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隋唐至两宋时期的服饰

在南北朝胡、汉服装相互影响而又各成系统的基础上产生的唐代服制，出现了“法服”与“常服”并行的局面。作为大礼服的法服仍是传统的冠、冕、衣、裳，常服则是在鲜卑装的基础上改进而成。唐代男子上自皇帝下至厮役，在日常生活中都穿常服，女子穿“胡服”。唐朝服装还对邻国有很大的影响。比如日本和服从色彩上大大吸取了唐装的精华，朝鲜服也从形式上承继了唐装的长处。唐代服饰丰富多采，富丽堂皇，成为中国历史服饰中的一朵奇葩，世人瞩目。宋代服装大体沿袭唐制，风格独特奇异多姿。

第一节　隋唐五代的纺织与服饰

隋唐时代纺织业的发展

隋唐时期的中国传统纺织业更为发达，居世界领先地位。从技术上讲，束综提花方法和多综多蹑机构相结合，逐步推广，纬线显花的织物大量涌现。就材料而言，有毛纺、麻纺、棉纺和丝纺。就产品而论，有布、绢、丝、纱、绫、罗、锦、绮、绸、褐等。

1.丝织业

隋代至唐前期，大体上是北方善织绢，江南盛产布。各地生产的丝织品种类和花式都很多，争奇斗艳，十分精美。河北、四川是丝织业的主要生产区域，这些地方所产的绫、绢、锦等纺织品质量都很高。以宋州（河南商丘）、亳州（安徽亳县）生产的绢帛质量最高；而定州（河北定县）的绫绢产量最多，每年要向皇室进贡1500多匹。江南的丝织业也有了很大发展。江南东道（江苏南部和浙江一带）的丝织物品类繁多，很多列为贡品，在产量上仅次于河南、河北道而跃居于全国的第三位。其中又以苏州、南昌等地的丝织业最为兴旺。当地纺织品原料供应充足，一年蚕四、五熟，织布工能夜中浣纱，次晨成布，形成有名的特产“鸡鸣布”。

盛唐、中唐以后，丝织品不仅品种多，而且生产规模更大、产量更高。例如，当时的纺织中心定州，有一位名叫何明远的富豪，开办了一家丝织作坊，置有绫机500张。其规模之大前所未有。另外，盛唐时期有许多地区都形成了有自己特色的纺织名牌产品。

比较有名的产品有明州产的吴绫，凡数十品；浙西产的缭绫，因其质地优良，备受人们欣赏。此外据《旧唐书》记载，四川出产的金银丝织物十分华丽。唐中宗李显之女安乐公主出嫁时，四川献上来的单丝碧罗笼裙，“缕金为花鸟，细如丝发，鸟子大如黍米，眼鼻嘴甲俱成，明目者方见之”。可谓巧夺天工，反映出唐代纺织技术的高超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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妓鞋行酒成时尚

以妓鞋行酒的怪俗在元代就已出现，至清代更为盛行。《香莲品藻》的作者方绚曾作《贯月查》，专门记述了此种游戏：先取小脚女人的鞋，模仿投壶仪节，让客人往鞋中投掷果子，以是否投中论输赢，旋即以小鞋作酒杯豪饮。在方绚看来，裹足之小鞋弯弓纤妍宛如贯月，投以果子，又如星之贯，以鞋行酒，巡视于座中酒徒，又似“浮查”，所以文章取名为“贯月查”。更令人生厌恶心的是，游戏之中的小鞋是从陪宴妓女的脚上现场脱下的。

《贯月查》中还记载有一种妓鞋行酒的游戏，更是变化多端：妓鞋在客座中传递，传递时口数初一、初二以至三十的日子；而传递者手执妓鞋的姿势则随日子的不同而变化，或者鞋口向下，或者鞋口向上，或抓鞋底，或者平举，或者高举，或藏于桌下。专有一歌概括这种随时变化的姿势：

双日高声单日默，初三擎尖似新月。

底翻初八报上弦，望日举杯向外侧。

平举鞋杯二十三，三十覆杯照初一。

报差时日又重行，罚乃参差与横执。

唐代的丝绸产品还通过丝绸之路远销西亚和欧洲、非洲等地，极受欢迎。当地人把丝绸看做是光辉夺目、巧夺天工的珍品。1969年，在新疆阿斯塔那发现唐锦袜，在大红色袜底上织有各种禽鸟花朵和行云图案。这图案是采用纬锦法起花的。

锦的织法有经起花和纬起花两种。六朝以前的织锦以经起花为主，隋唐以后，则以纬起花为主。纬起花法是用两组或两组以上的纬线同一组经线交织，用织物正面的纬浮点显花。这种织法的特点是容易变换色彩，图案色彩丰富。

2.棉麻毛纺织

棉纺织在唐代也有较显著的发展，当时西北的吐鲁番和南方的云南、两广、福建等地，各族已愈来愈普遍地种植棉花和生产棉布。

木棉纺织是晚唐时发展起来的一个纺织新品种。桂林产著名的“桂管布”其实就是木棉布。据载，唐文宗时，夏侯孜穿桂管布衫入朝，连皇帝也仿效他，穿起桂管布的衣服。于是，满朝官员也都争相效仿，导致桂管布价格骤然昂贵。

古代腰带

隋唐时期，葛已趋于淘汰。麻织品则在前代的基础上屡有创新，不仅技术有了很高水平，织品的种类更加丰富多彩。有细白布、苎布、班布、蕉布、细布、丝布、布、竹布、葛布、练布、麻赀布、楚布等十几种。其中黄州（湖北黄冈）的赀布就被列为第一等。此外据嘉泰《会稽志》记载，浙江诸暨的“山后布”即皱布所用的麻纱，就专门增加了强拈，因此，织成的布精巧纤细，几乎已经达到丝织品中罗的水准。如果将这种苎麻织物放入水中，由于吸水收缩，还会形成颗粒一样的谷纹来。

隋唐时期境内毛织品的主要产地仍以河西地区为主。西州的毡、兰州的绒，都行销全国。

3.印染技术

在发达的纺织业的直接影响下，劳动人民在生产过程中发明了新的印染方法，技术又有新的提高和创新。这些直接导致了唐代的印染业的迅速发展，对我国传统印染科学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当时的官营印染业分工很细，共设有青、绛、黄、白、皂、紫六作，可以同时染出各种美丽的彩色布匹。

隋唐时代人们还很重视染料的研究。据《唐本草》记载，苏枋木是古代主要的媒染性植物染料，这种乔科树木中含有一种名为“巴西灵”的红色素，可以对织物进行媒染染红。枦木和柘木中含有色素非瑟酮，染出的织物在日光下呈现带红光的黄色，在烛光下呈光辉的赤色，这种神秘性光照反差，使它成为古代最高贵的服装染料。隋文帝就穿着这种颜色的衣料织成的“柘黄袍”听朝，从此直到明代，“柘黄袍”就成了皇帝专用的服色。

在新疆出土的唐代刺绣品，底色就有大红、正黄、叶绿、翠蓝、宝蓝、绛紫、藕荷、古铜等。足见隋唐时的印染工匠们对颜料及染色工艺已有深刻的认识，并且掌握了很高的印染技术。

隋唐时代的服饰

隋唐时期，南北统一，疆域辽阔，经济发达中外交流频繁，体现出政权的巩固与强大。中国传统服装服饰也达到空前繁盛时期。中国传统服饰习俗急骤变革、丰富发展，呈现出绚丽多彩的面貌。公元618年，唐代建立，它国力强盛、疆域广大、政令统一、对外交流十分频繁、文化艺术空前繁荣，中国传统服饰文化因此呈现出自信开放、雍容华贵、百美竞呈的局面。隋唐时代，统治阶级虽然在最隆重的礼仪服装上仍保持前代传统，但是穿得最多的朝服和常服却有了新面貌，并为后代开创了服色制度的新传统，因此也是服装制度史上的重要时代。

1.冠帽

唐代的通天冠变得十分华丽。《新唐书·舆服志》记载通天冠有24梁；《旧唐书·舆服志》记载唐代通天冠有十二蝉首。唐代王泾《大唐郊祀录》卷三指出：12是天的大数，应在12个月份。冠上重要的配饰为珠翠黑介帻，加金博山，即以黑介帻承冠。带为组缨、翠缕（缨垂余的饰），玉、犀簪导（簪即古之笄）。

新疆伯兹克利石窟盛唐壁画和敦煌石室发现的唐咸通九年刊本《金刚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卷首画中的通天冠很有特点。一是颜题成为很规范的帽圈形；二是整个帽身向后旋转倾斜而不是向前倾斜；三是冠前的金博山缩小成圭形，上饰王字或附蝉；四是在冠上饰有珠玉装饰；五是帽身饰有等距离的直线纹。

古代帽筒与帽子

步辇图邮票

唐太宗又制“翼德进德冠”，朔望视朝，其形如幞头，服饰则配以白练裙与襦裳服，也可配裤褶与平帻。

进德冠比通天冠略次，但造型也很华贵，为重臣所戴。

在唐代进贤冠是皇子亲王、一至九品的各职文官皆可服用，具有普遍性与典型性。据《开元二十年开元礼成定冠服之制》所记，“三品以上三梁，五品以上二梁，九品以上一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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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时代平时的头衣主要为“幞头”。幞头的起源很早。魏晋六朝的“角巾”其实就是幞头的早期形态。隋代的幞头较简便，就是在软裹巾里面加一个固定的饰物后再覆盖于发髻上，就能包裹出各种形状。初唐的幞头巾子较低，顶部呈平型，以后巾子渐渐加高，中部略为凹进，分成两瓣。开元年间，流行“官样”巾子。这种巾子最早出现在宫中，又称“内样”，也叫“开元内样”。中唐后，巾子更高，左右分瓣，几乎变成两个圆球，并有明显前倾，称“英王踣样”巾子。自此以后，上至帝王、贵臣，下至庶人、妇女都戴幞头，巾子式样基本一致。唐末，幞头已经超出了巾帕的范围，成了固定的帽子。

幞头的两脚，初期略似两条带子，从脑后自然垂下自然飘动，至颈或过肩；中唐以后，两脚渐渐缩短，将两脚反曲朝上插入脑后结内。到晚唐，随着幞头逐渐演变成帽子，两脚形制又有变化，或圆或阔，犹如硬翅，微微上翘，中间似有丝弦之骨，有一定的弹性。

隋唐的头衣除幞头外，还有纱帽，被用作视朝听讼和宴见宾客的服饰，在儒生、隐士之间也广泛流行，其样式可以由个人所好而定，以新奇为尚。至于南北朝时期的小冠和漆纱笼冠，这个时期也仍在使用，有些还被纳入冠服制度当中。

唐代有一段时期十分流行胡帽。这种帽子形制多变，具体名目有底边翻卷、顶部尖细的毡卷檐帽，皮毛筒形帽，浑脱帽等。

2.礼服

隋朝于公元589年重新统一中国。隋文帝厉行节俭，衣着俭朴，不注重服装的等级尊卑。经过20多年的休养生息，经济有了很大的恢复。到了隋炀帝即位，崇尚奢华铺张，为了宣扬皇帝的威严，恢复了秦汉章服制度，并对服装做出严格的等级规定，使服装成为权力的一种标志。南北朝时期将冕服十二章纹样中的日、月、星辰三章放到旗帜上，改成九章。隋炀帝又将这三章纹饰放回到皇帝的冕服上，并把日、月分列两肩，星辰列于后背，从此“肩挑日月，背负星辰”成为后世历代帝王冕服的基本形式。隋唐帝王的冕服也遵循汉制，一般只在礼仪大典与祭拜宗祠百神时用。

