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明清时期的名相

明初的宰相胡惟庸因为骄横跋扈，令明太祖朱元璋采取“极端措施”，将丞相一职彻底废除，并严禁后人恢复。但无论是明朝的内阁首辅大臣还是清朝的军机处大臣，随着时间的推移，实际上已经具备了甚至超越了以往各朝各代宰相的权力：严嵩能够扰乱朝纲，张居正可以进行改革，和蒙上欺下，李鸿章厉行洋务，这些都是很好的佐证。直至袁世凯颠覆清朝，封建君主专制的废除，作为皇权附庸的宰相制度才彻底消失殆尽。

第一节　明朝的“宰相”

裁决入流，功高骄败：李善长

李善长（1314—1390年），字百室，定远（今安徽定远）人。

他青壮年时代爱读书，有智计，具有法家思想，说话做事常常高人一头，很有名气。朱元璋参加红巾军起义，升任郭子兴帐下的镇抚总管，率兵南下定远、滁州（今安徽滁县），扩展地盘。李善长发现朱元璋雄才大略，绝非等闲之辈，因而主动迎谒。朱元璋知道他在定远很有声望，以礼相待，留掌书记，为心腹参谋，筹划一切，主管军饷。

李善长也确有才干，多方打点，保证了朱元璋的军饷供应。同时积极为朱元璋物色人才，协调彼此间的关系，使这支起义军的力量迅速壮大起来。

郭子兴死后，朱元璋升任元帅，外出征战，必以李善长为留守，负责后方的军政事宜。朱元璋南渡长江，攻取集庆路（今江苏南京），改名应天府，建立了江南行省。李善长从元帅府都事升任行省参知政事，军机退进、赏罚章程，朱元璋大多听从他的意见。

至正二十四年（1364年），朱元璋打败陈友谅以后，自称吴王，建立了一整套封建统治机构。李善长升任右相国，为朱元璋规划统一天下的长远大计。由于他“明习故事，裁决如流，又娴于辞令”，所以“将吏帖服，居民安堵”。他奏请制定盐法、茶法、制钱法、冶铁法等，废除元朝的弊政，减轻农民的负担，因而“国用益饶而民不困”。

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底，朱元璋征讨割据势力和北伐元朝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遂即皇帝位，并于次年正月，定国号为明，以应天府为国都，改元洪武。洪武三年（1370年），明太祖大封功臣，说：“善长虽无汗马之劳，然事朕久矣，给军食，功甚大，宜进封大国。”于是授其“开国辅运推诚守正文臣”的称号，进光禄大夫、左柱国、太师、中书左丞相，改封韩国公，岁禄四千石，子孙世袭，并赐铁券，可免两次死罪。当时封为公爵的共有6人，李善长位列第一，人们普遍地把他比作西汉的萧何，褒誉如潮。

李善长为相，最大的贡献在于参与制订明朝初年的礼仪制度和各项政策，使封建统治秩序很快走上正轨，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但是，他“外宽和，内多忮刻”，不能和同僚合作共事，缺少“宰相肚里能撑船”的胸怀，犯了宰相第一大忌。参议李饮冰、杨希圣受到明太祖的赏识，李善长担心他俩会威胁到自己的相位，小题大做，随便栽了个罪名，奏请将二人罢黜，驱逐出朝廷。刘基也是一位能人，深得明太祖宠信。李善长出于同样的原因，进行诋毁和打击，迫使刘基请求隐退。此外，他还排斥张昶、杨宪、汪广洋等，人为地制造了朝臣间的矛盾和隔阂。而且，他“贵富极，意稍骄”，把谁都不放在眼里，这引起了明太祖的厌恶。洪武四年（1371年），李善长生病，明太祖恰好有了借口，罢了他的宰相职务。

暗酿连谋，咎由自取：胡惟庸

李善长罢相后，明太祖以汪广洋为右丞相，胡惟庸为左丞相。

胡惟庸（？—1384年）也是定远人，娶了李善长弟弟李存义的女儿，算是李善长的从女婿。当初朱元璋领兵南下，经李善长推荐，胡惟庸到了朱元璋手下，历任主簿、通判、知县等官。明太祖开国后，胡惟庸进位太常少卿。

洪武三年（1370年），还是李善长的推荐，胡惟庸升任中书省参知政事。此人心术不正，渴望拥有更大的权力，出任左丞相后，明里暗里排挤汪广洋。洪武六年（1373年），汪广洋出镇广东，胡惟庸独专中书省事。这时，他故意显能，迎合上意，宠遇日隆。明太祖受其蒙蔽，当年就提升他当了右丞相，而且一当就是七年。

洪武十年（1377年），明太祖曾再任汪广洋为右丞相，胡惟庸改任左丞相。但是，汪广洋为人平庸，生杀黜陟，皆由胡惟庸专断。大臣奏事，必先告知胡惟庸，否则就无法见到皇帝，更严重的是，胡惟庸利用权势，拉帮结派，陷害忠良，名臣刘基就是被他派人毒死的。胡惟庸的种种恶迹，汪广洋知情不报，实际上起到了庇护和帮凶的作用。洪武十二年（1379年），明太祖追查刘基的死因，遂把汪广洋处以流放，继赐死。

