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文化遗珠——石窟

石窟作为一种艺术，是佛教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也是一种宗教艺术。它的发展与佛教在我国的发展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不仅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同时也受到社会发展的局限。然而，由于它被赋予了中华民族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和无限的创造力，成为中华大地上一支艺术的奇葩，光彩夺目，气壮山河。

第一节　石窟艺术的源头

佛教的诞生与基本思想

石窟又称石窟寺，指在河畔山崖间开凿出来的佛教寺庙。对于一些石窟寺洞窟比较密集的地方，人们又习惯称之为“千佛洞”。石窟既属于佛寺的性质，它们自然而然也是为宣扬佛教的教义服务的。

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佛教是从印度起源的。其创始人乔达摩·悉达多，佛教徒尊称他为释迦牟尼，意思是“释迦族的圣人”。相传他是释迦族净饭王的太子，出生于今尼泊尔境内的迦毗罗卫（今尼、印交界之罗泊提河东北部）。关于他的生卒年代，一般认为是公元前565～前486年，与我们中国的孔子处于同一时代。他29岁出家，35岁时独立完成了自己的学说体系，创立了佛教，此后一直在印度恒河流域进行传教活动，在历经漫长的45年之后，逐渐得到了上层统治者的支持，也拥有越来越多的信徒。

佛教理论的核心内容是宣扬世界是“苦”的，只有信仰佛教才能找到摆脱“苦”的道路。佛教认为，现实世界就是个痛苦的过程，即所谓“苦海无边”。人生的痛苦是由无明（即愚昧无知）引起的，只有消除了无明，才能获得解脱；只有信仰佛教去修行，才能消除无明。

佛教还主张“因果报应”、“生死轮回”和过去、现在、未来的“三世”说，宣称一切生物包括人类在内都在不断的轮回中生活。轮回有六条道路：天、人、阿修罗（魔鬼）、地狱、饿鬼、畜生。一个人如果在生时多行善事，遵照佛教制定的行为规范办事，来世就可以转升天界。相反，如果在生时常做坏事，下辈子就要变成饿鬼、畜生，甚或堕入地狱。

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

佛教为了把人们的思想行动纳入自己的轨道，还指出了种种解脱轮回之苦的道路。它认为世界上一切现象都不是永恒的，而是生灭变化的，就如同人离不开生老病死一样。“涅槃”是人们生活追求的最终目的，也是佛教全部修习所要达到的最高理想，它是摆脱了生死轮回后获得的一种绝对安静、神秘的精神境界，在这个与现实世界相对立的涅槃世界里，既摆脱了外在事物，也摆脱了一切人世间的痛苦与烦恼。只要累世不断地按照佛教的教义去修行，就可以在这个彼岸世界中找到最终的归宿，获得极大的快乐。这就是佛教的基本思想。数不清的善男信女们，为了追求这个虚幻之中的彼岸世界，忍辱负重，施舍行善，甚至将自己的一生寄托在青灯古佛旁，去身体力行佛教规定的种种清规戒律。千百年来，寺院一直是信徒们认为可以实现佛教最高理想、到达彼岸世界的基地。在寺院中，出家人可以拜佛修行，在家的信徒可以来这里领悟佛法的真谛，为自己和亲人们祈福消灾。佛寺里的偶像，即佛、菩萨等已被赋予佛教全部的思想和灵光，在这里，通过僧侣们的引导，人们就可以同佛或菩萨进行精神上的接触。

石窟寺就是提供给僧侣们修行，以达到人与佛之间进行灵魂交流的重要所在。

先有佛教，后有石窟

石窟是佛教的产物，所以，先有佛教，后有石窟。

晚于佛教产生的石窟是在河畔山崖开凿的佛教庙，是僧侣的住处，据说，在释迦牟尼在世时就已经存在。印度大规模的开凿石窟大约在公元前3世纪的孔雀王朝时期。一般的石窟寺开凿岩石成一长方形，在入口处做门窗。石窟中间是僧侣集会的地方，两边是僧侣的住房。石窟内都有佛像或舍利塔（埋藏佛骨的塔），石窟四壁雕刻或绘画有关释迦牟尼的壁画。石窟是随着佛教的发展而发展的，在千余年的发展过程中，经历了两大发展时期，一般人们将印度在公元前3～公元3世纪建造的石窟称为早期佛教石窟，将公元4～7世纪建造的石窟称为笈多王朝时期石窟。

释迦摩尼像

佛教石窟在经历了它的发展和兴盛时期后，逐渐趋于衰落，最后作为一种文化遗存，向后人昭示着它当年的光彩和前人的艺术造诣，在人类文明史上写下了永不磨灭的一页。

印度——石窟的源头

佛教刚刚兴起的时候，佛寺的建筑都是木构的茅棚，十分简陋，所以，最早的石窟建造都是仿木构形制的。现在，在印度能见到的最早的石窟是比哈尔邦格雅城北的巴拉巴尔石窟群。这一石窟群开凿的年代大约在公元前3世纪的孔雀王朝时代，最主要者是洛马沙梨石窟。这一石窟就是一穴一门结构，窟高仅4米，是椭圆形，实际上就是一个人的修隐之处。这个石窟的门面凿刻得和当时木构的僧舍一样，在拱形门楣上茅棚式的顶，把柱、梁、椽等全都雕刻上，还刻有一道装饰浮雕，是以群像礼拜佛作为题材的。洛马沙梨石窟的凿石技术和修饰是印度石窟艺术传统开端的代表，并直接影响着日后的佛教石窟。

此后，石窟建筑的规模越来越大，逐渐形成了两类主要的形制。

一种是佛殿或经堂式的石窟，是僧徒拜佛的圣所。石窟的主体是一长方形拱顶的殿堂，殿内正中设有一佛塔（堵婆），内藏佛骨。

另一种是佛寺或僧房式的石窟，是僧徒的住所。石窟的中心是一方形大厅，大厅周围凿出供居住的石室，大厅中央正对大门处设一佛堂。但是，从现存的石窟看，多数重要的石窟都兼有佛殿和僧房两种形制。

比哈尔邦格雅城北的巴拉巴尔石窟

在印度早期佛教石窟中，最早的佛殿式石窟代表是现存的位于孟买东南的巴查石窟。巴查石窟大约开凿于公元前2世纪初，既有佛殿也有僧房，它的结构仍然沿袭木构寺庙。

到公元1世纪前后，石窟的建制逐渐抛弃了仿木结构而自成一体，位于孟买东南的卡尔利石窟的大佛殿，就是这一时期的杰出代表。全殿由中堂和两侧堂组成，中堂是主要部分，两边用列柱与侧堂间隔。中堂的终端正中立一堵婆，上竖一木制伞盖。门面为石刻结构。门前立双石柱。大门与殿堂之间为门廊，三面遍布浮雕，富丽堂皇，十分精美。

在印度的笈多王朝时期，佛教石窟的兴建更有所发展。在笈多王朝时期佛教石窟属于大乘佛教，形制上基本还为佛殿和僧房两大类，但雕刻得更为精美，装饰华丽，而且多数施以彩色壁画，这是其与早期佛教石窟的不同之处。

