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服饰

秦汉时期由于国家统一，服装风格也趋于一致。秦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幅员广大、民族众多的封建统一国家。秦王政当上始皇帝之后，立即着手推行一系列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如统一度量衡、刑律条令等，其中也包括衣冠服饰制度。魏晋服装服饰虽然保留了汉代的基本形式，但在风格特征上，却有独到突出的地方，这与当时的艺术品和工艺品的创作思路有密切关系，其风格的同一性比较明显。

第一节　秦汉的纺织与服饰

秦汉时期纺织业的发展

秦汉时代，已经广泛采用了多种手工纺织机器，特别是踏板织机已经相当完善。踏板织机是带有脚踏提综开口装置的织机的通称。这种织机最早出现的时间尚无可靠史料证明。但根据近年来各地出土的刻有踏板织机的汉画像石等实物史料，可以推测踏板织机的出现恐怕要追溯到战国时代。到了秦汉时期，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广大地区已普遍使用这种织机。踏板织机采用脚踏板来进行提综开口，这是织机发展史上一项重大发明。它将织工的双手从提综动作解脱出来，专门进行投梭和打纬，大大提高了生产率。以生产平纹织品为例，比原始织机提高了20～60倍，每人每小时可织布0.3～1米。同时，配合踏板织机适用的束综提花机也已产生，能够织出大型花纹。

绘有脚踏织机和手摇纺车的汉代纺织画像石（邮票）

古代通用的纺车按结构可分为手摇纺车和脚踏纺车两种。手摇纺车的出现可能早于秦汉。因为其图像在出土的汉代文物中多次发现，说明手摇纺车在此时已非常普及。这种驱动纺车的力来自于手，操作时，需一手摇动纺车，一手从事纺纱工作，因此效率较低。脚踏纺车是在手摇纺车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目前最早的记录是江苏省泗洪县出土的东汉画像石。它的驱动力来自于脚。操作时，纺妇能够用双手进行纺纱操作，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纺车自出现以来，一直都是最普及的纺纱机具，即使在近代，一些偏僻的地区仍然把它作为主要的纺纱工具。

秦汉时期，纺织品的质量和数量都有很大提高。

特别是汉代，纺织品的品种十分丰富。仅丝织品就有纨、绮、缣（双丝织成的细绢）、绨、紬（粗质的绸）、缦（无花纹的丝织品）、綮（细密的缯帛）、素（未染色、本色的生帛）、练（白色的熟绢）、绫（薄而有花纹的丝织品）、绢、鄃、缟以及锦、绣（有彩色花纹的丝织品）、纱、罗、缎（质地厚密、一面光滑的丝织品）等数十种。这说明当时丝织水平已臻纯熟。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汉代还出现了彩锦，这是一种经线起花的彩色提花织物，不仅花纹生动，而且还可在锦上织绣文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大量纺织品，反映了当时纺织技术的较高水平。经鉴定，马王堆出土丝织品的丝的质量很好，丝缕均匀，丝面光洁，单丝的投影宽度和裁面积同现代的家蚕丝极为相近，表明养蚕方法和缫、练蚕丝的工艺已相当进步。“薄如蝉翼”的素纱鑪衣，长160厘米，两袖通长191厘米，领口、袖头都有绢缘，而仅重49克，最能反映缫丝技术的先进水平。此外，在一号墓出土的丝织品中，还发现了几种起毛锦，说明此时已经创造了起绒织物，且成为我国传统的织锦工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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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马王堆汉墓

马王堆位于长沙市东郊浏阳河西岸芙蓉区马王堆乡、长浏公路北侧，距市中心约4公里。原为河湾平地中隆起的一个大土堆。根据当地地方志记载，这里曾为五代时期楚王马殷及其家族的墓地，故名马王堆。堆上东西又各突起土冢一个，其间相距20余米。两冢顶部平圆，底部相连，形似马鞍，故也有人称其为马鞍堆。

1971年底，当地驻军在马王堆的两个小山坡建造地下医院，施工中经常遇到塌方，用钢钎进行钻探时从钻孔里冒出了呛人的气体，有人用火点燃了一道神秘的蓝色火焰。接到消息的湖南省博物馆的侯良马上意识到，人们遇到的是一座古代墓葬。1972年1月，考古队正式对神秘的墓葬进行了科学挖掘，显示出这个墓葬南北长20米，东西长17米，属于大型的古代墓葬。至1974年，先后挖掘出三座汉墓。三座汉墓中，二号墓的是汉初长沙丞相轪侯利苍，一号墓是利苍妻辛追，三号墓是利苍与辛追之子。

马王堆汉墓两千多年来从未被盗，保存完好，因此出土了3000多件珍贵文物，绝大多数保存完好。特别是一号墓出土的历两千年不腐的神奇女尸及三号墓出土的大量帛书文献，为西汉初期历史考证提供了翔实的资料，震惊了世界。其中五百多件各种漆器，制作精致，纹饰华丽，光泽如新。一号墓的大量丝织品，保护完好。品种众多。出土的帛画，为我国现存最早的描写当时现实生活的大型作品。还有彩俑、乐器、兵器、印章等珍品。

汉代的布以麻、葛为主。麻布的质量大大好于前代，有些甚至已经可以和丝、罗、绮等轻质的丝织品不相上下。此外，汉代还把毛织成或赶成毡褥，铺在地上，这是地毯的肇端。

汉代织物上的花纹图案，内容多为祥禽瑞兽、吉祥图形和几何图案，组织复杂，花纹奇丽，线条细而均匀，用色厚而立体感强，花地清晰。在图案织造技术上，主要有彩绘和印染两种形式。

染色工艺这一时期已很发达，有一染、再染，加深加固颜色的技术。以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织物为例，其中浸染的颜色品种有29种，涂染的有7种。特别是绛紫、烟、墨绿、蓝黑和朱红等色，染得最为深透均匀。在染料上，无论是植物性染料、动物性染料还是矿物性染料的运用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

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素纱鑪衣

多色套版印花也已出现。这种用印花的方法把素色或单色的丝织物印染成色彩斑斓、花纹美丽的工艺品。1972年在长沙马王堆汉墓中出土的金银色火焰纹印花纱，是我国目前发现最早的三版套印花丝织物，也是目前已知世界上最早的套版印花织物。

秦汉时代的服制

1.冠冕

秦汉帝王服饰仍遵循前代，至东汉明帝时期，正式厘定了适应封建政教理想的封建服饰制度，对后世封建服饰文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首先是对于冕冠的形制有了更为具体的规定。其制为：謌板长一尺二寸，宽七寸，冠表涂黑色，里用红、绿二色。汉朝制度还进一步规定：皇帝冕冠用十二旒，质为白玉，衣裳十二章；三公诸侯七旒，质为青玉，衣裳九章；卿大夫五旒，质为黑玉，衣裳七章。

