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隋唐五代时期的版画

版画发展到隋唐五代时期已经具有了很高的水平。其高超技艺体现在绘图、雕工、印刷三个方面。同时，隋唐五代的版画主要以佛教版画为主，在众多的佛经中都有出现。其中以唐代版画发展最为迅速。除向雕版佛画发展外，还有着向文学书籍及民间用书方面发展的趋向。

第一节　隋、唐、五代版画

隋、唐、五代版画概况

据版画流传的实际情况来看，佛教徒们用它作为经卷扉画是较早的，有的还作为独立悬挂的宣传品。儒家应用雕版书，始于何时，目前还不能确证。对于我国雕版的起源，一度有所谓“汉朝说”、“东晋说”、“六朝说”以及“隋朝说”。前三说皆逞臆推测，很难置信。“隋朝说”因记载不明确，曾引起学者讨论。陆琛《河汾燕闲录》引隋费长房《历代三宝记》卷十二云：“隋文帝开皇十三年（593年）……敕废像遗经，悉令雕撰。”“雕撰”二字，指“雕像”与“撰经”，而后人不知据什么“版本”，将“悉令雕撰”书作“悉令雕版”，如此一来，便引出“隋代已有雕刻版画”之说。这个问题，误于“雕版”的“版”字上。虽然如此，但从唐代雕版画的水平与发展情况而言，它不可能没有上阶的准备时期。文化的进展，在历史上总是一步步逐渐发展而来的。所以隋代是否有“雕版画”，尚有待新的发现来做最后断语。

唐代《金刚经》版画

至于唐、五代的版画，现存画迹数量已不少，可知绘图、雕工、印刷三者都具一定的水平。

唐贞观三年（629年），玄奘赴印度取经，至贞观十九年（645年）携大批印度经卷回归长安，可能就有雕版的经卷。而迟于玄奘15年归国的王立策，从印度带归佛印4颗。此后，义净于证圣元年（695年）归国，又将印度用雕版印刷佛画的情况介绍过来。这对于我国的雕版佛画刻制质量的提高，起着一定的刺激作用。

又据载，唐德宗时，东川节度使冯宿奏请禁印民间版刻历书，说“剑南西川及淮南道，皆以版印历日鬻于市，每岁，凡天台未奏下新历，其印本已满天下”。又《旧唐书·文宗本纪》载唐文宗也曾“敕诸道府不得私置历日版”。这些记载充分反映唐代民间版印历书已很普遍。事实上，敦煌石窟的藏经中，就出现过不少民间历书，如唐中和二年（882年）的历书，且题有“剑南西川成都府樊赏家日历”等字样，所以说版画起源于唐代，已有铁证，自无疑义。而且还证实，唐代版画除向雕版佛画发展外，还有着向文学书籍及民间用书方面发展的趋向。

唐代的雕版佛经与佛画

唐代佛教兴盛，大小寺院有4.4万多座，僧尼遍于各地，佛教势力极大。当时的佛教徒为了扩大教义的宣传，鼓励人们多诵经，多抄经，并认为这样可以消灾祈福，所以信佛的人，如有条件，无不抓紧时间来诵经或抄经。但是，抄经的产量毕竟有限，所以当雕版印刷发明之后，佛教徒们便鼓励人们刊印经卷。刊印比之手抄，在数量上当然更占优势，作为宣传，效果自然也更大。因此在盛唐的物质条件下，有钱的施主便出钱刊印经卷。这种风气，当时如风起云涌，于是也就使雕版印刷得到飞速发展。

这些雕版佛经与佛画，由于距今年代久远，又经过唐武宗会昌五年（845年）的“灭法”，以及历代兵乱水火之灾，虽然留下来的不多，但也相当可观。

1.《梵文陀罗经咒图》

版画《梵文陀罗经咒图》，于1944年发现于四川成都的唐墓。当时这件作品藏于死者所带的银镯中。

该图约刻于唐至德二年（757年）至大中四年（850年）之间。画芯为茧纸，木刻板印，高31厘米，横34厘米，中部、左角皆残损。正中有菩萨像，八臂，手执法器坐于莲座上，像外四周刻梵文经咒。最外的周边，四围各刻五菩萨像，排列齐整，很有规则，颇具装饰趣味。又该图右边有题榜一行，书“成都府成都县龙池坊□□近卞□□□印卖咒本”。据史书所载，成都于唐肃宗至德二年（757年）改称为府，可知该图之成，其上限虽然不超过至德二年，但无论如何，不迟于大中时，所以这件作品，当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古版画。