在孟买市东北的阿旃陀石窟，大约开凿于公元前2世纪，它的早期石窟属小乘佛教。到了笈多王朝时期开凿的石窟，则是这一时期的主要代表。阿旃陀石窟中的第19号窟的佛殿是笈多王朝石窟建筑中最为卓越的。它的中堂两边列柱上都是图案、花草纹样和人物的浮雕，堂内正中的佛塔和门面的窗、门两边及周围的墙面都遍设大小神龛，内刻佛像或菩萨像，这些千姿百态的佛像雕刻标志着笈多王朝时期佛教艺术的发达。

阿旃陀1号石窟可以算作是僧房石窟的代表。它的中央大厅每边各宽21米，正门列6根石柱，厅内三边有16间石室和1座佛堂，连同门外石室共达22间，石窟内各处都绘有精美的壁画。

阿旃陀石窟

印度现存的宗教洞窟总数有1200多个，其中有3/4为佛教石窟。石窟按开凿年代分为早、晚两期。早期石窟大都是佛教的，晚期石窟除佛教外，还有印度教和耆那教的。石窟大多集中在西印度德于高原山中。

佛教的传播

佛教起源于古代印度。在公元前6世纪末，释迦牟尼创建了佛教，并和他的弟子们致力于佛教的传播，组建僧团和建造寺院。到公元前4世纪止，佛教传播的规模和范围都比较小，主要在印度北方的恒河中游一带。

公元前3世纪中叶，孔雀王朝阿育王大力推广佛教，佛教传播到全国各地，这种稳定的传播一直延续到公元1世纪中叶。而在此时，佛教的教义和戒律有所演进和发展，结果导致佛教分裂成为许多大小不一的部派。

公元1世纪中叶，贵霜王朝在印度西北部兴起，疆域逐渐扩大到印度河的上游及恒河流域的大部分地区。佛教传播到了民间各个阶层，并开始制作、礼拜佛像，大乘学说在此时兴起。

公元4世纪初笈多王朝建立，逐渐统一了印度中部和北部的广大地区。佛教在国家的支持下进一步传播，佛教传统文化进一步得到发扬。大乘学说成为佛教思想的主流。

公元8世纪中叶在恒河中下游建立了波罗王朝。密教作为佛教的主流在这里流传。12世纪中叶色纳王朝攻占了这个地区，佛教走向衰落。13世纪初伊斯兰教民族侵入本地区，佛教完全溃灭。

佛教在公元前3世纪中叶，即孔雀王朝第三代王阿育王时期，就开始向境外传播。主要包括：

北传佛教指阿育王派人到今天的克什米尔、巴基斯坦北部和阿富汗东南部推广佛教。当地的大月氏人不仅自己信奉佛教，还积极向周围国家传播。向西和向北传入巴克里特里亚，就是现在阿富汗北部和乌兹别克斯坦的南部。向东传入我国新疆及中原地区。这种早期传入中亚和新疆的佛教属于上座部，后来传入我国内地的佛典除了上座部外还有大众部，但它们分别演变为小乘和大乘，我国内地流传的是大乘佛教。

公元4世纪，佛教从我国传入朝鲜，公元6世纪又传到日本。还从我国南方传入越南、柬埔寨东部。然而，传入各地的佛教，都因受到当地政治、经济、文化、宗教和伦理观的影响，变得与在印度时面貌不同。

公元3世纪中叶，阿育王派人到斯里兰卡传播佛教，约在5世纪时传到了缅甸和泰国及印度尼西亚。这种南传佛教既混杂有印度教的因素，也受到当地宗教的影响，并和政治有密切关系。

在公元7世纪，佛教传入西藏，称藏传佛教，传入的是小乘佛教，但没有流传。9世纪，佛教再次传入的则是密教，藏传佛教也被称为喇嘛教。公元13世纪，西藏喇嘛教又传入蒙古。

喇嘛教教堂

印度佛教和石窟艺术也随着佛教的传播而向四外影响。但只有在阿富汗和中国，石窟艺术的传统才得以继承和发扬。阿富汗巴米扬等地的石窟汇集了印度石窟建筑和犍陀罗艺术的成果，将石窟和巨型造像结合起来，形成了中亚地区独特的巴米扬艺术流派。

佛像的诞生

佛像的产生，大都认为是在贵霜帝国时期的公元1世纪末，最初产生于犍陀罗。犍陀罗地区是南亚次大陆西北地区（今巴基斯坦北部及阿富汗东北边境一带）的古代十六列国之一，孔雀王朝时传入佛教。佛教在公元前6世纪末兴起后，数百年间无佛像之刻画，凡遇到需要刻佛本人形象的地方，皆以脚印、宝座、菩提树、佛塔等象征。公元1世纪后，随大乘佛教的流行，信徒崇拜佛像渐成风气，于是有佛像的创作，最初佛像是从印度民间的鬼神雕像转化而来的。犍陀罗地区在1世纪时成为贵霜帝国的中心地区，文化艺术很兴盛，此间形成的佛教艺术——犍陀罗艺术，主要的贡献在于佛像的创造。犍陀罗艺术兼有印度和希腊风格，故又有“希腊式佛教艺术”之称，对次大陆本土及周边地区的佛教艺术发展均有重大影响。

犍陀罗佛像首先出现在佛传浮雕中，佛的形象沿袭希腊罗马风格的众神，天人的容貌和服装，也都是希腊式的，佛与天人形体大小相同，都具有凡人的相貌和姿态。

犍陀罗的佛像脸型长方，眉与眼距离近，额高，眼眶微深，眉间有白毫，眼半睁或常态，视前下方，鼻梁高直，嘴唇轮廓显著，嘴小，嘴角深陷，常有胡须。表情娴静和祥，微有笑意，都是凡人情态。额中部发际前伸，两鬓有发，发由前向后梳，发缕清晰。晚期有螺发和其他发型。整个面型像欧罗巴人种。

佛像流传渐广后，才具有特别的神人像，就是佛典中所说的“三十二相，八十种好”。至于佛成道前的形象，则仍然是俗人样子，上半身披裹着大块布料，衣纹线深而平行，下半身围着长裙，全身佩戴着许多装饰品。

1.佛像

佛像有立像、坐像和倚像三种姿势。

立像，头微前俯，两脚分立，重心靠近左脚，右脚似正在移动，向左腿并拢。

坐像，两腿盘在膝部，用外衣遮盖，左右腿上下位置不分明，晚期有露出双脚的。手势常见的有说法、轮法轮转和禅定印。坐像中还包括佛苦行像，表现成道前的6年苦行生活，这是犍陀罗特有的佛像，在其他地区很少见。

犍陀罗的菩萨像

倚像，普通倚像两腿相并，交脚倚像两腿交叉。

佛像的台座通常为方座，两侧转角有浮雕狮子的称狮子座，有的台座正面有3个洞口，各伸出一个狮头。有的刻礼佛图，晚期有莲花座。

佛的象征物大都是浮雕，有佛座，佛座上有莲花、佛足迹、法轮、覆钵塔等。在佛足迹中往往附有法轮和莲花。

2.菩萨像

犍陀罗的菩萨像数量相当多，通常有两种形象，一种是持净水瓶的弥勒菩萨，一种是泛指的菩萨。菩萨面部庄严，有胡须，高鼻梁，发式复杂多样，头后两侧有发垂肩，上身未着衣，下身着裙。发间有装饰品，胸部和颈部也有多重链饰，上臂和腕有钏，手腕戴镯，脚穿凉鞋，有坐像和立像两种姿势。

