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古代民间信仰与祭祀民俗

信仰是一种约定俗成的民间习俗，是人们的意识、心理、信念在社会生活中的反映。古代先民认为自然界万物均为有生命的灵物，即使普通的气象，也被神化加以崇拜。

祭祀是在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人们无法解释生活中的吉凶现象下形成的，是人们屈服于自然力的表现，也是人们不能掌握自己命运的表现。从宗教象征的角度来看，祭祀是一种人与神之间的交换关系，即人们以祭品作为礼物奉献给想象中的神灵，以换取神灵的恩赐和消灾，从而满足主体心理上和情感上的需要。

第一节　古代民间崇拜与信仰民俗

古代民间崇拜与信仰

古代民间信仰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信仰的多元性、功利性。原始先民对大自然的神秘莫测、变幻诡奇，感到不可思议，在这种既好奇又恐惧的复杂心态下、他们把祭祀和巫术作为与宇宙、祖先交流的桥梁，希望得到大自然主宰者的赐予，由此出现了自然崇拜，并由信仰万物发展到图腾崇拜，而后又发展出灵魂、祖先崇拜等。在灵魂不死、万物有灵的思想基础上，衍生出了纷繁芜杂的种种社会习俗、禁忌、信仰等。面对不可知的人生与世界，人们很自然地寄希望于一些外在神秘力量的庇佑。正如柳宗元所概括的，当个人的力量不足以达到目标时，便要幻想借助于“鬼神”的帮助来实现。因此，在古代中国，几乎是家家户户都信奉神灵。当然，这些信仰之中包含很多迷信，如风水、卜卦、八字、相面、算命、测字、符咒、扶乩、圆梦等。但是这些旧习俗中也有很多朴素的民间俗信活动，如清明祭祖、供奉祖先、龙的崇拜、张贴春联等。

土地庙

世界上各个民族几乎都无例外地对神秘缥缈的“上天”保持高度虔敬的崇拜。直到今天，当人们感到震惊的时候，脱口而出的第一句话往往就是：“天啊！”敬天还表现在崇拜日月星辰、风雨雷电等。太阳神的崇拜，可以从各地林立的“日坛”祭祀大典中体现，羿射九日、嫦娥奔月、月精蟾蜍、玉免捣药、吴刚伐桂，都是人们出于对日月的崇拜而幻想的远古神话。崇拜月亮的习俗至今流传，并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传统节日“中秋”。从牛郎织女的爱情传说，还产生出了古代的“七夕”乞巧的节日。东青龙、西白虎、南朱雀、北玄武的四方神崇拜，是人们居家建房必先慎重选择的风水。金星、北斗星乃至流星，都被人们赋予了很多内涵，甚至形成了一门“星相学”。

远古先民不仅崇拜天，也崇拜地；不仅崇拜日月星辰、风雨雷电，也崇拜五岳四海、山河大川，还有鸟兽虫鱼、鬼神偶像等。天地往往并称，如“皇天后土”、“天公地母”、“社稷”，而且对地神也有专门的供奉，如对“地母”、“土地”，“城隍”，“田公田婆”，“土地娘娘”等的祭祀，就是对土地的崇拜。高山大川也是人们顶礼膜拜的对象，不但帝王渴望登临泰山封禅，祈求上天庇佑，民间百姓也信奉泰山娘娘、东岳大帝等，“泰山石救当”的镇宅威力，至今显赫。行云布雨的龙王，保佑航海的妈祖，河伯水神山鬼，均被人们所崇奉。在富有想象力的神话体系中，还有人面蛇身的女娲、人面龙身的伏羲、黄帝、神农、观音、狐仙、四灵（龙凤龟麟）、牛王、马王、蚕神、树神，甚至许多历史人物如孔子、关帝、七十二行祖师等也进入了神的行列。

在宗教信仰多元化的古代中国社会中，“不问苍生问鬼神”的态度向来为理性的知识分子所鄙弃。尽管古代先民对待鬼神的态度不同，或顶礼膜拜，崇信有加，或“敬鬼神而远之”，或“不语怪力乱神”，但民间对各方神明的信仰与崇拜却始终非常繁盛，从而使中国古代社会呈现出五彩斑斓的多元信仰。

鬼魂崇拜

在原始社会中，先民们认为人的精气为“魂”，肉体为“魄”，而人死后虽然肉体腐烂消失，但灵魂永存。灵魂不灭、万物有灵的原始世界观是鬼魂崇拜发生、发展的主要思想基础，也由此产生了神灵崇拜和祖先崇拜。

中国大约从旧石器时代晚期开始出现灵魂不灭的原始宗教观念，如西安半坡遗址出土的瓮棺上留有供亡灵出入的小孔，便是灵魂不灭意识的具体表现。新石器时代以来，神灵崇拜和祖先崇拜经历了从不成熟到成熟，从不完善到完善的发展过程。

《礼记》中说魂灵是万物死后的魂魄，“大凡生于天地之间者皆曰命，其万物死皆曰折，人死曰鬼”。这表明当时鬼魂有善、恶之分，善鬼是正常死亡的人或生前对人们有益的人，恶鬼、虐鬼则与之相反，是指那些有恶行或非正常死亡的人。那些不遵守氏族内部法规、有恶行而被流放或处死的人，还有那些因疾病、溺水等非正常死亡的人，他们不能按常俗埋葬，甚至不能葬入族墓地，其鬼魂便四处游荡作祟，祸乱人间。而正常死亡者，则可在族墓地安息，鬼魂也有善的去处。这种“鬼魂分善恶”的观念至夏商时期仍流行不衰。

基于鬼魂有善恶并具有超人能力这一原始观念，原始社会的人们相信本氏族中正常死亡者的鬼魂，特别是氏族中德高望重的首领与长者的魂灵具有庇护、降福于本族在世成员的超凡之力。为了获得他们的庇佑，便借助一些巫术手段进行人鬼交流，由此逐渐产生了具有善的特征的祖灵信仰和祖先崇拜。灵魂崇拜的产生使得当时的人们相信存在一个所谓“阴间冥界”，为使本族的鬼魂有共同的归宿，人们总习惯把死者集中埋葬在一个共同的族墓地里，免得鬼魂流荡失散，或遭到氏族外其他鬼魂的侵害。许多信仰和风俗习惯就由灵魂信仰派生出来然后代代相传。

阎罗王

“灵魂出窍”是指灵魂离开肉体后所产生的一种奇特的幻梦现象。灵魂出窍后，虽然能看到亲朋好友的言行举止、喜怒哀乐，但却不能与他们交谈。《聊斋志异》中的《席方平》一文记述了席方平为报父仇而灵魂出窍，直至复仇后灵魂才附体的故事。《促织》中成名九岁的儿子也曾灵魂出窍，化身为一只勇猛善斗的蟋蟀，一年后灵魂才又重新归附本体。“勾魂”则是指招引灵魂离开肉体，阴间的鬼吏将人的灵魂带到地府，也叫“勾魂”。《夷坚甲志》卷四《郑邻再生》讲了这样一个故事：阴吏错把江东的郑邻当作处州的郑林勾到了阴府，阎王一查生死簿，郑邻还有18年的阳寿，只得将他送回人间。“招魂”即召唤各类因为受惊受伤而离身不归的灵魂，既可用于死者，也可以招唤生者。范成大在《桂海虞衡志》中记载了当时为远行者招魂的情景：有人出远门，家人就把妇人贴身的衣服放在竹篮中，派巫师提着竹篮去寻找，在前面走着导引其归家。

