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两宋金元时期的医学

宋元时期，尤其是北宋统治者非常重视医学，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医疗卫生机构，组织编纂本草及方书，大量校勘医籍，发展医学教育，提高医生的地位，造就了许多儒医及儒医兼备者，因而中医理论及临床各科都有长足的发展与进步，并形成了不同的医学流派。在这样的背景下，医学界出现了“百家争鸣”的盛况，宋元医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第一节　政府对医药发展的措施

医政机构和管理制度

宋金元时期，是中国古代医药管理制度发展和变化较大的一个时期，医事管理机构趋于统一，并归于一个专门的部门管理。成立了太医局，专门服务于封建统治者。

两宋医事制度较前代有较大发展，改进体制，加强了医事管理。这与宋代多位皇帝“留意医术”、重视医药有很大关系。宋政府在太常寺下设“太医署”，翰林院下设“翰林医官院”和“翰林御药院”，还设有其他保健或慈善机构。“翰林医官院”、“翰林御药院”是医药管理机构；“太医署”后来改为“太医局”，主管医学教育。掌管医政的“翰林医官院”和负责医学教育的“太医局”互不隶属，各司其职，改变了唐太医署将医药行政与医学教育合一的建制。宫廷医疗分别由太医局和御药院承担。翰林医官院的设立，改变了秦汉以来我国医药事务管理上的不协调局面，分工更加明确，对后世医药管理产生了重要影响。

翰林医官院，元丰五年（1802年）改称翰林医官局，掌管医之政令和医疗事务，掌供奉医药及承诏视疗众疾之事。所谓“承诏视疗众疾”，包括出宫赈灾防疫，向军队、学校等派遣医官。此外，官方医生的选拔、任用、修订本草、校定医籍、地方医疗等与医药相关的事务基本上都由翰林医官院领导或协调，这些做法加强了宋代政府对医药事业的统一管理。翰林医官院通常设院使、副使各2人，共同管理院事，下设直院4人、尚药奉御6人，并设医官、医学、祗候等职。翰林医官院初期并无定员，宝元元年（1038年）规定总额102人；嘉祜二年（1057年）规定翰林医官院自直院以下限额142人；宣和二年（1120年），人员最高达到1096人。

中药材红花

对翰林医官的选拔，朝廷规定年龄必须在40岁以上，经过各科专业考试合格后才能任用。成绩最优秀者留翰林医官院，其他则分配任医学博士或外州医学教授。淳熙十五年（1188年）后，又把医官考试对象扩大到各地民间医生，经过推荐、进修和一系列考试，按成绩授予各级医官衔。宋代翰林医官院的医官品阶较为复杂，宋徽宗于政和初（1111—1118年）改医官之名，立医官23阶，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确立医散官阶衔，后为金、元等各代所效仿。宋代翰林医官院的设立，对于中央政府统一管理全国医药机构有很大作用。以后元代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完全意义上全国统一的最高医药管理机构——太医院。

宋代除设立翰林医官院外，还在承袭唐制基础上建立其他类型的官办或民办医疗慈善机构，如安济坊、病囚院、漏泽园等。不仅种类和数量明显增多，而且规模逐渐扩大，设备和管理也有所进步。在医院管理上，宋代也较前代更为周密，注意对病人按性别、病种、病情轻重进行必要隔离。医护之间有一定分工，并且重视护理，病坊设有专人负责饮食、打洒、杂使等。大观四年（1110年）实行的安济法，是世界上早期颁布的济贫法。全国各州县设立安济坊，收容有病穷人。安济法还规定医务人员数量、级别升降标准等。病囚院则是官府专门为囚犯提供医疗活动的场所。设于崇宁三年（1104年）的漏泽园，是官府用以安葬无名尸体和家贫无葬地者的公共墓地。还设有慈幼局、养济院、福田院、保寿粹和馆等。各种医疗、慈善机构的设置，从不同侧面反映出宋代朝廷对医事管理和医政机构的重视。

尽管金代与宋代的医事制度相似，但金代设立主管医政的“太医院”，将尚药局、御药院一起隶属于宣徽院管辖。金代太医院官员有提点、使、副使、判官等官职，掌诸医药，总管院事。金代医学分10科，额50人。凡某科医生满10人则设管勾一员，以医术精者充任。同时，金代太医院还设正奉上太医、副奉上太医、长行太医等一般医务人员，负责医疗。太医施治对象广泛，或直接服务于皇室贵族，或承诏为军旅及地方百姓看病。

