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中国古代农业与养殖业的出现

中国原始农业的产生，是从驯化野生动植物开始的。人类在为期两三百万年以上的采集渔猎生活中，积累了相当丰富的有关植物和动物的知识。这些长期积累起来的关于植物和动物的知识，正是原始人类得以驯化植物和动物的先决条件。

第一节　农业的起源

中国的农业是独立起源、自成体系的。距今七八千年已有相当发达的原始农业，农业的起源可以追溯到距今1万多年以前。

原始农业的产生

大约在1万多年以前，当时人们的主要劳动工具是打磨过的石器，历史上称之为新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是伴随着农业的产生而产生的。

在中国古代历史传说中，对农业的起源多有描述。《周易·系辞下》：“包牺氏没，神农氏作。賙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又《白虎通》卷一载：“古之人民皆食禽兽肉。至于神农，人民众多，禽兽不足，于是神农因天之时，分地之利，制耒耜，教民农耕，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故谓之神农氏。”这里认为农业的发明人是神农氏。但是如果去掉其神秘的外衣，可以发现其真实的历史内核，它们大体反映了原始农业的产生及社会经济生活的发展。

原始农业壁画

总之，中国大多数地区的原始农业是从采集渔猎经济中直接产生的。种植业是主业，家畜饲养业是副业。

中国成为世界农业的起源中心

近年来，有关史前农业考古的资料日多，不仅揭示了中国悠久的农业发展史和史前农业成就，而且表明中国是世界上农业起源最早的国家之一。

从世界范围来看，农业起源的中心主要有三个：西亚、中南美洲和东亚，东亚起源中心就在中国。中国距今七八千年前已有较发达的原始农业，如黄河流域的裴李岗文化、磁山文化，长江流域的彭头山文化、城背溪文化等，而农业的起始则更早。1993年、1995年在江西万年仙人洞和吊桶环遗址属于新石器时代早期的上层，都发现有少量类似人工栽培水稻的植硅石；在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发现了稻属植硅石和极少量的水稻谷壳实物，其时代为距今1万多年前，这是中国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古栽培稻实物，也是目前世界上最早的稻谷遗存。在华北地区的河北徐水南庄头遗址，发现石锤、石磨盘、磨棒，以及大量动植物遗存，有的可能为家畜，其年代为距今1.2万～1万年，是迄今为止华北地区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从这些遗址的情况来看，有农作物遗存，发现了农具，又出土了陶器，农业无疑已经发生。因此，中国农业的起源可追溯到距今1.2万年左右。

中国原始农业还具有自身的特点。黄河流域及其北境以种植粟黍为主，长江流域及其南境以种植水稻为主；在畜养业方面，中国最初驯养的动物是狗、猪、鸡和水牛，长期以来猪一直是主要的家畜；中国又是最早养蚕、缫丝的国家。

原始社会时期的石磨盘

一个多世纪以来，人们对世界农业起源的研究做了大量的工作。19世纪末，法国植物学家德康多尔首次系统地从生物进化的角度结合历史、地理分布，对栽培植物的起源作出解答。20世纪初，俄国遗传学家瓦维洛夫从遗传演化的观点提出起源多样性中心学说。随着现代遗传育种科学的进展，对栽培植物、杂草和野生亲缘的研究不断深入，有关农业起源中心的论说日益发展，中外很多学者从不同角度作出论述，皆以中国为世界栽培作物的重要起源中心之一。如德康多尔早在一百多年前就提出中国同西南亚和热带美洲一样，同为世界上植物最早的驯化地区。瓦维洛夫曾区分世界作物为八大起源中心，“中国以其作物品种之丰富，以其可栽培的植物种属之广泛，而突出于其他的植物类发源地之中。”指出中国栽培植物共136种，占全世界666种主要粮食、经济作物及果树、蔬菜的20.4%。20世纪60年代，茹科夫斯基提出大基因中心，世界分为12个大起源中心，以中国及毗邻的日本属第一中心，在全世界2297种栽培植物中，起源于中国的有184种，占总数的12.4%，居世界第二位。1971年，美国的哈伦提出世界栽培植物的起源地有三个中心和三个无中心地区。中国黄河下游地区属B1中心，长江以南地区则属B2无中心，但均占重要地位。还有人根据古籍记载，参考国内外资料，统计我国有史以来的主要栽培植物共236种，其中粮食作物20种，经济作物25种。可见中国作为世界栽培植物的起源中心之一，不论研究者从何种角度着眼，其地位的重要性始终是举世公认的。

