怀孕，妊娠期为60日，一般相错不过2～3日。狗产后6个月再度发情，发情期14～16日，行经期7日。母狗一胎产5～6仔，多者可达12仔。雄狗寿龄一般10年，雌狗12年。但荷马诗篇《奥德赛》中记述攸利茜兹豢养的狗，寿龄在20年以上，这也可算是“狗寿星”了。同一时代的古罗马农学家瓦罗著《论农业》中有专门谈狗的章节。他说：狗有两类，一类是用于在森林中狩猎野生动物；另一类用于对付猛兽。每一类狗都有许多优良的品种。瓦罗详细叙述了狗的年龄、体型、墨种、贸易、喂养、繁殖、管理、健康、头数等。虽然篇幅不多，方法简单，但可以算得上是世界上最早的、比较系统的关于狗的饲养繁殖技术的著作了。

我国传说时代的伏羲氏，把狗列为八卦中的艮卦，并教民饲养六畜，其中就包括狗。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有狗的象形文字，记述当时畜狗狩猎的情景。卜辞记有渔猎197条，其中186条均为田猎，在一次猎获中就有384只鹿，可以推想出动猎狗之多，狩猎规模之大。周代时养狗有三种用途：“一曰守太，守御田宅舍也；二曰田犬，田猎所用也；三曰食犬，充庖厨庶羞用也。”（《礼记·少仪》）养狗还有一个重要用途就是供作祭牲。《礼记》记述：“季秋之月，天子乃以犬尝稻先荐寝庙。”《说文》解释“献”字：“宗庙犬名羹献，犬肥者以献之。”“奉献故用犬旁”。《殷墟书契前编》记述：“其用牲数或一或二，或三或五……而止于百；”在一次重大祭祀仪式上，“五十犬，五十羊，五豚。”可以想像，用这么多健壮的狗供作祭祀，饲养狗的数量必然相当可观了。实际上，供祭祀用的狗主要还是供人们食用，这反映当时狗肉也是重要肉食来源之一。《孟子》记述：“鸡豕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春秋时期的大力士朱亥，战国时期的荆轲挚友高渐离，汉初刘邦的名将樊哙，都是屠狗卖肉出身的名家。

历代统治阶级为发展养狗业，设置了狗官和专司养狗的机构。周代的狗官称“犬人”或“槁人”。《周礼·秋官》记述：犬人，掌犬牲。凡祭祀，共犬牲，用牲物。《周礼·地官》记述：“人掌共外内朝冗食者之食，若飨耆老，孤子，士庶子，共其食，掌豢祭之犬。”1974年，考古学家在山东临沂西汉古墓发掘出《相狗经》竹简碎片，表明当时已应运产生精湛的养狗技艺。

汉代养狗业兴盛。皇宫设“狗中”和“狗监”的官职，扩大养狗的规模。“走狗”成为帝王将相茶余饭后的娱乐。汉武帝在黄图、上林建立“犬台宫”，文武百官定期观赏“斗狗之戏”。《后汉书》记述，汉灵帝令百官着古服饮酒为乐，弄狗着进贤冠带绶。《三国志·孙皓传》记述：“何定使诸将各上好犬，皆千里远求。一犬至值数十匹；御犬率具缨，值钱一万。”这可谓罕见的高价了。西晋传元写下了热情洋溢的《走狗赋》：“骨相多奇，仪表可嘉，足悬钩爪，口含毒牙，首类驶螭，尾如腾虫也，修头阔腋，广前稍后，丰颅促耳，长义缓口……”南北朝时期，皇宫里为豢养的狗赐名为“狗夫人”或“郡主”，享受与人相同的诰封。《北齐书·恩幸传》记述北齐后主高纬给几只猎狗封授高官：“犹以波斯狗为仪同、郡君，分享天禄。”仪同，即“仪同三司”；郡君，乃显贵女官。可见高纬是按猎狗性别分投高官并享受“天禄”的。唐代皇帝专门为狗兴建一座华丽宽敞的“狗坊”。诗人王禹翶著《固陵犬赋》，描绘宫廷畜狗的豪华场面：“嘉彼御犬，既良且驯，蒙先朝之乃眷，向皇宫而托身，有警跸以皆从，无起居而不亲，绣絙饰以炜炜，金铃奋而振振，饲以公庖彭泽之鱼兮，曾何足道。”可以窥见“皇犬”所享受的优厚待遇。