2.《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卷首图》

《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卷首图》（简称金刚经图），于1900年发现于敦煌莫高窟。金刚经本文共七页，成一长卷形式，卷首这幅木刻扉画，高24.4厘米，横28厘米。卷尾有“咸通九年四月十五日为二亲敬造普施”款一行。扉画右上角有“祗树给孤独园”的标题，下右方有“长老须菩提”标题。

《金刚经》一书，记佛与其弟子须菩提的谈话，扉画“祗树给孤独园”，便是描写释迦佛正坐在祗树给孤独园的经筵上说法，弟子须菩提正在跪拜听讲。佛的左右前后，立有护法神及僧众施主18人，上部有幡幢及飞天。此图刀法极为娴熟雄健，线条亦遒劲有力。从刻线中可以看出毛笔的运用，既是肥瘦适宜，又是浑厚流利。而释迦及其弟子和天神等的形象，更具有中原画风的特色。这是我国雕版佛画中，一幅非常珍贵的艺术遗产，它形象地说明我国到了晚唐，雕版艺术已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

画中所标年份为咸通九年（公元868年），所以这件作品被公认为世界上有准确纪年的最早版画。虽然这幅作品比之前述在四川成都发现的《梵文陀罗经咒图》版画迟约百年左右，但较欧洲现存的最早古木版画《圣克利斯道夫像》却要早500多年。

唐代《金刚经》扉画

这幅《金刚经》的扉画，早年被斯坦因所盗，今藏于英国伦敦博物馆。

唐代的雕版佛画，尚有“大圣毗沙门天王像”与“大慈大悲救苦观音菩萨像”，迟于《金刚经》扉画“祗树给孤独园”说法图所刻印的时间81年。虽然《金刚经》扉画在艺术上有一定的成就，但是作为版画的发展来看，就技法表现方面，天王像与观音像在线条的组织上，以及刀法的刻画上，都要比《金刚经》扉画来得紧凑而平稳。

此外，唐代的佛教雕版画还有不少零星的发现，如有的发现于新疆，今藏于辽宁旅顺博物馆，有如“贤千佛”的残片，有的竟以朱色捺印连续成“千佛”，有的绘刻精细，均属上品之作。

五代的雕版佛画

五代时期，冯道发起刻《九经》，延续20多年，影响极大。历史上向有“五代刊本”之称。所刻《九经》，一般由专经之士校勘，初校后，由著名学者再予译校，认为无误后，才选善写者端楷写样，再交匠人雕刻。今藏法国巴黎图书馆之《唐韵》、《切韵》二书，皆为敦煌发现之五代刊本，从刊本的质量中了解到，当时雕版图书的水平，可谓世界之最。

天福五年（940年）晋高祖石敬瑭令道士张荐明雕印《道德经》颁行天下，也是五代雕书的一件盛事。又据载，五代时期的南唐、吴越之外，如川蜀的眉山，玉门关外的沙州以至齐鲁之地，都不乏精雕细刻的图书。如后蜀主孟昶在成都立石经，不久又依宰相毋昭裔所请改雕木版。又在闽国，徐夤作《自咏》，内有句云：“拙赋偏闻镌印卖，恶诗亲见图画呈。”可见边远地区的印书事业并不落后于中原地区。

五代·大圣毗沙门天王像

首先应该提到吴越钱氏诸王时期的作品。一是显德三年（956年）所刻的《宝箧印陀罗尼经》的扉画。此画原藏浙江湖州天宁寺石刻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的象鼻中。1917年因天宁寺改建一座中学校舍，才被发现，上有36字题记。记云“天下都元帅吴越国王钱弘俶印宝箧印经八万四千卷，在宝塔内供养。显德三年丙辰岁记”。