为了侍奉鬼魂，人们设立了鬼节及相应的仪式。农历七月俗称“鬼月”，七月十五日中元节俗称“鬼节”。民间相传从初一开始，阴间就会打开鬼门关，放出被禁锢的那些孤魂野鬼，让他们到阳间来接受祭祀。而人间为了免受邪祟鬼怪的侵害，也要相应地举行一些祭祀仪式，即所谓的“中元普度”，要摆设贡品，念诵经文，放河灯，焚法船，演唱“外台戏”，以讨好这些鬼魂，祈求他们不要危害人间。这个习俗始自唐代，宋代逐渐流行于民间。

在民间，家家则要上坟祭奠祖先。祭奠亡人最常见的方式要数放河灯了。人们习惯在木板上放五色纸，做成各色彩灯，内点蜡烛，有的人家还要在灯上写明亡人的名讳。依据灯的漂浮状况，来判断亡魂是否得救。如果灯在水中打旋，被认为亡魂让鬼魂拖住了；如果灯在水中沉没，被认为亡魂得到拯救，已经转世投胎了；如果灯漂得很远或靠岸，则认为亡魂已经到达彼岸世界，位列天国仙班了。总之，都是良好的祝愿。

鬼的模样没有人看见，因此，围绕着鬼总有许多故事可说。清蒲松龄写的《聊斋志异》可谓是鬼怪故事的集大成。晋干宝《搜神记》有一个“宋定伯捉鬼”的故事，更是家喻户晓。人害怕鬼，鬼更害怕人，邪不压正，人们总有许多办法来破解鬼的邪术，传说鬼害怕桃木、人的中指之血、火、经书等。过去北京人有“灯下不说鬼”、“黄昏不探望病人”的风俗，可是有些时候不可避免要发生这些事情，或者为了追求刺激，故意在晚上听、说鬼故事，听众往往脊背发凉、毛骨悚然，以至于一个人竟然不敢入睡，害怕鬼怪来纠缠自己，于是就拿一本皇历书，或者用个碗之类的东西罩住灯光，据说这样就可以避免招来鬼。

有趣的是，尽管鬼总让人感到恐怖可怕，人们对鬼仍怀有一种不能割合的情愫，比如“冥婚”，就是人们为鬼举行的婚礼，俗称为“鬼结亲”、“鬼亲”、“鬼婚”、“鬼媒”。《三国志》中就有这样的记载，曹操的爱子曹冲死后，曹操非常痛心，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并“娶”了一个“甄氏亡女”与他合葬。更有甚者，有的人竟利用鬼婚来趋炎附势，攀结权贵。《旧唐书》记载，萧至忠曾把死去的女儿许配给韦太后死去的弟弟韦洵，两家结为“冥婚”。但是当韦太后失去权势之后，萧至忠竟然把女儿的灵柩挖出来，不再与韦洵合葬。

在民间，鬼魂信仰比神灵信仰影响更深更广，认为阴间是鬼的居所，并构建了一套相当完整的管理机构——地藏、城隍、阎王、判官、牛头、马面、无常、小鬼、孟婆等。人们常用阎王、地狱来劝人向善，宣扬因果报应、六道轮回。中国民间原以东岳大帝为阴间主宰，唐中期以后出现了地藏菩萨的传说。至宋代，对阎罗王的崇拜更为普遍。宋代正直贤德的名人死后做阎罗的传说也很多，寇准、林衡、包拯、范仲淹等都有类似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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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元节祭祖

中元节的起源，应与中国古代流行的天地祭祖有关。道教盛行后，附会传统，创立了天、地、水三官神祗。据说天官生日在正月十五日，称“上元节”，其主要职责是为人间赐福；地官生日在七月十五日，称“中元节”，其主要职责是为人间赦罪；水官生日在十月十五日，称为“万元节”，其主要职责是为人间解厄。为与道教相抗衡，佛教起把七月十五日定为盂兰盆节。这是因为佛教提倡慈悲为怀，古印度雨季的三个月里，佛教规定禁止僧尼外出，据说外出容易伤害草木虫蚁，因此要求僧尼在寺内坐禅修学，接受供养，这段时期称为“安居期”。佛教传到中国以后，根据中国的季节变化，规定安居期为四月十六日至七月十五日。该节日的出现可能还与“目连救母”的佛教传说有关。大意是佛祖释迦牟尼的弟子目连（又名“目犍连”），看到死去的母亲在地狱里受苦受罪，惨不忍睹，便想尽一切办法相救，均告失败，最后只好求助于佛祖。释迦牟尼说，他的母亲生前罪业很大，不是一人之力能够拯救的，并告诉目连要在七月十五日，准备好饮食百味，供养十方僧众，借助众僧之力，才可使其母亲解脱苦难。目连遵嘱照办，果然奏效。这种佛教活动，被称为“盂兰盆会”。“盂兰”是古印度梵语的音译，意为倒悬，形容亡人之苦的佛事活动；“盆”是汉语，指盛放供品的器皿；“盂兰盆”即指可以解脱先亡人倒悬之苦。中国佛教借助儒家传统的“孝亲”观念，将七月十五日演变成了弘扬佛法的“孝亲节”，不仅得到了民间的欢迎，也受到官方的认可。各寺院于是在七月十五日举办盂兰盆会，念经超度亡灵，周围一些教民要到寺庙上供、放炮、祈祷，为祖先赎罪，祝亡人解脱。

祖先崇拜

祖先崇拜又称“祖灵崇拜”，是产生时间较早、流行时间较长、分布区域较广的重要崇拜形式，产生这一现象的最主要原因是古代先民相信祖先魂灵可以庇佑和赐福后代，也可以说，祖先崇拜是鬼魂信仰的升华。汉族人自古以来就有崇奉祖先的民族心理，形成了祖先崇拜的一系列民俗，有些保留至今。传说人类原始的始祖是盘古，中华民族的始祖是黄帝。而在古代社会，祖先崇拜则成为统治者进行宗法统治的工具。

祖先分为远祖的民族祖先和本民族的祖先，随着民族的分化产生了各个分支的家族祖先，如宗祠里供奉的祖先。在家族中分出若干小家庭，于是又出现了个体家庭的本家祖先。祖先崇拜主要是祭祀有功绩的远祖和血缘关系密切的远祖。直至当代，民间尊祖祭祀活动仍十分隆重，分为时祭、岁祭、堂祭、祠祭等。

古代先民的祖先崇拜，由崇拜女性始祖到崇拜男性始祖，并在祭祀仪式中举行庄重的祭祖仪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祭祀制度。夏商西周继承并发展了祖先崇拜习俗，商代的祖先崇拜已完善到以男性为主、兼及女性祖先的崇拜。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有大量的殷王对先公、先王、先考妣的频繁而隆重的祭祀记载，窥此一斑可知当时祖先崇拜之风是如何盛行与隆重的。在周代的祀典中，祖先崇拜附属于天帝崇拜。《诗经·小雅·楚茨》就是一首周王祭祀祖先的乐歌。周代贵族的祖先崇拜对象，大致分为两类：一是政治性的先王崇拜，即对本国君王的崇拜；二是宗法性的宗族祖先崇拜，即对本族已故首领的崇拜。

