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隋唐五代时期的医学

隋唐时期，医学教育发展较快，在沿袭中医传统家传式和师徒授受式教育的同时，在前代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学校式的医学教育模式，建立政府医药机构兼教育机构——太医署。唐太医署设立于武德七年（624年），隶属于太常寺管理。太医署作为唐代的最高医药教育管理机构，其规模较庞大、制度较完善、课程较合理、考核较严格，在中国古代医学教育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隋唐五代时期的医学发展情况。

第一节　隋唐时期的医学发展

隋唐医学发展概况

1.临证医学的成就

隋代是中国医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因为这一时期，生产获得恢复和发展，经济文化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反映在医学方面，也呈现出一派蓬勃气象。中国医学之所以能够一直向前发展，推溯其源，实自隋代开始。

这一时期医学发展的主要特点是：在临床医学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对疾病的病因、病机和证候的描述都比较详尽。公元610年，巢元方等人集体编写的《诸病源候论》，正是反映公元7世纪以前我国病因证候学方面成就的代表作，主要体现在：

（1）对急性传染病的认识

《诸病源候论·疫疠病候》“疫疠皆由一岁之内节气不和，寒暑乖候……则民多疾病，病无长少，率皆相似。”认识到传染病和季节气候有关系。

《时气令不相染易候》“人感乖戾之气而生病，多相染易，故须预服药及为方法以防之。”说明传染病是由外界有害物质（戾气）引起，而且可以互相传染，但可以用预防的方法加以控制，故说“须预服药以防之”。

（2）对创伤性感染的认识

中药材山药

《诸病源候论·马毒入疮候》“凡人先有疮而乘马，汗并马毛垢，及马屎尿，及坐马皮鞯，并能有毒，毒气入疮致炘痛、疼痛、烦热，毒入腹亦毙人。”说明了创伤性感染的传染途径及其严重性。

（3）对寄生虫病感染的认识

《诸病源候论·寸白虫候》认为，寸白虫（类似条虫）病因是：“九虫内之一虫也……饮白酒以桑枝贯牛肉炙食”所引起的，也就是说，吃了半生不熟的牛肉，会发生这种寄生虫病；或“食生鱼后，即饮乳酪，亦会生之”。

（4）糖尿病的诊断与水肿病的忌盐

公元第7世纪时代就有关于糖尿病的早期诊断的记载。据说郭霸曾亲尝魏元忠的粪，他说：“粪甘则可忧，苦便无伤。”黟又当时医方中都主张水肿病患者要忌盐，认为盐和此病有关。

2.对病理解剖的认识

《太平广记》曾记载有“靛青”疗噎病的，“隋炀帝大业末年，洛阳人家中有传尸病，兄弟数人，相继亡殁。”后有一人死，气犹未绝，家人并哭，其弟忽见有物自死人口中出，跃入其口，自此即病，岁余遂卒。临终谓其妻曰：“吾疾乃所见物为之害，吾气绝之后，便可开吾脑喉，视有何物，欲知其根本。”言终而死（卷四七四昆虫类传病条引《广古今五行记》载）。

3.预防医学措施

（1）公厕管理

唐朝设有管公厕的官，《唐书·百官志》：“宫中掌圁厕，为校署令丞。”

（2）麻风病院

隋唐时代始设有麻风病院，当时称为“疠人坊。”唐代释道宣《续高僧传》曾说那连提黎耶舍设有“疠人坊”；“又收养疠疾，男女别坊，四时供承，务令周给。”（耶舍卒于隋开皇九年，公元589年8月29日）。又载：“释智岩……后往石头城疠人坊住，为其说法，吮脓洗濯，无所不为，永徽五年二月廿七日终于疠所。”

（3）狂犬病的防治

早在第三四世纪时代，葛洪的《肘后方》中，就有疗治犬咬人方。书中曰：“仍杀所咬犬，取脑傅之，后不复发。”此方在王焘《外台秘要》卷四十引崔氏疗狂犬方和孙思邈《千金要方》卷二十中均有记载。《千金要方》曰：“治制犬毒方，取制犬脑傅上，后不复发。”就是根据《肘后方》的记载。