再就是有名的“雷峰塔藏经扉画”。吴越王王妃黄氏所建的西湖雷峰塔于1924年倒塌，因而发现塔砖之内藏有《宝箧印陀罗尼经》。卷首有较简略的扉画。又发现塔砖内另藏有木刻雕版画，刻人物故事，较经卷扉画精细。据经卷题记：“天下兵马大元帅吴越国王钱俶造此经八万四千卷，舍入西关砖塔永充供养。乙亥八月日记。”考“乙亥”之年，实际上已是宋太祖开宝八年（975年）了。

《宝箧印陀罗尼经》扉画

这一时期，最经典的作品就是边塞的雕版佛画。这种雕版画，主要指当时管领瓜沙地带的节度使曹氏家族请“匠人”刻的雕版画。如1900年在敦煌莫高窟发现的《大圣毗沙门天王像》，即是一件。画面刻一位武士状的天王，旁及天女与童子，题记云“归义军节度使特进检校太傅谯郡曹元忠请匠人雕此印版”，又一条题记云“于时大晋开运四年丁未岁七月十五日记”，可知这幅作品制作时间为公元947年。

与《大圣毗沙门天王像》同年同月制作的另一幅雕版画《大慈大悲救苦观世音菩萨像》，出钱制造者也是这位节度使，即镇守敦煌郡的长官曹元忠。

《大慈大悲救苦观世音菩萨像》堪称“边塞佳构”，除了画面质朴简洁、刻线流畅外，其最大的特点，此画标明“匠人雷延美”所刻。“雷延美”之名，当是我国版画史上刻上刻工姓名的第一位，也即是我国历史上被署名最早的版画家。其实，自唐之后，历代有不知多少刻工（匠人），他们辛勤地为宗教画，或为民间图籍历书雕版，绝大多数都没有留下他们的姓名，在文化史上，他们是有功的，但是他们的社会地位，处于“有用而不贵”的情况，又有谁会重视他们的署名。现在，我们在五代版画史的这一页上，居然能见到“雷延美”的名字，自然是非常难得的。

这一时期，发现于敦煌的版画，尚有《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大圣文殊师利菩萨》、《大圣普贤菩萨》、《阿弥陀佛像》，以及《无量寿陀罗尼经》扉画等，可惜这些作品大多流出海外，国内虽有保存，毕竟只是其中一部分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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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经》

《道德经》又名《老子》，由战国时期道家学派整理而成，记录了春秋晚期思想家老子的学说。是中国古代先秦诸子分家前的一部著作，为其时诸子所共仰，是道家哲学思想的重要来源。道德经分上下两篇，原文上篇《德经》、下篇《道经》，不分章，后改为《道经》在前，《德经》在后，并分为81章。是中国历史上首部完整的哲学著作。《德经》在前是谓先修自身心意，后《道经》是谓以身心精进，在体悟道之所传。后来在晋朝雕印《道德经》颁行天下。

第二节　隋唐五代的版画经典作品

唐代佛教版画作品

无论雕版印刷术发生于隋抑或唐，唐代都属于中国版画史的初始阶段，但由于其实物遗存如凤毛麟角，故考察其源流，追溯其本来也最难入手，好在通过历代载籍中的零星史料，尚可推断出当时版画艺苑的大致情况。

我们已经知道，在中国古版画发展史上，佛教版画出现最早，就前代遗文所载而言，也以有关佛教版画的史料最为详实、可靠。据唐末学者冯贽《云仙散录》卷五引《僧园遗录》载：“玄奘以回锋纸印普贤像，施于众方，每岁五驮无余。”这是中国史籍上明确提到版画刊印的最早记载，玄奘法师则成为史籍所载刊印过版画作品的第一人。

玄奘法师俗姓陈，名袆。他13岁出家，21岁受具足戒，唐贞观三年（629年）孤身一人赴天竺取经，贞观十九年（645年）返国，麟德元年（664年）圆寂。凭他的生平经历推断，他刻印普贤像应在公元645年至664年之间，每岁五驮，由此可以说明数量之多，社会需要之大。这也是最早的、有较为明确记载的佛教版画大量印制和发散活动。玄奘法师是中国佛教史上德高望重的大德高僧，中国佛教唯识宗的创始人，中印文化交流史上的著名学者、翻译家，在中国古版画史、佛教版画史上的影响极为深远。遗憾的是，他所刊施的普贤像，并没有片纸只页留传下来，使人难睹其原貌。但这至少说明在初唐时期，就有了佛教版画的大规模刊施。

