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清代的服饰

清朝是以满族统治者为主的政权机构，满族旗人的风俗习惯影响着中原地区。清代纺织技术精良，几千年来世代相传的传统服制度，由于满族贵族的“剃发易服”、“十从十不从”、“留头不留发”政策以及大量的屠杀汉民，造成了中国传统的衣冠的消亡。这种屠杀式的变革，是中国传统服制的又一次变态式的发展，是历史上“胡服骑射”、“开放唐装”之后的第三次明显的突变。

第一节　清代纺织工艺的发展

明、清时期的丝、麻、棉、毛的纺织、印染和刺绣等，直接关系到整个民族的衣着，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民间织绣遍地开花。在这一雄厚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织、染、绣等行业，有着蓬勃的生命力。其生产中心已经转移到江南地区，最集中的为江宁（今南京市）、苏州和杭州等地。元、明、清三朝都在江宁、苏州和杭州三处设立设办的、专门督办宫廷御用和官用各类纺织品的织造局。

清朝初年，明代织造局久经停废。清顺治二年（1645年）恢复江宁织造局；四年又重建杭州和苏州织造局。八年，又确立了“买丝招匠”制的经营体制，并成为清代江南三织造局的定制。管理各地织造衙门政务的内务府官员，通称织造。《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祖父曹寅，就曾任江宁织造20年之久。

相对于隶属官府的织造局，民间纺织厂叫做机房，“机户出资，机工出力”，是明清两代重要的资本主义萌芽形式。

织锦

在古代丝织物中，锦是代表最高技术水平的织物。“锦”字，是“金”字和“帛”字的组合，《释名·采帛》说：“锦，金也。作之用功重，其价如金。故唯尊者得服。”这是说，锦是豪华贵重的丝帛，在古代只有达官贵人才能穿得起。清代苏州、江宁多生产重经或重纬的彩色提花丝织锦。清代织锦，花纹更加繁缛精美，配色愈趋富丽隽雅，退晕更迭、变化无穷，显得愈加辉艳而又和谐。浙江以素织为著，苏州以妆花见长。妆花系采用“挖花”工艺，可随时换色，多达20余种。苏州织锦，图案多仿宋代锦纹，格调秀丽古雅，亦称宋锦。江宁织锦，质地厚重，以金丝勾边，彩色富丽，气势阔绰，采用由浅至深的退晕配色方法，犹如绚丽的云霞，故有云锦之誉。

苏州织锦织工精细，更因花色具有宋代典雅的遗风而得“宋锦”之名。清康熙年间，有人从江苏泰兴季氏家购得宋代《淳化阁帖》十帙，揭取其上原裱宋代织锦22种，转售苏州机户摹取花样，并改进其工艺进行生产，苏州宋锦之名由是益盛。此时苏州宋锦用双经轴将地经与特经（纹经）分开，以地经织经面斜纹或平纹的地组织。特经每隔二、三、六根地经牵入一根，在花部与纹纬平织或织成纬斜纹，无花处织入背面，用以固结浮纬。纬丝由长织梭与分段换色的短跑梭配合，从而达到色彩丰富的效果。苏州宋锦根据工艺的粗精、用料的优劣、织物的厚薄及使用性能，又分为重锦、细色锦、匣锦3种。

清代御用云锦

重锦是明清宋锦中最贵重的品种。选用优质熟色丝、捻金线、片金线，在三枚斜纹的地组织上，由特经与纹纬交织成三枚纬斜纹花。花纹一般用很多把各色长织梭来织，在某些局部用短跑梭配合。例如北京故宫博物院保存的清康熙“云地宝相莲花重锦”，地经和特经是月白色的，长织纹纬用墨绿、浅草绿、湖蓝、玉色（带有蛋青色的白）、宝蓝、月白（极浅的浅蓝）、沉香（发黄的棕色）、黄色、雪青（浅青莲色）、棕黄、粉红、浅粉、白色、捻金线等14把长织梭与1把大红色特跑梭（每隔一段距离才织的）来织制，色彩绚烂壮观，这种重锦是宫廷制作铺垫及陈设的用料。

南京云锦是至善至臻的民族传统工艺美术珍品之一，是南京传统的提花丝织工艺品，是南京工艺“三宝”之首。明末清初的诗人吴梅村有一句诗就是用来描写南京云锦的：“江南好，机杼夺天工，孔雀妆花云锦烂，冰蚕吐凤雾绡空，新样小团龙。”

清代云锦品种繁多，图案庄重，色彩绚丽，代表了历史上南京云锦织造工艺的最高成就。清代云锦配色多达十八种，运用“色晕”层层推出主花，富丽典雅、质地坚实、花纹浑厚优美、色彩浓艳庄重，大量使用金线，形成金碧辉煌的独特风格。由于用料考究，织工精细，图案色彩典雅富丽，宛如天上彩云般的瑰丽，故称“云锦”。现代只有南京生产，常称为“南京云锦”。至今已有1580年历史。南京云锦与成都的蜀锦、苏州的宋锦、广西的壮锦并称“中国四大名锦”。

缂丝

历经宋元明时期的不断发展，到清代乾隆时期，随着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日趋繁盛，缂丝实用品和欣赏品大量生产，且广泛应用于制作御制诗文书画、御用服装、宫廷陈设及佛像梵经等，盛极一时。这一时期缂丝艺术的领域进一步扩大，题材广泛，缂工精美，登上了第二个高峰。

清代的缂丝中心仍在苏州和南京，但规模较明代进一步扩大。清廷内务府黄册记载，苏州每年都要办解缂丝产品若干批，每批少者三五件，多者一二百件，这些缂丝产品除有大量袍褂、官服、补子、屏风、挂屏、围幔、桌围、椅披、坐褥、靠垫、迎手、荷包、香袋、扇套和包首等实用品外，还有大量以书画、诗文和佛像等为内容的欣赏品。缂丝成品上交织造局作为贡品，解往京城供皇帝及官用。生产规模的扩大，使清代缂丝现存数量较历代丰富得多。

清代缂丝成品正反两面如一，与苏绣双面绣有异曲同工之妙。与刺绣、玉雕和象牙雕、景泰蓝并称为中国四大特种工艺品，并与云锦合称为中国两大珍品手工丝织物。古有“织中之圣”和“一寸缂丝一寸金”的美誉。由于经得起历史的考验，又被称之为“千年不坏艺术织品”。

乾隆时期的缂丝题材丰富，用丝细匀，缂织紧密整齐，精巧牢固，画面多以繁缛绮丽取胜，多为精品。这时期除沿用传统的平缂、搭梭、掼、构、木梳戗、长短戗、凤尾戗和子母经等缂织技法外，还创造了双面缂（又称透缂）技法，即缂丝的正反两面花纹完全一致，均清楚平整，精细规矩，不露线头和线结。这一缂丝技法可较多地用于制作双面屏风、隔扇、宫灯和扇面等，提高了作品的装饰效果和实用价值。有的朝袍和龙袍也用双面缂织制，使衣装的表里两面花纹效果完全一样，可以突出地显出双面透缂技巧。

乾隆时期缂丝在色线的运用上，能熟练地运用两种不同色相或不同明暗度的色丝合捻而成的合色线，用以表现物象的色彩肌理及明暗变化。例如用纯绿色的合股丝缂织花叶的阳面，用深绿与黄绿的合色线缂织阴面，使叶子呈现出明暗变化。又如鸟禽羽毛用白色和灰色合捻的线缂织，表现出绒毛的细腻柔和感，增强了物象栩栩如生的真实效果。