1972年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张礼臣墓出土随葬屏风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藏。图中舞伎额描雉形花钿

在重要典礼场合，一品至五品官职戴笼冠或介帻，并有簪导与缨为饰，身穿对襟绛色大袖衫，内衬白沙中单，白长裙，外套赤围裙，佩朱色蔽膝，腰束钩革带，佩绶、剑，足穿袜舄。六品以下，去掉剑和佩缓，其他相同。

隋唐的贵族女性，在重要场合一般也要穿着礼服。晚唐时期女性着礼服，发上还簪有金翠，头上画有花钿，所以又称“钿钗礼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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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钿

花钿是古时妇女画或贴在额头上的一种花饰，起源于南朝宋。花钿有红、绿、黄三种颜，以红色为最多。花钿的质地形状千差万别。最简单的花钿仅是一个小小的圆点。复杂的有用金箔片、珍珠、鱼鳃骨、鱼鳞、茶油花饼、黑光纸、螺钿壳及云母等材料剪制成的各种花朵形状，其中以梅花最为多见。

据说南朝宋武帝的女儿寿阳公主有一天在宫殿的屋檐下睡着了，一朵艳丽的梅花缓缓飘下，正落在她白皙的额头上，这眉间的梅花几天拂之不去，愈发显出公主的千娇百媚。一时间，宫女们争相仿效，纷纷用颜色在两眉间染绘出各种图案，甚至用金属片贴在眉间作装饰，这后来就成为唐代盛行的花钿。

3.常朝服

隋唐帝王的常服是在视朝听朔、宴见宾客时穿用。自贞观之后，非元日（正月初一）、冬至日受朝贺及大祭祀皆穿常服。它具有隋唐的典型特点：乌纱帽折上巾、赭黄金龙袍、腰带饰有十三环与铊尾、六合靴。官员以服色定品级，以紫、绯、绿、青四色定品级高下。需要注意的是，在这一时期不但没有禁止百姓穿黄色，而且还有明文规定黄色为不入品级的官吏及百姓的服色。

从隋朝开始，定天子着黄色袍衫，十三环带，亲王及三品以上官臣服大科绫罗紫色袍衫，五品以上服米色小科绫罗袍，六品以上服黄丝布交绫双钏绫，六品、七品用绿色，九品用青色。裤褶服在唐代被定为“朝见之服”，以唐巾软裹或硬裹幞头、团领窄袖袍衫、乌皮靴的裤褶制为典型。唐太宗贞观年间，又定三品以上服紫色，四品服绯色，五品服浅绯色，六品服深绿色，七品服浅绿色，八品服深青色，九品服浅青色，流外官及庶人用黄色。唐高宗总章元年（668年），正式规定非皇帝不得着黄色。从此，黄袍被当做封建帝王的御用服饰，“黄袍加身”就意味着登上了帝位，这一制度一直延续到清朝灭亡。

古代朝服

唐朝官员的袍衫用织有暗花的料子而制，其面料质地是用来区别等级的，五品以上用细纹及罗，六品以下用小绫。袍服的样式，初与隋朝相同，后乃在袍服下部施一道横襕，名为“襕衫”。武则天当朝时，颁赐一种新的服装，即在不同职别的官员袍上绣以不同的纹样，名叫“绣袍”，文官绣禽，武官绣兽，这种以禽兽纹样区别文武官员的品级，应说是明清时期补子的滥觞。

唐高宗上元元年（674年），又规定了官民用带的等级差别：文武三品以上金玉带；四品、五品金带；六品、七品银带；八品、九品石带；庶人铜铁带。睿宗文明元年（684年）又规定八品、九品服色改为碧。

其他配饰，革带曾一度被定为文武官必佩之物，上面悬挂算袋、刀子、砺石、契芯真、哕厥、针简、火石袋等七件物品，俗称“蹀躞七事”。开元后，按朝廷规定，一般官吏不再佩挂。此外，还规定一品至五品在佩带上用纷靋，不用绶和剑，六品以下，去纷靋和杂佩。

4.百姓服饰

隋唐时期百姓的日常衣料广泛使用麻布，女子的裙料一般采用丝绸。

隋唐时期一般男子服装以一种白色圆领的长衫为主，除祭祀典礼外，平时都穿这种服装。襕衫因紧身而狭，需缺胯开衩或穿大口裤以便行动，直到宋代，它仍为士人作上服。缺胯袍衫就是在袍、衫的腋下开衩，为士人、庶民、奴仆等劳动者之服，也是戎服之一。此外，庶民百姓、奴仆多穿用麻、毛织成的“粗褐”。

士人，一般文人雅士或绅士、老者，仍以大袖宽身的鑪衣、长裙为常服。头戴软脚幞头，身穿盘领窄袖或窄长袖的袍衫，加襕，袍衫长及足或膝，下穿宽口裤，足穿软靴——为初、中、后唐及五代时文人的服饰。从中唐、晚唐开始，文人服式随着朝代的崇向，提倡秦汉的宽衣大袍——较宽长大袖的袍衫，除继续沿用软裹巾外，还用硬裹软脚或硬裹硬脚的幞头。戴高筒纱帽，穿交领宽身大袖衣，下开衩，腰间系带，下身大口裤，浅底履，为后唐与五代时文人的新装。

唐代的突厥化服装发端于初唐，为了追求突厥生活的热情，竟然使一些贵族能忍受那些不舒服的帐篷生活。唐太宗的第一位太子李承乾曾在皇宫里搭建了一顶突厥帐篷，而他本人则穿得像一位真正的突厥可汗，伺候他的奴隶们也都是全身穿着突厥人的装束。

胡服流行于开元、天宝年间，其制为：翻领、对襟、窄袖、衣长及膝、腰间系革带。这种革带原是北方民族的装束，于魏晋时传入中原。中唐以后，胡服更为盛行，不但男子时兴，女子也时兴穿用。这种服装便于骑马作战，也便于日常生活中的劳作。如丈夫戴的豹皮帽、妇女穿伊朗风格的窄袖紧身服，并配以百褶裙和长披风，甚至连妇女的发型和化妆也流行“非汉族”的样式。

辽宁博物馆藏唐·周窻《簪花仕女图》

蓑衣是一种用草编成的雨具。唐代张志和《渔歌子》中就有“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的句子。可见这时已经普遍作为雨衣了。

隋唐的女装，以红、紫、黄、绿四种颜色最受欢迎。隋代女子穿窄合身的圆领或交领短衣，高腰拖地的长裙，腰上还系着两条飘带。

唐代妇女服装可以说是历代服饰中的佼佼者，也是中国古代最辉煌的一页。其中一种女装，袒露胸上部，这在整个中国封建社会历史里是前所未有的。

唐代女装，衣料质地考究，选型雍容华贵而大胆，装扮配饰富丽堂皇而考究。其形制虽然仍是汉隋遗风的延续，但是多受北方少数民族鲜卑人的影响，同时也受到西域涌进来的文化艺术的影响。以历史名画“簪花仕女图”的服饰为例，图中妇女袒胸、露臂、披纱、斜领、大袖、长裙的着装状态，就是最典型的开放服式。衣外披有紫色的纱衫，衫上背纹隐约可见，内衣无袖“罗薄透凝脂”，幽柔清澈。丝绸衬裙露于衫外，拖曳在地面上，可与17世纪、18世纪欧洲宫廷长裙相媲美。这种服饰从北朝以来，甚至唐代开元、天宝时期，都不曾出现过，因此风格独特。

唐代的女装主要是衫、裙和帔。襦裙是唐代妇女的主要服式。在隋代及初唐时期，妇女的短襦都用小袖，下着紧身长裙，裙腰高系，一般都在腰部以上，有的甚至系在腋下，并以丝带系扎，给人一种俏丽修长的感觉。妇女的裙子有不少名目，在中上层妇女中，曾流行百鸟毛裙，由于这种裙子都用禽鸟羽毛制成，使大批珍禽瑞鸟遭受损害，后被朝廷下令禁止。在广大妇女中间，则流行一种叫“石榴裙”的裙子，这种裙子用鲜艳夺目的红色染成，故名。唐人小说中的李娃儿、霍小玉等就常穿这种裙子。唐代裙子款式之新、颜色之多、质料之精、图案之精美，都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此外，唐代女性喜用帔，又称“画帛”，就是披在肩上的长围巾。通常用轻薄的纱罗制成，上面印画图纹。长度一般为2米以上，用时将它披搭在肩上，并盘绕于两臂之间。走起路来，不时飘舞，非常美观。

初唐的妇女还喜欢穿徂领的小袖衣、条纹裤、绣鞋等西域服式。盛唐以后，胡服的影响逐渐减弱，女服的样式日趋宽大保守。到了中晚唐时期，更加恢复为中国传统服饰特点，比如一般妇女服装，袖宽往往4尺以上。

5.军服

唐代的铠甲，据《唐六典》记载，有明光、光要、细鳞、山文、鸟锤、白布、皂娟、布背、步兵、皮甲、木甲、锁子、马甲等13种。其中明光、光要、锁子、山文、鸟锤、细鳞甲是铁甲，后三种是以铠甲甲片的式样来命名的。皮甲、木甲、白布、皂娟、布背，则是以制造材料命名。在铠甲中，仍以明光甲使用最普遍。

初唐，由于阶级矛盾比较缓和，国家比较稳固，社会经济能较快地恢复和发展起来，相对来说战事减少，用于实战的铠甲和戎服基本保持着隋代的样式和形制。随着时代的进展，至武德中期，在进行了一系列服饰制度改革的基础上，军服逐渐变得更加具有唐代的鲜明特色。此时的军戎仍以皮甲和铁甲为主，除了传统的皮甲仍发挥着作用以外，在铁甲中又细分为两裆铠、明光铠、细鳞铠和锁子铠等。制作十分精细。

两裆铠的结构比前代有所进步，形制也有一些小的变化。原来仅覆盖前胸的鱼鳞状小甲片编制，长度已延伸至腹部，取代了原来的皮革甲裙。身甲的下摆为弯月形、荷叶形甲片，用以保护小腹。这些改进大大增强了腰部以下的防御。明光铠的形制基本上与南北朝时期相同，只是腿裙变得更长。隋代戎服为圆领长袍。唐代编缀甲片的方法也有所发展，更多地采用皮条穿连或铆钉固定的方法。

贞观以后，进行了一系列服饰制度的改革，渐渐形成了具有唐代风格的军戎服饰。高宗、则天两朝，国力鼎盛，天下承平，上层集团奢侈之风日趋严重，戎服和铠甲的大部分脱离了实用的功能，演变成为美观奢华、以装饰为主的礼仪服饰。特别是出现了为武将们仪仗检阅或平时服用的绢布甲，这种以纺织原料制作的轻巧精美的黑色甲衣（又称“皂衣”），外观十分美观，但无实际的防御意义。此甲形制的出现，反映了唐代太平盛世的时代特点。“安史之乱”后，重又恢复到金戈铁马时代的那种利于作战的实用状态，特别是铠甲，晚唐时已形成基本固定的形制。