3.本生故事浮雕

犍陀罗本生浮雕多是强调布施和舍身的题材，如六牙象本生、尸毗王本生、衐子本生和须大拿本生，这类题材与基督教赎罪救世思想类似。

“燃灯佛授记本生”浮雕在犍陀罗很多，讲的是释迦牟尼曾经给燃灯佛献莲花供养，燃灯佛预言释尊将来也要成佛。佛典还记载了在犍陀罗境内发生的4个本生故事：尸毗王割肉救鸽、月光王舍眼本生、月光王割己头施人本生和萨埵王子舍身饲虎本生。

知识链接

开龙门

相传远古时期，洛阳南面有一大片烟波浩淼的湖水，周围青山苍翠，芳草萋萋。人们在山上放牧，在湖里打鱼，过着平静的生活。村里有个勤劳的孩子，天天到山上牧羊，常常听到从地下传出“开不开”的奇怪声音，回到家，便把这件事告诉给母亲。母亲想了想，便告诉他，如果再听到的话就回答：“开！”谁知一声未了，天崩地裂，龙门山倾刻从中间裂开，汹涌的湖水从裂口倾出，奔腾咆哮地绕过洛阳城，一泻千里流向东海。水流之后，无数清泉从山崖石罅中迸出，蓄为芳池，泻为飞瀑。两山的崖壁上则出现了无数蜂窝似的窟隆，窟隆内影影绰绰全是石像，有的眉清目秀，有的轮廓不清，千姿百态，蔚为奇观。从此，龙门石窟便名扬天下了。

4.佛传浮雕

犍陀罗的佛传浮雕远多于本生浮雕，所表现的故事情节有许多。从诞生前后的托胎灵梦树下诞生起，接着是幼年和青年时期，其间有他的宫廷生活、访贫问苦。在他出家之后，描绘了他的苦行生活和求师问道。关于他的成道，有相当多的表现。初转法轮是佛传中重点表达的情节，此后45年间，他在恒河流域巡回游化说法，内容十分丰富，包括他回乡说法，亲属族人皈依佛教，诸如此类。游化说法图场面比较多，可以单独分为一类题材。

犍陀罗佛传还十分重视佛的涅槃，浮雕中表观涅槃的场面有多种、涅槃，遗体火化，争夺舍利，分舍利，守护舍利，运回舍利等。画面构图和情节也有许多变化，表达佛信士弟子哀悼的形象特别生动，人物形象各不相同。

犍陀罗的佛传浮雕，绝大多数是一幅一个情节，表达的主题十分清楚。图幅背景或两侧常常配有道具、建筑、动物或风景，以表明缘故。佛传浮雕都是镶嵌在佛塔台基侧面的，依照时间顺序排列。一套佛传的组合幅数在各地并不相同。

犍陀罗的故事浮雕也有其他题材，如过去七佛与弥勒菩萨、弥勒说法等。

犍陀罗的故事浮雕，在艺术方面主要是引入了希腊罗马的构图、布局、人物形象和创作技法。在思想立意方面，也受到希腊罗马的影响，同时，它也受到了印度本土传统雕刻技法的影响。

5.佛龛像的出现

大约在3世纪初出现了早期的佛龛像。

佛龛像

佛龛像的特点是，佛坐于中，龛外有礼拜或供奉的人物，人物形体远小于佛像，此后的佛龛像，龛形逐渐规范，有梯形、拱楣形的窟形。龛中仅有坐佛像，形体远大于龛外的供奉者和礼拜者。

佛龛像在供奉礼拜的意义上与以前的佛像有所区别，这时龛中的佛像相对于龛外人物来说，已成为超人的、具有巨大神威的形象。龛像不表现具体的时间、环境和情节，是专门用来供奉的，并成为寺院首要的礼拜对象，成了多地佛堂主尊佛像的通用形式。

第二节　探寻东方瑰宝

宝窟里的魔影

在探访中国的石窟寺之前，先来追忆一下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即将灭亡之际，发生在石窟里的故事，也许能更加引起我们对中国古代文明的深思，以及对佛教艺术的兴趣。

中国的甘肃西部和新疆地区，是古代贯通欧亚的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也是东西方文明和印度佛教文化的交汇之地，千百年的历史岁月，在这里积淀下了深厚的古代文化根基。自从工业革命发生后，过去繁忙的内陆交通，渐渐被海上的运输所替代，以至于这条古老的道路湮没荒废、无人问津了。到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期，西方发达国家在文化领域里掀起了一股去遥远东方探险的热潮，他们认为在这寂寞荒凉、杳无人迹的沙漠之中，蕴藏着巨大的古代文化财富。于是，探险者们沿着古老的丝绸之路，纷纷踏上东方这片神秘的国土。

楼兰古城遗址

1895年12月，一个名叫斯文·赫定的瑞典探险家，完成了一次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危险旅行。1899年9月，在瑞典国王奥斯卡和百万富翁诺贝尔的支持下，赫定再次进入塔克拉玛干，发现了久已湮废的楼兰古城，震惊了西方世界。在1900年5月，英国的斯坦因开始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南沿发掘古代佛寺遗址。1902年，德国和日本的探险队也出现在新疆的古道上。最后相继有7个国家的探险者加入了这场竞争的行列，然后带着他们的考察成果凯旋而归。于是西方著名的大学、研究所、博物馆，就成了他们去宣讲中国古代文明，研究、收藏获取文物的重要领地。一时间，在物质发达的西方国家涌现出“东方文明”这个热门话题。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这对弘扬中国的古代文明无疑是有好处的。然而不幸的是，这些被西方冠以英雄称号的人物，也把中国的石窟寺当成了他们探险掠夺的重要对象，给这些保存了1000多年的佛教艺术品造成了破坏与灾难。

1902年，德国柏林人类文化学博物馆的三位工作人员——格林韦德尔教授、休斯博士和巴塔思，由军火大王克虏伯资助，前往吐鲁番地区工作了近5个月，满载着46箱佛教壁画、手写文书和雕塑回到柏林。他们的行动，引起了德国皇帝威廉二世的注意，因此而特别组织了一个委员会，克虏伯和威廉二世以个人的名义捐助了一笔巨大的经费，计划进行一次更大的远征行动。由于休斯中途死亡和格林韦德尔的健康状况不佳，就势必要物色一个新的领导人选。于是，他们选定的一位意志坚强、卓越超群的人物——勒科克登场了。