水稻

现在广大人民衣食所需的粟、黍、稻、麦、豆、麻等重要作物都是中国先民在原始社会时期栽培成功的，其中粟、黍、水稻和大豆等，都是首先在我国最早驯化栽培的作物。

第二节　各地区原始农业与养殖业的出现

我国各地自然条件和社会发展南北、东西差异较大，原始农业自起源时便各具特点。根据历史文献，我国的原始农业大致可划分为四大区域：黄河流域、长江流域（主要指长江中下游地区）、南方地区（主要指武夷山至南岭一带以南地区）、北方沙漠草原地区。秦岭至淮河一线是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两大原始农业区域的过渡地区。

黄河流域养殖的出现

原始农业的出现，是人类同大自然斗争所取得的巨大成功。文明的产生及发展与农业发展息息相关。黄河流域是中国文明的发祥地，也是世界上农业出现最早的地区之一。

黄河流域已发现的最早的农业文化遗存是距今1.2万～1万年的河北徐水南庄头遗址，从地层的花粉分析发现有较多的禾本科植物。出土有石磨盘、石磨棒、骨锥和直口罐等夹砂陶器，还有猪、狗的骨骼，可能已属家畜。南庄头遗址是迄今华北地区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属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很可能已初步出现了辅助性的农业生产。

原始社会洞穴壁画——马

黄河流域属于新石器时代中期文化的主要有分布在河南中部的裴李岗文化、分布在河北中南部的磁山文化和分布在陇中、关中的老官台文化（或称大地湾文化）等。这几种文化距今约有七八千年之久。种植业已是当地居民最重要的生活资料来源。从出土的农具考察，从砍伐林木、清理场地用的石斧，松土或翻土用的石铲，收割用的石镰，到加工谷物用的石磨盘、磨棒，应有尽有。主要作物粟（如河北武安磁山遗址发现了大量窖藏的粟）和黍（如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发现了迄今最早的、距今7000余年的栽培黍遗存）。渔猎业是当时仅次于种植业的生产部门。人们使用弓箭、鱼镖、网罟等工具进行渔猎，并采集朴树籽、胡桃等作为食物的重要补充。养畜业也有一定发展，饲养的畜禽主要有猪、狗和鸡。与这种以种植业为主的经济相适应，人们基本定居下来，其标志就是农业聚落遗址的出现。

著名的仰韶文化，约距今7000～5000年。目前，已发现有多处遗址，其中心区域在关中、豫西和晋南一带，南到汉水上游，北至河套地区，西达渭河上游以至淮河流域，东及河南东部和河北。仰韶文化农业生产水平显著提高的突出标志，是面积达几万、十几万以至上百万平方米的大型村落遗址的出现，尤以西安半坡遗址和临潼姜寨遗址为典型，表明仰韶文化已进入大规模定居和农耕区扩展的时代。主要作物仍为粟黍，亦种麻，晚期有水稻，此外，还发现了蔬菜种子的遗存。农业工具除石斧、石铲、石锄外，木耒和骨铲等得到较广泛的应用。在谷物加工方面，石磨盘逐步被杵臼所代替。养畜业较之前发达，主要牲畜仍是猪和狗，同时饲养少量的山羊、绵羊和黄牛，出现了牲畜栏圈和夜宿场，采猎活动仍较频繁。

原始社会农业工具——石斧

龙山文化距今5000～4000年，它分布于西起陕西，东到海滨，北达辽东半岛，南到江苏北部的广大地区。由于原始共同体的分化和走向瓦解，龙山文化的村落规模比仰韶文化时期缩小，但农业生产工具有明显的改进，如石铲更为扁薄宽大，便于安柄使用的有肩石铲和穿孔石铲普遍出现，双齿木耒也被广泛使用。半月形石刀、石镰、蚌镰等收获农具的品种更全、数量更多。作物种类与仰韶文化大体相同，但粟黍在经济生活中的地位更加重要。适于储藏粮食的袋形窖穴明显增多，有些遗址还出土了仓廪的模型。家畜除猪、狗、牛、羊、鸡外，马也可能被人们驯化了，后世所谓“六畜”（马、牛、羊、鸡、犬、豕），这时已大体齐备，其数量也有较大的增加。与此同时，采猎虽然仍是人们获取生活资料的手段之一，但在经济生活中的重要性已明显下降。使用快轮制作的陶器获得高质的发展，冶铜业亦已出现，手工业与农业的分工已获得初步的发展。这一切表明龙山文化比仰韶文化有着更发达的锄耕农业，从而奠定了进入文明时代的物质基础。