陈延之《小品方》曰：“若重发者疗之方，生食蟾蜍脍绝良，亦可烧炙之，不必令其人知。初得啮，便为此，则不发（《外台》卷四十狂犬咬人方）。该方在《肘后方》《千金方》《随身备急方》等书中均有记载。

（4）天花的防治

在隋唐医书中，除《陶氏百一方》和《巢氏病源》外，《千金方》、《延年秘录》（《外台》卷三引）、《新录方》（《医心方》卷十三引）及敦煌石室所藏《唐人要方》以兔皮疗豌豆疮方等，都有关于天花的论治。

（5）斑疹伤寒的预防接种

早在公元3世纪以前，就已有关于斑疹伤寒接种方法的发明。《巢氏病源》及《外台》卷四十射工毒方引《肘后方》中，均有相同的记载：“江南有射工毒蛊，一名短狐，一名蜮，常在山涧水内。……大都此病多令人寒热、欠伸、张口、闭眼。此虫冬月蛰其土内，人有识之者，取带之溪边行，亦佳。若得此病毒，仍以为屑渐服之。夏月在水中者，则不可用。”

4.医学著作的出版

隋代医学著作，除巢元方的《诸病源候论》外，还有全元起的《素问注》、杨上善（大业中太医令）的《黄帝内经太素注》。唐代医学著作除孙思邈、王焘的著作外，尚有甄权（许州扶沟人）的《脉经针方》《明堂人形图》各一卷；王勃（字子安，龙门人）的《八十一难经序文》；王冰的《内经注释》；甘伯宗的《名医传》；昝殷的《经效产宝》三卷，续编一卷；刘禹锡（字梦得，彭城人，贞元间进士、诗人、文学家）诏修的《本草经方》以及《传信方》行世。

政府医药机构：太医署

我国古代最早的医学教育机构形成于魏晋时期，《唐六典》记载：“晋代以上手医子弟代习者，令助教部教之。”南北朝时期，宋文帝元嘉二十年（443年），“太医令秦承祖奏置医学以广教授”。北魏太和元年（477年）九月，孝文帝“诏群臣定律令于太华殿”，设有“太医博士”、“太医助教”。至此，有了医学校教育的雏形，但因缺乏文献记述而欠明确。隋唐时期，医学教育出现较快发展的态势，在沿袭中医传统家传式和师徒授受式教育的同时，更在前代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学校式的医学教育，建立政府医药兼教育机构——太医署。

安徽祁县御医汪直雕像

1.隋太医署

隋代建立太医署，专门为统治者服务的医疗保健机构，分设医学各学科。组成人员包括两部分，即行政管理人员和医药教学人员。行政管理人员有太医令、丞、医监、医正，太医令掌管诸医疗之法和医之政令，丞为太医令的助手，医监、医正协助太医令、丞管理行政事务和教学。医药教学人员有医博士、助教、咒禁博士、主药、医师、药园师。

2.唐太医署

唐太医署设立于武德七年（624年），隶属于太常寺管理。太医署作为唐代最高医学教育机构，其规模较大、制度较完善、课程较合理、考核较严格，在中国古代医学教育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太医署既是统治者的医疗保健机构，也是医学教育机构和医药行政单位。组成人员包括4部分，即行政、医疗、教学、药工。据《旧唐书·职官志》记载：“太医署令二人（从七品下），丞二人（从八品下），府二人，史四人，主药八人，药童二十四人，医监四人（从八品下），医正八人（从九品下），药园师二人，药园生八人，掌固四人。太医令掌医疗之法，丞为之贰。其属有四，日医师、针师、按摩师、咒禁师，皆有博士以教之。”