明光铠复原图

在唐宣宗时期，有一位官吏发明了以纸做甲，“纸甲用无性柔之纸，加以垂软，叠厚三寸，方寸四钉，如遇水雨浸湿，铳箭难透”。纸甲极为奇特，是应急之物，由于质轻容易携带，故便于推广。

五代时期基本沿袭唐末制度，明光铠基本退出历史舞台，铠甲重又全用甲片编制，形制上变成两件套装。披膊与护肩联成一件；胸背甲与护腿连成另一件，以两根肩带前后系接，套于披膊护肩之上。另外五代继续使用皮甲，用大块皮革制成，并佩兜鍪及护项。

唐代武官的专门戎服为缺胯衫，绣有各种纹饰。士兵的戎服有两种，一种是盘领窄袍，另一种就是缺胯袍，士兵的缺胯袍没有绣纹饰，头戴折上巾，唐代称幞头，晚唐时幞头已变成无须系裹，随时可戴的帽子。唐代武士还时兴在幞头外包一块红色或白色的罗帕。

唐代也出现过一些新的戎服，短后衣就是其中之一。唐后期出现了一种“抱肚”的戎服附件，抱肚成半圆形围于腰间，其作用是为了防止腰间佩挂的武器与铁甲因碰击、摩擦而相互损坏。

唐代武将好穿长勒短勒乌皮靴，靴头尖而起翘。但着朝服、常服时也穿鞋头有云头装饰的履或麻鞋。

6.隋唐时期中外交流在服装领域的体现

隋唐时期是我国和其他各国人民的文化交流空前繁荣的时期。据史籍资料统计，与隋唐两代政府来往过的国家约有300多个，同一时期内，最少也有70多个国家与隋唐政府保持着经常性往来。当时的长安是世界著名的大都会和东西文化交流的中心。在长安城居住的外国使者和商人很多。这些都为服饰文化的交流和相互影响创造了良好条件。

一方面，对外来的衣冠服饰，唐朝政府采取兼收并蓄的态度，使这个时期的服饰大放异彩，更富有时代的特色。唐代服装从外形到装饰均大胆吸收外来服饰特点，多以中亚、印度、伊朗、波斯及北方和西域外族服饰为参考，充实中原服饰文化，如团花的服饰是受波斯的影响；僧人们穿的“袈裟”原为印度式服装。这些都使得唐代服饰丰富多彩、富丽堂皇，风格独特而又奇异多姿，成为中国历史服饰中的令人瞩目的奇葩。

另一方面，灿烂的隋唐服饰文化也传播到世界各地，对邻国有很大的影响。直到今天，我国周边一些国家仍把隋唐时期的服饰稍加改变作为正式的礼服，可见流传之广。现今日本的和服不仅仍保留着中国唐代的服装风格，而且从色彩上大大吸取了唐装的精华；朝鲜的韩服也从形式上承继了唐装的长处。

第二节　两宋时期的服饰

宋代纺织的发展

1.纺织工具的进步

五代以前，纺车的锭子数目一般是2至3枚，最多为5枚。宋元之际，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在各种传世纺车机具的基础上，逐渐产生了一种有几十个锭子的大纺车。大纺车与原有的纺车不同，其特点是：锭子数目多达几十枚，并利用水力驱动。这些特点使大纺车具备了近代纺纱机械的雏形，适应大规模的专业化生产。以纺麻为例，通用纺车每天最多纺纱3斤，而大纺车一昼夜可纺100多斤。纺织时，需使用足够的麻才能满足其生产能力。水力大纺车是中国古代将自然力运用于纺织机械的一项重要发明，如单就以水力作原动力的纺纱机具而论，中国比西方早了4个多世纪。

2.丝织业的发展

从晚唐到北宋前期，由于战事不断，导致北方养蚕、缫丝生产基本上都停废了，而江南地区未经大规模战争的破坏，丝织生产广泛地发展起来。宋室南渡后，北方大批统治者、官商巨室以及农民、手工业者纷纷南迁，这使得市场上丝织品销路大增，更进一步刺激了南方的丝织生产。

元·王祯《农书》所载宋元时代的多锭大纺车图

宋代在苏州织造的宋锦（或织锦）、南京织造的云锦、四川织造的蜀锦都是全国闻名的织物。特别是蜀锦工人创造的“花流水纹”（又称曲水纹），以单朵或折枝形式的梅花或桃花与水波浪花纹组合而成，富有浓厚的装饰趣味，成为当时极为流行的锦缎装饰纹样。此外，婺州出产的各种罗，也以其工艺精美闻名各地。

宋代织锦工艺发展很快。首先表现在由隋唐时代的变化斜纹演变出的缎纹，使“三原组织”（平纹、斜纹、缎纹）趋向完整。其次是棉织物花色品种增多，一方面由于装饰题材的扩大，另一方面是应用范围更为广泛。如成都茶马司织造的彩锦为了与少数民族交换军马，因此必须织适合于少数民族习惯爱好的花式品种。北宋时仅彩锦就有40多种，到南宋更发展到百余种，并且生产了在缎纹底上再织花纹图案的织锦缎。一般的缎纹织物本身已富有光泽，再配上各色丝线织成的花纹图案，就更加光彩夺目了。

当时社会上还流行锦中加金以及以金为饰的衣服。宋、金时期，新疆的回鹘人擅长织金工艺，并向中原介绍了这种织造技术。此外，据吴自牧《梦粱录》记载，南宋还有绒背锦、起花鹿锦、闪褐锦、间道锦、织金锦等名品。

这时的罗纹丝织物也达到了很高的水平。由于唐、宋时提花织罗机在结构上有进一步的改革，所以在罗纹丝绸上可以织制出更加复杂的花纹。当时著名的高贵品种有孔雀罗、瓜子罗、菊花罗、春满园罗等。在福州浮仑山南宋一个市舶司的女儿墓中，出土了200多种不同品种的罗纹织物，其罗纹结构有单经、三经、四经纹的素罗，有平纹和斜纹起花的花罗，还有粗细纬相间隔的落花流水提花罗等。这些织品现保存在福建省博物馆。

宋代的书画等文化事业空前发达。书画的发展自然带动了书画用品和材料的发展。绘画用的画绢，如重厚细密的“院绢”，纤细的“独梭绢”，均为当时画家所喜爱。供书画作品使用的宋代丝织物的花纹，除了运用动物纹，还有大量的植物纹。不仅有写生花，甚至还有遍地锦纹，成为色彩更加绚丽复杂的工艺品。

3.缂丝与刺绣

缂丝是我国丝织工艺中最受人珍爱的品种，又称作“刻丝”、“克丝”或“鮨丝”。旧时又有“长刻丝”、“刻丝作”、“刻色”等叫法。缂丝在海外也有其他名称，如“缀锦”、“缀织”、“织成锦”等。缂丝是一种以平纹为基本组织、依靠绕纬换彩而显花的精美丝织物。缂丝的特点是“通经断纬”，即纬丝非通棱所织。它以本色丝作经线，先将需缂织的纹样描绘在经线上，再以各色彩丝作纬线，用小梭根据花纹图案分块缂织，同一种色彩的纬线不必贯穿全幅，只需根据纹样的轮廓或画面色彩的变化，不断换梭，采用局部回纬织制。由于织造的作品在图案与素地接合处、色与色交界处微显高低，呈现一丝互不相连的裂痕，近看犹如用刀镂刻而成，故而得名。普通织物在表现花纹时，受技术限制一般都织成二方连续或四方连续的规整纹样，而缂丝却能自由变换色彩，擅长表现细致精微的色彩过渡和转折，有层次丰富和灵活多变的装饰效果，因此特别适宜摹制书画作品，非常生动逼真。

中国缂丝的出现不晚于唐代，当时多为纹样配色都较简单的实用品。从宋代开始，缂丝从装饰和实用领域脱窠而出，转向了纯欣赏的艺术创作，出现了缂丝的第一个全盛时期。

宋代缂丝以定州（河北定州）生产的最为有名。定州缂丝技巧与图案保持了唐、五代以来的优秀传统，丝纹粗细杂用，纹样结构既对称又富于变化。主要织造和锦类似的服用品装饰，著名的作品有“紫天鹿”（故宫博物院藏）、紫莺鹊（辽宁博物馆藏）等。到了南宋，一部分缂丝脱离彩锦的装饰性质，从实用转向装饰化，向单纯欣赏性的独立艺术发展。这时缂丝开始以名人书画为蓝本，尽量追求画家原作的笔意，采用细经粗纬起花法，表现出山水、楼阁、花卉、禽兽、翎毛、人物，以及真草隶篆等书法。南宋高宗时的朱克柔和沈子蕃都是缂丝高手。

宋代缂丝作品——紫天鹿

朱克柔，云间（今上海市松江县）人，生卒不详。她家境贫寒，从小学习缂丝，积累了丰富的配色和运线经验，作品题材丰富。她的缂丝表面紧密丰满，丝缕匀称显耀，画面配色变化多端，层次分明协调，立体效果特佳。她所做的“茶花图”、“莲塘乳鸭图”堪称传世珍品。现收藏于辽宁博物馆的朱克柔作品“牡丹”，约25厘米左右方幅，蓝地五色织成。用色除白色外，计有蓝色2种，黄色4种，绿色4种，朱色1种。经线用捻度稍强的绢丝，一寸间约120支，纬线用松线，一寸间约360支。牡丹花瓣部分的晕色也全部织出，这是缂丝织法中最复杂的一种，一寸间经纬线竟达480支而丝毫不加补笔。

宋代的刺绣工艺很发达。像宋代缂丝一样，受当时绘画影响极大，除作一般服饰品以外，多以名人书画为本，逐渐向欣赏品方向发展。当时的许多刺绣艺人能将滕昌佑、黄鉴、徽宗等人的绘画，以及苏、黄、朱诸家书法在绢紬上用针绣反映出来，不仅惟妙惟肖，甚至有的胜过原作，深受文人雅士的推崇与赞赏。

重要的传统绣品有“瑶台跨鹤图”、“海棠双鸟图”、“梅竹鹦鹉”等。如“瑶台跨鹤图”，大部分用直针戗针平绣，竹林用施针，尾顶先用平绣，再在浮起处用扎针压平，砖瓦、斗拱则以稍粗的线逐节绣成，其上再作夹线。楼台部分使用了大量漆地金箔线，以模拟界画中的金碧色彩。在有些地方还用胡粉和颜料作补笔。全幅针法协调细密，配色精妙，从中可以看出宋代刺绣的高超技艺。

明、清刺绣中的各种针法，宋代差不多都已有了。如表现单线，在唐代切针和接针的基础上，出现了滚针和旋针；表现面是，在原有的直针戗绣针和针的基础上，又出现了反戗。表现光的套针发展得更加细致复杂。其他如平金、钉线、网绣、补绒、铺针、戳纱、打子、扎针、锁边、刻鳞等多种表现不同对象的特种针法，都在宋绣中出现，而且已运用得非常纯熟。这些都为近代的顾绣、湘绣开辟了前路。