皇帝的常服仍为深衣，戴通天冠。通天冠原是楚庄王所戴，秦灭六国后，采楚国冠制，定为乘舆时所戴。汉代沿用为天子常服。此外，百官于月正朝贺时，天子也戴此冠。其制：高九寸，正竖顶少邪，直下为铁券，梁前有山，展筒为述。

汉代朝臣职官的品第区别主要在冠。除旒冕和通天冠外，还有长冠（即刘氏冠）、委貌冠、皮弁等作为祭服冠，另外还有其他种类的朝服常冠。只有长冠可作为诸侯王进京朝见天子时的朝服常冠。

通天冠形制图

远游冠制如通天冠，有展筒横之于前，无山述，为诸侯王日常所戴。

委貌冠取“委曲有貌”之意，与古皮弁制同，长七寸，高四寸，上小下大形如覆杯，用皂色（即黑色）缯绢制作，故又名玄冠。这种冠要配合玄端素裳一起穿戴。于辟雍行大射礼时，公卿诸侯、大夫戴此冠。

汉代皮弁例以鹿皮制作。戴弁时，上著缁衣，皂领袖，下着素裳，于辟雍行大射礼时，执事者戴此冠。

进贤冠为儒生文官所戴，其制：前高七寸，后高三寸、长八寸，公侯三梁，中二千石至博士两梁，博士以下的吏员和儒生们皆一梁。汉代文吏穿深衣时，头上必须裹巾帻，再加戴进贤冠。

高山冠形制如通天冠，但顶不邪却，高九寸，无山及展筒。高山冠原为齐王之冠，秦灭齐，将此冠赐近臣，汉沿袭为官吏和近侍所戴。

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戴长冠木俑

执法者戴法冠；武将戴武弁。武冠又名赵惠文冠，秦灭赵，即以武冠赐近臣，汉亦用之，曰武弁，一名大冠，诸武官戴之，其制为横向长方形，两端有下垂的护耳，耳下有缨，系于颌下，前额突出，另包巾帻，汉代宫廷侍卫武官还在武冠上加黄金珰、玉蝉等装饰，还戴一条貂尾作装饰品。廷尉、大司马将军在武弁左右加插双颎尾，故又称颎冠。

帻就是套在冠下覆髻的巾，幅面较大，可一直覆盖到眉际。起初帻要与冠通时戴。只有平民才单独戴帻而不戴冠。据说汉元帝前额上有较重的汗毛，为了不让人看见，所以平时也带着帻。后来群臣纷纷效仿。也有传说王莽因头秃裹巾，帻才开始被上层士大夫所用，后逐渐普遍。无论传说真假与否，总之只戴帻而不加冠从西汉才开始逐渐成为上层人日常的装扮。在两汉之交，刘玄的军队进入关中地区，还曾因为装备不整，将领们只有帻而未戴冠，被当地百姓笑话。而到了东汉末年，戴巾已经成为文人与武士的高雅装扮。

2.衣裳

秦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秦王政灭六国、当上皇帝之后，立即着手推行一系列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包括统一度量衡、车同轨、书同文、统一刑律条令等，其中也自然包括衣冠服饰制度。不过，由于秦朝国祚过短，服饰制度仅属初创，还不完备，只在服装的颜色上做了统一。

秦代灰地菱纹袍服

秦始皇深受阴阳五行学说影响，相信秦克周，是水克火。故秦属水德，色尚黑，从此把黑色定为尊贵之色，礼服的颜色也以黑色为最贵重。秦朝国祚虽短，但阴阳五行思想从此渗透进服色思想中。秦代日常生活中的服饰沿袭战国时期，变化不大；男女差别也不大，都是大襟窄袖，不同之处是男子的腰间系有革带，带端装有带钩；而妇女腰间只以丝带系扎。

汉朝建立以后，先取水克火之意，以水德承接秦朝。后考虑到上古五帝时期朝代更迭顺序是五行相生的顺序，又根据当时的状况，转而以火德王天下。因此汉朝的礼服的颜色黑红相间。同时规定百姓一律不得穿杂彩之衣，只能穿本色麻布，直到西汉末年才允许百姓服青绿之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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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行相生相克

中国传统的五行学说认为，五行之间具有如下相生相克的关系：

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

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

这一观念认为：五行之间的相生相克是密不可分的。没有生，事物就无法发生和生长；没有克，事物会不受约束任意妄为，无法维持正常的协调关系。只有保持相生相克的动态平衡，才能使事物正常的发生与发展。

汉代的政治安定，国力强盛，经济繁荣，促使人民生活富裕，穿衣的风气也走向华丽。

由于纺织技术改进的关系，使得战国以后的服装，由上衣下裳的形式，演变为连身的长衣。汉代流行的服装就是以这种连身的长衣为主，样式以大袖为多，袖口部分称之为祛，收的很小。领口、袖口处绣方格纹等，大襟斜领，衣襟开得很低，领口露出内衣，袍服下摆花饰边缘，或打一排密裥或剪成月牙弯曲之状，并根据下摆形状分成曲裾与直裾两种。曲裾，即为战国以前的深衣，汉代仍然沿用，但多见于西汉早期。

直裾在西汉就已经出现，但最初并不能作为正式礼服。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一时期的裤子都是无裆的，仅有两只裤管套在膝部，用带系于腰间。直裾的衣裳遮蔽不严，容易露出羞处，极为不雅。后来随着裤的改进，曲裾绕膝已为多余，到东汉，直裾逐渐普及，替代了原有的曲裾深衣。男子穿深衣者已经少见，一般多为直裾之衣。这种衣服的长度大约是遮住小腿，以便于工作。

汉代贵族的礼服，在领口、袖口以及裙摆的地方，还镶有非常精致的滚边，同时还有许多搭配的饰品，例如皇后祭祖所穿的礼服，领口、袖口以及裙摆都有华丽的滚边，并佩有大绶、小绶以及玉佩等成组的玉饰品作为装饰。

戴帽、穿曲裾服的男子（陕西咸阳出土彩绘陶俑）

鑪衣为仕宦平日燕居之服，上下连属，样式与长服略同，但无衬里，可以穿在长服里面，或在夏日居家时穿着，也可以罩在外面。

赵武灵王实行“胡服骑射”之后，汉族人民也开始穿着长裤，不过最初多用于军旅，后来逐渐流传到民间。将士骑马打仗穿的全裆长裤名为大袴（即裤）。

汉代直裾样式

从文献记载来看，秦汉之际的裤子虽然已可以遮裹整个腿部，但裤裆往往不加缝缀，这是为了便于私溺，因为在裤子之外还著有裳裙，所以不必担心会显露羞处。一直到汉昭帝时，大将军霍光的外孙女上官皇后为了阻挠其他宫女与皇帝亲近，就买通医官以爱护汉昭帝身体为名，命宫中妇女都穿在前后用带系住的“穷裤”，穷裤也称“绲裆裤”，以后有裆的裤子就流行开来。

