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明代的医学

明代医药学在实践和理论方面均取得新的发展，基础理论和临床各科进入全面、系统的总结阶段，中医药学传统理论和实践经过长期检验和积淀，不断创新，逐步趋于完善和成熟。这一时期，名医辈出，医学名著明显增多。这一时期，外国来华学习中医或我国把中医药学传到国外的人数与次数均有所增加，西方医药学传到中国也日益增多。中外医药交流以朝鲜、日本及欧洲国家较为突出。凡此种种，都对明代医学有很大推动作用。

第一节　医事制度和《本草纲目》时代

医事制度

朱元璋“整饬吏治，以严治督百官”，同时也加强医药管理。明代沿袭前制，设有太医院及生药库。太医院设院使、院判、吏目、御医、医士、医生，还有惠民局大使、副使，生药库大使、副使等。太医院既是朝廷医疗保健机构，又是最高医药行政管理机构，还是国家医学教育机构。太医院医疗保健的服务对象包括帝后、文武大臣以及外国使节等，同时太医院负责医学教育、以及实施医学人才选拔、医官任免与派遣、祭祀名医等，并负责药品采办、调拨及管理等事宜。

1.医学分科

明代医学分13科，《明史》载：“曰大方脉、曰小方脉、曰妇人、曰疮疡、曰针灸、曰眼、曰口齿、曰接骨、曰伤寒、曰咽喉、曰金镞、曰按摩、曰祝由。”即内科、儿科、妇产科、外科、针灸科、眼科、口齿科、骨伤科、伤寒科、咽喉科、创伤科、按摩科与祝由科。同元代相比，风科改为伤寒，金疮分为金镞和疮疡，杂科改为按摩，取消禁科，这些变化更符合临床需求，也反映了医学的进步。太医院要求每科由一至数名御医或吏目掌管，下属有医士或医生。

骨架模型

2.医疗诊治

太医院御医每天分两班在内府御药房值班，为皇帝及内宫嫔妃服务，遇皇帝出巡，须随行跟从。各亲王府、藩王府及接待外国使节的会同馆遇有疑难重病，也常上奏皇帝，由太医院奉旨派员诊治。全国各府、州、县医疗机构中的医官，均由太医院考核委派。如发生疫情，太医院可向军队、边关隘口、监狱等处派遣医疗人员。

3.祭祀名医

明代于每年三月三日或九月九日通祭三皇。洪武二年（1369年）以十大名医从祭。嘉靖年间（1522—1566年），于太医院建景惠殿，中奉三皇和四配，东西厢殿共有28位名医配祭，包括扁鹊、淳于意、张仲景、华佗、王叔和、皇甫谧、葛洪、巢元方、孙思邈、王冰、钱乙、朱肱、刘完素、张元素、朱震亨等人。礼部官员每年春秋两季主持祭祀，太医院官员分献祭品。太医院东、西药房的药王庙和圣惠殿的祭祀，都由太医主持。

4.药物管理

太医院设有药品采办、收藏保管等制度。皇帝用药，须御医、内臣、药局联名封记，详细记录年月、缘由等，并各签字印章以明职责。宫廷设有御药局，主要监制御用药饵，监管收储各地进贡的名贵药材。设有御药房，由提监、太监理事，分两班掌管御用药饵。还没有东宫典药局，专为太子服务。

5.地方医事制度

明代府、州、县均设专职医官。府设医学正科1人，州设典科1人，县设训科1人，负责辖区内医药行政和医学教育。各地还设有惠民药局以及养济院、安乐营、育婴所等社会福利机构。地方惠民药局，是平民诊病买药的官方机构，掌管贮备药物、调制成药等事务，军民工匠贫病者均可在此求医问药。遇疫病流行，有时免费提供药物发放。

医学教育

1.分科教学

按太医院13科分科教学，由教师担任教习，医官、医生各选定专科进行学习。教材有《素问》、《难经》、《脉诀》等经典以及各科重要方书，须熟读精解。

2.考试制度

医学生每年分4季考试，3年大考一次，考试合格者一等为医士、二等为医生；不及格者可学习1年再补考。3次考试不及格者，黜免为民。明代比较重视基础医学教育，经考试充任医士、医生后，还要继续学习专科并参加考试。5年考试成绩均属优等者，予以升授。

通过外访保举医士，补充太医院，确保太医院医官的质量。不少名医曾被举荐进太医院，如戴思恭、楼英、薛铠、李时珍、龚廷贤、徐春甫、吴篦、马莳等都在太医院任过职。

3.地方医学教育与民间医学教育

明代府、州、县均设医学机构，主管地方医药行政和医学教育，府设正科从九品，万历年间（1573—1619年）州县医官也从九品，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地方医学教育的发展。民间医学教育，主要采用家传或师徒传授形式。不少世医将自己经验编写成简易实用的医书，作为教材传授子弟，起到普及医学知识的作用，有助于提高医生素质。