中药太子参

元代沿袭金代太医院制度，设有太医院提点、使、副使等医官，总理天下医政，其最高长官为“太医院大使”，由此确立了对医药事务实引制度化管理。

元代除在京都及诸路继续设立养济院外，还建立了以伊斯兰、阿拉伯医学为主的官方医疗组织——广惠司及回回药物院，同时设置具有军队医院性质的安乐堂。广惠司的创立使得大量伊斯兰、阿拉伯地区的药材得以输入中国，被逐渐推广应用。

发展医学教育

宋代医学教育沿袭了唐代而又有所改革，政府将医学教育与医药行政管理分开。北宋初年，政府在太常寺下设立太医署；庆历四年（1044年）范仲淹主政时，正式设立太医局，在招生、考试、学科设置等方面进行改革。熙宁九年（1076年），太医局脱离太常寺建制，成为一个独立的医学教育的机构。

太医局规模逐渐扩大，嘉祐六年（1061年），规定太医局学生为120人。王安石变法改革教育，创立并推广“三舍”升试法。所谓“三舍法”，即根据考试成绩优劣，将考生分为上舍、内舍、外舍三等，促进了医学教育发展。至元丰年间（1078—1085年），学生名额已达300人，包括上舍生40人，内舍生60人，外舍生200人。太医局内设提举（校长）1人，判局（副校长）2人，并规定判局必须由知医事者为之，还在每科内设教授1人。太医局讲习《素问》、《难经》、《伤寒论》、《诸病源候论》、《太平圣惠方》、《神农本草经》、《针灸甲乙经》、《脉经》、《千金要方》、《千金翼方》、《补注本草》和《龙木论》等医药学理论和专业知识。除中央太医局之外，嘉祐六年（1061年）后地方医学教育也逐渐兴起。各州郡都置医学博士教习医书，其规章多崇宁二年（1103年），对医学特别重视的宋徽宗在国子监中仿照太学，另外设立太医学教育。太医学将科目整合为三个大科：方脉科（大方脉、小方脉、风科）、针科（针灸、口齿、咽喉、眼、耳）、疡科（疮肿、折伤、金疮），同时又增加理论教学，如五运六气等。在我国教育史上，这是医学校第一次被正式纳入国家官学系统。崇宁三年（1104年）起，在各路、州、县均设地方医学，通过贡额考试向中央输送人才，初期学生多由儒学转来，“儒医”之称由此产生。太医学虽然在宣和二年（1120年）废止，医学回归太医局负责，但这一时期的制度对南宋医学教育多生较大影响。

针灸

设立校正医书局

北宋是书籍由手抄转向版刻的转折时期。宋代之前多年的战乱，书籍散佚严重，宋政府因此多次组织大规模搜集、编修古籍工作。庆历元年（1040年）著成的《崇文总目》，标志宋代古籍整理校勘已达到较高水平。古医籍的整理修复也得到充分重视。宋以前，医书多靠手抄流传，出现不少错误。嘉祐二年（1057年），宋政府采纳大臣韩琦建议，在编修院中设置点校医学典籍的校正医书局，作为校对、整理和刊印医学书籍的专门机构，由掌禹锡、林亿、高保衡、孙奇等负责。

校正医书局设立后，宋政府在遴选校理人才方面十分严格，皆选儒医兼通之士，以保证古医籍校勘整理质量。林亿等整理刊行了《素问》、《伤寒论》、《金匮要略》、《金匮玉函经》、《脉经》、《针灸甲乙经》、《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外台秘要》等10余部重要医学经典著作，在各书序文中均对校勘过程作有简介。经过艰苦工作，宋以前一批重要医籍得以保存，并结束这些医学典籍伪书、杂乱传抄的历史，起到统一版本和定型化的作用，对后世医学发展产生深远影响。此外，林亿等的校语还为后世训诂学研究提供大量资料。

国家药局的创立

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推行新法，宋政府开始管理药物购销。熙宁九年（1076年），宋廷在京都汴梁（今河南开封）开设太医局熟药所，又称卖药所，这是中国医药史上第一所以制作和出售成药为主的官办药局。药局“掌修和良药”，出售成药“以利民疾”，在很大程度上方便病家，且获利甚多，因此发展迅速。到崇宁二年（1103年）已增至7所，其中5所仍名熟药所，两所则称为修和药所。政和四年（1114年）后，熟药所更名为医药惠民局，后者改称为医药和剂局。其时，药局除在京都发展外，还被逐渐推广到全国各地，乃至边疆村寨。绍兴六年（1136年），南宋政府在都城临安（今浙江杭州）重新建立5所药局，绍兴十八年（1148年）改名为太平惠民局。不久，淮东等地相继建立药局，并延续到元代。