汉代男子所穿穷裤，没有裤腰，裤管很肥大。有的裤裆极浅，穿在身上露出肚脐。

3.鞋袜

至秦汉之时，鞋袜的式样已非常丰富，有皮靴、皮鞋、木鞋、草鞋、麻鞋、丝履等多种。西汉初年，汉文帝提倡节俭，改穿革履，引起上下效仿。富人在皮鞋上包绸缎的鞋面，在鞋口沿上丝带，制成极为美观精致的革履。

秦汉军服与少数民族服饰

1.军服

秦始皇陵兵马俑的发现，为我们全面、系统地了解秦代军服提供了第一手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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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官员的礼帽

清代官员的礼帽十分特殊，就是人们很熟悉的拖着羽毛长翎的圆顶大帽。它分为两种：一种是从8月戴到来年2月，叫暖帽，另一种在3月至8月戴，叫作凉帽。暖帽为圆形，中间圆顶，周边有一道宽折檐，用黑色的呢料、绒布或绸缎制成。帽檐是貂皮、海龙皮、狐皮等名贵皮料做成。帽子顶上缀有红色的帽纬，中央装着顶珠。顶珠用宝石、珊瑚、金、银等制作，是区分官品高下的重要标志。凉帽是一个圆锥体的笠帽，用玉草或藤丝、竹丝编成。外面罩上罗纱，缀有红色帽帏，加有顶珠。皇帝的帽子最为华贵，有3层帽顶，上面嵌有金龙。冠顶用金丝嵌制，上镶4条金龙，每条龙都口衔宝珠，冠顶中央嵌1颗大珍珠，周围也嵌有珍珠宝石。

据文献记载，在战国末期，秦朝军队就已经大量装备坚实精密的金属盔甲。这也是秦国军队战斗力强的一个重要原因。相比之下，秦统一天下以后的军事装备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从秦俑坑出土的陶质模拟品看，全部都是皮革和金属札叶结合制成的合甲，品类完备，制作精密。甲衣由前甲（护胸腹）、后甲（护背腰）、披膊（肩甲）、盆领（护颈项）、臂甲（护臂）和手甲（护手）等部分组成，各部分均由正方形或长方形的甲片编缀而成的，铠甲里面要衬以战袍，防止擦伤身体，且因兵种、身份、战斗需要的不同而各有不同。

将、佐的甲衣则十分讲究。甲的胸、背、肩部分为皮革，腹及后腰的中心部分是金属小札叶；前胸下摆呈倒三角形，长垂膝间；后背下摆平直齐腰。胸前、背后未缀甲片，皆绘几何形彩色花纹，似乎是由一种质地坚硬的织锦制成，也有可能用皮革做成后绘上图案。

骑兵必须便于骑射，其甲衣比较短小，长仅及腹，没有披膊。车御（即驾车人）的臂、手、颈易受攻击，其甲衣在结构上更加复杂，不仅有前甲、后甲，还有臂甲、手甲甚至盆领。

步兵铠甲是普通战士的装束，属于贯头型，衣身较长，穿的时候从上套下，再用带钩扣住固定。由于步兵是作战的主力，也最容易受伤害，故此其甲衣多由前甲、后甲和披膊等三部分合成。这类铠甲有如下特点：胸部的甲片都是上片压下片，腹部的甲片则是下片压上片，以便于活动。从胸腹正中的中线来看，所有甲片都由中间向两侧叠压，肩部甲片的组合与腹部相同。在肩部、腹部和颈下周围的甲片都用连甲带连接，所有甲片上都有甲钉，但数量不等。或二或三或四，最多不超过六枚。甲衣的长度，前后相等，下摆一般为圆形。

秦始皇陵兵马俑——将领俑

西汉时期，铁制铠甲更加普及，并逐渐成为主要装备，这种铁甲当时称为“玄甲”。在满城汉墓（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及其妻窦绾之墓），发现了2800多块甲片组成的全副铠甲的兵马俑。当时的铁甲，每副至少几百片，分领叶、身叶、分心叶和腋窝叶等。甲片的形状已不是单一形状。有方形、长方形、扁方形，还有加以修饰的鱼鳞状或龟纹状。

汉代军服在整体上有很多方面与秦代相似，军队中不分尊卑都穿鑪衣，下穿裤。鑪衣为深衣制。汉代军服的颜色以红色为主。

汉代军人的冠饰基本上是平巾帻外罩武冠。东汉时期，武吏还有在平巾帻外加沙冠的习惯。汉代戎服外一般束两条腰带，一条为皮制，一条为绢制。武士主要穿靴履，以履为主，有圆头平底、月牙形头等样式。

汉代是我国武官制度初步形成的时期。春秋以后，军队规模日益扩大，军中兵种和战略战术也不断复杂，于是出现了一些专门的军事家，形成了实际上的专职武官。区别官兵身份的不仅是服饰，还有军服上的徽识。军服上标出徽识在先秦时代已有制度。汉代的徽识，主要有章、幡和负羽三种。章的级别较低，主要为士卒所佩带，章上一般要注明佩带者的身份、姓名和所属部队，以便作战牺牲后识别。幡为武官所佩带，为右肩上斜披着帛做成的类似披肩的饰物。负羽则军官和士卒都可使用。

2.少数民族服饰

古代肚兜

秦汉时代周边许多少数民族的服饰均被记载下来。北方的匈奴人，衣皮革，被毡裘，裤腿较瘦，帽子呈尖顶或椭圆形，帽带护耳，以貂皮贴边，以革筒（皮制铠甲）或铁甲为护具，穿名为“络鞮”的高统皮靴，爱用金、银、铜、琉璃、玉石做饰品。居于东南地区的百越人穿左衽衣服，剪发文身，以丝绸、麻布、纱衣、织锦为布料，额头臂上刻纹，发式为“被发”、“椎髻”等，主要以玉器为装饰品。岭南一带的越人穿筒裙。西南地区的滇人，男性衣左衽，长至膝部，头裹巾，前额有圆形饰物；女奴耳坠大环，髻后垂作银锭式，对襟袍服，腕间戴有多箍金镯。

第二节　魏晋南北朝纺织与服饰

魏晋南北朝时期纺织技术的发展

1.丝织业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传统丝织业发展最大的一个时期。从养蚕到纺织，几乎每一个工艺流程都前代有了飞跃性的进步；丝织业在祖国的大江南北遍地开花，我国传统丝织业生产中心几乎都是在这一时期开始形成并一直延续到后代。