原始社会畜牧业壁画

黄河上游的甘肃、宁夏、青海等地，在中原地区农业文化的影响下，出现了马家窑文化和齐家文化。它们是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的地方性变体，时代较晚，经济面貌基本相同，经营以粟黍为主的旱地农业。马家窑文化的居民已经开始养羊；到了齐家文化，虽然仍以养猪为主，但已形成适于放牧的羊群，畜牧业比同时期的中原地区发达。

在山东和江苏北部，自新石器时代中期到晚期，有自成体系的后李文化、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和山东龙山文化。这里的居民也过着定居农业生活。大汶口文化中期以后，这里的原始农业发展迅速，跃居全国首位。农业工具以磨制精致、扁而宽的石铲，鹿角制成的鹤嘴锄和骨铲最有特色。山东龙山文化比起大汶口文化农业又有所发展，并表现出与中原龙山文化的许多共同性，反映了黄河流域各地区原始农业的融合。

长江流域养殖的出现

从现有的考古材料来看，长江流域在较早时期就出现了以种植水稻为主的水田农业。

长江流域已发现的最早农业遗存是距今1万多年前的江西万年仙人洞、吊桶环上层遗存和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在仙人洞和吊桶环上层遗存中发现了少量类似人工栽培稻的植硅石，为探索稻作农业的起源提供了重要线索。玉蟾岩遗址中发现了极少量的水稻谷壳实物，这是我国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古栽培稻实物，也是目前所知世界上最早的稻谷遗存。

彭头山遗址中的炭化稻谷

继之而起的是主要分布在长江中游地区的彭头山文化、城背溪文化和皂市下层文化。彭头山文化主要分布在洞庭湖以西的澧阳平原上，年代相对较早，距今约8900—8300年。在彭头山遗址中发现了保存在陶片和红烧土中的炭化稻谷。在八十垱遗址中又发现了中国目前最早的大批量栽培稻实物。城背溪文化主要分布在鄂西南的长江两岸，皂市下层文化主要分布在洞庭湖周围的湘北地区，两者年代相近，距今约七八千年，都发现稻作遗存。

长江流域新石器时代中晚期主要有分布在中游地区的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和分布在下游地区的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和崧泽文化等。大溪文化和屈家岭文化主要分布在鄂西、川东长江沿岸、江汉平原和洞庭湖地区，时代相当于中原地区的仰韶文化晚期和龙山文化早期。这里的居民也以种稻为主，稻种则多为粳稻，石质农具较多，显示出不同于长江下游地区的特色。澧县城头山遗址还发现大溪文化汤家岗类型的水稻田，是中国迄今为止发现的年代最早的水稻田遗迹之一。河姆渡文化主要分布于宁绍平原，马家浜文化主要分布在太湖流域，它们与中原仰韶文化大致相当，当时已有颇为发达的稻作农业。栽培稻遗存多有发现，距今约7000年的河姆渡遗址和罗家角遗址，出土的稻谷最为丰富。这里的稻谷是以粳稻为主的籼粳混合物，与稻谷同出的有用鹿骨和水牛肩胛骨加工而成的骨耜，构成该文化的一大特色。在属于马家浜文化的草鞋山遗址也发现了水稻田遗迹，是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的重要收获。崧泽文化继马家浜文化发展而来，这时水稻种植已比较普遍，并出现用猪下颌骨随葬的现象，在一座墓葬中还发现一件家猪造型的陶匜，说明猪的饲养已占有一定的地位。崧泽文化中还有目前我国发现的最早直筒形水井。

在金石并用时期，长江流域主要有中游地区的石家河文化和下游地区的良渚文化，年代约距今四五千年，原始水田农业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出现了数量不少的用于水田耕作的石犁和用于开沟的斜把破土器。水稻仍是主要的农作物，但种类有所增加。饲养的主要家畜仍然是猪、狗和水牛，养蚕栽桑成为新兴的生产项目，钱山漾遗址中还出土了以桑蚕丝为原料的织物——绢片、丝带和丝线，另外又有苎麻织物出土。

