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中国古代战争计谋和兵书要籍

在我国古代战争中，“计谋”有着重要的作用，往往能够以少胜多、以弱胜强。而兵书是对前代战争的总结与研究，为后代兵家所学习、借鉴，著述兵书的更是成为军事家的一个标准。

第一节　中国古代战争计谋

兵以计为先

在我国最早的兵家经典著作《孙子兵法》中，同时提出了“计”、“谋”、“权”这三个有关的概念。

《孙子兵法》第一篇的篇名就叫“计”，其本意是计算，是比较，即“校之以计，而索其情”，然后方能言战。杜牧对“计”字的注释是：“计，算也。曰：‘计算何事？’曰：‘天之五事，所谓道、天、地、将、法也。’于庙堂之上，先以彼我之五事计算优劣，然后定胜负；胜负既定，然后兴师动众。用兵之道，莫先此五事，故著为篇首耳。”这种注释是比较准确的。就是说，在作战之前，必须将敌我双方各方面的情况查明，加以计算比较，然后判断这一仗能不能打，要打又如何打。这种战前的计算极为重要。孙子说：“夫未战而庙算（庙堂上的计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认真的计算，是我国古代战争的优秀传统，以致我国古代一些数学著作也与军事学结合在一起。例如著名的数学著作《孙子算经》就托名孙武子所作（此书可能是先秦旧籍而被汉晋人所增益加工的）。一些数学问题的命题也是以军事问题而出现的。以“计”为“算”，这种用法一直保持到现在，如“计画”、“计算”，就是如此。

“谋”，是与“计”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孙子兵法》中专有《谋攻》一篇，但未对“谋”有所解释。先秦其他文献中也有谋，《书·洪范》有“明作哲，聪作谋”；《诗·卫风·氓》有“匪来贸丝，来即我谋”；《论语·卫灵公》有“君子谋道不谋食”；《左传·宣公十四年》有“谋人，人亦谋己”。将以上材料综合考察之后就可知道，谋之本义是筹划、计议、营求，即今天所说的图谋、谋求，就是用种种办法去达到预期的目的。

竹简《孙子兵法》

“权”，是与计谋有关，古代常用而现代已不太使用的概念。《孙子兵法·计篇》说“因利制权”，张预的注释是“须因事之利，制为权谋，以胜敌耳”。《司马法·仁本》说：“以义治之之为正，正不获意则权。”就是说，不能以公开的仁义正道去解决，只能用不同一般的、反常的、敌人不能察觉的手段去解决的，这就叫“权”。《孙膑兵法·势备》中分析“凡兵之道四：曰阵，曰势，曰变，曰权”。将“权”列在“变”之后，其含义应当是与《司马法》一致的。

由以上分析可知，最初的“计”，是指计算，比较；最初的“谋”与“权”，则是近代所称的计谋之义。这在汉代则称为“谋略，”如《淮南子·兵略训》：“兵，止也，防乱之萌，皆在谋略”。又称“权谋”，如《汉书·艺文志》：“权谋者，以正治国，以奇用兵，先计而后战。兼地势，包阴阳，用技巧者也”。如果细分，“谋略”着重于战争的全局，有如今之战略上的策划；“权谋”则着重于某次具体的战争，有如今战役上的计策。但与现代战争中的“战略”与“战术”的概念又都有不同，不能相提并论。

在古代文献中，又将计谋的具体运用实施称为“策”，如《礼记·仲尼燕居》：“田猎戎事失其策”。郑玄注：“策，谋也。”《吕氏春秋》：“此胜之一策也。”高诱注：“策，谋术也。”后来的“策略”、“计策”之“策”就是这样而来的。所以今天我们还说“献计献策”、“出此下策”、“群策群力”等语。

综上所述，古代的计、谋、权、策，都是指在战争中相互之间使用智慧的斗争。虽然初期的含义有所不同，但以后逐渐都用计谋或计策，或简称为计、为谋。而善于计谋者，则称为计臣、谋主、谋臣、谋士，如《史记·苏秦列传》称“计臣得陈忠于前”，《左传·襄公二十六年》言“以为谋主”，《史记·淮阴侯列传》言“敌国破，谋臣亡”。

计谋的实质是斗智，是以智力取胜，即《司马法·定爵》所说的“凡战，智也”；又《严位》所说的“战以智决”。这种斗智的最高水平是不用冲锋杀敌就战胜敌人，即《孙子兵法·谋攻》所说的“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和“兵不顿而利可全，此谋攻之法也”。

斗智或谋攻的核心是什么？是在对敌我双方情况进行正确的分析之后采用一切措施，示敌以假象，使敌人产生种种错觉与失误，进而将敌人诱入失败的陷阱。《孙子兵法·计篇》中的“兵者，诡道也”一语是中外军事家公认的至理名言。“诡道”，就是以各种欺诈的办法去战胜敌人。对敌人作战不能示忠信，讲仁义，必须以诡诈的手段去对付。孙子在这里提出了著名的“诡道十二法”，即：“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这十二法中，除了“实而备之”与“强而避之”不应包含在“诡道”之中，其余十法都是行之有效的“诡道”或与“诡道”有关，也是历代兵家定计的理论依据。“能而示之不能”，就是自己能攻，却要装作自己不能攻，用以麻痹敌人。如战国时著名的马陵之战，齐国军队在孙膑指挥下诱敌深入，第一天全军造10万炉灶，第二天减为5万，第三天减为3万。魏军主将庞涓追击齐军，看到齐军炉灶日益减少，误认为齐军军心已衰，日有逃亡，军力已经减少了一半，已经不能打了。便轻装急进，穷追不舍，结果进入孙膑在马陵布置的伏击圈，全军覆没，庞涓本人也因而自杀。

战争中常用的计策

在中国古代战争中，有很多计策被一些军事家反复使用，且屡试不爽，足见这些计策的实用性。以下就是几个常见的战争计策：

“用而示之不用”，就是本来要打而佯装不打。如西汉初，韩王信联合匈奴发动叛乱。汉高祖派人观察了10多次匈奴的动静，“但见老弱及赢畜”，不见一兵，根本无作战迹象，所以“皆言可击”。只有刘敬认为其中有诈，认为匈奴是在“欲见短，伏奇兵以争利”。可汉高祖不信，处分了刘敬，亲率20多万大军进攻匈奴。“至平城（今山西大同东北），匈奴果出奇兵围高帝”于白登（今山西大同市东），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白登之围，汉军被围七日（见《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如果不是陈平出奇计，汉高祖很可能死于匈奴之手。这一次，是匈奴“用而示之不用”的巨大成功。