在此之前，我国蚕桑业比较发展的地区是黄河中下游；从这一时期开始，巴蜀蚕丝业也兴盛起来。以四川生产的“蜀锦”也成为三国时期最著名的产品。从三国到两晋，四川的织锦业逐渐发展而占全国的领导地位。据《华阳国志》记载，当时的巴郡、巴东郡、巴西郡、涪陵郡、蜀郡、永昌郡等均有蚕桑生产。锦有瑞兽纹、树纹、狮纹、菱花纹、忍冬菱纹、兽纹、鸟兽树木纹、双兽对鸟纹、几何纹、条带连珠纹等。绮有龟背纹，对鸟对兽纹等。蜀锦在蜀汉的国家经济生活中也占据了重要地位。蜀汉政权还曾以之作为军饷的重要来源。蜀锦的织造技术很快传到魏、吴以及云南，贵州，广西等兄弟民族居住的地区。

此期洗练技术的进步主要表现在三方面：一是使用了冬灰和荻灰，说明草木灰品种较前有了扩展。二为增加白度，使用了“白土”助白。这种白土应属膨润土或高岭土类，内含硅铝化合物。三对洗练用水有了一定认识。蜀锦的制作明确规定洗练时必须用长江之水而不能用沱江之水。

魏明帝时魏国杰出的发明家马钧改革了提花机。马钧是一位出色的机械制造家，字德衡，扶风（今陕西兴平）人。生卒年不详。他看到当时织绫机构造繁复，效率低，费工费时。经过他的改造，织机的生产效率成倍提高。织出来的花绸，图案向着复杂的动物和人物图纹方向发展，对称而不呆板，花型多变而不杂乱。整体图案绮丽，织物表面具有立体感。此后魏的丝织技术与蜀不相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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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泉《织机赋》

西晋杨泉的《织机赋》描绘新型织机采用以后手工丝织工场的劳动场景：

取彼椅梓，桢于修枝。

名匠聘工，美手利器。

心畅体通，肤合理同。

规矩尽法：

足闲踏蹑。手习槛匡。

节奏相应，五声激扬。

从吐鲁番出土的文书上看，至迟在公元五世纪，西域的高昌地区就有了丝织业。在十六国和稍后的文书中，明确冠以西域地名的丝织品就有“丘慈锦”、“疏勒锦”。说明此期间西北少数民族的丝织业已相当发达。

现存这一时期西北丝织品的主要实物是出土于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墓葬的织锦。这些锦仍以经锦为主，花纹则以禽兽纹结合花卉纹为其特色。夔纹锦，残长30厘米、宽16.5厘米，由红、蓝、黄、绿、白五色分段织成。方格兽纹锦，残长18厘米、宽13.5厘米，经线分区分色由红、黄、蓝、白、绿五色配合显花。每区为三色一组，在黄白地上显出蓝色块状牛文，在绿白地上显出红色线条状的狮纹，在黄白地上显出蓝色线条状的双人骑象纹，把方格纹、线条纹和块状纹结合成特殊风格的图案。另一块树纹锦的经纬密度为112根/厘米和36根/厘米，用绛红、宝蓝、叶绿、淡黄和纯白五色织成。织造方法和上述两种纹锦基本相同。1959年，吐鲁番阿斯塔那北区墓葬出土有北朝树纹锦，经纬密为112×65299×6根/厘米，用绛红、宝蓝、叶绿、淡黄、纯白五色丝线织出树纹。1966年和1972年吐鲁番阿斯塔那墓葬还出土有联珠对孔雀贵字锦、对鸟对羊树纹锦、胡王牵驼锦、联珠贵字绮和联珠对鸟纹绮等品种，其中联珠是第一次发现的特殊纹锦。

江南地区的蚕桑业也有了一定发展。从孙吴末年开始，统治者竞相穿用丝绸之风也逐渐南侵，奢靡之风渐盛。

晋室南渡以后，南方的家庭纺织业发展很大。养蚕缫丝的技术水平大幅提高。到南朝时期，在今江西地区蚕已达一年四至五熟；浙江温州一带甚至达到八熟。到刘裕灭后秦以后，把关中地区的锦工强迁江南，在今江苏南京设立了“锦署”。江南从此成为织锦重镇。虽然当时江南的纺织业生产水平还未超过北方，但已经为唐宋时代跃居第一位积蓄了力量。

对鸡对羊灯树纹锦

杀蚕取丝，秦汉时期主要是利用薄摊阴凉，或日晒杀蛹等方法。但这样取得的丝白而薄脆，质地欠佳。南北朝时发明了盐腌杀蛹法，这样既有效地控制了缫丝时间，又提高了生丝质量。

北魏统一北方后，家蚕饲养技术取得了较大的进展，其中较为重要的是低温催青法和炙箔法。低温催青就是利用低温来控制蚕种的孵化时间。一般二化蚕第一次产卵后，在自然状况下，经七八天就会孵化出第二代蚕来，但如果采用低温控制，便可在21天后孵化，从而在较大幅度上调节了养蚕时间。

炙箔也就是暖烘蚕箔。炙箔最初的目的是为了令蚕快速作茧，此外由于烘烤之故，蚕丝一旦吐出即刻变干，还大大提高了蚕丝质量。炙箔技术一直沿用了下来。

到北魏太武帝时，平城宫内曾有婢使千余人织绫锦，足见官府绫等丝织产品数量之巨。

“胡王”联珠纹锦

魏晋时期，织锦的传统作风还是较浓的，北朝之后就渗入了许多中亚少数民族气息，如构图题材增加了许多中土所不熟悉的大象、骆驼、翼马、葡萄等生物图像；在构图方式上，中原传统的菱形纹、云气纹多被中亚的团窠形、双波形、多边形代替。

秦汉时期的锦大体上是平纹组织为地，经线起花的；大约北朝后期开始出现了纬显花技术。这一技术的出现可能与波斯锦以及西北少数民族毛织技术的传入都有一定关系。

1964年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出土的前凉织成履，现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

此期考古实物有1964年阿斯塔那前凉（317-376年）末年墓出土的一双织成履，长22.5厘米，宽8厘米，高4-5厘米，用褐红、白、紫、黑、蓝、土黄、金黄、绿八色丝线依照履的形式用通经断纬的方法织成，鞋面上织出有汉字隶书富且昌宜侯天天延命长10字隶书铭文。此即是汉晋文献中说到的丝履。