《本草纲目》以前的药物学著述

1.《本草发挥》（1384年）

徐用诚编撰。作者徐用成字彦纯，明初山阴（今浙江绍兴）人，朱丹溪之弟子。他对张洁古、李东垣、朱丹溪、成无己等有关本草的论述进行收集、整理编辑成书，其特点多偏重于药理论述。明初的医生，多以此为用药的根据。

2.《救荒本草》（1406年）

朱橚编撰。朱橚是朱元璋的第五子。他派人采访、调查各种植物，并在自己园圃中种植观察，选定可供灾荒时食用的植物414种，记述其名称、产地、形态、性味、加工烹调法，编辑成书，定名为《救荒本草》。为了便于辨认，他还特请画师将它们的枝干、花、叶、果实等绘图于书中。它既是15世纪初我国一本药、食两用的植物学著作，也是一部植物学图谱，在农学、医药学及植物学上均有较大的价值，书中有276种植物是以往本草书所未收载的。

3.《滇南本草》（约1476年）

兰茂编撰。作者云南杨林人，兰茂是喜爱本草学知识。他有感于滇南地区特产的一些植物花草往往不为人所识，通过对本地区各种植物的药用效能的研究后，编辑成此书，载药400余种，土茯苓、川贝母等为本书所首载。此外，还记载了一部分滇南地区少数民族的医药经验。因此，本书是一部很有特色和价值的地方性本草学专著。

4.《本草集要》（1492年）

王纶编撰。王纶是浙江慈溪人，“弘治”年间举进士，本不业医，做过湖广一带大官。《本草集要》分3部：上部一卷为总论，中部五卷，下部两卷。据自序说，中部“取本草及东垣丹溪诸书，参互考订，删其繁芜，节其要略”而成；下部“取药性所治，分类十二门……以为临病用药制方之便。”十二门为气、血、寒、热、痰、湿、风、燥、疮、毒、妇科、小儿，这种将药物按性能分类，发展了陶弘景的通用药分类法。

5.《本草蒙筌》（1565年）

陈嘉谟编撰。他根据《本草集要》次序，结合自己的经验，经7年5易其稿编成此书，载药742种，其中447种详述其气味、产地、采集、加工、贮藏与治疗。具有消食功效的鸡内金、行气止痛的青木香等，首见于此书读书。所介绍的某些药物的特殊贮藏法，如“人参须和细辛，冰片必同灯草，麝香宜蛇皮裹，硼砂共绿豆收，生姜择老砂藏，山药候于灰窖”等，是很宝贵的经验。该书内容不少是采用韵语对仗写成，便于诵记。李时珍曾评价此书说：“间附（作者）己意于后，颇有发明，便于初学，名曰蒙筌，诚称其实。”

李时珍与《本草纲目》的重大成就

在中国医学史上，《本草纲目》是一部内容丰富、论述广泛、影响深远的医药学巨著，作者是李时珍。

李时珍（1518—1593年），字东璧，晚年号濒湖山人，蕲州（今湖北蕲春县）人。祖父为铃医，父李言闻（号月池）为当地名医。李时珍少年时期阅读过一些医籍，曾跟随父亲诊病帮抄药方。但当时医生的社会地位低下，李言闻不愿李时珍以医为业，而要他走科举道路。李时珍14岁考中秀才，其后3次赴乡试均不第。23岁后，李时珍放弃再考科举，跟父亲学医。由于他刻苦钻研医理，用心吸取前人医疗经验，并且善于发挥自己的创造性，加上对病人富有高度同情心，所以他行医时不仅疗效好，而且医德很高尚，声誉卓著。至30岁时，诊断并医好了楚王（朱英飊）儿子的“虫病”，立即被楚王府聘请为“奉祠”，掌管“良医所”事务。后又被荐举到北京“太医院”任“院判”，但是，他对功名利禄的生活并不感兴趣，任职一年后便托病辞归。

李时珍塑像

李时珍在行医过程中，发现以往的本草书中存在着不少的错误、重复或遗漏，“舛谬差讹、遗漏不可枚数”，深感这将关系到病人的健康和生命，因此决心要重新编著一部新的本草专书。于是他从34岁起，开始着手进行了这项工作。他“渔猎群书，搜罗百氏。凡子史经传，声韵农圃，医卜星相，乐府诸家，稍有得处，辄著数言”。除认真总结吸收前人经验成就外，他还向药农、野老、樵夫、猎人、渔民等劳动群众请教，亲自到深山旷野考察和收集各种植物、动物、矿物标本。而且，对某些药物他还亲自栽培、试服，以取得正确的认识。经过27年的辛勤努力，他参考了800余种文献书籍，以唐慎微的《经史证类备急本草》为基础，进行大量的整理、补充，并加进自己的发现与见解，经过3次大的修改，至1578年60岁时终于编著完成《本草纲目》这部巨著。