炎帝与黄帝石雕

春秋时期的祭祖习俗，可分为丧祭和吉祀两类。丧祭对象为新丧的亲人，在服丧期间举行，属“五祀”中的凶祀。此后每年的祭祖，则属于吉祀，被祭对象包括一般祖先在内，通常在宗庙或家庙中举行。庙是供奉先祖神主之处。立庙有严格的等级礼制规定。《礼记·王制》说：“天子七庙，三昭三穆，与太祖之庙而七；诸侯五庙，二昭二穆，与太祖之庙而五；大夫三庙，一昭一穆，与太祖之庙而三；士一庙；庶人祭于寝。”

秦汉时期，祖先崇拜已经成为最重要的民间习俗，受到人们高度重视。在当时，祖先崇拜是为了表达对祖先的尊崇以及加强宗族凝聚力的需要，是一种相当隆重正式的祭祀祖先的宗教仪式，通过对祖先的祭祀，可以得到祖先在天之灵对其子孙的庇佑，呵护家族的兴旺繁盛与世系传递。祖先神灵可以赐福给普通百姓，因此获得民间的广泛崇奉，殷勤祭祀。如《四民月令》记载说，东汉民间除每年二月、八月、腊月、父母忌日这四次较为正式的祭祀外，在一些节日还要举行祭祀祖先的仪式。反映在国家体制中，祖先崇拜则表现为等级森严的宗庙制度。在家天下的封建王朝统治下，古人认为“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把祭祀视为与军事战争并列的国家大事，宗庙制度成了国家社稷的象征。立太子、封诸侯、新君继位等都要向宗庙报告或在宗庙内举行，以示隆重。为此，国家设置了专门的机构掌管宗庙礼仪，如秦汉时期专设的“奉常官”，后更名为“太常”。

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东渐，生死轮回、因果报应、鬼魂存在观念十分盛行，反映在祖先崇拜上就是推崇、神化各自家族的祖先。尤其是帝王之家，其祖先不但被附会成为有神力的人，而且被子孙立庙崇祀。当时宗庙制度还是沿袭古制，规定帝王有七庙，奉祀七代祖先；诸侯有五庙，奉祀五代祖先；这些祖先按照左昭右穆顺序排列在宗庙内，接受子孙的供奉祭祀。

隋唐时期的祖先崇拜主要体现在祖庙制度上。帝王之家的祖庙，称之为“太庙”，太庙内举行祭祀活动是封建王朝的大事，象征着国家的兴衰存亡。如783年长安失守，唐德宗出逃，长安收复后，德宗把祭祀宗庙、重新迎立祖先作为第一要务。而百官则有“家庙”，根据不同的等级享有建庙多少的权利，一品、二品官员可建四庙，三品官员可建三庙，五品官员可建二庙，一般士人建有一庙，至于最普通的“庶人”则没有建庙的资格，只能“寝祭”。庙祭一般在正月初一、秋分、夏至、冬至举行，称为“时享”，其中以正月初一的元正、冬至两个祭祀节日最为隆重。

宋代祖先崇拜之俗更加普遍，祭祀祖先被看作是人与禽兽的根本区别，如果不能按时举行祭祀祖先的仪式将要受到世人的讥笑。当时不但士大夫阶层家祭盛行，一般百姓之家也非常重视对祖先的祭祀，而且以奉祀的祖先越多越引以为荣。为了攀比祖先，很多人不惜冒认祖先，牵强附会，被一些有识之士斥责为“淫祠之风”。

明清以后，祖先崇拜发展日甚，重要的民间活动便是祭祀祖先，在一些特定时日要举行各式各样的祭祖活动，形成了一些特定的祭祖习俗，如农历七月十五的中元节与清明节、农历十月初一合称“三鬼节”。而官府也往往在中元节举行地方厉坛的祭祀活动，以超度那些冤死的亡魂并祈求得到他们的宽恕与庇佑。

天地崇拜

天与地是古人心目中地位最高的自然神，承载和哺育了人类，最受人们崇敬。从西汉时期祭祀的时间顺序和隆重程度就体现出了天地的重要性，即“元年祭天，二年祭地，三年祭五帝于五畴。三岁一遍，皇帝自行，他祠不出”。

天地信仰是最古老、最根本的信仰。“万物本乎天”，在古代鬼神观念中，天是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至上神。昊天苍穹的浩瀚无际，日月星辰、风雨雷电的奇幻变化，令古人不能猜透。天因此被看作是自然和社会的最高主宰，民间称天为“皇天”、“上天”、“苍天”。然而这位至上神又不同于具有人身容貌、人格特征的基督教上帝与佛教的佛祖，它并非实在的人身，只是一个宽泛的抽象概念，却又真切具体地存在于人们的心里和口头。人们的生老病死、祸福吉凶被认为全部由上天支配。“苍天保佑”成为自古至今人们告祭上天的最常用口头禅；疑难之事众口莫辩之时，便要请求“苍天为证”；善恶报应只信“苍天有眼”，天信仰几乎渗透人民间生活的每个方面。

早在夏商西周时期就出现了人格化的崇拜实体，如商代的神灵崇拜中出现了被认为具有至高无上权力的至上神——“上帝”。到了西周时期，“上帝”的概念便发展成为“天”，天即天神，主宰着人间的一切，因此西周人通过一系列祭天仪式来体现对天的崇拜。西周诸王甚至自称“天子”，这是当时流行天神崇拜的最好说明。天子祭天，通常是在王邑的南郊选择一个地点，起土为坛，按照时令而在冬季的某日祭祀，因为在郊外进行，所以“郊”成了祭天的专称。祭天是天子专利，但春秋时期各诸侯国君有时也祭。比如鲁侯作为周公之后，就享有这一特权。春秋以后，天神信仰渐渐社会化，种种天道灾祥之说开始产生。“天道赏善而罚淫。”孔子宣称：“获罪于天，无所祷也。”

秦国自春秋时襄公立国，至战国中期献公时，先后建有六处用来“郊上帝”的所谓的“畴”，于是出现了一套新的天神祭祀体系，即“立春祭青帝、立夏祭赤帝、季夏祭黄帝、立秋祭白帝、立冬祭黑帝”。直至汉代，又建立起以太一为中心、以五帝为辅佐神的祭天体系。郊祭是历代君王祭天活动的基本方式。据《明史》记载，明太祖确立其郊天祭祀制度，并亲自分祭天地于京都（今江苏南京）南北郊。

民间对“天地爷”的供奉较为简陋，没有专门的庙祠，人们在春节时从市面上买一张木版天地神画，上有天公地母和一班人马，中间有一个写着“天地三界十方万灵真宰”牌位，被贴在屋檐下。有时甚至简单到一张黄裱纸上写一个天地神牌位，两边贴上对联：“天高悬日月，地厚载山河”，横批“天地神位”，下边放一张供桌，其上摆放香斗、供品、香烛。尽管如此简陋，民间仍奉“天地之神”为第一位大神，特别是在男女婚礼时，新郎新娘第一拜就是要跪拜天地，感念天地之恩德。

天坛

社稷神是华夏先民崇拜的自然神，“社”代表土地，“稷”代表谷物，祭祀社稷的场所也称社。由于社代表的是人们赖以依存的土地，稷代表的是人们赖以生存的食物，土地和粮食又是国家的立国之本，因此，社稷便逐渐演变为国家的象征。