魏晋南北朝时，中外在丝绸和蚕桑技术上的交流更加活跃起来。可能早在公元前六至五世纪，中国的丝绸就传到了波斯帝国。把中国称之为丝国并最先把它介绍给西方的是希腊人克泰西亚斯，大约5世纪末他在波斯谋生，并曾在波斯王宫充当御医。公元1世纪的罗马博物学家普里尼在《自然史》一书中就记录过一段关于丝绸的文字。前云新疆出土了大量魏晋南北朝丝织品，便是我国丝绸西传的重要证据。此时养蚕技术亦传到了西方，据说公元550年时，东罗马皇帝尤斯提尼阿奴斯决意创建缫丝业，当时两位到过中国的波斯僧侣把蚕卵藏于通心竹杖中，偷运出境，献给了东罗马皇帝。

景初二年（公元238年）十二月，倭王特使赠魏王斑布2匹2丈等物，魏王回赠倭女王绛地交龙锦5匹，绛地绉粟罽（毛织品）10张，茜绛50匹，绀青50匹，又赐倭王绀地句文锦3匹，细班（斑）华罽5张，白绢50匹。正始四年（243年）倭王又遣使献给魏廷倭锦，绛青缣、绵衣、帛布等物。一般认为，丝织提花技术，以及印板花技术就是在此时传到日本去的。

2.麻纺织、毛纺织与棉纺织

魏晋南北朝时，麻类纤维仍被广泛地使用着。但因为气候的关系，到了魏晋以后，我国北方已不再适宜苎麻生长，而大麻则盛极一时。麻布的生产在南朝时有了很大的提高。据记载，自东晋至南朝各代，政府的户调制皆布绢兼收；但绢的实际收入往往不及麻布之数。历代对臣僚的赐品亦是布多于绢的，且士大夫之俭朴者亦以麻类衣着为常服。

这一时期，麻加工技术也有了较大进步，主要表现是对沤渍脱胶的用水量、水温、沤渍时间都有了一定认识。要求在冬季用充足的温泉水沤渍，这样获得的麻纤维洁净而又避免生脆，与现代技术原理基本相符。

西北民族地区少数民族的毛纺织业早已特别发达，已能生产出优美的毛织品。南北朝时期，我国各民族之间出现了文化大融合、大交流的局面。毛纤维的加工利用技术有了一定进步，毛纤维的种类也有了扩展。毛毯编织技术也有了新的发展。用毛纱制成的毛毯，具有防风、隔潮、保暖的特点。

《齐民要术》卷六《养羊》条还简要地谈到了铰毛的时间和方法，说白羊（即绵羊）每年可铰毛三次；羖羊（即山羊）只可铰毛一次。这显然都是人们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总结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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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的“顶戴花翎”

清朝是由满族贵族用武力征服汉族后建立的，在他们统治天下后，虽然废弃了延续几千年的汉族衣冠，但仍然将冠帽作为区别官阶的重要标志，所谓“顶戴花翎”最有特点。

“顶”指清朝官员冠帽上的顶子，顶子是区别官阶品级的重要标识，分朝冠用及吉服冠用两种。朝冠顶子共有三层：上为尖形宝石，中为球形宝珠，下为金属底座。吉服冠顶则少尖形宝石，底座或用金，或用钢，上面镂刻花纹。在底座、帽子及顶珠的中心，都钻有一个直径5毫米的圆孔，从帽子的底部伸出一根钢管，然后将红缨、铜管及顶珠串连，再用螺纹小帽旋紧。以顶珠的颜色和材料反映官阶品级，按照规定：一品官用红宝石；二品官用红珊瑚；三品官用蓝宝石；四品官用青金石；五品官用水晶；六品官用砗磲；七品官用素金；八品官用阴文镂花金；九品官用阳文镂花金。

比起顶珠，花翎更有特色。花翎是由孔雀尾的翎羽制成，所以也叫孔雀翎。花翎有单眼、双眼、三眼之分，所谓“眼”指的是孔雀翎上的犹如人眼状的圆花纹，一个圆圈就是一眼，没有眼的叫蓝翎。

清官冠帽上的花翎最富有“辨等威，昭品秩”的意味，它以翎眼的多少标识等级。据《清史稿·礼志》和《清会典事例·礼部·冠服》记载：皇室成员中爵位低于亲王、郡王、贝勒的贝子和固伦额驸（皇后所生公主的丈夫），有资格享戴三眼花翎；清宗室和藩部中被封为镇国公或辅国公的贵族，还有和硕额驸（妃嫔所生公主的丈夫），戴双眼孔雀翎；五品以上，在皇宫任职的内大臣、前锋、护军各统领、参领（任职之人必须是满洲镶黄旗、正黄旗、正白旗出身），戴单眼孔雀翎。五品以下戴无眼蓝翎，并非孔雀翎，而是以染成蓝色的鹖鸟的羽毛作成，是借用汉代鹖冠之意。五品以下在皇宫王府服务的侍卫官员享戴蓝翎，地位较低而建立了功勋的军官有时也能得到戴蓝翎的赏赐。

按上面的规定，只有内臣可戴花翎，而在京城之外任职的文臣武官均无此待遇。即使是按出身可以戴花翎的王公贵族也不是生下来就可戴用，而是要在10岁时，经过必要的骑、射两项考试，合格者才具备资格，这是清朝尚武风气犹存的表现，只是后来渐渐废弃不用。可见，清初对花翎尤为重视。

1959年，新疆巴楚脱库孜萨耒北朝遗址出土了织花毯、毛织带等毛织物，经检测，其纤维宽度分别为33.67和31.08微米，纤维支数分别为827和514公支；1964年，哈拉和卓前凉建兴36年（348年）墓出土一毛织物残片，平纹，经纬密分别为11根/厘米和8根/厘米。经线加捻得较细较紧。

1975年，吐鲁番哈喇和卓出土一件高昌早期（6世纪中后期）罽，织法和传统锦的织法一样，经显花，有红、黄、白、褐四色。纬线为红褐色，每平方厘米明、夹纬各6枚，经线17枚。

新疆于田屋于来克北朝遗址出土的方格呢和紫色褐。方格呢残长15.7厘米，宽12.5厘米，经纬密度为18根/厘米和15根/厘米，用青、黄两色织成方格纹。紫色褐残长为15.5厘米，宽6厘米，经纬密度均为25根/厘米。另一块是蓝白印花斜褐，用二上一下斜纹组织，经纬密度均为22根/厘米，织物有细薄精密效果。另一块黄色斜褐，残长11.5厘米，宽9.5厘米。经纬密度为12根/厘米和9根/厘米，组织是二上二下斜纹，捻向为Z和S，织物有粗犷感。新疆巴楚脱库孜沙来遗址出土的栽绒毯两块，其中一块菱纹栽绒毯残长19厘米，宽12厘米，经纬密度为3根/厘米和4根/厘米，绒组织仍用马蹄形打结法，用原棕色毛和黄、蓝、红彩色线编织成四个相邻的大菱形纹饰，再以红、棕、蓝三色在菱纹内显出四个对称的小菱纹。装饰性很强，是新疆古代民族图案的特有风格。