宋代官药局初具规模，建立较为完善的组织机构和规章制度。局内设有各级官员，监督成药制作过程和出售；对药材收购和检验有专人管理；对丸散膏丹等各种剂型的制作，除有专人操作外，还规定具体制作方法。药局还制订若干制度，规定所购药材必须保证质量，不能以次充好；成药须检验合格方能出售；强调对库存药材中变质霉烂者，必须立即处理；保证昼夜售药，如因失职而影响病家购药者，予以“杖一百”的处罚；遇有贫困或洪旱发生疫疾，无偿施给药剂等。官药局重视增加成药的种类和提高药物的疗效，设专人研究药物炮制和修制，派遣专人收集民间有效单方、验方，使宋代成药研制水平达到新的高度。丸药制作方面，不但有常用的水丸、醋糊丸、酒糊丸和炼蜜丸，还使用甘草膏、阿魏膏、阿胶、猪胆、猪胰等作炼合剂。为使成药能够长期保存，药局还应用金箔衣、银箔衣、青黛衣、朱砂衣等多种丸药的挂衣剂。由于药局制作和销售的成药服用方便、易于携带，宜于保存，疗效较好，深受病家和医生欢迎。尤其天灾疾疫、兵荒战乱之时，成药的应用更为广泛。后人曾说：“据症检方，即方用药，不必求医，不必修制。寻赎见成丸散，病痛便可安痊。”官药局的建立，是成药在宋代得以发展和盛行的重要保证，并对后世成药的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王安石

由于历史的局限，官药局难免存在诸多弊端。尤其自南宋以后，利益的诱惑使官药局官吏贪污腐败，贱买贵卖现象日益严重，逐渐把官药局演变成贪官污吏争逐的场所。但总体来说，宋代官药局开创性的历史地位和所起的积极作用，应予以充分肯定。

元代，主要药政机构是广惠司，在其属下设有回回药物院。同时也承袭宋制，在全国设立惠民药局，“自燕京至南京，凡一十路”，主要职责是制售成药，为贫民治病。

第二节　金元医家的创新

刘完素与火热论

刘完素（1120—1200年），字守真，号通玄处士。金代河间府（今属河北沧州市）人，故后人称他为刘河间，其所创学派称为河间学派。刘完素自幼喜好医书，尤其推崇《内经》，认为“法之与术，悉出《内经》之玄机”，医术高明。行医于民间，金章宗完颜瞡曾3次请他做官均不就，故赐号“高尚先生”。主要著作有《素问玄机原病式》、《素问要旨论》、《伤寒直格》、《伤寒标本心法类萃》、《宣明论方》、《三消论》，前二者最能代表其学术观点。《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伤寒标本心法类萃》相传亦为刘完素所作。

刘完素突出的学术思想是提倡“火热论”。在阐发火热与风、湿、燥、寒关系时，他认为六气中风、湿、燥、寒诸气在病理变化过程中皆能化热生火；而火热也往往是产生风，湿、寒、燥的原因之一。他强调火热在致病中的重要性，提出“六气皆从火化”。如风与火热关系中，风属木，木能生火，风又可助火，而热甚则导致抽搐等动风症状，即风与火热可以互相转化，风能化热，热极生风，从而主张治疗风热表证需用辛凉或甘寒解表法等。刘氏还提出“诸涩枯涸，干劲皴揭，皆属于燥”的燥邪病机，补充《内经》病机十九条的不足。他强调“五志过极皆为热甚”，指出五脏之志如太过，既可损伤肝、心、脾、肺、肾本脏，又能躁扰阳气致气血郁滞，化生火热，而火热亢盛反过来又可影响神明。

刘完素雕像

由于六气皆能化火，五志过极也可化热，故刘完素将病机十九条中属于火的10种病证扩大为23种，属于热的7种病证扩大为34种，共计57种，说明火热为病的广泛性。因此，刘氏突破《伤寒论》温药解表、先表后里、下不厌迟等成规，治疗善用寒凉之剂，将火热病证分为表证、表里同病、里证之类。主张用宣、清、通三法和辛苦寒药开发郁结、宣通气液，发明并总结出辛凉或甘寒解表、表里双解、攻下里热等治法证治火热证。创制防风通圣散、凉膈散、双解散、三一承气汤等清解表里热邪之剂。可见，刘完素对火热病证的治疗“补前人所未见，颇多创见”，故后世称之为“寒凉派”。

但是，刘氏临证并非一味寒凉，仍注重辨证论治，寒热温凉攻补之法，随证而施。他在《素问玄机原病式》明确提出：“病气热则除其热，寒则退其寒，六气同法，泻实补虚，除邪养正，平则守常，医之道也”。刘完素还提出“脏腑六气病机说”、“玄府气液说”，阐述和完善了《内经》亢害承制理论，为中医理论的发展做出重要贡献。尤其对火热病证的论述，被后人称为“热病宗河间”。