驯狗捕鼠可谓古人一大发明。最早始于战国，兴于秦汉，魏晋时有很大发展。有一则故事说：“齐有善相狗者，其邻假以买取鼠之狗，期年乃得之。曰：是良狗也。其邻畜之数年而不取鼠，以告相者。相者曰：此良狗也，其志在獐、麋、豕、鹿，不在鼠。欲其取鼠也则桎之。其邻桎其后足，狗乃取鼠。”（《吕氏春秋·士容论》）意思是说让狩猎的狗捉老鼠，需要把它的后腿拴起来。三国时谢承著《后汉书》中，有“夫东家之有犬，不忍见西家之有鼠”之句，借狗捕鼠以喻对贪官苛吏的惩处。西晋葛洪著《抱朴子》中，也记载有“鼠在虎侧，则狸、犬不敢睨。”《晋书·刘毅传》记述：“毅将弹河南尹，司隶不许。曰：攫兽之犬，鼷鼠蹈其背。毅曰：既能攫兽，又能杀鼠，何损于犬！”意思是说狗有捕兔、驱狼、牧羊、守宅之才，兼有捕鼠之技，并不是大材小用，而正说明狗的多能博艺。据说狗捕鼠的技艺高超，而且食量颇大，一次可吞食十几只老鼠。随着猫的驯化和繁殖，狗捕鼠的作用才逐渐退居次要的地位。

驯狗使役在偏僻地区古已有之。《元史》记述：“辽阳等处行中书省所辖，狗站一十五处，元设站户三百，狗三千只，以狗供役之驿站也。”《癸辛杂识》记述，北域五城，“自八月至四五月，海水皆冰，人物行其上，如履平地，站车往来，悉用四狗挽之，其行如飞。”《清文献通考》记述：“自宁古塔七百余里……有狗车木马轻捷之便，狗车形如船，以数十狗曳之，往来递运其土产貂物等，岁以为例。”直至今天，在冰天雪地的北国地区还驯狗挽拖，而且也是一种颇受人们欢迎的竞技活动。

闲情逸致看斗鸡

畜禽搏斗是一种竞力本能。例如当公鸡和母鸡饲养在一起时，两只公鸡为了争做首领和独占雌鸡而进行殊死搏斗，直至双方鲜血淋漓，精疲力竭，胜负分明。人类就利用畜禽这种飞舞啄斗的习性寻欢娱乐。有史可查的角斗畜禽包括牛、羊、鸡、鸭、猪，甚至还有象、狮，虎、熊等等。但野性动物捕之不易，驯之尤难，而且性恶伤人。因而，千百年来，畜禽打斗之乐传布地域最广，延续时间最久、最惹人们喜爱的，莫过于斗鸡了。

斗鸡游戏

春秋战国时有这样一段轶事：传说纪浩子是一位著名的斗鸡专家，齐王请他训练斗鸡。十天之后齐王问：“鸡训练得怎么样了？”纪答：“不行，它一看见鸡，或听到鸡叫，就跃跃欲试，很不沉着。”又过了十天，齐王又问：“可以了吗？”纪答：“不成，它还心神不宁，火气没有消除，还气鼓鼓地瞪人。”再过十天，齐王又问：“现在该成了吧？”纪答：“差不多了，本事学到了，骄气没有了，心神也安定了。即使有其他鸡叫，它好像毫无反应，不论遇见什么突然情况，它都不动声色，看上去好像木鸡一般。其他鸡看见它，吓得转身逃走，哪里还敢斗！”果然，这只鸡后来每斗必胜。后世衍生出的“呆若木鸡”成语故事即源于此（《庄子·达生篇》）。