《本草纲目》全书52卷，是我国古代文化科学宝库中的一份珍贵遗产，具有多方面的重要成就。

（1）总结了16世纪以前我国的药物学。《本草纲目》对药物广泛收载，多达1800余种，较《证类本草》所载药物1500余种，增加了300余种。书中附有药图1000余幅，药方1万余个。它对16世纪以前我国药物学进行了相当全面的总结，是我国药学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2）纠正了以往本草书中的某些错误。如把实为两药而被混为一物的葳蕤与女萎分清；把同是一物而被误为两药的南星与虎掌更正；把被误为兰草的兰花、被误为百合的卷丹区分开；把被误列为草类的生姜、薯蓣归为菜类等等。

（3）提出了当时最先进的药物分类法。对药物的分类，李时珍按照“从贱至贵”的原则，即从无机到有机、从低等到高等，基本上符合进化论的观点，因而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分类法。他把药物分为水、火、土、金石、草、谷、菜、果、木、器服、虫、鳞、介、禽、兽、人共16部，包括60类。每药标正名为纲，纲之下列目，纲目清晰。

（4）系统地记述了各种药物的知识。《本草纲目》对每种药物的记述，包括校正、释名、集解、正误、修治、气味、主治、发明、附录、附方等项，从药物的历史、形态到功能、方剂等，叙述甚详。尤其是发明这项，主要是李时珍对药物观察、研究以及实际应用的新发现、新经验，这就更加丰富了本草学的知识。如三七的功效，李时珍总结为“止血、散血、定痛”，这是很符合实际的高度概括。又如延胡索止痛、大风子治麻风等功效，李时珍都给以明确的肯定。

（5）纠正了一些反科学的见解。李时珍通过科学的总结，批判了以往记载服食水银、雄黄可以成仙的说法，纠正了一些反科学的见解。例如水银，李时珍指出：“大明言其无毒，本经言其久服神仙，甄权言其还丹元母，抱朴子以为长生之药。六朝以下贪生者服食，致成废笃而丧厥躯，不知若干人矣！方士固不足道，本草其可妄言哉？”他还对“草子可以变鱼”等一些反科学见解给予了说明更正。

（6）丰富了世界科学宝库。《本草纲目》不仅对药物学作了详细记载，还对人体生理、病理、疾病症状、卫生预防等作了不少正确的叙述，而且，它还综合了大量的科学资料，在植物学、动物学、矿物学、物理学以及天文、气象等许多方面有着广泛的论述，因而对上述各方面都做出了重要贡献，丰富了世界科学宝库。

（7）辑录保存了大量古代文献。《本草纲目》所引载的16世纪以前的文献资料，有些原书后来佚失，但由于《本草纲目》摘录记载，使某些佚书的资料得以保存下来。

总之，《本草纲目》的贡献是巨大的。但是，限于历史条件，作者也存在错误之处。例如，他相信“烂灰为蝇”、“腐草为萤”及妊妇食兔肉“令子缺唇”等不科学的说法；赞成“古镜如古剑，若有神明，故能辟邪魅忤恶”的无稽之谈；宣扬寡妇床头尘土治“耳上月割疮”的封建迷信之说等。然而，总的来说，李时珍的成就是主要的。《本草纲目》自1596年第一版刊行后，屡经再版，影响深远，并且很早就流传到朝鲜、日本等国，还先后被全译或节译成日本、朝鲜、拉丁、英、法、德等文字。鲁迅对《本草纲目》曾高度评价为“含有丰富的宝藏”和“实在是极可宝贵的”。1956年，当时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对李时珍的崇高题词为：“医中之圣，集中国药学之大成，本草纲目乃一八九二种药物说明，广罗博采，曾费三十年之殚精。造福生民，使多少人延年活命，伟哉夫子，将随民族生命永生。”李时珍的名字及其业绩，将永载史册，与世长存。

除《本草纲目》外，李时珍还著有《濒湖脉学》、《奇经八脉考》，丰富了脉学与经络学说的内容。

明朝的方剂学

随着临床各科实践经验的不断积累和药物学的发展，明代医家在研制医方方面作了大量工作，不仅各种方书陆续问世，而且医家越来越重视方剂与理法及药物的研究。综观这一时期代表性的医方，便可窥其一斑。

