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鼎盛发展的魏晋南北朝与隋唐教育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的古代教育时废时兴。这期间玄学盛行，统治者忙于战乱，无暇顾及教育，官学时修时毁，教育制度在断断续续中延续。这样的时代为教育思想的自由发展提供了空间，私学得到了很大程度的发展。魏晋南北朝时期，教育的破败为隋唐教育的勃兴提供了动力。隋唐时期，中国古代的等级性教育制度走向了顶峰，尤其是学校教育制度的完善与科举制度的形成几乎影响了整个中国封建社会教育的框架与形貌。从某种意义上说，隋唐时期的教育代表了中国古代的主要教育形态，是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一个教育发展阶段。

第一节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教育

东汉中平六年（189年）初春，汉灵帝驾崩，由此导致了东汉外戚与宦官矛盾的爆发。各地军阀借此机会争取领地、相互割据，在此后的近400年间，中国一直处于分裂割据的状态。

汉献帝元康元年（220年），在曹操统一北方的基础上，其子曹丕以“禅让”的方式建立魏国。221年、222年，刘备、孙权相继在西南、江东称帝，合称三国。三国鼎立的局面持续了60年。晋泰始元年（265年），河内大族司马炎代魏立晋后，于晋太康元年（280年）灭吴，实现了短期统一。但由于西晋统治者内部的腐朽与倾轧，激化了内部民族矛盾，晋建兴四年（316年），洛阳被攻破，西晋灭亡。晋皇室东渡，于建康重建政权，史称东晋。此后在北方和长江上游出现了所谓“五胡十六国”，历经北魏统一的北方，随后又出现了东魏、西魏和北齐、北周的分裂。而南方继东晋之后，也出现了宋、齐、梁、陈四个前后交替的王朝，史称南北朝。因此，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政权更迭最频繁的一个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化发展受到了长期封建割据和连绵不断战争的极大影响。该时期始于汉魏，曹操雄踞北方，在思想理论上推崇道法结合的刑名之学；魏晋时期，道法由结合逐渐走向破裂，以道家思想为骨架的玄学思潮流行，批评、排挤儒法学派；西晋后期，玄学思想走上极端化的发展道路，开始有损于封建政权的巩固，对道家和玄学的批判日益高涨；东晋时期，佛教开始流行，它借助了道家、玄学的思想与方法，进而出现了玄佛合流的趋向。儒学极力在这种复杂的形势下维持自己的正统地位，但没有足够的理论系统和创造性，显得非常乏力。总之，玄学的兴起，佛教的输入，道教的勃兴，波斯、希腊文化的传入，儒学的极力抗争，是影响本时期教育活动的重要因素。

魏晋南北朝时期教育制度的改革

1.不稳定的文教政策

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变动对教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分裂时期，战争连绵、选举混乱的局面深刻影响着统治阶级的教育政策，影响着教育活动的健康发展。从文教政策方面来看，该时期很少有系统、清晰的文教政策出现，这反而使得这一时期的文教政策有了一些新特点：

（1）学校时废时兴。这是因为统治者忙于纷争，无暇顾及教育，对学校教育关心不够。魏文帝黄初五年（224年）于洛阳建立太学，但太学校舍到处是灰土，以致难以在短期内清理干净。刘备定都蜀地后才设立太学，但建国后很长时期内都没有设立五经博士。到了西晋，晋武帝非常重视教育，一度曾出现了教育繁荣的景象，但时间太短。在东晋，国学每临战乱即解体，反反复复达三次。在南朝，朝代更替频繁，内外矛盾激烈，学校教育难以继续。到了十六国和北朝时期，学校教育与汉化教育联系在一起，统治者对教育较为重视，但依然是时兴时废，兴时短，废时长，难以形成完整而系统的教育体系。

（2）玄学化。在该时期，儒学受到排挤，玄学兴起，成为封建社会文教政策的新基点。尽管魏、蜀、吴三国都注重儒家经学，没有玄学化，固守传统，但这都是暂时现象。而在南方，儒学与道佛结合得较为紧密，玄学之风影响非常广泛，在学校教育中占有重要地位。

（3）察举制度走向衰落，士子的求学热情渐消。在该时期，封建门阀世族在政治上占据主导地位，根据血统他们就可以占据高位，而寒门庶族即使品学兼优、才智过人，也只能列入下品。在这种情况下，察举制度名存实亡，挫伤了士人的求学热情。

2.魏晋南北朝时期教育的特点

魏晋南北朝的教育是中国古代教育发展中的一个特殊阶段，中国古代教育依然沿着自身的轨道向前延伸，教育的理念处在融合、蜕变、更新的时期。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我国古代教育出现了以下特点：

（1）汉文化教育大规模传播。在这一时期，汉文化传播主要是以各少数民族被“汉化”的途径来实现的。各少数民族上层积极学习汉文化，甚至以精通汉文化为荣。此时，少数民族通过向汉族士人习得以及把子弟送到长安学习、到太学中游学等方式来学习汉文化。同时，各少数民族上层的汉化也为汉文化教育向各少数民族中下层的广泛传播提供了条件。各少数民族上层对汉文化的认同，使他们热衷于汉文化教育的传播。他们在国内邀请汉学名儒讲学，设立学校，甚至亲临学校检查诸生的学习成绩，督促其学习汉文化。汉文化教育的大规模传播使汉文化和各少数民族文化之间相互交融，结出了累累硕果。少数民族争相学习汉族的政治、经济、教育制度，学习汉族的治国理念，推进了汉文化的发展与传播。

（2）等级教育出现。在汉朝末期，由于察举制的衰落，士子主要通过门阀登入仕途，而寒门庶族则难有擢升机会，于是等级教育便应运而生。在此情况下，该时期的太学、国学中的学生大都只有贵族而无庶族。