唐代佛教版画

继玄奘法师之后，中印之间的文化交流更为频繁。自贞观十七年（643年）始，名臣王玄策先后三次出使印度，并曾携画家宋法智随行，归国后撰有《西行记传》，把印度佛像艺术向中国移植，王玄策是有大贡献的。另据《法苑珠林》卷三十九引《西域志》，谓唐高宗显庆五年（660年）九月二十七日，印度普提寺主持戒龙设会款待唐使，自王玄策以下皆有馈赠，赠品中提到“佛印四”，是第一次在中国古籍中提到印度用“佛印”捺印佛画。其后，至唐高宗咸亨二年（671年），义净法师又与处一、弘袆等启程自海道入天竺，遍历30余国，武则天垂拱元年（685年）返国，撰有《南海寄归内法传》、《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二书，详录西行见闻。据《南海寄归内法传》卷四载：印度“造泥制底及拓模泥像，或印绢纸，随处供奉”。所谓“印绢纸”，即指印在绢或纸上的佛图。

王玄策和义净西行求法及对印度佛教艺术的考察，是中印文化交流史上的大事件，对中国佛教艺术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但由于二人在西行记闻中都提到印度的捺印佛像，从而在中外学术界引起轩然大波，但归纳起来看，主要有以下三点：

（1）既然王玄策、义净在印度都见到捺印佛画，玄奘法师当然也不例外，他归国之后印制的普贤像，很可能也是捺印而非雕版；

（2）佛像的捺印之法，就是由王玄策、义净自印度介绍至中国的；

（3）中国的雕版印刷术，和印度捺印之法的输入不无关系，如日本学者秃氏祜祥氏等即持此说。

玄奘法师印普贤像是捺印还是雕印，无足深论，在没有确切的文献记载或实物发现之前，这永远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关键在于佛像的捺印究竟是源于中国还是发生在印度，是应该予以辩证明白的。我们已经知道，捺印之法在中国古已有之；佛印之始，也不晚于南北朝，至唐时应用已相当普遍。唐贞观十年印《女则》，其时玄奘法师尚在印度，因此，他刊施普贤像，无论雕印捺印，都绝不会是西行取经的成果。如果捺印佛像之法确系玄奘在印度始见，在他所撰的西行纪实专著《大唐西域记》中必然会大加阐扬，何以竟无只字提及？

上述记载都表明，无论捺印还是雕版印刷术，的的确确都是中国古代的伟大发明，并且在唐初就已流播印度。仅仅因为王玄策在印度接受了四颗佛印，就认为中国捺印起源于印度，只能说没有用全面的眼光来考察中国古代雕版印刷术的发生、发展、西传的历史，而以事论事，是没有根据的。

贞观、咸亨之后的情况，因没有史籍的参考，因此难以考证。但从一些零星资料加以推断，依然可以看出其方兴未艾的趋势。

敦煌壁画

此外，为印刷史家鲜见提及的是，以新疆吐鲁番为中心，及于库车、克孜尔、喀喇和卓等地，似亦为唐时佛教经图的一个重要刊印场所。吐鲁番是唐王朝和中亚进行交流的交通要道，自9世纪初至11世纪，佛教极为兴盛。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来自西方和日本的大批“探险家”，如瑞典的斯文·赫定、日本的大谷光瑞、法国的伯希和、德国的克莱门茨等，在这里多次进行发掘，掠走了大批珍贵文物。据印度学者查娅·帕塔卡娅著《中亚艺术》载录，现在德国柏林印度艺术博物馆中，即藏有出土自这些地区的公元9至10世纪的印刷版13块。从该书附载的照片看，皆为木板雕刻，刻有迷宫、花叶、几何图形等错综复杂的线性图案，有些图案，与中国青铜器上的纹饰相类。推其用途，大概是施印于绢帛等丝织物之上的。但这至少说明，当地艺匠已经掌握了很高超的制版技艺。自20世纪以来，新疆吐鲁番、喀喇和卓、吐峪沟等地，多有唐代刊印的佛画残片出土，其中可能有因吐鲁番的特殊地理位置，由往来商旅自四川、敦煌等地携入的，也有可能是当地寺院刻施的。

