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走向衰落的明清教育

我国的古代教育在明清时期出现了衰落趋势。科举制度的腐朽、文字狱的出现、八股取士制度的推行、文化专制的泛滥、四毁书院的做法，都使封建教育制度走向衰败。与此同时，经学教育的地位受到了排抵，以颜元为代表人物的实学教育思潮兴起，反对科举取士、为社会培养经世致用之才成为社会对学校教育活动提出的新要求。封建教育的危机隐现，中国古代教育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教育的前夜。

第一节　明朝时期的教育

从明朝开始，古代的封建统治者就开始大力打压教育。文字狱与八股取士制度的出现，大力强化文化专制制度等就是明证，走向衰落是该时期封建教育发展的自然轨迹。与此同时，封建统治者对教育的变革并没有停止，科举制度基本定型、国子监教学制度日益完备、理学教育日臻完善等都是该时期封建教育发展的重要方面。可以说，在明朝与清初，封建社会的学校教育制度变革已经深化到了细节层面，教学与教育管理制度日益健全。

明朝文教政策的变迁

明朝教育在继承宋元教育制度的基础上又有了新发展，文教政策变化、科举制度完善等都使明朝教育具有了许多新特征。

明朝时期，文教政策成为统治者用来维持全国统一思想、控制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文教政策重点的确立，各项学校教育改革政策陆续推开。

1.进行思想文化控制

明太祖朱元璋从农民起义中深知仁政的重要性，在即位后便强调治理国家离不开儒学，儒士、儒术是国家政治的依托。立国后不久，明朝就确立了“治国以教化为先，教化以学校为本”的文教政策，大力发展学校教育事业，不断提高儒学的地位。明朝文教政策的精神支柱是理学，并对各种不同思想的传播加以限制，约束人们的头脑和思维。在思想领域内，明王朝极力推崇程朱理学，甚至将之奉为官方哲学，不许文人读其他书籍，进而形成了“非《五经》、孔孟之书不读，非濂、洛、关、闽之学不讲”的学风。《四书集注》、程朱理学成为国家科举考试的标准，而其他与孔孟之道相违背的学说则受到了排斥。

明朝统治者采取的另一思想控制措施是对各级各类学校，包括中央和地方官学进行严格管理，集中体现在国子监专门设立“绳愆厅”，负责对学生的不端行为按照情节进行处罚，由监丞负责掌管。国子监还订立了严格的“监规”管束学生的言论、行动，使之与统治者的统治思想高度一致起来。同样，在地方学校中，统治者也推行专制管理。洪武十五年（1382年）“颁禁例于天下学校，镌刻卧碑，不遵者以违制论”，以此来实现对地方学校的严格控制。

2.实行科举选才与学校育才的统一

翰林院

设立科举制度，选拔政府所需要的官员，实行科举选才与学校育才间的统一，是明朝文教政策的重要内容。在明朝，官府在选拔人才的方式上采取了荐举和科举二者并重的方式，二者相互平衡、同步推进，确保了明朝统治者对人才的需求。1371年正月，明朝诏令全国各行省连续三年举行乡试，所有举人都免于会试，赴京师听候朝廷选官。但连考三年之后，朱元璋发现所录取的人才大都是“后生少年”，缺乏实际从政的能力。于是，1373年2月，朱元璋决定暂停科举，开辟荐举的取士之途。荐举的条件有聪明正直、贤良方正、孝悌力田、儒士、孝廉、秀才、耆民等，由各地方长官举荐京师并破格录用。但荐举并不比科举好多少，据《明史》记载，荐举多而滥，多时一次达到3700余人，少的时候也有1900多人，长此下去，许多荐举之士将无官可授。因此，此后不久，统治者渐渐开始认识到科举制的优越性，科举制逐渐成为明朝选士的主要途径和根本制度，考选庶吉士就是其表现之一。所谓“考选庶吉士”，就是点翰林，其做法是“使进士观政于诸司，其在翰林、承敕监等衙门者，曰庶吉士”。1402年，明朝专门设立了翰林院庶吉士之制，规定凡进士一甲出身的，任为翰林院修撰及编修，进士未能考入一甲者，一般须经庶吉士学习阶段，才能正式入仕。从此，翰林院与科举考试之间关系变得日益紧密，翰林院成为明朝的人才储备机构，其储备的对象就是科举及第的进士。

明朝的学校教育制度

在明朝，中央官学和地方官学仍旧是学校教育的两大系统。其中，中央官学的主要类型有：国子监、宗学、武学、医学、阴阳学、四夷馆等；地方官学的主要类型有：府学、州学、县学、教司儒学、行都司儒学、卫儒学、都转运司儒学、宣慰司儒学、按抚司儒学，以及府州县皆设立的武学、医学、阴阳学，在农村地区设立的社学等。

1.中央官学

（1）国子监。1365年，明朝统治者创办了国子监，改应天府学为国子学，并设置了祭酒、博士、助教等教职，专门用于教导皇亲贵族子弟。明朝初期，明太祖朱元璋定都南京后，便在鸡鸣山下重建了国子学。洪武年间，改国子学为国子监。到了永乐元年（1403年），明成祖又在北京设立了国子监。永乐十八年（1420年），明朝迁都北京，北京国子监随之更名为京师国子监，原来的国子监被改名为南京国子监。从此，明朝就产生了两个国子监。

从教师及管理者来看，明朝国子监设有祭酒、司业、监丞、典簿、典籍、博士、助教、学正、学录等官，队伍庞大。明朝国子监学生的来源值得重视，监生来源多样化是其主要特点。明代国子监的监生主要有四个来源，分别被称为举监、贡监、荫监和例监。其中，举监是指在京会试中落第的举人，由翰林院择其优秀者送入国子监；贡监是由各地方官学选送到国子监的学生；荫监是指三品官以上子弟或功臣，以及他们的外戚子弟；例监是指百姓捐资纳粮于国家后，政府特许其子弟入学的，又称“民生”。另外，国子监中还有来自少数民族的生员，被称为土官生，以及外国的留学生，被称为夷生。

明代国子监的教学管理制度更为完备，其主要特点有以下几点：

第一，分堂教学和积分制教学制度。其做法是：把国子监分为六堂，即“正义”、“修道”、“诚心”、“崇志”、“广业”、“率性”。其中“正义”、“崇志”、“广业”为初级堂，“修道”、“诚心”为中级堂，“率性”为高级堂。监生按其学习程度进入各堂学习，然后根据其成绩依次递升。

第二，完备的监生课业管理制度。国子监对监生的课程安排、教学方式方法、教学计划等方面都有明确的规定，并安排了周密的课程修习计划，每天都安排有功课，分别为晨课和午课。晨课由祭酒率领属官出席，祭酒主讲；午课在午后进行，主要活动内容是会讲、复讲、背书、论课等，由博士、助教主持。