缂丝的配色上开始流行同一种色由深到浅渐进推移的“三蓝缂法”“水墨缂法”和“三色金缂法”等技法。“三蓝缂法”是在浅色地上，用深蓝、品蓝、月白三种色相相同、色调不同的丝线作退晕处理，用戗缂技法缂织成各种花纹图案，鲜耀明丽，较明代缂丝的素雅沉稳，别具风格。“水墨缂法”是在浅色地上用黑色、深灰、浅灰三晕色戗缂法织制花纹，以白或金勾边，具有素雅庄重的艺术效果。“三色金缂法”，是在深色地上用赤圆金、淡圆金和银色三种捻金银线缂织，使缂丝作品有花纹闪亮的效果。如金龙，用赤圆金线和银线缂织龙鳞，用淡圆金线绞边，或缂织爪尖和尾梢等部位，使龙纹光亮耀目，异常突显。此外，“三蓝缂法”和“水墨缂法”也有的加金线勾边。

缂丝艺术自南宋以来，仿摹名人绘画的缂丝作品，也有在某些图像精微处毛笔补彩的做法，但加绘的部分在整个作品中所占比重很少。到乾隆时，较多地出现了“缂绣混合法”工艺，即同一件作品综合运用了缂丝、刺绣和彩绘三种不同的技法，缂、绣、绘合璧，是乾隆时缂丝作品非常流行的一种形式，它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织物的装饰效果，丰富和提高了缂丝艺术的表现力。如故宫博物院藏乾隆四十六年（1871年）的缂丝加绣《九羊消寒图》轴就是运用这种“缂绣混色法”。画面的背景和陪衬的花纹，如天空、地面、山石、流云、水池等，是以平缂、结缂、搭梭、掼等技法缂织，人物及主体纹样，如童子的面部、衣服及羊只、花草等用套针、戗针、打籽、网针、钉线、擞和针、辑线绣等多种刺绣针法绣制，而梅树、茶树和桦树的树干等局部则是在缂丝和刺绣的地上，再用画笔敷彩加染而成。图轴的每一部位，都能根据物象形态，灵活地变换使用缂、绣或画的不同技法。

古代刺绣图案

正所谓“物极必反”。随着缂丝中着笔的过多以至滥用，也成了缂丝织制中偷工取巧者常用的伎俩，甚至仅仅在物象的花纹轮廓处加以缂织，余皆以笔绘染。这种状况在乾隆以后尤为突出，这无疑大大削弱了缂丝艺术独具的特色，断送了它的艺术生命。随着清王朝国势的没落，缂丝粗制滥造之作充斥于市，即便宫廷之物也罕有精品，一度辉煌的清代缂丝艺术呈现江河日下之势了。时至晚清，随着国势衰弱，中国近代战乱不断，缂丝工业甚至出现了濒临绝种的状态。

刺绣及其他

明清刺绣业迅速发展，形成不同地方特色，出现了顾绣、苏绣、湘绣、粤绣、蜀绣、京绣。顾绣始于明嘉靖年间的上海顾名世家，故名，顾绣以绣绘结合著称，所织物品深得当时名流董其昌等许多书画家的赏识和推崇，以唯一的文人绣派闻名当时并影响后世。苏绣以针脚细密，色彩典雅为特点，其工艺讲究平齐细密，匀顺和光，图案多采用分面推晕的方法，具有浓郁的装饰性。湘绣于清代后期形成独立系统，作风写实，以猛兽为题的作品最具特色，其针法多用施针，同时间以双印、四印、齐、柔等一系列针法，所绣物象富有真实感。粤绣以百鸟、鸡等为题，花纹繁缛，色彩浓艳，具有独特的效果。蜀绣以成都为中心，以用线工整厚重，设色明快，而受到人们的喜爱。京绣以皇室绣作为中心，以皇家为服务对象，绣品精巧富丽。另外，像北京洒线绣及山东、河北的衣线绣等也颇具地方风采。

早期顾绣作品——《文姬归汉》

印染业在清代已遍及全国城镇，工艺发达，色彩丰富，主要有染经绸、夹缬、蜡染、蓝白印花布、油彩印花布、滚筒印花布、浇花布等品种。毛质毡毯以蒙、藏、维吾尔等少数民族地区最为盛行，均富有本民族特色。苏州则以擅纺织洋毯著称。

少数民族的纺织、印染、刺绣、编织等大都由妇女完成，因多数是自己使用，故随心所欲，不拘一格。壮族的壮锦，维吾尔族的回回锦、和阗绸、金银线地毯，藏族氆氇，苗族蜡染，黎、哈萨克等族的刺绣都是各民族手工艺的瑰宝。

第二节　清代服饰的发展

清朝是我国服装史上改变最大的一个时代。服装文化上的满汉交融是这一时代的突出特征。满族建立的清朝，也是入主中原后，保留原有服装传统最多的非汉族王朝。满族八旗服饰随朝代的变更进入关内，满族的风俗习惯也影响了广大的中原地区。

清代服制改变，从公服开始逐渐推向常服。满人入关之初，汉人反满情绪高涨，以各种形式发泄反清情绪，抵御外族的入侵。因此，清初的统治者把是否接受满族服饰看成是否接受其统治的标志，以暴力手段强令推行“剃发易服”，按满族习俗要求全国男子更装；女子的更装是逐步实现的。

顺治元年十月也曾有令，命文官衣冠按明代服制，民装无规定。但到了顺治二年六月即规定全国男子剃发，留辫垂于脑后，限旬日（十天之内）内一律遵行，违者杀而无赦。有许多男子不愿剃发，甚至不惜改扮女装。由于拒绝剃发而迫死的不计其数，而被逼无奈改扮女装的也为数不少。顺治四年十一月确定官民服饰之制，但只限服色和使用材料，所服之式样仍无明确规定。顺治九年，钦定《服色肩舆条例》颁行，从此彻底废除了浓厚汉民族色彩的冠冕衣裳，要求男子穿瘦削的马蹄袖箭衣、紧袜、深统靴。但官民服饰依律泾渭分明。

乾隆帝亦属好大喜功、浮慕好名之君。他认为，只有承袭一套蕴涵在衣冠制度中的政治理论，而不必是外观形式，方能传国长久。为此，乾隆帝亲自制定了清朝皇室贵胄和各级官员详细的冠服制度，并图示说明，以后子孙也能“永守勿愆”。这一时期，居住在城市和人口稠密地区的平民普遍服用旗装，但闭塞地方的平民仍然不服用马褂，也不戴红缨帽。即使一些留有发辫的男人，也将辫盘绕在头顶，再加戴一顶毡帽，外观上很难辨认出来。特别是清初时留辫很短小，就更不好分辨。

清朝入主中原初期的摄政王多尔衮，当时清朝政府强制“变服、易发”政策多由其主持实施

当时女子改装阻力更大。明装非但难以废除，反而大大吸引了满人，不少旗人还特意模仿汉装。尽管乾隆时期宫中一再降旨，禁止满人缠足，但异族女装的吸引力，使得不少满人违抗旨令的现象时有发生。

客观上来说，清代服制的变化，是由外力强制促使而产生的民族意识层面上的改革与变化。从衣着特点和后世传播的持久性来看，它确实是一种成功有效的手段。但是这种所谓的“成功”却是以民族压迫与屠杀的方式去实现的。有压迫就有反抗。直至清末太平天国和辛亥革命时期，人们依旧使用“蓄发”、“剪辫子”以及“异服”等手段以宣示自己区别于清朝。