（3）私学教育昌盛。随着门阀制度的普遍，魏晋南北朝时期，官学衰败，私学遂走向发达。在该时期，政局紊乱、政权更迭频繁，教育政策没有延续性，统治者无暇顾及官学，这就给私学发展留下了巨大空间。那些潜心学术研究之人就建立私学，大力培养学术继承人。同时，思想界的巨变也对私学发展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在该时期，主流统治思想儒学失宠，思想界出现了多元化发展趋势，学者各创私学，传播各家经典，私学盛极一时。另外，宗族组织的发展也推动了私学的兴盛。到了魏晋南北朝，宗族组织日益强大，许多自然村落都出现了宗族组织，学校教育就成为维系这些宗族组织的重要手段。在农闲期间，各宗族聚徒讲学，私学活动非常活跃。正是由于上述原因，该时期的私学所覆盖的层面远比东汉广阔，入私学而受教育的人数激增，而且教授内容也比东汉丰富得多。

三国时期的学校教育

到了汉朝末年，天下纷争四起，群雄割据。在三国竞争中，曹操独霸中原，其子曹丕建立了魏政权；刘备盘踞蜀国，建立了蜀政权；孙权割据江东，建立了吴政权，形成了三国鼎立的态势。各国在不同时期建立起了不同的学校。

1.魏国的学校教育

魏国的学校教育分为太学和地方学校两类。太学创立于魏文帝时期，建立最早。建安七年（202年），曹操下令搜寻在战争中牺牲的将士后裔及其亲属，给予他们土地的同时设学兴办教育事业。第二年七月，曹操在更大范围内开展了创办教育的活动。他下令郡国各地都修习文学，凡满500户的县都设置校官，选乡里的俊秀之士入学学习。据记载，建安二十二年（217年），曹操自封为魏王后曾在邺城建立了泮宫。在这个时期，太学基本上延续了两汉的建制，如严格规定了太学生和博士的编制，在博士中选择聪明有威信的一人做博士祭酒，总管太学的各项学业及相关事务。曹操统治时期的地方学校一般都为官立，设在各郡（国）县，奉行考试之法，成就较为显著。建安八年（233年），曹操下令，要求各郡县设立专管教学的官职，大力兴办郡县学校。到了魏文帝时期，地方学校的发展受到了许多有识之士的重视，如济阴太守郑袤、陈留太守刘劭等都对地方学校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曹操

2.蜀国的学校教育

蜀国也较为重视学校教育，诸葛亮对蜀国学校教育的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诸葛亮强调：人的学问不是天生的，才能不是靠家世遗传的，而是靠潜心钻研获得的，所以人必须通过学习才能具有学识，成为有才之人。刘备称帝后不久，在诸葛亮的建议下，设立了太学。在太学中，也设立博士，专门开展教学活动。在学术风气上，蜀国的学校中主要研习古文经学，涌现了一批经学大师，如许慈、尹默精、来敏等。后来，诸葛亮担任益州牧，任命经学大师谯周为劝学从事，任命大将军蒋琬为典学从事，大力发展益州教育事业。

3.吴国的学校教育

吴国成立后，孙权下诏要求设立都讲祭酒，开展教学活动。孙权虽然设学较早，但由于多种原因而未加重视。吴景帝登基后，于258年正式下诏置学官，设立五经博士，遴选将士与官吏子弟入学学习。吴国的教育体制大体与蜀相同，也采取博士领衔制。吴国的地方学校继承了汉代的学风，主要研习今文经学。

两晋时期的学校教育

尽管战乱频仍，两晋的统治者也时有办学行为，学校教育仍在延续。

1.西晋的学校教育

晋泰始元年（265年），河内大族司马炎建立了晋，史称西晋。在西晋时期，门阀士族占据统治地位，造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等级化政治格局，思想文化上盛行玄风。晋武帝在位时统治清明，也非常重视教育活动。在教育制度上，西晋沿承了魏国的制度，变化不大。泰始六年（270年），晋武帝亲临辟雍，行乡饮酒之礼，并赐太常博士和学生以帛、牛、酒，太学教育活动依然在延续。西晋在太学中设置了博士19人，并于公元272年对太学进行了整顿，削减了冗余生员，淘汰掉了近4000人。咸宁二年（276年），晋武帝下诏设立了国子学，国子学是一种新型的官学形态。咸宁四年（278年），统治者又对其做了具体规定：定置圉子祭酒、博士各1人，助教15人，以教生徒；要求所选博士必须履行清淳、通明典义。这是封建官学教育贵族化的开端，是门阀政治在教育上的反映。元康元年（291年），晋武帝把太学和国子学明确区别开来，规定：只有官职五品以上的子弟方可入学，天子行礼应去国子学而非太学，太子应离开太学入国子学。这样，封建教育的等级化日益明显了。西晋的太学及国子学都由祭酒和博士执掌，儒学经学仍是其教学内容的核心。由于统治者的重视，西晋国子学和太学都经历了短暂的繁荣。相对而言，西晋的地方学校一直处于放任自流的状况。地方学校的盛衰，取决于州郡县官吏自身是否重视。

2.东晋的学校教育

晋元帝建武元年（317年），眘琊王司马睿在建康即位，建立东晋。东晋时期，士族与皇权分庭抗礼严重，统治风雨飘摇。门阀士族势力日渐强大，他们凭借着自身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实力，交替控制着政权。东晋的学校教育也受着门阀政治的影响，学校教育始终处于时兴时废的状态。学风腐化，落入流俗，导致了学校教育无人问津，校舍年久失修。当然，门阀士族中也有一些有识之士，如谢安等人，他们心系大局、关怀国家，因而也比较重视教育事业。王导首先提出兴学的主张，他是眘琊大族、中兴功臣。晋元帝即位后不久，王导上书朝廷主张“建明学业，以训后生”，要求选择聪慧之士入学，遴选名师从教，要求统治者重视教育的教化功能。在他的努力下，晋元帝设置了史官，建立了太学。大兴二年（319年），政府为学校设置了博士员5人，派皇太子于太学讲经行释奠礼。随后不久，太学被毁。晋成帝咸康三年（337年），国子祭酒袁隗、太常冯怀再次上书，要求重兴太学，晋成帝于此年再立太学。352年，太学再次被毁。淝水之战后，孝武帝于384年要求各州郡都办乡学，同时又选公卿2000石的子弟入中央官学即国子学和太学学习。后来孝武帝在中堂设立了太学，选取学生120人，其中太学生与国子生各占一半。在东晋太学或国子学中，设博士主持教学活动仍是教学上采取的主要做法。晋元帝时期，设博士5人，后又扩展为9人，最后增加到16人。在博士下设助教来教生徒，课程设置主要为古文经学。