古代棉服

除了羊毛外，此时还使用了一些其他禽兽毛纤维。如南齐曾为皇室提供孔雀羽毛织成的裘，光彩金翠，但这种极为奢华的纺织品自然是十分稀少和珍贵的。

这一时期纺织原料范围进一步扩大，棉纺织开始在西北、西南以及东南和南部沿海一带出现。早在东汉时期，居住在今云南保山一带的“哀牢夷”已经学会种植草棉并用来织布。到魏晋时代，岭南地区珠江，闽江流域已经广泛种植草棉纺织。

天山脚下，塔里木盆地周围也出现了草棉种植和棉纺织业。1956年新疆民丰县沙漠中的东汉墓葬中就出土了棉织品。到了南北朝时期，新疆地区的棉纺织业已具有了一定的发展。1964年，吐鲁番阿斯塔那晋墓出土过一件布俑，身上衣裤全都是棉布缝制的。1959年，于田县屋于来克遗址的北朝墓出土一件棉布褡裢，长21.5厘米，宽14.5厘米，经纬密为25根/厘米和21根/厘米，比较致密，用本色和蓝色棉纱织出方格纹。在阿斯塔那高昌时期墓葬中还发现有高昌和平元年（551年）借贷棉布和锦的契约，其中提到：一次借贷棉布达60匹之多，说明吐鲁番一带的棉织业已相当发展。

但由于运输不便，导致棉布在内地的使用还不很普遍，只是作为贡品或通过交易少量流入，因此均被视为珍品馈送。在南方，棉织品甚至一直属于贵重织物，普通人不得穿着。

到了南朝梁武帝时期，由于这位皇帝崇信佛教，在他看来，缫丝需要杀死蚕，丝织品的制作杀生太多。所以虽贵为帝王，他仍然身穿麻布衣，但却使用贵重的棉布作为宫闱的装饰。

3.印染技术的发展

魏晋南北朝的纺织品的染色印花技术大体上是沿用前世的一些操作，但也有一些新的发展。主要表现在对靛蓝和红花的认识和使用上。

靛蓝染色在先秦时期已经使用较广，汉后便已相当成熟，魏晋南北朝时，出现了种蓝、制蓝和染色的有关记载。此时已打破了蓝草染色的季节性限制，这是制蓝技术的一大进步。据《齐民要术》记载，在制蓝的过程中还要加入石灰，使染液发酵，在发酵中靛蓝被还原成靛白；靛白具有弱酸性，加入碱性的石灰可促进还原反应的迅速进行。靛白染色后，经空气氧化又可复变为鲜艳的靛蓝。这是蓝草制靛工艺的系统总结，也是世界上关于造靛技术的较早记载之一。这一工艺与现代合成靛蓝的染色机理是完全一致的。

红花是一种红色染料。虽汉代已经种植和使用，但到了魏晋南北朝才推广开来。有关红花提取的记载亦始见于这一时期。《齐民要术》卷五《种红花蓝花竚子》条曾记述过一种民间泡制红花染料的“杀花法”，虽然工艺较简陋，但其基本原理与现代染色学红花素提取是完全一致的。

此外，据《南方草木状》记载，西晋时还使用了苏枋来染红，其色素为媒染性染料，对棉、毛、丝等纤维均能上染，经媒染剂媒染后，具有良好的染色牢度。

型版印花技术在魏晋南北朝进一步推广开来。目前在考古发掘中看到的实物有新疆于田屋于来克北朝遗址出土的蓝白印花斜褐，用二上一下斜纹组织，经纬密均为22根/厘米。

印花型版计有镂空型和凸纹型两种。此期最值得注意的是镂空型中的夹缬。

关于夹缬的生产工艺，就蓝白花布而言，大体上是属于镂空型版双面防染印花范畴的，相传其操作要点是将缯帛夹于两块镂空型版之间加以紧固，勿使织物移动，于镂空处涂刷或注入色浆后，解开型板，花纹即现。夹缬之名，大约就是夹持印花之意。1959年，于田屋于来克遗址出土一件残长11厘米、宽7厘米的蓝白印花棉布，其工艺已相当成熟，说明夹缬已成为民间日常服饰所用。

新疆于田县屋于来克故城遗址出土的绞缬绢

与夹缬相近的还有两种分别叫蜡缬（蜡染）和绞缬的印花工艺。大约在秦汉之际或稍早，西南少数民族便已采用蜡缬，多以靛蓝染色。汉代已经相当成熟。南北朝时期，它除了染制棉织品外，还用到了毛织品中。蜡染的操作要点是：甩蜡刀蘸取蜡液在预先处理过的织物上描绘各式图样，待其干燥后，投入靛蓝溶液中防染，染后用沸水去蜡，印成蓝底白花的蜡染织物。

绞缬是一种机械防染法，就是依据一定的花纹图案，用针线将织物缝成一定形状，或直接用线捆扎，然后抽紧扎牢，使织物皱拢重叠，染色时折叠处不易上色，而未扎结处则容易着色，从而形成别有风味的晕色效果。这种染色方法在东晋时期已相当成熟。南北朝时期，出现了历史上有名的“鹿胎紫缬”等图案，梅花型、鱼子型等纹样也已广泛地使用于妇女的服饰。新疆于田县屋于来克故城遗址出土的绞缬绢，大红地上显出行行白点花纹。1963年，阿斯塔那建初十四年（418年）韩氏墓出土有绞缬绢，绛地，白色方形花纹，平纹。

三国两晋时期的织物纹样，基本沿袭东汉传统。从南北朝开始，有了新的发展，在图案构成上，虽仍保留两汉、魏晋的传统形式，但龙凤的造型，却具有了明显的时代特征。其次是花鸟植物纹样逐渐多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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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为汉将施琅破例赏赐

明朝降将施琅，康熙年间因平定台湾立功，受到康熙皇帝赏识，被赐封“世袭罔替”的靖海侯。古代武将的最高愿望就是到战场建立军功，以得封妻荫子，光宗耀祖。按理，施琅所得已可满足，但他却向宫廷上书，力辞侯任，请求“照前此在内大臣之列赐戴花翎”。这件事引起朝廷震动，特意提交礼部议论，礼部官员一致认为将军提督在外，从无赏戴花翎的先例。为此，驳回施琅的请求，后来，还是康熙帝力排众议，下旨破例赏赐戴花翎。

施琅以天子所赐“世袭罔替”的侯爵之位去换取一枝花翎，可以想见当时崇尚花翎的风气。

魏晋南北朝服装的变化

1.冠冕与发式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冠冕制度，大体承袭汉代遗制，但具体形制还是有一些变化。首先是巾帻的后部逐渐加高，中呈平型，体积逐渐缩小至顶，成为平巾帻或小冠。这种小冠非常流行。如果在小冠上再加笼巾，就称为笼冠。笼冠多用黑漆细纱制成，故也称漆纱笼冠。