最终，旗装以其用料节省，制作简便和服用方便，取代了古代的衣裙，这是后人易于接受的主要原因。时至今日，它已对国内外产生了“一代优美服饰”的影响。

清代冠服制度

清代官服制度，反映了清代社会政治制度的特点。清统治者是以骑射武力征服中原，要维持其少数统治多数的格局，巩固政权，就不能忘记根本。反映在服饰的典章制度中也是以“勿忘祖制”为戒。清太宗皇太极崇德二年（1628年），就曾谕告诸王、贝勒：“我国家以骑射为业，今若轻循汉人之俗，不亲弓矢，则武备何由而习乎？射猎者，演武之法；服制者，立国之经。嗣后凡出师、田猎，许服便服，其余悉令遵照国初定制，仍服朝衣。并欲使后世子孙勿轻变弃祖制。”（《清史稿·舆服志》）作为载入史册的清代官服定制，是乾隆皇帝所定，距清定都北京已近百年。直至清末，官服制度再无大的变动。这是一套极为详备、具体的规章，不许僭越违制，只准“依制着装”。上自皇帝、后妃，下至文武官员以及进士、举人等，均得按品级服用。

1.冠帽

清代帝王、皇族及各级官员外出都要戴帽，这体现了满族的习俗。清代官员戴的帽子有礼帽、便帽之别。礼帽即朝冠，俗称“大帽子”，根据不同场合，变化繁多。有用于祭祀庆典的朝冠、常朝礼见的吉服冠、燕居时常服冠、出行时行冠、雨时雨冠等。每种冠制都分冬夏两种，冬天所戴之冠称暖帽，夏天所戴叫凉帽。暖帽一般是用毛皮、缎子或呢绒、毡子做成的圆形帽，四周卷起约二寸宽的帽檐，依天气冷暖分别镶以毛皮或呢绒。凉帽形如圆锥，无檐，俗称喇叭式。一般用竹、藤丝编织，有的还要挂上绫罗等高档面料，多用白色，也有用湖色、黄色等。

清乾隆帝朝冠朝服像

皇帝朝冠分冬夏二式。冬天的暖帽用熏貂、黑狐。暖帽为圆形，帽顶穹起，帽檐反折向上，帽上缀红色帽纬，顶有三层，用四条金龙相承，饰有东珠、珍珠等。凉帽为玉草或藤竹丝编制而成，外裹黄色或白色绫罗，形如斗笠，帽前缀金佛，帽后缀舍林，也缀有红色帽纬，饰有东珠，帽顶与暖帽相同。皇子、亲王、镇国公等的朝冠，形制与皇帝的大体相似，仅帽顶层数及东珠等饰物数目依品级递减而已。皇帝的吉服冠，冬天用海龙、熏貂、紫貂，依不同时间戴用。帽上亦缀红色帽缨，帽顶是满花金座，上衔一颗大珍珠。夏天的凉帽仍用玉草或藤竹丝编制，红纱绸里，石青片金缘，帽顶同于冬天的吉服冠。常服冠的不同处是帽为红绒结顶，俗称算盘结，不加梁，其余同于吉服冠。行冠，冬季用黑狐或黑羊皮、青绒，其余如常服冠。夏天以织藤竹丝为帽，红纱里缘。上缀朱牦。帽顶及梁都是黄色，前面缀有一颗珍珠。

清代官帽左：三品暖帽，插双眼花翎。右：五品凉帽，插单眼花翎

文武官员官帽品级的区别，一是在于冬朝冠上所用毛皮的质料不同：以貂鼠为贵，其次为海獭，再次为狐，以下则无皮不可用；而更主要的是帽子顶端最高部分镂花金座上的顶珠，以及顶珠下的翎枝不同。这就是清代官员显示身份地位的“顶戴花翎”。顶珠的质料、颜色依官员品级而不同。一品用红宝石，二品用珊瑚，三品用蓝宝石，四品用青金石，五品用水晶石，六品用砗磲，七品用素金，八品镂花荫纹，金顶无饰，九品镂花阳纹，金顶。雍正八年（1730年），更定官员冠顶制度，以颜色相同的玻璃代替了宝石。至乾隆以后，这些冠顶的顶珠，基本上都用透明或不透明的玻璃，称作亮顶、涅顶的来代替了。如，称一品为亮红顶，二品为涅红顶，三品为亮蓝顶，四品为涅蓝顶，五品为亮白顶，六品为涅白顶。至于七品的素金顶，也被黄铜所顶替。至于一般的军士、差役以及下级军政人员都戴似斗笠而小的纬帽。

顶珠之下，有一枝两寸长短的翎管，用玉、翠或珐琅、花瓷制成，用以安插翎枝。翎有蓝翎、花翎之别。蓝翎是鹖羽制成，蓝色，羽长而无眼，花翎等级为低。花翎是带有“目晕（即羽毛上的圆斑）”的孔雀翎。“目晕”俗称为“眼”，在翎的尾端，有单眼、双眼、三眼之分，以翎眼多者为贵。顺治十八年（1661年）曾对花翎作出规定，即亲王、郡王、贝勒以及宗室等一律不许戴花翎，贝子以下可以戴。以后制定：贝子戴三眼花翎；国公、和硕额驸戴双眼花翎；内大臣，一、二、三、四等侍卫、前锋、护军各统领等均戴一眼花翎。

清初，花翎极为贵重，唯有功勋及蒙特恩的人方得赏戴。康熙时，福建提督施琅以平定台湾功第一，诏封靖海侯，世袭不变。而施琅却上疏辞却侯爵，恳请依内大臣之例赐戴花翎。经部议，在外将军、提督没有给翎先例。最后，还是由康熙帝特别降旨赐戴。以世袭侯爵换取一翎，足见当时花翎之贵重。而“顶戴花翎”也就成为清代官员显赫的标志。到清中叶以后，花翎逐渐贬值。道光、咸丰后，国家财政匮乏，为开辟财源，公开卖官鬻爵，只要捐者肯于出钱，就可以捐到一定品级的官衔，穿着相当的官服，荣耀门庭，欺压地方。清代小说《红楼梦》写秦可卿死后，贾珍因贾蓉不过是个“黉门监生”，写在灵幡上不大好看，就用1000两银子为贾蓉捐了个五品职衔的龙禁尉，使葬礼风光了许多（《红楼梦》第十三回）。这实际上就是此时官场黑暗的真实写照。清初极为难得的翎枝，此时也明码标价出售。开始是广东洋商（专营对外贸易的商人）伍崇耀、潘仕成捐输十数万金，朝廷无可嘉奖，遂赏戴花翎。以后，海疆军兴，捐翎之风更盛，花翎实银一万两，蓝翎5000两。以后又按照捐官之项折扣，数目很少，捐者遂多。咸丰九年（1859年）时，条奏捐翎改为实银，不准折扣，花翎7000两，蓝翎4000两。此时的顶戴花翎其实已变了味道。但其象征荣誉的作用依然存在。直至晚清，李鸿章因办洋务有功，慈禧赏他戴三眼花翎。

妇女中的等级最高者自然是皇后、皇太后，以下还有亲王、郡王福晋（满语“妻子”，可译为“夫人”），贝勒及镇国公、辅国公夫人，公主、郡主等皇族贵妇，以及品官夫人等的冠饰也都有所不同。