东晋的地方学校教育始于孝武帝时期，太元九年（384年）谢石上书建议普修乡校，但没有得到具体落实。在该时期，范宁对地方学校的设立贡献很大。在范宁任地方官时，他身体力行、匡正时俗。他在余杭任县令时，下令兴办学校、招收学生，鼓励有志之士入学求教。后来，范宁担任豫章太守期间，又在该地大兴学校，大大推进了东晋地方学校的发展。

3.十六国时期的学校教育

西晋灭亡后，北方各少数民族纷纷入主中原，建立了具有各自民族特色的国家。为了保持本民族的统治方式，各少数民族的上层统治者接受了汉族文化。由此，汉文化获得了最广大范围的普及和传播，各少数民族的文明程度随之提高。在该时期，许多有助于学校教育复兴的举措引人关注，如匈奴刘氏等人发展教育的措施。刘曜即位后，设立太学于长乐宫东，在未央宫西设立小学，遴选有学问与才德的人任教，甚至在太学设国子祭酒、崇文祭酒等职，有利于国子学制度的延续。再如后赵时期的学校教育，羯人石勒非常欣赏汉文化，常常让人读书给他听。在教育制度改革上，他重视选拔汉族人才，兴办学校、重儒崇经，立太学于襄国，增设了宣文、宣教、崇儒、崇训等十余所小学，培育后赵政权的继承者。此外，他还建立了一批教育设施，如明堂、辟雍、灵台等。他还改革九品中正制，改变了其维护门阀政治的性质。除此而外，在该时期还有鲜卑诸国、氐人诸国、羌人后秦和汉人各政权设立的学校教育等，它们共同构成了十六国时期的学校教育。

南朝时期的学校教育

1.刘宋的学校教育

宋武帝刘裕

南朝共持续170年，先后历经宋、齐、梁、陈四朝。宋武帝刘裕于永初三年（422年）下诏建立国学，并任命范泰为国子祭酒，由裴松之担任国子博士，着手制定了具体的教育改革措施，但未能如期实施。文帝元嘉十九年（442年），宋朝建立了国子学。宋文帝父子十分重视国子学，于元嘉二十二年（445年）令太子亲临释奠，振兴教育。后来由于宋魏战争的爆发，国子学在450年的时候被废弃。孝武帝上台后，政局渐趋稳定，于大明五年（461年）重办国学，让皇亲贵族子弟入学。宋明帝泰始六年（470年），统治者设立了一个集藏书和研究为一体的机构——总明观，并设置祭酒、访举等职位各1人，举士一职20人，具有教育机构的性质。在总明观中，分别设立儒、道、文、史、阴阳五部，实施了文帝时期创立的分科教授制度。

专科学校的建立是南朝时期学校教育发展的一大特色。宋文帝时期，由于当时官学荒废情况严重，他就征集各地名师来京师在鸡笼山开学馆。他命何尚之立玄学馆、何承天立史学馆、谢元立文学馆、雷次宗立儒学馆，共同开办学校教育。此后，南齐还设立了律学博士，梁武帝于天监四年（506年）设立了律学馆。这些学馆是我国古代专科学校设置的开端，它开创了分科教授的教学制度，打破了我国传统的以经学为唯一课程的学校教育制度，繁荣了古代文化，为隋唐专科学校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2.萧齐的学校教育

宋升明三年（479年），宋朝相国兼齐公萧道成自立，建立了齐国。他十分重视学校教育。建元四年（482年）春，萧道成下诏全国精选儒官、开办学校，大力兴学。根据规定：当时国学设置学生150人，设置空余学额50人，为那些愿意学习的人士专门设置。在国学中设祭酒、博士、助教三级教师职位，专门教授经学。齐武帝永明三年（485年）正月，又下诏兴学，选拔学生200多人，并任命王俭为祭酒，陆澄为国子博士，国学日益成型。永明四年（486年），武帝亲临国子学讲《孝经》，并赐园子祭酒、博士、助教等礼品，以显示对国子学的重视。

3.梁代的学校教育

齐中兴二年（502年）四月，梁公萧衍灭了齐建梁。萧衍喜欢经学，力推梁代学校教育的发展。梁武帝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学校教育发展的举措，如广开学馆、招集学生。天监四年（505年），梁武帝下诏要求社会重视经学教育，对有志于教学教育的人士进行奖励，并设置了“五馆”，让明山宾、沈峻、严植之等人各主持一个学馆，教授学生，由官府提供食宿。同时，梁武帝下令设立国子学，严格考试制度。梁武帝十分重视国子学的教育，510年曾两次亲临国子学，测试学子，赏赐优秀学官，鼓励有识之士入学就读。建士林馆是梁武帝对学校教育的又一贡献。大同七年（541年），在梁武帝的号召下在宫城以西设立了士林馆，专门开展讲学与研究活动。

4.陈代的学校教育

梁太平二年（557年），陈霸先灭梁建陈。陈武帝也十分重视学校教育，曾着手恢复学校教育机构。永定三年（559年），他下诏设置了“博士”一职，专门负责文教事业。陈文帝也曾于天嘉元年（560年）采纳了学士沈不害的上书建议，开始了办学设学活动，国学和太学随之设立。