在京都长安还置药园1所，内设府2人、史4人、掌固4人、主药8人、药园师2人、药园生8人、药童24人。药园不仅培养药学人才，还承担医科、针科、按摩科、咒禁科学生学习《一草》、辨识药物的带教工作。太医署对学生的考核十分严格，《唐六典》载：“博士月一次试，太医令、丞季一试，太常丞年终总试。若业术过于见任官司者，即听补替。其在学九年无成者，退从本色。”

由此可见，唐代医学教育在组织机构上，已经比较完备了。

《四部医典》

《四部医典》，又名《医方四续》，藏名简称《据悉》。藏族医家宇妥·元丹贡布编撰。

宇妥·元丹贡布，唐开元十七年（藏历土蛇年，729年）生于拉萨西郊堆龙、吉纳附近，卒于唐大中七年（藏历水鸡年，853年）。曾祖父、祖父均为御医，在家庭的熏陶下矢志从医，医学造诣日深，成为吐蕃王朝的首席侍医。他曾到过山西五台山和藏南、日喀则、康定等地，随名医学习，也曾在今印度、尼泊尔、巴基斯坦等地行医，既拥有丰富的临床经验，又收集了许多民间医药知识。宇妥·元丹贡布以早期吐蕃医学为基础，广泛吸收内地及各方医学，历经20多年，撰成藏医经典著作《四部医典》。它的问世，标志着藏医药理论体系的形成。鉴于宇妥·元丹贡布对藏医学的杰出贡献，他被藏族人民尊称为“医圣”、“药王”。

《四部医典》分4部，凡156章，收方443首，载药1002种。第1部《总则本集》（藏名《扎据》），为医学总论；第2部《论述本集》（藏名《协据》），记述人体解剖、生理、病因、病机、治则、药物、器械；第3部《秘诀本集》（藏名《门阿据》），详述临床各科疾病的症状、诊断、治疗；第4部《后续本集》（藏名《其玛据》），论述脉诊、尿诊、药物理论、外治法等。《四部医典》的编撰体例，以药王及其5个化身相互问答的形式，采用七言或九言的诗歌体，系统论述医药知识。对于各种疾病的阐述，采用医学理论与临床经验相结合，每种疾病都分述病因、分类、症状、治疗，清晰明了，便于理解。

《四部医典》不仅对古代藏医学进行较全面的总结，反映藏医特色和藏族医药学的经验，而且吸收和借鉴了汉族医学、印度医学、大食医学的医学理论和医疗经验，并有所创新。《四部医典》成书以来，作为最重要的藏医学经典著作，始终指导着藏族医生的临床实践，成为学习藏医的必读医籍，民间有“不读《四部医典》，不可为人医”之说，可见其书之重要。该书问世后，沿用300余年，唐太医署亦将其作为医学校教材。

《四部医典》书中的插图

此书在宋以后亡佚。后世发现该书的早期版本主要是日本仁和寺藏本的残卷和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从敦煌石窟出土的卷子本残卷，后者现分别藏于大英博物馆和法国国家图书馆。当代尚志钧有《唐·新修本草》的辑佚本。

第二节　源远流长的中外医学交流

中朝医药交流

中朝两国人民的文化联系，早在晋唐之前已很密切。公元541年我国曾派医师赴朝。唐代，中国医学书籍输入朝鲜的有《素问》、《伤寒论》、《甲乙经》、《神农本草经》、《诸病源候论》、《千金要方》、《外台秘要》等。朝鲜医学制度曾仿唐制，设医学，置医博士，以中国医书为教本，用《素问》、《难经》、《甲乙经》、《本草经》等教授学生。

五味子

另一方面，朝鲜药物和医学知识也传到我国。陶弘景的《本草经集注》中，记载了不少朝鲜出产的药物，如五味子、昆布、芜荑等。唐代的《新修本草》《海药本草》中，又记载了朝鲜品种的白附子、玄胡索等药物。《外台秘要》中，还记有治脚气病的“高丽老师方”，也来自朝鲜。一些方书中所载药物，有的注明用新罗白附子、新罗人参等，说明当时治病用药，已采用不少朝鲜品种的药材。