第三，监生历事制度。这是明代国子监的首创，它主要用于培养学生的政务能力。1372年，明朝国子监创立了监生历事制度，其主要方式是把监生分拨在各衙门历练其政务能力，3个月后进行考核，上等者送吏部备选，监生可以继续历事，如有官位空缺，则按顺序任用；才能一般者则送回国子监继续读书；懒惰者则不再任官。建文帝时期，明朝官方进一步规定了考核办法，根据学生历事情况将其分为上、中、下三等，上等者选用，中、下等者再历1年，再参加考试。监生历事的创立锻炼了监生的实际政务能力，有利于使其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有利于封建官吏的成长。

第四，严密的监规制度。明朝国子监对监生的管理也较为严格，其所订立的监规达到56条，对生员进行严酷的训导、管理和思想控制，动辄施以痛决、充军、吏役、枷镣终身、饿死、自缢、枭首示众等残酷的惩罚，从而对生员进行思想控制。

（2）宗学。宗学属于明朝皇室贵胄子弟的学校，在北京、南京均有设立，一般招收皇帝宗室中年未及弱冠的世子、长子、众子及将军中尉等官的子弟入学。这类学校的教师从王府长史、纪善、伴读教授等官中挑选出来，同时还从宗室中推举一人为宗正，负责学校的行政事务。宗学的学习内容主要是《皇明祖训》、《孝顺纪实》、《为善阴骘》等。

（3）武学。创设于明朝洪武年间的武学设置于儒学之内，它的主要目的是教导武官子弟。英宗正统年间，明朝政府正式在北京、南京设立了武学，其中设立教授1人，训导6人。明朝武学大致分为六斋：“居仁”、“由义”、“崇礼”、“宏智”、“敦信”、“劝忠”，所学内容主要有《论语》、《大学》、《孟子》及《武经七书》等。

2.地方官学

明朝地方官学较为发达，类型多样、管理周密、制度健全，形成了一个较为庞大的学校教育系统。从总体上看，明朝的地方官学可以分为儒学和社学两大类。

（1）府、州、县儒学。明朝规定：各府、州、县都应该设学，府学应该设立教授1人，训导4人；州学应设立学正1人，训导3人；县学应设立教谕1人，训导2人。地方学校的教师一般由下第的举人来充任，或由贡生或国子监生来担任。明朝对府、州、县学的学生名额有严格的规定，一般为府学40人，州学30人，县学20人。后来，随着生员的增加，学生类型也日益多元化，大致分为3类：由政府供给食宿费用的学生为廪膳生员，另外2类学生为“增广生员”和“附学生员”，政府不承担其食宿费用。在地方官学中，明朝规定：所有学生要专门学习一部经，在教学中分为礼、乐、射、御、书、数6科来分科教学。学生在校一般要每月参加一次考试，岁考、科考一般由掌管一个省的教育行政大权的提学官来主持。

（2）卫学和各司儒学。“卫”是明朝的一级重要军事机构，明朝设有26个卫，外受都司的管辖，内受五军都督府的统辖，设立卫学和都司儒学是明朝地方官学的一大特点。1384年，明朝设立了辽东都司儒学、岷山卫儒学，11年后又设立了北平行都司儒学、大宁等卫儒学，1395年创立了都转司儒学、宣慰司儒学、按抚司儒学和诸士司儒学等。在这些学校中都设立教授1人，训导2人，主要招收武生和军生。学生一般有两条出路：一个是推荐入国子监读书，一个是参加科举考试。除此之外，明朝还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设立了土司儒学，专门招收土司子弟，向他们传授儒家经典。

（3）社学。明朝的社学制度沿袭于元朝，各地乡村广泛设立了社学，主要教授民间子弟学习儒家经典，同时学习兼读《御制大诰》等朝廷的律令。1504年，明朝下令各府州县建立社学，选择明师教授，招收民间15岁以下的幼童，教他们学习冠婚丧祭方面的礼节。

明朝书院教育的发展

明朝初期，作为理学的传播基地——书院的发展态势较好，但随着明朝学校教育系统的日益完备，统治者开始重视书院游弋于学校教育体制之外的这种格局，尤其是书院自由讲学、质疑问难的学风对封建统治的威胁更加为统治者所警惕。到了明朝中后期，统治者四次禁毁书院，书院遭到了史无前例的摧残。实际上，明朝统治者四毁书院的政治行为与东林书院的办学情况直接相关。

1.东林书院的发展

东林书院是明朝时期影响最大、影响范围最广的书院。东林书院位于江苏无锡城东南，起初是北宋理学家杨时的讲学之所。杨时，人称龟山师长，是东林学派的创始人。元朝，东林书院被烧毁。到了明朝万历年间，无锡人顾宪成及其弟顾允成在当时的常州知府、无锡县令等官员的支持下重新修复了东林书院，同时还邀请了一批志同道合的学者前来聚众讲学，最终形成全国闻名的“东林学派”。随之，东林书院成了东林学派的活动基地。

在明朝，东林书院是当时的一个重要文化学术中心，它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备的讲会制度，为学者论辩、阐发自己的观点提供了舞台。这种书院讲会制度是从南宋时期开始的，到了明朝，这种制度日益规范，最终发展成为一套严谨的学术制度。在东林书院，讲会活动定期进行，每年一大会，每月一小会，每次讲会活动都要推选一位学者来主持。在每次讲会活动开始时，书院都要举行隆重的仪式，学者们讲学的内容主要来自“四书五经”，在讲学时，要求到会者必须虚心听讲，积极参与研讨，相互切磋论辩。

东林书院

其次，东林书院还是一个重要的政治活动场所。东林书院的主要教学便是讲学活动与政治斗争相结合。顾宪成在为东林书院题写的一副对联中写道：“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这副对联充分反映了东林书院将求学活动与政治实践相互关联的务实精神。东林书院在讲学之余利用清议活动来抨击政治、讽议朝政、弹劾显贵，以正义、真理的精神影响朝政。这种“学以为政”的活动对社会产生了很大影响，许多有识之士慕名前来，聆听讲会活动。公元1625年，由于干预朝政，东林书院受到了魏忠贤的迫害，东林党人被杀，书院被禁毁。直到崇祯六年，书院又被修复，名声恢复如初。

总之，东林书院既是一个重要文化学术中心，又是一个重要政治活动中心，在明朝书院史上享有很高的地位。

知识链接

囊萤映雪

车胤（333—401年），字武子，东晋时期南平郡离县人（今临澧县柏枝乡）。车胤幼时家贫，连买灯油的钱都没有，而他又想在晚上读书学习，便捉了许多萤火虫，装在一个透光的袋子里，利用萤火虫发出的光来读书。这就是车胤“囊萤”的故事。