4.麻织、毛纺织与棉织

宋代麻织遍及我国南方各地，生产相当发达。麻织品的产地主要集中在广西。

江南苎麻布生产不仅数量大，而且还出现了各种特种麻布。宋周去非的《岭外代答》曾记载，南宋静江府（今广西桂林）所织苎麻布经久耐用，是因为苎麻纱先用带有碱性的稻草灰的水汁煮过，在织制前再用调成浆状的滑面粉上浆，织成就“行棱滑面布以紧”。这实际上反映了现代的上浆整理加工工序。

南宋《格物粗谈》中有“葛布老久色黑”，将葛布浸湿，放入烘笼中，用硫黄熏就变成白色的记载，说明宋代已有硫黄熏葛布的漂白技术。

宋代用山羊绒纺织绒褐。据记载所用山羊是唐末由西域传来。用山羊毛绒捻成线织成绒褐。织一匹名为“万胜花”的毛织品，重量只有十四两。用茸毛能织成如此轻、薄的纺织品，可见毛纺织工艺十分精巧。

宋室南渡后，汉族与南方少数民族接触日益频繁，我国东南、闽、广各地从少数民族那里学会了先进的种棉、纺纱、织布等手工操作技术，棉花种植及棉纺织技术逐渐向北推广。

我国海南岛天气炎热，土壤肥沃并略带碱性。尤其是崖州一带，最适合棉花生长，是我国棉花的原产地之一。《岭外代答》曾记录，崖州的妇女采摘新棉后，用细长铁轴碾出棉籽，接着“以手握棉就纺”，棉纱纺成后，又染色织布。范成大《桂海虞衡志》、方勺《泊宅篇》等书也记述了崖州棉布转销内地，极受欢迎。

浙江兰溪南宋墓曾出土的棉毯

当初棉纺织技术传入中原时，制棉工具及方法极为简陋。周去非等人的著作中只提到碾去棉籽用的铁杖，而后来方勺在《泊宅篇》中又提到了弹花的小竹弓，这使制棉工具和方法又进了一步。南宋末年，江南一带才开始种植棉花，这时南方的制棉技术已发展到用铁杖碾去棉籽，取“如絮者”，用长约四五寸左右的小竹弓，“索弦以弹棉”，使棉匀细，“卷成小筒”，用车纺之。自然抽绪如缫丝状，就用来纺织成布。浙江兰溪南宋墓曾出土纯用棉花织成的一条棉毯，长2.51米，宽1.16米，经纬条干一致，两面拉毛均匀，细密厚暖，说明当时江南地区的棉纺织业已达到很高的工艺水平。

由于棉花种植、纺织工艺传入江南不久，当时轧花、弹花、纺纱、织布等工序还没有像丝织业那样分离成专门工作，只能作为家庭纺织来经营，生产效率低。这使得两宋时棉花在内地居民所用纺织材料中仍不占主要地位。

5.印染

宋代的印染技术已比较全面，色谱也较齐全。染缬加工，在宋代极为盛行，技术上也有发展。如印花在宋时已经专门化。王安石在宋神宗熙宁年间实行变法改革，着手整顿军容，将士服装恢复唐代制度，采用夹缬印花印染军服。宋徽宗赵佶时曾下令禁止民间制造夹缬镂空印花版，商人也不许贩卖。但屡禁不止，只得废除禁令。夹缬印花又很快流行。

宋以后镂空印花版开始改用桐油竹纸代替以前的木板，所以印花纹更加精细。为了防止染液的渗化，造成花纹模糊，就在染液里加入胶粉调成浆状以后再印花。这些创造，都有利于夹缬印花技术的推广和提高。

宋代由于南方航海业的兴盛，这一印花技术传到欧洲各国。当时的德国和意大利，因对媒染剂和染料技术未能完全掌握，还用油料加颜料调成涂料印花。我国的印花技术一经传去，很快就取代了原来的工艺方法。

南宋时广西瑶族还生产一种精巧的蜡染布，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将这种蜡染布称为“瑶斑布”。《岭外代答》曾记载：制作时用镂有细花的木板二片，夹住布帛，再将溶化的蜡灌入镂空的地方，蜡在常温下很快固化，这时“释板取布”投入蓝靛染液，待布染成蓝色后，“则煮布以去其蜡”，就得到“极细斑花，炳然可观”的瑶斑布。这说明当时蜡染技术已有很大发展，具备成批复制印花布的条件。这一期间，西南少数民族运用这一技术还制作了许多驰名全国的产品，如“点蜡幔”等。

宋代还有一种适用于生丝织物的碱剂防染法。它主要是用草木灰或石灰碱等碱性较强的物质，使花纹部分的生丝丝胶膨化润胀，然后洗掉碱质和部分丝胶后再进行染色。由于织物上有花纹地方的丝线脱胶后变得松散，染上去的颜色就显得深一些，因而整个布面的颜色就显出深浅不同的花纹。这种防染技术经过不断发展，改用石灰和豆粉调制成浆，这种浆呈胶体状，更有利于涂绘和防染，也容易洗去。这为天然蜡产量少的地区推广运用防染技术提供了有利条件。宋代把这种印花法称作“药斑布”，它产生的效果与蜡染完全一样。这种产品主要做被单和蚊帐，即是后来民间广泛流行的蓝印花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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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帝王与贵族冠帽

皇室贵族的冠帽在汉代已是分门别类，等差鲜明。仅收进《后汉书·舆服志》里的就有七八种之多，下面大概说说。

长冠，又称孔氏冠。高八寸，广三寸，以黑纱、笋壳等材料制成。这种冠的式样因为是汉高祖刘邦发迹前所制，所以作为祭服，并规定贵族爵位没有达到“公乘”以上者，不能戴。汉朝时将爵位分为二十等，公乘为第八爵，即可以乘坐公家的车子者。

委貌冠，用古皮弁制。长七寸，高四寸，上小下大形状犹如一个倒覆的杯子。用皂色丝绢制成，是汉代公卿诸侯、大夫行大射礼时所戴的冠帽。

通天冠，高九寸，正竖，顶少斜，直下为铁卷，梁前有山，展筒为述。是汉代百官于月正朝贺时，皇帝所戴的冠帽。

远游冠，形制与通天冠大致相同，但有展筒横之于前，而且没有“山述”。所谓“山述”，是指在冠梁与展筒之前隆起如山形的部分。这是汉代诸王所戴的冠帽。

进贤冠，是文士儒生所戴的帽子，前高七寸，后高三寸，长八寸。汉代文官也以进贤冠的冠梁数区别官阶高低。公侯三梁，中二千石以下至博士两梁，自博士以下至小史私学弟子都是一梁。由于进贤冠装梁的展筒较窄，因此所装梁数不能过多。梁即冠上的横脊，展筒即以鲡（纱类，本为冠内韬发之用）为筒，裹于梁及梁柱。

高山冠，也叫侧注冠。是汉代中外谒者、仆射、行人使者等所戴。形状也大致与通天冠相同，但顶不斜，高九寸，无山述和展筒，据说原来是齐王的王冠，秦灭齐后，将齐国君王的冠帽赏赐给群臣。

法冠，本属楚国之冠，秦灭楚后以其君王之冠赏赐给御史。法冠是以缅为展筒，铁柱卷。又称柱后冠，或叫做獬豸冠。取意獬豸，因獬豸是神羊，能别曲直，敢于公正处世，所以以神羊形象为冠，冠上作一角状，是汉代执法者所戴的冠帽。

武冠，又称赵惠文冠，秦灭赵后，以赵国君王之冠赏赐近臣。汉朝沿用，又名武弁，是汉代武官戴的冠帽。侍中、中常侍加黄金珰，附蝉为文，貂尾为饰。侍中插左貂，常侍插右貂，用赤黑色貂尾，王莽时改用黄貂。

鹖冠，汉代武官所戴冠帽。俗称谓之大冠，在冠左右加插双鹗尾，叫做鹗冠。鹗是一种性情凶狠顽强的鸷鸟，它的特点是一旦与敌手相斗，必然至死方休，所以取其勇敢之意。汉代时五官、左右虎贲、五中郎将、羽林左右监、虎贲、武骑等官都戴这种冠帽。

樊哙帽，是以汉将樊哙的名字所命名的冠帽。当年，项羽举行鸿门宴，当汉高祖刘邦的武将樊哙得知项羽有杀刘邦之意时，一时怒起，撕下衣裳，裹住铁盾戴在头上，然后冲入军门立于刘邦之侧。铁盾扁平形状，所以此冠帽也如此。

另外还有爵弁、皮弁、方山冠、却非冠、术氏冠、却敌冠、建华冠等等，均各得其所，不得随意戴用。这些冠帽无论从式样还是制度上都对后世朝代有很大影响。

宋代服饰的演变

宋代服装的服色服式多承袭唐代，与传统融合得更好、更自然，宋朝历史以平民化为主要趋势，服装也质朴平实，反映出这种时代倾向。宋代服饰总体来说可以根据穿着者身份大致分为官服与民服两大类。宋代妇女服饰种类比较复杂，可以根据用途分为三种：一是皇后、贵妃至各级命妇所用的公服，二是平民百姓所用的吉凶服称礼服；三是日常所用的常服。

1.官服

宋代品官制度基本上沿袭前代，建朝初期宫中的官服也与晚唐相仿，新制颁发后，才定其官员服饰分为祭服、朝服、公服（宋人又称为常服）、时服（按季节颁赐文武朝臣的服饰）以及丧服。其中又以朝服和公服两大类为主。

皇帝的冕服和官员的祭服以及官方规定的丧服基本是参照汉代以来历代相沿的形制，这里就不重复介绍了。

朝服用于朝会及祭祀等重要场合，皆朱衣朱裳，外系罗料大带，并有绯色罗料蔽膝，下着白绫袜黑皮履，身挂锦绶、玉佩、玉钏。这种朝服是统一样式，官职的高低是以有无禅衣（中单）、锦绶上的图案搭配还有相应的冠冕来区别的。穿朝服时必戴进贤冠（一种涂漆的梁冠帽）、貂蝉冠（又名笼巾，是以藤丝编成形，上面涂漆的冠帽）或獬豸冠（属进贤冠一类）。

公服又名“从省服”，是官员的常服，基本承袭唐代的款式，以曲领（即圆领）大袖为主要形式，大致近于晚唐的大袖长袍，另有窄袖式样。这种服饰的面料以罗为主，以用色区别等级。三品以上用紫色；五品以上用朱色；七品以上用绿色；九品以上用青色。到神宗元丰年间稍有更改：四品以上用紫色；六品以上用绯色；九品以上用绿色。按当时的规定，有资格穿用紫色和绯色（朱色）衣者，都要配挂金银装饰的鱼袋，高低职位以此物加以明显的区别。

与公服相配，头上戴幞头，下裾加一道横襕，腰间束以革带，脚上穿革履或丝麻织造的鞋子。与前代不同的是，宋代与公服相配的幞头是直脚幞头，只有便服才戴软脚幞头。这种直脚幞头即后代所谓的平翅乌纱帽（即乌纱帽的翅是平直的），一般都用硬翅，展其两角，故名。这种帽君臣通服，成为定制。关于此帽的来历，还有一段传说。据说宋太祖赵匡胤刚刚“黄袍加身”登上帝位时，公服的制度尚未完善。有一次在朝会之上，他见下面的臣僚不时窃窃私语，十分不悦。正好礼部官员奏请新朝服式图样，宋太祖灵机一动，便授意礼部把原来五代时期幞头上翘的两脚改为平直，并加长至过肩。新的公服颁发以后，官员们再上朝时，长长的帽翅令彼此之间交头接耳十分不便。于是，一个个姿态端庄严肃，更好地烘托出皇帝的权威。