古人把善斗的鸡称为鸡。《尔雅》记述：“鸡三尺曰。”郭璞注：“阳沟巨，古之良鸡。”就是一种大型斗鸡。《战国策》记述苏秦游说齐宣王时，曾谈到山东临淄一带的老百姓除了“吹竽鼓瑟，击筑琴”之外，很喜欢“斗鸡走马”。《史记·货殖列传》也记述京都人士“搏戏驰逐，斗鸡走狗”。为了获取斗鸡的胜利，主人还要采取一些助威措施。《左传》中记述鲁国的季氏和絥氏斗鸡。前者“芥其鸡”，就是说将芥末撒在鸡的羽毛中，使其搔痒发怒；后者“为之金距”，在鸡脚趾后方突起处装上锐利的金属物。《庄子》还记述：“以狸膏涂其头。”因为狸善捕鸟，斗鸡闻之胆怯生畏。以上措施都是辅助斗鸡取胜的诀窍。

秦汉以来，斗鸡成为皇室国戚时尚娱乐。《西京杂记》记述：汉初鲁恭王好斗鸡鸭，“一季耗谷二千石”之巨。考古学家在河南郑州发掘出的西汉浮雕斗鸡图，画面两侧各立一人，皆戴冠着长衣，手向前举，吆喝助威；中为二高足长尾雄鸡，昂首啄斗，跳跃奔驰。考古学家还在江苏涟水县西汉古墓发掘出的一具铜壶上，绘制有一幅斗鸡图：长颈粗趾，胸突尾长，展翅昂首，怒目圆睁，再现古人斗鸡的壮观场面。汉时已有专司斗鸡的“斗鸡翁”，甚至连军中也饲养斗鸡供将士取乐。三国时发展成为“宝剑值千金，被服丽且鲜，斗鸡东郊道，走马长楸间”（曹植《名都赋》）。魏明帝还在邺都筑起了“斗鸡台”。初唐时京城长安斗鸡之风颇盛，每逢寒食节、清明节都要举行斗鸡盛会。杜淹在《咏寒食斗鸡应秦王教》诗中，细致地描述了斗鸡场面：

寒食东郊道，扬鞴竞出笼。

花冠初照日，芥羽正生风。

顾敌知心勇，先鸣觉心雄。

长翘频扫阵，利爪屡通中。

飞毛遍绿野，洒血渍芳丛。

虽然百战胜，会自不论功。

皇戚官贾视斗鸡为时尚娱乐，有闲人等趋之若鹜。诗人王勃写了一篇《檄英王鸡》，规劝王宫贵族治理国事，勿沉溺于“斗鸡走马”之乐，因而激怒皇室而被罢官。唐玄宗时斗鸡昌盛。每年八月五日“千秋节”——唐玄宗生日，以及元旦、清明节，或在宫中，或在孤山，或在鸡场，都要举行盛大的斗鸡会。金鼓齐鸣，百乐合奏。上行下效，民风趋向，家家养鸡三五十羽，老少皆乐观赏。一只优胜的斗鸡时价数千金，或抵百匹骏马。富人争出重金强购斗鸡，甚至还有为此而倾家荡产者。传说长安有民贾昌，13岁时善辨斗鸡勇怯，熟知调教之法，甚为唐玄宗赏识，诏封为鸡场五百小儿总头目，赐名“神鸡童”，还在宫中建立“斗鸡殿”，调教斗鸡以供皇戚玩赞。这五百“鸡坊小儿”备受宠幸，为非作歹，欺压百姓。民谣传云：“生儿不用识文字，斗鸡走马胜读书。”诗人韩翭写了一首《观斗鸡偶作》诗：“何曾解报稻粱恩，金钜花冠气遏云。白日袅鸣无意向，惟将芥羽害同群。”讽刺那些官僚昏吏，拿着俸禄不为百姓做事，只会像斗鸡者一样沉溺于阴谋诡计陷害黎民。