社祭是地崇拜的表现，是中国古代社会仅次于天祭的重要活动，往往与“天”并祀。社神是农业社会土地崇拜的产物，除主祭社神外，凡属地祗之神，如百谷之主的穰神，山林川泽、百物之神，均在社祭时供奉。《孝经》说：“社，土地之主也，地广不可尽敬，故封土为社以报功也。”《礼记》说：“社者，五土之神也。”社祭一年举行四次，依春、夏、秋、冬四季举行。但四次社祭的隆重程度有差别，孟冬之月的社祭称“大割”，要宰杀许多牲口割而献功，最为隆重。社的祭坛用土建造，宋代改用石头，取其“坚久”之意。民间的社是祭祀百神的主要场所，乡社和里社由当地百姓自行组织，集体出钱祭祀。社祭场面热闹，往往是百姓人家全体参加，同时还举行田猎活动，共同向社神献上牺牲，以报答土地之功。

官方社祭庄重肃穆，要求君王仪态庄严，“端冕而祀之”。祭祀所用的牺牲也有专门的规定，“天子社穰皆大牢，诸侯社穰皆少牢”。猪是社祭时的必备牺牲。据说宋代张湍任河南司录时，正赶上当地府尹筹备祭社之事，祭祀用的猪在夜里突然跑进了张湍家中，他“即捉而杀之”。府尹赶来质问，他说：“律云：猪无故夜入人家，主人登时杀之勿论。”府尹只好再买了一头猪来进行社穰祭祀。

土地之神后来演变为崇拜管辖一个地方的人格神“土地公公”，俗称土地爷、土地公，后来又添加上了土地婆、田婆、土地奶奶。明代民间常于田间地头进行祭祀，并建有专供祭祀的土地庙、土谷祠。春天耕作前向土地神求丰收，秋后又向土地神表示谢意，这就是“春祈秋报”。作为安靖一方的“室宅之神”，遍布州县村镇，各州县有土地神，各村镇有土地神，各家各户也有土地神，或称“本县土地”，或称“吾家土地”。城隍也是土地神之一。在历史上，一些名人也曾充任神主，如萧何、曹参、韩愈、岳飞等，都曾被一些地方祀为土地爷供奉。

自然崇拜

自然崇拜是对自然界万物之神的顶礼膜拜。神秘莫测的天神，远不如日月星辰、风雨雷电等天体、气象给人们的印象具体鲜明，自然崇拜更直接地表达出了先民们朴素的敬天思想。自然神是指被人们所崇拜的自然界的现象和物体，包括日月星辰、气象、火、土地、水、动植物等。在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和良渚文化的陶器、玉器上，常刻绘有太阳、月亮等形象，这被认为是原始祖先崇拜日神、月神的证明。

祭日活动是最古老的自然崇拜习俗之一。大年初一，早晨要迎日出，晚上要拜送日没。若出现“日蚀”，则认为是“天狗吃太阳”，人们心慌意乱，恐怖不堪，以为天帝将降祸患于人间。有一次，宋真宗准备过生日时，突然发生了日食，他以为自己做了什么错事让天发怒，竟然取消了这次生日宴庆活动。与太阳崇拜并列的是月神崇拜。月神即平常所说的月亮，又称太阴星君，神话故事说的嫦娥奔月、吴刚伐桂、白兔捣药等都是对月神而言。发生月食时，民间称作“天狗吃月亮”，人们要焚香祈祷，敲锣打鼓，高呼大喊，直至月亮重新出来为止。月亮崇拜的遗风至今可见，如八月十五中秋节拜月的习俗。

星辰布满广阔的天宇，时隐时现，变化莫测，使人难以解释其现象，于是产生种种幻想，把星辰神化。正如俗语所说：“天上一颗星，地下一口丁。”也就是说，每个人都有一颗“本命星”，天上掉了一个星，地上就死一个人。并把星辰分为吉星与灾星，吉星有紫微星、文曲星、武曲星、牛郎星、织女星、太白星等，灾星有彗星、孛星等。故民间有“皇帝是真命天子，是紫微星下凡；将相是文曲星、武曲星下凡”之说。民间建房、立户都取紫微星照射之日，正如对联所云：“合口正遇紫微星，修建恰逢黄道日。”彗星形状像扫帚，在民间俗称“扫帚星”。古人相信“天人感应”，认为彗星出现，象征不祥，总要郑重其事地记载下来。若翻查一下二十四史，就会发现很多关于彗星出现的记载。

果仙敬月图（杨柳青年画）

风、雨、雷、电、云皆是自然界中的现象，这几种自然现象既能造福人类，又会造成危害，人们祈求“风调雨顺”、“和风细雨”，惧怕“狂风暴雨”、“雷鸣电闪”、“黑云滚滚”、“风动虫生”、“雷动人亡”，民间把此类现象神化，于是产生了风神、雨神、雷公、电母、云神诸类天神。打场时若风尘不动，人们即打口哨或唤“风来了，风来了”；天旱抬龙王祈雨，阴雨天制作“扫天叟”祈晴；祭河神以防洪水；天降冰雹时人们燃放爆竹，从屋内向外丢菜刀或摔火把，以阻止冰雹降落。人们长期以来都把雷公看成主持正义的神，专门击杀社会上不忠、不孝、不仁、不义、或犯有过错而在现实生活中未遭惩罚的人。

山岳川泽，处处有神。五岳四渎神被纳入了国家祀典，受到官方的春秋祭祀。五岳神是山神的代表，在东岳泰山、西岳华山、南岳衡山、北岳恒山、中岳嵩山，各立有岳神庙，分为五方，管辖全国。五岳中以泰山最为尊贵，被古人看作是生命之神。其他四岳只在本境内立庙祭祀，惟独东岳庙遍布各地，称作“行祠”，东岳庙会成为全国性的祀神节日。水神是与五岳之神对应的四渎之神，分别为长江神、黄河神、淮河神、济河神。每逢旱涝之灾，皇帝便要颁诏祈请五岳四渎神保佑。沿岸居民、渔民、船夫和商旅，更是祭祀拜颂水神，以求平安。宋代还在京城设海神坛，海神被加封为王，如东海为渊圣广德王，南海为洪圣广利王，西海为通圣广润王，北海为冲圣广泽王。

祝融是专职的司火之神，俗称火德真君。如《墨子》载：“天命融（祝融）隆（降）火于夏城之间，西北之隅。”其他民族也有崇拜火的风俗。如蒙古人认为火是圣洁的象征，世上万事万物都可以用火净化，有让使者通过火堆之间以除不祥的习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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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图腾崇拜

图腾源于北美印第安人的方言，一般专指某个民族的标志或图徽。原始人群或部落对某种动物或植物表示崇拜，即为“图腾”。

中华民族的龙图腾，是一个文化象征符号，现实世界上并不存在这样庄严神奇、能腾云降雨的“龙”。

龙图腾是五千年来民族文化与民族审美意识不断冲突与融合的结果。研究者认为，龙图腾经历了三个演变阶段，春秋之前的“古代龙”蛇首兽身，粗野狂放，是第一个阶段；战国至唐末的“中世龙”是第二个阶段，龙由爬行开始飞腾，气势昂扬；第三个阶段是宋、元、明、清的“现代龙”，威严尊贵，形态成熟。