对于“用而示之不用”还有另一种理解，就是本来要用某一将领，却佯装不用，使敌人麻痹而上当。如三国时，东吴大将吕蒙意欲进攻由蜀汉大将关羽镇守的荆州，但关羽对吕蒙一直有所戒备。为了麻痹关羽，吕蒙伪装病重，孙权乃“露檄吕蒙还”，另任命“未有远名，非羽所忌”的陆逊为偏将军、右都督，代替吕蒙。吕蒙遂“以治疾为名”，大张旗鼓地“分士众还建业”。对于这一举动，“羽果信之”，“大安，无复所嫌”，遂大胆地率兵攻打北面的樊城（今襄樊）。此时，孙权即命吕蒙“潜军而上”，“昼夜兼行”，“是故羽不闻知”。结果关羽大败，父子被擒，荆州失守（见《三国志·吴书》的《吕蒙传》、《陆逊传》）。这一仗，从东吴方面来说，一直是由吕蒙在指挥安排，却佯装吕蒙已被撤换，这也是“用而示之不用”之计。

“近而示之远”，就是本来要在近处发动进攻，却佯装要进攻远处。例如春秋时期，晋献公向邻近的虞国（今山西平陆一带）借道，途经虞国去攻打虢国（今河南陕县一带）。虞公不但同意，还派兵协助。当晋军攻占了虢国部分地区之后，再次要求借道，第二次攻打虢国，虞公仍然同意。谁知这就完全上了晋军的圈套。“晋灭虢……师还，馆于虞，遂袭虞，灭之”。晋国这一次轻易灭掉虞国，就是用的“近而示之远”之计。

“远而示之近”，情况正好与“近而示之远”相反。例如楚汉相争中，韩信率汉军进攻魏王豹。魏军以大军扼住蒲坂（今山西永济）、临晋（今陕西大荔东）之间的黄河渡口，阻止汉军渡河。韩信“乃益为疑兵，陈船欲渡临晋，而伏兵从夏阳（今陕西韩城南）以木罂瓶渡军，袭安邑（今山西夏县北）。魏王豹惊，引兵迎信。信遂虏豹，定魏为河东郡”。韩信这一次声东击西的胜利，就是用的“远而示之近”之计。

“利而诱之”，就是以小利引诱敌人进入圈套而歼灭之。如东汉初年，刘秀的大将邓禹与邓弘进攻渑池一带的赤眉起义军。“赤眉阳（通佯）败，弃辎重走。车皆载土，以豆覆其上，兵士饥，争取之。赤眉引还击弘，弘军溃乱……复战，大为所败，死伤者三千余人”。这就是“利而诱之”之计的威力。

“乱而取之”，就是先造成敌军的混乱，使之丧失有效的指挥，再乘机消灭敌人。例如在十六国时期，后秦派姚弼与敛成率军3万攻南凉的秃发傉檀。秃发傉檀“命诸郡县悉驱牛羊于野”，用这种办法使后秦的军队分散于野外去抓牛羊，造成后秦军队的大混乱。于是，“傉檀遣其镇北俱延、镇军敬归等十将率骑分击，大败之，斩首七千余级”。这就是“乱而取之”之计。

“怒而挠之”，就是有意用挑逗的办法将敌方将领激怒，使之怒而丧失理智，造成失误，再设法消灭敌人。例如在楚汉相争时，项羽率主力攻汉军，他命令大司马曹咎“谨守成皋，若汉挑战，慎勿与战”。汉军却有意“数挑楚军”。楚军先不为所动，可是汉军在营外日夜谩骂，“辱之五六日”。结果，“大司马怒，度兵汜水。士卒半渡，汉击之，大破楚军，尽得楚国金玉货赂。大司马咎、长史欣皆自刭汜水上”。汉军这一次胜仗，就是靠“怒而挠之”之计。

“卑而骄之”，就是对于卑视我军的敌人，要设法使其骄傲，失去警惕，然后向敌军发动进攻。例如西晋末年，石勒见原西晋重臣王浚“奢纵淫虐”，有称帝野心。石勒遂“有吞并之意”。但是他听从张宾的主张，“立大事在必先为之卑”。于是，派人多次向王浚奉献珍宝，百般称颂，还劝其称帝。每当王浚派人来时，就“匿劲卒精甲，虚府赢师以示之，北面拜使而受浚书”。这样，把王浚吹捧得“意气自若”，飘飘然，昏昏然，“自言汉高、魏武不足并也”。石勒遂“轻骑袭幽州”。王浚全然不备，直至“勒升其厅事，命甲士执浚”。这是石勒用“卑而骄之”之计取得的胜利。

“佚而劳之”，就是对于已经得到休整的敌军，要设法使其疲劳不堪，再进行攻击。例如春秋时吴王阖闾三年（前512年），吴王欲伐楚，问计于伍子胥。伍子胥认为不能轻易进攻，应“为三师以肄焉”，即派三支部队轮流进行短暂的突袭。“一师至，彼必皆出。彼出则归，彼归则出，楚必道敝。亟肄以罢（通疲）之，多方以误之。既罢而后以三军继之，必大克之”。吴王采纳了伍子胥的意见，连续派小部队对楚国进行骚扰突袭，使之疲备不堪，终于在六年之后大败楚军，攻入郢都（今湖北江陵北）。这就是用的“佚而劳之”之计。

伍子胥雕像

“亲而离之”，就是对于内部和睦的敌军，设法进行离间，使其不和，自相冲突，再乘机进攻。例如战国末期的公元前260年，秦军攻赵，赵以大将廉颇率兵拒之。“廉颇坚壁以待秦，秦数挑战，赵兵不出”。秦国就派间谍携带重金到赵国活动，说赵军只怕赵括，不怕廉颇，廉颇无力作战，已经打算投降。赵王中计，“既怒廉颇军多失亡，军数败，又反坚壁不敢战。而闻秦反间之言，因使赵括代廉颇将以击秦”。赵王与廉颇的不和，使得廉颇被免职，而以只会纸上谈兵的赵括代之。这正是秦国求之不得的。于是秦大将白起率全军猛攻，赵括大败，被虏被杀45万人。很明显，秦国用的正是“亲而离之”之计。

