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宋元时期的城市发展

宋代，封闭性的市坊制度正式宣告崩溃。北宋都城汴京，商业区“市”与居民区“坊”已没有严明界限，到北宋中期，汴京的街路变迁，已完成了从坊内店肆——临街店肆侵街店肆——夹街店肆的演变过程。宋元时期，我们根据对手工业区，以及湾市等市场的记载，似乎也可寻觅到宋元古代城市坊制度的发展线索及坊街演变的发展过程，再现宋元时期城市的繁华面貌。

第一节　两宋的城市与建筑

北宋汴梁

北宋（960-1127年）定都汴梁，又称东京（当时称洛阳为西京），即今之开封市。汴梁设三层套环式城墙，最中心的为皇城，是皇帝朝政、生活的地方，也是中央机构所在地。正门叫丹凤门，门上建宣德楼，高大华丽，反映出大国气度。北宋的东京十分繁华，内城除各级衙署外，其余住宅、商店、酒楼、寺院、道观、庙宇等不胜枚举。据宋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记载，这里的许多金银珠宝店、绫罗绸缎店等，都是高楼广宇，而且买卖兴旺，“每一交易，动即千万”。这里的酒楼，光是大型的“正店”就达72家，小的更是不计其数。酒楼门口，扎缚彩楼欢门，作为其行业的标志。最有名的酒楼“樊楼”是一组三层楼的建筑群，五座楼房各有飞桥相通，造型美观别致。

东京外城高约13.3米，上有女墙，高约2.3米。外层共有城门13座，三道城墙均有城壕。外城的城门除东、南、西、北四门为四条御路通道外，其余城门都有瓮门三层，屈曲开门，以备城防之需。外城水门，据考证达9座。水门均设铁裹闸门。道路是以宫城为中心放射式与方格式相结合的路网系统，大道正对各城门，形成“井”字方格路网，次一级的道路也是方格形的。主要干道称御路，共四条：一自宫城宣德门，经朱雀门至南熏门；二自州桥向西，经旧郑门到新郑门；三自州桥向东，经旧宋门到新宋门；四自宫城东土市子向北，经旧封丘门到新封丘门。东京城内河道十分有序。城内和四周有四条河道：汴河、蔡河、五丈河、金水河，都与护城河连通。其中汴河横穿城的东西，是城市的主要水上交通线，商业贸易等相当发达。金水河通大内，为宫中用水之源。

北宋都城遗迹

汴梁的街市，从“市”的意义来说，是我国古代最繁华、发达的。当时的街，取消了唐代的坊里制。唐代长安及其他都市各坊均设门，有人把守，按时启闭。到了宋代，坊里之名虽然仍保留，但已无分隔，不再设门。宋代汴梁的商业区分布较广，沿街设店设摊，甚至延伸至城外，还有边走边卖的，商业气氛十分浓厚。

南宋临安

南宋（1127-1279年）定都临安，即今之杭州。临安原叫杭州、钱塘，五代十国时是吴越国的都城。后来北宋统一中国，定都东京（汴梁）。公元1126年，“靖康之变”，宋室南渡，定都临安，这里变成当时世界上的特大城市，人口超过100万人。城市扩建，并加固城郭。据宋吴自牧著《梦梁录》所记：“诸城壁各高三丈余，横阔丈余。禁约严切，人不敢登，犯者准条治罪。”城四周共有13座城门：东便门、候潮门、保安门、新门、崇新门、东青门、艮山门、钱湖门、涌金门、清波门、钱塘门、嘉会门、余杭门。

杭州古城墙

临安作为都城，比较特别：一是它不规则，不对称，依山、湖、江而成形；二是皇宫位置在城的最南端，皇宫之北为都城，似乎比较别扭；三是皇宫、太庙及其他官署位置也十分杂乱，没有规则。这也许出于“临时安顿”，暂时将就，不甚讲究。皇宫官署在城南的凤凰山麓。东麓是皇宫，其北是三省六部、枢密院等。屋宇高大轩昂，较有气派。云锦桥和三省六部的官府大院相对，故此桥称“六部桥”，今之桥仍是当时之原物。北面清河坊是御史台（司法机关）。