孙康（生卒年不详），晋代京兆（今河南洛阳）人。孙康幼时酷爱读书，常常夜以继日地苦读，可是因为家里太穷，买不起灯油，一到天黑，便没法再看书了。一个冬天的夜晚，孙康无意中发现窗外透进几丝光亮。他开门一看，原来外面下了一场大雪。他灵机一动，便拿起书来，借着雪地上的反光看起书来。从此只要是下雪天，他便再也不因为无灯看书而发愁了。这便是孙康“映雪”的故事。

2.明朝书院的四次禁毁

与东林书院的命运大致相似，明代一批有影响力的书院也由于政治上的牵连而多次被禁毁。从明朝中后期开始，共有4次较大的书院禁毁活动，它们分别发生在嘉靖十六年（1537年）、嘉靖十七年（1538年）、万历七年（1579年）和天启五年（1625年）。

（1）第一次禁毁书院。

嘉靖十六年，御史游居敬上书朝廷，痛斥南京吏部尚书湛若水以书院为基地宣传其学术思想，认为他“倡其邪学，广收无赖，私创书院”，故请求朝廷禁止书院收徒讲学活动，“以止人心”。在此情况下，明朝官方下令各地行政机构毁掉所辖书院，甚至在该年四月下令禁止全国各地私自创办书院。实际上，在当时只有湛若水创办的书院受到了一些影响，各地的书院依旧在照常开展教学活动。

（2）第二次禁毁书院。

嘉靖十七年，吏部尚书许提出：各地官学坏而不修，而书院兴建活动热情不减，如此耗费民财，扰乱民心，势必不利于封建统治的稳定。因此，他上书朝廷，请求朝廷对书院教学活动严加限制，毁掉天下书院，以利于全国的思想统一。于是朝庭颁布禁令，许多官办书院被禁毁，而一些私立书院依然正常开办，并未受到太大影响。就实质而言，这两次禁毁书院活动是针对著名学者王阳明和湛若水的，书院被禁毁只是政治斗争的牺牲而已。所以，官方越禁，民间热情越高，书院反而呈现出勃勃发展生机。

（3）第三次禁毁书院。

万历七年，正值张居正执政时期，他对书院讲学十分不满，提倡控制思想，反对思想自由。他认为，儒生只要钻研儒经经义，力求身体力行就可以了，不必另办书院，聚徒扰民。张居正甚至写信给宪长周友山，指责书院讲学是“作伪之乱学”，是不务正业之途。当时，正好常州知府施观民搜刮民财、创办书院，张居正便利用此事件借题发挥，一面降罪施观民，革除了他的职务。同时又以皇帝的名义下令禁毁天下所有书院，除应天府外其他64所书院全部改成了公廨。实际上，张居正禁毁书院的主要原因是担心书院讲学活动会“摇撼朝廷，爽乱名实”。因此，此次书院禁毁活动是出自其政治目的的。由于张居正的禁毁行为，许多书院的教学活动被迫走向隐蔽，书院的自由办学受到影响。公元1582年，张居正去世，从万历十一年（1583年）起，全国复建书院的活动陆续展开，一大批书院又重新崛起。

（4）第四次禁毁书院。

张居正故居

在天启五年，明政府开始第四次禁毁书院。其主要诱因是宦官魏忠贤禁毁东林书院，进而殃及其他书院。魏忠贤为了报复东林党人，下令全国禁毁书院，迫害政治对手。在魏忠贤的迫害下，东林书院大部分建筑物被拆毁，其中包括依庸堂。天启六年（1626年）五月初，东林书院再次遭到浩劫，建筑全部被强行拆毁，徒留一片瓦砾，成为一处废墟。在摧毁东林书院的同时，魏忠贤还下令拆除全国所有书院，进而将书院禁毁活动推向全国各地。直到崇祯皇帝即位、罢黜魏忠贤之后，第四次禁毁书院的行为才得以停止，全国大部分书院才开始得以恢复。

第二节　清朝时期的教育

清朝初期，统治者实行了一系列奖励垦荒、减免捐税的政策，促进了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至18世纪中叶出现了“康乾盛世”的繁荣景象。在政治上，清朝的中央集权专制统治更加严密，国力日益强盛，康熙年间还重新收复了台湾，与俄国签订了《尼布楚条约》，勘定了中俄边界，乾隆中叶又收复了新疆，建立起了多民族的统一国家。在文化上，清朝编纂了《四库全书》、《古今图书集成》等重要文化集大成之作，整理了中国历史文化遗产。同时，为了实施文化专制政策，清朝统治者制造了文字狱，加强对文人的思想控制，大肆销毁文化古籍，推行剃发易服政策。经济上，清朝实行重农抑商政策，制约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在清朝初期，统治者采取了一系列新文教政策，加大了对文化教育的控制，以利于其统治。

清代文教政策的变革

清朝是我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帝制国家，其对全国文化、思想的统治更加严苛，这些做法集中体现在清朝所确立的文教政策上。

从清朝初期开始，统治者采取了重文轻武的文教政策，推进国内文化思想的统一。这些文教政策主要有：

1.思想上推行尊孔崇儒的政策

清朝统治者一入关就确立了提倡孔教儒学、强化文治的文教政策，努力将儒家思想确立为人们的共同思想规范。为此，清朝统治者采取了一系列象征性举措：一是加封孔家子孙。1644年，顺治帝下令封孔子的第65代传人孔允植为“衍圣公”；1645年，顺治帝又加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先师”，并举行了非常隆重的祭孔典礼；1683年，康熙皇帝亲自为孔庙御书“万世师表”的匾额，并且亲自到曲阜开展祭孔仪式；乾隆皇帝先后9次到曲阜去朝圣。二是撰写孔子的赞文。如1682年，康熙皇帝专门写了《至圣先师孔子赞》；1727年雍正皇帝亲自写下了《孔子诞辰告祭文》，等等。

除此之外，为了把尊孔观念渗透到人们的生活中去，清朝还采取了两个重要举措：一是将孔子的名字也列入了回避名讳的范围之列。这是清朝将崇儒政策嵌入人们的社会生活的直接体现。二是把孔子生日：农历8月27日列为一种节日，并举行形形色色的庆祝活动，这就把孔子的诞辰与皇帝的诞辰提高到同一规格层次之上。这是清朝统治者崇儒的重要体现。

2.抬高“程朱理学”的地位

选择一种儒学思想来统一社会的意识形态历来是封建统治者的重要统治策略之一，清朝亦是如此：推崇“程朱理学”是清朝文教政策的第二个立足点。清朝初年，统治者竭力倡导程朱理学，甚至把它视为全国的官方哲学，采取各种方式提高它的学术地位，集中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把程朱学派的观点作为科举考试的标准答案，其他学