以上，就是孙子提出的“诡道”在战争中的实际事例。它是众多计谋的具体实施，都是先斗智，后胜敌。孙子对于使用“诡道”胜敌极为重视，认为只有使用这些诡道，才能达到“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后世作战的种种计谋，基本上都是在孙子军事思想影响之下的运用和发展。

这里有个问题需要说明，就是我国古代对《孙子兵法》中提出的“上兵伐谋”，“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还另有一种解释，就是说要完全不用出兵作战，而使敌人屈服。即曹操在为《孙子兵法·谋攻》作注时所说的“未战而自服”。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呢？

一是用外交手法，在外交战线上取胜，例如晋平公欲伐齐，先派范昭去齐国了解情况。齐景公与其大臣晏婴都知道晋国的用意，就在接待范昭的宴会上有意处处表示自己国中秩序井然，君臣合作，人才高明，诸事有备。范昭观察到这一切，向晋平公报告说：“齐未可伐也。臣欲试其君，而晏子识之；臣欲犯其礼，而太师知之。”晋平公只好取消了进攻齐国的计划，使齐国免除了一次战争的灾难。所以，当孔子听说了这件事之后，就说：“夫不出于尊俎之间，而知千里之外，其晏子之谓也。可谓折冲矣”！这里的“尊俎”指宴席上的酒器食器，“折冲”指挫折敌人的进攻。从这一故事出发，《战国策·齐策五》就有了“千丈之城，拔之尊俎之间；百尺之冲，折之衽席之上”的说法。直到今天，我们还在使用“折冲尊俎”这一成语，就是来源于这一事例。

二是设法诱擒敌方主将或主要谋士，使对方无法再进行战争。如西汉高祖时，有人揭发韩信谋反。韩信原是刘邦手下元帅，当时封为楚王。如果刘邦兴兵征伐，很可能要爆发一次大内战，而且韩信可能取胜。刘邦听从了陈平之计，宣布“天子巡狩会诸侯。南方有云梦（古薮泽名，在今湖北漕江县西南），发使告诸侯会陈（今河南淮阳）：‘吾将游云梦。’实欲袭信，信弗知”。刘邦到了楚地，韩信前来迎接，“谒高祖于陈，上令武士缚信”。这样一来，韩信不能起兵反抗，刘邦等于取得了一次大战的胜利。又如东汉初年，刘秀命寇恂率兵消灭河西高平（今宁夏固原）的高峻。在此之前，刘秀的大将耿弁等曾围攻一年不克。寇恂到了高平，在第一次与高峻的国师皇甫文会面谈判时，就果断地杀了皇甫文。他的部将对这一行动均不理解。很快，“峻惶恐，即日开城投降”。寇恂的部将问他为何不发一兵而使高峻投降？他说：“皇甫文，峻之腹心，其所取计者也。今来辞意不屈，必无降心。全之则文得其计，杀之则峻亡其胆，是以降耳。”就是说，设法除掉敌方的主要决策者，使对方无法组织指挥，这一仗就可不打，等于取得了战争的胜利。

上述两种情况，也属于战争中运用计谋的一个方面，是“上兵伐谋”的一种运用。不过，这一类“上兵伐谋”，是以计谋而使战争不致发生，而不是在战阵之中计谋的运用。古代的一些军事家甚至将这类方法专门发展为一种“阴谋”的运用。

三十六计的涵义

三十六计，最早见于《南齐书·王敬则传》：公元498年，南齐的大司马王敬则反叛。齐明帝肖鸾和其子东昏侯肖宝卷“使人上屋望，见征虏亭失火，谓敬则至，急装欲走。有告敬则者，敬则曰：‘檀公三十六策，走是上计。汝父子唯应急走耳。’”王敬则随口说出“檀公三十六策，走是上计”，以此讥刺肖鸾父子，可见此语必是当时习以为常的熟语。

檀公，指东晋与刘宋时的名将檀道济。据《南史·檀道济传》所载，他在北上伐魏时，“与魏军三十余战，多捷，军至历城，以资运（即后勤供应）竭，乃还。时人降魏者具说粮食已罄。于是士卒忧惧，莫有固志。道济夜唱筹量沙（即一边数着算筹，一边用量器量沙子，伪装作量米），以所余少米散其上。及旦，魏军谓资粮有余，故不复追。以降者妄，斩以徇。时道济兵寡弱，军中大惧。道济乃命军士悉甲，身白服乘舆，徐出外围，魏军惧有伏，不敢逼，乃归。道济虽不克定河南，全军而反（通返），雄名大振”。这一仗，檀道济在不得已之时为了摆脱困境，以图再举，只有迅速离开战场，“走是上计”，所以寻求脱身之计。事实证明，檀道济所采取的措施完全蒙蔽了敌人，取得了成功。很可能，在檀道济一生的作战史上，以这一计的效果最为显著，所以当时人评价他在对各种计谋的运用时是以这一次“走为上计”为代表的。王敬则在讥刺肖鸾父子只有出走这一条路时，就说出了“檀公三十六策，走是上计”的话来。这句话的完整意思应当是：檀道济在诸多计策之中运用得最成功的一计是“走为上”。

竹简《三十六计》

既然南朝时“三十六计”已成熟语，它的出现当然就更早，只不过目前尚未见到这方面的记载。但在这以后，“三十六计，走为上计”这句话就长期流传了。

可是，在我国古代的文献记载中，三、六、九、三十六、七十二等数目往往用以代表虚指的多数，而并不一定是确确实实的数目。就以“三十六”而言，谶纬家认为太平年间一年有“三十六雨”，道家认为上天之神有“三十六天罡”，地上神仙所居则有“三十六洞天”，民间形容行业分工之多有“三十六行”，河南登封少室山据说有“三十六峰”，江苏扬州据说有“三十六陂”，段成式在《酉阳杂俎》卷17中说鲤鱼有“三十六鳞”，班固在《西都赋》中更留下了这样的名句：“离宫别馆，三十六所”。类似的例子还有不少。所有这些“三十六”都是形容其多的虚数，并非确指三十六。与此同时，古代的“三十六计”也应是形容计谋很多的虚指，并非说在战争中的计谋不多不少正好是三十六个。