勒科克，1860年9月8日出生于柏林，曾经学习过阿拉伯语、突厥语和波斯语，以及印度古代的梵文。1902年，在他42岁时参加了柏林人类文化学博物馆印度分馆的工作。1904年9月，勒科克和巴塔思组成的远征队从柏林出发。11月18日到达吐鲁番以后，他们先在高昌故城发掘了一段时间，然后转移到了位于吐鲁番东北约50公里处的柏孜克里克石窟，把他们的总部设立在石窟南端的一所旧庙里。勒科克在《中国土耳其斯坦被埋藏的宝藏》一书中写道：“在石窟的前面，勒科克沿着高高的沙堆往上爬，他的脚蹬下了一堆沙土，犹如耍魔术一样，我蓦然看见我的左右两边的墙壁上有用各种颜色绘画的光彩夺目的壁画。画是那样的鲜明，好像艺术家们刚刚完成似的。既然我们能得到这些壁画，我们的胜利就有保证了。”他们开始挖掘清理沙土，发现的壁画越来越多，还有不少彩塑佛像。勒科克后来写道：“凭借长时间和艰苦的工作，我们成功地把这些壁画都割切下来。经过20个月时间的运输，最后安全地把它们全部运到柏林。在那里，它们整整填满了博物馆的一个房间。”他接着说：“这是一个佛堂中的全部壁画，能把一个佛堂的全部壁画运到柏林的还为数不多。”

1905年12月，勒科克和格林韦德尔领导的第三次“德国探险队”合并，把目标指向了塔克拉玛干沙漠北沿的库车与拜城一带。当他们赶到拜城县东南约60余公里处的克孜尔地区时，一个当地的仆人告诉他们，在山的近旁隐藏着一个石窟群。过去几个日本人曾经到过那里，并在那里干了3个月。勒科克和巴塔思立即骑马前去察看，发现在“河边一座山岭的峭壁上有数百石窟组成了一个奇异的村落。”勒科克租了一个当地农民的两间简陋的茅屋，就开始对这里的石窟进行一系列勘探与发掘。勒科克自己在描写一所洞窟中的壁画时说：“这里的壁画是我们在土耳其斯坦任何地方都找不到的最优美的壁画。它包括传说中佛陀的种种形态和他所处在的种种场面，而且又几乎都具有纯粹的古希腊的特征。”勒科克主张把洞窟里的所有东西都一股脑儿搬走，尤其是壁画，他甚至打算把一座小佛堂画有图画的整个圆屋顶运回柏林去。但格林韦德尔却不同意，他认为应该把遗址作为一个整体来测量画图研究。这一次勒科克妥协了，但在接下来由他所领导的又一次远征中，还是把一个壁画圆屋顶运走了。

令人遗憾的是，格林韦德尔和勒科克历次从新疆带回柏林的佛教艺术品，约有1/3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毁坏了。

德国人的探险收获并不是一个孤例，早在1903年，日本人渡边哲信和崛贤雄就曾经在克孜尔石窟切割走了一批壁画，并发掘了不少文物。1923年，美国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东方部主任华尔纳，在敦煌莫高窟用胶布粘去与毁损了壁画共26方，共有32006平方厘米，并搬走了优美的半跪式观音菩萨彩塑一尊。这批珍贵的艺术品现藏在美国哈佛大学福格博物馆。所有外国人拿走的中国西部古代文物，如今散布在欧洲、美国、俄罗斯、印度、日本的30处以上的博物馆和文化机构之中。

1956年，英国旅行家戴维森也沿着丝绸之路来到了新疆，看到了柏孜克里克石窟中被割成空白的墙壁，便在他的《活着的土耳其斯坦》一书中写道：“这是令人感到悲哀和厌恶的景象。许多壁画已经经历了千年以上的时间。如果它们能够再存在哪怕是半个世纪，今天它们也会安然无恙地留存在那里。”

这些探险队员们的所谓壮举，引起了外国古董商们的极大兴趣。历史进入了公元20世纪20年代以后，对石窟的人为破坏，逐渐变成了一种肮脏的纯金钱交易——由外国商人来雇用中国人中的不法分子进行了。

洛阳龙门石窟

1934年间，洛阳市南郊的龙门石窟前，白天是车水马龙的交通要道，过往的行人可随时进石窟观赏佛像。可到了晚上，这里仍不是太平之地。有偃师县的王姓石匠三人，常常借着微弱的星月之光，从南岸渡河进入著名的宾阳中洞，去盗凿前壁精美的《帝后礼佛图》浮雕。原来，这是一起早有预谋的盗窃行径。这是北京古玩奸商岳彬和美国人普爱伦先签订了秘密合同，再由洛阳的古玩奸商马龙图出面，勾结偃师县的伪保长与土匪，持枪胁迫这三个石匠秘密进行的。如今，这两幅无与伦比的皇帝与皇后礼佛图，分别保存在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和堪萨斯州纳尔逊博物馆。据调查，类似这种有目的的盗凿留下的痕迹在龙门石窟有720处之多，且这些被盗凿的都是雕刻中的精品。

无独有偶，同时期在大同云冈石窟，被盗劫和破坏的佛像达1400余躯；在太原天龙山石窟，有150多件精美雕刻品被日、美等国的一些人劫往国外；邯郸的响堂山石窟也遭到严重破坏，佛像头部大都被盗凿失去，不少雕刻精品散失在日本和欧美各国。

曾在敦煌临摹过壁画的中国美术大师张大千，一次去欧洲拜访毕加索。毕加索却奇怪地对他说：“你们东方的艺术远比西方人高明得多，你来欧洲学习什么呢？”听了这样的话，不禁让我们感慨颇多。

石窟寺的起源

公元399～412年间，东晋的大旅行家法显游历了印度和斯里兰卡，回国之后写了一本《佛国记》，上面记载了很多当年释迦牟尼和弟子们坐禅修行用的石窟。公元628～645年间，唐代的高僧玄奘前往西天取经求法，也见到了一些相传是释迦牟尼时代的石窟，记录在他的《大唐西域记》中。在释迦牟尼最初传播佛教时，是否真有石窟寺存在，我们不得而知。不过印度确实存在着很多提供给僧人起居修行用的石窟，叫做“毗诃罗”，意思就是僧房，一般是一个平面方形的大厅，周围环绕着许多小型的石窟。但这种石窟目前在印度发现最早的，也是在佛祖涅槃三四百年以后开凿出来的。

印度现存最早的石窟寺，是比哈尔邦加雅城北部的巴拉巴尔石窟群，大约是在公元前3世纪的孔雀王朝时代开凿出来的，著名的洛马斯里什窟和苏达马窟就是其中的代表作。这些石窟的平面一般是长方形的，窟的最里端有的是椭圆形，这里一般是安置一个覆钵形塔。窟室虽然是在岩石中刻凿出来的，但它的外形却仿照木构小屋，其中的柱、梁、檩、椽等象征性的建筑部件清晰可见。也许最早的出家修行者住的就是这种木构小屋。巴拉巴尔的这些石窟都不是佛教徒的，而是被佛教贬称为“邪命外道”的生活派教徒修行窟。时隔不久，这种石窟的基本构想就被佛教徒接受了。