对于“五运六气”学说，刘氏一方面主张“不知运气而求医，无失者鲜矣”；另一方面，也并不认为人体发病完全受五运六气的格式所支配，反对机械搬用，而强调“主性命在乎人”、“修短寿天，皆人自为”。汉、唐、宋代对中风病多从外风立论，刘完素不受内虚邪中病机之束缚，提出热极也可导致中风，这是中风病因的重大突破，创制的三化汤、大秦艽汤、地黄饮子等治疗中风的方剂，对后世颇有影响。

张从正与攻邪论

张从正（约1156—1228年），字子和，号戴人，金代睢州考城（今河南兰考）人。曾任太医、军医，后辞归民间行医。自幼攻读医经，尤崇河间学说。撰有《儒门事亲》，凡15卷，其中前3卷为其亲撰，其他内容由麻知几、常仲明润色撰辑而成。张氏医学造诣很深，其施治方法非同寻常，以“治病者重在驱邪，邪去则正安，不可畏攻而养病”的“攻邪论”著称，被后世称之为“攻下派”。

张从正目睹当时医界嗜补之弊，精心研究《内经》、《伤寒论》等著作，结合本人长期临证经验，提出“病由邪生，攻邪已病”的论点。他认为人体得病都是邪气侵犯的结果，即“病之一物，非人身素有之，或自外而入，或由内而生，皆邪气也”。邪气由来虽然不一，或感受风、寒、暑、湿、燥、火六淫之气，或雾、露、雨、雹、冰、泥六邪，或酸、苦、甘、辛、成、淡六味不节，其皆非人体所固有。因此，治疗当施以攻法，以速去其邪为首要，“邪去而元气自复”。张氏分析“攻邪已病”机理，提出“邪之中人，轻则传久而自尽，颇甚则传久而难已，更甚则暴死”。若先论固其元气，以补剂补之，真气未胜，而邪气则交驰横鹜，而不可制。所以反复强调“先治其实，后治其虚”。张氏十分注重血气流通，认为血气壅滞也是邪气侵阻的结果，治疗也须先论攻邪。“陈荃去而肠胃洁，癓瘕尽而营卫昌”，邪去则正安。如寒则血行迟而少者，须先除其致病之寒，寒去则血行，血行则气和，气和则愈。

张从正攻邪方法主要是汗、吐、下三法，其应用范围非常广泛。凡具有疏散外邪作用的都为汗法，包括服用辛散解表药、灸、蒸、渫、洗、熨、烙、针刺、砭射、导引、按摩等，适用风寒邪气结搏于皮肤之间，藏于经络之内者。吐法，不单纯指药物催吐，而是包括引涎、漉涎、嚏气、追泪等上行之法，适用风寒宿食停滞胸膈之证。下法也不局限于泻下通便，凡是有下行作用的催生、下乳、磨积、逐水、破经、泄气等方法都属下法，适用寒湿痼冷、热客下焦者。张氏使用汗、吐、下三法除强调必须要辨阴阳、别表里、定虚实外，还告诫必须做到“中病即止”，以防耗伤正气。张氏并列举汗、吐、下三法的禁忌证。

张从正

张从正在理论上立倡攻邪，临证中善用攻下。但他并不废弃补养正气，提出“亦未尝以此三法，遂弃众法，各相其病之所宜而用之”，强调应用补法也须视病人之可补者，然后补之，提出有平补、峻补、温补、寒补、筋力之补和房室之补等。尤其重视食补，主张“养生当论食补，治病当论药攻”。此外，张氏运用情志疗法也颇有心得，善于利用情志制约、转移、适应法，治疗因情志过及所致疾病，被后人称为“以情易情”。《金史·列传第六十九》称赞他：“精于医，贯穿《素》、《难》之学，其法宗刘守真，用药多寒凉，然起疾救死多取效。”

李杲与脾胃论

李杲（1180—1251年），字明之，晚号东垣老人，金代真定（今河北石家庄市正定县）人。出身富豪之家。因母病被庸医所误，乃发愤学医，拜张元素为师，尽得其传，终成一代名医。他重视脏腑辨证，精于制方遣药，尤注重脾胃功能对人体生命活动的重要作用，创立“脾胃内伤学说”，代表作有《脾胃论》、《内外伤辨惑论》、《兰室秘藏》等。