古代的斗鸡品种——寿光鸡

明代斗鸡习尚兴盛民间，且常以斗鸡赌胜，掷注万千。因而有专以饲育斗鸡开设赌场为业者。据《花镜》记述：“有一种斗鸡，似家鸡而高大，勇悍异常，诸鸡见之而逃。其相以冠平爪利者为第一。每斗，虽死不休，好事者畜之，于深秋开场赌博。先将两鸡形状，审得大小相当，方放入围场，听其角斗，每以负而叫走者为败。”清时民间流传的抄本《鸡谱》，详细记述斗鸡的形态特征及其与体质、勇怯的关系，以及斗鸡调教之法。指出“眼者为鸡之重要”器官，要求“喜清而不喜浑”，以红眼者为佳；鸡冠必须“中梁微高，三梁无蕊，皮肉苍固，视之昂然如蜂之耸者佳”；鸡颈要“皮肉坚固，粗而不短”；鸡腰“为胸之山，以持其勇怯也。腰长胸阔，骨肉相称者为上”。而鸡的红、青、紫、黄均为斗鸡羽毛的正色等等。

我国古代的斗鸡品种——寿光鸡，北魏贾思勰在《齐民要术》中称为慈伦鸡，体躯大，个头高，双爪锋利。史载鲁北地区人民好斗鸡，寿光鸡价值连城，为防止鸡种外传，连嫁女都要把鸡蛋煮熟后才能带走。古代优良斗鸡品种至今大部分散失或绝种。上世纪80年代科学家在河南省东部地区发现了一个优良斗鸡品种——中原斗鸡，它的体型紧凑，躯体结实，腿骨粗壮，跳斗敏捷，喙短锋利，尾部下垂，鸣声高吭。

中国斗鸡大约在隋唐时代传入日本。据日本《三代实录》记载，在公元781—1185年平安朝时期，遣唐史从山东地区带去了鸡，取名“唐丸”。斗鸡自此盛行日本，宫廷每年都要举行4～5次斗鸡盛会；到17世纪德川幕府时期，斗鸡之风发展成为民间普遍的文化娱乐活动。

古埃及人斗鸡壁画

今天，斗鸡不仅是世界性民间喜闻乐见的娱乐活动，而且发展成为重要的竞技项目。欧美很多国家每年都要举行斗鸡盛会。同各项竞赛一样，对斗鸡有执法如山的裁判，以及极为严格的斗鸡标准，包括斗鸡的血缘、系谱、年龄、重量、竞斗经历等等。优胜斗鸡的主人可以获得优厚的奖金和荣誉。因此，斗鸡品种的选育和改良越来越受到畜牧学家的重视。

家鸽的驯养

家鸽是从原鸽进化而来的，家鸽的祖先有岩鸽和林鸽两种。东方鸽的祖先称为林鸽，它的特点是飞得高，定位性好，但飞行距离短；西方鸽的祖先称为岩鸽，它的特点是飞行快，距离远，但归巢性比较差。在遥远的年代，种类繁多的飞禽里就有家鸽的祖先，它们为适应原始旷野的生态特点和自然界的物种竞争，锻炼出了它们飞行千里、翱翔太空的禀赋。直至今天，在欧洲地中海沿岸、中近东和南亚等地，还有群居的野生鸽分布，它们的适应性强，繁殖率高，栖息在海岸险岩和峭壁之上的洞穴中，很少在树桠筑巢栖息。这是它们为抵御天敌、适应自然而保留下来的生活习性。

在远古人类以游猎为主的生活中，大量的野鸽无疑是猎取数量最多的一种。鸽子食味美好，繁殖力强，性情温顺，惹人喜爱。在当人们定居下来而猎物又有富余时，就把野鸽留下来饲养，鸽子在千百年来长期与人类为伍的生活中，根据人类的需要逐步发展成为品类繁多、形态迥异的家鸽了。