南方地区养殖的出现

南方地区主要指武夷山至南岭一线的以南地区，包括广东、广西、福建、台湾、海南、云南、贵州等地。

该区的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多发现在洞穴里，主要有广西邕宁顶蛳山一期、桂林甑皮岩下层，广东阳春独石仔、封开黄岩洞等遗址，时代距今1万年左右。这些遗址，一般都有大量采猎工具和采猎遗物，采集和渔猎无疑是当地居民的重要生计，而农作物种子和后世所习见的大型翻土农具迄今未见。但这些遗址多有原始陶片的发现，说明与农业定居生活紧密联系的制陶业已经出现。甑皮岩遗址还出土了迄今世界上最早的家猪遗骨。这些都表明这里的原始农业已经发生。

我国南方地区农业虽然发生很早，但后来的发展却不平衡。沿海沿河多贝丘遗址，这里的种植业虽已发生，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保留着以捕猎采集为主要生产部门的经济特点。河流两岸的谷地（冈地）遗址，则发展了以种植业为主要的综合经济，经济面貌与长江中下游地区有不少相似之处。同属距今四五千年的广东石峡文化和福建昙石山文化，都发现了炭化稻谷遗存，经鉴定有籼型稻和粳型稻，而以籼型稻为主。生产工具有石錣、石锛、石铲等。许多遗址中发现了猪、狗、牛、羊、鸡、鹿等动物的骨骼以及蚌、鱼、田螺等水生动物遗骸。

甑皮岩遗址出土了迄今世界上最早的家猪遗骨

西南地区的云南、贵州和西藏，原始农业文化更为多样和具有地方特色。距今4000年前，定居农业村落已经出现。

北方地区养殖的出现

这里所说的北方地区包括东北地区、内蒙古和新疆等省区，是我国后来牧区的主要分布地。但在新石器时代，该地区的遗址分别呈现以种植业为主、以渔猎为主和以畜牧业为主要的不同类型的经济面貌。

红山文化的农业工具——石耜

这一地区目前发现的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是距今1万年左右的内蒙古科尔沁旗的嘎查遗址和扎鲁特旗的南勿呼井遗址，这两处遗址中均发现农业生产工具，说明原始农业可能已经产生。

在呈现出不同经济类型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中，以种植业为主经济类型的遗址最多，尤以东北大平原的中南部分布最为密集。比较有代表性的有辽河上游的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红山文化和富河文化等，一直延伸到河北的北部。内蒙古敖汉旗的兴隆洼农业遗址，距今8100～7300年。在距今7000年左右的沈阳新乐文化中，出土了栽培黍的遗存。红山文化，距今约5000年，出土有石耜等农业工具，并有猪、牛、羊等家畜的骨骼出土，说明辽西一带早在5000年前已产生了农牧结合的原始农业。富河文化则承袭了红山文化。河套地区的新石器时代遗址，经济文化面貌与中原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十分相似，显示出这里的原始农业具有直接在黄河流域影响下发展起来的特点。

以渔猎为主的经济类型，以距今6000年的黑龙江新开流文化最为典型。大兴安岭东侧的松嫩平原和西侧的呼伦贝尔草原，也有分布散漫的以渔猎为主的原始遗存。蒙新高原的典型沙漠草原区，也零星分布一些以细石器为主要文化内涵的遗存，很可能是原始人游猎的遗迹。在这一地区，只有极少数的遗址能确定为以畜牧业为主经济类型的遗址。

第三节　我国原始的畜养业

中国是家养动物的主要起源地之一，畜牧生产萌芽于1万多年前。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选育出众多的地方品种，并积累了丰富的选种、饲养和管理技术。

家畜的驯化及其种类

在新石器时代的农耕文化中，畜禽饲养业一直作为大农业的组成部分，随着定居农业而逐步发展起来。起初是猎获的动物吃不完，便养起来。后来变成有目的的驯养，希望通过动物的繁殖和生长增加人们对肉食的占有量，就像为了满足对植物的需要，由采集变成种植一样。动物驯养使人们获得较稳定的肉食、乳类供应，促进人类体质的发育和文明的发展。恩格斯认为，代替苏美尔人在两河流域建立起巴比伦王朝的闪族人和在公元前3000～2000年间统治中亚、南亚的雅利安人，获得“比较好的发展，或许应归功于他们丰富的肉乳食物”，足见动物驯养对人类文明的重要性。