皇太后、皇后朝冠，极其富丽。冬用熏貂，夏用青绒，上缀红色帽纬，顶有三层，各贯一颗东珠，各以一只金凤相承接；冠周缀七只金凤，各饰九个东珠，一个猫睛石，21颗珍珠。冠后饰一只金翟，翟尾垂五行珍珠302颗。中间一个金衔青金石结，末缀珊瑚。冠后护领垂二条明黄色条带，末端缀宝石。皇后以下的皇族妇女及命妇的冠饰，依次递减。嫔朝冠承以金翟，以青缎为带。皇子福晋以下将金凤改为金孔雀，也以数目多少及不同质量的珠宝区分等级。

清代贵族妇女的冠饰还包括金约、耳环之类的饰物。金约是用来束发的，戴在冠下，这也是清代贵族妇女特有的冠饰。金约是一个镂金圆箍，上面装饰云纹，并镶有东珠、珍珠、珊瑚、绿松石等。皇太后和皇后的金约，上缀青金石、绿松石、珍珠、珊珊等为垂褂物。

耳饰，按清制规定：“左右各三，每具金龙衔一等东珠各二。”皇太后和皇后的耳饰为金龙衔一等珠，左右各三：贵妃和宫中贵人佩戴三副耳坠。原来满族妇女的传统习俗是一耳戴三钳，与汉族妇女的一耳一坠不同。满族女子小时即需在耳垂上扎三个小孔，戴三只耳环，一个小小的耳垂负担三只耳环，其苦可知。皇太后、皇后耳饰的重负，无异于一种刑罚。但满族统治者却乐此不疲，一再强调，不许更改。乾隆皇帝甚至特为此事下过诏谕：“旗妇一耳戴三钳，原系满洲旧风，断不可改饰。朕选看包衣佐领之秀女，皆带一坠子，并相沿至于一耳一钳，则竟非满洲矣，立行禁止”。以至到民国时期，满洲妇女中仍有沿此陋习的。

2.袍服

清代皇帝服饰有朝服、吉服、常服、行服等。

清代龙袍

皇帝朝服也分为冬夏二式。冬夏朝服的区别主要在衣服的边缘，春夏用缎，秋冬用珍贵皮毛为缘饰。朝服的颜色以黄色为主，尤以明黄为贵，只有在祭祀天时用蓝色，朝日时用红色，夕月时用白色。朝服的纹样主要为龙纹及十二章纹样。一般在正前、背后及两臂绣正龙各一条；腰帷绣行龙五条襞积（折裥处）前后各绣团龙九条；裳绣正龙两条、行龙四条；披肩绣行龙两条；袖端绣正龙各一条。十二章纹样中的日、月、星辰、山、龙、华虫、黼、黻八章在衣上；其余四种藻、火、宗彝、米粉在裳上，并配用五色云纹。

一般所谓皇帝的“龙袍”属于吉服范畴，比朝服略次一等，多为平时穿着。穿龙袍时，必须戴吉服冠，束吉服带及挂朝珠。龙袍以明黄色为主，也可用金黄、杏黄等色。古时称帝王之位，为九五之尊。九、五两数，通常象征着高贵，在皇室建筑、生活器具等方面都有所反映。清朝皇帝的龙袍，据文献记载，也绣有九条五爪龙。从实物来看，前后只有八条龙，与文字记载不符，缺一条龙。有人认为还有一条龙是皇帝本身。其实这条龙客观存在着，只是被绣在衣襟里面，一般不易看到。这样一来，每件龙袍实际即为九龙，而从正面或背面单独看时，所看见的都是五龙，与九五之数正好相吻合。另外，龙袍的下摆，斜向排列着许多弯曲的线条，名谓水脚。水脚之上，还有许多波浪翻滚的水浪，水浪之上，又立有山石宝物，俗称“海水江涯”，它除了表示绵延不断的吉祥含义之外，还有“一统山河”和“万世升平”的寓意。

蟒袍，也叫“花衣”。蟒与龙形近，但蟒衣上的蟒比龙少一爪，为四爪龙形。蟒袍是官员的礼服袍。皇子、亲王等亲贵，以及一品至七品官员俱有蟒袍，以服色及蟒的多少分别等差。如皇子蟒袍为金黄色，亲王等为蓝色或石青色，皆绣九蟒。一品至七品官按品级绣八至五蟒，都不得用金黄色。八品以下无蟒。凡官员参加三大节、出师、告捷等大礼必须穿蟒袍。

清朝补服是清代主要的一种官服，也叫“补服”，其长度比袍短，比褂长，穿着的场所和时间也较多。凡补服都为石青色。

圆形补子为皇族亲贵所用，有以下几种样式：皇子绣五爪正面金龙四团，前后两肩各一团，间以五彩云纹；亲王绣五爪龙四团，前后为正龙，两肩为行龙；郡王绣有行龙四团（前后两肩各一）；贝勒绣四爪正蟒二团（前后各一）；贝子绣五爪行蟒二团（前后各一）。

方形补子为各级官员所用，是区分官职与品级的主要标志。文官：一品绣鹤；二品绣锦鸡；三品绣孔雀；四品绣雁；五品绣白鹇；六品绣鹭鸶；七品绣鸡；八品绣鹌鹑；九品及未入流的绣练鹊。武官：一品绣麒麟；二品绣狮子；三品绣豹；四品绣虎；五品绣熊；六、七品绣彪；八品绣犀牛；九品绣海马。

清代亲王团龙补服图样

四、五品以上官员还项挂朝珠，用各种贵重珠宝、香木制成。朝珠无疑是源于佛教的数珠，它构成清代官服的又一特点。朝珠由一百零八颗圆珠串成，上面还附有三串小珠，用细条贯串，挂在颈项间垂于胸前。

清代女子服装，有公服、礼服和常服。公服是自皇后至七品命妇规定的服制；礼服在民间指的是吉服或丧服。婚丧嫁娶及寿日的衣服，宫廷中是按命妇的品级规定的；常服形式多，变化服用也自由得多。

宫廷中上至皇太后，下至皇贵妃，其朝服朝褂的具体规定和配套的各种珠宝饰物在《大清会典》图卷中和《大清通礼》卷中都有记载，皇后、皇太后，亲王、郡王福晋，贝勒及镇国公、辅国公夫人，公主、郡主等皇族贵妇，以及品官夫人等命妇的冠服，与男服大体类似。

晚清庆亲王爱新觉罗·奕劻朝服照

皇太后、皇后和皇贵妃的朝服由朝冠、朝袍、朝褂、朝裙及朝珠等组成。

朝服以明黄色缎子制成，披领和袖均用石青，肩的上下均加缘。朝服也分冬夏两类，区别在于冬朝服要加貂缘。朝服的基本款式是由披领、护肩与服身组成。朝服上面绣有金龙、行龙、正龙以及八宝平水等图案绣文。皇太后和皇后的领约，以缕金铸之，以珍珠、绿松石、珊珊为饰。披领也绣龙纹。

皇太后、皇后、皇贵妃、贵妃、妃和嫔的冬朝裙，用片金加海龙缘，红织金寿字缎和石青行龙庄缎；夏朝裙用缎纱，图案与冬裙相同。

朝褂是穿在朝袍之外的服饰，其样式为对襟、无领、无袖，形似背心。皇太后、皇后、皇贵妃的朝褂，用石青色片金缘，以立龙、正龙和万福万寿为绣衣图案。领后垂明黄绦，饰以珠宝；也有以正龙、行龙或立龙和八宝平水为图案绣文。

皇太后和皇后着朝服时胸前挂有三盘朝珠，均为珍珠和珊珊等高档饰物制成；皇贵妃、贵妃和妃的朝珠，是用密珀为饰。这种朝珠共计一百零八颗，分四部分，以三颗大珠间隔，每个部分二十七颗。皇太后、皇后和皇贵妃配有绿色采，绦用明黄色，绣文为五谷丰登。