德干高原西部的孟买附近，分布着巴雅、贝德萨、卡尔拉、纳西克、阿旃陀等著名的石窟寺。每个石窟群在组合搭配上都是有规律的，一般是若干僧房窟围绕着一个塔堂窟。所谓塔堂窟，也就是佛教徒们进行礼拜、讲经说法的佛殿，是进行集体佛事活动的场所。塔堂窟的平面是长方形的，最里端凿成半圆形，并安置一个覆钵形的佛塔，环绕着佛塔和大厅的两侧布置列柱，在列柱与窟室墙壁之间就形成了一个礼拜道。石窟的顶部也是仿木构建筑的纵券形，空间与规模虽然越来越大，但仍然可以看出对“邪命外道”修行窟的继承与发展。塔堂窟是我们从形状与用途上给它们起的名字，而传统的名称则是“支提窟”。因为“塔”在古代印度是坟冢的意思，释迦牟尼涅槃以后，弟子们把他的遗骨（舍利）也按照印度古老的习惯葬在了塔下，于是塔就成了佛祖涅槃的象征了。佛教认为，如果能经常性地围绕佛塔做礼拜，就可以在来世获取无上的功德和福报。所以，环绕着佛塔作右旋礼拜，也就成为僧侣们每日必做的功课了。石窟里的塔是用石头雕出来的，它的里面没有舍利，只是象征性的，这种塔在佛教文献里称作“支提”，也就是传统“支提窟”名称的命名依据。

我们知道，中国的石窟寺里主要供奉佛像，而印度的这些早期石窟里却没有佛像，在其他类型的佛教雕刻中也是这样的。这是因为小乘佛教只崇拜释迦牟尼佛，认为他是超人间的特殊存在，是不能用普通凡人的形象来表现的。公元1世纪大乘佛教在印度兴起之后，佛在人们的心目中，就不再像以前那样神秘而令人不可接近了。人人都能够成佛的思想，要求在佛教艺术界变佛的抽象为具象，于是佛像便应运而生了。

印度现存最早的佛像，是公元1世纪于西北部的犍陀罗地区兴起的。这一带原来是希腊人统治的地区，保留了很多希腊雕刻艺术传统。有趣的是，这些最早的石雕佛像，在脸型和衣衫的刻画方面直接借用了希腊艺术的特色，很像希腊固有的救世主阿波罗神，只是在佛的头后刻出圆形光轮以显示神圣，双目俯视、嘴含微笑表现了佛祖特有的慈悲情感。这种希腊式的佛像艺术，就是被艺术家们命名的所谓“犍陀罗艺术”。

在犍陀罗地区刚刚出现佛像不久，印度的秣菟罗地区又产生了一种风格迥异的佛像，被人们称为“秣菟罗艺术”。这种佛像有着圆圆的面庞、厚厚的嘴唇，与以前印度人所雕刻的神灵形象是相同的，因此它应该是在印度传统的雕刻艺术基础上产生的佛祖形象。

一个是外来的，一个是土生土长的，那么究竟哪一种才能代表佛祖的真容呢？佛教，既是一种宗教，也可以看成是一种文化现象。这种宗教和文化是在印度产生的，那么在表现形式上是可以借鉴一些外来的东西，但归根结底是要印度的佛教徒能接受它们。以后发展的事实表明，犍陀罗艺术虽然也流行了数百年，而信徒们最终选择的是印度本民族的秣菟罗艺术。所以，当佛的形象出现在印度石窟里的时候，信徒们顶礼膜拜的正是秣菟罗式的佛像。

犍陀罗艺术佛像

石窟寺在印度诞生，佛祖的象征像和真容像被陆续请进了这些神圣的石凿殿堂。印度僧侣们所选择的这种修行场所和礼拜供奉方式，随着佛教沿北、南两线的向外传播，在中亚、东亚、南亚以及东南亚开放出绚丽多姿的艺术之花。而东亚佛教艺术发展的中心，就是中国大陆。

中国石窟的类型与开凿

中国石窟寺的开凿，是向印度学习的。石窟寺分布的地理位置，一般是在既远离尘世间的干扰、环境优美、便于僧侣们静心修行，又接近交通要道、生活方便、便于香客们虔心朝拜的地区。

中国石窟寺的类型颇多，概括起来可归纳为以下几类。

（1）窟内立着中心塔柱的塔庙窟。此类石窟是供僧侣做礼拜的，盛行于十六国与北朝时期。

（2）没有中心塔柱的佛殿窟。此类石窟顶部一般为覆斗形，是礼拜与讲经的地方，盛行于北朝晚期与隋唐时期。

（3）主要为僧人生活起居和坐禅用的僧房窟。此类石窟一般是一个大室带几间小室，多见于十六国与北朝时期。

（4）塔庙窟和佛殿窟中雕塑大型佛像的大像窟。自十六国至隋唐时期都有发现。

山西大同云冈石窟大佛

（5）佛殿窟内设坛放置佛像的佛坛窟。此类石窟一般见于盛唐至明代。

（6）专为僧人坐禅修行用的小型禅窟（罗汉窟）以及由小型禅窟组成的禅窟群。

（7）没有特定洞窟形制的石窟寺。此类石窟有的是利用天然洞穴；有的开凿成露天摩崖龛的形式；有的根据崖面走向进行统一布局与特殊处理，以达到与自然山体的有机结合。后一种多见于唐代以后。

知识链接

云游和尚开石窟

一千多年前，一位云游四方的和尚，经过长途跋涉之后，在龙门前面的一条河边，停住了脚步。这时太阳已经快要隐没到龙门的背后，只有山顶上还沐浴着一道道金光，和尚已休息了大半天，环顾四周，想找个栖身住宿的岩洞。当他的视线触及前面的龙门石壁时，忽然全身一震，惊呆了：原来在他面前，出现了一幕不可思议的奇境，怪石林立的龙门山上，在金光夕照中，出现了千百尊佛，他们袒胸裸背，斜披着袈裟，他们有的盘坐，有的垂脚而坐，有的斜依岩石，猛兽驯服在他们脚边，他们或双手合十，或俯首微笑，背后都闪着金光。“佛祖显圣了，佛祖因我的虔诚而显圣了”。和尚激动得全身颤抖，不敢再逼视这金光闪闪的景象，只顾匍匐在地上顶礼膜拜。与此同时，他领会了佛祖无声的启示，立即许下了建造石窟寺的誓言，这就是后来的龙门石窟。

中国石窟寺的开凿多为就地选材、因地制宜。例如，洛阳龙门石窟建在质地坚硬的寒武、奥陶纪石灰岩上，在它的表面雕刻出很精细的纹饰与形象；大同云冈石窟建在较为松散的侏罗纪砂岩上，雕凿起来较石灰岩省力得多，因此较容易开出一系列宏伟的大型洞窟，但对于具体的形象却无法像龙门那样精雕细刻；敦煌莫高窟所在的鸣沙山，是由第四纪初期的沉积物酒泉砾石层组成的大小不等的鹅卵石和沙土的混凝物，石子虽然坚硬，但彼此间的粘力不大，虽可凿窟，但在上面雕刻就难以进行，于是莫高窟只能在砾岩上抹泥层，再制作泥塑像与绘壁画。各种各样的石窟寺，在最先设计的时候，一般都修建有木结构的窟檐以保护石窟，有的在窟前还加盖了木结构的佛殿，石窟是木结构佛寺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岁月的流逝，木质的建筑早已不存在了，今天人们所能看到的，就只有裸露在断崖间的一个个洞窟了。

如今，保存在中国大地上数不清的石窟寺，留给人们的已不仅仅是佛家思想的启迪，更重要的是，它们已成为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石窟艺术来自于现实生活，在众多的石窟寺中，包含着许多中国古代珍贵的建筑、雕塑、绘画的珍品，包含着取之不尽的研究古代宗教、哲学、艺术及风俗的资料；同时，不少石窟寺今天已开发成为风景与名胜区，游览石窟，可以使人们的心灵得到净化，将自己与宁静而辽阔的大自然融为一体。