根据考证，远在新石器时代原鸽就已经开始家化，但直至今天仍然缺少可以佐证的实物。在古代文明繁荣昌盛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曾发掘出公元前4500年为民族英雄哈拉夫陪葬的一具陶制鸽像，造型别致，姿态逼真，但尚不能判断它是原鸽还是家鸽。在公元前3000年埃及王宫的菜单上，也有一道以鸽肉烹制的佳馔。传说亚述国王聪明美丽的王后斯密拉米死后变化成一只纯洁的白鸽飞向天宫，所以出土的古代亚述浮雕和陶器制品都绘制有精致的鸽像记述王后的轶事。它代表公元前2000年左右的光辉灿烂的米诺文化和穆纳文化。

公元前2000年埃及人装饰古墓的鸽塔

纯洁美丽的白鸽古来被人们尊为圣物，古希伯来人认为鸽子是专司爱情和幸福的女神阿斯台特的化身，是和平忠贞的象征。鸽子通常被豢养在寺庙或神殿中，在举行重大的祭祀礼仪时，鸽子还被用作为祭品，鸽子的崇高形象常常被铸造在银币或绘画在陶器上。特别是在王族和皇戚的古墓上，都要建筑一座造型优美的巨型鸽塔装饰墓顶，以便让鸽子在那里朝夕翱翔，繁衍生息，借以象征忠贞不渝，千古永存。

在漫长的中世纪时代里，鸽子成为基督教义中仁慈和友爱的象征。人们常常把它和圣母玛利亚联系在一起，有一种巨大的精神意志把鸽子紧系人们的心灵之中。鸽子的庄严形象大量地出现在小说、诗歌、戏剧、绘画等文学艺术作品中，人们决不轻易食用鸽肉或故意伤害它。近代到欧洲各国旅游的人，特别是到梵蒂冈观光的人，都会被广场上铺天盖地的美丽鸽群所吸引，它们落你肩头，或啄你赏食，人们不仅虔诚地向鸽子表示敬意，而且喜欢伴随有节奏的鸣叫声与和平鸽合影留念。

公元前4500年波斯古墓出土的陶鸽

东汉古墓出土的陶楼模型

我国也是家鸽的起源地之一。据鸟类学家郑作新报道，中国有13种鸽，它的野生祖先广泛分布在我国北方和西北地区，能和家鸽杂交产生后代。在我国，家鸽的驯化可能比鸡要晚一些。《周礼·天官》中记载有六禽。郑司农注释：“六禽：雁、鹑、雉、鸠、鸽。”这里所说的鸽可能指的是野鸽以供作野味。近代在广西贵县东汉古墓出土的陶楼模型，在屋檐角下有鸽子伏窝的塑像，造型别致，表明我国驯鸽的历史至少在2000年以上。

在我国古代人民生活中，家鸽作为肉禽的地位并不重要，仅是一种娱乐禽鸟以传奇故事散见于各类古籍。公元956年的《开元天宝遗事》记述，盛唐时宰相张九龄，少年时家中养鸽成群。每与亲友传递书信，均系于鸽足，飞往投之。九龄起名为“飞奴，时人无不爱讶。”“飞奴”是人们最早送给鸽子的爱称。宋代陶谷著《清异录》也说：京城养鸽的人给鸽起了绚丽多彩、别具特色的名字，有的叫“半天娇人”，有的叫“插羽佳人”。这些惟妙惟肖的名字比“飞奴”更传神入胜。