皇后常服样式，与满族贵妇服饰基本相似，圆领、大襟，衣领、衣袖及衣襟边缘，都饰有宽花边，只是图案有所不同。

皇子福晋的吉服褂色用石青有绣文；皇子福晋蟒袍用香色，通绣九蟒五爪；文武官一品至九品的夫人所着补服随夫品级，补子的形制为方，清末品官的命妇有用圆形补底。各种品级命妇补子的图案，均以绣蟒为装饰。这一点与明代有些不同，明代命妇大衫不绣蟒，而只绣雉（瞿）、孔雀、鸳鸯和练鹊。无品级的夫人用天青色大褂，不用补子，红裙，衣袖口边镶绣可随意。而妾只能用粉红色和淡蓝色。清代命妇的凤冠（又名“珠冠”，因冠上以珠为主要装饰），霞帔、蟒袄没有规定。

末代皇后婉容大婚朝服照

清代还有一种黄马褂，属于皇帝的最高赏赐，是较受荣宠者的服装，有四种人才可以享用：

一是皇帝出巡时，所有扈从大臣，如御前大臣、内大臣、内廷王大臣、侍卫、仆长等皇帝的心腹之人，并可在帽顶后端插戴孔雀翎。这种黄马褂没有花纹，是取淡黄色（即明黄色；只有正黄旗官员为区别原有旗装用金黄色）纱或绸缎原料制作，又叫“职任褂子”，卸职之后便不可继续穿用。

二是竞技场上比武的优胜者，每年“行围”时猎获珍贵禽兽较多的大臣可以享用，称为“行围褂子”。服用这种黄马褂时文官用黑色纽袢，武将用黄色纽袢。奖励仪式结束后即需脱下。

三是勋臣及作战有功的高级武将和统兵的文官所获的赏赐，称为“武功褂子”。这种“黄马褂”最受朝廷重视，被赏赐者也视此为极大的荣耀。赏赐黄马褂也有“赏给黄马褂”与“赏穿黄马褂”之分。“赏给”是只限于赏赐的一件，“赏穿”则可按时自做服用，不限于赏赐的一件。如乾隆时，段秀林为古北口提督。一次随驾扈从热河，乾隆帝召见时，见他须发皆白，便问他尚能骑射否？段秀林答：“骑射乃武臣之职也，年虽老，尚能跨鞍弯弧，为将士先。”乾隆帝遂在宫门前悬鹄一只，令段试射。段秀林一箭中鹄，乾隆大喜。为奖励其武功，便赏穿黄马褂。到清代中、晚期，得此荣耀者为数较多，僧格林沁、左宗棠、李鸿章等均蒙恩赏穿。这些人还要被载入史册。只有这种御赐的马褂才可以随时穿着。

清代乾隆皇后明黄缎绣五彩云金龙朝褂。前后身各绣大立龙各两条相向戏珠；下幅为八宝寿山江涯立水，立龙之间彩云相间。

最后是朝廷特使，宣慰中外的官员可以被特赐，赏赐时必骑马绕紫禁城一圈，这种仪式在咸丰年间尤为盛行。

清代日常服饰

清代的日常用衣规定严格，并受法律限制。当然由于它不受品级约束，因此相比之下服式种类较多，服用也随意得多。只是对奴仆、优伶、皂隶限制不得使用丝、绢、纱、绫、缎、紬和罗等档次较高的原料制衣，也不得使用细皮、细毛和石青色原料制衣，不得随便使用珠、翠、金、银、宝石等贵重的装饰品，只能使用葛布、梭布、毛褐、茧紬、貉皮和羊皮等较粗质地的低级原料。在当时如出现“时式装”，则首先在贵族中间服用。在帝制统治之下，人们的衣装不轻易改变，至于“奇装异服”就更不允许存在了。

李鸿章访欧时着黄马褂画像（1896年法国报纸）

满人入关后，逐渐开始在衣服的领边和襟边普遍使用纽扣，纽扣成为制衣的必备之物。民间用纽扣是受八旗兵的甲衣影响，同时也受到国外商品输入的影响。明代以前衣领大多是交领、对领和圆领，自清代旗装用纽扣以后，衣领的形状开始发生明显的变化。出现了清代以前从未有过的立领、襟边不外露，内衫也与前不同，大镶大滚的工艺边饰更是不一般，因而对裁剪缝纫技术也有了更高的要求。

清代皇帝、官员与太监服饰

1.男装

清代的便帽，最常见的是瓜皮帽。所谓瓜皮帽，由六瓣缝合而成，上尖下宽，呈瓜棱形，圆顶，顶部有一红丝线或黑丝线编的结子。为区别前后，帽檐正中钉有一块明显的标志，叫做“帽正”。贵族富绅的帽正多用珍珠、翡翠、猫儿眼等名贵珠玉宝石做成，一般人就只能用银片、料器之类了。八旗子弟为凸显自己的身份，有的在帽顶的结上挂一缕一尺多长的红丝绳穗子，叫做“红缦”。到咸丰初年，“帽正”已为一般人所不取，为图方便，帽顶又作尖形。帽为软胎，可折叠放于怀中。

一般市贩、农民所戴的毡帽，也沿袭前代式样。冬天人们多戴风帽，又称“观音兜”，因与观音菩萨所戴相似而得名。

清代一般男服有袍、褂、袄、衫、裤等。主要品种为长袍马褂。

长袍，又称旗袍，原是满族衣着中最具代表性的服装，最初出现在入关之前。清兵入关后，全国军民在必须“剃发易服”的命令下，汉族也迅速改变了原来宽袍大袖的衣式，代之以这种长袍。旗袍于是成为全国统一的服式，成为男女老少一年四季的服装，而后沿用于整个清代。它可以做成单、夹、皮、棉，以适应不同的气候。除黄色、青色外，深红、浅绿、酱紫、深蓝、深灰等都可作常服。

满族男式旗袍的主要特点为立领、大襟、平袖、开躒。长袍造型简练，外轮廓呈长方形。马鞍形立领掩颊护面。衣服直上直下，前后衣身有接缝，不显腰身，衫不露外。偏襟右衽，以盘纽为饰。假袖二至三幅，袖口有装有箭袖，以便骑马射箭，因其袖似马蹄，故称“马蹄袖。平常袖口翻起，行礼时放下盖手。马蹄袖是我国历代服饰不曾见过的。衣襟、衣摆以镶滚边作为装饰。下摆有两开衩（古时称“缺裤”，四开衩和无开衩几种类型，以开衩多为贵。皇室贵族为便于骑射，着四面开衩长袍，即衣前后中缝和左右两侧均有开衩的式样。官吏士庶则着左右两侧开衩。也有不开衩的，俗称”一裹圆，为一般的市民服饰，官绅人家也常以它作为日常便服。在我国文学名著《红楼梦》第九十四回“宴海棠贾母赏花妖”一节中，记述了一段内容“那日宝玉本来穿着一裹圆的皮袄在家休息，忽听贾母要来，便去换了一件狐腋箭袖，罩了一件玄狐腿外褂。”这里说明“一裹圆”，是休闲衣服，不可登大雅之堂。所以贾母要来，宝玉必须换掉便装，改着正式穿戴。

清代男式旗袍造型完整严谨，呈封闭式盒状体，因此形象肃穆庄重，清高不凡，而独树一帜，突破了几千年来飘逸的塔形衣冠。时至今日，它对现代服装也有一定的影响。旗袍的样式随着社会的发展也在不断演变，总的趋势是更加符合人们实际生活的需要。到民国时期，这种长袍仍是一些正式场合的服装。