石窟绘画与雕塑

石窟艺术保存了将近千年的壁画与造像。从这些作品中，完全可以证实：画人物，由“面如恨刻，削为容仪”，到“丰厚为体、大髻宽衣”的地主阶级的人物形象；画狗、马，由“螭颈龙体，喙尖腹细”，到曹霸、韩幹“画肉不画骨”的风格；画山水，由“人大于山，水不容泛”，到“乔林嘉树，碧潭素濑，笔格遒劲，湍濑潺潺”，以至发展到“一摆之波，三折之浪”，“主峰最宜高耸，客峰须是奔趋”的格调；画树林，由“伸臂布指，刷脉镂叶”，到“栖梧菀柳”，以至“屈节皴皮，纽裂多端”；等等，所有这些记载，在石窟壁画中，几乎都能一一予以证实。

石窟中各种各样的雕、塑像，基本上都是佛教造像，而佛教是从印度犍陀罗传过来的，因而这些形象开始是以犍陀罗佛教为题材的。表现艺术形象的技法，在汉代雕塑用阴线条表现作品细部的基础上，吸收犍陀罗的艺术风格，发展成为凸起的圆线条或扁平的线条。石窟的雕塑像，在南北朝早中期时，从题材上，以反映中国玄学化大乘学各种故事为主，偶有大幅的佛本生故事浮雕。在面相或衣纹上，又根据汉民族的生活习俗，有了较大发展。如晚唐四川大足的石窟造像，就是一例，这是我国雕塑史上的一大进步。过去一些学者认为，石窟造像就是犍陀罗雕塑艺术的东传，它违背了文艺作品是一定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反映的产物这一原理，其说法的荒谬，已为事实所证实。

由此可见，中国的石窟艺术，它是研究中国社会史、佛教史、艺术史的珍贵资料，是我国最重要的文化遗产之一，因此，必须妥善地加以保护。我们研究石窟，不能只在美术考古、美术史、作品的美与不美这些方面着眼，而要进行全面的研究。如果只局限在美术一方面，忽略了作品的内容和思想性，那就是一种片面化、简单化的研究方法。

晚唐四川大足的石窟造像

中国石窟知多少

20世纪初，一些外国人根据录于明清地方志和游记中的中国各地的石窟遗迹，调查了一部分重要的石窟。像日本人伊东忠太在1902年，调查了山西大同的云冈石窟；法国人沙畹在1907年调查了洛阳的龙门石窟。可是，还有不少外国人，在调查石窟的同时，也对石窟的宝贵财富进行掠夺和破坏。

新中国成立以后，石窟遗迹得到了应有的重视。全国各地对现存的石窟都开展了调查和记录工作，重新发现了许多湮没已久的重要窟龛。

在我国广袤的土地上，石窟数量之多，分布之广，都居世界首位。新疆的克孜尔石窟编号洞窟有236个；库木土拉石窟编号洞窟有112个；龟兹石窟群造像有8处；甘肃的敦煌石窟保存有彩塑达3000余身；山西大同云冈石窟有53个洞窟，1100多小龛，造佛像51000多尊；辽宁义县万佛堂石窟现存雕像400多尊；河南洛阳的龙门石窟窟龛有2100多个，造像10万余躯，题记碑碣3600多块；山西太原的天龙山石窟共8龛，雕像40余尊；河北邯郸响堂山石窟有7窟，北响堂山石窟分南、北、中三部分；山东济南的千佛崖皆为隋唐雕刻；南京栖霞山千佛岩290龛中造像515尊；浙江杭州飞来峰现存4窟及不少佛龛，保存较完整造像280多尊；四川大足石窟，现存石刻造像5万多尊，分布40余处。尚有一连串石窟分布于各地名胜地区，成为中外闻名的艺术瑰宝。

龟兹石窟群遗址

中国石窟艺术的发展过程

石窟艺术是佛教艺术的一个组成部分，开始是由西方传来的。从今天遗存的窟群来看，新疆拜城克孜尔的窟群，库车的库木土拉、森木塞姆、克子喀拉罕等窟群，是把佛本生故事变相，画在窟顶的菱形方格内，四周则画出所供养的佛、菩萨等像。敦煌的莫高窟，根据现存最早的窟，如第二百七十五窟的窟形，是在汉民族形式居室建筑的基础上，创造了纵长盉顶式，与新疆早期石窟的形制大致相同；两壁横幅画出汉画像石式的本生故事画，在题材上，与新疆石窟的壁画大致相同。这种早期作品，还保存着新疆地方（古代西域）石窟艺术与中原艺术相结合的艺术风格。

甘肃地区（十六国时五凉），由敦煌莫高窟到永靖炳灵寺，再南到天水麦积崖。其早期造像、壁画的题材与风格，完全是相同的。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太延五年（439年）统一河西以后，僧侣与信徒们多东迁平城。云冈早期的第十六至第二十窟，以及第七、八窟，造像的题材和风格，与河西、天水等地区早期造像的风格是相同的。这充分说明了石窟艺术是沿着由西而东的路线发展的。

炳灵寺石窟造像

北魏太和年中（486～499年），鲜卑统治集团为了加速北魏政权的封建化过程，加强镇压中原人民，实行了汉化政策。反映到石窟艺术上，以云冈、龙门为中心，无论何种形象，都采取了汉族形式的衣饰。由北魏首都平城、洛阳向外发展，西至秦陇、河西各石窟，南至巴蜀，东北至营州（义县万佛堂），东南至青、徐（云门山与驼山）都受到了影响。这是中国石窟艺术发展历程中的一大变化。根据这样的发展道路，全国最大的石窟群，如莫高窟、麦积崖、炳灵寺、寺沟等北朝中期后的石窟造像，完全可以说受到云冈、龙门造像的影响。北朝末期，四川广元千佛崖第七十二窟的佛、菩萨等造像，与甘肃天水麦积崖中晚期的造像风格是完全相同的，因此可以说，四川地区早期的石窟造像是受到麦积崖、炳灵寺石窟造像影响的。

隋唐时代，生产关系有某些改进，生产力有了发展。佛教是当时各阶级信仰的主要宗教之一，东西两京是全国的佛教中心。大寺院，如西京的大慈恩寺、大兴善寺、弘福寺，东京的福先寺等，都设有翻经院。而两京的大寺院，又都有当时著名画家所画的各种经变图。张彦远、段成式等人的著作，不仅记录了许多寺院壁画的题材，而且还记录了这些壁画风格上如何优美。这样就便于把这种艺术风格推广到全国各地。莫高窟中唐代各期所画的壁画，尤其初、盛唐时期的壁画，虽不能与文献中所记两京寺院的壁画相媲美，但可以肯定地说，许多画风是与画史所记各大家的风格相一致的。

五代和宋朝以来，石窟艺术不像以前那样发达了，开凿的石窟也比较少，因而渐趋衰落了。不过像大足龙岗山、佛湾的造像，如《父母恩重经》的浮雕，却更接近人间气息，这是以前各代石窟造像所不能比拟的。