总之，南朝学校教育制度的特点是时断时续，统治者非常重视中央国学、太学等教育机构的设立，而对地方学校则关心不够，使之一度处于自生自灭的状况。专科学校的设立，儒学独尊地位的取消，玄学、佛学的发达是该时期学校教育的一大特点。

北朝时期的学校教育

北朝是指魏（北魏、东魏、西魏）、齐、周三朝，历时约200多年。在该时期，少数民族的文化开始融入汉文化之中，以儒学为核心的封建文化教育开始在少数民族中传播。该时期北魏、北齐等国的学校教育制度值得关注。北魏的学校教育分为中央国学和地方乡学。北魏的中央学校有太学、国子学、四门小学、皇宗学、律学和算学等，后两者属于专科学校。在中央官学中，课程以儒家经学为主，传播儒家文化是其重要的特点。整个教育内容受玄学影响少，学风朴实，继承了两汉传统。在北魏时期，州郡县的地方教育也很受重视。献文帝天安年（466年）初，相州刺史李詗上书建议兴建地方学校，受到了统治者的重视，故在献文、孝文、宣武、孝武等朝代，地方学校有了一定的发展。北齐政权是鲜卑化了的汉人和鲜卑民族中的六镇人建立的，他们大力提倡鲜卑文化，故北齐教育发展极为缓慢。尽管文宣帝高洋在550年下令设立国子学，但北齐全国上下对教育的热情并不高。在北齐时期也设立了州郡学校，甚至还设立了博士、助教等职，但成效不大。这种情况到了北周时期有所好转。宇文泰、宇文护等人在汉人的帮助下推行政治、经济、军事上的改革，故对学校教育也有所重视。北周的学校教育的基本方针是宇文泰时由汉人苏绰制定的，他提出了六条诏书，其中包括择贤良、敦教化等建议，推动了学校教育的发展。

第二节　隋唐时期的教育

隋唐时期，我国古代教育的发展到达了一个高峰，尤其是唐朝，教育管理体制日益健全，学校形态丰富多彩，科举制度日益健全，教育方式林林总总，教育思想推陈出新，是我国古代教育发展中最为辉煌的一个阶段。

隋唐时期的文教政策

在统一各股割据势力之后，隋唐确立了新的文教政策，其主旨为重振儒学，兼融佛、道，三教并用，以实现对整个社会的思想与文化的统治。儒学、佛家、道家是隋唐文教政策的三个立足点，在不同时期，随着统治者的偏好与实际需要的变化，三个教派在隋唐文教政策中的地位不断变化。

1.重振儒学

魏晋南北朝以来，由于社会动乱、玄学兴起，儒学地位日益下降，越来越不受重视，而佛教、道教则日趋兴盛。隋文帝时期，统治者已经认识到了三个教派各自的优越性。相对而言，统治者更加认可儒学在教化百姓、养育人才方面的特殊重要性，因此，崇儒之风渐盛。隋唐统治者下令广泛征集儒家经典，以高官厚禄礼聘全国的儒士、儒生，命令他们在全国各地兴办学校，培养优秀学子，以备国家选聘。583年，隋文帝杨坚下诏，其中称：“朕君临区宇，深思治术，欲使生人从化，以德代刑。”同时下令全国各州县都设立博士以习礼，扩充京师的国子寺规模，并将儒家经典文献加以整理、分类，分为甲、乙、丙、丁四目，分别归入经、史、子、集四类，为儒学教育提供了丰富的教学内容。唐朝对崇儒政策的热情依然不减。唐高祖李渊在开国之初，就非常喜欢儒臣、儒士，甚至在国子学内设立周公、孔子庙各一所，经常祭奠。624年，唐高祖颁布了《兴学敕》，要求“敦本息末，崇尚儒宗，开后生之耳目，行先王之典训”。628年，唐太宗李世民下令立孔子为先圣，立颜回为先师，在他登基前还在王府内设立文学馆，召集房玄龄、魏征等儒士为学士，诏令各州县学都设立孔子庙。贞观十四年（640年），唐太宗诏令孔颖达等人撰写《五经正义》并颁行天下，把《周易》、《尚书》、《毛诗》、《礼记》、《左传》等的修订本作为官方颁布的经学权威著述，并规定每年的明经科科考试也以《五经正义》的论述为基准。隋唐教育政策的主体内容就是确立了崇儒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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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子避席

“曾子避席”的典故出自《孝经》。曾子是孔子的得意弟子，有一次他在孔子身边侍坐，孔子问他：“以前的圣贤之王有至高无上的德行，精要奥妙的理论，用此来教导天下之人，人们就能和睦相处，君王和臣子之间互相也没有什么不满，你知道这是什么道理吗？”曾子听了，明白老师孔子是要指点他最深刻的道理，于是立刻从坐着的席子上站起来，走到席子外面，恭恭敬敬地回答道：“学子愚笨，哪里能知道这些，还请老师把这些道理教给我。”在古代，人们席地而坐，地上铺一张席子，“避席”是一种非常礼貌的行为。当曾子听到老师要向他传授知识时，便站起身来，走到席子外向老师请教，这是为了表示他对老师的尊重。