下图中，左为戴小冠的侍从，江苏南京中央门外小红门出土陶俑。中为戴笼冠的贵族男子，河南巩县石窟寺石雕。右为戴卷荷帽的吹鼓手，河南邓县出土彩色画像砖。

还有一种高顶帽的，有多种变化形式。有的带有卷荷边，有的卦有下裙，有的带纱高屋，有的带有乌纱长耳。公元7世纪前后，后周开始流行一种突骑帽，应当是从北方游牧民族所戴的风帽演变而来。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妇女发式，与前代不同。魏晋流行的“蔽髻”，是一种假髻，其髻上有金饰，但这种发式有严格的等级制度，非命妇不得使用。

普通妇女除将本身头发挽成各种样式外，也有戴假髻的。不过这种假髻比较随便，髻上的装饰也没有蔽髻那样复杂，时称“缓鬓倾髻”。

另有不少妇女模仿西域少数民族习俗，将发髻挽成单环或双环髻式，高耸发顶。还有梳丫髻或螺髻者。在南朝时，由于受佛教的影响，妇女多在发顶正中分成髻鬟，做成上竖的环式，谓之“飞天髻”，这种发式先在宫中流行，后在民间普及。

《北齐校书图》从中可以看到男裹巾，女梳双丫鬟、小衫长裙、肩上披有帔巾。

此外在民间还使用假发作各种发式，常见的还有灵蛇髻、盘桓髻（以头发反复盘桓然后作髻）、十字髻（头顶作十字形髻，余发下垂过耳）等等。有的更将假发装在假头上以增加其高度，有的使之自然危、邪、偏、侧，以表现妩媚的风姿。发髻上再饰以步摇簪、花钿（用金、银、珠、玉等做成的花朵形，用以掩饰头髻的短腿簪子）、钗、镊子，或插以鲜花。少女则梳双髻或以发复额。

2.礼服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宫廷礼服基本沿袭汉代风格。各级冕服的形制、服色大体相同。差别在于衣裳上的章纹数量及织造方法：天子用十二章，三公诸侯用山龙等九章，九卿以下用华虫等七章；天子用刺绣文，公卿用织成文。

各级官员进行不同礼节时还各有不同的服色。如委貌冠服、黑衣素裳，为公卿行卿射礼之礼服。此外，皇后及高级命妇也均有礼服。如皇后谒庙时所穿祭服，也是皇后的嫁服。妃、嫔、命妇陪同皇后谒庙，要穿佐祭服。皇后行亲蚕礼时还有专门的亲蚕服，相应地，妃、嫔、命妇也有助皇后行亲蚕礼的助蚕服。

古代结婚女子服饰

除礼服外，朝服也同于汉代，天子与百官之朝服以所戴之冠来区别。天子的朝服为通天冠服；皇太子及诸王为远游冠服。魏晋时，百官朝服用朱色，常服用紫色。此外，天台近侍及宿卫等官着品色衣。

3.常服

魏晋以来，社会上玄学盛行，酝酿出文士的空谈之风。他们崇尚虚无，蔑视礼法，放浪形骸，任情不羁。在服饰方面，他们穿宽松的衫子，衫领敞开，袒露胸怀反映了社会意识和服装形式的内在关系。

这一时期的百姓的常服主要有两种形式：

一为汉族服式。传统的深衣，到魏晋时男子已很少穿了，女子深衣在衣服下摆施加相连接的三角形装饰，在深衣腰部加围裳，从围裳伸出长长的飘带，走动时可以起助长动姿的作用。这种装饰始于东汉，在魏晋时代成为女装的主流。

男子的服饰，主要是衫。与汉代的直裾长袍相比，衫的袖口宽敞，也不需施祛。而且由于不受衣祛等约束，魏晋时代的衫日趋宽博，渐成风俗，并一直影响到南北朝服饰。整个南北朝期间，上自王公名士，下及黎庶百姓，都以宽衫大袖为尚。衫的形制仍继承了汉族服装的特点，以对襟交领为多，领、袖都施有缘边。南北朝的裤有小口裤和大口裤，以大口裤为时髦，但穿着行动很不方便，故用三尺长的锦带将裤管缚住，称为缚裤。

魏晋时期的女子在深衣的下摆部分要接上重重叠叠的三角形装饰布，又在腰上系围裳，从围裳下面再伸出许多长长的飘带。由于使用了轻柔飘逸的丝绸材料，所以这两种装饰使女子在走动的时候，更加富有动感和韵律感。后来，这两种装饰逐渐合二为一，这就是杂裾垂服的造型。

上海博物馆藏唐·孙位《高逸图》。从中可见戴巾子、穿宽衫的士人形象

南北朝时期，一些少数民族首领初建政权之后，认为他们的民族服饰不足以炫耀其身份地位的显贵，甚至以民族特色为耻，便纷纷改穿汉族统治者所习用的华贵服装。尤其是帝王百官，更醉心于高冠博带式的汉族章服制度。这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北魏孝文帝的改制。公元486年，孝文帝本人始服衮冕；公元494年改革其本族的衣冠制度。公元495年接见群臣时他就班赐百官冠服，用以更换胡服。

虽然孝文帝改革的决心和力度都很大，但由于服装是民族传统文化的象征，有民族的习惯性。鲜卑族原来的服装样式是鲜卑族人民在长期劳动中形成的，比汉族服装紧身短小，且下身穿连裆裤，便于劳动。因此鲜卑族的平民百姓不习惯汉族的衣着，有许多人都不遵诏令，依旧穿着他们的传统民族服装。各级官员们也都是“帽上着笼冠，裤上着朱衣”，连魏文帝的太子也私着胡服，甚至最后从洛阳逃回平城，终被废为庶人。

与孝文帝改革的努力相反，包括鲜卑族服装在内的北方少数民族服装，不仅各族人民没有完全放弃，在汉族劳动人民中间也得到推广，最后连汉族上层人士也穿起了各色各样的胡服。其根本原因，就是北方胡族服装便于生产活动，有较好的劳动实用功能，因而对汉族民间传统服装产生了自然传移的作用。在同一时期，西域各国商民来到中国经商，在中国归附定居的也不少。南北朝时期这种胡汉杂居，来自北方游牧民族和西域的服饰与汉族传统服饰长期并存、互相影响，构成了南北朝时期服饰文化最重要的特点。