1.《普济方》

约成书于永乐四年（1406年）由朱橚与医学教授滕硕、长史刘醇合作编纂，该书原168卷，清代《四库全书》改编为426卷，分为1960论、2175类、778法、239图，收方61739首，集15世纪前方书之大成，是我国古代现存最大的一部方剂专著。该书编次分别为方脉总论、药性总论、五运六气、脏腑总论、脏腑各论、伤寒杂病、外科、骨伤科、妇产科、儿科、针灸等，还介绍按摩、导引、气功等疗法。全书近1000万字，卷帙浩繁，不仅对明以前医方进行比较系统、全面的收集整理和论证研究，还兼收传记、杂说及道藏、佛学等有关记载。《四库全书总目纲要》指出：“是书于一证之下备列诸方，使学者依类推求，于异同出入之间得以窥见古人之用意，因而折衷参伍，不至为成法所拘。”20世纪后期曾两次出版，颇受医界重视。该书辑佚搜遗，资料十分丰富，不仅在中医方剂史上有重要价值，在保存古代医学文献上也有很大贡献。所记载的各种病证，也为研究明初及明以前的疾病史提供可贵资料，更对临床治疗具有很大参考价值。

2.《医方考》

撰者吴岜（1552—1620年），字山甫，号鹤皋，歙县（今属安徽黄山市）人，于万历十二年（1584年）撰成《医方考》6卷。该书按病证分为中风、伤寒、泄泻、痢疾、痰饮等72门，选择历代常用方剂700余首，除去重复及单味药外，实有560余首。每列一证，先述病因，次辨诸家治法，然后列举名方。该书对方剂命名、配伍、方义、功效、适应证、加减应用、禁忌等论述，简明扼要，条理清楚，因证致用，有较高参考价值。《医方考》成书后，连续刊印近10次，流传较广，是明代颇有影响的方剂代表作之一。清代诸多医方著作，多受之启迪。

3.《祖剂》

撰者施沛（1585—1661年），字沛然，号元无子、云间一鹤道人，华亭（今上海松江区）人。成书于崇祯庚辰年（1640年），全书4卷，辑历代名方843首，其中主方75首、附方768余首，是方书中采用类方体例的代表作。该书宗《内经》之要，以仲景方为祖，选《和剂局方》及宋、元、明诸医家名方加以归类叙述。对所选方剂追源溯流，俾于对其有宗有祖可考。如在《灵枢》半夏汤之后，将仲景的大半夏汤、小半夏汤、半夏散及汤、半夏生姜大黄汤、半夏麻黄丸、小陷胸汤、生姜半夏汤、半夏干姜散等，归于一类集中介绍，有的方剂予以注释或按语。该书对学习古代方剂，了解其源流颇有参考价值。

第二节　临床各科的成就与古籍整理

内科的成就

明代的内科继承了宋元医学的学术成就，是有相当发展的。其中如公元1529年薛已的《内科择要》，继承东垣学术思想，用药多偏于温补。公元1617年赵献可的《医贯》，在学术思想上又推崇薛己，阐发薛己医案的理论，认为命门之火是人体之根本，强调命门真火、真水的重要性。书的内容分述中风、伤寒、温病、血证的证候与治法，以八味地黄丸、六味地黄丸为主要方剂。公元1515年虞抟撰的《医学正传》，对临床各科常见病证，以证分门，每门先论证，次脉法，次方治。所论诸证，总论以《内经》要旨为提纲，证治则以朱丹溪学术经验为本，对后世影响很大。还有徐彦纯撰，刘宗厚续增的《玉机微义》。该书原名《医学折衷》，立论以《内经》为本，旁采金元诸家学说，以阐析中风、痿证、痰饮、伤风、滞下、泄泻、头痛、头眩、咳逆、痞满、吐酸、疟、瘗、疠风、破伤风、风痫、损伤等病证的机理，共17门。刘宗厚又博览群书，仿其体例，续增咳嗽、热、火、暑，湿、寒、疮疡、气、血、内伤、虚损、喉痹、眼目、牙齿、腰痛、心痛、黄疸、妇人、小儿等33门，改名《玉机微义》。本书大都采用刘守真、朱丹溪、李东垣诸家的学说，而折衷其要。他们二人都是朱震亨的弟子。此外，如王纶的《明医杂著》6卷。本书前卷一至卷三分述发热，劳病，泄泻、痢疾、咳嗽、痰饮等内科杂病，以及妇产科，五官科等病的证治；卷四专说风证；卷五介绍小儿诸证及小儿用药法；卷六为附方。全书主张外感法仲景，内伤法东垣，热病用河间，杂病用丹溪。这是对于当时内科学术思想一个很好的总结。公元1673年李中梓撰写《医宗必读》10卷。本书卷一介绍医学源流，指导学医门径；卷二提纲挈领地阐析中医的脉学诊法；卷三四是有关药物的注释；卷五至卷十论内科杂病为主的33种病证的病因及治疗，并附医案。该书之方大多切于临床应用，对于中医初学入门颇为有益。还有公元1575年李梃写的《医学入门》，亦是一部对于初学中医者较有影响的著作。龚廷贤撰的《寿世保元》10卷，介绍有关诊断、治疗的基础理论，并述各科疾病的辨证论治，搜集了较多的方药和治法，取材广泛，选方亦切合实际。这些著作较好地反映出明代内科学的成就。