五代的版画作品特点

继唐而起的五代十国，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大动荡、大分裂、大混乱的时期。自公元907年至960年，在短短的53年内，我国北方黄河流域一带，先后出现了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个王朝，是为五代。大致与此同时，长江以南与之相对峙的先后有四川的前蜀、后蜀；江浙之间的吴、南唐、吴越；湖南的楚；福建一带的闽；湖北荆州一带的南平；广东的南汉等九个割据政权，再加上占据山西太原一带，依附于辽国的北汉，是为十国。

五代十国历时虽不长，但在中国书史、雕版印刷史上，却是一个有着非常意义的发展阶段。发端于隋、唐的雕版印书，在此期间取得了令人瞩目的、长足的进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其一，从刻书机构上看，据《五代会要》卷八《经籍》载：后唐长兴三年（公元932年），冯道、李愚奏请据唐《开成石经》雕印儒家经典《易》、《书》、《诗》及三礼、三传，是为《九经》，亦即古代官刻之始。刻书由国子监主持，书版亦存该监，监本由此而兴。前蜀任知玄“自出俸钱”，开雕杜光庭的《道德经广圣义》三十卷；《宋史毋昭裔传》亦云：后蜀宰相毋昭裔“令门人勾中正、孙逢吉书《文选》、《初学记》、《白氏六帖》镂版”，复“请版刻《九经》，蜀主许之”，首开私刻之先河。自此中国古代官、私、坊三大刻书系统始臻完备。

其二，刻书内容远比唐代广泛。据历代载籍所举，山东青州刊有王师范的法律判牍书《王公判书》；闽徐夤撰《斩蛇剑赋》、《人生几何赋》，时人传诵。其自撰诗云：“拙赋偏闻镌印卖，恶诗亲见画图呈”，赋有印本确然无疑。文学家和凝“平生为文章，长于短歌艳曲，尤好声誉，有集百卷，自篆于板，模印数百帙，分惠于人焉”；前蜀乾德五年（公元923年）释昙城检校其师贯休诗稿“雕刻成部”，题名《禅月集》；南唐江宁刊印刘知几的史学名著《史通》及著名文学作品总集——徐陵编选的《玉台新咏》；后晋皇帝石敬瑭刻印《道德经》等。经、史、子、集四部书中，除正史未见刊梓外，总集、别集、类书、法律书等皆有印本。

其三，刻书数量，比唐代有较大增加。和凝的集子上百卷，摹印书百部；《道德经广圣义》雕成版片四百六十余块；监版《九经》的刊印，历时12载；其他如《文选》、《白氏六帖》等，都是卷帙浩繁的大书，从文献记载看，唐代尚无如此规制的制作。这些图籍的刊印，不仅说明印书数量剧增，也表明雕印技艺的进步。

《大圣毗沙门天王像》

中国书历来是重视插图的，《易》云：“河出图，洛出书”，虽然带有传说色彩，也说明图和书自古就是融为一体的。古代藏书，有左图右书，左图右史之制，著述提倡文不足以图补之，图不足以文叙之。在抄本书时代，为书籍绘制插图就已颇不鲜见。《汉书·艺文志·论语家》有《孔子徒人图法》二卷，为孔子弟子画像，叶德辉《书林清话》云：“武梁祠石刻七十二弟子像，大抵皆其遗法”，从中自可看出石刻图画和书籍插图的密切关系。《术数略》著录耿昌《月行帛图》二百三十卷；《兵家略》总计五十三家，有图四十三卷；《隋书·经籍志》著录梁《郊祀图》二卷等都是。晋陶潜有诗：“流观山海图”，是古书多有绘图的本子。印本书除了制作方式和写本书不同外，在图书形制、内容的制作上的继承和因袭关系无须多言。冯道、李愚奏请雕印《九经》，就是因为市场上印卖的本子“色类绝多”，而终不及经典。以五代书业之进步，品种之繁多，雕印技术之发展，这些书绝不可能全无插图，相反，五代的插图本，无论从题材、品种、数量看，与唐代相比都应有较大的增加和拓展。古代版画作品，毕竟是以书籍插图为其主要存在形式的，雕版印刷术的进步，书业的发展，正是版画这枝奇葩得以茁壮成长的沃土。但由于五代时王朝更迭如走马，战乱频繁，版刻书籍在当时已多付劫灰，南宋著名藏书家、目录学家陈振孙在《直斋书录解题》中说：“《九经字样》一卷，往宰南城，出谒，有持故纸鬻于道者，得此书，乃古京本，五代开运丙午（公元946年）所刻，遂为家藏书籍之最古者。”陈振孙所处时代距五代未远，五代刻本之罕见已如麟凤。叶德辉《书林清话·刻版盛于五代》则一言以蔽之曰：“若其时诸书课本，自来未闻藏书家收藏。”今之所见，只有《广韵》、《切韵》，亦出自敦煌石室，也为法国人伯希和掠之归国。正因为五代刻本随刻随亡，遂使人对其间版画刊梓情况，茫然而难知其详。