与长袍配套穿着的是坎肩或马褂。

马褂罩于长袍之外，原是骑马时常穿的一种外褂，因便于骑马，故称“马褂”，又名“得胜褂”。其式为圆领，前后有开衩，有扣襻，长仅及腰，袖仅掩肘，袖子宽大平直。

随着其在社会上的流行，马褂很快发展出单、夹、纱、皮、棉等质地，成为男式便衣，士庶都可穿着。之后更逐渐演变为一种礼仪性的服装，是清朝男子四种常服——礼服、常服、雨服和行服之一，行服即指马褂。有清一代，男子不论身份，都可以马褂套在长袍之外，显得文雅大方。

马褂一般采用石青、绀色、黑色等较素的颜色，习惯上不用亮纱原料。在乾隆年间，有翻毛皮马褂，为贵族服用。官职人员着褂在胸前背后缀有石青补子，叫“补褂”，官员用方补，亲王、郡王用圆补。补子的纹样与官员补服相同。

马褂的样式有琵琶襟、大襟、对襟三种，有长袖短袖之分，但无论长短马褂之袖都是宽肥的。琵琶襟马褂，因其右襟短缺，又叫缺襟马褂，又称“乌龙”，穿上它可以行动自如，常用作出行装。大襟马褂，则将衣襟开在右边，四周用异色作为缘边，以右大襟镶黑边为多，一般作常服使用，穿在袍服外面。对襟马褂，其服色在各个时期有多种变化：初沿天青色，至乾隆中期，又尚玫瑰紫，后又推崇深绛色（人称“福色”）；到了嘉庆年间，则流行泥金及浅灰色；清末流行深绛（赤、大红）；民国时期流行浅灰和浅驼颜色。大袖对襟马褂可代替外褂而作为礼服使用，颜色多用天青色或元青色，大小官员在谒客时常穿此服，因其身长袖窄，也称作“长袖马褂”。

坎肩，或叫马甲、背心，清代也很时兴。坎肩是由汉族的“半臂”演变而来，无领、无袖、对襟，穿脱方便，有的还套在长袍外面起装饰作用。清代坎肩在用料、做工上十分讲究，式样变化也多。“巴图鲁（满语”勇士坎肩，比较特殊。其式样如南方的“一字马甲”，在一字形的前襟上装有排扣，两边腋下也有纽扣。当时在京师八旗子弟中甚为流行。后来在它两边的袴褶处加上袖子，称作“鹰膀”。

清代着各种常服男子的合照

《红楼梦》第四十九回中写贾宝玉与众姐妹相约到芦雪庭观雪景，宝玉就“穿一件茄色哆啰呢狐狸皮袄，罩一件海龙小鹰膀褂子”。八旗子弟骑马时常穿这种“鹰膀褂子”以显威风。坎肩既有装饰作用，又有实用价值，至今仍是人们喜着的衣服。

清代服装的颜色比较丰富，民间除不准使用黄色、香色（介于黄、绿之间的颜色）外，朝廷限制不多。然而人们的喜好和社会的时尚，各时期不同。清初，流行蓝色，人们取其清淡、明快，于是天蓝、宝蓝等色受到人们喜爱，甚至影响到皇宫内院；乾隆中期，崇尚玫瑰紫，人们爱其“红火”，于是围绕红色的大红、真红、枣红、粉红等又成为男女老少服装首选的颜色；乾隆末年，福康安喜穿深绛色，人们争相仿效，称为“福色”。“福”既代表绛色，又蕴含福气，人们愿借“福”色衣获得幸福，故绛色又风靡一时；至嘉庆末期，又一反绛色的深暗而追求鲜亮洁净的浅灰、亮灰、银灰等色彩。

清代男子，特别是贵族衣服上的佩饰比较琐繁，一个金银牌上垂挂着数十件小东西，如耳挖子、镊子、牙签，还有一些古代兵器的小模型，如戟、枪之类，佩挂饰物在清代已经形成风尚。

清代男子着便服时穿鞋，着公服时穿靴。靴多用黑缎制作，尖头。清制规定，只有官员着朝服才许用方头靴。

2.女服

清代女装，汉、满族发展情况不一。汉族妇女在康熙、雍正时期还保留明代款式，时兴小袖衣和长裙；乾隆以后，衣服渐肥渐短，袖口日宽，再加云肩，花样翻新无可抵挡；到晚清时都市妇女已去裙着裤，衣上镶花边、滚牙子，一衣之贵大都花在这上面。满族妇女着“旗装”，梳旗髻（俗称两把头），穿“花盆底”旗鞋。至于后世流传的所谓旗袍，长期主要用于宫廷和王室。清代后期，旗袍也为汉族中的贵妇所仿用。清初满族妇女与男人的装扮相差不多，不同之处只是穿耳梳髻，未嫁女垂辫。满女不缠足不着裙，衣外坎肩与衫齐平，长衫之内有小衣，相当于汉女的兜肚，衣外之衣又称“乌龙”。旗装在清代，除具有上述共同特点外，不同时期的组合特征仍比较鲜明。

清代妇女发饰分满汉二式。清朝初期还各自保留原有的形制，后来不断相互影响，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满族妇女的发式变化较多，孩童时期，与男孩相差无几。《红楼梦》第七十一回描述贾母八旬大寿时的排场，“邢夫人王夫人带领尤氏凤姐并族中几个媳妇，两溜雁翅，站在贾母身后侍立……台下一色十二个未留头的小丫头，都是小厮打扮，垂手侍候”。这未留头的小丫头就是男装打扮的女孩子。女孩成年后，方才蓄发挽小抓髻于额前，或梳一条辫子垂于脑后。已婚妇女多绾髻，有绾至头顶的大盘头，额前起鬅的鬅头，还有架子头。

“两把头”是满族妇女的典型发式。梳这种发髻者多为上层妇女。这种发式，使脖颈挺直，不得随意扭动，以此显得端庄稳重。一般满族妇女多梳如意头，即在头顶左右横梳两个平髻，似如意横于脑后。劳动妇女，只简单地将头发绾至顶心盘髻了事。以后受汉髻影响，有的将发髻梳成扁平状，俗称“一字头”。清末，这种发髻越增越高，有如牌楼，名“大拉翅”。

清末代摄政王载沣长女大格格爱新觉罗·韫鮬旗装照

汉族妇女的发髻首饰，清初大体沿用明代式样，以后变化逐渐增多。清中叶，汉族妇女模仿满族宫女发式，发饰品种繁多，尤以高髻为尚。将头发分为两把，俗称“叉子头”。又有的在脑后垂下一绺头发，修成两个尖角，名“燕尾式”。后来还流行过圆髻、平髻、如意髻等式样。此外，还有许多假髻，如什么蝴蝶、罗汉、双飞燕、八面观音等等。清末，又有苏州厥、巴巴头、连环髻、麻花等式样。年轻女孩多梳蚌珠头，或左右空心如两翅样的发式，或只梳辫垂于脑后。以后梳辫渐渐普及，成为中青年妇女的主要发式。

北方妇女冬季头饰多用“昭君套”，是用貂皮制作覆于额上的。《红楼梦》第六回写刘姥姥见到“那凤姐家常带（戴）着紫貂昭君套，围着那攒珠勒子”，就是这种打扮。勒子是江南一带妇女时兴戴的，上缀珠翠，或绣花朵，套于额上掩及耳间。髻上饰物还有簪，用金、银、珠玉、翡翠等制作，有的做成凤形而下垂珠翠，有如古代的步摇。还有的做成各种花形，行走时轻微摇动，华丽而动人。