派的观点一律被视为异端；其二，加封朱熹的后人，顺治十二年（1655年），清王朝把朱熹的第15代传人朱煌封为翰林院的五经博士，康熙五年（1666年），皇帝下诏让朱熹的第16代传人朱坤接任翰林院的五经博士；其三，把朱熹作为孔庙中大成殿的配享，将他列为十哲之一，并命人编纂《朱子全书》，由皇帝亲自撰写序言。这些举措的实施都将程朱理学提高到一个史无前例的地位。

南京夫子庙

3.大力推行文化专制

清朝以超过以往历代的多样形式和力度来推行文化专制，其主要目的有两个：其一是调和满族和汉族之间的民族矛盾，强化统治基础；其二是推行文化与思想统一，防止汉族统治卷土重来，麻痹汉族的抵制意识。其具体事件如下：

首先是文字狱。据历史记载，康熙、雍正、乾隆三个朝代总共发生的文字狱案件有155件，数量之多令人震惊。相比而言，清朝的文字狱比任何朝代都残酷。通过这种高压政策，迫使民众臣服。例如，在康熙年间的两个最大的文字狱案件是庄廷的“明史案”和戴名世的“南山集案”。这两个案子的缘起是二人写的两部书《明史》和《南山集》中有怀念、眷念明朝的民族情绪。为此，统治者对作者及其家人进行了各种各样的迫害，受牵连者约有200多人。当然，实际上受迫害和牵连的人数远远超过了这个数字。这就是清朝的文字狱，是文化专制的第一种体现。

其次是成立了编书馆，组织大批士子编写各种古书，防止他们讽议朝政。清初，统治者成立了一些编书局，把全国最有名的一批读书人和知识分子组织起来，让他们去编纂古书、搜集各种古籍，使之没有机会去讽刺朝政。《康熙字典》、《佩文韵府》、《古今图书集成》、《性理精义》等都是在该时期完成的。其中，最为浩大的工程要算是《四库全书》了。该书的编撰从乾隆十七年（1752年）开始，历经10年才完成。全书分为经、史、子、集4部，总共收集的书有3503种，总计79337卷，成为中国古代史上最大的一部丛书。

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清朝的这些文教政策起到了维护社会稳定、推动文化事业发展的作用。但到了清朝后期，这些文教政策的弊端随之暴露，其负面影响越来越大，最终影响了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

清朝的学校教育制度

与宋朝、明朝一样，清朝的学校教育制度也分为官学、私学和书院三种，其中官学包括中央官学和地方官学两部分。

1.中央官学

清朝的中央官学包括国子监和中央各部门所属的学校。

（1）国子监。在清朝，国子监同样具有管理和教学的双重职能。清朝国子监特设了一个专管国子监的监事大臣，负责总管国子监的一切事务，其他学官如祭酒、司业、监丞、博士、典簿等都由满族人和汉族人共同担任，按照两个民族各一人的编制来设置。同明朝相比，清朝的国子监发生了很大变化，集中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生源日趋多样化。明朝国子监生源只有荫监、举监、贡监、例监4类。而清朝国子监学生成分更为复杂，开始有了监生和贡生的区别。贡生是通过考试被选升到国子监学习的学生，分为岁贡、恩贡、拔贡、优贡、副贡、例贡。“岁贡”、“恩贡”、“优贡”同明代相同；“拔贡”是从各直省科试的一、二等生员中选拔出来的生员，雍正时每6年选拔1次，乾隆七年（1742年）改为每12年选拔1次；“副贡”每3年选拔1次，是从每届乡试取得副榜者（即乡试扩录者）中挑选出来的，副榜一般不能参加会试，但可直接增附为“副贡”，他们既可被挑选为官，又可入国子监就读。监生分为恩监、荫监、优监、例监4类，统称为国子监生。其中，恩监是指对那些先圣先贤之后裔恩准入监读书者，或由汉军八旗文官子弟恩准入监学习者。荫监分恩荫和难荫，恩荫是在京官职四品以上、京外官员三品以上、武官二品以上的官员，按例可特准一子入国子监读书就学；难荫则专指品官因公殉难，封荫其子进入国子监读书者；优监是在附生中选拔入学的监生。

国子监内景

第二，国子监之下设立了八旗官学、算学，以及招收留学生的琉球学馆和俄罗斯学馆。国子监下设的八旗官学包括正黄旗、正白旗、正红旗、正蓝旗、镶黄旗、镶白旗、镶红旗、镶蓝旗等旗学，都设有专门的助教和教习，满族人、蒙古人、汉族人都有，学生也来自满族、蒙古族和汉族，并根据民族分班。

第三，废除了积分制度、监生历事制。顺治十七年（1660年），国子监废除了积分法，康熙元年废除了监生历事制，对学生采取了新的考核方法。同时，国子监的教学内容也有所扩大。乾隆二年（1737年），根据刑部尚书兼管国子监大臣孙嘉淦的建议，国子监生在学习应付科举考试的内容外，还仿照宋代胡瑗的分斋教学法，学习一经，学会做一件实际事务，学习如历代典礼、赋税、律令、边防、水利、天文、河渠、算法等方面的实用知识。

（2）中央各部门附设的教育机构。除国子监之外，清朝中央的其他部门还附设了一批主要从事专业教育工作的教育机构，这些教育机构有：

一是内务府设立的官学。1685年，内务府设立了景山官学，主要教授对象为八旗子弟，以满文翻译、汉语、四书、作诗等为教学内容；1729年，内务府又设立了鲜咸安宫官学，同样以八旗子弟为教授对象，教学内容除上述内容之外还有书法与射击等；1747年，又设立蒙古官学，以蒙古族子弟为教育对象，主要教授蒙文经书、蒙文翻译等；1756年设置回缅官学，教授在京回族学生，主要学习回文；1696年，设立长房官学，主要以太监为教育对象，学习内容为汉语等。

二是宗人府设立的官学。1653年宗人府设置了宗学，以宗室子弟为教育对象，主要学习满文、汉文、骑射等；1729年设置了觉罗学，其教育对象是觉罗氏的子孙，学习内容也为满文、汉文、骑射等。

2.地方官学

清朝地方官学以儒学为主，与明朝一样，同样设立府、州、县、卫学。与明朝相比，清朝地方官学又呈现出许多新特点：

（1）管理机构日趋完善。在清朝，地方官学在管理上普遍由提学官管辖。在清初，各省设立督学道，一般从那些有进士身份的六部（吏、户、礼、兵、刑、工部）的郎中中挑选人选来担任。只有顺天、江南、浙江三地设提督学政，人选从翰林院官中选拔。

（2）考试形式名目繁多。凡有资格参加地方儒学入学考试的人，统统被称作童生，故地方儒学的入学资格考试被叫做童生试，或称小试、小考；由各省学政主持的考试叫院试或“道试”；由府长官主持的考试叫府试；由县长官主持的考试叫县试；生员在学，逢丑、未、辰、戌年的考试叫做“岁考”或“岁试”；逢寅、申、巳、亥年的考试叫做“科考”或“科试”。