中日医药交流

秦汉以来，中日两国文化交流日益发展，经历三国、两晋南北朝，正式往来从未中断。公元552年，我国赠给日本《针经》一套。562年，吴人知聪携带《明堂图》等医书及其他书籍160卷到日本。608年，日本推古天皇派遣药师惠日、倭汉直福因等来中国学医，于623年学成回国，带去《诸病源候论》等重要医书。701年，日本采取唐制，制定医药职令——“大宝律令·疾医令”，规定医学生必修《素问》《黄帝针经》《明堂脉诀》《甲乙经》《新修本草》等书。733年，日本荣睿、普照等来华留学，十年后，至扬州邀请鉴真和尚（扬州人、俗姓淳于）赴日本传授佛学和医学。鉴真率弟子数十人，6次渡海，历时10年，于754年到达日本。他在日本传授中国医药学术，对当时日本医学的发展带来很大影响。现在日本东大寺的正仓院里，还存有唐时从扬州运去的中药。后世日人撰《鉴上人秘方》，其中有鉴真医方，书已散佚。鉴真用过的脚气入腹方、诃黎勒丸等，在《医心方》里还可找出。763年鉴真逝世于日本奈良唐招提寺，日本人称之为“过海大师”。805年，日本医生菅原清在我国学医后回国，他精通唐代医方，竭力提倡中国医学。

公元808年，日本医家以我国的《素问》《黄帝针经》《脉经》《甲乙经》《小品方》《新修本草》等为蓝本，编成《大同类聚方》100卷。此后还出现不少有关中国医学的著作，较著名的有小野藏根的《太素经集注》等。

与东南亚诸国的医学交流

我国与印度、越南大约自汉代起即有医药往来，随着对外交流的发展，南北朝至隋唐时期，医药交流逐渐扩至今柬埔寨、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

我国向印度输出药物较早，品种较多，如人参、茯苓、当归、远志、乌头、附子、麻黄、细辛等，被称为“神州上药”。唐僧义净在印度居住20年，常用中国医药为印度人诊治疾病。印度医学也随佛教传入我国。据《隋书·经籍志》记载，当时被译成中文的印度医书有《龙树菩萨药方》（即《龙树论》）、《婆罗门药方》等十余种。唐代贞观、开元年间从印度输入龙脑香、郁金香、质汗等药物和秘方，《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外台秘要》等书中也收载了一些印度方药和治疗方法。

中越医药交流较早，据《历代名医蒙求》记载，三国时我国名医董奉曾到越南，治愈了交州刺史杜燮的重症（中毒假死）；曹州观察判官申光逊通医术，也以胡椒、干姜等辛辣药物，治愈过越南人的脑痛症。在中越两国文化交往中，越南的一些药物也逐渐输入我国，如汉代传入薏苡，唐代开元年间（713—741年）传入沉香、琥珀等药物。

中药材沉香

南朝梁武帝时，东南亚一些国家的香药不断输入我国，据《南史》记载，天监18年（591年）扶南王遣使送郁金、苏合香等；天监17年（518年）、普通3年（522年）干陋利国、婆利国输入的杂香药有时多达十余种；中大通2年（530年）、大同元年（535年）丹丹国也输入多种杂香药。东南亚国家药物的传入，丰富了我国的药物学。

与阿拉伯诸国的医学交流

中国与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医药交流源远流长。公元8世纪前，中国炼丹术已传入阿拉伯各地，并经阿拉伯传到西方，对世界制药化学也有积极影响。

我国脉学在公元10世纪前就传入阿拉伯。阿维森纳（980—1037年）的《医典》中有这方面的详细记载。其中许多脉象是采自《脉经》的资料，这对阿拉伯诊断学的发展有一定影响。此外，《医典》中还记述了一些中国医学知识，例如，糖尿病患者尿甜，还提及麻疹的预后以及用水蛭吸毒等治疗方法。