龙图腾是一种民俗文化，龙的崇拜广泛流传于民间。在盛大节日中，舞龙是驱邪纳吉的求福之举。赛龙舟活动家喻户晓，《穆天子传》说：“曾有周天子乘龙舟浮于大沼。”吴王夫差作天池，乘龙舟日与西施戏水。龙舟竞渡到唐宋已风靡一时，以五月端午最盛。明熹宗曾经坐在龙舟上亲自击鼓为龙舟竞赛助威。清帝国则以龙作为国徽。龙成为了中华民族集体崇拜的象征，“望子成龙”、“乘龙快婿”、“龙马精神”等成为人们的理想追求和良好祝愿。

龙图腾是多种图腾崇拜的结合体。一般而言，构成龙的是牛头、猪嘴、蛇身、鱼鳞、龟颈、马鬣、鸟爪、羊须、鹿角、狗形这十个部分，分别象征着农耕文化、饮食文化、性文化、生殖文化、养生文化、英雄崇拜、官本位文化、君子风范、忠诚道德。因此，龙图腾体现着中国文化的包容与和谐两种基本精神力量。今天，炎黄之孙对龙的崇拜已上升为爱国的象征。

俗神信仰

民俗诸神指民间广泛信仰的各种神灵，它与人们的生产、生活紧密相关，常以民众保护神的形象出现。民间有一系列俗神为人们所信仰，如福禄寿三星、喜神、财神、门神、送子娘娘等。这些俗神有的虽然也列入官方祀典，但其民间意义更强。无论什么神灵，人们都要举行一定的接神仪式来恭迎。

为了祈求全家得到神灵的庇佑，最直接的办法就是把各位神祗恭迎到自己家中虔诚敬奉，这就产生了接神仪式。接神仪式，即迎接天地之间各位神仙的仪式，多在春节年关时举行。据说除夕夜至初一早晨诸神下凡到人间，考查人间善恶，因此人们都在这时迎接神灵回家，并希望得到神灵的庇佑。接神仪式比较隆重，除了供奉各种美味食品外，供桌前还要摆设香炉、蜡扦、花筒或香筒等。烛台下面要压上黄钱、千张、元宝等，称为“敬神钱粮”。供桌前地下要摆放蒲团，供跪拜之用。家宅六神如灶王、财神、土地等均须供奉。如果家中没有常年供奉的神像，也要在除夕临近时设天地桌，摆上祭器、陈列供养、悬挂钱粮、烧香秉烛。所供神像没有一定之规，一般是天地爷和诸神的画像或瓷像，同时在院内正中摆设香炉，然后焚香祷告，等待诸神的光临。接神仪式一般由年长辈尊之人主持，先查好喜神、财神、福神以及阳贵、阴贵诸神的方位，然后主祭者举香到院中，向各个方位依次叩首，表示恭迎诸神。礼毕，举香回到堂上，插入香炉，再三叩首，全家按尊卑长幼次序三叩首，作揖。叩首三次，是因民间有“神三鬼四”之说，讲究对神灵三叩，对鬼魂四叩。然后将黄钱、千张、元宝等拿到院中焚化，最后燃放鞭炮，表示接神仪式完毕。当然，各地的接神仪式也有差异。

生前有功之人，死后方能为神，这是中国造神的准则。如抵御大灾难、造福一方的英雄，就有资格成为人们心目中的神。社会百工技艺行行有神，都有自己的祖师爷或行业神，既有一行多神，也有多行一神。在人神信仰中，所供神灵大部分是历史人物或传说中的人物，如“先贤名哲道德之士”、“御灾捍患以死勤事功烈之臣”，这些圣贤之士、忠烈之臣都可以成为神，其祠庙有官方建立的，也有民间建立的。如祀典中太学要祭先圣文宣王孔子，从祀的有亚圣、十哲、七十二贤，各州县学均有先师之祭。武学祭杞昭烈武成王（姜太公），配张良及历代忠臣烈士。除学校集体祭祀先贤忠义之人外，民间各地也有圣贤的祠庙，如杭州有禹王庙、留侯祠、萧相国祠，真定有赵普庙，熙河有王韶庙，定州有韩琦庙等。对关公的崇拜更是遍及全国，播及海外。其他如二郎神、东岳大帝、姜太公，也都是中国普遍崇拜的神。在民间巫觋的神龛里，魏征、唐僧、孙悟空、薛仁贵、樊梨花、赵匡胤、杨宗保、穆桂英、包拯、济公等，也都是座上神灵，各有神能，充分表现出中国造神的随意性和功利性。

关圣大帝，或称关圣帝君、关帝、关公等，是三国时期蜀国的五虎上将之首，从唐代以来受到历朝各代帝王的加封，直至“顶天大帝”，号称“武圣”，与孔子“文圣”相提并论，是最受尊崇的神祗之一。

海神妈祖原名林默娘，是宋代福建莆田湄洲的一位地方性民间女巫。传说她秉性聪颖，善观天象，救人济世，降妖除隆，治病救人。死后经常显灵拯救海难，护佑船只，被人们尊为“海神”。此后数百年间历经加封，南宋封为“灵惠妃”，元朝封为“天妃”，清初晋升为“天后”，由民间祭祀上升为官方祀典。妈祖成为了海神的代称，为中国、东南亚、甚至欧美等很多国家和地区的人们，特别是渔民、船民、舟商、华侨、华人所信奉，成为凝聚世界华人的和平女神。

玉皇大帝，简称“玉帝”，只是道教创造出的神话体系中元始天尊的属下，“三清”的第二位，但民间却把他奉为天庭诸神的首领。唐玄宗李隆基把玉皇大帝的诞生日定为正月初九日，象征着玉皇大帝与天一同诞生。此后经过历朝各代帝王的加封，以及道教的发挥和民间的推崇，最终确定了玉皇大帝至高无上的神位。在每年的正月初九，全国都要举行祀典活动，“迎神作醮”的仪式接二连三，人们向玉皇大帝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收、人畜平安等，这一活动通常持续半个月甚至数月之久。

碧霞元君，又称为“泰山娘娘”，全称为“东岳泰山天仙玉女碧霞元君”，即北方民众俗称的“娘娘庙”里的“娘娘”，碧霞元君在北方广为流传，法力无边，山东地区对她的信奉尤为盛行。据说碧霞元君是妇女儿童的保护神，司送子、生育、全家平安健康等。其神像多为一女性手抱男婴，祥云缭绕，因此人们又称其为“送子娘娘”。泰山松树枝杈之间往往压着许多石块，据说此俗即是祈子。据史料记载，宋真宗东封泰山后，在池边洗手，看到一尊玉女石像从水底冉冉浮起，认为是神女显灵，便册封其为“天仙玉女碧霞元君”。其实碧霞元君是明代改泰山玉女祠为碧霞灵应宫以后的称呼。当然，南方的海神妈祖、顺懿夫人等也有此封号，但是随着“泰山娘娘”的香火日渐隆盛，碧霞元君的封号也就成为其专称了。

每年的春节，人们总要在迎门墙上、厅堂、厨房、床头等处倒贴一“福”字，称之为“福到了”，意在祈求福神赐给福祥。据说这位“福神”是“天官”，因此有“天官赐福”之说，他是人们的家神之一。也有人认为福神是“蝙蝠”的化身。而且“福”字往往无头，象征着“福寿无穷”。其实福神的神主，据《新唐书》记载，是唐德宗朝的道州刺史阳城。阳城矮胖，其所辖的道州城多侏儒，皇宫每年都要从该地挑选几百名侏儒进宫作奴隶，阳城抵制了皇上“岁贡侏儒”的诏令，受到了道州百姓的尊崇，此后阳城便被民间奉为福神。宋代民间则以真武为福神，将真武神像挂在床头，早晚焚香祷请祈福，后来相沿成为风俗。