皇宫和宁门外向北，直至武林门中正桥，为临安的南北向主要街道，称御道，又叫“杭城天街”。街面用石板铺成，两边砖石砌出沟渠，为排水系统。沟渠边上植桃李等，春天花开满树，美不胜收。路的中间只能皇帝通行，平民百姓只能走沟渠外面的路。

临安城内布局较有规则，也很有气派。街道河巷也比较有秩序。在街道河巷的网络之间，分设9厢80余坊。“坊”是城的内部结构的一个基本单元，四周有高墙，与外界联系出入有门2～4个，坊内有十字交叉的两条大路，然后是小路，称“巷”（又叫“曲”），宅的入口就在巷内。

南宋平江

南宋的平江，即今之苏州。“南宋平江府治图”，即南宋时的苏州地图。此图很珍贵，是南宋时所刻之原物。从图中可知，这座城市是一座十分规则的矩形（南北略长）城市。此城共设5个城门，还设水门，城墙外面设护城河。这是一座很典型的南宋时期的府城，城市道路呈方格网，还有许多与街道平行的河道，河上设桥，是一座典型的江南水乡城市。城市的中央有子城，为平江府治所在。子城内有六个部分：府院、厅司、兵营、住宅、库房及大花园。

苏州是一座文化发达的城市，城中有游乐场所。最典型的是位于城西南的百花洲，这是一处以花卉林木、小桥流水、亭台楼阁构景的名胜之地。从这里可以看出当时由于经济发达，人们已有丰富的文化生活内容了。图中还标出韩园（沧浪亭）、南园等园囿。江南园林形态此时初现雏形。图中还划出139座寺观，还有几座佛塔及孔庙等。这说明此时我国古代城市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诸方面格局已基本定型。

北宋的宫殿

北宋都城汴梁的宫殿（大内），本是唐代汴州节度使之治所，于宋初建隆四年（963年）修建、扩建。宫城位于内城的中间（略偏西北），南面有城门三座，其余三面各设城门一座。南面中间为丹凤门，下设5个门洞，城上之楼曰“宣德楼”。宫城东西两面为东华门、西华门，背面为玄武门（又叫“拱宸门”）。

丹凤门内为中央机构所在地，其中有都堂、尚书省、中书省、枢密院、明堂等。在这一区域中，高官可骑马行进其间。各衙署供应午餐，因此设厨房。仅尚书省的厨房就有房屋百间。过了东华门、西华门过道，至宝文阁后夹道，便是宋朝皇帝办理政事及举行仪式等的地方。其中东华门内横门本名“左承天门”，宋真宗时在此屋顶上出现“天书”，故将此门改为“左承天祥符门”。

大庆殿是举行大典的地方，殿阔9间，庭中有钟、鼓楼。院子很大，可容万人。节日、大典或接见外国使臣都在这里举行仪式。据记载，当时排列在院中的仪仗队达5000余人，其规模可想而知。

大庆殿之西有文德殿（又名“正衙殿”），是宋朝皇帝日常上朝与大臣议事之所。大庆殿后有紫宸殿，规模不大，在此举行小型会议及接见一般的外国来使。殿西有集英殿，是设御宴和试举人之处。殿旁有垂拱殿，与后宫的几个寝殿正对，形成一条轴线。

南宋的宫殿

南宋都城临安，其皇宫设在城南凤凰山之东麓。这里原来是吴越国的子城，南宋建炎元年（1127年）改为宫城，城周围4.5千米，称南内。宫城南为丽正门，北为和宁门，其规模要比北宋汴梁的宫城小。正朝只有两座殿堂，轮番使用。