中国汉代麻醉法，也曾传入阿拉伯医学界。美国的拉瓦尔在《药学四千年》一书中认为阿拉伯人的吸入麻醉法可能是由中国传入的。阿维森纳《医典》中也记有许多中国药物。

另一方面，我国也吸收了阿拉伯医药知识。自唐永徽年间（650—655年）以后，阿拉伯国家多次派人来我国赠送方药，其中药材很多。据《诸蕃志》记载，输入的药物有乳香、没药、血竭、木香等多种。来往经商的阿拉伯人还把胡卢巴和药方传入我国，也为我国医学家所采用。一些阿拉伯药商，曾在我国营业，并带来一些医方。

综上所述，晋唐时期，我国学习了许多外国的医药知识，同时对世界医药学的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第三节　唐代医学名家与医疗趣闻

中唐杰出的医学家王焘

据有关文献记载，早在两晋隋唐时代，我国医家事实上就认识了某些维生素类和激素类药物，并在临床上加以应用。如葛洪的《肘后方》、孙思邈的《千金方》、王焘的《外台秘要》中，都曾论及，其中以王焘所论最详。

王焘（约生于公元7世纪末叶至8世纪中叶间），郿（今陕西眉县）人，是唐朝宰相王皀的孙子，亦是“七登南宫，再拜东掖，便繁台阁二十余载”的官僚，曾做过徐州司马。性至孝，其母患病，经年不解带，亲自调理汤药。王焘因“幼多疾病”，故长好医术，曾屡从名医学习，尽得所学。由于长期任职弘文馆（国家图书馆），有机会广泛接触晋唐以来的诸家医方，其中有的在后世很少流传。王焘获读医书千百卷，得其秘要。他以为巢元方所著《诸病源候论》有论无方，乃花费数十年时间进行认真的研究和整理，终于唐天宝十一年（752年）编写成《外台秘要》这部规模巨大的综合性医学论著。该书之所以名曰《外台》，乃因王焘天宝年间曾出守大宁。

王焘是学验兼优的杰出医学家，对症状的描述及疾病的诊断也十分准确，如《天行温病》中描写天花（斑疮、登豆疮）的症状，从发疹、起浆到化脓、结痂的全部过程，都做了详细的说明；并能根据痘的色泽、分布来诊断预后的吉凶。他还注意产妇的护理，主张清静，反对嘈杂，说：“惟得二三人在旁少静”，并“不得令死丧污秽家人来视”。这些，都是符合保健性医疗措施的。

知识链接

《外台秘要》概览

《外台秘要》是现存祖国医药学文献中的一部光辉巨著。它全面整理和部分保存了从古代到初唐的医学典籍，书中引用的大量文献资料皆一一注明了出处，为我们保存了一些已经亡佚的典籍的内容，也为后世辑佚工作提供了方便。王焘能在1200多年前就有如此卓越的见解是难能可贵的。清代医家徐灵胎曾对他作出如下的评价：“历代之方，于焉大备……唐以前之方，赖此书以存，其功亦不可泯。”

川芎的故事

川芎是一味很常用的中药，具有活血化瘀、行气止痛等功效，治疗风寒、寒湿及血瘀引起的各种痛症疗效很好。而川芎的来历却颇有些传奇色彩。

唐朝初年，药王孙思邈与徒弟从陕西终南山云游到四川省的青城山。这天，师徒二人走累了，便在一片松树林内歇息。此时，林中山涧边有一只大雌鹤正带着几只小鹤在涉水嬉戏。没过一会，突然听到几只鹤发出连声惊叫。药王师徒一看，原来那只大雌鹤头部低垂，双脚颤抖，不断哀鸣。药王心里明白，这只雌鹤肯定是患了急病。没过多久，天空中传来一阵阵鹤鸣，只见几只白鹤落下，从它们嘴里掉下一些叶子，病鹤随即啄食这些叶子。鹤群离开后，徒弟捡起几张落在地上的叶子，看到不过是一些形状很像胡萝卜叶的野草，便满不在乎地丢回地上，但药王却若有所得，叫徒弟把叶子再捡起来保存好。