中国古代所谓“六畜”，包括豕（猪）、犬（狗）、羊、牛、马、鸡，这是古人对中国主要家养畜禽种类的一种概括。这些畜禽，在原始时代已被人工饲养，其野生祖先，大多数在中国可以找到，它们是我们的祖先独立驯化成功的。

1.猪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将野猪驯化为家猪的国家。猪是中国农区最主要的家畜，也是最早驯化的动物之一。在黄河流域，徐水南庄头底层发现的猪可能已被饲养，裴李岗和磁山遗址已出土了家猪骨骼，遗址中的猪头塑像，也不同于强大伸直的野猪头形象。在南方地区，距今9000年的桂林甑皮岩遗址第一文化层也发现了家猪骨骼，这是我国目前发现最早的家猪遗存。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已发现6900年前的猪下颌骨，并出土用陶器制成的猪模型，从其形态来看，已属于家猪类型。

黑陶上的图案——猪

中国家猪的起源可分华南猪和华北猪两大类型。二者在体形、毛色、繁殖力等方面都差别较大。现在华北地区的家猪与华北野猪相近，华北野猪分布于中国北部从沿海至甘肃西部和四川等地。而华南家猪则与华南野猪相似，华南野猪分布于华南各地。这表明中国家猪起源是多中心的，即南北各地先后分别将当地野猪驯化为家猪。

野猪经过人工长期圈养驯化、选择，在习性、体态、结构和生理机能等方面逐渐变化，终于与野猪有了明显区别，典型的是体形方面的改变。野猪因觅食掘巢，经常拱土，嘴长而有力，犬齿发达，头部强大伸直，头长与体长的比例约1:3。现代家猪因经过长期喂养，头部明显缩短，犬齿退化，头长与体长之比约1:6。

各地原始时期遗址出土的家养动物遗骨中，以猪骨数量最多，还有不少以猪为题材的艺术品。在大汶口文化和齐家文化，流行以猪骨随葬的风俗。在大汶口遗址43座墓中出土猪骨96块，甘肃永靖秦魏家46座墓葬中出土430块猪骨，说明在当时私有制已经萌芽、贫富分化已经开始的条件下，猪成为财富的象征。养猪的这种重要地位，是与当时以种植业为主的定居农业相适应的。

猪的进化图

2.狗

狗是人类最早驯化的动物，因为狗与人类最初从事狩猎分不开。狗的祖先是狼，两者形态相似，杂交可以产生可育后代。全世界10种类型的狗都是分别从中国狼、北美狼、印度狼和欧洲狼驯化而来的。中国狗的祖先是中国狼。中外民族志材料反映，人类在狩猎经济时代已经驯化了狗。这是因为在狩猎采集时代，人们驯养狗作为狩猎时的助手，而且狗也是人们肉食的对象。

狗的驯化，国外资料认为在土耳其约有9000年历史，英国约9500年，美洲约10400年，大洋洲约8300年。在中国，徐水南庄头底层（距今约1万多年前）即有发现，磁山、裴李岗、河姆渡等遗址都出土有狗的骨骼，足以证明其驯养历史之久远。山东胶县三里河遗址出土的狗形鬻，造型生动逼真，使我们得见新石器时代家犬的形态特征。西安半坡遗址出土的狗骨已与它的野生祖先华北狼有很大区别，而同一遗址出土的家猪遗骨与野猪区别不太大，这种情况也表明狗的驯养历史要比猪更久远。

3.羊

羊是从野羊驯化而来的。家羊分为绵羊和山羊，属于不同的种。家绵羊是由野生的鄕羊（或盘羊）驯化而成，而家山羊则是由鄕羊驯化而成。鄕羊迄今尚存在我国西北边疆地区，其头骨特征和角的形状可见于蒙古绵羊。这类鄕羊遗骨的化石曾在北京周口店第九地点更新世下层的地层中出土，在西北、东北、内蒙古等地也有发现。《尔雅》《后汉书》都曾提及鄕羊，《埤雅》卷5还记述了鄕羊的生活特性。它与现代蒙古绵羊血缘关系密切，有理由认为中国绵羊是我国先民独立驯化成功的。