大庆殿两侧有朵殿，西面名垂拱殿，是日朝之处。此外还有复古殿、福宁殿、缉熙殿、嘉明殿、勤政殿等，在此不再详说。

南宋临安的宫殿，较有名的是望仙桥东的德寿宫。这一处宫殿，规模宏大，富丽堂皇，是南宋高宗、孝宗诸帝退居养老之地。后来这里御赐为秦桧的第宅。秦桧入居后，便大兴土木，营造房屋达19年之久。里面楼堂亭榭，数不胜数，而且都是高大宏丽之建筑，可以说是当时杭州城中首屈一指的。宋高宗曾数次前往，并为宅内的楼阁题“一德格天”的匾额。

绍兴二十五年（1155年），秦桧病死，此第宅还给皇帝。宋高宗将此宅改为宫殿，以备退位之后居住。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六月改建成功，命名“德寿宫”。孝宗即位，高宗为太上皇，居住在德寿宫。

德寿宫正门位于宫之南，门外有百官漏院。殿堂楼阁多集中于南部，后面为花园。园内有大水池，从清波门外引西湖水注入，其上叠石为山，又按四季划成四部分，园内遍植奇花异草。又建冷泉堂、聚远楼等。

德寿宫之形制和规模，可与凤凰山下宋皇宫媲美，当时人称此为“北大内”。后来宋孝宗退位也居于此，并改名为“重华宫”。绍熙五年（1194年）孝宗去世，遗诏改名为“慈福宫”，由高宗后吴氏、孝宗后谢氏居住。宁宗庆元二年（1196年）又改名为“慈寿宫”。开禧二年（1206年）宫殿遭火灾，后来便荒芜了。咸淳四年（1286年），改建为“宗阳宫”。

第二节　元代的城市发展

元代城市的综合发展

元朝是蒙古族创建的。由于蒙古草原与中原是中华大地上从自然景观到社会生产都大相径庭的农耕区和游牧区，蒙古族原来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游牧经济基础上形成的文化与中原不同。蒙古族建元朝之始并未认识到农业的重要性，当初甚至有改农田为牧场之议，但因考虑银粮为立国之需，才重视农业。元代农业、手工业技术有所提高，但整体发展速度缓慢，只有种棉和纺织技术推广超过前代。元代全国总人口最多时为8000多万人。

元代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成就是：交通运输超越前代；南北运河全线开通；国内近海航线开辟。陆路交通方面，通称站赤制度，在蒙古地为站赤，在汉地为驿站，一直到西藏，全面设置，东西南北，脉络相通。元代海外贸易超过宋代，中国商人所到达亚非沿海国家和地区达67个之多。外国商人到中国来的数量增多，经济文化交流程度也空前加强，元朝与亚、非、欧国家均有经济、文化交往。印刷术、火药武器制造技术发展迅速，以元曲为代表的中国古典文学艺术达到一个新的高峰。阿拉伯、波斯的天文、医学新成就传入中国。

元代是一个比较开放的时代，全国最大的城市多数是全国最大的商业城市，最繁华的港口城市是泉州。

元大都

元大都是个开放城市，故获得西方人的一个俗称“汗八里”，即汗城。元大都城内共50坊，10万户，市集30多处，钟鼓楼是全市商业活动中心。

元大都城市的规划设计：元大都并没有沿袭金中都城的位置，而是营建于金中都的东北郊，由元世祖建立元朝封建体制的谋士、汉人学者刘秉忠规划设计。城市形制为三套方城，分外城、皇城及宫城。外城呈长方形，东西宽6635米，南北长7400米，周长28.7千米。皇城周长10千米。宫城为最里一层，在整个大都的中轴线上。其都城形象完全不囿于蒙古汗国传统，而是中原封建王朝沿袭的儒家“居中不偏”、“不正不威”、“至高无上”的皇权象征。这是用都城布局、功能、建筑环境烘托的皇权象征。