宋太祖赵匡胤带直脚幞头像

革带也是公服上区别官职的重要标志之一，它比服装颜色分得更细：三品以上用玉带；四品用金带；五、六品用金涂银带；七至九品用黑银及犀角带。

此外还有时服，这是建隆三年以后，因袭五代旧制，按季节赐发给官臣的衣料。享有此项待遇的臣僚范围十分广泛，上至亲贵将相、下至侍卫步军都能获颁赐。赐发的品种有袍、袄、衫、袍肚、裤等。所赐之服分七等不同花色，大部分是织有鸟兽的纹锦。

宋代官员除在朝的官服以外，平日的常服也是很有特色的，常服在这里指“燕居服”（即居室中服用的衣物）因此也叫“私服”。宋官与平民百姓的燕居服形式上没有太大区别。只是在用色上有较为明显的规定和限制。有官职者着锦袍，无官职者着白布袍。

2.民服——男装

在北宋初年因服饰没有定制，又受外来影响，曾出现过着“毡笠”、“钩墪”（即袜袴）的契丹服，一时间被视为奇装异服。宋代官家服饰普遍十分奢侈，民家着装也很讲究。宋太祖乾德三年规定宫内妇女的服色要随大夫变化，还规定庶民百姓不得采用绫缣五色华衣。只许穿白色衣服，后来又允许流外官、举人、庶人可穿黑色衣服。对于这些规定，民间往往置若罔闻，平民服色五彩斑斓，绫缣锦绣任意服用，根本不受约束。

到仁宗、英宗、神宗直至政和七年时期，官府提倡改良服饰，而且更趋奢华。一些京城的贵族闺阁们，还别出心裁地设计出多种装扮方法，追求出新与别致。不但衣料选择考究，而且梳妆也很特别，有的梳大髻方额，有的扎发垂肩，有的云光巧额鬓撑金凤。就连贫寒人家也要用剪纸装饰头发，身上抹香，足履绣花等。

宋代男子一般的服饰主要有：衣、裳、袍、衫、襦袄、裥衫、直掇、道衣（袍）、鹤氅、背子、貉袖、蓑衣、腹围等。以下则要介绍。

衣和裳沿袭古制。宋代除了官服中的冕服（祭服）和朝服用上衣下裳外，一般很少穿用。但一些有身份的人家平时私居也有上衣下裳的穿法。这种人家的主人一般穿对领镶黑边饰的长上衣，配黄裳，燕居时不束带，待客时束大带。

袍，有宽袖广身和窄袖窄身两种类型，且如前述，有官职的穿锦袍，无官职的穿白布袍。宋代的袍长到脚，有单和夹，本来有棉絮的称袍，又叫长襦，唐以后有钱人用锦做袍，叫锦袍了；一般人穿粗布袍，颜色以黑白两色为主。宋代承袭其制，总体上是圆领，右衽，且有大袖广身和窄袖紧身两大类，具体式样和名称上还略有差异。一般百姓多穿交领或圆领的长袍，做事的时候就把衣服往上塞在腰带上。

作为男子日常衣着，衫在宋代品种、式样最多。根据原料质地分为布衫、罗衫、毛衫和葛衫。富贵人家穿的衫质料很考究，多用绸缎、纱、罗。根据用途有内用的汗衫和披在外面的凉衫。根据颜色有紫衫、白衫、青衫、皂（黑）衫、杏黄衫、茶褐衫等。紫衫本来是戎装，窄短，故又称“窄衫”，前后开衩以便于骑马，因为通常是紫色的所以叫紫衫。白衫就是凉衫，因为大都是浅白色的所以又叫白衫。《清明上河图》中，有头戴帷帽乘驴之女子也披“凉衫”。到宋孝宗时，规定白衫只作为吊慰凶丧时的服装，其他场合不再穿用。根据式样有交领和颌领形式。此外还有一种襕衫，就是在一般的衫下摆处加一条横襕，一般用白细布制作，圆领大袖。这种衫在宋代一般文士、书生常穿。因这种衫的样子接近官服，所以官员中也有很多人穿。还有一种叫帽衫，是因头戴乌纱帽，身穿黑色罗制圆领衫而得名。

襦、袄，为平民日常穿用的必备之服，有夹棉之分，质料有布、绸、罗、锦、丝和皮，用色有青、红、枣红、墨绿、鹅黄等几种。这两者的差别并不很大，后来就同称谓了。

短褐，为贫苦人服，是粗布或麻布做成的粗糙的衣服。因为它身狭窄，袖子小，所以又叫筒袖襦。同类的还有褐衣，不像短褐那样又短又窄，一般而言，凡不属于绫罗锦一类的衣料都可以叫褐衣。也有用细麻或毛织成的，文人隐士好穿，也是道家用的衣服之一。

直裰也叫直身，是比较宽大的外披长衣，由于下摆无衩、背部却有一直通到下面的中缝而得名。这是一种对襟长衫，袖子大大的，袖口、领口、衫角都镶有黑边，穿着时头上一般配一顶方桶形的帽子，叫做“东坡巾”。当时退休的官员、士大夫多穿这种便服。僧人也有穿直裰的。

道衣本是道家的法服，但在宋代并不专是道士穿的服饰，一般的文人都可以穿。它的式样是斜领交裙，四周用黑布做缘边，用茶褐色做成袍子的式样，所以又叫道袍。穿道袍时，有时要用丝绦系住腰。

鹤氅，本是一种用鹤羽或其他鸟毛合捻成绒织成的裘衣，十分贵重，在两晋南朝的时候就有了。式样是穿袖、大身，宽长曳地。后来虽改用其他织料制作，但还是把这种宽大的衣着叫鹤氅。直掇和道衣都是斜领交裙，而鹤氅则是直领下垂至地的形式。

宋代还有一种叫貉袖的衣服，这种衣服的特点是便于骑马，袖在肘间而长短到腰间，是一种比较短小紧身的服式。

宋代男子还喜欢用鹅黄色的腹围，称“腰上黄”。

1975年从江苏金坛地区出土了一座宋代儒生的墓葬，该墓墓主是一位八品以下官职的庶人子弟。由于葬者地位低下，出土的文物，从质量到数量均较为逊色。从古至今男性与女性在衣着储备上生前自然有别，但在死后更明显不同，这位儒生的陪葬品就具有这种男性特点。陪葬物中有单衫、夹衫、丝锦袍、短衣和无底的紬袜裤等，比较简单。衣物大多是合领、交领和圆领式样。整个服装以六幅素纱拼制而成，纱孔稀疏，似为夏季服装。衣襟部分结构较有特色：掀开表面一层衣襟，里面还有一层衣襟，两道衣襟一左一右，大襟交领，左右两襟对称，均用纽扣系在两边。

贵族裤子的质地也十分讲究，多以纱、罗、绢、绸、绮、绫，并有平素纹、大提花、小提花等图案装饰，裤色以驼黄、棕、褐为主色。平民劳作时着裤质地比较粗劣。

3.民服——女装

总的看来，宋代妇女的装束主要继承唐装遗制，女服仍以衫、襦、袄、背子、裙、袍、褂、深衣为主。绝大部分是直领对襟式，无带无扣，颈部外缘缝制着护领。服式采用衣袖相连的裁剪方式。有的限于面料的幅宽，因而在衣片的背部或袖椿部分采用接缝和贴边装饰。除了北宋时曾一度流行的大袖衫襦、肥阔的裙裤外，窄、瘦、长、奇是这一时期妇女服装的主要特征。

根据出土实物判断，宋代女装都在领边、袖边、大襟边、腰部和下摆部位分别镶边或绣有装饰图案，采用印金、刺绣和彩绘工艺，饰以牡丹、山茶、梅花和百合等花卉。宋代女装在装饰上的主要特点是清新、朴实、自然、雅致。

宋代贵妇的便装时兴瘦、细、长的款式，衣着的配色也打破了唐代以红紫、绿、青为主的惯例，多采用各种间色：粉紫、黑紫、葱白、银灰、沉香色等。色调淡雅、文静，合理地运用了比较高级的中性灰色调，衣饰花纹也由比较规则的唐代图案改成了写生的折枝在纹，显得更加生动、活泼、自然。

一般平民女子，尤其是劳动妇女或婢仆等，仍然穿窄袖衫、襦。只是比晚唐、五代时更瘦更长，颜色以白色为主，其它还有浅绛、浅青等。裙裤也比较瘦短，颜色以青、白色为最普遍。

当时许多服饰别出心裁，花样百出。以至于后来官府不得不下令规定：妇女的服色都服从丈夫的服色，平常人家的妇女不准穿绫缣织的五色花衣。但当时人并没遵守这个规定，时装兴盛的风气有增无减。当时还有偏好“奇服异装”的，这其中就包括与宋长期敌对的契丹服装。后来甚至需要皇帝亲自下一道诏令，规定凡有穿契丹族衣服的人都定为杀头之罪。这股风潮才渐渐平息。

衫是宋代女装最普通的衣式。宋代妇女的衫大多是圆领、交领、直领、对襟，腰身清秀苗条，下摆多，有较长的开躒，衣料一般是用罗、纱、绫、缣等轻软的料子，多半以刺绣为装饰。

女装中的襦与袄也是相似的衣式。襦的造型短小，一般仅到腰部，对襟，侧缝下摆处开躒，袖端细长，衣身也比较窄。襦还分单襦、复襦，单襦与衫相近，复襦与袄相近。通常贵族妇女的服色以紫红、黄色为主，用绣罗并加上刺绣。平常的妇女多以青、白、褐色为多，上了年纪的妇女也喜欢穿紫红色的襦。

袄大多是有里子或夹衬棉的一种冬衣，对襟，侧缝下摆开躒，又叫“旋袄”，可以代替袍。

宋代对袍的穿用是有限制的，除命妇可以穿外，民间女子是不准穿的。后规定命妇的袍色，三品以上是紫色，绣着仙鹤和芝草；三品以下一律用黄色，并不绣花样。至于平时袄的服色，除了白色规定作为“凶服”外，其余的没有什么限制，可以随个人的喜好来选择。

重庆大足石刻·宋代穿长袖襦的妇女

窄袖衣是宋代女子中普遍流行的一种便服。式样是对襟、交领、窄袖、衣长至膝。特点是非常瘦窄，甚至贴身。由于这种服装式样新颖又省料，所以很快就流行了起来，不但贵族女子喜欢穿，一般的女子也仿效。这也表明，宋代人注意经济实用，除了头髻外，穿衣尽量节约衣料，这样既便于行动，又凸显了女性的曲线美。这种单夹衣有前身短后身长的式样，也有无袖的大背心式样。