野山羊（悬羊）化石在中国似乎尚未见报道。但中国西部边疆的高原以及邻近的中亚细亚地区，是公认的世界现有山羊的主要发源地，中国中原地区的山羊可能来源于这些亚洲内陆山区，但尚不能否定中国西南山区可能是山羊的一个驯化地的说法。

在河南新郑裴李岗遗址出土了一件陶羊头，可见我国驯养羊的历史至少已有七八千年之久了。在磁山、元君庙下层、皂市下层、半坡、龙岗寺、大河村等遗址都有家羊遗骨的发现，其中，龙岗寺遗址半坡类型家羊骨数量居于同期几种家畜之首。龙山时代家羊增多，三门峡市庙底沟、白营等遗址有山羊骨，山东章丘城子崖遗址有绵羊羊骨出土。西北地区甘肃、青海的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中养羊尤较兴旺。而南方家羊则最早出现于良渚文化遗址中。

4.牛

牛是中国最早驯养的动物之一，也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家畜之一。在农区，它是农耕的主要动力，与农业生产关系密切；在牧区，它既是运载工具，又提供肉乳皮革。

中国历史上饲养的牛类家畜，包括黄牛、水牛和牦牛三大类。黄牛和水牛是两种不同“属”的动物，两者之间不能杂交。但西藏的牦牛和海南的封牛则可以与黄牛杂交。黄牛、水牛、牦牛、封牛都是我国独立驯化的有角大家畜。

水牛角

黄牛的野生祖先一般认为是原牛，在中国东北、华北等地更新世地层中已发现原牛的遗骨化石。距今七八千年的河北武安磁山遗址和山东滕县北辛遗址出土牛的骨骸，反映当时黄牛可能已被饲养。在西安半坡和临潼姜寨的仰韶文化村落遗址中，有结构简单的棚圈或圈舍遗迹，其中出土了包括牛骨在内的多种家畜遗骨。

水牛则起源于亚洲原水牛。在中国南北地区不同时代的古地层里，发掘出德氏水牛、旺氏水牛等七个不同类型的水牛化石，反映了水牛的进化过程。在长江流域彭头山文化、河姆渡文化的许多遗址中，都有家养水牛遗骸的发现。在山东大汶口、王因遗址，河北邯郸涧沟村遗址等也有水牛骨骼发现，表明新石器时代水牛可以生活在淮河以北的一些地方。

5.马

马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役畜之一，无论农区或牧区都广泛饲养和利用。在农区，由于马在交通运输、农业生产，尤其是军事上的重要作用，被奉为“六畜”之首，历代统治者把养马作为重要政务，形成“马政”；在牧区，骑马技术的发明与推广，是发展大规模游牧经济的关键。

马的驯化饲养要比猪、狗、羊等家畜稍晚，现代马种动物是经由始马、中马、原马、上新马（即三趾马）和真马五个进化发展阶段后逐渐形成的。在上新世末期尚有三趾马的残存，同时还出现了新种“三门马”。三门马在我国分布很广，许多地方都发现其化石材料。继三门马之后，于更新世后期我国北方地区出现了蒲氏野马（即蒙古野马），一般认为我国家马（即蒙古马）就是由蒲氏野马驯化而来的。

根据考古材料，甘肃永靖马家湾、江苏南京北阴阳营、河南汤阳白营等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中，都出土了马骨和马牙。在齐家文化的一些遗址中也曾出土过马骨和马牙，其中永靖大何庄出土的马下颌骨和下臼齿，经鉴定与现代马几乎没有差别。联系《周易·系辞下》记载黄帝尧舜时代“服牛乘马，引重致远”的传说，可以认定我国在原始社会末期距今约5000年前即已驯养马。

6.鸡

家鸡是由野生的原鸡驯化而来。原鸡现在分布于南亚次大陆自巴基斯坦以东至中南半岛，并向南达爪哇和苏门答腊岛。中国云南、广西和海南岛也有分布。我国是家鸡的起源地之一。江西万年仙人洞和西安半坡遗址都有原鸡属鸟类遗骨出土，表明原鸡属鸟类在中国古代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也有分布。