元大都遗址公园的雕塑

中国城市史延续到宋代，城市形态及其功能都已经发生重大变化，特别是开封的规划建设，已突破只重视城市的政治中心功能的局限，而开始全面重视城市交通、设施、居民生活、商业活动的需要。元代，本应沿着这一方向发展，但因为元代统治者是蒙古游牧民族，他们的社会生产和生活方式局限了他们的眼光，他们灭掉南宋，也局限了他们对宋代经济社会发展的认识，更局限了他们所利用的汉族文人的认识，他们只能向宋代以前的中国历史和文化去寻找范式。元世祖所崇敬的是唐代文化，利用汉族文人，再一次把北京城的规划建设拉回到“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前朝后市”的模式中去，由此而在明、清的北京延续下去。

由于北京的区位优势，南北大运河和海上交通的发展，又在客观上促进了北京的发展，为元大都从此取代长安、洛阳、开封等古都的地位，成为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政治中心提供了经济社会基础。总之，对元大都的历史认识要从两方面理解，一方面，元大都本身其规划设计是一流水平；另一方面，元代都城发展、规划所反映出来的是中国城市历史的一个曲折。

元大都的经济社会生活取决于如下因素：

第一，取决于国家性质。元朝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元朝统治的实质是蒙古贵族及其他各族封建主对各族劳动人民的分级压迫。它以蒙古族为国族，将国内民族分为4等：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进行严重的民族压迫。

第二，取决于其封建国家体制。元朝建立的是封建中央集权的封建体制。具体设计这一体制者，是经元世祖指定的汉人刘秉忠和许衡，由他们考定前代典式，在中央设立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分管政、军、监察职事，长官分别为左右丞相、知枢密事、御史大夫等。

第三，取决于行政制度。作为国家都城，它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行政制度，这一点在元代很突出，因为元代规定，大都及其所在地区为“腹里”。具体行政管理制度是：元朝首创行中书省制度。在中央设置中书省，作为全国最高行政机构，大都和它的邻近地区划归中书省直接管辖，称为“腹里”。“腹里”之外是10个行中书省：岭北、辽阳、河南、陕西、四川、甘肃、云南、江浙、江西和湖广。行中书省为皇帝派出机构。地方行政大致分为行省、路、府、州、县5级。由此可知，“腹里”地位很高，在经济和建设方面可以得到国家保证。

第四，取决于交通。元朝疆城大于以往任何朝代，北面越过阴山而到达西伯利亚，西面到达大沙漠尽头，东至辽东，南至南海，西南到达西藏。元代把沟通全国的站赤制度推行到国力所及的一切地方，西南一直到西藏的萨迦。蒙古境内称站赤，属通政院；汉地称驿站，西藏也称驿站，属兵部。以大都为核心，全国范围内共修驿站1300多处，并有水、陆、海站等。

在上述基本因素保证下，元大都的经济社会生活最基本的保证是来自全国。

元大都所用粮食是经运河河运和海运运来。海运最多时年达352万石，河运年达500万石。

大都的官营手工业工匠征役于全国各地，并迁入10万工匠于大都，建立70多个局院，设置众多生产作坊。在燕南、燕北聚集冶铁工匠3万多人，年冶铁800余万千克。

大都城内设有“三百六十行”商业服务业，并设专门集市30余处。

大都及其附近地区作为“腹里”，“腹里”的城镇包括大都及其周围约200座大小不等城镇，其中张家湾就是有名的运粮码头城，直接服务于大都。南北大运河的开通，大宗的粮、盐、绸缎、棉布、陶瓷器、海外物货等大多经张家湾进入大都。元代与海外有贸易关系的国家和地区达140多个。陆路主要是沿着古丝绸之路，由商队进入中亚、西亚。元大都就有许多来自中亚、西亚的商人。居住在元大都的蒙古贵族、官吏、色目人、寺院僧侣等多经商赚钱，他们依仗权势，与民间商人争利。官商则对金银铜铁、盐茶等商品实行垄断专利。