（3）普遍采取“六等黜陟法”。在明朝“六等试诸生优劣”的基础上，清朝发明了“六等黜陟法”，它比明朝的方法更为周密、成熟，也更为有效，是清朝在地方官学管理上的一次重要创新。“六等黜陟法”实际上是一种对生员进行定级考试的制度，配有相应的奖罚措施。其做法是：将学生按照考试成绩分为六等，一等增补为廪膳生、二等增补为增广生、三等者无奖无罚、四等者处以相应处罚、五等者降级、六等者予以除名。该方法的基本特点是，对生员进行动态管理，生员的等级不是固定的，而是根据学业成绩或升或降，将学生等级与学业成绩紧密挂钩，有助于调动其学习积极性，提高官学的教育质量。

3.社学和义学

顺治九年（1652年），清政府命令每乡要设置一所社学，但在实际执行中大多名不副实。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政府在京城崇文门外设立了义学，成为儿童教育的主要机构。在清朝，由官方设立的义学、社学等，国家每年都拨给一定的经费，给教师免除差徭，学生也享受一定的待遇，故具有官学的性质。

辟雍

科举制度的完备

到了清朝时期，科举考试的基本制度日臻完善，成为一种较为完备的选官制度，其大致框架日益定型。

1.科举考试的基本程式已经定型

在清朝，进士科举考试成为科举考试的主要形式，它一般包括三级考试：院试、乡试、会试和殿试。

院试是科举考试中最低级的一级，一般在府城或直属省的州所举行，由学政、学台或宗师主持考试。院试包括岁试和科试两种形式。所有参试者必须首先获得童生资格，即通过由本县的知县主持的县试或由本府的知府主持的府试。在清朝，县试一般在2月举行，而府试则大致在8月举行。童生通过岁试，就算“进学”了，成为生员，或称其为秀才、相公。在岁试中成绩优良的生员即可参加科试，通过科试后才可准许参加更高一级的考试——乡试。

乡试在京城及各省省城举行，3年考试一次，一般在子、卯、午、酉年的8月举行。乡试的考场被称之为贡院，贡院内建有一排排的号房，是考生住宿、答题的地方。乡试的正副考官一般由皇帝任命在京的翰林及进士出身的部院官员担任。乡试在9月发榜，乡试取中的考生统称举人，其中的第一名叫解元。会试和殿试是最高一级的国家考试。

会试在京城的贡院举行，由礼部主办，在乡试的第二年，即丑、辰、未、戌年举行，主考官为大总裁，由内阁大学士或六部尚书担任，具体时间在2～3月份举行。贡士就是指在会试中被录取的人，第一名者叫做会元。在清朝，新录取的贡士在殿试前还要参加一次复试，并按成绩分为一、二、三等，作为对考生授官的重要依据。科举考试的最高环节是殿试，大致在4月份举行，名义上由皇帝亲自主持，担任主考官，但实际上还是由皇帝任命阅卷大臣、读卷大臣协助皇帝来评阅试卷。同明朝一样，殿试一般都只考策问一场。

殿试三鼎元匾

2.科举考试在文体上形成了程式化的八股文

在明朝时期，八股取士作为科举考试的一种定式开始形成，到清朝时达到完善，成为科举考试的法定文体。八股文又称“时文”、“时艺”、“制艺”、“制义”、“八比文”、“四书文”，是清朝科举考试制度规定的一种具有高度程式化特征的特殊文体。八股文只注重考试的形式，不考虑考试内容，文章的每个段落死守在固定的格式里面，就连字数也都有一定的限制，人们只能按照题目的字义敷衍成文。“八股”意指文章的八个部分，即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股文要求文章必须模拟古人的语气去写。在论述问题时要求引经据典，而且必须对仗平仄，像写律诗那样讲求严格的格律。将八股文作为考试内容，对广大士子的危害是深重的：一方面，它缺乏实用的价值，让知识分子写一些远离现实、言不由衷、沽名钓誉的文章，禁锢了知识分子的思维，将他们的宝贵年华浪费在书斋里边；另一方面，八股文形式主义严重，在写作中要遵守许多清规戒律，诸如怎样破题、承题、起股、落下，如何起、承、转、合，从字数上、格式上、语气上严格限制读书人的思想，使他们同古人亦步亦趋，不思进取、不求创新，将青春年华耗费在故纸堆里，消弭了读书人的斗志。总之，八股文使得读书人只会做文字游戏，难以成为治国安邦的实用之材，致使清朝学术文化停滞不前。

3.形成了严格的考试规则，科举考场规则日益健全

在考试前的保密工作上，清朝科举考试时对试题保密更为严格，考官拟定考题后，由礼部掌管，考试时须在考场当众启封。在制作考卷时，要求主考官和同考官亲自监督刻印试卷工作，不能多印一张。印卷时所有参与人员一律不能外出，甚至考试用的试卷纸都要由提调官监制，再送到临官逐卷加盖“关防”印章，防止考官泄题漏题。在考场监察方面，采取了更为严密的检查措施，在考试前、考试后、考场内、考场外都严立禁令，对考生和考官都要进行严格搜查，防止考生夹带入场。另外还专门颁布了防止考官作弊的法律规定：受任考官必须限期到达，不准携带家属，不准向亲朋辞行，不准携带过多随从人员。清朝还形成了回避制度，乾隆九年（1744年）规定：凡是考官有亲属关系的人参加科举，考官要及时回避。另外，还规定：在考试期间采取锁院制度、巡视制度，严密监控考生的举止与行为。这些做法都在最大程度上保证了科举考试的公正性。

清代书院的发展与终结

明中叶，书院的兴盛和讲会制度的发展曾经带动了学术的活跃，激发了知识分子关心国家、民族前途、命运的热情，也招致统治集团的恐惧，从而采取了连续禁毁的极端措施。

清代统治者在统一全国之后，吸取明代的经验、教训，对书院采取了严格的限制措施。然而，从雍正十一年（1733年）起，在禁止私人创办书院的同时，清政府开始提倡官办书院，首先在各省会所在地兴建或恢复书院1～2所，并拨给帑金以资膏火。各省陆续兴办书院，并使之成为省内的最高学府。

之后，各府、州、县也纷纷设立书院，“或绅士出资建立，或地方官拨公帑经理，俱申报该管官查复”。各级书院多被纳入了官学的轨道。

在鼓励书院发展的同时，清朝统治者也加大了对书院的控制力度。书院逐步变成仅是“广学校之不足”的官学附庸，书院主持者和主讲人多不再讲学修德，只是应付科举考试，读书士子也多迷恋于八股试帖，领取膏火。衡量书院成败得失也多以登科人数多少为准，书院讲学的主动性大为降低，学风日渐腐败。