出土的陶鸡

鸡的驯化时间在中国相当早，在河北徐水南庄头底层发现鸡骨，但尚不能肯定是家鸡。磁山、裴李岗、北辛等遗址中都有鸡骨出土，是目前能肯定的最早家鸡，说明家鸡的驯化历史可早到8000年前，这也是目前世界上最早的家鸡遗存。在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龙山文化，西北地区的马家窑文化，长江流域的屈家岭文化，以及江西、云南等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都有鸡骨或陶鸡的出土，说明鸡已为当时普遍饲养的家禽。

上述材料表明中国家鸡有其独立的驯化历史。以前文献中多说只有东南亚和南亚是鸡的起源地，并认为印度是首先驯鸡的地方，这是由于外国学者对中国资料未作深入研究造成的。主张印度是家鸡首先驯化地的理由是印度河流域的莫罕约达罗文化遗址中出土有泥制家鸡，其年代距今约3850～3550年，但它比我国驯化鸡的时间迟得多。

由此可见，我国是世界驯养动物的中心之一。我国驯养的动物，为世界畜牧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家畜的构成和饲养方式

我国原始畜牧业的家畜种类，南方和北方既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这同自然条件的差异性和农业类型的不同有密切关系。

我国秦岭和淮河以北的广大北方地区，在裴李岗文化、磁山文化的许多遗址中都有猪、狗、鸡的遗骸出土，说明早在8000年前我国的中原地区就已有了以猪、狗、鸡为主要内容的原始畜牧业。其后在仰韶文化遗址中，又发现了牛的遗骸。及至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时期，除了猪、狗、鸡、黄牛之外，又有水牛、马、山羊和绵羊的遗骸出土。至此，中国北方的畜牧业，已形成马、牛、羊、鸡、犬、猪“六畜”俱全的畜牧业。

大汶口文化遗址

我国秦岭和淮河以南的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的早期遗址，如广西桂林甑皮岩就有家猪遗骨出土，说明南方地区早在10000～8000年前就已有了养猪业。其后，在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大溪文化等的许多遗址中普遍有猪、狗、水牛的遗骸出土。在后来的良渚文化出土了羊骨，屈家岭文化有陶鸡出土。在南方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尚未发现马的记录。

中国原始畜牧业的显著特点之一是猪在各种家畜中占有首要地位。甑皮岩遗址出土了我国最早的家猪遗骨，磁山、裴李岗等遗址猪骨出土颇多。到了仰韶文化时期，猪已在各种家畜中占绝对优势，这种情况延续到龙山文化时期，不但猪骨出土量多而普遍，且涌现了一批以猪为题材的原始艺术品（陶猪、猪形器和陶器上猪的画像等）。在原始社会末期，各地还流行以猪头或猪下颌骨随葬的风俗。总之，猪是中国原始时代饲养最普遍的家畜。这种情况与古代西亚显然不同，古代西亚主要家畜是绵羊和山羊，狗的驯养也较早，牛则是经过较长时间的间隔后才出现的。在苏美尔城邦出现前的各个遗址中，虽然也有猪骨出土，但其数量不超过食用牲畜遗骨总数的5%。

与以猪为主的牧畜构成相适应，中国的牲畜栏圈出现也较早。据报道，河姆渡遗址已有“畜圈”，是由五六十根小木桩围成的，直径1米左右。由于面积太小，有可能是用于驯畜的。和许多住干栏房的少数民族一样，河姆渡遗址居民应是利用干栏房的下层（居住面下）来饲养牲畜。到了仰韶文化时期，西安半坡遗址和临潼姜寨遗址都发现了牲畜栏圈，姜寨还发现了牲畜家宿场，以姜寨畜圈为例，略呈圆形，直径约4米，周围有木栅，栏内畜粪堆积厚约20～30厘米，显然是饲养牲畜用的。在大汶口文化也发现了牲畜栏圈的遗址。从民族学材料看，原始农业初期，对家畜是实行“野放”的，即不设栏圈，基本不喂饲，把牧畜堵拦在野外一定范围内，任其自由觅食、野宿，需食用时方加捕捉。在进入锄耕农业阶段并实行定居后，才逐步出现了牲畜栏圈。上述考古材料表明，到了仰韶文化时期，原始畜牧业已逐步形成与定居农业生活相适应的舍饲与放牧相结合的饲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