元代实行统一纸币，其中，“中统元宝钞”、“至元宝钞”流通时间较长。元代纸币作为惟合法通货，标志纸币在元代发展到一个新阶段。纸币的通行，也为元大都商业发展提供了条件。元大都是一座国内外商业中心城市。

元代实行两都制：元宪宗六年（1256年），在今内蒙古正蓝旗五一牧场境内滦河上游北岸的冲积平原上建开平府，后改称上都（或上京、滦京），1260年忽必烈在此登基。此后100年间，元朝先后有6位皇帝在此登基就位。1264年，忽必烈统一中原后迁都大都，但依然保留上都，每年初夏，皇帝、大臣、后妃均往上都处理政务和避暑，留居约半年，所以上都又被称作“夏都”。元代的两都不仅在于“避暑”，更重要的意义在于，上都北控大漠，联络蒙古诸王，大都南凭燕蓟，统治中原大江南北。两都制客观上促进了各民族文化的交流，巩固了民族团结合作和国家的统一。

元朝的杭州

元世祖至元十三年（1276年），右丞相伯颜率军攻陷临安，改临安为杭州。杭州为江浙行中书省治所，辖30路、1府、2州，包括今浙江、福建两省，以及江苏、安徽的江南部分等地区。从此直到元惠宗至正元年（1276-1341年）的65年间，杭州大致保持了南宋时的盛况，手工业和商业都比较发达。但是，由于从南宋都城降到行中书省城，原来的城市规模、建筑物等都可满足需要，加上政治中心北移，杭州城市没有扩建；又因杭州海湾沙滩漫延扩大，钱塘江口又堆积大量泥沙，航道淤浅，元代杭州的港口城市功能没能得到新的发展，而且逐渐被宁波港所取代。

但杭州城市依然保持了它的兴旺和美丽。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到达杭州时，他见到杭州城市建筑以及三面云山一面城的西湖，认为杭州是当时“世界上最美丽华贵之城”，“人处其中，自信为置身天堂”。马可·波罗还说：杭州手工业有12行业，城内又有10个大型市场，有定期集市，工商业发达。继马可·波罗之后，又有意大利人奥代理谷到达杭州，他写的《游记》中说：“全城周围约一百里，城中到处人满，无些须之隙地。”

但至正壬午年后，杭州开始走向衰落。《辍耕录》记载：“至正辛巳年四月十九日，杭州灾，毁官民房屋、公廨、寺观一万五千七百五十五间，烧死七十四人。明年壬午四月一日又灾，尤甚于先，自昔所未有也。数百年浩繁之地，日渐凋敝，实基于此。”

元朝时期的泉州

元代泉州在当时中国所有港口城市中排序第一，也是东方第一大港，是最典型的以港兴市的城市。元代泉州城市在南宋原有基础上迅速扩大，主要是沿着港口贸易方向迅速扩展，由南门街向南延伸到晋江边。泉南地区是元代泉州城市最繁华的地区，也是外国人集中侨居区。这是泉州海外交通发展史上的黄金时代，它与埃及亚历山大港并称为“世界最大的贸易港”。泉州与亚非近百个国家和地区有通商往来。从泉州运出瓷器、丝织品、茶叶、铜铁器等，从海外输入香料、药材、金银、珠贝等。来自海外异域的富商巨贾，很多在泉州建房宅留居。

泉州名胜古迹很多，其中留下了元代泉州城市繁盛的历史足迹。如清净寺坐落于涂门街，它仿照叙利亚大马士革伊斯兰教礼拜堂的形式而建，据现存古阿拉伯文石碑记载，始建于北宋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元至大二年（1309年）耶路撒冷人阿哈玛重修，至正十年（1350年）重修。这反映了当时泉州与国外联系的密切，也反映了元代泉州的繁盛。