胡惟庸从汪广洋之死中嗅出了凶险的气味。他由此萌生出异志，网罗党羽和武士陆仲亨、费聚、涂节、陈宁、刘遇贤、魏文进等，私下招兵买马，偷阅天下兵马图册，积极为谋反做准备。他甚至派人称臣于北元政权，密通倭寇，请兵为外应。他还通过岳父李存义，拉拢李善长参加谋逆集团。李善长大惊失色，说：“尔言何为哉？若此，九族皆灭！”可是，这位年老的故相也忒糊涂，对于这样的大事，居然不向明太祖报告，从而铸成大错。

洪武十三年（1380年）正月，胡惟庸准备就绪，只需一声号令，便可造反。恰在这时，他的儿子在大街上驰马，坠车而死。胡惟庸怪罪于车夫，杀了车夫偿命。明太祖大怒，追究宰相的罪责。胡惟庸请求多给车夫家属金帛，不获允许。这样，胡惟庸只有狗急跳墙，铤而走险，孤注一掷了。

胡惟庸暗设计谋，决意杀害皇帝。这天，他奏告明太祖说：“臣府井中冒出一股醴泉，古云：天降甘泉，地出醴泉，国家瑞兆也。故请皇上驾幸臣府，一睹为快。”明太祖一时高兴，忘了胡惟庸还是待罪之身，乘车就要前往。一名叫做云奇的宦官知道内情，向前拦住车驾，因为过分紧张，舌头发直，急得说不出话来。明太祖怒他失礼，命人拉开，处以杖击。云奇被打得气息奄奄，仍然手指胡惟庸府第的方向。明太祖顿有所悟，返回宫中，登高远眺，但见胡府隐隐伏有甲兵。他不由冒出一身冷汗，立刻发兵包围胡府，把胡惟庸及其家人都杀了。

胡惟庸伏诛，罪有应得。明太祖从中悟出个道理：大臣哪怕是开国大臣，一个也不可信。因此，他改革官制，废除中书省，也废除了秦汉以来的宰相制度，改设大学士，分掌宰相的职权；把原来由宰相统辖的六部（吏、户、礼、兵、刑、工）升格，直接听命于皇帝；同时改革兵制，使所有大权全都集中到自己一人手中，皇权统治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胡惟庸死后，其谋逆的罪行陆续被揭露出来，触目惊心。十年后，明太祖为了翦灭功臣，借机兴起大狱，凡与胡惟庸有牵连的人，全部处斩，共杀死三万多人。李善长尽管有免死铁券，也被赐死。

秉权二十年的奸臣：严嵩

明太祖朱元璋废除了宰相制度，改设华盖殿、谨身殿、武英殿、文华殿、文渊阁、东阁等大学士，备皇帝顾问，分掌原宰相的职权。明成祖时，命一些官员在文渊阁当值，参与机务，称内阁。明仁宗时，内阁权位渐高，入阁者多为尚书、侍郎，实际掌握宰相权力。其中，一人为内阁首辅，就是宰相，其他人则是副宰相。明世宗朱厚趈（cōng）时，奸臣严嵩为内阁首辅，专权乱政，祸国殃民，使明朝的社会危机进一步加深，国家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

严嵩（1480—1567年），字惟中、介溪，分宜（今江西分宜）人。明孝宗弘治十八年（1505年）中进士，步入官场。严嵩小有文才，明武宗时任南京翰林院事、国子祭酒。明世宗嘉靖七年（1528年），出任礼部右侍郎，改吏部左侍郎，再任礼部尚书兼翰林学士。

明世宗迷信神仙道学，渴望长生不老，常命朝臣写些“青词”（祭文之类），祭祀天地神灵。严嵩善于此道，所写青词多合皇上口味。明世宗因此器重严嵩，加其官为太子太保。严嵩之子严士蕃，聪明狡诈，专摸皇帝的脾性。明世宗批阅大臣的奏书，爱用道家和佛家语言，群臣莫知其意。唯独严士蕃懂得其中奥妙，并让父亲按照旨意去做。这一招果然灵验，明世宗觉得满朝文武，只有严嵩才是具有真才实学的忠臣。

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夏言被罢相，明世宗便任命严嵩为武英殿大学士，成为内阁首辅。这时，严嵩已六十多岁，“不异少壮，朝夕值西苑椒房，未尝一归洗沐”。明世宗庆幸得到一位勤劳能干的宰相，从此二十多年不举行朝会，只在宫中求神拜佛，寻欢作乐，所有军国大事，统统交给严嵩处理。

严嵩迅速在自己身边培植了一群党羽，除了儿子严士蕃外，还有赵文华、鄢茂卿、罗齐文等。这几人无耻地认严嵩为义父，甘愿充当严嵩的政治打手。严嵩奉行“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哲学，凡是跟他过不去的人，一律贬黜和杀害。因此，百余位正直的、有功的大臣均栽在他的手里，大多死于非命。