“内伤脾胃，百病由生”，是李杲的主要学术思想。他继承发挥《内经》“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的观点，认为元气为人生之本，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不仅“元气乃先身生之精气也，非胃气不能滋之”，而且人身其他诸气也都由胃气所化。因此强调脾胃伤则元气衰，元气衰则疾病所由生，从而把“土为万物之母”的观点引入更广泛的范畴，被后世誉为“补土派”。李杲把升降沉浮作为人体元气活动变化的规律，认为“升已而降，降已而升，如环无端，运化万物”。强调脾胃是元气升降的枢纽，脾胃不但将水谷精气灌溉四脏，滋养周身，同时也排出废物，从而推动脏腑精气上下流动，循环化生。其中，李氏更注重升发，认为只有升，才有降。反之，便会产生种种病变。

人参药材

各种内伤病中，阴火证是李杲阐述的主要内容。他认为元气和阴火具有互相制约的关系。脾胃虚弱，元气不足，则阴火独盛；元气充沛，阴火自降敛；故提出“阴火为元气之贼”、“火与元气不两立”、“一胜则一负”等观点，并具体分析导致阴火产生的种种情况。他还归纳造成脾胃虚弱、阴火亢盛的三个重要原因，即饮食不节、劳役过度和精神刺激。认为饮食、劳倦、情志三者，在形成内伤病过程中，往往错综交织。其中精神因素常起先导作用，显然与李杲所处时代有关。当时正值中原战乱，百姓饥饱失常、精神恐惧、劳役不断，都严重损伤脾胃元气，所以李氏内伤病因带有明显的时代特征。

李杲重视脾胃，强调其升发作用，因而在治疗上注重温补脾胃、益气升阳。尤其对中气不足所致阴火证，创立“甘温除热”法。即用甘温之剂补益脾胃，升其阳气，泻其火热。所谓“内伤不足之病，苟误认作外感有余之病，而反泻之，则虚其虚也”“惟当以甘温之剂，补其中，升其阳，甘寒以泻其火则愈”。他所创制的补中益气汤、调中益气汤等，成为甘温除热的代表方。益气升阳是李氏的用药特点，但在阴火亢盛时，也每借苦寒药物从权施治，对苦寒泻火、解表泻火法也并不全弃。此外，李杲用升阳汤治疗气虚便秘，用圣愈汤治恶疮亡血之证，用黄芪当归人参汤治妇人经水暴崩，用黄芪汤治小儿慢惊风，用圆明内障升麻汤治白内障等，都反映出李杲的用药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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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杲“主对治疗”的主张

在临证用药方面，李杲主张“主对治疗”，即针对主要脉证制方用药，提出“时、经、病、药”四禁的用药准则，以及温食、减食、养食等食养事宜。其化裁张元素的枳术丸，用以治疗脾胃虚弱兼有积滞者。对脾胃实证，也采用峻剂攻下，可见李杲虽善于温补脾胃，但并不排斥其他治法。李杲创立的“脾胃论”，被誉为“医之王道”，对后世医家产生很大的影响。

朱震亨与相火论

朱震亨（1281—1358年），字彦修，著名医学家，金元四大家之一。元代婺州义乌（今浙江金华市义乌）人。世居丹溪，后人尊之为丹溪翁。早年习举子业，并粗通医术。36岁从朱熹四传弟子许谦为师，4年后因亲属多人殁于药误，于是弃举子业而学医，受业于名医罗知悌。尽受其术并旁通张从正、李杲之说，不仅在医学理论研究上具有很深的造诣，而且医术高超，很快名贯江浙。朱震亨撰有《格致余论》、《局方发挥》、《本草衍义补遗》、《金匮钩玄》等，前二书为代表作，而《丹溪心法》系后人将朱氏临证经验整理而成。

“相火论”是丹溪学说的重要内容。他认为自然界一切事物，包括人体生命活动都以动为主，而动则是相火作用的结果。所谓“天主生物，故恒于动。人有此生，亦恒于动，其所以恒于动，皆相火之为也。”但相火具有常与变的二重性。在正常情况下，人身相火寄于肝肾二脏，以肝肾精血为其物质基础，但与胆、膀胱、心包、三焦都有联系。故惟有裨补造化，以为生生不息，成为人体生理功能、生命活动的根本。相反，在异常情况下，相火动失其常，则又可成为疾病发生、病机逆转乃至死亡的主要原因。因此，朱氏一贯强调要保持相火的“动而中节”。对相火妄动的主要原因，朱氏认为有情志过极、色欲无度、饮食厚味等，并把“煎熬真阴，阴虚则病，阴绝则死”作为相火妄动致病的病机。由此可见，朱氏有关相火的理论，既补充了刘完素的“火热论”，又发展了李杲的“阴火说”。