元朝时期的上海

元代海上贸易崛起，沿海涌现出新兴城镇。其中，上海是一个典型。上海镇在南宋属秀州（嘉州）。元在上海镇设置市舶司，并设县，人口渐繁成为新兴的商埠。元置的上海县治就是今上海旧城，当时巨贾富商不断涌现。元置上海县辖境较大，包括今青浦、南汇、川沙3县，南北24千米，东西达50千米。

元朝中心城市与沿海城市的发展

元大都和附近地方为“腹里”，归中书省直接管辖。“腹里”所涵盖的区域其实范围很广，包括大都周围的内蒙古、河北、山东、山西等地。诚然，在研究元大都发展时，“腹里”概念的城市范围应指大都周围城市。

元朝行省下设路、府、州、县，为5级行政体制。元代设路185个，府33个，州59个，县1127个。省、路、府、州、县治所，基本上是历代形成的城市和县城，又是元代水路、陆路站赤、驿站之地，交通发展，经济发达，文化昌盛。历史比较悠久的城市有开封、太原、西安、成都、重庆、昆明、武昌、长沙、广州、福州、杭州、扬州、宁波、合肥、南宁、南京、南昌等。这些城市在元代90多年的历史中，都有所发展。

元代城市发展显示出新兴姿态者，主要是南北大运河沿岸和沿海地区的城市。天津就是从元代起因运河和海上漕运兴盛、商业繁荣而崛起的城市。淮安是因运河漕运而发展的又一座城市。淮安地处徐州、扬州、盐城中心地带，为南方诸行省漕运北上的咽喉，经济繁荣，街市繁华，而且是元朝的军事要镇，曾设重臣于此地。元朝大臣董搏霄说：“淮安为南北噤喉，江浙要冲之地。”淮安，东晋时有山阳故城，元代曾在山阳故城北500米外建北辰镇新城。元末张士诚割据江淮，又在此新城基础上改筑，建成周长3.5千米余的城池。有元一代，淮安漕运繁忙，过境舟楫多，成为南北商品集散地。运河沿线城市除了天津和淮安是在元代建设了新城区的城市外，元大都附近的张家湾，山东的德州、临清、东昌、济宁，江苏的扬州等城市都开始兴旺。在沿海因海运兴起的城市，除天津、上海外，泉州和宁波都在元代获得新的发展。宁波在元代为庆元路，治所设在鄞县，庆元为元代三大市舶司之一，后又将杭州、温州、澉浦、上海市舶业务并入庆元。庆元与日本、越南、高丽、菲律宾、柬埔寨有贸易往来。至元十六年，有日本商船4艘载商客2000余人来庆元互市，足以证明庆元在元代港口贸易的规模是比较可观的。

南北大运河

概而言之，元代中国城市的发展，既有蒙古游牧民族军事征服的特点，也有都城规划中开倒车的现象。但是，这些并没能阻止历史的前进。总的情况是，宋代以来中国城市开放性和工商业经济发展，虽然没有达到改变农业文明基础的地步，但城市商品经济已具备一定的规模和相应的水平。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加上水陆交通的进一步发达，元代中国城市发展还是出现了新气象，即沿交通要道有新兴城市出现，特别是南方和沿海地区都出现了新兴城市。

知识链接

元朝的上都

上都是元朝建立后的第一个都城，位于今内蒙古自治区正蓝旗东20公里闪电河北岸。早在忽必烈未即位前的1256年春，他即命近臣僧子聪（刘秉忠）于桓州城东、滦水北岸的龙冈相地建城，以此作为他统领漠南汉地军国庶事的藩府驻地。1258年新城建成后，被命名为开平。蒙古大汗蒙哥去世后，忽必烈在1260年春于此正式即位，建元中统。此后，开平府不断得到增修扩建。中统四年（1263）五月，正式升为都城，定名上都。到第二年八月燕京改名中都，两都巡幸制正式确立后，上都遂成为元代长期并存的两大都城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