甲午中日战争失败以后，清政府开始对书院进行改制。这次战后，帝国主义列强愈发加剧了对中国的侵略活动，使中国面临着空前严重的瓜分危机。在这种形势下，书院教育同社会需要不相适应的情况更加尖锐地突现出来。于是，伴随着康有为、梁启超等资产阶级维新派代表人物所领导的维新变法运动的兴起，书院改制问题也成为当时的重要议题之一。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两湖总督张之洞、直隶总督袁世凯等6名封疆大吏联名奏请立停科举，清廷为形势所迫，只好于同年八月四日下谕废止科举制度。而这也就使一般士子凭借侥幸得第以进入仕途的希望彻底化为泡影，从而使书院改学堂的步伐显著加快。在此后的几年间，全国书院便都陆续停办，或改为学堂，或废弃不用。自唐以来，有着连绵不断、长达千年以上历史的中国书院制度就此告终。

知识链接

情同朱张

东汉时，河南南阳地区有两个人，一人叫朱晖，一人叫张堪。张堪很早就听说朱晖很讲信义，很有信用。但是，两个人原先并不认识。后来，碰巧两个人同时都去了太学，成为了同学，这才慢慢熟悉起来。他们虽然来自同一个地方，但来往并不是很密切，更不是什么酒肉朋友。一段时间后，两个人都学业有成。当他们俩要分手各回各家的时候，张堪突然对朱晖讲：“我身体不好，今天，我们俩同学的缘分到了，要各自回家了，我有一事相托。”朱晖根本摸不着头脑，奇怪地问：“你要托我办什么事呢？”张堪说：“假如有一天，我因病死了，请你务必照顾我的妻儿。”当时两个人身体都很好，朱晖没当回事，也没有做出什么具体承诺。分手以后不久，张堪果然不幸因病英年早逝，留下的妻子和孩子，日子过得非常艰难。这个消息传到了朱晖那里，朱晖从此便不断地资助张堪的妻子和孩子，年复一年地关心他们。朱晖的儿子很不理解，就问父亲：“您过去和张堪没什么交往啊？怎么对他的家人如此关心呢？”朱晖说：“是的，我的确跟张堪相交不是很深，但是，张堪在生前曾经将他的妻儿托付给我。他为什么托付给我，而不托付给别人呢？是因为他信得过我。我怎么能够辜负这份信任呢？我当时没说什么，实际上，我在心里已经承诺过了。所以，我必须守信，履行我对张堪的诺言。”

独特的教会学校

教会学校是中国近代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19世纪中下叶，教会学校在清朝教育领域中占有特殊的地位，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教会学校的产生和发展，是伴随着欧美各国对华的政治、军事及宗教文化入侵同步进行的，是在不平等条约造成中国半殖民地化程度日益加深的情况下不断扩展的，它带有明显的文化侵略性质。同时，教会学校的存在，也为中国培养了大批优秀的人才，并在介绍和引进西方先进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1.教会学校的扩展与分布

教会学校在华扩展的过程大体经历了四个阶段：1842年以前为尝试性的初始阶段，代表性的学校主要为英华书院、马礼逊学校及古特拉富夫人创办的女塾，集中在澳门、香港等地。1842年至1860年为第二个阶段，这个时期的教会学校得到不平等条约制度的庇护，获得较快的发展，分布范围也扩展到开放的五个口岸城市；在办学的规模和数量方面，天主教超过了新教。1860年至1900年为第三阶段，由于《天津条约》及《北京条约》不仅增开了10个通商口岸，并允许传教士到内地自由传教，使教会学校扩大到了沿海主要港口城市，同时逐步地深入到内地城乡各地，教会学校在数量和规模上都有了飞速发展，在这一阶段，教会学校的办学手段及学校类型也趋于多样化。由于广泛地分布于城乡各地，因而与中国各种社会阶层及其文化、礼俗接触更为频繁；教会学校借助条约制度所给予的种种特权，积极干涉或介入中国各级地方的行政、诉讼及文化教育事务，从而也引起了与中国士民更为频繁的纠纷或争瑞，有的甚至导致尖锐的冲突。但这一时期的教会学校，也出现了教学内容及课程逐步系统化、深入化，初级学校为主的学校类型逐步向中等教育增扩的趋势。自19世纪90年代起，教会学校的发展进入第四阶段，开始出现了少量高等教育性质的学校，在介绍西方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知识方面，发挥了颇为重要的作用。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后，教会学校获得了更多的发展便利，但由于经历了19世纪60年代以来中国各地人民频繁激烈的反洋教风波及义和团运动的沉重打击，教会学校开始转向重点发展高等教育，以期培养少数高级知识人才作为代理人，实现其以华治华的战略目标。而在中小学教育领域，为了更有效地吸收或感召中国学生，并能够为中国士儒所认同，则进行了较大幅度的调整，在教学内容中也增加了一定比例的中国传统知识。因此，1901年以后可视为教会学校的调整和深化阶段。这一阶段一直延续到辛亥革命之后。

教会学校

教会学校在华的区域性分布，与西方列强在中国瓜分的势力范围相对应，并以各国宗教差会作为分割势力范围的主体。自鸦片战争以来，各宗教差会的传教和办学区域开始逐步形成并稳定下来，诸如：北长老会在广东，公理会和圣公会在福州、宁波、上海，巴色会和礼贤会在广东，英长老会在厦门、汕头、台湾，美以美会在福州、江苏、浙江及华中、华北、华西，循道会在两广、两湖，浸礼会在山东、宁波，遵道会在湖南，信义会在两湖，公谊会在四川，内地会在西北、西南，等等。中国除西藏、宁夏、青海之外，几乎所有的省份均出现了各种类型的教会学校。

19世纪60年代以后，教会学校的数量增长很快。据不完全统计：耶稣会在江苏和安徽两省的学校：1878年至1879年有345所男校、213所女校，学生人数分别为6222名和2791名，而19世纪90年代末期，学生人数已达1.6万多名。可见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确为教会学校发展的全盛时期。

总体而言，教会学校在华的扩展进程，与中国半殖民化程度的日益加深是大体同步的，也就是说，教会教育每进入一个新阶段，都是与列强在华侵略势力的深入密切联系着的。

并且，教会学校在华扩展进程，与中国近代教育的萌生和发展大体上保持了同步的对应关系，它的扩展客观上有助于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知识的启蒙及传播。

2.教会学校的宗旨与教学内容

19世纪中叶以来，教会学校的办学宗旨经历了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随着教会学校所处的社会环境的变迁、列强侵华政策的不断变化调整、中国士民抵制洋教和东西方两种文化之间的不断冲突，它也在不断地调整自己的办学宗旨和办学方式，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环境，并在新的环境下寻求一种最有利于生存和最有效地扩大其影响的途径。