朱震亨雕像

“阳有余阴不足论”是朱氏的主要学术思想，是他关于人体阴阳的基本观点，与“相火论”密切相关。朱氏运用“天人相应”理论，分析天地、日月、阴阳状况，观察人身生命发生发展过程中的生理现象，从而得出这一结论。他领悟到人身阴气难成而易亏，人的视、听、言、动都需要阴气供给，故人身在生理状态下已存有阳有余阴不足，更况“人之情欲无涯”，使本来就易动之相火“翕然而起”，必将进一步耗伤阴精，导致阴精虚损之病变。故在治疗中，朱氏创用滋阴降火法，强调补阴即火自降，泻火即以补阴，临证善用大补阴丸等滋阴降火之剂，被后世称为“滋阴派”。

第三节　金元医家的作用与医学趣闻

主要医学名家与医疗趣闻

金元时期，刘完素、张元素、张从正、李杲、王好古、朱震亨等医家的出现，以及所提的不同学术主张，极大地推动了中医理论的发展，在中国医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金元医家学术成就的取得，除了勤求古训、继承前人之说外，关键在于有创新之举。他们不被经典和古人之说所限，大胆提出自己的见解，经过长期临证实践的检验，终被后人认可，成为中医理论的重要内容。他们所创立的各种学说，理论上标新立异，改变了泥古不化的状况，打破因循守旧、一味尊古的局面，开创中医学术讨论、交流和争鸣的先河，促进中医理论的研究和发展，为不同学术流派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中药材黄芩

金元医家的学术理论都在总结前人经验和成就基础上，立足本人所处环境，结合自己临证实践而提出，具有继承性和创新性。当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而正是这些不足，也促进了后世新理论和新学说的不断产生。

1.刘翰

刘翰（919—990年）是北宋医官，沧州临津人（今河北临津）。曾在后周时任翰林医官，公元954年献《经用方书》30卷、《体集治世论》20卷。公元963年宋朝太常寺考试医官，以刘翰为优。公元972年任尚药奉御。公元973年宋太宗诏详定本草，刘翰和马志、翟煦、张景、吴夏皀、陈昭遇等人共同集修，编成《开宝新详定本草》20卷，公元979年升为翰林医官使。

2.王怀隐

王怀隐，宋代睢阳（今河南省商丘县）人。初为道士，后住河南的建隆观，精通医学。太平兴国初（976年）诏令还俗，为尚药奉御，后任翰林院医官使。公元978年，宋朝廷组织编修方书，命王怀隐、王祐、郑奇、陈昭遇等，广泛收集历代名方和民间验方，加以整理分类，于992年编成《太平圣惠方》100卷。

3.王维一

王维一（约987—1067年）又名王维德，北宋著名针灸学家，曾任太医局翰林医官。公元1023年奉命编修针灸书籍，对古代有关针灸的记载和针灸孔穴模型图详细加以考订，并将历代针灸穴位反复实践的丰富经验进行系统总结，于公元1026年编成《铜人腧穴针灸图经》3卷。公元1029年设计并主持铸造针灸铜人两具，对我国针灸学的发展有较大贡献。

4.林亿

林亿，宋熙宁间（1068—1077年）人，精通医术，为光录卿直秘阁。宋朝廷设立校正医书局，仁宗赵祯命林亿、掌禹锡、高保衡等校订医书。历经10多年，完成《素问》、《灵枢》、《伤寒论》、《金匮要略》、《脉经》、《诸病源候论》、《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外台秘要》等大型古典医籍的校订，他在医学史上有很大的功绩。

5.钱乙

钱乙（1035—1117年），字仲阳，宋郢州（今山东郓城）人。北宋著名儿科学家。钱乙父名颖，亦善医术，外出不归，母又早逝，是个孤儿。他幼年时寄养在他的姑母家中，成年后随其姑父吕氏学医。由于刻苦钻研，重视临床实践，成为杰出的儿科专家。公元1078—1085年间，先后治愈长公主及皇子病，授予翰林医学，继升任太医丞，后因病辞退。他读书很多，专业小儿科40年，积累了丰富而宝贵的临证经验。其理论和临床经验，经学生阎孝忠加以收集整理，于公元1114年编成《小儿药证直诀》。钱乙除善于儿科外，对于本草诸书，亦有研究，著有《伤寒指要》、《婴孩论》等若干卷，均已失传，终年82岁。