严嵩雕像

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蒙古大举入侵，兵锋进至北京郊区，烧杀抢掠，气焰十分嚣张。严嵩奏请明世宗，让自己的亲信仇鸾为大将军，节制各路兵马。兵部尚书丁汝夔、兵部侍郎马守谦向严嵩请示战守之策。严嵩说：“塞上打了败仗，可以隐瞒；失利辇下（指京城），皇上必知。敌虏抢掠够了，自会退去，不用管他。”丁、马二人以为这是皇上的旨意，自然不敢言战，只命将士坚壁守御，甚至不发一箭。蒙古军队纵横京郊，烧杀抢掠整整八天，然后押着掠得的无数辎重返回大漠。严嵩欲使仇鸾建功，命其追击。不想仇鸾是个草包，追击受挫，死伤千余人。为了冒功，他竟收斩遗尸八十余具，谎称大捷。严嵩立刻报告明世宗，使仇鸾加官为太保。丁汝夔、马守谦感到事关重大，准备奏报实情。严嵩大怒，先发制人，以“消极怯战”为由，把丁、马两位高官弃市。那个仇鸾也与严嵩约为父子，得意忘形，居然到处吹嘘严士蕃贪婪暴虐的内情，这引起了严嵩的愤恨。两年后，仇鸾病死。严嵩指使锦衣都督陆炳，揭发仇鸾曾经通敌纳贿。于是，明世宗命把仇鸾破棺戮尸，传首九边。

严嵩的儿子严士蕃，其貌不扬，身体肥胖，一目失明，无功无德，却任尚宝少卿，进至工部左侍郎。他的能耐就是揣摩皇上的心理和爱好，然后指导父亲的言行，千方百计地讨好皇上。因此，时人称严嵩为“大丞相”，严士蕃为“小丞相”。这个恶少依仗父亲的权势，招权纳贿，专干卖官鬻爵的勾当，行贿求官之人，络绎不绝，门庭若市。严士蕃由此聚敛了巨额财富，自家居所富丽堂皇，犹如宫禁。而且欺男霸女，拥有数十房妻妾，另见美貌女子，一概强抢入府，恣意凌辱。什么天理，什么法纪，在严士蕃眼里，都不存在，一钱不值。

严嵩父子操纵权柄，败坏朝纲，杀戮大臣，呼风得风，唤雨得雨。很多人上书弹劾过他们的罪行，均遭严嵩的毒手。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兵部员外郎杨继盛满腔怒火，愤然上书，再次弹劾严嵩的“十罪五奸”。弹劾奏书最后请求或将严嵩正法，或令严嵩致仕，说：“陛下奈何爱一贼臣，而使百万苍生，陷于涂炭哉？”明世宗看到了这份奏书，召问严嵩。严嵩假装惶恐，大喊冤枉，并且反咬一口，攻击杨继盛心怀叵测，无端诬陷辅臣，恳请皇上明察。明世宗一门心思向往成仙，根本不知朝事，袒护严嵩，反命将杨继盛处以廷杖，再交刑部审讯定罪。审讯进行了三年，人人以为杨继盛蒙冤。严嵩的心腹胡植、鄢茂卿说：“公不见养虎者邪？将自遗患！”严嵩咬着牙说：“不错，是这个理！”恰巧，明世宗决定杀害抗倭将领张经和李天宠。严嵩把杨继盛的名字添加进去，获得“朱批”（皇帝御笔）。可怜杨、张、李三人，同日被弃市。

凡是权臣必有野心，严嵩已是老态龙钟，便寄希望于儿孙。严士蕃幼子严鹄，深得严嵩喜爱。严嵩竟然在府中仿设朝廷，让孙子戴金冠，穿龙袍，做起了“小皇帝”，全家人跪拜，高呼万岁。

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严嵩父子的种种不法行为终于暴露。御史邹应龙掌握了大量证据，义正词严地弹劾严嵩父子。术士蓝道也在宫中进言，陈述严嵩的罪恶。明世宗说：“天下为何不治？”蓝道假装求神，说：“原因在于严嵩父子弄权。”明世宗说：“上仙为何不惩治他们？”蓝道说：“上仙明示，留待陛下惩治。”这使明世宗下了决心，诏令严嵩罢职，严士蕃下狱。

刑部官员大多是严嵩党徒，审讯严士蕃，只将其流放雷州（今广东海康）。严嵩回归老家分宜，请求把儿子流放至老家近处，未获批准。谁知严士蕃神通广大，滞留在南昌，派人把北京家产全部运走。有人说：“南昌具有王气。”严士蕃便在那里修建府第，大治园亭，“势焰不少衰”。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严士蕃的猖狂行径激怒了新任宰相徐阶等人，他们联名上书，再次揭露其“阴伺非常，多聚亡命，南通倭寇，北通贼虏”的罪行。明世宗这才下令，逮捕严士蕃，弃市，籍没家产，抄得黄金三万两，白银三百万两，其他珍玩无数。严嵩及孙子贬为庶民。严嵩风光一世，年过八旬，贫困交加，遭人厌恶，寄居于一处看墓人的石房中，两年后活活饿死。

改革变法，身死家破：张居正

张居正（1525—1582年），字叔大，号太岳，湖北江陵人。

张居正从小就被全家视为掌上明珠，爱护备至。无论是生活和启蒙学习方面，都得到特殊的照顾。由于天资聪颖，5岁时即被送到学校念书，入学后，张居正的天赋更加彰显，加之其学习用功，因此，不到10岁就懂得经书大义，诗词歌赋更是出口成章，信手拈来。