万回哥哥是古代的欢喜神。传说万回姓张，唐朝人，行走如飞，往返一日，可行万里，所以被称为“万回”。宋朝人对他十分恭敬，腊月间祭祀祖先也许可以敷衍了事，但是对万回哥哥则每饭必祭。万回哥哥的神像是“蓬头笑面，身著绿衣，左手擎鼓，右手执棒”，民间把他作为“和合之神”供奉，认为供奉他，可使远在万里之外的亲人回家团圆，这是万回的另一个来由。万回哥哥对饱受战争流离之苦的百姓来说，无疑是一位善良的和平喜神，因此人们又根据“和合”的含义，将万回奉为“欢喜之神”。

灶神在民间最为普通，俗称“灶王爷”，雅称“东厨司命”，具有三种职能：一是掌管饮食，二是司掌命运，三是监察善恶。可见灶神是“监察员”，负责记录人间善恶。灶神的前身大概就是原始人的火塘神。灶神信仰属于天子七祀和诸侯五祀之中，庶人只有一祀，或是立灶，或是立户，自古就是民间信仰的主要神灵。民间对灶王爷都非常笃信虔诚，祭祀奉事非常殷勤。从魏晋到唐宋甚至是现在都盛传灶神夜间或者择日上天汇报人间的善恶，并演绎出许多民间传说。灶神被供在各家各户灶头，每年腊月二十三上天，大年初一再接回来。送行时一般要用香火、糖稀（即麦芽糖），糖稀既可作为“贿赂”，请他“报善”；又能粘住灶神的嘴巴，避免他“报恶”。祭祀通常由男人主持，女人要回避，但在山东一带多由妇女主持祭祀，还要烧钱供酒，“送君醉饱登天门”，此外还要在灶神像两侧张贴对联“上天言好事，回宫降吉祥”。

妈祖

门神也是民间信仰的重要神祗之一。古代流行的门神有两种，早期是神荼、郁垒，唐代以后门神形象改为秦琼和尉迟敬德。民间将他们的像，彩印于纸上，贴在门板上。后来，门神的队伍越来越庞大，刘关张、孙悟空、水浒一百零八将、钟馗等都成为门神。据说，其中以钟馗最为灵验元代民间流行的门神不只是秦琼和尉迟敬德，还有一些人家以“八仙”中的汉钟离、吕洞宾为门神，画在门额上。有些酒槽作坊，则在门首画四公子像：春申君、孟尝君、平原君、信陵君。民间还有一些人家在门上画鸡以避鬼祟，门上画鸡可能与古老的图腾崇拜有关；或取“鸡”、“吉”谐音，或因鸡能报晓，驱走一切魑魅魍魉，禳灾避邪。山东一带民间流行在门上贴有喜庆内容的年画，如刘海戏金蟾、福禄寿三星等。

城隍神是土地神的一种，不过通常只在城市中供奉、祭祀，所以被认为是“都邑之神”，是地方市民的“保护神”。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城隍受到愈来愈多市民的崇拜。城隍庙最早建于西汉，唐代以前还不多见，只是在南方某些城市有修建。宋代时才大为兴盛，城隍从此遍布大小城市，各州县皆有城隍庙。城隍本是城池神，后来主管城市的一切，明代以后又兼职管理孤魂野鬼。

佛教传入中国后，佛教传说中的一些得道高僧也被赋予了法力，受到人们的崇拜。观音信仰在民间的传播就是佛教中国化进程的最明显的表现。观世音菩萨，简称为“观音”，是梵文的意译，亦称光世音、观自在、观世自在，因唐朝避太宗李世民的名讳，将观世音略称为观音，是人们最为熟悉、最感亲切的一尊菩萨。据印度传说，观音菩萨原是转轮圣王无诤念的大太子，他与其弟一起修行，成为“西方三圣”之一。观音具有“大慈与一切众生乐，大悲与一切众生苦”的心怀，有普度众生脱离苦海的德能，有三十二种化身和救十二种大难的神通。自隋唐以来，佛教兴盛，观音信仰随之在民间流传，其形象也逐步脱离了印度传说的模式，被中国化为女性形象。据说唐朝画家阎立本年轻时画了一幅普陀观音大士画像，画中的观音菩萨头戴珠冠，身穿锦袍，酥胸微袒，玉趾全露，右手执枝，左手托净瓶，栩栩如生，经常显灵。后来由一位老石匠参照此画像雕刻成了扬枝观音碑，闻名一时。

行业神信仰

行业神是从业者根据自己的需要和一定的标准，人为造出来的神祗。这些神祗包括传说中的神灵和被神化了的历史人物。供奉的行业神，可以一业一神或者多神，也可以多业一神。如木匠供奉鲁班，笔业供奉蒙恬，纸业供奉蔡伦，染业供奉梅福、葛洪，成衣业供奉黄帝、伏羲、神农，制墨业、理发业、医药业供奉吕洞宾，铁匠、铜匠、金银匠、补锅匠、采煤业供奉太上老君，而关帝、财神等则被多种行业同时供奉。尤其是关帝，几乎在中国南北的大小村镇各行各业均有奉祀。

敬奉行业神习俗的流行，反映了商业的兴盛。商业方面，祭奉财神赵公元帅之风颇盛，而且各业商人又各自敬奉不同的本行业神。如徽商中的木业商人供奉关圣、宋子神位，定期进行祭祀。典当业商人供奉的神有多位。在明清时期，当铺房屋的设置均有一定规则，柜房（对外营业室）的照壁顶部要设一神龛，内供奉三位财神：赵公明、关羽、增福财神。号房（保管抵押物品的库房）中有两个神龛：一供火神，一供号神。供奉火神，是为了防止店铺失火。供奉号神，是为了祈祷鼠类不要损害当铺的物品，号神又称“耗神”、“耗子神”，即“老鼠神”。祭耗神是当铺独有的传统，每月初二、十六焚香祭祀，平时每天由店伙、学徒烧香、祈求。当铺对号神恭敬有加，小心礼拜，认为养猫是敌视耗神，打老鼠更是大逆不道。当铺存放大批抵押物品，最怕火灾，又怕老鼠啃咬，当铺又放发高利贷，急盼发财，也对财神祭祀。因此当铺平日均供奉此三神。这是由其店铺的逐利性质所决定的。年节时，供奉祭祀礼仪更隆重。

此外，纺织业的行业神是黄婆神（黄道婆），陶瓷业的行业神有火神、碗神、陶正，酒业有杜康神等，酿制业的行业神有醋姑、酒仙神。水运行业供奉妈祖、洞庭龙王、杨泗将军等，狩猎行业供奉伏羲、梅山、涉猎师爷等，孵坊业供奉张五、尉迟恭、陆相公等，阉割业供奉华佗，采参业供奉老把头、山神、土地神、五道神等，果农供奉橘神、太阳神、园林神等，采菇业供奉吴三公、刘伯温等，花业供奉花王、十二月花神、李姓花神、陈维秀、百花众神等，梨园业供奉二郎神、唐明皇、田窦二将军、李龟年、观音、八百婆婆、五大仙等，油漆、绘画行业供奉吴道子，冶铸业供奉投炉神、罗煊、太上老君等，香烛业供奉关帝，屠宰业供奉樊哙、张飞、关羽、玄天上帝、三圣财神等。对于这些行业神，崇拜礼仪甚隆，祭日则各有别。