由于“三十六计”这话长期在民间流传、使用，所以逐渐有人将在小说、戏曲、话本以及口头上流行的一些成语、熟语搜集起来，再与古代战争中的一些运用计谋的故事结合起来，编成了不多不少的“三十六计”，并加以若干说明、按语之类，在民间流传。据有关专家研究，这种说法成书流传的时间很可能在明末清初。这类书在古代可能不上一种，但我们所能见到的只有一种，就是1941年成都瑞琴楼发行的，由成都兴华印刷厂据在陕西邠州（今邠县）发现的一个抄本排印的《三十六计》。此书作者不明，且有残阙。

《三十六计》作者在跋语中说：“夫战争之事，其道多端。强国、练兵、选将、择敌、战前、战后，一切施为，皆兵道也。惟比比者，大都有一定之规，有陈例可循，而其中变化万端，诙诡奇谲，光怪陆离，不可捉摸者，厥（通其）为对战之策。三十六计者，对战之策也，诚大将之要略也。”作者在这里对这种“对战之策”的特点的分析，是比较中肯的。这些计谋又从何而来呢？作者在《总说》中指出：“六六三十六，数中有术，术中有数”。就是说，三十六计是从“数”即客观实际的计算、比较之中去产生“术”，即指挥作战的谋略与对策，由“数”而得“术”；而运用计谋之中，又时时考虑着客观的实际，这就叫“数中有术，术中有数”。这种看法，也是合乎战争实际的，有军事辩证法的因素在其中。《三十六计》一书将计谋分为六套，每套六计，共三十六计。这三十六计是：

第一套：胜战计——瞒天过海、围魏救赵、借刀杀人、以逸待劳、趁火打劫、声东击西；

第二套：敌战计——无中生有、暗渡陈仓、隔岸观火、笑里藏刀，李代桃僵、顺手牵羊；

第三套：攻战计——打草惊蛇、借尸还魂、调虎离山、欲擒故纵、抛砖引玉、擒贼擒王；

第四套：混战计——釜底抽薪、混水摸鱼、金蝉脱壳、关门捉贼、远交近攻、假途伐虢；

第五套：并战计——偷梁换柱、指桑骂槐、假痴不癫、上屋抽梯、树上开花、反客为主。

第六套：败战计——美人计、空城计、反间计、苦肉计、连环计、走为上。

从上列三十六计可以看出，这些名称都是宋以后在戏曲、小说中流行的，当然也就是在民间流行的成语或熟语，如“打草惊蛇”见于《西厢记》第四本第四折，“暗渡陈仓”见于《元曲选·气英布》，“调虎离山”见于《西游记》第七十六回，“借刀杀人”和“指桑骂槐”都见《红楼梦》第十六回，“瞒天过海”见于《说唐·下》第十三回，至于“美人计”、“空城计”之类则较为常见。这些成语、熟语的含义当然古今并不相同，但作为计谋之名，其含义应与战争有关。《三十六计》的作者对每一个计的解释，就往往是从该成语的本义引申而言的。例如：

“瞒天过海”，本意是瞒着皇帝渡过大海，引申为在种种伪装之下完成预定任务；

“趁火打劫”，本意是趁人家失火而进行抢劫，引申为在战争中乘敌方有危乱之机而发动进攻；

“无中生有”，本是古代哲学家的话题，引申为战争中虚虚实实，由虚变实的欺骗敌人的方法；

“李代桃僵”，本是乐府诗中感慨兄弟间应相互帮助的一种比喻，引申为在战争中不得不有所损失时，要舍得以局部的损失换取全局的胜利；

“顺手牵羊”，本是指贪图小便宜，引申为在战争中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打击敌人，积小胜而成大胜；

“借尸还魂”，本是指已经死亡的东西又借其他形式再现，引申为在战争中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条件，来实现自己的战略意图。

还应当指出的是，在《三十六计》中所列的诸计，有的是名异而实同，如“瞒天过海”、“笑里藏刀”、“抛砖引玉”、“假痴不癫”四计，都是指设法用种种假象迷惑敌人，然后乘机破敌；“趁火打劫”、“混水摸鱼”二计，都是指乘敌人混乱之机发动进攻。也有的不是和敌人作战中的计谋，如“偷梁换柱”，是对本军其他各部如何进行兼并的阴谋；“指桑骂槐”，是对部下如何摄服的手段。

第二节　中国古代兵书要籍

兵书鼻祖——《孙子兵法》

经过长时期不断的兼并战争，到春秋末年，战争的规模更大了，兵器更加精良，在兵车会战中，只有精通权变之道，才能够镊得胜利，从实践过程中，认识到“兵者，诡道也”。这是春秋末期大军事家孙武所总结出来的用兵之道。

孙武的《孙子兵法》一书，被认为是军事科学著作，为历代兵家所重视，成为指导军事的法典。在今天看来，孙武的军事思想及其所著《孙子兵法》一书，虽然受到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但直到今天仍然有一定的生命力。

孙武子为吴将立有战功，遂著有兵法13篇传世，此书被后代所重视，注本极多。《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隋书·经籍志》所载，自曹操外，有王凌、张子尚、贾诩、孟氏、沈友诸家。唐志益以李签、杜牧、陈鮥、贾林、孙镐诸家。马端临《经籍考》又有纪燮、梅尧臣、王晰、何氏诸家。”明代影印本《武经七书》说《孙子》旧注11家为魏武帝（曹操）、杜牧、张预、李筌、陈鮥，贾林、孟氏、杜佑、梅尧臣、王晰、何氏。监附说明，以上十一家注，今止有魏武、杜牧、张预三家而已，余者未见。孙武子旧注，互有得失。古籍兵书秦以前失散较甚，汉初张良、韩信序次兵法凡182家，删取要用，定为35家，周秦兵书，十去七八。其后杨仆拾遗逸，任宏论次兵书，汉志所载仅53家，大都亡逸不可考。隋唐以后兵书附庸子部，张、韩、扬、任校兵书之盛，不可复见。魏武兵法为世所称道，卒亦不传，古兵法以次散亡。清代重视古籍整理，但在辑《四库全书》时，却对兵家，似不甚措意，一切注本，概未见录。今世所见之书，如《孙子魏武帝注》、《孙子十家注》等，悉不著录，幸有孙星衍校勘本尚存。

