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中国古代畜牧业曾有过辉煌的成就，各族人民在长期实践中创造的生产技术和管理经验，有的至今仍有重要价值。中国有十分丰富的家畜资源，世界上所有的家畜种类，在中国几乎都有存在。把野生动物驯化成为家畜的漫长过程，可从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出土的兽骨、原始洞壁或陶器上的刻绘，以及某些古代传说等大体推断出一个轮廓。

伟大的祖先经过无数次的成功与失败，开创了中国古代原始的种植业。同样，人类在长期的狩猎活动中，逐渐掌握了各种鸟兽的习性。他们开始把捕获但当时吃不了的幼雏和幼兽豢养起来，逐渐积累了饲养犬、猪、羊、牛、马、鸡等畜禽的知识和经验，开创了原始的畜养业。总之，原始人类长期的采集和狩猎活动孕育了原始农业。

中国古代把马、牛、羊、鸡、犬、彘（猪）称为“六畜”。

黄河流域及其邻近草原，应是某些畜种的发源地。居住在这些地区的各族人民对许多畜种的形成都作出过重大贡献。

约在新石器时期晚期，一般家畜已先后被驯化成。

到奴隶社会，畜牧业和家畜利用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此时役畜和肉畜都得到重视，因此也注意家畜品质的选择。进入封建社会以后，畜牧业管理的组织制度趋向完善，畜牧生产在国家经济和人民生活中的地位也日益提高。隋唐时期对官办畜牧业的组织管理又有加强。宋代以后，辽、金和元代都借马政组织系统，发展畜牧业，各种家畜的大牧群遍及草原，成为构成国力的主要资源。明代盛世也重视畜牧业的经营，设在京郊的上林苑监，由良牧署饲养种牛、羊和猪共达5700余头，蕃育署饲养种禽达1.6万余只。

在家畜饲养方面，甲骨文表示的牢、家和厩，足以证明家畜早已处于舍饲环境中；饲料采用刍秣。刍是刈割后经过加工的草，秣是精料，以粟和菽（豆）为主。汉武帝时从西域带回的苜蓿种子，由关中逐步移植推广到北方广大地区，为家畜提供了优良的饲料来源。凡此种种，都说明古代饲养管理水平不断提高。唐代或以前以烙印、烙角作为马牛登记的标记和马牛登记籍簿的建立，也是家畜管理制度上的重要创举。在家畜繁殖方面，十分重视配种的季节性的历史大约有两千年了。据《礼记·月令》记载，当时过了配种季节，就把种畜隔离，这已不是粗放的群牧管理。《齐民要术》记载：“服牛乘马，量其力能，寒温饮饲，适其天性，如不肥充繁息者，未之有也。”更是科学地说明了饲养与繁殖的密切关系。至于家畜的引种和改良，自西汉通西域后，已有大宛马和其他畜种引入。隋、唐时代，西域马、羊等良种更是源源而来。《新唐书·兵志》说：“既杂胡种，马乃益壮”，说明了引入良种对于改良中国原有畜种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