1127年，南宋高宗赵构偏安江南，不思发愤图强，报仇雪耻，每天放鸽自娱。在宫廷里养鸽达数万只，朝放暮收，翱翔天际。大学诸生怀着悲愤的心情赋诗讽刺苟安偷生的赵构：“万鸽盘旋绕帝都，暮收朝放费功夫，何如养取南来雁，沙漠能传二圣书”（李有《古杭杂记》）。“二圣”指的是宋徽宗和宋钦宗被金人虏囚于沙漠，即所谓“靖康之耻”。宋高宗听闻后甚为惭愧，从此再不养鸽。

宋代诗人叶绍翁著《四朝见闻录》中，记载临安（今杭州）民间养鸽的情景：“东南之俗，以养鹁鸽为乐，群数十百，望之如锦……既而寓金铃于尾，飞而扬空，风力振铃，铿如云间之珮。”南宋时还有一批人“调鹁鸽为业”，以高价售出。每逢秋高气爽之季，晴空碧云，群鸽环系天际，铃声响彻云霄，清音悦耳，回旋荡漾。这是古代南方沿海地区养鸽娱乐的盛况。

古代人把驯鸽供作丰富多彩的游艺活动。明代都印著《偃曝谈余》记述：“北人以鹁鸽贮葫芦中，悬于柳上，弯弓射之。矢中葫芦，鸽辄飞出，以飞之高下为胜负。往往会于清明端午日，名曰射柳。”清代李调元著《南越笔记》记述广东佛山一带每年端午节举行的放鸽会，人们把哨子系在鸽的尾羽上，当万鸽翱翔空际时，发出悠扬悦耳的阵阵呼哨，以飞翔时间最久者为胜。清末富察敦崇著《燕京岁时记》记述京师的放鸽盛会：“凡放鸽之时，必以竹哨缀于尾上，谓之壶卢，又谓之哨子。壶卢有大小之分，哨子有三联、五联、十三星、十一眼、双筒、截口、众星捧月之别。盘旋之际，响彻云霄，五音皆备，真可以悦耳陶情。”这种宏伟壮观、别开生面的游乐场面足以使人如翔天际，心旷神怡。

信鸽

鸬鹚是怎么驯化的

家养鸬鹚是由野生鸬鹚驯化而来的。我国长江以南很多地方的河川、湖泊和滨海均可发现野生鸬鹚的足迹。它们的形态和驯鸬几乎没有什么区别，因为野生鸬鹚很容易饲养驯化。据清人汪森著《粤西丛载》记述捕鸬之法：“村落有水草处，多以草结为鸬鹚之状，用灰涂之，百十为群，倪仰饮啄，顾盼张翼，无不绝肖。俟有回翔飞下者，弋取之。亦有立墙头屋脊者，骤视之，未有不以为真也。”渔民捕到野鸬鹚后，经过几天的豢养，再进行1～2个月的训练，就可以下水捕鱼了。

驯鸬的方法饶有兴味。把捕捉的野鸬鹚的脚用长绳系着，另一端拴在河岸的木桩或树干上，驱赶鸬鹚下水，待鸬鹚捉到鱼儿后，渔民发出尖细而有韵的呼叫声，顺手把鸬鹚扯到岸边并饲以小鱼，然后再驱之入水。渔民可以给每一只鸬鹚取一个名字，并让它熟悉主人的声音。经过多次呼唤建立条件反射后，鸬鹚即应名而至。经过几个月的训练，鸬鹚就熟悉了捕鱼的程序，并听从渔民的指挥。

捕捉野鸬鹚驯化捕鱼是古代渔民常用的方法，但也有采用取卵育雏的繁殖技艺。鸬鹚在人工饲养条件下，生活环境改变，虽然每次能产卵4～6枚，但亲鸟已经失去孵卵习性。要繁育雏鸟，就必须请母鸡代劳。尽管鸬鹚形姿殊异，母鸡还是把它孵出并当作自己的亲子抚育。