张居正故居北门

嘉靖十五年（1536年），12岁的张居正才华出众，以童试考中头名秀才，成为名震荆州的小秀才。嘉靖十六年（1537年）八月，恰逢三年一度的举人考试，张居正应试未中。嘉靖十九年（1540年），16岁的张居正又参加乡试，此次，张居正终于如愿高中举人。当时的主考官顾嶙对张居正说：“古人说，大器晚成，此为对中才的说法罢了。而你并非中才，乃是大才。你千万不能以此为满足，再不求进取了。”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张居正23岁时又考中二甲进士，授庶吉士，从此进入官场。

庶吉士只是一种见习的官员，没有实际的政务。而且作为一个新科进士，张居正没有发言权，也左右不了政局半分。但他那时却目睹了内阁大学士夏言与严嵩等人之间的明争暗斗，尤其是严嵩为了取得首辅地位竟然置国家利益于不顾，借收复河套之事陷力主抗蒙的夏言和曾铣于死地。残酷的现实使张居正认清了当时局势的紧张和政治的腐败。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徐阶从少傅晋升为太子太师，张居正也从翰林院编修升为右春坊右中允兼国子监司业。此时的国子监祭酒是新郑人高拱。1562年5月，御史邹应龙给了严嵩致命一击，在他的弹劾下，严嵩政权倒台了，徐阶进为首辅。不久，徐阶和高拱的对立逐渐尖锐起来。在明争暗斗中，高拱和徐阶相继罢职而去。

隆庆元年（1567年）二月，张居正晋升为左侍即兼东阁大学士，入内阁参与机要政务。张居正凭那套谨慎小心的作风，还是时时感到位置不稳。徐阶离任时曾托张居正照应自己的三个儿子，后来他的三个儿子都因犯事被问罪。在严重的局势下，张居正还是尽力为他们周旋。高拱的心腹们便在这件事上寻找机会，搜求张居正帮助徐阶的动机。

隆庆六年（1672年）五月，穆宗中风而亡，皇太子朱翊钧才10岁。这又是一个权力重新更替组合的时期，高拱和张居正的决战就在这个时期展开了。

冯保在这一时期起了重要作用。穆宗在世时，冯保屡次想升任司礼监掌印太监，都因高拱从中作梗而告吹。他现在有了报复的时机，他乘穆宗新丧的机会，在皇后、皇贵妃和张居正之间频繁活动起来。六月十六日，冯保向众臣宣读了皇后、皇贵妃和皇帝的手谕，指陈高拱揽权专政，蔑视幼主，下令革职回乡。

高拱被革职后，文渊阁仅剩下张居正一人独守，他也因此顺理成章地升为首辅。

张居正出任内阁首辅后，对朝中空议盛行、不务实事、人浮于事、政令不通的现状很是担忧。他下决心要彻底改革吏治，为其他改革铺平道路。万历元年（1573年）十月，张居正上疏请行考察绩效的“考成法”，神宗批准了他的请求。由于考成法赏罚分明，官员们办事的效率大大提高。明朝中叶以来，随着土地兼并的发展和吏治的腐败，豪强地主与衙门吏胥相勾结，大量隐瞒土地，逃避税粮，无名征求，多如牛毛，致使民力殚竭，不得安生。为削除这种现象，他首先在全国大量清查土地。万历十年（1582年），全国土地丈量工作基本完成。这次清丈查出隐占的田地300万顷，达到了预期的成功。虽然执行丈量的官吏有的改用小弓丈量以求田多，有的地方豪强也千方百计进行抵制，致使这一数字不很准确，但毕竟把大地主隐瞒的土地清查出一部分，对他们起了一定的抑制作用。

万历九年（1581年），张居正在清丈土地的基础上，在全国范围内实行赋役改革，推行著名的“一条鞭法”。早在嘉靖年间，潘季驯、海瑞等人就在广东、江南等地推行过“一条鞭法”，但把“一条鞭法”推向全国，并使其在中国历史上产生重大影响的却是张居正。

“一条鞭法”，即是将赋役中的各项名目，如杂泛、均徭、力差、银差等合为一种，一律征收银两，并以田赋分担徭役钱，二者有一定比例，或“丁四粮六”（即将徭役钱的十分之六摊入田赋征收），或“丁粮各半”。同时简化征收手续，由地方官直接征收赋役银。

推行“一条鞭法”时，张居正采取了循序渐进的策略。他在嘉靖、隆庆年间局部地区推行“一条鞭法”的基础上，于万历四年（1576年）先把“一条鞭法”推行到湖广。当时有人提到“一条鞭法”的不利，甚至有人说“一条鞭法”便于官而不便于民。张居正只是说：“法令贵在利民……所以近来拟旨说，如果有利于民，则听任推行，如果不利于民，就不必强行实施。”经过一年的推行，情况有了好转，说“一条鞭法”不利于民的人只有十之一二了。张居正对“一条鞭法”更加有兴趣，他说：“‘一条鞭法’如果真能适宜于人民，何须分什么南方与北方呢？”于是他下令将“一条鞭法”向更广阔的地域推广，至万历九年（1581年）正月，再用诏令通行全国，“一条鞭法”逐渐成为通行的制度。

张居正在改革整顿中得罪了不少人，他们对张居正的改革触及自己的利益十分仇恨，也有的人是因为与张居正政见不和，甚至嫉妒其才能和权力。他们认为张居正以宰相自居，挟天子以令天下，太专权霸道了。这些人都在伺机向张居正发难。后来，张居正的父亲去世，按旧例他要在家守孝三年，万历帝诏令张居正不必回家守制。正在张居正犹豫不决的时候，以吏部尚书张瀚为首的一批张居正的门生却对他刀剑相逼，逼他离阁回家守制。经受了几次门生发难的沉重打击和为父奔丧的长途跋涉，张居正不幸身患重病，卧床不起，经多方医治也不见好转。