中国石窟的分布

据有关方面考察而知，我国的石窟寺及摩崖造像十分普及，它们分布在新疆、青海、甘肃、陕西、辽宁、内蒙古、宁夏、山西、河南、河北、山东、江苏、浙江、福建、江西、湖北、广西、云南、四川、西藏等多个省区，在世界上可谓分布面最广、数量最多，延续时间也最长。

中国的石窟可分七类：①窟内立中心塔柱的塔庙窟；②无中心塔柱的佛殿窟；③主要为僧人生活起居和禅行的僧房窟；④塔庙窟和佛殿窟中雕塑大佛像的大像窟；⑤佛殿窟内设坛置像的佛坛窟；⑥僧房窟中专为禅行的小型禅窟（罗汉窟）；⑦小型禅窟成组的禅窟群。根据洞窟形制和主要造像的差异，可分为新疆地区、中原北方地区、南方地区和西藏地区四个大地区。

1.新疆地区石窟

新疆地区分布在自喀什向东的塔里木盆地北沿路线上，集中的地点有三区：

（1）古龟兹区，在今库下、拜城一带。主要石窟有拜城境内的克孜尔石窟、库车境内的克孜尔朵哈石窟、库木吐拉石窟和森木塞姆石窟。其中克孜尔石窟规模最大，开凿最早，大约开凿于3世纪，4世纪至5世纪是其繁盛期，最晚的洞窟大约属于8世纪。其他三处，开凿的时间都比克孜尔晚，衰落的时间可能在11世纪。

（2）古焉耆区，在今焉耆回族自治县七格星一带，开凿时间约在5世纪以后。

（3）古高昌区，在今吐鲁番附近。主要石窟有吐峪沟石窟和柏孜克里克石窟。吐峪沟早期石窟约开凿在5世纪，柏孜克里克主要石窟是9世纪以后回鹘高昌时期的遗迹，最晚的洞窟有可能在13世纪。

新疆石窟多塔庙窟、大像窟、僧房窟、禅窟以及不同形制洞窟组成的洞窟组合，也有少量的禅窟群。5世纪以后，方形佛殿窟数量增多，出现了佛坛窟。焉耆、吐鲁番一带还有洞窟前面接砌土坯前堂和运用土坯砌建的洞窟。这些不同形制的洞窟，除一般僧房窟外，窟内都绘壁画，绝大部分原来还置有塑像。绘塑内容，6世纪以前，主要有释迦、交脚弥勒和表现释迦的本生、佛传、因缘等图像。6世纪出现了千佛。8世纪以来，中原北方地区盛行的阿弥陀和阿弥陀净土以及其他净土，还有一些密教形象，都逐渐传播到这里，壁画布局和绘画技法也较显著地受到中原北方石窟的影响。

2.中原北方地区石窟

指新疆以东、淮河流域以北，以及长城内外的广大地区。这个地区石窟数量多，内容复杂，是中国石窟遗迹中的主要部分，可细分为四区：

（1）河西区。甘肃黄河以西各县沿南山的地段，大都分布有数量不等的石窟。其中敦煌莫高窟延续时间长、洞窟数量多。莫高窟是现存最早的洞窟，开凿于5世纪，陆续兴建到14世纪。莫高窟以东的重要石窟有安西榆林窟、玉门昌马石窟、酒泉文殊山石窟、肃南金塔寺石窟和武威天梯山石窟等。这几处石窟除榆林窟外，都还保存5世纪至6世纪的遗迹。武威天梯山石窟有可能是历史上有名的凉州石窟的遗迹。

玉门昌马石窟的图像

（2）甘宁黄河以东区。主要石窟有永靖炳灵寺石窟、天水麦积山石窟、同原须弥山石窟、庆阳平定川石窟、庆阳南北石窟寺。同原、庆阳石窟始凿于6世纪；永靖、天水石窟始凿于5世纪，其中，炳灵寺石窟第169窟无量寿佛龛有公元420年题记，是中国现存窟龛有明确纪年的最早一处。

（3）陕西区。少数窟龛开凿于6世纪，主要石窟都开凿于6世纪以后，如7世纪开凿的彬县大佛寺石窟、耀县药王山石窟，8世纪开凿的富县石泓寺石窟，11世纪至12世纪开凿的黄陵万佛寺石窟、延安万佛洞石窟和志丹城台石窟等。陕西区石窟是中原北方地区晚期石窟较集中的一处。

（4）晋豫及其以东区。以5世纪至6世纪北魏皇室显要开凿的大同云冈石窟和洛阳龙门石窟、巩县石窟为主流，延续此主流的重要石窟有6世纪中期开凿的邯郸响堂山石窟和6世纪分至7世纪开凿的太原天龙山石窟。此外，5世纪至6世纪开凿的义县万佛堂石窟、渑池鸿庆寺石窟、济南黄花岩石窟和7世纪初开凿的安阳宝山石窟，也都与上述这批主流石窟有密切关系。晋豫及其以东地区石窟的承袭关系比较清楚，充分表现了佛教石窟逐步东方化的具体过程，因此，这个地区石窟在全国石窟中占有重要地位。此区开凿较晚的石窟，还有6世纪至8世纪开凿的益都云门山石窟、驼山石窟，11世纪开凿的内蒙古巴林左旗洞山石窟，13世纪至14世纪开凿的内蒙古鄂托克旗百眼窟石窟和15世纪至16世纪开凿的平顺宝岩寺石窟。

3.南方地区石窟

南方地区石窟数量较少，大致上有以下这些石窟：开凿于5～6世纪的南京栖霞山和浙江新昌剡溪大佛；开凿于8～12世纪的四川石窟，如大足大佛等；开凿于9～13世纪的云南大理剑川石钟山石窟。其中南京栖霞山石窟是中国江南地区最早建造的佛教石窟，由千佛岩和舍利塔构成。千佛岩开凿于484年南朝萧齐永明二年，完成与梁天监十年（511年），舍利塔建于隋朝。四川地区广元石窟是最早开凿的石窟，时间约为北魏延昌三年（514年）前后，后有北周、隋唐、元明清各朝陆续修建。此处石窟造像和麦积山石窟造像相近，可见此时南北佛教艺术已经开始交流。四川晚期石窟的代表则是大足石刻，始凿于于唐永徽年间即公元650年。

4.西藏地区石窟

西藏吐蕃时期的石窟十分罕见，现在所能见到的主要是10世纪后修建的。主要代表石窟有拉萨药王山等处。药王山石窟群中最重要的是查拉路普石窟。据明代《贤者喜宴》记载得知这座石窟是由松赞干布的藏妃茹雍主持开凿的，是当前考古发现的西藏最早的石窟。此外阿里地区还有一些石窟，大致修建于11～16世纪，是我们研究晚期藏传佛教艺术的实物史料。

中国境内的上述这四个地区的石窟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们相互影响借鉴，逐渐形成各自的独特艺术风貌。