中药材天麻

外科、伤科的成就

外科到了明代较前代又有进一步的发展，出现了许多外科著作。如公元1519年汪机著的《外科理例》7卷，全书分为154门，附方165则。书中从病理上来解释外科病证，说明外科病多本于内因，因而治法上主张调补元气，以消为贵。赵宜真编的《仙传外科集验方》又名《仙传外科秘方》。“仙传”二字是出于依托。本书主要论述痈疽的阴阳虚实，发背、疔疮证治，温、热、凉3个外用药方的用法以及其他通用方，保存了不少民间验方。在当时对外科贡献最大的应推陈实功。他研究外科40多年，有丰富的经验，于公元1617年著有《外科正宗》4卷。书中按总论、诊断、治法、病例、方剂的次序排列，论述常见外科疾病及其辨证施治，并附典型病例。该书收载了从唐代到明代用于内服、外敷的有效方药。还记载截肢、气管缝合手术、鼻瘜肉摘除、咽喉和食道内铁针的取出，以及下颌骨脱臼整复法等多种手术。另外，还记载了40多种皮肤病。对于痔核的疗法，载有枯痔散、枯痔钉、挂线疗法等。在护理上强调营养，反对无原则的禁忌饮食。该书内容丰富，论断精辟，实属外科医生不可缺少的参考书。其他如薛已的《外科心法》、《外科发挥》、《外科经验方》，以及张介宾的《外科钤古方》等，都对外科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我国伤科论著出现较早，唐代已有专书，元代有了显著发展。明代的伤科专著，在公元1529年有薛已著的《正体类要》2卷。上卷首载正体主治大法，次载扑伤、坠跌、金创及烫火伤等医案。全书理论联系实际，其中有很多好的经验。公元1608年正肯堂著的《疡科准绳》，记载了人体的骨骼数目和形状，介绍各种骨折和脱臼的整复方法。本书汇集、整理了明以前伤科医家有关著作，收罗较广，方剂亦多，对于外科医生的临床研究有一定价值。

眼科的成就

眼科，在宋元之间出现过托名孙思邈编写的《银海精微》一书，详列眼科各证。至明代初期，即公元1370年，有倪维德著的《原机启微》2卷。此书从病原上对眼病的病因作了分类，并对眼科应用方剂的药物配伍作了分析，实是当时一本较著名的眼科专书。邓苑撰的《一草亭目科全书》1卷，将眼科72证，总括为内障与外障两类。对于眼病治法，叙述简要，方剂切于实用。公元1644年傅允科撰的《审视瑶函》，一名《眼科大全》6卷。首述眼科生理及证治大要；并将眼科分为108证，作了较为详细的记述，共收300余方。书中还介绍眼科针灸疗法，点眼、洗眼、及敷、吹等眼科外治法，简明扼要，内容丰富，是一本重要的眼科参考书。眼科在明代的发展，从以上著作中可见一斑。

针灸科的成就

明代的针灸学在前人成就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如陈会撰、刘瑾补辑的《神应经》1卷，主要取用119穴，并附折量法、补泻直诀、取穴图歌、诸病配穴以及针灸禁忌等。此外，高武的《针灸素难要旨》3卷、《针灸聚英》4卷，徐风的《针灸大全》、一名《针灸捷法大全》，吴昆的《针灸六集》等，都是当时的针灸名著。而名望最高、成就最大、最受人民欢迎的，是公元1601年杨继洲著的《针灸大成》一书。本书汇集了多种针灸文献，较全面地总结了明代针灸学术经验，内容极为丰富。300多年来，不管在临床应用和研究针灸学方面，该书一直被公认为是一部重要参考书。

知识链接

古代针灸器具记载

针灸这种独特的治病方法，据大量古文献记述和对考古发掘中出土文物的研究，一般都认为起源于距今约1万年至5000年前的新石器时期，其端倪甚至上朔到距今10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砭石，被认为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原始医疗工具，《说文解字》释“砭，以石刺病也”。只有在新石器到来以后，随着石器制作技术的进步，才有特定形状的医用砭石出现。它是先民们用来剖开痈肿，排脓放血，或用以刺激身体的一定部位以消除病痛的工具，是后世金属刀针的前身。