2.兼融佛道

同秦汉不一样的是，隋唐不仅崇尚儒学，而且也不排斥其他教派。在重儒的同时提倡佛教和道教，促使三者共同发展、相互吸收，是隋唐文教政策的一大特点。隋文帝笃信佛教，多次尊称佛教为“圣教”，并且下诏广修舍利塔，刻印大批佛经，在不影响儒学地位的同时提倡佛教与道教，使它们共同为封建统治者服务。与隋朝相似，唐代也倡导道教、佛教，甚至还提出过“二教并举”的政治口号。唐高祖曾下诏宣称：“三教虽异，善归一揆”，由于自身属于李姓，唐代统治者尊奉道家开创者老子为始祖，着力圣化其统治的合理性。唐太宗认为，三教殊途同归，故支持玄奘西游，译解佛经。女皇武则天认为“佛道二教，同归于善”，所以也大力推行佛教。整个隋唐时期，儒、佛、道三教之间相互斗争，此消彼长，相互汲取，主宰着封建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共同维护着封建社会地主阶级的思想统治。重振儒学、兼重佛道的文教政策对隋唐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三教并重文教政策的实施，促进了唐朝学术文化整体的健康发展。儒家在与佛教和道教的斗争中，积极吸收了佛学和道学的思想，进而促进了儒、佛、道的融合和各自的迅速发展，以此推动了唐朝学术文化整体的繁荣。在唐朝后期，儒、佛、道走向了互相融合的道路，三种教派在相互吸收中开阔了人们的认识视野，提高了人们的认识水平，对宋明理学的形成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唐高祖李渊

隋唐时期的教育管理体制

从隋唐时期开始，我国古代社会日渐形成了相对完善的教育系统，上有中央的教育管理机构、国学设施，下设州县教育管理机构、府学县学，上下连成一体，形成了庞大的教育制度，我国封建教育制度的鼎盛时期也随之到来。

隋唐时期教育事业的管理由中央教育行政机构和地方教育行政管理机构组成，它们担负着不同的职责，具有不同的权限。

1.中央教育行政机构

我国古代自隋朝起就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备的中央集权制教育行政管理体系。在中央教育行政制度设置上，隋朝废止了以司徒、太常为教育行政长官的制度，同时设立了国子寺，作为专管学校教育的中央教育行政机构，并设置了最高教育行政长官——祭酒。隋文帝时期，国子寺内设祭酒一人，总管教育事业，下设主簿、录事等职各一人。隋炀帝大业三年（617年），国子寺被改为国子监，从此拉开了中国古代教育史上设立中央教育管理机构与管理官员的序幕。

国子监

到了唐代，我国古代封建社会中央集权制教育行政体系日趋完备并趋于定型。在唐代，国子监仍旧是专门从事全国教育行政管理职务的中央行政机构，主要负责管理“六学”及广文馆。其次，国子监隶属于礼部，而礼部掌管着天下贡举方面政令的制定与发布，故成为实质性的全国最高教育行政机构。同时，在国子监之外还设置了一些其他特殊教育管理机构，如专门管理宫廷贵胄教育系统的管理机构，它们成为中央教育行政管理机构的重要补充。

2.地方教育行政机构

隋唐时期，实行了州县二级制来管理地方教育的制度。636年，唐太宗把全国分为十道，唐玄宗李隆基于733年又改十道为十五道，道逐渐成为州以上的一级行政区划。这样，唐朝的地方行政就演变为三级——道、州、县。府州设立府尹、州刺史及少尹、别驾、长史、司马等官职，县设立县令、丞、主簿、尉等官职，其主要职责是“总治民政”、“劝课农桑”、“宣扬教化”，同时监管着创办、管理地方教育机构等职责。唐代的地方教育长官是长史，负责管理州、县设立的官学，同时负责主持地方官学中的学生考试。司功参军事也属于主管地方教育机构的官职，如官吏考察、学校兴办等。

隋唐时期的学校教育制度

在隋朝时期，学校教育制度获得了较快发展。该时期中央已经设立了“五学”，即国子学、太学、四门学、书学、算学，由国子监管辖，而律学则由大理寺管辖，在各地还设有州学、县学等地方官学。

到了唐朝，学校教育制度更趋完善。唐代建立了包括中央官学和地方官学两大系统的官学体系，为古代学校教育制度确立了典范。其中，中央官学又分为直系和旁系两部分。属于直系的学校有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广文馆、律学、书学、算学，合称“六学一馆”，由国子监负责管辖。其中，前四者属于大学性质，而后三者属于专科学校性质。属于旁系的学校有崇文馆、弘文馆、医学、崇玄学、小学等。不同的是，崇文馆直辖于东宫，又称崇贤馆，创立于639年，到高宗上元三年（676年）为了避讳而改为崇文馆。弘文馆直辖于门下省。医学归太医署管辖，隶属于中书省。崇玄学亦称崇玄馆或通道学，归祠部管辖，隶属于尚书省。小学隶属于秘书省，属于初级的贵胄学校。在唐朝初期，这些学校学生总数达到了2200多人，到了太宗贞观年间，学生增加到了3200人，在最高峰时期还达到8000余人。唐代官学设立的共同特点是：初步建立了由中央和地方分级管理的教育行政体制，教育等级制明显，学校类型多样化，所有学校教育机构都带有教育、研究、行政三者合为一体的性质。

唐代的地方官学也分为直系与旁系两类。其中，作为地方的直系学校，有府学、州学和县学，还包括隶属于市、镇的市学和镇学。这些学校均隶属于长史管辖。医学和崇玄学是唐朝地方设置的旁系学校。这些学校的管理权限归属于中央医学和崇玄学，归太医署和祠部管辖。

唐代的学校教育已经初步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备的教学制度，尤其是官学的等级化倾向日益明显。

1.入学资格与修业年限

唐朝规定：各儒学学校招收14～19岁的学生，所学课程大致相同，学校招生的对象受限于学生的出身与门第。一般来说，“二馆”的招生仅限于皇亲贵戚和高官、功臣子弟，等级最高，名额最少，共50人左右。在“七学”中，国子学地位最高，学生须是三品以上官员的子孙，名额规定为300人。其次是太学，入学者限于五品以上官员的子孙，名额为500人。另外是四门学，名额为1300人，其中500人招收七品以上官员的子孙，剩余的800人选八品以下官吏子弟甚至庶民中的优异之人，也招收州贡举进京省试落第的举人。最后是书学、律学、算学。它们是专科性质的学校，招生对象与四门学相同，但名额较少，大约在50人以下。从修业年限上来讲，中央和地方学校一般学习年限为9年，而书学、律学的学习年限为6年。