《孙子兵法》书籍

《孙子》书中制定了一些有关战略战术的原则，其主要特点是：

第一，认为战争的目的就是要取胜。

《孙子》兵法开宗明义指出：“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这是本书精髓所在。如何能取胜，《孙子》兵书明确指出，指挥战斗的人，必须先心中有数，“知彼知己，百战不殆”。《孙子》的这条论点，成为后来历代军事学上的经典，被认为“是科学的真理”。

第二，要进行战争，就得争取主动权。

“故善战者，立于不败之地”。把自己“立于不败之地”，要主动控制敌人，而不被敌人所控制，“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

第三，战争取胜之法。

《孙子》兵法，首先要求明确用兵之道，“兵者，诡道也”。行军打仗，不是请客，不讲什么仁义礼让，“故兵以诈立”。在这个“道”的基本前提下，如何通过战斗取胜的方法，也总结出一些规律。

军事行动，先制造假象，给敌人造成错觉，“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

进攻敌人要“攻其无备，出其不意”。“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

进攻的原则，要量力而行。此条《孙子》兵书称用兵之法。“故用兵之法，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敌则能战之，少则能逃之，不若则能避之。故小敌之坚，大敌之擒也”。

战术在《孙子》兵法中，提到的很多，因人因事，因时因地而异。基本原则是：

“以正合，以奇胜”。正就是正面对垒作战，奇就是从侧面运用奇兵包抄敌人后路，即迂回成包围，或截击。他认为正面是迎战，奇兵才是取胜之道。运用奇兵的军事行动，要求很严格，驻守的时候，要镇定“不动如山”，要善于隐敝，“其徐如林”，攻击的时候要迅速，“其疾如风”，勇猛“动如雷霆”。虽“后人发”，而能“先人至”。军事行动是变化多端的，不能一成不变，所谓“兵以诈立，以利动，以分合为变者也”。随机应变，“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这其实辩证法的应用。

此外，作战时关于地形地物的利用，运用“火攻”的条件，奖惩手段的使用，以及使用间谍的作用，“用间”以分化敌人，配合军事进攻等等，都有精辟论述。

《孙子》兵书13篇，从对战争的重要性谈起，提出对战争要持慎重态度，同时也认为要有备无患，实际上是肯定了战争的不可避免性。为此应该了解，决定战争胜败的基本因素，这就是孙武所提出的“道”、“天”、“地”、“将”、“法”等五经。《孙子》13篇的内容，实际上就是“五经”的体现，并分别项目加以具体阐述。如对敌我双方情况的判断，作战方针的制定，作战方法的选择，地形地物的利用，奇正之变，因敌制变等，在战争过程中，作为“五经”的纬，说明具体运用的法则。

《孙子》兵书十三篇的内容，还着重论述了治军的原则，即文武兼施、刑赏并用的方法。这是一种为了实现其军事理论成为战争的指导原则，而辅之以军规约束的有效方法。

孙武为吴将后，用13篇兵书理论为指导，对楚国进行大规模的战争而获大胜。经过战争实践，更加充实和丰富了13篇兵书的内容。但是，在诸多兵书中，《孙子》13篇之所以被历代兵家奉为军事的经典，可以说，它在完全把握了军事基本规律的同时，能够提出谋略取胜的方法。而且，这些谋略为了表现在战争的取胜，又研究了诸多军事方面的关系。因而，其军事谋略不仅各具特点，也有广义与狭义之分。

《孙子》13篇中，军事方面广义的谋略，一般称“用兵之法”，是指“上兵伐谋”而言的。按孙武的这个军事思想，认为战争的上策是挫败敌人的战略计谋，屈服敌人的军队，不用打硬仗，要用全胜的谋略求胜于天下。在这个原则指导下，即使采取战争形式，也要应用广义的谋略。在《孙子》13篇中，曾用“善用兵者”去说明。如在战争时运用广义的谋略，“能使敌人前后不相及，众寡不相恃，贵贱不相救，上下不相收，卒离而不集，兵合而不齐”。对自己军队的布局谋略，“善用兵者，役不再籍，粮不三载；取用于国，因粮于敌，故军食可足也”。孙武称具有这种谋略的兵家为“智将”，“是故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意思说聪明将帅的思考，他的谋略，是兼顾到利害（包含敌我）两方面的条件。在《孙子》13篇中，称这种“智者”为“知兵之将”，“故知兵之将，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因为知兵就善于用兵，使军队能成为一体，“携手若使一人，不得已也”。战斗起来，“譬如率然，‘率然’者，常山之蛇也。击其首则尾至，击其尾则首至，击其中则首尾俱至”。

《孙子》13篇中，军事方面狭义的谋略是指“战者”（即指挥作战的人）的“兵以诈立”（指兴兵作战用奇异多变的战法）。虽说狭义，但它是“兵家之胜”的关键所在，为孙武对战争取胜方面奥妙之杰作。在此种谋略思想指导下，多表现在具体战法上。《孙子》13篇中，称之为“善战者”，能够“致人而不致于人”，“立于不败之地”，“易其事，革其谋，使人无识”。打起仗来，“故善攻者，敌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敌不知其所攻”，这是由于攻者，采取“避实而击虚”；守者采取“藏于九地之下”，伪装佯动，都做到佳处。“故形兵之极，至于无形；无形，则深间不能窥，智者不能谋”。

总之，《孙子》13篇中，无论广义谋略的“善用兵者”，还是狭义谋略的“善战者”，都必须掌握一条孙武认为的军事谋略基本法则“兵者诡道也”。为了实现这个法则，孙武强调了“知敌之情”的重要性。为此，必须“用间”来配合军事行动任务的完成。

《孙子》13篇作为军事科学著作，其直接作用是服务于战争，因此，成为历代军事研究方面有重要参考价值的书籍。书中所提出的有关战略战术问题，被公认为是规律性的，往往作为兵家的指导思想。历代注疏者，从曹操开始有10家注、11家注，直到今天的12家注，也都是把孙子的理论加以解释和阐发，以及如何运用等，写在原文的下边，表示自己的理解。这样看来，如果说历代兵家把《孙子》兵法当做军事经典，恐怕也不算过份。