张居正自知行将不起，遂连上两疏，恳求万历帝准允致仕归去，以求生还江陵故土，但万历帝始终不准，万历十年（1582年）六月二十日，张居正撇下老母去世，终年58岁。

张居正病重期间，明神宗万历皇帝十分伤心，送给他许多珍贵药物和补品。张居正病逝后，神宗罢朝数日，并赠他为上柱国，赐谥“文忠”。然而没过几个月，明神宗就变脸了，加上那些在改革中被张居正得罪的人添油加醋地告状，张居正立刻遭到自上而下的批判，万历十一年三月，明神宗诏夺张居正上柱国封号和文忠谥号，并撤销其第四子张简修锦衣卫指挥的职务，还抄了他的家。

但是，张居正的改革业绩有目共睹，不可磨灭。因此，明熹宗天启二年（1622年），熹宗帝下诏为张居正平反昭雪；崇祯三年，礼部侍郎罗喻义挺身而出为张居正论冤；崇祯十三年，崇祯皇帝终于下诏恢复张居正长子张敬修官职，并授予张敬修的孙子张同敞为中书舍人。

坚贞不屈的忠良：史可法

史可法（1601—1645年），字宪之，明神宗万历三十年生于河南祥符（今开封）。崇祯元年（1628年），二十七岁的史可法金榜题名，成为“天子门生”，被任命为西安府推官，从此踏上仕途。

由于父亲病故，史可法从崇祯十二年到崇祯十四年回家服丧守孝。丧期一满，朝廷立即予以重任，升任他为户部侍郎兼右佥都史，总督漕运，巡抚凤阳、淮安、扬州等地。当时漕运每年总是误期，难以准时上交运载物资，缺额以百万计。史可法到任后，马上罢免了三个不称职的督粮道，增设漕储道七人，亲自组织民工大规模地疏通南河，慎重挑选运官，革除漕运中侵钱占粮的种种弊端，使漕运的面貌焕然一新。

然而明朝已是千疮百孔，少数忠臣良将的励精图志已难挽其颓势。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李自成攻进北京城，崇祯帝知大势已去，连杀数名妃嫔，并刀劈爱女长平公主，最后自缢而亡。五月初三，众大臣议国事，推举内阁大臣，于是文武大臣推举史可法为吏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仍掌管兵部，高宏图为礼部尚书。

史可法任首辅，开始一系列的治理。在政治方面，主张裁撤东西厂、锦衣卫、西北镇抚司等特务机构，肃立官纪，以安人心；军事方面，主张裁汰南京内外守备、参赞等空费粮饷的虚衔，制定京营制度，充实海防；经济方面，主张在江北招募流亡百姓，开垦屯田，又制定新税法，废除“练饷”。大奸臣马士英本想通过拥立无能的福王以猎取权位，但谁知仍被派去督师凤阳，首辅之位由史可法担任。他顿时妒意大发，满腔怨气，最终把史可法排挤出内阁。史可法则以忠奸势不两立的姿态，自动请求督师江北，出朝镇守淮、扬。

弘光元年三月，雄据武昌的左良玉打着“清君侧”的旗号率师东下，声讨马士英、阮大铖，途中病死，其子左梦庚继续向南京进兵，马士英急调黄得功抵御左军。四月初，清军由亳州（今亳县）下颖州（今阜阳），兵锋锐不可挡。史可法连章告急，乞请朝廷选将添兵，阻止清军南进。但史可法的呼请得不到支持，马士英认为：“北兵至犹可议款，若左逆得志，若辈高官，我君臣独死耳。”弘光帝诏令史可法率军援助南京。史可法率军到达近郊，黄得功已破左军，弘光帝又命史可法回守防地，不必入朝。史可法登上燕子矶头，望着滚滚东去的长江，不禁泪流满面。

史可法像

满清豫王久闻史可法大名，多次致书史可法，要其为清廷效力。史可法采用国书形式予以拒绝，言辞慷慨。他随即呈报弘光帝，既激励朝廷自励，也表明自己忠于弘光的决心。

弘光元年四月，清军已渡过淮河，每日推进五十里，情势紧迫。史可法急忙回师扬州。四月二十一日，清豫王多铎率军进占泗洲（今安徽泗县）后，直逼扬州。总兵李栖风和监军副使高岐风投降清军，抗清力量大大削弱，且军心动摇。

史可法屡次上疏朝廷得不到支援，血书请援也没有结果。正在史可法焦急万分之际，有一位谋士向他建议，请决高邮湖，以灌清军。史公摇头回答说：“民为贵，社稷次之。”献策的人又向他建议，借湖水灌城，以作背城之战，史公拒不答应。他命刘肇基守北门，施风仪守便义门，黄位守钞关门，自己则坚守城墙低矮的西门。