清代妇女服饰，有满、汉两种。清初，满族妇女以长袍为主，而汉人妇女仍以上衣下裙为时尚。清中期，满汉各有仿效；乾隆、嘉庆以后，不少旗女仿效汉服，在原来窄长的衣衫外面加上宽大袖子的马褂，或加宽衫袍的衣袖，并学缠足等陋习，引起嘉庆帝和道光帝动怒，连续下谕禁止，并申明满洲八旗、蒙古、汉军督统、副督统随时详查，违者治罪，一并严惩绝不宽大。到了清代后期，满族效仿汉族的风气更盛，甚至出现了“大半旗装改汉装，宫袍截作短衣裳”的情况；而汉族仿效满族服饰的风气，也于此时在一些达官贵妇中流行起来。

旗袍是我国一种富有民族风情的妇女服装，由满族妇女的长袍演变而来。由于满族称为“旗人”，故将其称之为“旗袍”。满族妇女的旗袍，早期是宽宽大大的，后来才变成了有腰身，窄而瘦长，圆领、大襟，袖口平大，长可掩足，外面往往罩短的或长及腰间的坎肩。贵族妇女的长袍，多用团龙、团蟒的纹饰，一般则用丝绣花纹。袖端、衣襟、衣裾等镶有各色花绦或彩牙儿。满族妇女旗袍还时兴“大挽袖”，袖长过手，在袖里的下半截，彩绣以各种与袖面绝不相同颜色的花纹，将它挽出来，以显示另种风致和美观。领与袍分离，是清代初期旗袍的又一特色。妇女穿旗袍时也需戴领子。这是一条迭起约二寸左右宽的绸带子，围在脖上，一头掖在大襟里，一头垂下，如一条围巾。至同治、光绪时期，逐渐出现带领的袍、褂，甚至坎肩也有领子。领的高低也在不断变化。民国以后，已经没有不带领的袍、褂了。

旗袍或短装有琵琶襟、大襟和对襟等几种不同形式。与其相配的裙或裤，以满地印花、绣花和裥等工艺手段作装饰。襟边、领边和袖边均以镶、滚、绣等为饰，史书记载，镶滚之费更甚，有所谓白旗边，金白鬼子栏干、牡丹带、盘金满绣等各色，一衫一裙镶滚之费加倍，衣身居十之六，镶条居十之四，衣只有六分绫绸，新时离奇，变色以后很难拆改。又有将羊皮做袄反穿，皮上亦加镶滚，更有排须云肩，冬夏各衣，均可加工。

旗袍也深受汉族妇女的喜爱，并且经过改进，比满族的女装旗袍更加宽大。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旗袍也在演变。经过加工曲线突出修长秀丽的旗袍，已经演变为汉族妇女的主要服装，成为了汉民族的服饰代表，恰当显示了东方女性的温柔与内涵，既隐藏重点又展示诱惑的作风，具有永恒存在的价值。

氅衣为清代的妇女服饰，氅衣与衬衣款式大同小异。衬衣为圆领、右衽、捻襟、直身、平袖、无开躒的长衣。氅衣则左右开衩开至腋下，开衩的顶端必饰有云头，且氅衣的纹样也更加华丽，边饰的镶滚更为讲究。纹样品种繁多，并有各自的含义。大约在咸丰、同治期间，京城贵族妇女衣饰镶滚花边的道数越来越多，有“十八镶”之称。这种装饰风尚，一直到民国期间仍继续流行。

清朝初年，汉族妇女的服装仍如明末。经过不断的演变，终于形成一代特色。清代女装与男服相比变化较少。后妃命妇所用的是凤冠霞帔，普通妇女除婚嫁及入殓时“借穿”一下之外，其他场合以披风、袄裙作为礼服。

披风是外套，作用类似男褂，形制为对襟，大袖，下长及膝。披风装有低领，有的点缀着各式珠宝。

里面为上袄下裙。裙、衫的长短搭配也时有变化。清初时仍沿袭明嘉靖以来的遗风，上衣较长，裙子露出较短，不遮双足，有凤尾裙、月华裙等式样；随时代推移，裙式也不断发展，创制不少新式裙样，如一种“弹墨裙”，也叫“墨花裙”，是在浅色绸缎上用弹墨工艺印出黑色小花，色调素雅，很受妇女喜爱。后来也有在裙上装饰飘带的，有在裙幅底下系小铃的，还有一种在裙下端绣满水纹的，裙随人体行动，折闪有致，异常美观。晚清以后，衣与裙渐短，衣长至胯，裙在脚面以上；辛亥革命后，变化更大，尤其知识妇女多着圆翘小袄，配以长褶裙，颜色协调，显得端庄大方，清秀淡雅。清代后期，南方又流行过不束裙而着长裤，裤多为绸缎制作，上面绣有花纹。

另外，还有背心，长可及膝下，多镶滚边。冬季所穿皮衣，有的将里面的毳毛露在外面，叫“出锋”。清代中期以后，妇女冬季流行披斗篷，还有采自西式的大衣，也有沿用明代云肩的。

清代各时期流行的女装有如下一些款式：

康熙年间，贵族妇女流行一种身着黑领金色团花纹或片金花纹的褐色袍，外加浅绿色镶黑边并有金绣纹饰的大褂。襟前有佩饰，头上梳大髻，也有包头巾样式。侍女是着黑领绿袍，金纽扣，头上饰翠花，并有珠珰垂肩。

乾隆年间，妇女流行着镶粉色边饰的浅黄色衫，外着黑色大云头背心。裙边或裤腿镶有黑色绣花栏杆，足着红色弓鞋。也有着朱衣，袖边镶白缎阔栏杆，足着红色绣花鞋。也有的着镶有黑边饰的无领宝蓝色衣者，襟前挂香牌一串，纽扣上挂时辰表、牙签、香串等小物件。也有的在衣服外面结桔黄色带子，垂在腰胯两侧与衫齐，带子的端头有绣纹。也有的着白纱汗衫，黑裤红腰带、红肚兜，鞋后跟有提舌。

嘉庆、道光年间，女子多着低领蓝衣紫裙，裙子镜面和底边均镶黑色绣花栏干，袖口镶白底全彩绣牡丹阔边。也有的袖口和衣服裙子镶阔栏干，裙带垂至膝下，肩有镶滚云肩。也有的着团花绿衣浅红色裙，裙的镜面上绣少许折枝花数朵，披云肩垂流苏。由于通商口岸的设立，开始有了中外之间的商品交流，使得新材料新花样慢慢出现，两广和苏杭一带成为“时式新装”的发源地；道光之后花样愈出愈新，但是新时兴的服装式样虽多，却只能在贵族之间流行，平民不能随意模仿。

同治年间，流行蓝缎地镶阔边的绸裤带，带宽一丈或数丈，带端有绣纹。无论着裙着裤均有系带的习俗。腰带系后垂至膝下为尚。时兴的“鱼鳞百褶裙”，是对传统百褶裙的发展，即在裙子折裥之间用丝线交叉串联，裙在展开时犹如鱼鳞一般，新颖多彩。

光绪中期，妇女衣裙渐短，袖子渐宽，带长过膝露出约一尺有余，走动时随风飘摆，也有将流苏缝于带端，摆动时呈现异样效果。服色以选用湖蓝、桃红为多，也有宝石蓝和大红等色。