同时还流行着一种翻领款式取长至膝的窄袖衣。制作时在领襟上加两条窄窄的绣边装饰。翻领一般是三角形的，有时还要戴帔帛，腰里系绶，双双做成各种连环结。

宋末又流行一种窄袖衣，奇瘦，裹贴住身体，前后两侧缝的地方开衩，衣衩处有许多衣扣作为装饰，叫做“密四门”，人称妖服，是当时的奇装异服之一。

宋代的女装是上身穿窄袖短衣，下身穿长裙，通常在上衣外面再穿一件对襟的长袖小褙子，很像现在的背心，褙子的领口和前襟，都绣上漂亮的花边，时称“领抹”。

宋·《妃子浴儿图》表现的女装交领襦裙

宋代妇女的裙装与汉代妇女相似，都是瘦长、窄袖、交领，下穿各式的长裙，颜色淡雅。北宋时，妇女喜欢在裙子前面开衩，这样便于骑马，有钱人家的女子也爱在家里穿。这种习俗甚至到了元代（主要是在宫廷中）还仍然保留着。

宋代妇女以裙装穿着为主，但也有长裤。宋代妇女的裤一般都是不露在外面的，外面系着裙子，裙子大多把裤子都掩在裙内。虽也有单穿裤子不在外面穿裙子的，不过这是低等妇女的装束。宋代裤子的形式特别，上有绣花，而且还保持着无裆的裤。除了贴身长裤外，还外加多层套裤。受到封建礼教的影响，宋代汉族妇女开始有了缠足的习俗，因此裙长多不及地，以便露足。

当时妇女的贴身内衣有抹胸和裹肚。二者形状差不多，只是抹胸短小而裹肚较长。抹胸有时还可以穿在外面。宋代妇女等同男子一样在腰间围一个腰围，即“腰上黄”也有腰上系青花布的。

1975年在福建省的浮仓山出土了一座墓葬，众多的陪葬品几乎涵盖了宋代女装的全貌。这是一座十分有研究价值的宋墓，墓主是一位因难产而死的少妇——黄癉，是南宋时期的贵族妇女。墓葬中的陪葬品的数量和质量都是上乘物品，出土的衣装配件十分齐全。长衣、短衣、单衣、夹衣、棉衣其式样均具有宋代风格，每件还有不同变化。

4.军服

宋代的军服是在唐代军服的基础上经过改变形成的。宋朝的军队有禁军和厢军两大部分，禁军是皇家正规军，九品以上的将校军官，平时与各级文官一样，有朝服、公服和时服；战时则依据兵种和军阶不同，分别穿着各种铠甲。宋代的铠甲有皮制和铁制的两种。开始的铠甲只有表皮没有衬里，穿用时与皮肤接触容易磨损，后用绸做衬里。宋铠甲比隋唐时又增加了许多名称，比如钢铁锁子甲、连锁铠甲、明光细网甲、金装甲、长短齐头甲、黑漆濒水山泉甲、明举甲、步人甲等数种。据《宋史·兵志》记载，宋代一套铠甲的总重量达45斤至50斤，甲叶有25片，制造时费工作日120个，花用经费三贯半。

根据宋绍兴四年（1134年）年的规定，步人甲由1825枚甲叶组成，总重量近60斤，同时可通过增加甲叶数量来提高防护力，但是重量会进一步上升。为此，皇帝还亲自赐命，规定了步兵各兵种的铠甲重量。尽管如此，单以重量而言，宋代步兵铠甲还是中国历代士兵中铠甲中最重的。

此外，根据《梦溪笔谈》记载，北宋年间，西北青堂羌族还善于制造一种瘊子铁甲，铁色青黑，甲面平亮，可以照见毛发，在五十步之外，以弩箭射击，铁甲面不会有一点损伤。

南渡之后，南朝小朝廷一直处于孱弱状态，根本无心顾及军备生产，铠甲制造技术开始进入停滞状态。当然，造成铠甲停滞的另一原因是火药的发明。南宋时火药的杀伤力已有很大的提高，铠甲在战争中的防御作用越来越小，尽管以后还使用了数百年，但已不像以前那样那么重视了。

厢军是地方州县军，军服和铠甲的装备都比较差。他们的军服衣身长短不一，紧身窄袖。所着的甲胄是仿战将的样式，不用皮或铁做甲片，而用粗布做面，细布做里，然后在甲面上用青、绿颜色画出甲片形状。

第三节　北方三朝——辽金西夏的服饰

宋、辽、金、西夏并立的时代，是中国历史发生急剧变化的时代，历史学家们往往将其视为第二个“南北朝时期”。盛唐的衰落，少数民族政权的相继崛起，宋政权的软弱等等，所有这些却造就一个共同的结果：少数民族和汉民族之间的文化传承与交融。而这种文化上的传承和交融，也自然体现在服饰上面。

辽代服饰

辽的服饰受盛唐风格的影响极为显著。从内蒙古巴林右旗友爱辽墓出土的木板画《侍女图》来看，侍女乌发浓重，束高髻，髻顶有白色环状饰，下系红色带，带边饰黄色联珠纹。髻前两鬓插半圆形梳，左梳红色，右梳淡绿色。上身外着乳白色短襦，直领，淡绿色边，襦下为绛紫色地淡绿色团状牡丹花纹夹衣，胸前领后露出红色衣里，衣下部两侧开欹，分前后两片，底缘半圆形。内穿长裙，足穿绛紫色敞口鞋。胸前露墨绿色护胸，外缘淡黄色。于夹衣外胸前结红边橘黄色长带，带头并列下垂。这种妆饰与衣着特征颇具唐代侍女遗风。

此外，在内蒙古赤峰宝山辽壁画墓的2号墓《颂经图》中，盛装女子均容貌丰润，发型讲究，着宽大衣袍，犹如唐代仕女画翻版。全图围绕颂经贵妇展开。贵妇云鬓抱面，所梳发髻的正面上下对插两把发梳，佩金钗。弯眉细目，面如满月。红色抹胸，外罩红地球路纹宽袖袍，蓝色长裙，端坐于高背椅上。贵妇前侧并立4人，前2人为男吏，头戴黑色展脚幞头，分着红色、深褐色衣袍，表情谦和。后2人为侍女，一人着红袍，一个着浅色袍，均面向女主人拱手恭立。贵妇身后侍立二女，一持扇，一捧净盆。上述侍女除持扇者梳双髻外，其余发型均与女主人相同，着服亦为宽袖袍配长裙。这些都是汉族服饰的风格，但在辽墓壁画中却有所反映。

内蒙古巴林右旗友爱辽墓木板画《侍女图》

辽耶律羽墓中的丝绸团窠和团花图案，也从服饰图案上表明了辽与唐的不解之缘。在唐代，团窠成为一种将圆形主题纹样和宾花纹样作两点错排的图案形式的通称，而与此相类似的具有圆形外貌的花卉图案，称团花更为合适。耶律羽之墓中的团窠卷草对凤织金锦、绢地球路纹大窠卷草双雁乡、黑罗地大窠卷草双雁蹙金乡、罗地凤鹿绣、簇六宝花花绫等，基本上属于团窠或团花图案的范畴。这显然是对唐代团窠和宝花图案的直接继承，受到了唐代晚期丝绸花鸟图案中穿花式纹样的影响。

内蒙古赤峰宝山辽墓2号墓壁画《颂经图》

到了辽宋并立时期，契丹人和汉族之间的交往更为频繁。在两国关系缓和时期，还在边境地区设立榷场，形成“茶马互市”。宋辽服饰之间的相互融合就是在这样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展开的。

在汉族服饰和本民族传统的影响下，辽的服饰形成了独特的汉胡杂糅风格。根据接受汉服影响深度的不同，可以把辽的服装分为北班与南班两种类型。北班服饰为契丹族的“国服”；南班服饰则被称为“汉服”。北班服饰以长袍为主，男女皆然，上下同制。一般都是左衽、圆领、窄袖。袍上有疙瘩式纽襻，袍带于胸前系结，然后下垂至膝。长袍选用的色系一般比较灰暗，有灰绿、灰蓝、赭黄、黑绿等几种，纹样也比较朴素。贵族阶层的长袍，大多比较精致，通体平锈花纹。也有出现龙纹的，这反映了两民族的相互影响。

南班服饰不仅百姓可穿，汉族的官吏也同样可以穿。

宋朝流行的服饰诸如男子戴的幅巾，女子用以包裹发髻的巾袱，百裥裙，旋裙以及宫廷舞乐者的穿戴等自然会很快传入辽朝。根据《契丹国志》等书的记载，就连契丹国主也受到影响，在外出射猎时也头裹诸如汉人戴的幅巾。在契丹画家胡环所绘《旧歇图》里就有戴幅巾的契丹人物形象。

包髻是宋代妇女用以包裹发髻的巾袱。在辽墓出土的壁画中，也常常见到妇人包髻的形象。例如河北宣化辽代5号墓的后室西南壁壁画上，画有一桌，桌后站一妇女，黄色扎巾；桌右妇人包髻。察右前旗豪欠营6号辽墓出土的鎏金铜面具的上部，有一圈宽8厘米的帽状巾帻。帽状巾帻由四层丝织物组成，内絮丝绵，厚约0.3厘米。河北宣化下八里辽韩师训墓的后室西南壁上，也在画面右端描绘有一妇人头部包髻的形象。由此不难看出，在当时，契丹妇女受宋影响也养成了包髻的习惯，北宋大都市妇女，除了爱好包髻，还特别重视花冠。河北宣化下八里辽金2号墓东南壁也画有一妇人头饰白色花。由此可见，宋人以花冠装饰发髻的习尚也对辽代妇女产生了影响。

百裥裙始于六朝，至宋大兴。这种裙在辽金墓中也有所反映，如河北宣化下八里辽金3号墓东壁壁画上的妇人：头束髻，上身着蓝色左衽短襦，不系裙腰之中；下身穿红色蓝花百裥裙，足着团体色鞋。同为河北宣化的张文藻壁画墓，其后室南壁壁画里的挑灯侍女穿的也是百裥裙。宋代流行的裙式中还有以裙两边前后开衩的“旋裙”。这种旋裙在辽金墓中也有所体现，如河北宣化下八里辽金6号墓西壁画有《散乐图》：舞蹈者梳髻，上穿绿色交领短衣，下穿杏黄色旋裙，绿地白圈红点裤，红色蔽膝，黑色鞋。10号墓中也有类似的发现。

花脚幞头在宋代是宫廷舞乐者所戴的一种幞头，在河北宣化下八里辽金6号壁画墓中，西壁《散乐图》中的乐队7人：均头戴形状各异的花肢幞头，上插花卉，眉间涂一黑点。10号壁画墓中前室西壁男装女乐亦戴类似的花脚幞头。

1971年在河北张家口市宣化区下八村里发现的辽墓，是一座汉族男子的墓葬。墓主是一个辽王朝的官吏。在他的陵寝四周的墙壁上，画满了各色人物，大多为汉族装束：男子或束发髻，或戴幞头，通穿圆领长袍；妇女梳髻，髻上插有发饰，耳垂挂有耳饰，身穿窄袖短襦，下穿曳地长裙，在腰的左侧，还垂有一条绶带，带上打有一结。

在辽代，服饰还是身份地位和阶级关系的反映。从辽庆陵壁画中我们可以看到，人多穿小袖，有裹巾子的，有髡发露顶的。这与当时人的身份地位相关。契丹本部的身边侍从，有品级的才许使用巾裹，一般仆从及本族豪富也必露头，即使身为富豪，也需向政府进献大量财富才能取得戴巾子资格。另外，内蒙古库伦旗七号辽墓墓道西壁壁画中，以墓主人和侍从的形象刻画，则深刻反映了主仆之间的阶级关系：