战争是实现某种政治目的的手段。所以社会变革，政权转移，其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是进行战争。西周时代的战争，由天子“命卿”统兵出征，列车为阵，双方冲突，一方败散，战争即告结束。兵归于农，将仍为卿，这是与当时分封诸侯国，割据状况相适应的。进入东周的前期，即春秋大国争霸时代，战争频繁，规模增大，对战争的道理及如何取得胜利的方法，就要进行研究，《孙子》兵书13篇，就是在这样一个社会演变，战争方式不断发展下的产物。由于兵法形成为理论，从战争实践中总结出一些规律，反过来再指导战争，促使一些国家为取得战争胜利，必须进行社会改革，从这个意义上说来，战争的结果也促进了社会的发展前进。

兵书的进一步发展——《吴子》

《吴子》是一部与《孙子》兵法并称的很有影响的古代兵书。它的作者和成书年代，历代就有争议。明代宋濂在《诸子辩》中说是战国初期的吴起所作，胡应麟的《四部正讹》则认为是“战国人掇共议论成编”。清代姚际恒说：“汉志四十八篇，今六篇，其论肤浅，自是伪托。”姚鼐认为，《吴子》以笳笛为军乐，笳笛到魏晋以后才有，故对兵书成书于战国时期持怀疑态度。从历代史书的记载看，《史记·吴起列传》说：“《吴起兵法》世多有，故弗论。”《汉书·艺文志兵书略》载：“《吴起四十八篇》。”但《隋书·经籍志》和《唐书·艺文志》均载有《吴起兵书》1卷，而《宋史·艺文志》却载有《吴子》三卷。宋代晁公武在《郡斋读书志》中也作3卷，并称唐代陆希声整理为6篇，其所说篇目与今本大体相同。由此可见，在魏晋以前《吴子》流传较广，篇目也多，隋唐以后则大部失佚。现存《吴子》一书共6篇，分：图国、料敌、治兵、论将、应变、励士，前3篇为上卷，后3篇为下卷。总共不过5000字，见于《武经七书》之内。从内容上看，《吴子》一书主要是吴起和魏文侯、魏武侯有关当时治国强兵、作战指挥和一般战术原则的问对记录。它大体反映了我国战国时期的一些战争特点和一般战争规律。

由此看来，现存《吴子》已不是《史记》、《汉书》所记载的《吴起兵法》，说它完全是后人伪托也不尽然，很可能是原《吴起兵法》流传下来的部分内容。从文体上看，《吴子》确实不太古涩，如出现了“敌人”、“大众”等一类词语。因此，它的正式成书时间可能较晚（但也不会晚于西汉），其确实的成书年代和作者有待于专家们做进一步研究考订。

吴起，是战国初期比较著名的一位政治家、军事家，卫国左氏（今山东曹县西北）人，可能生于公元前440年，死在公元前381年。他提倡富国强兵的耕战政策，主张以法治国，限制旧贵族的特权，加强君主的集权统治，发展农业生产和巩固私有制。他在鲁国任过将，后到魏国辅佐文侯、武侯，使魏国的国力军力都得到了发展。以后他到楚国辅佐悼王实行变法，楚悼王死后，遭到旧贵族的残酷杀害。

吴起作为军事家是可以和孙武并称于世的。他除有军事理论著作当时流传较广外，还是一位久经战阵、富有实战经验的军事家。从现有文字记载看，他的战争经历和实战经验比孙武要多。仅在魏国被立为大将军并担任西河（今陕西东部黄河西岸地区）的地方军政长官时，就曾“与诸侯大战七十六，全胜六十四，余则钧解。辟土四面，拓地千里”。有一次，他仅率“兼车五百乘，骑三千匹，而破秦五十万众”。在楚国时，他也有“南平百越，北并陈蔡郤三晋，西伐秦”的战绩。

吴起的著作，除《吴子》外，相传还有《吴起玉帐阴符》3卷、《吴起教战法》等著作，可惜均已失佚。

宋朝元丰年间（1078～1085年），《吴子》被官方颁布为《武经七书》之一，并规定为武学的主要课程。《吴子》一书，为历代中外军事家所重视，日、英、法、俄均有译本。《吴子》的一些军事理论原则，虽然没有超过《孙子》，但它突出地反映了《孙子》以后战国时期的战争规律和特点，在《孙子》的基础上有了一些新的发展，大体有以下几点：

1.对战争实质问题进行了初步的探讨。战国时代，由于阶级斗争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们对客观事物的认识也有了发展。当时，战争规模扩大，时间长久，类型多样。《吴子·图国第一》中把战争发生的原因归结为五种，即：“一曰争名，二曰争利，三曰积恶，四曰内乱，五曰因饥。”对不同战争下的定义是：“一曰义兵，二曰强兵，三曰刚兵，四曰暴兵，五曰逆兵”。并具体解释为：“禁暴救乱，曰义；恃众以伐，曰强；因怒而师，曰刚；弃礼贪利，曰暴；国乱人疲、举事动众，曰逆。”对付这些战争的具体方略，《吴子》认为：“义，必以礼服；强，必以谦服；刚，必以辞服；暴，必以诈服；逆，必以权服。”从以上的分析和结论中可以看出，《吴子》已初步探讨了战争的实质。但它所说的“禁暴救乱”的“义兵”，无非是为维护封建统治的社会秩序而进行的镇压劳动人民起义的战争。“国乱人疲，举事动众”，也是违背封建阶级利益的，所以名为“逆兵”。其余的所谓“强兵、刚兵、暴兵”，也都是《吴子》所排斥的。这些观点表现了军事思想和战争观上的进步，这是《孙子》所不及的地方。