乡村民间供奉、祭拜的行业神有八蜡、伏羲、神农、后稷、土谷神、社神、青苗神、雹神、虫神、圈神、塘神、棉花神等。人们对八蜡神的祭祀，起源很早，并且列入了国家祀典。所谓八蜡，一般是指八种农事神：先啬、司啬、农、邮表啜、猫虎、坊、水庸、昆虫。每年十二月进行蜡祭，这是一种酬答色彩十分浓厚的祭祀行业神活动，所供奉的神灵，除了农业害虫之外，就是对农业生产有帮助的。伏羲、神农、黄帝，三者或单独或一起被供奉为农业祖师，或配享十四神，合称“三皇十四配”，各地建有很多三皇庙、三皇祠。有些地区供奉后稷为农业祖师，传说他首先教会农民种田。每年中元节这天是祭祀的日子，届时要把一些生长不好的作物悬挂在门上，表示自己庄稼种得不好，恳请他再来传授自己一些种植窍门。

元明清时期，棉纺织业最发达的地区是松江、上海、嘉定、太仓一带，该行业供奉的行业祖师为黄道婆，又称为“黄婆”，民间称为“黄母”、“黄娘娘”、“黄道先婆”、“黄小姑”等。黄道婆是元代著名的纺织家，她将从崖州黎族地区学到的纺织技术传给了松江乌泥泾人，促进了松江等地棉纺织业的发展，乌泥泾名满天下，因而被奉为这一行业的祖师。

黄道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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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王爷三只眼

马、骡子、驴等是古代社会重要的交通、负重、耕作、战争工具，与此有关的行业也非常多，如政府有主管马政的官衙、驿站，民间有马骡驴商贩、驮运帮等，都供奉“马神”。马神又称为“马王”、“马祖”、“马王爷”等，民间还有马明王、水草马明王、青山水草马王等名号，被认为是主管马、骡子、驴以及一切飞禽走兽的神祗，还被奉为祖师。明清时期京师以及各地掌管马政的衙门，多设有马王的祭祀。每年六月二十三日，祭祀马王，这一天被认为是马王的诞生之日，又称为“马王节”。马王神的塑像一般有四条胳膊，三只眼睛，面目狰狞，因此民间有“马王爷三只眼”的说法。

第二节　古代祭祀民俗

祭礼的起源与发展

祭礼起源非常遥远，恐怕是所有礼仪中最先发展起来的。自然界不可思议的力量和现象，使远古先民对自然天地产生一种敬畏和崇拜，而灵魂不死的观念也使古人对鬼神采取了虔敬的态度。人们往往把吉凶祸福倚托于天地鬼神的帮助或恩典，所以常常要进行祈求保佑、表达崇敬的活动。

祭祀是在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人们无法解释生活中的吉凶现象下形成的，是人们屈服于自然力的表现，也是人们不能掌握自己命运的表现。

祭礼在远古时代对象很广，从天地自然到精灵鬼魂，从远古祖先到动物植物，都可奉作祭祀的对象。但随着人们理性的觉醒，尤其是随着血缘宗法社会的形成和发展，祖先崇拜压倒了对天神的崇拜，即使后来仍有对天地自然的祭祀，也多和祖先崇拜联系在一起。此时先王先祖和天地自然是合为一体的。至周代，祭祀之礼的种类已很多了，其仪式也已非常繁杂。

祭，简单地说是指通过一定的仪式，把规定的祭物献给崇拜的对象。祀，原先专指对祖先的祭祀，后来也泛指祭祀。

在中国古代，不论哪个朝代，祭祀都是国家的头等大事，从自然界的天地日月山林川泽，到冥冥中的祖宗鬼神，无不虔诚祭祀。祭礼分为大、中、小三种：大祭指对天、地、先王的祭祀，中祭指对日月星辰、社稷、五岳的祭礼，小祭指对专门司管风、雨、山、川的风师、雨师等神祗的祭祀。祭礼数目繁杂，而且有许多礼制规定。比如，周礼把祭祀和宗法制度结合起来，规定了天子祭天地，诸侯祭山川，大夫祭五祀，士祭其先人的制度，不得僭越。所以，祭祀不只是民间活动或自发的宗教活动，它很早就开始和宗法社会的政权、神权、族权等结合在一起。

祭祀之礼完备于周代，周代的祭祀礼制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秦汉以后，血缘宗法社会组织进一步稳固，血缘观念进一步增强，随之祖宗崇拜、祭祀先祖的活动也就更多地融入社会生活中。唐代以后订立了祀典，祭礼更加完备了。到了宋代，仅“大祀”之礼就增为四十二项。及至明清祀典，宗祖祭祀更是遍及乡里。周代规定的许多祭祀礼规已不再有严格的约束力。先秦时代，在一个宗族内部，只有取得了一定地位的族长，才有主持祖宗祭祀的资格，而到了明清时代，祭祀的资格和权力已不再那样严格限制了。

总之，祭祀之礼是礼仪中最重大的一种古礼，它对中国古人的生活方式及文化观念都产生了很大影响。有些祭祀已逐渐发展成为我国传统节日中的祭祀节日。如扫墓上坟祭祀先人的“清明节”、五月五日祭奠纪念屈原的“端午节”等。

归纳起来，古代祭祀就大约可分做三大类：祭祀天地、祭祀鬼神、祭祀先祖。

中国民间祭祀的产生与发展

1.原始时代的祭祀活动

中国民间祭祀的历史非常久远。旧石器时代北京山顶洞人就有在死者身边抛撒赤铁矿粉末及放置首饰的行为，新石器时代中国大地上更是普遍出现了祭坛，无可置疑地见证了原始社会古老的祭祀仪礼。据有关研究，中国新石器时代的祭坛可划分为三个阶段：早期距今约10000～7500年，以南庄头、甑皮岩和仙人洞遗址为代表。中期距今7500～5000年，以后李文化、兴隆洼文化、河姆渡文化为代表。晚期距今约5000～4000年，以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红山文化、龙山文化和良渚文化为代表。广泛分布的祭坛，显示了原始社会时期祭祀活动的频繁及其在生活中的重要地位。

关于中国原始祭礼的遗迹，不仅有考古遗址为证，而且有文献的记载。千古奇书《山海经》中对原始的祭礼有许多描述，该书记录了上百个中国古代族群或部落、550座山、300条水道的地形地貌以及天文、地理、宗教、祭祀、神话、民俗、人种、动物、植物、矿物、药物等方面的情况，几乎涉及了当时人们对于世界的所有知识。其中几乎每一座山脉，都有关于那座山的山神长得什么样子，必须怎样祭祀的记载。如《南山经》中叙述南方第一条山系后总结说：从鹊山开始，从招摇山到箕尾山，共有十座山。山神的样子都是鸟的身体、龙的脑袋。祭祀它们的典礼，是用一片璋、一片玉，与祭品猪、鸡、犬、羊等一同埋在地里，祭品中还有稻米，并以白茅做神的坐席。而《西山经》中叙述了西部第一条山系后总结说：这里以华山为众山之主，祭祀它必须备齐猪、牛、羊三牲；而谕山是神灵显应的山，祭祀它要用烛，斋戒一百天，用一百头牲畜，地里埋一百块谕，烫一百樽酒，陈列一百块皀和一百块璧。