鸬鹚帮助渔民捕鱼

鸬鹚捕鱼时，渔民给它颈部套上一个麻环，或者用莎草、藁草做环，使鸬鹚只能吞下小鱼，而把较大的鱼积存在喉囊中。据《尔雅翼》记述：“鸬鹚，临水居者多畜养之，以绳约其吭，纔通小鱼，其大鱼不可得下时，呼而取之，乃复遣去，指顾皆如人意……渔者养数十头，日得鱼可数十斤。”就是说，鸬鹚在喉囊里填满很多鱼时，渔民就呼唤鸬鹚回船，把喉囊里的鱼轻轻地挤出来。如果鸬鹚捉到大鱼难以吞咽时，渔民用长竿钩着缚在鸬鹚腿上的绳结，拖到船边用手攫鱼。有时还可以看到众多鸬鹚齐心协力捕捉大鱼的有趣情景：鸬鹚把企图逃窜的大鱼团团围着，你啄头，我啄尾，它拖鳍，群策群力，勇往直前，待渔民赶到共获胜利之品。

我国驯鸬捕鱼技艺在很早时期传入东南亚各国。由于这些国家海岸弯曲，河湖纵横，很适宜发展鸬鹚捕鱼。特别是有些国家的人民笃信佛教，禁忌杀生，驯鸬捕鱼则可以不必承担直接杀生的责任。所以这种捕鱼方法在东南亚一些国家颇为流行。据史料记述，1533年，西班牙传教士杰塞斯把鸬鹚从东南亚带至荷兰，并传授驯鸬捕鱼技艺。1625年，法国路易十三国王对鸬鹚捕鱼饶有兴味，特地以重金从荷兰购入鸬鹚，并在宫廷里辟建养鸬鹚的池塘。1600年前后英国詹姆斯一世晓谕渔民驯鸬捕鱼；在查理一世时，英国政府还设置了“鸬鹚官”，专司民间驯鸬捕鱼事宜。

古代鹌鹁的养殖

自古便把鹌鹑当作珍贵的野味，如《礼记·内则》所指的“雉、兔、鹑、饁。”饁和鹌二字同义，音韵也很近。《诗经·魏风·伐檀》指出：“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悬鹑兮；彼君子兮，不素飧兮！”这首诗原是讽刺贪鄙无功之徒，拿别人捕获的猎物，挂在自家的庭上，备供肉食。以上都可说明，鹌鹑在很久以前已是一种猎物。晋代张华注《禽经》，根据《尔雅》解释道：“鹩雀也，鹑也，二鸟皆雄者足高，雌者足短。”而且还指出：“野义豢搏。”这表示在野生时彼此相安，豢养以后，则互相搏斗，也是由于所处环境的不同而改变其行为。

鹌鹁

可见古人对这种野生禽类的行为习性和特征早有了认识。鹌鹑之所以能在古代受到重视，更因为雄性贪食好斗，于是约在唐代以后又成为另一种玩赏用禽，其普遍性并不亚于斗鸡。《山堂肆考·羽集》在《埤雅》论述的基础上，补充道：“河北人养之，以为斗戏。一说鹑其居易容，其欲易给，窥伏草间，尾牯秃，若衣之短结也。”其实，在宋朝以来，斗鹌鹑取乐，虽在黄河以南的某些地区已在流行。《尔雅翼》就有以下的记述：

“闻昔至道年中（997年前），秋间京师（今开封市）鬻鹑者积于市，枚值二钱，是秋雨水绝，无蛙声。人有得之于水次者，半为蛙，半为鹑。（中略）鹑性虽淳，然特好斗，今（宋）人以平底锦囊养之怀袖间，乐观其斗。”

鹑就是鹌鹑的简称，宋代《宣和画谱》即指出：艾宣“以画鹌鹑著名于时。”《清异录》指出：“鹑之为性，闻同类之声则至，熟其性，必求鹑之善鸣者，诱致则无不获，自号引鹑。”

《聊斋志异》中有贩卖斗鹑的故事，说王成是个穷懒汉，原是官家的子孙，后得助买来一些鹌鹑谋生。看来这故事绝非虚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