次日，药王孙思邈师徒再次来到松林，又看见了那只生病的雌鹤，只是此刻它已完全康复，又带领小鹤嬉戏如常了。孙思邈还发现白鹤常在混元顶峭壁的古洞旁活动，那里长着一片绿茵茵的野草，形状和昨天从白鹤嘴里掉下来的叶子一样。药王不禁联想到雌鹤的病愈是与吃了这种野草有关，于是他登山采集这种野草进行研究，发现其根茎苦中带辛，具有独特的浓郁香气。他根据自己几十年的采药行医经验判断，此草应有活血通经、祛风止痛的作用。他叫徒弟携此药下山，用于给病人对症治疗，效果果然很灵验。药王兴奋地说：

“青城山幽，川西第一，药由鹤递，来自天穹。这药就取名叫‘川芎’吧！”

从此，四川青城山川芎的神奇疗效越传越广。后人为了纪念药王孙思邈，把他初到青城的小山叫做“药王山”，现已成为当地著名的旅游景区。

川贝雪梨膏的故事

唐朝初年，丞相魏征的母亲患有咳嗽气喘病已多年，魏征四处为母求医，但疗效不佳，这使得魏征心里十分不安。这事后来被唐太宗李世民知道了，即派出皇宫太医院的御医前往丞相府为魏征的母亲诊病。御医为老夫人把脉看舌后，开出了一张药方，方中有川贝母、杏仁、半夏、陈皮等中药。魏征马上令人将药抓齐并立即煎煮送给母亲服用，可是这位老夫人性情却有些古怪，她只喝了一小口药汁，就连声说药汁太苦了，难以咽下，任魏征与家人百般劝说，她就是不肯再吃药，弄得魏征也没有办法。

次日上午，魏征又到母亲房中劝其服药，母亲仍以味苦为由拒绝。她告诉魏征只想吃梨。魏征是一个大孝子，历来对母亲的要求有求必应，于是立即派人去买回梨，并把梨削皮后切成小块，装在果盘中送给母亲吃。可是老人牙齿大多已脱落，咀嚼不方便，只吃了一小片梨后又不吃了。这又使魏征犯了难，他想了一会，就试着把梨片放入锅中用水煎煮成梨汁，再加入一些糖，结果还真行，母亲喝了一碗梨汁后还舔着嘴唇说：“好喝！好喝！”

魏征见母亲喜欢喝梨汁，于是灵机一动，在为母亲煎煮梨汁时，顺手将按御医处方煎的一碗中药汁倒入梨汁中一起煮，为了避免老人嫌味苦不喝，又特地多加入一些糖，一直熬到三更。此时魏征也有些疲惫了，他闭目养了一下神，不料却睡着了。等他醒来揭开药罐盖，发现药汁因煎熬时间过长水分已全部蒸发而结成糖块，魏征怕糖块口味不好，就先尝了一点，感到又香又甜，于是在第二天清晨将糖块送给母亲品尝。这糖块又酥又甜，入口即化，又有清凉的香味，老人很喜欢吃。魏征见老母亲喜欢吃，心中也乐了，他随即每天都用中药汁和梨汁加糖熬煮成糖块给母亲吃，老人这样吃了近半个月，咳嗽、气喘的病就治好了。

梨汁可止咳

魏征用中药、梨和糖煮汁熬制成糖块治好母亲咳喘病的消息很快被传开了，当时许多医生也效仿这一做法制作中药梨膏糖给那些拒服苦药的老人和儿童咳喘患者服用，同样收到很好的疗效。后世医家在此基础上，逐渐改进成川贝雪梨膏并沿用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