墓主人身着淡蓝色圆领窄袖长袍，足登红靴，左手挎带、右手端红色方口圆顶帽；墓主人身后一侍从，戴黑色巾帻，内穿蓝色中单，外着淡蓝色交领窄袖长袍，外套蓝色交领半臂，围捍腰，袍襟掖于腰部，缚裹腿，穿麻鞋。左手持蓝伞荷肩，右手握拳至胸前。主仆的地位悬殊，从各自的装束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古代绘画中的人物服饰

辽的服饰中还体现了宗教信仰。在其宗教信仰上，一方面契丹人保留了较多的原始及民族传统宗教的成分，另一方面则逐渐接受中原地区的宗法性国家宗教的影响，形成一种混合的形态。这种混合信仰也体现在辽的服饰形制上——在辽的服饰中，对于萨满教、佛教及道教都有或多或少的反映。

契丹人早期信奉萨满教。萨满教是由萨满扮演重要角色的一种宗教形态，以萨满和神相通，代神说话，驱魔消灾，为民求福为特色。萨满教的法具有很多，其中法帽（又作“神帽”）是最具代表性的法器之一。早期辽墓出土的鎏金银冠，在造型上与“神帽”较为相似，有可能就是从“神帽”衍变而来的。如辽宁朝阳前窗户村辽墓出土的随葬器物中，有一顶双凤戏珠纹鎏金银冠，高20、周长62、径19.4厘米。冠面正中悬一火焰珠，两侧双凤相对，昂首展翅，长尾，中有云气浮动，周边压印卷云纹，上宽下窄，装饰图案疏密有致，线条流畅，形象生动，制作精致。据介绍这顶鎏金银冠出于棺内朝东向死者头部。这与中原墓葬墓主头朝北向截然不同，表明墓主是信仰萨满教的人。辽宁建平县张家营子辽墓出土过一种双龙戏珠纹的鎏金银冠，其形制、大小，都与前窗户村辽墓出土的这一种相仿。

辽国自太祖皇帝起世代崇信佛教，对佛教皆采取支持、保护政策。辽国对佛教的信仰，在其服饰上同样也有一定的反映。在辽代早期的墓葬诸如耶律羽之墓出土的随葬品中，发现有盾形宝相花金戒指一枚，做工精致，花式边，中心模冲宝相花，周围在枝叶纹，指环饰卷叶纹。该墓随葬品中还有凸字形与桃形鎏金铜带扣各一个，其扣环正面皆模铸忍冬卷草纹。宝相花和忍冬卷草纹都是佛教的经典图案之一，将其运用在首饰和带扣上，可见当时人们对于佛教的信仰与倾向。在辽宁法库叶茂台辽墓的石棺内，有一具老年妇女的骨架，身上穿裹着十余件丝织品袍衫和裙裳，其中棉袍袍带的背饰为一件鎏金镶琥珀宝塔鸾凤纹银捍腰，后附罗衬，围于后腰。其面部锤錾出五个塔式建筑，刹如伞顶，檐有流苏，底为莲座，塔身镶琥珀，地錾鸾凤纹，此器两端分垂于膝下。

道教在辽朝的力量和影响比佛教要小得多，流行区域及人数也不能与佛教相比，尽管如此，它还是受到了统治阶级的欢迎，他们当中对道教感兴趣者不乏其人。据史籍记载，辽兴宗好道，甚至在夜宴时命后妃易装为女道士。在辽陈国公主驸马合葬墓出土的随葬物品中，有鎏金银冠和高翅鎏金银冠各一件。共中鎏金银冠用银丝连缀16处长镂雕鎏金薄银片制成。前面2片，左右两侧各三组6片，后面2片。银片边缘多呈云朵形，唯后面上片为山形。前面下片正中錾刻一道教人物像，并錾刻云朵、凤凰。而高翅鎏金银冠是用镂雕鎏金的薄银片制成。银冠旁边有一银质鎏金道教造像。像下为双重镂空六瓣花叶形底座，像后有背光，边缘有九朵卷云，或似九枝灵芝。造像人物高髻长须，身着穿袖长袍，双手捧物盘膝而坐。座底有二孔，与冠顶二孔相吻合，推测原应缀于冠顶。鎏金银冠和高翅鎏金银冠上的道教人物造像，表明陈国公主与驸马对道教的倾慕。

金代服饰

金人死后实行火葬，在北京、辽宁、内蒙古、黑龙江等地出土金代墓葬均有火焚迹象，故金国墓葬中遗存服饰实物的极少。我们今天对金代服饰的了解，主要依据历史文献。

金国为女真族国家，最初附属于辽，后来逐渐强大起来，开始对辽不断蚕食，最终联合北宋共同灭辽。

女真族发祥的东北地区缺乏种桑养蚕的条件，因此金人没有丝织的传统。所以“惟多织布，贵贱以布之粗细为别。又以化外不毛之地，非皮不可御寒，所以无贫富皆服之。富人春夏多以丝、锦衲为衫裳。亦间用细皮、布。秋冬以貂鼠、狐貉或羔皮，或作丝绸绢。贫者春秋并衣衫裳，秋冬亦衣牛、马、猪、羊、猫、犬、熊、蛇之皮，或趏、鹿、麋皮为衫。裤、袜皆以皮。”

自从女真人进入燕地，开始模仿辽国分南、北官制，注重服饰礼仪制度。灭辽战争中，金人感到北宋软弱可欺，故寻找借口，制造了侵宋战争，并最终迫使宋室南渡，放弃了淮河以北的国土。女真人由此进入黄河流域，又吸收了宋代冠服制度。因此，金朝服饰带有契丹、女真和汉族的多重特点。

皇帝冕服、通天冠、绛纱袍，皇太子远游冠，百官朝服、冠服，包括貂蝉笼巾、七梁冠、六梁冠、四梁冠、三梁冠、监察御史獬豸冠，大体与宋制相同。

公服的服色，五品以上服紫、六品七品服绯、八品九品服绿。款式为盘领横騪袍，窄袖、盘领、缝掖，即掖下不缝合，前后襟连接处作褶裥而不缺胯。衣长至中覭（即小腿胫骨间），便于骑马。在胸臆（膺）肩袖上饰以金绣。金世宗时曾按官职尊卑定花朵大小，三品以上花大五寸，六品以上三寸，小官则穿芝麻罗。腰带镶玉的为上等，金次之，犀角象骨又次之。一品束玉带，二品笏头球文金带，三、四品荔枝或御仙花带，五品乌犀带。武官一、二品玉带，三、四品金带，五、六、七品乌犀带。腰带周围满饰带版，小的间置于前，大的置于后身，带板的装饰多雕琢春水秋山等纹样。带上挂牌子、刀子及杂用品三至五件文官还要佩金银鱼袋。金之卫士、仪仗戴幞头，形式有双凤幞头、间金花交脚幞头、金花幞头、拳脚幞头、素幞头等。

金人的发式，据《大金国志》载“金俗……栎发（一作辫发）垂肩，……垂金环，留颅发系以色丝，富人用金珠饰。妇人辫发盘髻……自灭辽侵宋……妇人或裹逍遥巾、或裹头巾，随其所好。”

金代男子的常服通常由四个部分组成，即头裹皂罗巾、身穿盘领衣、腰系“吐骼”带（又译“陶罕”带）、脚着乌皮鞋。他们的形制（包括样式、色彩、纹样），都有一些特点。

巾之制，以皂罗和纱为之，上结方顶，折垂于后顶的下面，两角各缀方罗，径二寸许，方罗之下各附带，长六七寸。在横额之上，或做成一个缩褶裥作装饰。显贵者于方顶部沿着十字缝饰以珠，其中必有大珠，谓之顶珠。带旁各垂络珠结绶，长度为带的二分之一。

金代服饰有一重要特征，是多用环境色，即穿着与周围环境相同颜色的服装。这与女真族的生活习惯有关：因女真族属于游牧民族，以狩猎为生，服装颜色与环境接近，可以起到保护的作用。冬天多喜用白色。春天则在上衣上锈以“鹘捕鹅”“杂花卉”及“熊鹿山林”等动物纹样，同样有麻痹猎物、保护自己的作用。

金代贵族服饰的装饰图案喜用禽兽，尤喜用鹿。在松花江下游奥里米金墓出土的玉透雕牌上，就雕有一对赤鹿，一只公鹿长角弓背，傲然挺立；一只母鹿回眸凝望，温文闲雅。左右两边各有一棵小树，表示鹿在林中栖息，具有游牧民族的装饰特点。兰州中山林金墓出土的雕砖上，也雕刻着大量的鹿纹。至于在山西稷山马村、化峪等地金墓发现的这种图案更多，鹿的形象也各不相同：或漫步缓行，或奔腾飞驰，富有浓厚的生活气息。这种装饰特点，在衣冠服饰上也得到充分的反映。鹿的图案大量被采用，除其本身的外形较为优美，便于用作装饰外，还有一个原因，即鹿与汉字的“禄”同音，富有吉祥的含意。本图所绘的裙字图案，即饰有鹿纹。明清时期，鹿的图案虽然没有被收进官员补服，但在民间仍属常用，比较多见的是将它与“福”字和“寿”字配合在一起，名谓“福、禄、寿”。

金代左衽窄袖袍、长裙

女真女子喜穿遍绣全枝花的黑紫色六裥雦裙，雦裙就是前引《大金国志》所说用铁条圈架为衬，使裙摆扩张蓬起的裙子，虽与欧洲中世纪贵妇所穿铁架裙支衬的部位不同，但可以想见是很华丽的。上衣喜穿黑紫、皂色、绀色直领左衽的团衫，前长拂地，后长拖地尺余，腰束红绿色带。许嫁女子穿褙子（称为绰子），对襟彩领，前长拂地，后拖地五寸，用红、褐等色片金锦制作。头上多辫发盘髻。女真侵入宋地后，有裹逍遥巾的，即以黑纱笼髻，上缀五钿，年老者为多。冬戴羔皮帽。皇后冠服与宋相仿，有九龙四凤冠、袆衣、腰带、蔽膝、大、小绶、玉佩、青罗舄等。贵族命妇披云肩。五品以上母妻许披霞帔。嫔妃侍从服云纱帽，紫衫，束带，绿靴。

西夏服装

建立西夏的党项羌原为游牧民族，建国以后一向以武功立国，但在经济生活与文化上逐渐受汉族封建体系的影响。到西夏中期的仁宗仁孝时期，由于崇尚儒学，实行科举取士，失去骑射尚武的传统，逐渐沉湎于安逸侈靡之中，自此走向衰败的道路。成吉思汗多次进攻西夏，到其子窝阔台称汗以后最终灭亡了西夏。为了对成吉思汗因进攻西夏受伤而死一事进行报复，蒙古军队在占领西夏以后对其境内的各种物质、文化设施进行了彻底的毁灭，导致西夏文物典籍几乎全部损失。因此，今天我们想要了解西夏的服饰文化，也只能从一些历史陈迹中见其一斑。