医籍的整理和著述

明代在整理注释医学文献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并编修了不少医学全书、丛书、医案、医话及医学入门书籍等，这对保存、研究我国医学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明代以前，医家们在《内经》、《难经》、《伤寒论》的研究方面，都下了不少工夫。但对《内经》的研究，从唐代王冰注释《素问》以后，对《灵枢》无人注解。公元1586年马莳把《灵枢》的原义和《素问》加以全部注释，名为《黄帝内经素问灵枢注证发微》。到公元1624年，张景岳将《黄帝内经》《素问》和《灵枢》的全部原文重新调整归类，分为摄生、阴阳、藏象、脉色、经络、标本、气味、论治、疾病、针刺、运气、会通等12大类。对《内经》原文作了较广泛深入地研究和解释，写成《类经》。后又撰《类经图翼》，用图解方式以辅助《类经》注文之不足。公元1642年李中梓见以往有关《内经》著作内容繁多，无论是诵读或是学习都不方便，于是编辑《内经知要》2卷，将《内经》的内容选择其重要部分，分为道生、阴阳、色诊、脉诊、脏象、经络、治则和病能等类。内容简要，条理亦较清晰。后来薛生白予以重校加按，流传较广。

在《难经》的研究方面，公元1610年张世贤注《图注八十一难经》，在内容上，理论阐述易懂，注文亦较通俗，每一问难，又附图表示，便于读者理解原文之意，故流传较广。后来童养学注《图注八十一经定本》，其中收载了望诊、诊脉、脉象、闻诊多种歌诀。并对《八十一难经》原文加以注释，注文比较简明，每一问难附一图解，也有一定参考价值。

第三节　明代著名医药学家轶事

王履

字安道，号奇翁，又号畸叟、抱独老人，元末昆山（今江苏昆山县）人，为金元四大家朱震亨的高弟。他既尽得朱氏之传，又能博览群书，故造诣湛深，自成一家。其诗文书画，冠绝一时，曾游华山绝顶，作图40幅，游记4篇，诗词150首，都为时人所称赞。他对于《内经》、《难经》、《伤寒论》三书，钻研尤深，所以在他的著作里，对于以上3书存在的某些问题，都有新的见解。

王履的医学思想，受金元四大家学说影响最深，所以他的研究成就亦大。金元以前的医家，一般思想都比较保守，很少有人能把传统医术提高到科学理论的适当水平。及至金、元如刘完素、张元素等，对医学都提出过新的见解，都一致认为“古方不能治今病”，必须“师古而不泥古”。而王履治学能够打破传统的框框，摆脱前人的窠臼。他的《伤寒立法考》，对1000多年来无人敢非议的张仲景《伤寒论》，以“常”与“变”的观点，提出大胆的批评，表现了他勇于创新的科学精神。王氏指出：《伤寒论》是为伤寒而设，并不是为温暑而设。他说：“后人能知仲景之书，本为即病者设，不为不即病者设。王氏又说：“今人虽以治伤寒法治温暑，亦不过借用耳，非仲景立法之本意也。”一般医者都知道，《伤寒论》中有“三百九十七法，一百一十三方”，但从未有人考究“三百九十七法”的论据。而王氏则对此抱大胆怀疑的态度，进行认真研究。他认为：《伤寒论》从汉迄晋时，已多散落，虽经王叔和一番整理，终未能恢复旧观，则仲景的三百九十七法根据何在呢？于是他就从现存的条文中，将有方法而又不重复的，选出三百三十八条，名为三百三十八治。他说：“若以法言，则仲景一书无非法也，岂独有方者然后为法哉？”这种大胆提出怀疑、不拘泥古方、不盲从古人的精神，足以表现王氏治学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党参

王氏从伤寒与温病的分野，发表了他的独特见解，他极力主张伤寒与温病要分别治疗，不可混淆。他说：“夫伤于寒，有即病者焉，有不即病者焉，即病者，发于所感之时；不即病者，过时而发于春夏也。即病者谓之伤寒，不即病者谓之温与暑。夫伤寒温暑，其类虽殊，其所受之原则不殊也。由其原则之不殊，故一以伤寒而为称；由其类之殊，故施治不得以相混。以所称而混其治，宜乎贻祸后人。”所以王氏认为伤寒与温暑治法应当有所不同，他说：“伤寒例曰，冬温之毒，与伤寒大异，治法不同。又曰，寒疫与温及暑相似，但治有殊耳。是则温暑及时行寒疫、温疟、风温等，仲景必有治法，今不见者，亡之也。观其所谓为治不同，所谓温疟、风温、温毒、温疫，脉之变证方治如说，岂非亡其法乎？决不可以伤寒六经病诸方通治也。夫《素问》谓伤于寒，则为病热者，言常而不言变也，仲景谓或热、或寒而不一者，备常与变而弗遗也。”至于对温病、热病的治疗方法，他说：“凡温病、热病，若无重感，表证虽问见，而里病为多，故少而不渴者，斯时者，法当治里为主，而解表兼之；亦有治里而表自解。余每见世人治温热病，虽误攻其里，亦无大害；误发其表，变不可言，此足以明其热之自内达外矣。”王氏以前，论温病多与伤寒相混，直至王氏，伤寒与温病论证治法才开始分野，所以吴鞠通说：“王安道始脱却伤寒，辨证温病。”他实为温病学说的奠基人。