在创置的初始阶段，教会学校的目的“并不在教育人才以促进教育之进步，乃欲以学校为一种补助之物，以助其宣传福音之业”。故教学内容也主要是讲授一些粗浅的《圣经》教义和初级的读写知识、算术字母而已。教会学校最初显然只是传教的工具，而不是为了传播广义的西方文化知识，其创办的动机旨在提供传教的便利。这种简单的办学宗旨及内容，只能发挥极为有限的作用，其本身的存在既不足以引起中国士民的关注，所能产生的影响力也是微不足道的。

19世纪60年代以后，发生了一系列有利于教会教育的变故。帝国主义列强在华势力的日益扩大，为教会学校提供了日益强大的政治、军事力量作保障。中国国家主权的日益削弱和半殖民化程度的加深，以及中国士民对外国政治、军事及宗教文化介入的敌视，促使教会学校改变策略，调整办学宗旨，提高办学水平和质量，并以较优厚的物质待遇，来吸引中国人入学。他们借以通过培养出一批具有基督精神和人格、具有较高智识和能力的亲西方华人，来参与国政，控制中国各个领域的领导权力，进而达到“以华制华”的目的。

教会学校办学宗旨的调整，是为了“造成一种基督教的支配”，在中国创造一种适合于基督教教义的社会制度，是企图“导引中国民族运动之心理，得有圣教之精神，而进入于圣教之羊栈”。应该说，这些宗旨确实包含了促使中国彻底殖民化的意图。但与此同时，教会学校的改善和教学内容的科学化及课程范围的进一步扩大，也为中国介绍了丰富的西方科学技术与文化，大大促进了中国教育的近代化进程，像1881年创办的天津中西书院，其课程内容包括：识字、辞句、琴韵、数学、地图、翻译、西法、文法、代数、天文、几何、化学、微积分、航海测量、万国分法、富国策、地学、金石类考等内容。再如美以美会镇江女塾的课程内容包括：圣经、蒙学、算法、地理、游艺、诗歌、体操（第一年），此后逐年增设的课程有：植物、动物、英语、孩童卫生、四书摘要、数学、尺牍、宗教史、美国史、形学、万国通鉴、万国通史、泰西新吏、天方略解、格物入门、策论、地学等等近百种。这些教会学校课程内容的设置，显然比中国旧式学校丰富。因此，在当时，教会学校的教学质量是处于领先地位的。

早期女子教会学校

教会学校的学制和组织形式，大多抄袭本国学校的模式。英国人办的学校，多类似于英国的公学；美国人办的学校则多类似于美国的预备学校。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教会学校是西方教育的一种移植形式。办一般的中小学，无需任何许可证。但创办教会大学，则需要本国政府注册，取得颁发学位的许可证，教会大学生由此可以获得与外国大学生同等的学历资格。

总之，这些在华创办的教会学校获得了显著成就，教会学校的办学经验、管理模式及章程，为中国近代教育所取鉴；教会学校的课程教材，在外语、自然科学及妇女教育方面所做的工作，也具有积极的社会意义；教会学校也为中国培养出一大批优秀的人才。需要指出的是：尽管传教士期望通过教育来控制中国的主权，支配中国的教育，并使中国彻底基督化、殖民化，但实际的结果却完全背离了这个初衷。在这一点上，中国根深蒂固的文化传统和爱国主义传统，最终发挥了主导性的作用。

洋务教育：新式教育的兴起

洋务教育是较教会学校起步稍晚的西学性质的近代教育形式，也是19世纪60年代至1895年之间，由少数开明的上层官僚主办的中国官方或半官方性质的近代教育形式。在改良主义教育尚未实施之前，洋务教育始终在推动中国教育近代化的运动中，发挥着主导作用，并且一度成为“同治中兴”的象征性政绩。

1.同文馆的创建与早期洋务教育

洋务教育的实施是清末官方教育改革的主体，同文馆的创建则是洋务教育实施的开端。洋务教育的产生，有着众所周知的特定背景：对外战争的屡屡失利，对外交涉的屡屡失误，以及丧权辱国条约的签订，使清廷痛感西洋“船坚炮利”的威力及中国军事、外语、机械人才短缺的弊病，并决心借兴学谋求自强。

同文馆

1861年1月13日，长期主持外交事务的恭亲王奕訢，在一篇陈述“御夷之策”的奏折中，备论“夷祸之烈极”，主张审时度势，权宜办理夷务，并提出“以救目前之急”的六条章程。在这个章程的第五条中，主张在原设的俄罗斯文馆的基础上，选各省的八旗子弟13～14岁以下之天资聪慧者各4人，学习英法美3国文字。1862年8月，在奕訢等人的大力倡议下，同文馆正式成立，成为中国近代学校萌生的标志。

同文馆的教习，原拟从广东、上海两地挑选谙解外语的中国人担任，但此二地或称“无人可派”，或“虽有其人而艺不甚精”，因而不得不聘请英国传教士包尔腾为英文教习。1863年，又增设法文馆、俄文馆，并分聘法国传教士司默灵、俄国人柏林担任法、俄文教习。

在同文馆的带动下，洋务派的其他重要人物也纷纷效仿，兴办洋务学堂，使洋务教育在19世纪60年代形成了初步的声势。诸如：李鸿章于1863年创办的上海同文馆（又称广方言馆）、1864年创办的广州同文馆；左宗棠于1867年创办福建船政学堂（原名求是堂艺局），均在当时的教育领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也都属于早期洋务教育的重要设施。这些学校为中国培养了最早的一批近代的外语、军事技术人才和外交骨干。著名的翻译家严复、曾任首届驻日本大使的汪凤藻、驻法大使庆常、出使英国参赞张德彝、民国农商总长周自齐、驻荷兰大使唐在复等，皆毕业于上述学校。他们在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推动中国近代化，介绍西方先进的自然、社会科学方面发挥了骨干作用。早年毕业于福建船政学堂的邓世昌、林永升、刘步蟾及毕业于上海广方言馆的黄祖莲等北洋水师将领，在甲午海战中英勇抵抗日军侵犯，尤为国人所敬仰。

2.洋务教育的鼎盛及其内容

19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初，是洋务教育的鼎盛时期。在这一时期内，由于洋务派在朝中顶住了守旧势力的反对，并占据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及相当一批重要的督抚职位，在中央及地方均形成为显赫的实力派，因而洋务学堂的建设得以大力推进。