2.束修礼

束修之礼源自中国古代的孔子，其意指学生初入学拜见教师时要带上一些礼品作为见面礼，以示对教师的敬意。从唐代开始，这种礼仪制度被朝廷明文规定下来，成为入学制度的重要内容。

交纳束修礼的多少，视学校的等级不同而异，如国子学和太学学生的束修礼为每人送绢3匹，四门学学生则为每人送绢2匹，律学、算学学生每人送绢1匹即可，地方的州县学生也可送绢2匹。在束修礼的分配原则上一般是三分送给博士，二分送给助教。久而久之，这些礼品就成为教师的固定收入来源。

3.教学计划

为了适应科举考试制度的要求，唐代各级学校形成了一系列规范化的教学计划。在当时，人们把儒经分大、中、小三类。其中，大经为《礼记》、《春秋左氏传》；中经为《诗经》、《周礼》、《仪礼》；小经为《易》、《尚书》、《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学生可以按规定选择相应的儒经来学习，其一般标准为：修习“二经”的可以是学一大经、一小经或两部中经；修习“三经”的可以学大、中、小经各一经；修习“五经”的可以大经全学，其余各选一经。同时，《孝经》、《论语》被定为公共必修科目。每一经的修业年限也有了相应规定，如《孝经》、《论语》共学一年，《公羊传》、《谷梁传》的修习时间各为一年半，《易》、《诗》、《周礼》、《仪礼》各为两年，《礼记》、《左传》各为三年。

4.教师管理

唐代，各级官学已形成了相对完整的教师管理的办法与制度。在中央官学中设置的教师编制有博士、助教、直讲等，其中博士负责分经进行讲授，助教的任务是辅佐博士的教学工作，而直讲的任务是辅佐助教的教学工作。在各类学校中，师生皆有定额编制，如国子学设博士7人，助教、直讲各5人，学生300人，师生比大致为1:25，而太学、四门学中的师生比例分别为1:45和1:72。而且，各级教师还有相应的官品，如国子学博士是正五品以上，助教为从七品以上，其他六学教师的等级和待遇依次递减。在地方府学、州学的教师品秩多为八品和九品，教师间的待遇相差近10倍。同时，唐朝还形成了对各级教师的考核制度，如定期考核教师的德勤业绩与教学效果，并根据考核结果决定教师的升迁及奖励。

5.学生管理

在唐代官学中已经有了关于学生考核、毕业及奖惩的明确规定。学生参加的考试分三种：旬考、岁考、毕业考。旬考、岁考由博士主持。其中，旬考考查的是学生10日之内所学的课程，包括诵经1000字，讲经2000字，问大义一条，笔试帖经一道。如若考生获得3分为通晓，2分为及格，不及格的要接受处罚。岁考的考试内容为学生在一年以内所学习的课程，内容有口问经义10条，通8条者为上等，6条者为中等，5条者为下等，下等者为不及格，须留级重学。如若重学后岁试仍然为下等则罚补习，仍不及格者，则勒令退学。毕业考由博士出题，国子祭酒监考，考试及格即取得应科举省试资格。如果希望继续求学，则四门学的毕业生补入太学，太学毕业生补入国子学。

官学的学生在学期间的所有费用都由国家支付。学生的衣服、膳食都由朝廷和地方政府支付，如若学生考试成绩不佳就有可能被“停公膳”，而学业、品行俱佳者还可能被给予奖励。如果“七学”中学生操行过劣而不堪教诲的，科考连续落第、违反假期规定不按时返校的，都可能被勒令退学。

在唐朝，官学中已经形成了休假制度，这些假期大致有三种，即旬假、田假和授衣假。旬假是一种经常性的休假制度，学生在每次旬考后放假1天。季节性的休假为田假和授衣假，田假在阴历5月农忙时休假，授衣假在阴历9月预备换冬装时休假，每次各放假1个月，准许学生回家探亲。

科举制度的产生及其对教育的影响

科举制是中国历史上继汉朝察举制、魏晋九品中正制之后的又一种重要的选士制度，是隋唐时期教育制度变革的一大创举。科举制的产生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标志着中国选士制度走上了一条更为成熟的发展道路。

1.科举制度的产生

创立科举制、废除九品中正制是与隋唐时期的政治形势相适应的。隋唐时期，国内实现了初步统一，但文化思想领域各派并存，相互争执，很难统一。在这种情况下，出于加强中央集权统治的需要，隋唐统治者开始试图利用选士环节来控制知识分子的头脑，使之与官府保持高度一致。从统治者的角度来考虑，要加强中央集权，就必须把选用人才的大权集中在中央政府手里，就必须最大限度地笼络知识分子，为他们提供参政的机会，使其人心归顺，思想上服从于统治需要。同时，隋唐全国实现统一后也的确需要强化封建官僚机制，选拔大量的适应封建统治需要的人才来充任各级吏员，这对巩固统治基础而言是当务之急。然而九品中正制这种旧的选士制度已经被地方官员和士族所操纵，难以将庶民中的俊异者及庶族地主阶级代表选拔到统治者的圈子中来。在这种情况下，隋文帝正式废除了“九品中正制”，并于开皇三年（583年）下诏举贤良。隋炀帝大业二年（606年）开始设置了进士科，次年又确立了十科举人的制度。这“十科”包括孝悌有闻、德行敦厚、节义可称、操履清洁、强毅正直、执宪不挠、学业优敏、文才秀美、才堪将略、膂力骁壮，其中“文才秀美”一科被人们视为进士科，作为选拔人才制度的常设科目。因此，学者一般认为：进士科的设置标志着科举制的正式创立与诞生。及至唐代，科举制逐渐成为定制，为宋、元、明、清各代所沿袭，在中国历史上推行了1300年之久。