石窟与建筑

石窟本身石窟外的建筑处理和石窟中的艺术品，所表现的古代建筑都是中国历史上各时代建筑艺术面貌的反映。

1.石窟寺的窟室形制

早期包括北朝的窟形以中心塔柱式为典型，类似于印度的支提窟。此外还有覆斗式方窟、平顶方窟和毗诃罗窟及穹隆式窟。

支提是塔的一种称呼，塔是信徒们尊崇的对象，认为绕塔回行是对佛的无尚恭敬。印度的支提窟平面纵长，前部凿筒拱顶，后部平面半圆，圆心处凿刻支提。中国的中心塔柱式窟保留了绕塔回行的礼仪，但形制已向着民族化的方向发生变化，而且由西向东，变化的趋势越发加强。早期克孜尔石窟前部也是筒拱顶，后部平面为方形，中心为一方墩代表塔，绕墩三面凿通道。敦煌的前部为横长方形，上凿仿中国木结构建筑的双坡顶，后部中心方墩凿成1层或2层的中国佛塔形状，但只是大致模仿。云冈的为方形平面，中心塔忠实模仿木结构楼阁式佛塔，有的可达5层。这个时期的佛寺，出于同样的宗教礼仪概念，也广泛采用中心塔式布局，所以中心塔石窟也是对于此式佛寺的模仿。云冈第6窟于此尤其明显，窟内绕中心塔柱在左、右、前三壁下部都浮雕出圈廊庑，后壁为一佛龛，是佛寺周廊和塔后佛殿的表征。

覆斗式方窟和平顶方窟平面都是方形，3壁或仅正面1壁开龛，前者在莫高窟、麦积山石窟、天龙山石窟等都有，其覆斗顶是对于用于尊贵场所的“斗帐”的模仿；后者主要见于云冈石窟、南北响堂山石窟等。它们的总体是当时不建中心塔的佛寺的表征。

毗诃罗窟也源自印度，其典型者是在一较大的方窟左右壁凿一排小龛室供僧人静修，后壁凿佛龛。在中国典型的毗诃罗窟很少，仅见于莫高窟，顶仍为覆斗形。

云冈石窟塔柱

穹窿式窟平面椭圆，穹窿顶，内雕大佛，是对于僧徒山野静修的草庐的模仿，典型者可见于云冈最早开凿的昙曜五窟。

隋唐的洞窟以莫高窟最多，其典型者是北朝已出现的覆斗窟。大都只在正壁开一龛，隋及初、盛唐为梯型龛，可认为全窟仍是对于整座佛寺的象征。中唐后改为盉顶形佛帐式龛顶。佛帐一般是放在佛殿内部的，所以可认为全窟只是一座佛殿的象征。覆斗窟中心高起，没有平顶的压抑感，各壁都没有中心柱的遮挡，适应了大型经变画大量出现的要求。唐代莫高窟还有个别的大佛窟和涅槃窟，前者内造高达30米的弥勒佛，大佛窟窟内下大上小，强调了仰视时的透视错觉，窟的上部前面开设明窗，加强了大佛头部的采光。后者平面横长，安置佛涅槃卧像。隋唐时在莫高窟和炳灵寺、天龙山等石窟还有个别的中心塔柱式窟，是这一时期中心塔式寺院仍有建造的反映。中心塔柱式窟在宋代也还极个别地出现过，如大足石窟毗卢道场窟。

五代和北宋的代表窟形是莫高窟广泛凿建的背屏式窟。覆斗顶，四壁不再开龛而在窟内中心靠后凿大佛坛，坛四周为通道，坛后留出直通至顶的背屏石壁，应是佛殿扇面墙的仿造。塑像置于坛上，和人处于同一空间。

2.石窟寺的窟檐

早期包括北朝的石窟在石质稍好的地方，窟外都凿有许多石质窟檐，如云冈、麦积山、天龙山和南北响堂山等。一般都是前沿敞开，3间4柱，平面横长，凿入岩内，后壁正中开甬道与主室相连。窟檐都模仿木结构建筑，刻出柱、枋、斗拱、檐口、瓦垅和屋脊及鸱尾，是研究建筑史的重要资料，也表明了中国石窟民族化的过程。麦积山上七佛阁窟檐最大，面阔7间，通长达31.5米，列柱高可达9米，上部就岩壁凿出庑殿屋顶形。在石质不宜雕刻的地方，如克孜尔和莫高窟则建造木构窟檐，岩面上留下了许多木构件插入岩壁的孔眼。窟檐是从外部空间进入到窟内佛的空间之间的必要过渡，同时也大大改善了石窟正立面的形象。

莫高窟还保存有5座唐末宋初的木结构窟檐实物，其中4座北宋窟檐仍相当完好。斗拱雄大，出檐深远，通过定量比较研究，可以证明它们都保留有很强的唐代风格。它们都没有角翘，和当时敦煌壁画里的建筑形象一致。在中国唐代木构建筑实例非常罕见的情况下，是研究建筑史的重要资料。

3.石窟中的壁画和石刻表现的建筑

在石窟中，宗教题材的壁画和浮雕中保存的建筑形象资料非常丰富，时代从十六国晚期下迄于宋和西夏，延续800年之久，建筑类型包括有城市、宫殿、宫阙、佛寺、佛塔、住宅、坟墓等许多建筑组群和亭、台、楼、殿、廊、墙以及桥梁等许多单体，还表现了如台基、栏杆、梁、枋、门窗、斗拱、屋顶和脊饰等各种部件、装饰及色彩。它们和窟形、窟檐一起，在许多方面都填补了建筑艺术史研究的空白，尤其对于从魏晋到盛唐之间建筑实例十分稀少的约400年，具有更重要的意义。石窟中的建筑资料以敦煌壁画为最重要，它的延续时代最长，资料最多，类型最丰富。此外，在云冈、麦积山、炳灵寺、龙门、大足和其他一些石窟的壁画或石刻中也都有所表现。

建筑的院落式群体组合方式是中国古代建筑艺术的重要特征。现存建筑只有辽金时代才有一些院落不完整地保存下来，但在敦煌壁画里从隋代开始就已画出了成组群的建筑，唐宋画出了大型院落的壁画数以百计，表现了丰富的组合方式和高度的建筑艺术水平。其中盛唐以前以凹字形平面组合为中心，前有水池，池中建平台的构图方式在日本古代建筑中还有许多实例。大足和四川的其他石窟也有唐宋时期的大型组群石刻浮雕。

敦煌石窟佛像

敦煌石窟从十六国晚期至唐的许多阙形龛和宫阙，明确地反映了从汉代到隋唐以后又延至明清阙的发展过程。敦煌壁画和云冈石刻中有几百座塔，表明了在实例中十分罕见的楼阁式木塔实际是古代佛塔的主流，反映了印度的窣堵波塔和中国阁楼融合过程中的中间状态，还提供了在北朝时中国已建造过金刚宝座式塔的例证。敦煌壁画里的几百座城垣对古代城形、城墙、城门、城楼、角楼、马面以及里坊制和古代新疆地区的城垣情况提供了丰富的形象资料。敦煌壁画还画出了多座唐宋住宅，其典型者分前后两院，与北京现存的明清四合院住宅相当一致。

建筑部件和装饰、色彩资料也以敦煌壁画最丰富，其中斗拱可达万朵，细致地反映了由北朝至西夏斗拱的发展史。壁画里的建筑绝大多数都没有角翘，结合也没有角翘的窟檐，可以为研究中国建筑重要的形象特征——角翘的形成和发展历史提供直接的材料。