五代版画的实物遗存，仍只有佛教题材一种，论其数量，虽仍如吉光片羽，但比起唐代所遗来还是要多一些了。如：《大圣毗沙门天王像》，独幅雕版佛画，纵39.4厘米，横25.5厘米，出自敦煌藏经洞，被伯希和掠往法国，现藏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雕印于后晋开运四年（公元947年），由镇守敦煌的地方长官曹元忠施刊。毗沙门天王，管辖北部罗洲，为佛教四大天王之一。常见的形象或手持伞，或擎宝塔。图中的天王，双足踏于下部微露半身的地神手掌上，左手持长戟，右手托供养塔，腰系宝刀，头戴附有羽翼的兜鍪形宝冠，披鳞状铠甲，背光呈火焰形飞彩，身右绘手捧果盘的辨才天女，左绘一童子及一罗刹，罗刹右手托一婴儿，暗喻天王普度众生，能显化为童子相。天王长身直立，占据了画面最显著位置，成功地突出了其威严肃穆、刚正勇武的形象。左上角长方形框内有“大圣毗沙门天王”图题，下镌文字题“弟子归义军节度使特进检校太傅谯郡曹元忠请匠人雕此印版”、“于时大晋开运四年丁未岁七月十五日记”。这种上部为图像，下镌刊印缘起长题的图文配置，是敦煌所出五代佛教版画最典型的版式。

《地藏菩萨像》

《地藏菩萨像》，独幅雕版佛画。框纵42.7厘米，横29厘米，中央刻大乘地藏菩萨像，结跏趺坐于莲花坐上，像左右长方形框内镌“大圣地藏菩萨普劝供养受持”字样，下部刊地藏略义，是典型的上图下文单帧佛画，法国人伯希和20世纪初发现于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并掠往法国，现藏法国巴黎国立图书馆。

此类独幅雕版佛画，在敦煌发现较多，尚有如《大圣普贤菩萨劝至诚供养》、《圣观自在菩萨普施受持供养》、《释迦牟尼佛说法图》等。图版形制与上述同，无需一一列举。当时佛教信徒还愿祈福，必于佛堂内供奉佛像，用于礼拜颂祷，富者可请人绘像，贫者财力不济，只能请奉私人或寺院刊施之本以聊备一格，当是此类图画刊施较多的原因之一。

以上这些作品，皆出自敦煌。敦煌处于丝绸之路的交通要道上，又是中外闻名的佛教圣地，理所当然地成了中国北方佛教版画的刊刻中心。敦煌所出的五代所刊佛教版画，虽然不如唐咸通九年刻《金刚经》扉画细致、繁复，但其中表现出的简单、明快、劲健的风格，正是北方佛教版画的特色，恰好说明了五代时所刊佛教版画的多姿多彩。在刀刻技法的运用上，五代刊本也显得更为稳妥，体现出雕镌技法上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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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行的唐代佛教

唐代接着隋代之后，很重视对于佛教的整顿和利用。佛教文化作为唐代意识形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达到了鼎盛阶段。在隋代佛教宗派形成的基础上，入唐后又相继建立起许多新的宗派。这些宗派有高度发展的寺院经济作支柱，创造了各自庞大的理论体系，代表了当时哲学思维的最高水平，影响着大批士人，左右时代思潮，而佛教的进一步普及化，深入民众的日常生活，使佛教的某些基本教义也变成了大众的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