6.朱肱

朱肱，字翼中，号无求子，晚又号大隐翁，乌程（今浙江吴兴）人。1088年朱肱中过进士，因曾作过奉议郎的官，所以又被称为朱奉仪。但他不愿做官，后隐居杭州，专心研究仲景学说数十年，将《伤寒论》各证分类，设为百问，加以解答，于公元1108年写成《伤寒百问》。公元1114年宋王朝提倡医学，起用为医学博士。

朱氏的著作，主要是《南阳活人书》，该书初名《伤寒百问》，1118年将《伤寒百问》重加校正，并加附方，刻为《南阳活人书》20卷。

7.庞安时

庞安时，字安常，北宋蕲州蕲水（今湖北浠水）人。约生于11世纪后期（公元1042—1100年），卒时58岁。他出生在一个世医家庭，8岁时能过目不忘，开始他父亲让他学《脉经》，他认为太浅不够深奥，感到不满足。20岁时得病耳聋，他便读《太索》、《灵枢》、《甲乙经》诸书，只要读过，都能贯通。尤精于伤寒，为人治病，十愈八九。有人登门求诊治的，令居住其家调治，亲视饮食药物，必待病人全愈而方回，救活人无数。他的著作，主要有《伤寒总病论》，其他还有《难经解义》、《本草补遗》等书行世。

8.许叔微

许叔微，字知可，宋真州白沙（今江苏仪征）人，约生于公元1079—1154年。幼年时家贫，由于连遭时疫，父母相继病死。成年后精心研究医学，遇有病人求诊，不问贫富，均细心为人治疗，治愈无数患者。公元1132年科举考中进士，曾任徽州、杭州教官及翰林学士，故后人又称他许学士，卒年不详。

他对伤寒很有研究，著作有《伤寒百证歌》、《伤寒发微论》、《伤寒九十论》等，对张仲景《伤寒论》的辨证论治理论有进一步的阐发和补充。他善于化裁古方，创制新方。到晚年他将平生应用的验方和医案，整理编成《类证普济本事方》，颇切实际。

治“乳疮”良药蒲公英

古时候，有一大户人家的小姐忽然得了乳疮（急性乳腺炎），乳房又红又肿，疼得坐立不安。在封建礼教下，小姐羞于开口，不敢让别人知道，一直强忍着。后来，终于被母亲发现了，母亲以为女儿有越轨之事，骂道：“不要脸的东西，竟然得这种见不得人的病，真是给爹妈丢人啊！”小姐听出母亲话中有话，觉得母亲对自己犯了疑心，又羞又气，可又无法说清楚，于是心一横，趁夜深人静独自出走，来到江边投江自尽。

蒲公英

正巧，江上有一条渔船，船上有一个姓蒲的老渔翁和女儿趁着月光在撒网捕鱼。见有人投江，渔家姑娘忙跳入江中把小姐救起。问其原由，小姐把患乳疮的事告诉了渔家姑娘。姑娘将此事转告老渔翁，老渔翁想了想，对女儿说：“明天你给她采点药去。”

第二天，渔家姑娘按老渔翁的指点，从山上挖回一种有锯齿状长叶、长有白绒球的野草，熬成药汤给小姐喝。过了几天，小姐的病就好了。

小姐的父母听说小姐投江自尽，知道冤屈了女儿，又悔又急，忙派人到处寻找，终于在渔船上找到女儿。小姐哭别渔家父女，老渔翁让小姐把剩下的草药带着，嘱咐她如再犯病时再煎水服用。小姐给渔翁磕了3个头，回家去了。

后来，小姐叫人把草药栽种在花园里。为了纪念渔家父女，因为只知老渔翁性蒲，尊称蒲公，姑娘叫英子，她就给这种药取名为“蒲公英”。从此，蒲公英治乳疮的疗效就传开了。

蒲公英是菊科属多年生草本植物，味苦甘，性寒，有清热解毒、消肿散结等功效，治疗妇女乳腺炎，水煎服或捣烂外敷，均有很好的疗效。

大文豪欧阳修与车前子

宋朝大文豪欧阳修在宋仁宗时被任命为“参知政事”，这是一个相当于宰相的高官。

新官上任，本来就比较繁忙，加上欧阳修久有大志，如今身居高位，正可施展抱负，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不料天公不作美，欧阳修任职不久，就因饮食不慎而患“暴泻”病，日泻十余次，苦不堪言。

消息传开，宋仁宗皇帝当天即下旨令太医局的御医为欧阳修诊治。文武百官更是趁机巴结，纷纷到相府探病，推荐名医。可是，尽管名医高手们多方用药，欧阳修却依然暴泻不已。数日间便把这个原来体魄健壮的大学士折磨得骨瘦如柴，气息奄奄。欧阳修自己也已经绝望，暗中已在盘算如何安排后事了。