穿杂裾的妇女。唐·顾恺之《洛神赋图》局部

在来自北方游牧民族的各种服式中，最为重要的是裤褶服。裤褶的基本款式为上身穿左衽齐膝大袖衣，下身穿肥管裤。裤褶常用较粗厚的毛布来制作。这是因为丝绸又薄又脆，不适于马上生活。《史记·匈奴传》中就曾记载，西汉每年赐匈奴酋长大量丝织品缯帛，但匈奴人在游骑中易于被草棘刮破，不如毛布结实。因此，从匈奴人的时代开始，北方民族的马上服装一律不用丝绸制作。骑马奔驰穿较短的上衣，自然也更方便。秦汉时期，汉族人也穿裤和短上襦，合称襦裤，但贵族必于襦裤之外加穿袍裳，因为贵族是不得只穿短上衣和裤外出的。只有骑马或从事其他劳动的人为了行动方便，才直接把裤露在外面。

《三国志·魏志》记载，魏文帝曹丕为魏王世子时，穿了裤褶出去打猎，还有人劝他不要穿这种异族的贱服。但仅仅过了50多年，到了晋代，裤褶就被规定为戒严之服，不仅皇帝的卫队穿着裤褶，天子和百官都可以穿。上层社会男女也都穿裤褶。汉族的裤褶用锦绣织成料、毛罽等来制作，穿着时脚踏长豄靴或短豄靴。裤褶的用处非常广，能够做朝服、军服、便服、从贵族到庶民均用到它。南朝的裤褶，衣袖和裤管都更宽大，即广袖褶衣、大口裤，这种形式，又反过来影响了北方的服装款式。

加拿大多伦多皇家博物馆藏北魏彩绘陶文武士俑，下身所服多为裤褶

尽管如此，在正式的礼仪场合仍把穿着裤褶视为不雅。《宋书》中记载宋后废帝刘昱就常穿裤褶而不穿衣冠。《南史》也说齐东昏侯把戎服裤褶当常服穿。《梁书·陈伯之传》记载，有一个叫褚缉的人还写了一首诗以讽刺北魏人穿裤褶。诗曰：“帽上着笼冠，袴上着朱衣，不知是今是，不知非昔非。”

譜裆也是北方少数民族的服装，最初是由军戎服中的譜裆甲演变而来。这种衣服不用衣袖，只有两片衣襟，其一当胸，其一当背，也就是后来的“背心”或“坎肩”。譜裆可以保身躯温度，而不使衣袖增加厚度，以使手臂行动方便。也是男女都用的服饰。起初妇女都在里面穿譜裆，《晋书·舆服志》说：“元康末，妇人衣譜裆，加于交领之上。”就是把譜裆穿在交领衣衫之外。妇女穿的譜裆，往往加彩绣装饰。如《玉台新咏·吴歌》中就有这样的诗句：“新衫绣譜裆，连置罗裙里。”

半袖衫是一种短袖式的衣衫。《晋书·五行志》记载，魏明帝曾着绣帽，披缥纨半袖衫与臣属相见。由于半袖衫多用缥（浅青色），与汉族传统章服制度中的礼服相违，曾被斥之为“服妖”。直到隋朝时，才开始流行开来。隋宫中的内官（太监）多服半袖衫。

裤褶、譜裆和半袖衫都是从北方游牧民族传入中原地区的异族文化，经过群众生活实践的遴选，由于它们具有功能的优越性而为汉族人民所吸收，从而使汉族传统的服饰文化更加丰富。

魏晋时期妇女服装除了承袭秦汉深衣的旧俗之外，并吸收了少数民族服饰特色，在传统基础上有所改进。服装的款式也以宽博为主，一般上身穿衫、袄、襦，下身穿裙子，多为对襟、束腰，衣身部分紧身合体，袖口肥大，裙式多样，以折裥裙尾最多。这种裙下摆宽松，摆长曳地，从而达到俊俏潇洒的效果。女装在袖口、衣襟、下摆缀有不同色的缘饰，腰间用一块帛带系扎，再加上华美的首饰，反映出奢糜华丽之风。

4.配饰

魏晋南北朝常见的配饰除了发饰之外，还有指环、耳坠、鸡心珮、金奔马饰件、金花饰片和金博山等。比较特别的还有带具。在东汉时期，人们腰上所束的革带为了佩挂随身实用小器具的方便，挂了几根附有小带钩的小带子，这种小带子叫做蹀躞，附有蹀躞的腰带称为蹀躞带，但并未普及。魏晋时期的蹀躞带不仅大量使用，且装饰繁复。南北朝以后，一种新型的蹀躞带代替了钩络带。这种带不用带钩，头端装有金属带扣，带扣一般镂有动物纹和穿带尾用的穿孔，穿孔上装有可以活动的短扣针。因此从这时起，带钩便逐渐消失了。

5.军服

魏晋南北朝时期频繁的战争，虽然促使战略战术得到发展，但给社会经济生产造成的破坏却极其巨大，因此在武器装备方面与汉代相比并没有明显的进步。

魏晋时期的戎服主要是战袍和裤褶服。袍长及膝下，宽袖。褶短至两胯，紧身小袖，袍、褶一般都是交直领，但也有盘圆领。裤则为大口裤。东晋与西晋相比较裤脚更大，很像今天的女裙裤。冠饰主要有武冠、鹖冠、却敌冠、樊哙冠、帻、幅布和帢等。

魏晋时期出现了铁制筒袖铠。这是一种胸背相连、短袖的铠甲，用鱼鳞形甲片编缀而成，外形与西汉的铁铠很相似，穿着时要从头上套穿。这种筒袖铠坚硬无比。

古代军帽

魏晋时期的胄基本沿袭东汉的形制，胄顶高高地竖起，配有缨饰。

南北朝时期，北方很多帝王都是胡人，军队也以胡人为主，他们的服饰文化被带进了中原地区，因此南北朝时期的戎服很具特色，不仅样式多，融合了多民族的服饰，而且因武官制度进一步完善，官兵在服饰上有了更明显的区别。

铠甲方面流行布制或革制的譜裆铠。这种铠甲长至膝上，腰部以上是胸背甲有的用小甲片编缀而成，有的用整块大甲片，甲身分前后两片，肩部及两侧用带系束。这种铠甲一直使用到唐代。另有保护头部的有兜鍪、胄、盔等。戎服和铠甲外均束带。与其样式相同的譜裆衫则是武官的公事制服。短袖襦也是这一时期主要使用的戎服，小袖口，前开襟，大翻领，单、棉都有。戎服裤基本沿袭东晋样式，一般是大口裤，裤脚在膝下用带扎住。冠饰以平巾帻、帽为普遍。

军人的鞋一般为圆头靴，靴尖不起翘。

除譜裆铠之外，还有“明光铠”。这是一种十分威武的军服，其特点是在铠甲的胸背的两侧装放两块圆形或椭圆形金属糊镜，与其相配，必服用宽体缚裤，并束宽革带。这种铠外形完整明确，性格感极强，使用效果也好，久而久之取代了譜裆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