当时，围城的清军兵力在十万人以上，而扬州守兵只有一万多人，尽管兵力悬殊，清兵仍遭受较大伤亡。满清豫王多铎先派降将李遇春带招降书到城下，史可法痛斥他“辜负朝恩”，表示坚守不屈。首次诱降未成，后来又数次派人送招降书至城内，史可法原封不动地将招降书扔入火中，毅然说：“我为朝廷首辅，岂肯反面事人？”二十五日，多铎下令总攻，城西北角被清军密集的炮火轰开缺口，清兵蜂拥而入。城陷，史公拔剑自刎，被参将许瑾双手抱住，鲜血已浸湿衣襟。史公又令德威杀之，德威已泣不成声，不忍下手。众将护卫史公到小东门，清兵迎来，他大呼：“史可法在此！”清兵将史可法绑至豫王营帐，临刑前，请求豫王多铎：“扬州百万生灵，既属于你，当示以宽，万不可杀。”说罢，他慨然就义于南城楼上。

史公就义后，他的部将、扬州百姓仍在苦战，不愿屈服于清军。文武官吏壮烈殉难者在两百人以上，悲壮场景到处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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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嵩为六必居题字

相传六必居是山西临汾人赵存仁兄弟于明朝嘉靖九年（1530年）在京城创办的，专卖柴米油盐酱醋六样生活必需品，所以起名“六必居”。

由于赵氏兄弟会经营管理，又由于六必居所处的地理位置好，所以买卖开张后，生意很兴隆。后来又扩充了门面，由原来的两间小店堂，前面扩为四间门面，后边又增设宽阔的后厂。买卖越做越大，但是店外的牌匾不像样子，想弄块好匾，请一位写字好的人写匾。

严嵩在没做官以前闲居在北京，时常来六必居喝酒，与六必居的掌柜和伙计都很熟悉。店里听说他写得一手好字，掌柜求他写了块匾。当时严嵩还是个小人物，所以没落款。还有一种说法是，六必居的匾是严嵩做官以后写的。据说严嵩爱喝六必居的酒，严府时常派人到六必居买酒。店掌柜想用严嵩的社会地位来抬高六必居的身价，就托严府仆人请严嵩为六必居写块匾。于是男仆就去求女仆，女仆又去求夫人。夫人知道严嵩不能为一个普通店铺写匾，就天天在严嵩面前反复练写“六必居”三个字。严嵩看夫人写不好，他就给写个样子，让夫人照着样子去练，于是严嵩书写的“六必居”大匾就这样写成了，所以没有题名。

自从严嵩手书“六必居”的黑底金字大匾挂出后，原来无名的小酱园身价倍增，六必居的名声很快传遍北京城，来买东西的越来越多。由于酱菜卖得快，以后就专营酱菜了。

第二节　清朝的名相

周敏勤慎，侍奉三帝：张廷玉

张廷玉（1672—1755年），字衡臣，号研斋，桐城（今安徽桐城）人，出身于官僚家庭。父亲张英官至大学士兼翰林院编修，为康熙帝最早选用的南书房翰林之一。张廷玉自小受到良好的教育，诚实正派，学识渊博。

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考中进士，步入官场，历任庶吉士、检讨、洗马、庶子、侍讲学士、内阁学士等职，入值南书房。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任刑部侍郎。期间，他赴山东处理一件大案：盐贩王美公等纠合一帮人，利用民间宗教，聚于运河一带，劫掠商旅。山东巡抚奉命镇压，捕捉150余人，以反叛案定为死罪。张廷玉经过审讯和调查，发现这是一起抢掠案，而非反叛案。因此只批准诛杀首恶7人，流放次恶35人，而其他受蒙蔽者，均予释放。这一处理，得到康熙帝的认可。次年，张廷玉调任吏部侍郎。

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康熙帝病死，其第四子爱新觉罗·胤禛即位，就是清世宗雍正皇帝。张廷玉升任礼部尚书，仍入值南书房。他出任顺天府乡试考官，出以公心，谨慎主持考试，圆满地完成了任务，因而又被授为太子太保，再兼任翰林院掌院学士，继调任户部尚书。

当时，江南地区还存在着零散的反清势力，他们不堪忍受朝廷的压迫和剥削，逃进深山老林，开荒种地，结棚而居，称作“棚民”。天长日久，棚民人数越来越多，其强悍者，不时外出剽掠，严重扰乱了社会秩序。张廷玉认为，这是一个不安定的因素，特向雍正帝建议：各地督抚应该选用一些能人，约束棚民的行为；最好把他们编入户籍，视为平民；对于其中读书向学、勇武有力者，酌情任用，以为朝廷效力；对于棚民的后代，也应给予文化教育，不得歧视。雍正帝采纳了这一建议，诏令各地督抚参考执行。从雍正四年（1726年）起，张廷玉陆续被授为文渊阁大学士、文华殿大学士、保和殿大学士，加少保衔，兼吏部尚书，成为朝廷重臣。

雍正帝即位后，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制，削弱内阁和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权力。首先收回诸王军权，八旗中除“上三旗”（正黄、镶黄、正白）原先就归皇帝直接统率外，又把“下五旗”（正红、镶红、镶白、正蓝、镶蓝）的统率权收归皇帝所有。接着在雍正七年（1729年），把南书房改称军机房，并在雍正十年（1732年），正式把军机房改称军机处。军机处成员由皇帝在满、汉大学士及各部尚书、侍郎中选定，名称有“军机大臣”“军机大臣上行走”等，为首者称“领班”，亦称“首枢”，也就是宰相，其他人则是副相。从此，大学士只有充任军机大臣，才有机会参预国家机务。张廷玉是最早进入军机房和担任军机大臣的官员之一。由于领班（首辅）通常由皇家亲王或满洲王公兼任，他们只是名义上的，不管具体事务，所以实际主持军机处工作的是张廷玉。