戴思恭

字原礼，明代金华（今浙江金华）人。曾受学于义乌朱震亨，朱爱其才敏，戴思恭尽以医术传之。思恭“出而治病，往往有奇验”，遂名噪于时，明初洪武间（1368—1398年）被征为御医。

明代极端专制主义的统治，使供职太医院者多惴惴不安，治病如稍不慎便会朝不保夕。晋王朱桐患了风痹症，经思恭治愈，不久复发而死。太祖朱元璋大怒，逮捕王府诸医治罪，思恭闻讯，从容对太祖说：“吾奉命诊视王疾，就曾告之，今疾虽愈，但毒在膏肓，不久复发不可治，今日果然。”诸医由是免死。后朱元璋得病，召诸医诊治无效，皆被逮捕下狱问罪。惟思恭得免，朱元璋死后，太孙建文帝（朱允炆）即位，严惩诸医，独擢升思恭为太医院使。这些事例，一方面说明明朝统治者的残酷，另一方面也说明思恭平日断病的准确和处事的慎重。但戴思恭为避免遭受株连之祸，借口年已老迈，数次辞归。

唐宋以来，医家多遵古不变，而于《黄帝内经》不知究其微旨。金元诸家，能从而演绎之，于是其学得以大明。震亨为四大家后起之秀，深得刘、张、李3家之学，诚如宋濂所说：“大江以南医之道本子《内经》，实自先生（指震亨）发之，原礼乃其高弟，其用心亦笃，故造天理为特精，其传受有要，故定证无不中，亦可谓贤也已矣。”

戴思恭治学既宗震亨，而于刘、张、李3家学说，亦多加钻研。其临床精于辨证，考论治则温凉攻补亦无所偏主。如治从叔仲章之病，六月患大热，面赤，谵语，身发红斑，他医认为热证，投以大承气汤，而热愈甚。思恭诊其脉浮虚无力，认为非真热症，乃宗张子和法“当解表而勿攻里”，取温汗法，用附子、干姜、人参、白术等煎汤冷饮，大汗而愈。姑苏朱子明之妇，患郁病，每发必长号数十声，暂止复如前，人以为厉鬼作崇，英能治，思恭断为郁病，认为系痰闭于上，火郁于下，故长号则气稍舒，正如《内经》所说：“火郁则发之。”遂用重剂涌吐药，服后吐痰甚多如胶，而病愈。又松江朱仲文，长夏畏寒，常穿重绵絮，饮食必烫，方能下咽，微温则呕，他医授以“胡椒煮伏雌法”，每日吃鸡三只，病愈甚。思恭诊其脉数而大，且不弱，这符合刘完素“火极似水”之说，椒发阴经之火，鸡能助痰，只有加剧其病。遂用大承气汤下之，日夜行20余次，绵絮减半。复以黄连导痰汤加竹沥饮之，竞疗。上述3案，就是运用汗、吐、下3法治疗而愈的。还有治诸暨方氏子妇，疟后多汗，呼婢易衣不至，怒形于色，遂致昏厥，灌以苏合香丸而苏醒。以后凡闻人步伐重，或鸡犬声，就厥逆如初。思恭诊其脉虚甚，重按则散，断为汗多亡阳，日进人参、黄芪等补剂，惊渐减，调治十日而愈。又陆仲容之内子，病热，妄见神鬼，手足掣动，他医用黄连清心汤不效。邀思恭诊视，形瘦而色不泽，断为虚热症，法当以李果甘温除大热为治，即《内经》所谓“损者温之”，服参芪而愈。以上两案思恭都断为虚证，应用温补之剂施治而奏效。由此可知思恭辨证之准确，论治之精当。

思恭之所以能够辨证准确，论治精当，主要在于临床诊断之认真。如燕王朱棣患瘕症，王府御医韩爽诊治不效。太祖就叫思恭往治，他查询以前所服的方药，认为按症用药，并无所偏，为何服之不效？乃问燕王有何嗜好？答道：“嗜吃庄芹”，思恭听后便断定此病由嗜吃庄芹而引起的“虫瘕症”，乃施用下法，投一剂，是夜暴下，检视便中发现有类似细蝗的昆虫，瘕由是而消失。又一王妃嗜烧酒，致患腹痈，经思恭诊治而瘥，认为十年后必复发，发则难救，后果验。此症可能属于慢性酒精中毒。由于临床诊断认真，故其“察证无不中”。