洋务教育鼎盛的重要标志及内容之一便是19世纪60年代创办的早期洋务学堂的扩展和完备。早期的洋务学堂不仅教学内容粗浅单一，学科种类也不完备，且师资力量单薄、学生数量太少，管理体制混乱，往往人浮于事，徒具虚名，远不足以达到初创者的期望。以京师同文馆为例，在19世纪60年代仅设英、法、俄及算学四馆，教学内容的设置也无一定标准，学生人数每馆仅限于10人，所聘的洋教习虽有少数优秀学者，但多有滥竽充数之徒，像德国人方根拔，对天文学一窍不通，却敢于充任天文学教授，就连总教习丁韪良也承认他是个一心只想赚钱的江湖骗子。同文馆之教习设置也不完备，1866年，赫德曾在英国聘请了化学、天文、法文、英文、军事诸科教习，而实际到馆授课的只有化学、法文两教习毕利干与李壁谐。1870年之后，同文馆开始改组扩建，先后增设了医学馆（1871年）、德文馆（1871年）、格致馆（1888年）、翻译处（1888年）、东文馆（1897年）。教学课程在原先的外语、国文、算学及化学之外，增设了万国公法（1869年底，丁韪良主讲）、医学生理（1871年，英国医生德贞主讲）、天文（1877年，美国人海灵顿，俄人费礼饬主讲）、物理（1879年，英国人欧礼斐主讲）。1876年清廷又正式公布同文馆8年课程表，规定：

洋务学堂

首年：认字写字，浅解辞句，讲解浅书。

二年：讲解浅书，练习句法，翻译条子。

三年：讲各国地图，读各国史略，翻译选编。

四年：数理启蒙，代数学，翻译公文。

五年：讲求格物，几何原本，平三角，弧三角，练习译书。

六年：讲求机器，微分积分，航海测算，练习译书。

七年：讲求化学，天文测算，万国公法，练习译书。

八年：讲求天文测算，地理金石，富国策，练习译书。

同文馆学生人数也有大幅度增长，1879年，学生总数已经由原来的30人增至100人，1888年又增至125人。教师的设置也趋于完备，除汉文教习以外，1870年至1895年陆续到同文馆任教的外籍教习，总数达35人之多，主教的学科也包括了同文馆所设的全部课程。同文馆的教学研究设备也有增置。1873年附设印刷所，备有中文及罗马体活字，负责印刷了大量同文馆的教材和师生译著；1876年，设置了化学实验室及博物馆；1888年又增设了天文台及物理实验室。至此，同文馆已由一个初级的外语学堂，演变成为一个综合性的近代中级学院，并具有相当的规模，成为洋务教育的一大功绩。

洋务教育鼎盛的另外一个标志和重要内容便是创建新的学校、扩大学校的种类和规模。据不完全统计，19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洋务派所建的新式学堂达30余所。这类学校大体可分为四种类型：

（1）兼习西学的外语学堂，主要有刘襄勤于1887年创办的新疆俄文馆、刘铭传于1888年创办的台湾西学馆、长顺于1889年创办的珲春俄文书院以及张之洞于1893年创办的湖北自强学堂。

（2）军械技术学堂。除早期的福建船政学堂之外，主要有江南制造局附设的操炮学堂（1874年）、工艺学堂（1898年）及1880年刘坤一等人创办的广东实学馆（又称西学馆）。

（3）专业技术学堂。包括电报、医学、铁路、矿务、工程等工种。主要有1876年丁日昌创办的福州电气学塾（又称电报学堂）、1880年李鸿章创办的天津电报学堂、1882年创办的上海电报学堂、1881年李鸿章赞助创办的天津医学堂、1895年津榆铁路公司创办的山海关铁路学堂、1892年创建的湖北矿务局工程学堂。

（4）水师、武备学堂。这属于专门培养军事指挥人才和训练作战技术的近代军事学校。主要有1881年李鸿章创办的天津水师学堂、1887年张之洞创办的广东水陆师学堂、1890年曾国荃创办的江南水师学堂（又称南京水师学堂）、1885年李鸿章创办的天津武备学堂（又称北洋武备学堂）、张之洞于1895年创办的湖北武备学堂及江南陆师学堂等。

这类新设的学堂，其办学宗旨及课程内容的设置更加务实：在处理中西学术的关系方面，更加突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原则；而在分设学校的种类方面，则明显地将军事教育及与军事关系密切的专业技术教育置于重要的位置。作为中国自强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洋务教育的兴盛发达，正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日益开放、洋务运动日益深化的一个侧面。

当然，洋务教育的鼎盛还表现在留学教育事业的开展及图书、报刊翻译、出版事业的兴旺上，这些都是丰富和深化洋务教育内容的重要途径。

3.洋务教育的衰落与终结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的爆发，是检验洋务运动及其教育成果的关键性事件，而清军在这场战争中的惨败，则标志着洋务运动及其教育事业的破产。

洋务教育的破产，虽以甲午战争的惨败为其标志，但这次战争上的惨败，实际上源自于洋务教育自身的致命弱点。作为一种全力服务于军事目的的教育体制，在甲午战争彻底失败以后，洋务教育已经失去原有的活力，从此一蹶不振也是必然的结果。而且，数额高达2亿两白银的战争赔款，也使清政府国库枯竭，财政危机更为严重，再也无力支撑这些成本太高、收效甚微的洋务学堂。同时失去了战争活力和财政来源的洋务教育，必然衰落下去。尽管在甲午战争之后，仍然有一批武备、水师学堂陆续问世，以求重振国力，但无异于回光返照，终究不能挽救满清王朝江河日下的命运。

事实上，早在洋务教育初创并臻于鼎盛的时候，就已经埋下了最终失败的恶果，甲午战争的惨败只是加速了这一颓败的过程。首先，洋务教育的目的，与其说是谋求自强之道，毋庸说是为了延长腐朽的满清王朝的封建专制统治。在这一点上，无论是洋务派，还是以倭仁等人为首的顽固派，认识都是一致的。其次，洋务派倡导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虽较顽固派的主张有很大的进步，也不失为折衷中西文化冲突的一项策略。但在这一前提下，任何教育变革都不得触动封建的纲常礼教，不得触动封建国家的政体及与此密不可分的封建教育制度和科举制度。正因为如此，洋务教育进行了几十年，都没有提出任何有关国家教育体制的宏远规划和建设。在不触动封建旧体制的前提下，想以改良来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结果必然是失败的。再次，洋务教育本身也存留着种种的劣根性，这是腐朽的满清政治制度及其弊病在洋务教育内部的必然反映。以同文馆为例，清廷虽对其寄以重望，并不惜重金维持学务，但其内部管理却十分混乱，种种腐败的现象，与旧式官学并无二样。

此外，中国长期闭关自守，开埠以来风气稍开，但大多数官绅仍满足于自守，眼光短浅，兴办洋务教育的初衷，本来就是为了御敌自守，而非拓展国力、走向世界。故洋务教育的规模狭小，拘束小器，毫无泱泱大国风范。相当一批工艺技术学堂，只是为了训练所在地区或所属企业急需的技工，任务一告完成，学堂便自行停办，可谓是浅尝辄止，如同应时一般。即使没有甲午战争这样的重大挫败，洋务教育自己也会迅速衰落下去的。当然，洋务教育是特殊时代的特殊产物，尽管它是在内忧外患的强大压力下，不得已而为之的被动的教育措施，但毕竟是迈出了中国教育走向近代化的第一步，并且培养出了中国最早的一批近代化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