在隋朝时期，科举制度只是初具雏形，还未成为隋代选士制度的主要渠道。到了唐代，科举制逐渐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备的取士制度，人才选拔列入国家的重要政事。621年，唐高祖明确规定了参加科举考试的日期、对象、预选办法等，次年还发布了选举诏书，要求未得举荐者“亦听自举”、“洁已登朝，无嫌自进”，确立了士人“自举”、“自进”的制度，规定了“怀牒自应”的自由报考办法。这标志着唐代定时公开设科招考、士人自由报考的制度初步形成。到了唐太宗时期，偃武修文国策的设立更加强化了科举制度。唐太宗进一步规定了进士必须读一部经史，且规定了应试者每年十一月一日开始，次年三月二十一日考试完毕的制度。唐高宗时期，科举取士名额有所增加，“求进者众，选人渐多”。女皇武则天还经常以自己的名义举行制科考试，并在宫殿中亲自策问贡士，开创了科举考试中殿试这一重要形式。而且，武则天还将马射、马枪、长垛等列为考试内容，开创武举选拔军事人才的先河。到了开元、天宝年间，科举制度中大部分考试科目已经形成，考试的固定内容和形式基本确立，科举制度日渐发展成为一种成熟、完备的取士制度。

科举制

2.科举制度的作用和影响

在隋唐时期，科举制是士人改变社会身份的直接出路，因此也成为统治者们网罗人才的有效手段。一旦考试进士及第，通往官场的门就打开了，“登龙门”、“一举”成名成为知识分子梦寐以求的事情。尽管隋唐时期科举取士规模很小，只占官员任用的5%左右，而且进士及第也只是取得了做官的资格，还需要通过吏部的考试才能做官，但它毕竟是一般老百姓、庶人踏入仕途的唯一渠道。尽管隋唐科举制度还不算完善，但它对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政治文化以及学校教育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作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重要选士制度，科举制度纠正了察举制和九品中正制机会不均、主观随意性大、易营私舞弊以及选士大权旁落等弊病，开创了面向全体社会士人公开招考、给每个人提供公平的参政和竞争机会的门径。这一做法既满足了封建君主专制政治的要求，又达到了集权中央、巩固封建统治、扩大统治基础的目的，可谓一举两得。

科举制对隋唐社会及其后世的积极影响集中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官吏选用大权由中央政府来行使，加强了全国政权的统一和集中，有利于社会意识形态的相对统一，有助于良好社会秩序的形成。

第二，科举考试使得选官有了统一的客观标准，规范了广大士人学习的内容，那些想要做官的人必须全力去适应这些标准，加强了思想的统一。

第三，各地方的庶族地主和平民们都可以通过科举考试升迁，这就刺激了知识分子的读书热情，网罗了一批中下层知识分子，使他们获得了参与政权的机会，这就调和了社会的阶级矛盾，扩大了统治阶级的社会基础，有利于社会的稳定。

第四，从形式上看，科举制度是一种公开、平等的制度，似乎任何人只要读好书，就有资格应考做官，这样不仅掩饰了官僚政治的阶级实质，还可吸引全社会的知识分子，使他们埋头苦读、不问政治，形成驯良的社会性格，从而为社会统治扫除了障碍。

第五，科举制使封建官僚队伍实现了对新生力量的有效补充，为国家的运转增添了生机活力，为封建社会统治注入了一股新的活力。

然而，科举制度并不是完美无缺的，它还存在很多弊端，这些弊端的存在给社会发展带来了一系列不良的影响。

首先，科举制度的实行使学校成为其附庸，学校教育的独立性不复存在，学校完全成为科举制度的预备机关。教学的直接目标是为了通过科举考试，由此科举考什么，学生就学什么，学校里就教什么；科举怎样考，学生就怎样学，学校就怎样教，学校教育完全沦落为应对科举的应试教育。一切教学活动都围绕着科举考试来进行，滋生着偏重科举、轻视学校的不良社会风气。

其次，科举考试的内容仅仅局限于儒家的几部经典和华丽的诗赋，且考试方法机械、呆板，偏重于死记硬背，致使学校的教学内容空疏无用，不重创新，导致学校教学工作重文辞少实学，重记诵不求义理，导致了形式主义、机械教条的不良教育习俗的产生。久而久之，具有真才实学、经世致用的优秀人才便很难通过科举培养和选拔出来。

最后，科举制度毒害了青少年的思想，抑制着知识分子的思想活跃性。科举考试把读书、应试和做官三件事紧密联系在一起，科举考试成为士人入仕的阶梯，成为他们取得高官厚禄的最好门路。因此，儿童从入学读书的第一天起，就怀揣“读书为了做官”的念头。“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十载寒窗，一举成名，富贵荣华，锦衣玉食”，“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人生哲学毒害着学校教育，束缚着知识分子的思想自由，影响着积极学习价值观的形成，导致功利主义读书目的论满天飞。在这种价值观驱使下，社会风气败坏，士人作风腐化，对社会的健康发展十分不利。

唐代书院教育

中国古代，历朝中央政府都有一个收藏、校勘图书的地方，这表明他们对书籍的整理和校勘十分重视，如汉代的东观、兰台、石室、仁寿阁，隋代的嘉则殿，清代的文渊阁等。而在唐代，就把这种校书、藏书的地方称之为“书院”。唐代宫室以院称名者比较多，如著作院、学士院、翰林院、太常院、礼院等。唐代皇室创设“书院”，主要是指用围墙围起来的藏书、校书之所。

唐玄宗时期，丽正修书院和集贤殿书院是当时的藏书、校书之所。开元六年（718年），最早出现了“书院”的名称。由官方创立的丽正修书院、集贤殿书院，是中国古代最早以“书院”命名的文化机构。但是，这两所书院不能等同于以后作为一种文化教育机构的书院，但是从文化功能来看，它也承担着学术研究、文化积累的重任。