2.在作战指挥上，强调积极地利用险要地形条件。《孙子》在复杂地形条件下，一般强调躲避和脱离敌人，不主张与敌人接触。如说：“必亟去之，勿近也。”认为“山林、险阻、沮泽，凡难行之道，为圮地”，主张“圮地则行”。《孙子》虽然也提出“围地则谋，死地则战”，但不如《吴子》讲得更加具体，如《吴子》强调“用少者，务隘”，即在兵力少的条件下要战胜优势敌人，最好利用险隘的地形条件。它说：“以一击十，莫善于厄；以十击百，莫善于险；以千击万，莫善于阻。”意思是以一击十，最好是利用狭小的地形；以十击百，最好是利用险要的地势；以千击万，最好是在有阻塞的地方。如何指挥在“高山深谷”中的遭遇战，以及在水网沼泽地带的作战，《吴子》都有初步的阐述，尤其是对水战的论述，更是《孙子》所没有涉及到的。对占据有利地形并设有坚固工事，粮食又很充足的敌人，《吴子》则提出实施分进合击、四面包围和攻坚战的要求，以及配合偷袭的战术原则。这些，都是对《孙子》兵法的明显发展。

3.主张根据士卒不同的特点分别编组，提出兵“不在众寡”而“以治为胜”的思想。《吴子》说：“民有胆勇气力者，聚为一卒；乐以进战效力显其忠勇者，聚为一卒；能腧高超远、轻足善走者，聚为一卒；王臣失位而欲见功于上者，聚为一卒；弃城去守欲除其丑者，聚为一卒；此五者，军之练锐也。”（“聚为一卒”即编为一组）认为这样就会达到“内出可以决围，外入可以屠城”的目的。《吴子》的这一思想，唐代初年，李世民在进行统一战争时，进行了具体运用。他当时组织的“玄甲”就与《吴子》所说的“练锐”相似，属于战场突击队的性质。唐武德四年（621年）李世民率军在虎牢大败窦建德的军队，很大程度上就是组织和运用这种突击部队作战的结果。

4.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军队组织训练的措施。战国时代由于生产力的发展，锐利的铁兵器及远射有力的“弩”的出现，对军队的编制装备提出了新的要求。《吴子》根据士卒的具体条件，在编制装备上提出要有所分工，并要求分别进行必要的训练。还规定：“短者持矛戟；长者持弓弩；强者持旌旗；勇者持金鼓；弱者给厮养；智者为谋主。”军队编组，强调同乡同里分别编组，以便互相监督和帮助，求得部队的巩固。对军队训练也有一些在当时比较进步的方法，例如，“一人学战教成十人；十人学战教成百人；百人学战教成三军”。由于马匹在战场上的大量使用，《吴子》对车辆马匹的保养管理也总结出一套具体的经验，对如何发挥战车与骑兵在战场上的作用，也有论述。它特别强调，要让战马“必安其处所，适其水草，节其饥饱，冬则温厩，夏则凉庑，刻剔毛鬣，谨落四下，戢其耳目，无令惊骇，习其驰逐，闲其进止，人马相亲，然后可使”。这都是从当时的实际战斗生活中总结出来的经验。

5.根据当时战场情况的发展变化，初步意识到战争事物内部的辩证关系。《吴子》主张慎战，认为打胜仗越多就会孕育着未来的灾祸，即所谓“以数胜得天下者稀，以亡者众”。《吴子》在对各国作战阵形进行分析时指出：“齐阵重而不坚；秦阵散而自斗；楚阵整而不久；燕阵守而不走；三晋阵治而不用。”这里既指出了它们的特长，又指出了它们的弱点，包含着一定的辩证道理，反映了中国历史上初期朴素的军事辩证法思想。

另外，《吴子》对一般战争理论，也有其独到的见解和贡献。它初步意识到了战争与政治的关系，指出了国家的安危和保持战备的关系。人民群众在战争中的作用，《吴子》指出，“先教百姓而亲万民”及“百姓皆是吾君而非邻国，则战已胜矣”。在作战中，《吴子》提出，不仅要击溃敌人，还要大量俘获敌人，认为“若车不得车，骑不得骑，徒不得徒，虽破军皆无功”。《吴子》还强调侦察活动和号令的作用，认为将帅的修养和是否赏罚严明，是否注意士卒的疾苦都与战争胜败攸关。

《司马法》与《尉缭子》

《司马法》又称《司马兵法》。战国时期齐威王令齐国的大夫追论“古者司马兵法”，并附春秋时齐国大将司马穰苴兵法于其中，故又称《司马穰苴兵法》。司马穰苴，春秋时期齐国人，生卒年不详，本姓田，名穰苴，因曾是齐景公时掌管军事的大司马，所以后人称其为司马穰苴。据《史记·司马穰苴列传》记载，穰苴“文能附众，武能威敌”，精通兵法，严于治军。在率兵防御来犯的晋、燕之军时，将出征违纪的齐景公宠臣、监军庄贾斩首示众，全军震恐，争相赴战。晋、燕军闻讯而逃，穰苴名声大震。

《司马法》最早著录于《汉书·艺文志》，列入礼类，称《军礼司马法》，共155篇。《隋书·经籍志》始著录为司马穰苴撰3卷，称《司马法》，列入子部兵家类。其后各史志和目录书多因袭此说。宋代元丰年间（1078～1085年），《司马法》被列为《武经七书》之一，成为当时将校必读之书，也是武科考试必考的书籍之一。

由于历时久远，《司马法》亡佚情况严重。至《隋书·经籍志》成书之时，仅存残本3卷、5篇，大概就是今本《司马法》。其篇题分别为《仁本》、《天子之义》、《定爵》、《严位》、《用众》。今本《司马法》的版本较多，据不完全统计，仅明清时期的版本就不下60种。其中公认的善本当数清代孙星衍《平津馆丛书》卷1所收影宋本《孙吴司马法》中的《司马法》，《续古逸丛书》所收宋刻本《武经七书》中的《司马法》以及《四库全书》所收的《司马法》抄本等。清代学者张澍、钱熙祚、黄以周等人又从古书中辑出一部分《司马法》逸文。张澍所辑逸文收入《二酉堂丛书》内，钱熙祚所辑逸文收入《指海》内，均作1卷。黄以周所辑逸文为《军礼司马法考证》2卷及该书所附《司马法逸文》。