光绪末年，妇女的衣服身长过膝，采用大镶滚装饰，裙上有时加十六至二十条飘带，每条带尾系上银铃，步行时有响声，甚为风趣。衣襟前挂有金或银制的装饰物，如耳挖子、牙剔子、小毛镊子等。有的还挂有梅檀一类的装有香料的小香囊。也有的系着内装香脂粉的绸缎或缂丝制成的小镜袋。与此同时，上海流行一种新装，这种新装不但在袖边，也在臂肘上饰以镶滚，衣服较之前窄且长，裤子也相应地窄了一些。并配以三至四对手镯。如此新装，确实将妇女们的形象装扮得更加清秀和娴静。这种在原有基础上稍加变化的新形式，在当时就是时髦的新潮装。

清末流行衣袖里面装假袖口，少时一二幅，多时二三幅。这种装束，一则为了显示身份和富有；二则为加强旗装封闭形式的风格特色。假袖口不但用料考究，装饰布局也追求与旗袍相同，由此整体服饰更增加了华丽的效果，也加强了装饰的层次感。假袖口一层层连接起来，显现出窄袖的修长感觉。

宣统至民国初年，妇女的衫裤比光绪末年更窄小，衣领却增高，甚至可以掩住面颊，如同马鞍形状。这个时期的镶滚装饰较之前简单得多，但襟前仍然系挂装饰物。

汉族妇女的缠足之风到了清代尤为盛行。汉族妇女以穿弓鞋为多。

满族妇女不缠足。穿旗装时所配的木底丝鞋极有特色。以木为底，鞋底极高，故称“高底鞋”，类似今日的高跟鞋，但“高跟”在鞋中部。一般高一二寸，以后有增至四五寸的，上下较宽，中间细圆，形似花盆，故名“花盆底”。踏地时印痕成马蹄形，故又称“马蹄底”。

鞋面多为缎制，用刺绣绣有花样或穿珠作为装饰，鞋跟都用白细布裱蒙，鞋底涂白粉，富贵人家妇女还在鞋跟周围镶嵌宝石。这种鞋底极为坚固，往往鞋已破毁，而底仍可再用。新妇及年轻妇女穿着较多，一般小姑娘至十三四岁时开始用高底。清代后期，着长袍穿花盆底鞋，已成为清宫中的礼服。

此图为满族妇女所穿的高底旗鞋

慈善太后穿的高底鞋，把鞋头做成一个凤头形，嘴衔珠穗，称为“凤头鞋”。

3.军服与丧服

清代的甲胄与前代均有所不同，虽也按上衣下裳分开，总的来说仍依传统形制，但其配置与满族旗装紧密相连。清代一般的盔帽，无论是用铁或用皮革制品，都在表面髹漆。盔帽前后左右各有一梁，额前正中突出一块遮眉，其上有舞擎及覆碗，碗上有形似酒盅的盔盘，盔盘中间竖有一根插缨枪、雕翎或獭尾用的铁或铜管。后垂石青等色的丝绸护领，护颈及护耳，上绣有纹样，并缀以铜或铁泡钉。

清代八旗铠甲

铠甲分甲衣和围裳。军中将领的服式是，上身甲衣以马褂为基本式样，衣身宽肥，袖端是马蹄袖，甲衣肩上设有左右两块用带联系的护肩，腋下有护腋，胸前后背各有一块金属护心镜，镜下前襟底边有一块梯形的护腹“前裆”，左边缝上同样的一块“左裆”。右侧不佩挡，留作佩弓箭囊等用。

意大利传教士、清宫廷画家郎世宁绘《乾隆戎装像》，故宫博物院藏。

军服的下身是“裳”，此“裳”由于不是筒形，而是左右两片，故用围穿形式，称为“围裳”。围裳分为左、右两幅，穿时用带系于腰间。在两幅围裳之间正中处，覆有一块质料相同、绣有虎头的蔽膝。此外镶边还代表了八旗各自的标志。这种八旗甲胄，用皮革制成。后来这种甲胄仅供大阅兵时穿用，平时则收藏起来。清代除满八旗外，在蒙古设蒙古八旗，在汉族设汉八旗，参加大阅兵的实为二十四旗。

士兵的戎服要简单得多。冠饰有暖帽、凉帽、头巾和毡帽等几种。上身穿对襟无领上袖短袍，下身穿中长宽口裤，上衣外面一般还要罩一件背心。背心上胸背各缝一个圆圈，圈内书写一个标志字样。步兵的标志是“兵”“队”“勇”字样，水兵的襟前缝“某船”等字样。清兵的足下以绑腿、鞋或短靴相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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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世宁

郎世宁（1688-1766年），原名朱塞佩·伽斯底里奥内，意大利米兰人。青年时期受到系统的绘画训练，很年轻的时候就加入了耶稣会。在他二十多岁的时候（1714年，即康熙五十三年）以传教士的身份远渡重洋，到达当时被葡萄牙占领的澳门。上岸后，朱塞佩·伽斯底里奥内学习中国的礼仪，熟悉中国的文化，并取了个中国名字叫郎世宁。不久，他从澳门转到广州。当时的广东巡抚知道来华的欧洲人中有位画家，就上奏康熙皇帝，康熙皇帝很高兴，下旨请他到北京来。郎世宁到了北京之后很快进入宫廷，成为一名很重要的宫廷画家。直至去世，他的后半辈子都是在中国度过的。他为康、雍、乾三代清朝皇帝画了多幅表现当时重大事件的历史画，以及众多的人物肖像、走兽、花鸟画作品，还将欧洲的焦点透视画法介绍到中国，协助中国学者年希尧完成了叙述这一画法的著作《视学》，并曾参加圆明园西洋楼的设计工作，成为当时东西方文化交流中的重要代表人物。1766年7月16日（清乾隆三十一年六月初十），郎世宁在北京病逝，终年78岁，安葬在北京欧洲传教士墓地（现在北京行政学院与中共北京市委党校院内）。

清代中后期，由于久无战事，天下太平，统治集团上层日益骄奢淫逸起来，再加上故步自封、闭关自守的封建意识作祟，居然坚持“骑术乃满洲之根本”的愚蠢政策，放弃对现代科学技术和兵器的研制，使国防力量迅速衰弱。当西方列强的大炮轰开清帝国的大门时，满清军队几乎无还手之力。中国成了西方的半殖民地，几千年来的文化和科学优势丧失殆尽。在这种情况下，满清统治集团中出现的“洋务派”，倡导按照西方军队的样式编练新军，这些新军的建制和训练、武器和装备、兵种和军服都参照欧洲各国。尽管新军军服虽然仍然掺杂很多旧色戎服，但无疑是中国近代军服的开始。旧式戎服从历史舞台上完全消失，则是在满清皇朝被推翻以后。

清代丧服可分两种：一种是后辈人为将逝的长者预制的“寿衣”；一种是在丧礼上人们的着装。官者服用“寿衣”是按品级穿戴，平民则用大褂。出席葬礼者要按照月份分别服生麻布、熟麻布、粗白布、细白布、麻冠、麻履、草履、素履等丧服。在着丧服期间女人不得戴有色鲜花，不可涂抹脂粉，也不得穿丝绸衣服，不得使用鲜艳色彩，只准采用白、灰、黑、蓝几色。这些是丧礼的一般规定，根据地区习惯还另有不同。南方比较遵守汉族的古礼，比如女人用粗衣时边缘不缝，腰下系麻裙，头上用一条麻布缝缀一侧，呈风帽形状，戴帽后布的两端一边长一边稍短；北方则受满族丧俗影响较大，比如将白布纽结包在头上，在不缀边线的粗衣下面用白布包鞋，留有鞋跟，父辈留黑色跟，祖辈留红鞋跟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