自唐玄宗时期建立丽正修书院和集贤殿书院之后，民间的一些读书人便开始自办学院，作为自己个人读书治学、传授生徒的场所。

唐代出现的这些私人创办的书院，它们大多是一些退避、隐居的儒家士大夫个人读书治学的场所。这些学者建造房屋、收藏书籍，并在此读书治学。他们把自己的读书之所称为“书院”。在《全唐诗》的诗题中能找到十多所这种书院，书院命名往往就是创建者本人的姓名，如李泌书院、第四郎书院、赵氏昆季书院、仕中丞书院、费君书院、李宽中秀才书院、南溪书院、田将军书院、子侄书院、沈彬进士书院等。尽管它们大多不作为正式教育机构，但其中的一些特征、文化功能与后世的书院都有重要的联系，如士大夫将其作为独善其身的安身之处，总乐意把它们建置于风景幽美的名胜之地；还有收藏图书典籍、研究学术、交流文化等活动，和后来的正式书院有许多相似之处。

集贤殿书院

朝廷的藏书校书机构和民间的私人读书讲学之所是唐代书院的两种格局，它们的出现可以说是书院的萌芽。它们在名称以及其他许多具体的文化功能，如藏书、祭祀、读书治学等方面，和宋代书院是相同的。尤其是一些书院已经有明确记载的讲学活动，更是代表着书院教育的出现。另外，唐五代时期的私办书院或私人隐居之所，又和宋代许多著名书院有着直接的历史联系，它们往往演变为宋代书院，如石鼓书院的前身为李宽中秀才书院，白鹿洞书院的前身为唐代李渤在庐山的读书之处，等等。

尽管如此，在崇儒重教的中国古代，这些零星的书院在当时是很不起眼的。所以，即使是那些创办书院的士大夫们，也没有想过书院的存在究竟有多大的意义和价值，更没有想过它的生命力究竟有多么长久。

到唐朝中后期时，书院已如星星之火，撒播在华中、华东、华南、西南的多个省区。据统计，当时的陕西、山西、河北、山东、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东、贵州、四川等省共有书院近50所。只是这些书院中，大多数只是士人读书治学之处，同时接纳朋友访客，谈诗论道。这种用于广纳朋友、弘扬文化的书院不再是简单的私人书斋，而是具有广泛社会性的崭新文化机构。

唐代是中国古代文化的高峰，书院是构筑这一高峰的众多元素之一。尽管如此，在书院的发展史上，唐代的书院也只能算是萌芽罢了。

五代十国时期的书院教育

公元907年，朱温废唐哀帝，建立后梁，中国历史进入了战乱不休、朝代频换的五代十国时期。这一时期是野心家、阴谋家的天下，他们僭越礼制，分裂割据，征战连连。战乱环境对文化传承与教育均产生了重大影响，也挑战着文人的操守与信念。

匡山书院遗址

在唐末至宋初的近50年间，地方的官学被废止，教育没落，文化开始陷入危机。离乱中的文人士子结庐山中，开馆授徒，拯救斯文于不堕。在一定程度上，正是由于官学不兴，给了私学性质的书院更好的生存空间和生存价值。

唐末五代，为避战火，文化人大量迁徙到远离尘嚣的僻静山野之中。这种行为引发了两种情况出现：一是原已在山野间的佛、道二教，趁此机会广招信徒，升坛讲学；二是不信佛道的士人则自发组织起来，研习经文，建台讲学。不少后来很有名的书院都渊源于此，如岳麓书院即可追溯到五代时期，当时岳麓山寺庵林立，到山中留宿的文人日益增多，山中的和尚即为这些文人另建书院，让他们有屋住、有书读，还可以交流讲学。五代十国时期的书院成为乱世中的一方净土。

据统计，五代十国时期的书院共有13所，分别是北京的窦氏书院，河南的太乙书院和龙门书院，江西的留张书院、匡山书院、梧桐书院、华林书院、兴贤书院、云阳书院、光禄书院和东佳书院，福建的蓝田书院，广东的天衢书院。

其中，匡山书院尤为引人注目。匡山书院也可看作是书院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得到皇帝表彰的第一个书院，标志着官方对民间书院的正式承认。

五代书院创办者的独立文化品格及开拓精神，使人们在战乱的黑暗中有了希望，正如钱穆先生所言：“它是黑暗中的一线光明，潜德幽光，必大兴于后世。”

不过，五代时期仍是书院的幼年时期，因其书院数太少，全国仅13所，影响范围毕竟有限。在两宋时期，书院真正走向了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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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门立雪

“程门立雪”这个典故，说的是宋代学者杨时和游酢中年时向程颐拜师求教的事。程颢和程颐兄弟二人，当时合称“二程”，是洛阳伊川人，同是宋代著名儒学家，开创了“二程学说”，后来为朱熹继承和发展，世称“程朱学派”。杨时、游酢二人原先拜程颢为师，程颢去世后，他们都已经40岁了，而且考上了进士，然而他们还是要去找程颐继续求学。故事就发生在他们初次来到嵩阳书院登门拜见程颐的那天。

这一天，正值隆冬，大雪纷飞，杨时和游酢二人来到嵩阳书院拜见程颐，这位老先生正闭目养神。程颐明知有两个客人来了，他却不言不动，不予理睬。杨、游二人怕打扰先生休息，只好恭恭敬敬地肃立门外，一声不吭等候他醒来。就这样等了好半天，程颐才好像如梦初醒，见了杨、游二人，装作一惊说道：“啊！啊！贤辈早在此乎！”意思是说你们两个已经来了很久了啊。这时门外积雪，有一尺多深。

这个故事就叫“程门立雪”，在宋代读书人中流传很广，后来形容尊敬老师，诚恳求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