在作战指导思想上，《司马法》提出了“相为轻重”，集中兵力攻击敌人的思想。“相为轻重”语出《严位》篇。“轻”和“重”是《司马法》中的重要用语，在不同之处有着不同的含义。在作战方面，主要是指如何正确使用兵力的问题。《司马法》认为战争就是敌对双方互相使用不同兵力的较量，“故战相为轻重”。关于兵力具体使用问题，《司马法》提出了“以重形轻则战”的原则，认为“凡战，以轻行轻则危，以重行重则无功，以轻行重则败，以重行轻则战，故战相为轻重”。意思就是说，用小部队对付敌人的小部队可能有危险，用大部队对付敌人的大部队不可能成功，用小部队对付敌人的大部队要失败，用大部队对付敌人的小部队可以一战。这实际上就是主张集中兵力，以众击寡。同时，《司马法》还认为，即使以优对劣，以众敌寡，也不能一次将兵力全部投入。“重进勿尽，凡尽危”。将帅手中掌握必要的预备队，才会在各种可能出现的突变面前应付自如，战则必胜。此外，兵之轻重不仅表现为人数的多少，也表现为武器装备是否精良，军队战斗力是否强大。“凡马车坚，甲兵利，轻乃重”，同样能改变强弱形势。“相为轻重”的思想与《孙子》的“胜兵若以镒称铢”之说有异曲同工之妙，是从长期战争实践中得出来的正确经验。

《司马法》还提出了“军旅以舒为主”的战术运用思想。在春秋以前的战争中，主要作战队形是由车兵和徒兵混合编组的大方阵，通常日行军速度是一舍（15千米），最高不超过三舍。军队冲锋过一段短促距离后，就要停下来整顿一下队形。战场追击以百步为限。在周伐商的牧野之战中，伐商之兵每前进一段距离，都要停下来整理阵形。《尚书·牧誓》所说的“六步七步”、“五伐四伐”，就是对这种进攻行动的具体描述。《司马法·仁本》提倡“徒不趋，车不驰，逐奔不逾”，“逐奔不过百步，纵绥不过三舍”，真实地记载了这类远古时代车战战术原则。“以舒为主”的思想主旨是从容不迫，保持缓慢凝重的战斗节奏和战斗力的旺盛，要求行动不超出将帅的指令要求。然而时事变迁，春秋战国之际，车战衰落，步兵、骑兵上升为战场的支配力量，快速突击成为新时代的战术要求，从而使这一战术原则不可避免地被人们所抛弃。

《尉缭子》是我国先秦时期写成的一部重要兵书。作者尉缭是战国末期魏国人。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尉缭乃是一位“布衣”，普通老百姓，但颇有眼力，有才能，大受秦始皇的赏识，担任过“国尉”，即武官之长。

可是，在《尉缭子·天官》中却出现了一句“梁惠王问尉缭子曰”。梁惠王早在秦始皇10年之前就已死去，秦始皇时的尉缭是绝不可能与梁惠王对话的。所以历代都有一些学者认为，可能有两个尉缭，一个是与梁惠王同时的人，即《尉缭子》的作者；一个是秦始皇时的人，与《尉缭子》无关。我们认为，从各方面情况分析，应当相信《史记》的记载，尉缭是秦始皇时的人，至于《尉缭子》中出现“梁惠王问尉缭子曰”，应当是古人著书常见的一种假托手法，可能是尉缭后学将尉缭的言论整理成书时有意为之。

尉缭的著作，在《汉书·艺文志》中列有两种，一种是列入兵家的《尉缭》31篇，一种是列入杂家的《尉缭》29篇。到了《隋书·经籍志》，就只有一种列入杂家的《尉缭子》。而到了宋代，在《崇文总目》中又只有一种列入兵家的《尉缭子》。北宋时就把《尉缭子》列入《武经七书》之一。现存《尉缭子》24篇，实际上既是兵书，又包含了若干杂家的特点，看来是秦代的两本《尉缭》在长期流传中逐渐合而为一了。

《尉缭子》一书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前12篇主要论述如何治国，如何备战，后12篇主要论述军令和军制，讨论如何治军。不少论述都非常深刻，军令军制相当具体，对后世学习兵法有很大的参考价值。明代的张一龙在《〈尉缭子·兵机〉小引》中说：“所称训卒练兵，料敌制胜，即孙、吴当不远过。”战国末年，尉缭还在人世。西汉初期的《尉绦子》就已在社会上流传了，故而在山东临沂银雀山西汉早期墓葬中，发现了《尉缭子》的残简。

知识链接

《吴子》中选择战机的观点

《吴子·料敌第二》中说，“凡料敌有不卜而与之战者八”和“有不占而避之者六”，就是说有8种情况可以毫不迟疑地与敌交战而不需要缜密地筹算，还有6种情况不需要缜密筹算就必须避免和敌人作战。书中还提出了“用兵必须审敌虚实而趋其危”，意思是作战时必须弄清敌情，打击敌人的要害处，同时较详细地列举出宜于向敌人立即发起攻击的13种具体情况。对突然袭入已方境内进行抢掠的敌人，《吴子·应变第五》提出，必须采取守势，抓住敌人傍晚时撤走的机会，利用其由于携带抢劫来的东西，行装不便，又怀着恐慌的心情急速归营而没有戒备的弱点，“追而击之，其兵可覆”。这些都具体反映了当时作战指挥上的一些特点。在作战指导上，《吴子》一般能着眼于战场中最复杂最困难的情况，并注意发挥指挥员的主观能动性，对将领也提出了一些较严格的要求。书中提出，一个较好的指挥员一定要做到勇猛果断、临危不惧，即所谓“其善将者，如坐漏船之中，伏烧屋之下，使智者不及谋，勇者不及怒，受敌可也”。

参考书目

1.张锐强.中国古代战争传奇：骑兵时代的战争.北京：希望出版社.2012

2.张锐强.中国古代战争传奇：火器时代的战争.北京：希望出版社.2012

3.张锐强.中国古代战争传奇：战车时代的战争.北京：希望出版社.2012

4.刘昭祥，王晓卫.中国史话：军制史话.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5.崔振明.古代在上现代在下——中华5000年战争故事.吉林：吉林大学出版社.2011

6.周成华.中国战争简史.吉林：吉林大学出版社.2010

7.蔡镇楚，蔡静平.中国战争诗话.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8.袁庭栋.解秘中国古代战争.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8

9.于彦周.间谍与战争：中国古代军事间谍简史.北京：时事出版社.2005

10.乙力.中国古代战争故事.北京：兰州大学出版社.2004

11.张惠妹.中国战争发展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12.陆敬严.图说中国古代战争战具.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1

13.战争简史编写组.中国历代战争简史.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出版社.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