张廷玉为军机处制定了各项规制，主要是：军机大臣必须是皇帝的亲信，完全听命于皇帝；皇帝通过军机处，将机密谕旨直接寄给地方督抚，称“廷寄”；各地督抚也将重大事项，直接寄给军机处转呈皇帝，称“奏折”。军机处在奏折上拟旨，皇帝朱笔御批后，即下达执行，中间不再经过内阁这道手续。凡是军国大事，皇帝和军机大臣一起决断和处理，无需经过议政王大臣会议。军机大臣以下设若干辅助人员，称“章京”，任务是誊写谕旨，记载档案，查核奏议。张廷玉为相期间，身兼多职，公务繁杂，每天在官署时，总会有数十或上百名官员排队，等候接见、请示和汇报问题。即使坐在车上，也要批阅文书，处理事情。他的权力很大，但从不专权，一般事情自己决断，重大事情，必奏告雍正帝，执行皇帝的旨意，不打任何折扣。因此，雍正帝绝对信任张廷玉，曾御赐“天恩春浩荡，文治日光华”的对联。为了表彰其功劳，诏令张英祀京师贤良祠，并赐帑银，让张廷玉在家乡为父张英建祠。

雍正十三年（1735年），雍正帝病重期间，遗诏由张廷玉和另一位军机大臣鄂尔泰同为顾命大臣。遗诏特别强调张廷玉“器量纯全，抒诚供职”的品格，并作出一个异乎寻常的决定：张廷玉死后配享太庙。太庙是祖庙，供奉着清朝过世皇帝的灵位，极少数功勋卓著的满洲王公死后方可“配享”，外族人和外姓人死后，是没有“配享”资格的。雍正帝的决定是一破例，等于给了张廷玉最崇高的荣誉。

清高宗乾隆帝即位后，张廷玉仍为军机大臣，总理事务，受封三等子爵，准予世袭。乾隆元年（1736年），张廷玉任总裁的《明史》编纂定稿，开始付印。《明史》编纂始于顺治年间，先有万斯同、王鸿绪等编纂的《明史稿》。雍正年间，张廷玉出任总裁，以《明史稿》为蓝本加以增删，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全书332卷，本纪24卷，志75卷，表13卷，列传220卷，取材丰富，体例严谨，基本上反映了明朝历史的真实情况。除《明史》外，张廷玉还任《会典》、《皇清文颖》、《世宗实录》、《玉牒》等典籍的编纂总裁，算得上是一位成果丰硕的史学家。

乾隆十四年（1749年），张廷玉且老且病。他一辈子以国事为重，这时却生出私心，唯恐死后受到不公正的对待，请求乾隆帝赐一言为券，以作配享太庙的凭证。乾隆帝心中不乐，但还是写了手谕，重申雍正帝的遗诏。手谕写好，张廷玉没有亲自前来领取，只派了儿子张若澄入朝谢恩。这引起了乾隆帝的不快，“遂发怒，降旨诘责”。张廷玉听到风声，赶忙入朝谢罪。事后，满洲王公纷纷进言，要求削夺张廷玉的官爵，罢去配享太庙的资格。乾隆帝为了显示皇帝的威严，削夺了张廷玉的爵号，保留“配享”。

乾隆十五年（1750年）二月，乾隆帝因皇长子病死，心情悲痛。张廷玉恰在这时请求还乡。乾隆帝大怒，命把配享太庙大臣的名单送给张廷玉过目，让他审定自己配不配“配享”。张廷玉十分惶惧，疏请把自己的名字从名单中去掉，并予治罪。乾隆帝与大臣廷议，罢其“配享”，但不予治罪。偏偏这时候四川编修朱荃犯事获罪，而朱荃正是张廷玉推荐的，双方且是儿女亲家关系。乾隆帝因此切责张廷玉，收回历年来颁赐的诸物。

张廷玉是怀着惶恐、失落的心境回归老家的。从此，他深居简出，淡泊自适，不再过问世事。乾隆二十年（1755年）三月，平静地死于家中。这时，乾隆帝表现出了“宽宏”，仍然遵从雍正帝的遗诏，批准张廷玉配享太庙，赐祭葬，谥曰“文和”。

贪赃枉法，机关算尽：和珅

和珅（1750—1799年），满洲正红旗人，后因得宠于乾隆皇帝，上升为上三旗中的正黄旗。和珅自幼聪明，相貌出众，甚得人喜爱。和珅以祖上因功享有二等轻车都尉世职而做了皇帝出行护轿的校尉。

和珅读书不多，但记忆力强。有一次，乾隆皇帝出宫，坐在轿子里阅读各省的奏章。一份四川的奏章称，那里的农民造反，领头的“要犯”逃走了。乾隆看后十分生气，脱口说：“虎兕出于柙，龟玉毁于椟中，是谁之过欤？”周围的官吏弄不懂皇帝所说何意，都不敢回答。和珅知道乾隆所言出自《论语》，就上前以《四书》上注解之言应对说：“岂非典守者之过邪？”说明守土的官员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一句话得到乾隆帝的称赞，还把和珅叫到轿旁问话。乾隆帝见和珅口齿伶俐，对答如流，而且仪容俊雅，更加喜欢，当即提拔和珅做了仪仗总管。和珅摸透了皇帝的心思，处处按皇帝的意图办事，几个月后就又升为侍卫兼副都统。