西夏的服饰实物，在考古发掘中尚无完整的发现，但西夏的洞窟壁画、木版画等人物绘画，却保留了不少党项族的着装人物形象。如莫高窟第109窟东壁西夏王及王妃供养像，西夏王高167厘米，头戴白鹿皮弁，穿皂地圆领窄袖团龙纹袍，腰束白革带，上系蹀躞七事，脚登白毡靴。手执香炉。身后侍从打伞撑扇，都戴白色扇形帽，窄袖圆领齐膝绿地黑小撮花衣，束蹀躞带，白大口袴，白毡靴。王妃鬓发蓬松，头戴桃形金凤冠，四面插花钗，耳戴镶珠宝大耳环，身穿宽松式弧线边大翻领对襟窄袖有袪曳地连衣红裙，手执供养花。这种衣裙与回鹘女装完全相同，可见她采纳了回鹘女装的格式。

考古发现的西夏服饰图样

敦煌当丝路要冲，西连回鹘高昌，李元昊于公元1036年攻取瓜、沙、肃三州，尽收河西地后，改革礼乐制度，其中自然也包括服制。西夏王穿汉式服装，因为他希望与中原皇帝平起平坐。而王妃穿回鹘装，则反映了西夏与回鹘在军事、经济、宗教、文化方面关系密切。

又如敦煌莫高窟第148窟男女供养人为西夏高级官员，男戴有檐小毡冠或扇形冠，穿圆领窄袖散答花袍，腰束绅带，绅带外再束蹀躞带而不挂蹀躞七事。脚穿皂靴，女戴桃形金凤冠或金花冠，广插簪钗，耳挂耳坠，穿大翻领窄袖宽松式回鹘裙装，女子发式，或宽鬓掩耳，或鬓发垂髻，余发披于后背。

知识链接

敦煌莫高窟

莫高窟坐落在河西走廊西端的敦煌，以精美的壁画、塑像和丰富的文献闻名于世。它始建于十六国的前秦时期。前秦苻坚建元二年（366年），有位叫乐尊的僧人云游到鸣沙山东麓脚下。此时，太阳西下，夕阳照射在对面的三危山上，他举目观看，忽然间他看见山顶上金光万道，仿佛有千万尊佛在金光中闪烁，于是萌发开凿之心。此后历建不断，遂成佛门圣地。历经十六国、北朝、隋、唐、五代、西夏、元等历代的兴建，莫高窟形成了巨大的规模，俗称千佛洞。

莫高窟现存北魏至元的洞窟735个，分为南北两区。南区是莫高窟的主体，为僧侣们从事宗教活动的场所，有487个洞窟，均有壁画或塑像。北区有248个洞窟，其中只有5个存在壁画或塑像，而其他的都是僧侣修行、居住和亡后掩埋场所，有土炕、灶炕、烟道、壁龛、台灯等生活设施。两区共计492个洞窟存在壁画和塑像，有壁画4.5万平方米、泥质彩塑2415尊、唐宋木构崖檐5个，以及数千块莲花柱石、铺地花砖等，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佛教艺术圣地，被誉为“东方卢浮宫”。近代发现的藏经洞，内有5万多件古代文献，堪称20世纪中国最有价值的文化发现。

自元代以后，莫高窟鲜为人知，几百年里基本保存了原貌。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道士王圆箓发现“藏经洞”，洞内藏有写经、文书和文物四万多件。此后莫高窟引人注目。在发现藏经洞以后，王圆箓先是徒步行走50里，赶往县城去找敦煌县令严泽，并奉送了取自于藏经洞的两卷经文。王道士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引起这位官老爷的重视。可惜这位知县不学无术，只不过把这两卷经文视作两张发黄的废纸而已。1902年，敦煌又来了一位新知县汪宗翰。汪知县是位进士，对金石学也很有研究。王道士向汪知县报告了藏经洞的情况。汪知县当即带了一批人马，亲去莫高窟察看，并顺手拣得几卷经文带走。留下一句话，让王道士就地保存，看好藏经洞。两次没有结果，王圆箓仍不甘心。他又从藏经洞中挑拣了两箱经卷，赶着毛驴奔赴肃州（酒泉）。他风餐露宿，单枪匹马，冒着狼吃匪抢的危险，行程800多里，找到了时任安肃兵备道的道台廷栋。这位廷栋大人浏览了一番，最后得出结论：经卷上的字不如他的书法好，就此了事。几年过去了，时任甘肃学政的金石学家叶昌炽知道了藏经洞的事，对此很感兴趣，并通过汪知县索取了部分古物，遗憾的是，他没有下决心对藏经洞采取有效的保护措施。直到1904年，省府才下令敦煌检点经卷就地保存。这一决定和当初汪知县的说法一样，都是把责任一推了之。王圆箓无法可想，又斗胆给清宫的老佛爷写了秘报信。然而，大清王朝正在风雨飘摇之际，深居清宫的官员哪能顾得上这等“小事”。王圆箓的企盼如泥牛入海，杳无音信。

1907年，英国考古学家马尔克·奥莱尔·斯坦因在进行第二次中亚考古旅行时，沿着罗布泊南的古丝绸之路，来到了敦煌。当他得知莫高窟发现了藏经洞的消息后，找到了王圆箓，表示愿意帮助兴修道观，由此取得了王的信任。斯坦因被允许进入藏经洞拣选文书，最终只花了200两银两，便带走了24箱写本和5箱其他艺术品。1914年，斯坦因再次来到莫高窟，又用500两银两向王圆箓购得了570件敦煌文献。这些藏品大都被斯坦因捐赠给了大英博物馆和印度的一些博物馆。大英博物馆现拥有与敦煌相关的藏品约1.37万件，是世界上收藏敦煌文物最多的地方。1908年，精通汉学的法国考古学家伯希和在得知莫高窟发现古代写本后，立即从迪化赶到敦煌。他在洞中挑选了三个星期，最终以600两白银获得了1万多件堪称精华的敦煌文书，后来大都入藏于法国国立图书馆。

1909年，伯希和在北京向一些学者出示了几本敦煌珍本，立即引起学界的注意。他们向清朝学部上书，要求甘肃和敦煌地方政府立刻清点藏经洞文献，并运送进京。当地官员们这才明白了敦煌文献的重要价值，但他们却不是考虑如何去保护它，而是千万百计地想窃为己有。一时间官府的敲诈甚至偷窃成风，敦煌卷子因此流失更为严重。这是敦煌文献自发现以后最大的劫难。王圆箓也由于受了官府的骚扰，十分害怕，便将他认为最有价值的中文写本另外藏在一处安全的地方。清廷指定由甘肃布政使何彦升负责押运收集来的文物，但在押运沿途也散失了不少。到了北京后，何彦升和他的亲友们又攫取了一些。最后，1900年发现的五万多件藏经洞文献，最终只剩下了8757件入藏京师图书馆，现均保存于中国国家图书馆。

那些流失在中国民间的敦煌文献，有一部分后来被收藏者转卖给了日本藏家，也有一部分收藏于南京国立中央图书馆，但更多的已难以查找去向。王圆箓转移藏匿的写本，在1911年和1912年大都卖给了日本人吉川小一郎和橘瑞超，其余的则在1914年又卖给了斯坦因。1914年，俄罗斯的奥尔登堡对已看起来空空如也的藏经洞重新进行了深入挖掘，又获得了一万多件文物碎片，它们目前藏于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

除了藏经洞文物受到多方瓜分，敦煌壁画和塑像也蒙受了巨大的损失，目前所有唐宋时期的壁画均已不在敦煌。伯希和与1923年到来的美国人兰登·华尔纳先后利用胶布粘取了大批极具价值的壁画，有的甚至只揭取壁画中的一小块图像，严重损害了壁画的完整性。王圆箓为打通部分洞窟也毁坏了不少壁画。1922年，莫高窟中甚至一度关押了数百名俄罗斯沙皇军队士兵，他们在洞窟中吃喝拉撒，烟熏火燎，破坏也很大。1940年至1942年，国画家张大千曾两次赶赴敦煌莫高窟描摹壁画，发现部分壁画有内外两层，他便揭去外层以观赏内层，剥损的壁画总共约有30余处。经过各个历史时期的人为损毁，莫高窟和敦煌艺术的完整性遭到严重破坏。

安西榆林窟第29窟西壁南侧分上下两列画着女供养人，上方三身有西夏文题记：“女金宝一心归依”、“媳妇赖氏××一心归依”。原她们都戴尖圆形金冠，右边插花簪，耳垂耳坠，云鬓广额，穿交领、领口镶宽花边、右衽、窄袖、左右开衩的衣锦袍，袍内穿百褶裙，裙两侧和前方垂绶，脚穿翘尖履，合掌捧供养花，她们的服装就是党项羌的民族服装。同窟西壁北侧分上下两列画男供养人，上列三身，前两身高73.3厘米，第三身略低。西夏文题记知道是瓜州和沙州监军司官员父子孙三代，头戴毡帽，身穿圆领长袍，前两身帽前有金花为饰，腰有腰袱，腰带前有垂绅及地，脚穿皂靴。后一身腰间无腰袱，帽前无金饰。身后随从三人，其中两人髡发，一人戴巾帻，两人穿圆领齐膝衣、长裤、绑腿、麻线鞋，一人穿圆领长衫，腰带，皂靴。安西榆林窟第2窟有一对西夏武官和命妇供养人像，男戴毡帽，穿交领右衽袍，腰有腰袱（捍腰）、绅带两端前垂、绅带外加饰有圆銙的蹀躞带，脚踏乌靴。女梳高髻、簪有钿花，左右双插步摇簪，耳垂耳坠，颈挂念珠，穿交领右衽窄袖高开衩长衫，内衬中单、下穿百褶长裙，裙左右两侧佩绶，前方绅带双垂，脚穿翘尖靴。这类男女衣着，与1977年在甘肃武威县两郊林场西夏2号墓室出土的彩绘木版画五男侍图及五女侍图所穿衣着款式相类。西夏劳动人民，男子一般穿短襦短衫，小口长裤，有的小腿束绑带，足穿草鞋，女子则穿裙衫。在安西榆林窟第3窟内室东壁南端千手千眼观音像法光两侧，画着非常写实的犁耕图、踏碓图、锻铁图、酒图，可见到西夏劳动者一般的着衣情况。

西榆林窟第3窟千手千眼观音像及法光内的西夏人物

北方三朝的军服

据《辽史》记载，辽在契丹国时，军队就已使用铠甲，主要采用的是唐末五代和宋的样式，以宋为主。铠甲的上部结构与宋代完全相同，只有腿裙明显比宋代的短，前后两块方形的鹘尾甲覆盖于腿裙之上，则保持了唐末五代的特点。铠甲护腹好像都用皮带吊挂在腹前，然后用腰带固定，这一点与宋代的皮甲相同，而胸前正中的大型圆护，是辽代特有的。辽代除用铁甲外也使用皮甲。契丹族的武官服装分为公服和常服两种，样式没有明显不同，都是盘领、窄袖长袍，与一般男子服饰相同，可能常服比官服略紧身一些。这两种都可作战服。

金代早期的铠甲只有半身，下面是护膝；中期前后，铠甲很快完备起来，铠甲都有长而宽大的腿裙，其防护面积已与宋朝的相差无几，形式上也受北宋的影响。金代戎服袍为盘领、窄袖，衣长至脚面；戎服袍还可以罩袍穿在铠甲外面。

西夏武士所穿铠甲为全身披挂，盔、披膊与宋代完全相同，身甲好像两裆甲，长及膝上，还是以短甲为主说明铠甲的制造毕竟比中原地区落后一些。西夏的官服为也可作戎服，如辽代的契丹服一样，两者无明显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