车前子

欧阳修的妻子见丈夫病重，心中非常焦急。一天，她偶然听丫环说，离相府不远的街市上，有一家小药店，专卖3文钱一帖的止泻草药，非常有效。抱着一线希望，她把这消息告诉丈夫，建议也买点来试试。欧阳修听罢摇了摇头，不以为然地说：“吾辈的脏腑与市井小民大不相同，岂可服用那种低贱的草药！”夫人听后却并不死心，她出生于贫民家庭，深知草药也能治大病。见明说不成，即暗中行事。悄悄派人去买回3帖，然后冒充太医局送来的新药，请丈夫服用。刚服药一帖，其病便霍然而愈。

夫人见药到病除，这才吐露了实情。欧阳修立即派人把药店主人请来，厚赠钱财，同时追问方中所用何药。卖药人既见赏赐丰厚，更兼高官询问，不敢隐瞒，当下如实回答说：“所用之药只有车前子一味，研为细末，每次用米汤冲服二钱，因车前子能通小便，利水道，水道利则清浊分，清浊分则泻自止矣。”欧阳修听了频频点头。从此，他再也不敢自诩高贵，瞧不起市井小民了。

根据中医理论，腹泻的一个重要治疗原则是“利小便以实大便”，而车前子是一味利水中药，正好切合这一治法。可见治愈欧阳修的药方虽简单，却是符合中医理论的治泻妙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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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前子的最早应用

车前子是多年生草本植物车前的成熟种子，在夏、秋两季种子成熟时采集，晒干，搓出种子，除去杂质，炒后备用。一般用量为每日10g左右。车前子入药很早，《神农本草经》即有收载，说它是“利水通淋、除湿止泻、清热明目的良药”。《名医别录》说它“明目、序赤痛”。《本草纲目》记载车前子“导小肠热，止暑湿痢”。车前子还可清肺化痰，对目赤肿痛也有良好功效。唐代诗人张籍患眼病，他的友人韦开州特地从3000余里之外的开州给他寄来当地中午采集的车前子。张籍请教多位中药师傅，个个都告诉他“这种车前子治疗眼病最神效”。张籍深受感动，便作诗致谢。他在题为《答韦开州寄车前子》的诗中写道：“开州午日车前子，作药人皆道有神。惭愧使君怜病眼，三千余里寄闲人。”张籍按医嘱服药，果然眼病治愈。

善用经典出奇制胜的李东垣

南宋时期，著名中医专家李东垣擅长使用温补脾胃之法治疗各种疾病，他所著的《脾胃论》，至今仍是指导中医临床的重要著作。李东垣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不仅擅用补益脾胃之方药，而且在临床上经常联系实际研读中医经典，在经典的指导下用药“出奇制胜”，挽救了许多危重病人。

一次，开封汴京的一位官员王善浦患了严重的尿闭症，开始尿量极少，慢慢渐至小便点滴不通，患者腹胀如鼓，眼珠突出，膝以上皮肤坚硬欲裂，无法进食。家属请来的几位医生，都给其服用甘淡渗泄的利尿药物。利尿药虽服了不少，但尿液依然点滴难排，患者生命已危在旦夕。

眼看病情越来越重，病家慕名请到李东垣上门诊治。李东垣仔细把脉诊察后，又翻阅了以前医生所开的药方，感到对如何用药尚无把握，只好对病人家属说：“这个病太复杂，按一般常法用药不能奏效，须得深思熟虑，让我回家再想想吧。”家属见他说得在理，也就同意了。

李东垣回家后，反复思考病人的脉、症及用过的方药，冥思苦想半天，仍未得其解。夜已很深，李东垣干脆和衣而卧，默诵《黄帝内经》。半夜，他突然从床上跃起，连声自语道：“有办法了！”

李东垣想出了什么办法呢？原来，当他默诵《黄帝内经》中的名句“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气化则能出矣”时，想到病人小便排不出，是气化不利的缘故。但前面的医生都已用过甘淡渗泄的利尿助阳药，本能促其气化，为什么却无效呢？李东垣这时又想到了唐代医学家王冰注释《黄帝内经》的名句：“无阳者，阴无以生；无阴者，阳无以化。”终于悟出了其中的道理：气化过程靠阴精与阳气共同作用完成，甘淡渗利药虽能化阳，但病人久病阴液大伤，有阳无阴，气化仍不能正常进行，故病人尿液无法排出。

第二天一早，李东垣又来到病人家中，在甘淡渗利药中加用了大量滋阴中药，使药方助阳与养阴并重。果然，病人服药后尿量渐渐增加，服药5剂后排尿恢复正常，其他症状也随之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