祭典仪式

坟前祭品

2.夏商周三代祭祀活动

处于中国奴隶社会的夏商周时期，祭祀活动十分频繁。夏朝是我国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尽管文献对夏朝的详细情况记载很少，但仍可肯定当时已有了天帝崇拜。殷商时期，人们已经普遍相信天帝，在殷墟卜辞中，可以看到天帝的权力极大，它主宰着整个自然界和人世间。这其实是在古代信仰的基础上，统治阶级综合了各种崇拜所创造成一种极端，是维护奴隶主统治的一种新型奴役工具。因而，祭祀天帝被认为不可或缺的大典。西周统治者继承并发展了天帝崇拜的观念，形成了较为系统的天命论。周人起初之所以要强调“天”，是由于政治上的需要，是为了表明周接替殷进行统治，是秉承天命、顺应天意的。但是周人与殷人对“天”的态度还是有所不同的，殷人似乎从未公然怀疑过天帝，周人却时时流露出对“天”的怀疑甚至否定。当然周人的这种怀疑只是限于统治阶级，而对整个社会还是要大讲天命的。因为他们认识到只是简单的迷信天帝，而不敬德保民，那么国运不会长久，但简单的否定天帝，也会对统治不利。夏商周时代，人们不但崇拜天神，而且相信人鬼。他们认为人总有一死，死后其魂为鬼。关于鬼神，古人似乎认为神住天宫，鬼居地府，但其实又无严格界限，难以定论。上古时代，人们往往把历史上有过重大贡献、受人爱戴的伟大人物尊奉为神，而把芸芸众生、各色人等死后之魂归之为鬼。但无论神鬼，都会在冥冥之中对人间施加作用，因而都不能得罪，只能祭祀。到了西周末年，由于奴隶制经历了严重的危机，随着怀疑天命的思想出现，不信鬼神的倾向也有产生。与敬天祭祖相关的活动还有卜巫。占卜是原始社会发展到后期，人类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不知不觉建立起来的一种认识事物的方法。巫师将卜辞刻在用来占卜的龟甲或兽骨上，就是今天所说的甲骨文。正是当时大量的祭祀活动，才使得今天出土了大量的刻有文字的龟甲兽骨。从这些古老的记载可以看出，当时人们祭祀的对象很广，既有天上的上帝与日月星辰，地上的山川河流，也有死去的先祖。与甲骨文同时存在的还有大量的献祭的青铜礼器，如鼎、豆、爵、尊、壶、盆、盘等，这些青铜器上常常刻有文字，就是我们所说的金文。甲骨文和金文记载了中国奴隶社会的历史，也是这个时期祭祀活动的鲜明实证。

3.春秋战国及其以后的祭祀活动

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古代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转型时期，统治阶级对祭祀在治理国家中的作用更加重视，也很自觉地引用祭祀来教化民众。春秋时期周王朝的内史曾对周襄王说：古时候，先王得了天下，立下了对天帝的崇拜和信仰制度，于是有了朝拜日、夕祭月的仪式，“以教民事君”。孔子更是将礼治上升到理论的层面，认为治理国家必须要重视礼，礼是治理国家的根本。这段时期形成了奠定中国两千多年礼俗制度的“三礼”，即成书于西周至秦汉之前的《周礼》、《仪礼》、《礼记》。这三本书继承了上古时期的祭祀习俗，将其系统化、规范化，渗透到俗民的日常生活之中。据《国语》记载，后来甚至形成了这样一种场面：每到过年时，朝廷忙于蒸煮牺牲，老百姓也家家户户准备祭品，庄严而肃穆地举行各种祭祀仪式。连国君和夫人都要亲自去宰牲口和蒸煮祭品。百姓们更是很虔诚地进行祭祀活动。“三礼”所制定的祭礼活动，带有鲜明的农耕文明色彩，它依农事需要与忙闲而设，四时祭祀的对象与重点也多与农事和家庭生活相关。

南北朝时期，民族战争加快了各民族之间民俗的融合；同时，由于战乱而引起宗教的兴盛，道教和佛教广泛传播，也对中国传统的信仰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些因素导致了民俗的变迁与重新整合。具体地反映到民间祭祀上，主要有两个变化：一是在传统的祭礼中增加了新内容。如有学者研究，端午节就是北方移民大量涌入荆楚地区，在南北文化的交融下，由古代的五月节习俗复合而成的。民间祭祀的另一种变化，就是庙会文化的形成。它是一些由新的宗教带来的，如佛教的四月八浴佛节和七月半盂兰盆会，后来逐渐在民间形成十分盛大的庙会文化。

中国封建社会的民间祭祀，在明清时期达到顶峰。在近代，伴随着中国社会文化巨大的变革所带来的急剧社会变迁，民间祭祀也发生着很大变化。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随着人们科学文化知识水平的迅速提高，民间祭祀正在逐渐消失，有的在形式上简化，有的在功能上有些转换。当然，由于传统的惯性以及当代社会中人们在困境面前仍然需要来自神怪世界的精神寄托，一些传统的民间祭祀活动在民俗生活中仍有相当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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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祜族祭太阳神

澜沧县拉祜族太阳神庙，建在背东向西的山坡上，除了在右头顶上留着智慧之辫的祭司能进去之外，任何人严禁入内。

祭太阳神庙时在立夏日，拉祜人说，这是一年中太阳赐光最多的一天。凌晨，妇女们手持竹箩，内装爆米花，围着寨心桩边跳边撒，敬献神灵，祈祷年丰。跳完，男人们敲着锣鼓，手持长刀，列队向山坡行进，先到太阳神庙下方的祖庙里烧香磕头祭祀祖灵，然后到太阳神庙，列队庙旁，举行祭祀。祭司念咒，人们边唱边歌，边撒爆米花。此时太阳偏西，阳光直射神庙，金色的阳光、雪白的米花映衬着人们肃穆的面孔。直到祭司念完咒语祷词，人们把爆米花全部撒完，太阳落山，整个仪式才告结束。

4.中国民间祭礼的类别

中国各民族祭礼非常繁复，从不同的视角去看，可以分成许多不同类别。

从祭祀的目的来看，大致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祈福祭仪，即生活中并未出现现实困境时进行的日常祭祀活动。如节日时的祭祖，商铺开业时的拜财神仪式等。另一类是避祸祭仪，此时祭祀者已面临现实的困难，祭祀仪式往往有着明确而直接的目的，期望通过祭祀仪式来改变已经或即将出现的危机。

从祭祀对象来看，主要有自然界的神灵与社会性的神灵两类。以纳西族的原始祭礼为例，其中的祭仪大致分为图腾崇拜、自然崇拜、生殖崇拜、女神崇拜、村寨与氏族保护神崇拜以及鬼魂崇拜七大类，其中前两类主要是自然界的神灵，后面几类主要是社会性的神灵。

从祭祀方式来看，可将宗教仪式从总体上分为两种：一种是消极的，即在仪式过程中尽量表现出对神谦恭、节制的态度，如实施某些特殊的禁忌、净身、禁食等。另一种是积极的，即利用种种方法去驱使或感动神灵，促其帮助达成自己的愿望，如献祭、诵经咒、表演、模仿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