到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和珅已为御前大臣、军机大臣、内务府大臣，赏戴一品朝冠。此时，云贵总督李侍尧贪污案发，和珅被乾隆帝派往云南进行查办。和珅办案精明干练，不仅查清了李侍尧贪赃枉法的事实，而且调查出云南吏治败坏、各府州县财政亏空严重等重大问题。回京后，和珅向乾隆帝陈述了云南方面的盐务、钱法、边防、边境贸易等问题和现状，以及他对解决这些问题的想法，乾隆帝对他极为满意，升他为户部尚书、议政大臣。后来，和珅几乎获得了当时全部最显赫的头衔，如御前大臣兼都统、领侍卫内大臣、大学士、《四库全书》正总裁、理藩院尚书，和珅的儿子还娶了公主。这样，和珅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倾朝野的重要人物。乾隆帝还将管理户部三库（银库、缎匹库、颜料库）的大权交给了和珅。

乾隆帝晚年怠于政事，大兴土木，喜好巡游，每年所用经费亿万之巨都由和珅经办。和珅乘机假公济私，中饱私囊。他还利用手中掌握的生杀予夺之权，向地方官索要贡献。地方官则向自己的下级敲诈勒索，上下仿效，层层索贿受贿，造成官吏贪污成风且彼此相互包容。和珅利用权力横行霸道，满汉大臣，不论谁犯了罪，只要舍得送厚礼给他，他就趁皇帝心情好的时候，为那人开脱罪责，常常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和珅还利用掌管国家财政收入，又负责皇帝宗室财产的机会，随便掠取财物。地方督抚进献给皇帝的贡物，乾隆帝仅能收到十之一二，其余全被和珅截留。有一次，两广总督孙士毅进京，在宫廷外等候乾隆帝接见，正巧遇见和珅。和珅询问孙士毅手中何物，孙士毅告诉他是只鼻烟壶。和珅见鼻烟壶是一颗明珠做成的，大如雀卵，雕琢精巧，晶莹剔透。他赞不绝口，爱不释手，要孙士毅送给他。孙士毅吞吞吐吐地回复说，已经报告给皇帝，正待候旨进献，不敢转手。和珅冷笑道，我不过是开句玩笑罢了。过了几天，和珅请孙士毅看自己的鼻烟壶，孙士毅一见大惊，原来正是自己进献的那只，但和珅称是皇帝所赠。孙士毅后来多方打听，才知是和珅从宫中偷来的。

和珅为奸作恶，还包庇其手下爪牙。御史曹锡保参劾和珅的家奴刘全仗势欺人，所盖住宅不合制度。和珅暗中指使刘全在乾隆帝派人调查前拆毁豪华逾制的房屋，曹锡保反以所告不实，受到革职留任处分。乾隆帝80大寿，举行盛大庆典，工部尚书金简与和珅负责筹备。内阁学士尹壮图上疏说各省金库空虚，大搞庆寿财政上有困难，令人查库。和珅立即派户部侍郎庆成前往，实际上是进行监视破坏。本来应该突击式查库，庆成却每到一地，先花天酒地玩乐多天，等该省官员将金库亏空填满后，再行盘库，结果尹壮图反以“妄言”被治罪。和珅残害异己而不择手段，又受到乾隆皇帝的庇护，朝臣们都敢怒不敢言，和珅更加肆无忌惮。他不仅从皇宫中偷出大批珍贵楠木，为自己大兴土木，还常常在夜深人静之时，穿上皇帝的服饰，对着镜子发笑。

乾隆帝老年后，忘性越来越大，懒得管理朝政，就禅位给皇太子，是为嘉庆皇帝。适逢白莲教大起义的麻烦事，嘉庆皇帝坐卧不安。而更让他气恼的是，乾隆帝虽然把皇位让给他，却自称太上皇，仍主持要政，经常通过和珅传达旨意。嘉庆皇帝感到自己的权力还不如和珅，但又不敢得罪他。每次见面，嘉庆皇帝都恭敬地称呼和珅为“相国”，什么事都通过他请示太上皇。其实他心里早就恨透和珅了。

嘉庆四年（1799年）太上皇寿终正寝，和珅失去了靠山。嘉庆皇帝将和珅革职拿问，并派人查抄了他的家。在家产清单109项中，仅26项的估价就合白银22389万余两。查抄金银玉等器物几百件、金银元宝各1000个、生沙金200余万两、赤金480万两、白银940万两、洋钱5.8万、银号42座、当铺75座、古玩铺15座、土地8000余顷。全部估算，合白银8亿两～10亿两。和珅的贪污数额堪称中国乃至世界历史第一位，时称“和珅跌倒，嘉庆吃饱”。

和珅当政二十年，其财产超过了清政府十余年的总收入，而和珅的年俸禄不过300余两白银和禄米百余石。他能获得天文数字的赃款赃物，与乾隆帝的庇护是分不开的。乾隆帝虽对和珅屡加裁抑，但是，和珅受的处分越多，官却升得越大，这反映出乾隆时期的政治日益腐败，清朝已走向衰亡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