思恭既能上师震亨学说，结合个人心得，撰著《证治要诀》、《证治类元》《类证用药》等书；又订正震亨《金匮钩玄》3卷，间附以已意而多所阐发，无愧为明一代名家。

滑寿

滑寿字伯仁，自号樱宁生，河南许昌人，元代著名医学家。元初，因祖父官江南，而徙居仪真（江苏仪征），后又徙余姚。他“好古敏求，善文工诗，时京口名医王居中客仪真，乃从之学，授以《素问》《难经》，而理识契悟过之。后又学针法于高洞阳，尽得其传。其学宗东垣。尝以《素问》骨空诸论及《灵枢》本输篇所述经脉，辞旨简严，读者未易即解，于是训其字义，释其名物，疏其本旨，正其旬读，厘为三卷，名曰《十四经发挥》”（宋濂序）。他在自序里说：

药材决明子

“……上古治病汤液醪醴为甚少，其有疾，率取夫空穴经隧之所统系，视乎邪之所中，为阴为阳，而灸刺之，以驱其所苦。观《内经》所载服饵之法才一二，为灸者四三，其它则明针刺，无虑十八九，针之功其大矣！厥后方药之说肆行，针道遂寝不讲，灸法亦仅而获存，针道微而经络为之不明，经络不明，则不知邪之所在，求法之动中机会必捷如响亦难矣！……乃以《灵枢经·本输》篇，《素问·骨空》等论，裒而集之，得经十二，任督脉之行腹背者二，其燧穴之周于身者六百五十有七，考其阴阳之所以往来，推其骨空之所以驻会，图章训释，缀以韵语，厘为三卷（上卷为手足阴阳流注篇；中卷为十四经脉气所发篇；下卷为奇经八脉篇），目之曰《十四经发挥》，庶几乎发前人之万一，且以示初学者，于是而出入之向方也。”该书成于元至正初元（1341年），后为薛良武氏（名铠，长州人，立斋薛己之父）校正梓行，欲以广其传，但未经《四库》所著录，因此世不经见。及后流传日本，被视为“习医之根本”，而为“举世所传诵”的读物。该书由山本长兵卫尉氏于宽文五年乙巳时重刊（文化年间有八田泰兴氏译为日文，并经辰井文隆氏加注）。其所著又有《难经本义》、《素问钞》、《伤寒论钞》、《诊家枢要》、《痔瘘篇》等书，又尝采诸家本草而为医韵，都是有功于世的作品。

滑氏既具活人术，遂以医问世，辨证审治，全活者甚众。

滑氏年70余，仍容色不衰，步履矫捷，卒于明洪武十九年。他对于发扬祖国医学的经络学说具有不可磨灭的功绩。

万全

万全，又名全仁，字事，号密斋，湖北罗田大河岸人。约生于公元1495年，卒于公元1585年。廪膳生。祖父、父亲均以医为业。万全自幼聪明，长辈们“知全可教”，便要他“从游于夫子之门而学”，希望他能金榜题名，荣祖耀宗。但是万全虽几经努力，而终不达仕途，乃矢志学医，不数年尽得所学。

万全医术高明，中年时期就成为一位具有丰富经验的名医了。万氏著述很多，有记载并已刊刻过的医书有：《保命歌括》、《养生四要》、《广嗣纪要》、《伤寒摘锦》、《妇人科》、《痘疹心法》、《育婴秘诀》、《片玉心书》、《片玉痘疹》、《幼科发挥》等十部。还有两部轶著抄本，即《万氏秘传外科心法》和《万氏家传点点经》。

《万密斋医书》内容丰富，切于实用，几百年来，除湖北外，还流传到湖南、江西、福建、浙江、江苏、安徽、山东、河南、陕西等省以及日本、朝鲜和东南亚一些国家。所以，万氏医学著作对后世影响很大。如明代医家王肯堂、张景岳、武之望，以及清代沈金鳌等，在他们的著作里都曾引用过万氏的话和有关章节。清代儿科名医陈复正的《幼幼集成》一书，所引用的万氏痘疹专论就占了全书的1/3篇幅。1937年，上海大东书局出版曹炳章主编的《中国医学集成》，其中也编入了万氏的《幼科发挥》。此外，朝鲜医家许浚所著的《东医宝鉴》、日本著名汉方医家汤本求真的《皇汉医学》和丹被元坚的《杂病广要》等名著中，都曾引用《万密斋医书》的内容，说明《万密斋医书》在国内外都有一定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